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宝宝寒

　　沦陷区的除奸任务更多的是由军统来完成的，仅39年秋的两个月间就干掉了四十余名大小汉奸，这就是抗日神经战啊，76号则在李世群的率领下激烈反击，一时间大批军统基层组织被破坏，大批军统特务被捕，上海滩风声鹤唳。戴笠真急眼了，告诉周佛海，去跟李世群说，意思一下就行了，还玩儿真的啊。周佛海这人很有意思，他是中共创始人，国共合作时加入国民党，然后就没有退出来。抗日战争一开打，他就成了“低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武汉会战”后，他对抗战彻底失去信心，最后伙同汪精卫一起跑到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本以为自己的国民政府组建完成，蒋介石那边也就交代了，自己这边正好接管全国政权。可他万没想到日本人打完“武汉会战”竟然打不动了，蒋介石政权一时半会儿似乎是完蛋不了了，正好这时候军统特工过来策反，周佛海乐的脚踩两只船，从此成为骑墙派，一方面替伪政权做事，一方面给军统服务。在他的运作下，军统和76号两下休战，你也别惹我，我也不惹你，咱们都歇会儿。
　　这个李世群的面目让我感觉很模糊，76号名义上是丁默邨一把手，但大多数时候都是这个李世群做主，他一方面疯狂的和抗战特工们作对，另一方面，他对被抓获的军统或中统的高级特工提供了很多帮助，包括释放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王因为这么轻松的就逃出76号而被戴笠猜忌，下令诛杀，遂愤而投敌）、协助成功刺杀伪政府外交部长陈箓的军统杀手刘戈青越狱、掩护军统上海站站长余祥琴逃生、参与刺杀丁默邨等。难道他和周佛海一样，也是骑墙派？可骑墙没有这么骑的啊，所谓骑墙应该是两边买好才对，哪有李世群这样对两边都下死手的。李世群后来横死，死于阿米巴菌中毒，在发病前一天，他赴了个宴会，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做东，主流看法是冈村指使下的杀手。李世群死于非命后，汪精卫厚葬了此人，却并未追查真凶，给冈村之说留了一个有力的注脚。可却为大家留下了诸多不解之谜。
　　是日本人兔死狗烹吗？显然不是，此时的兔子蹦的还很欢。
　　那就是军统锄奸？也不像，按照军统习惯，除掉一个汉奸是要大张旗鼓的宣布对此事负责的，但没有。
　　李世群是暴露身份的潜伏特工？如果真是如此，日本人就不会用暗杀手段了。
　　我们前面说了，李世群是中统和中共双面特工，但对于他为何从潜伏到公然投敌，我看到的资料都语焉不详，有个版本说李世群的投日是中了川岛芳子的美人计，而且连床第之事都描写的细致入微，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不真实，之后查找资料，也未发现关于此事有意义的证据。因没有发现他在投敌之前被抓获的资料，所以他投敌的可能无非就那么几种，我们来分析一下：
　　一是被日本策反，可能性存在，但却存有疑点，日本人是怎么发现这个潜伏特工的，由谁负责策反的？
　　二是被中统指派打入日军内部，可能性存在，毕竟之前他就是中统特务，且协助中统刺杀丁默邨。
　　三是被军统指派打入日军内部，可能性存在，虽然他极大的破坏了军统地下组织，但也屡次帮助了军统，至于说戴笠公开说要杀他后快，没准是保护他的手段。
　　四是被中共指派打入日军内部，可能性存在，毕竟之前他就是中共特务，且在76号时期，一直和中共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李世群身边工作的关露就是中共联络员，有首歌大家肯定非常熟悉：“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关露就是这首歌的词作者。
　　这实在十分的无间道，那么李世群到底是万恶的汉奸还是杰出的中国间谍呢？

宝宝寒

　　如果李世群是被日本策反的，那么日伪档案中应有记录，毕竟李是日伪集团中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我确实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记录，川岛芳子那段床戏实不足采信。同时，如果真是意志不坚定，贪生怕死的话，他又怎么会连续救出多名中国特工，要知道这是一样要承担极大的风险的，如果贪生怕死他完全有能力远走他乡的，而且咱们前面也说了，骑墙也不是这么个骑法，而且最后他死在了日本人手里。
　　如果是被中国抵抗势力指派的话，那他的死就应该是牺牲啊，指派他的人应该为其记功并嘉奖才对，可中统、军统、中共全无动静，难道不正好说明此人是汉奸吗？我认为还不能这么简单推理，像李世群这样级别的特务，不太可能单枪匹马的，围绕他会有一个严密的组织，如果他真是中国抵抗势力的卧底，如果高调表彰，不等于把他周边这些同志给出卖了吗？日本人跑了后，内战紧接着爆发，李世群所属的特务组织恐怕会继续潜伏，所以也不能说，为了弄清楚李世群的真面目，我曾想去查查76号中这些特务的归宿，但显然是徒劳的，没有查到任何信息。
　　那就算当时不能说，但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现在还没人说，不就说明此人是汉奸了吗？我认为仍然不能这么说，因为非常诡异的是，所有能证明李世群清白或不清白的人，在战后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无法说出其中的秘密了。
　　特高课这边，土肥原贤二和川岛芳子战后都被判处了死刑并于1948年执行，尽管川岛芳子极其神秘的逃脱，但之后隐性瞒名30年，直到去世若干年后，才被后人逐渐撕开其面纱。
　　伪政府这边，汪精卫抗战结束前就死了，战后，丁默邨被判处死刑，47年执行了，周佛海被判无期徒刑，48年因心脏病突发死于狱中。
　　中统和军统这边，局长都不正经管事，真正管事的是两个副局长徐恩曾和戴笠，如果李世群真的是卧底特工的话，必然是十分秘密的事，所以知道内情的只能是他们俩，顶多再有周围一两个人而已，而且他俩还不可能同时知道，徐恩曾如果知道，戴笠就铁定不知道。在抗战胜利前半年多，徐恩曾因走私军火，被“撤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戴笠则是在抗战胜利之初坠机身亡。以上四人中，只有徐恩曾在50年代出过一本回忆录，但我遍访网络，却无法找到其原文，节选部分都是有关顾顺章的，关于抗战部分，我一个字也没找到。
　　接着，我们来看看中共，中共和李世群直接联系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敌后地下工作的总负责人潘汉年，一个是李世群和中共的联系人关露。如果李世群是中共指派打入敌人内部的，那么抗战结束后，乃至建国后，他们都不能说出真相，李世群如果是共党，那么很多很多和他有联系的同志会受到连累，毕竟还有很多“余则成”继续潜伏。那他们俩以后还没说，难道不能说明李世群是汉奸吗？我认为还不能，因为55年，两个人双双被捕，其中一项重要罪名就是与日伪头子李世群勾结。我们不知道潘汉年是如何替自己辩护的，也许他根本没给自己辩护，或者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根本没有给他辩护的机会，我们只知道漫长的牢狱之灾中，最后将潘汉年的身体彻底摧毁，在“文革”刚刚结束时，饮恨离世。那关露呢，她怎么样了？55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她在狱中，从日伪时期就被人说成汉奸，抗战胜利了仍不能替自己辩护，连身为高官的男友王炳南也和她断绝了关系，最后，一代才女疯了，春天里那百花香并不属于她，和暖的太阳当空照，却照不到她阴暗的小屋，在自己和潘汉年被平反后，孤独的她在自己十平米的陋室中自杀身亡。

宝宝寒

　　在对日的秘密战线上，除了暗杀和策反外，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金融战争，而是无线电破译。
　　其实说金融战争有点高抬了战斗的双方，说简单点吧，就是造假币。日本人印，咱们也印，然后再由双方的特工们想办法在对方控制区花掉，借以解决自己资金的不足，同时打击对方的经济。日本从1938年底开始，一方面在沦陷区用新的日本货币置换原来的法币（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另一方面开始印制法币，到45年共印了40多亿元，而战前中国法币数量总共不超过14亿。日本人印的这些虽然属于伪钞，但那是国家行为啊，和现在黑社会印假钞不一样，是有当时一流的技术人员参与的，而且从香港缴获了国民政府印钞厂的设备和原材料，那印出来根本就是真的。国民政府这边也不含糊，你不就有些日本专家吗？我联合美国、英国的造币公司，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一个合资伪钞工厂，从美国购买纸张和印制设备，挑选“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夜以继日的印日钞。其结果当然就是使市场上货币数量激增，在双方特工人员的努力下，不论是国统区还是沦陷区，物价都飞涨起来，双方都损失惨重。相比之下，共产党控制区受到的打击最小，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控制区自己发行钞票，不使用法币，因为技术和条件的限制，边区的纸币全部是以手工印刷，采用的纸张是山西本地产的，在纸浆池中加入各种有色纤维来防伪，这种土的不能再土的钞票倒把日本专家给难住了，这破玩意儿怎么仿造啊？加上共产党控制区毕竟经济总量有限，干脆还是全力印法币吧。待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收拾这个被双方搅合的异常混乱的金融体系时，出现了重大失误，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而共产党这边的土票却非常坚挺，通常认为，国民党最后败走台湾，金融体系崩溃是一个重要原因。
　　无线电监听、破译和情报分析是中国特工为抗战做出的另一大贡献，在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中，军统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可中国最优秀的密码破译专家却是中统出身的池步洲，此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妻子是日本人。其中最出色的战绩是破解了日本海空军的密码，并根据破译的电文，认定了日军将在星期天向珍珠港海军基地发起攻击；破解了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出巡日程的电报，使美军空中截击成功。上海解放前夕，他自问一生清白，拒绝撤退台湾1951年“镇反”中被捕，第二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晚年他与妻子回到日本，终老他乡。

宝宝寒

　　第四十四章 到延安去
　　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同时存在着四个政权，一是定都新京（长春）的伪满洲国，名义领导是被日本人扶持上台的溥仪，此人在任期间无任何作为，典型的傀儡。二是定都南京的伪国民政府，领导人是汪精卫，日本人希望他成为第二个溥仪，但和溥仪不同之处在于，汪精卫为摆脱傀儡地位，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努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独立于日本人的自治。三是定都重庆的国民政府，领导人是蒋介石，这个政府领导了全国八年抗战。第四个，是名义上隶属于重庆国民政府，而实际上却自行其是、处于半独立状态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所在地在延安，领导人是毛泽东。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当初委身国民政府，是在西征失败、走投无路下的无奈之举，自始至终，毛泽东都没有想过真心归顺，蒋介石当然也不傻，他也从来没有奢望过毛泽东真正为己所用。如果不是日本人的疯狂与骄横，如果不是张学良的一时冲动，国共的再度携手几无可能。
　　陕甘宁边区政府，脱胎于当年的苏维埃政府，但其执政纲领上有了很大转变，首先他建立起自己的法律及司法体系，很少使用国民政府的法律，实现了事实上的自治，另一方面，他放弃或暂时搁置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再延续井冈山时期的严厉打击地主、富农的做法，不再沿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主动弥合与国民党及国军的紧张关系。在边区实施民主政治。1941年，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及边区政府提出了施政纲领，摘录如下：
　　*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政治权利)，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
　　　　*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与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
　　　　*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
　　　　*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增强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纪律，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
　　　　*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同时健全财政机构，调整金融关系，维护法币，巩固边币，以利经济之发展与财政之充裕。
　　　　*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
　　　　*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
　　　　*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
　　　　*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
　　　　*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举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
　　看到这些，不禁眼前一亮，很多条目时至今日依然有其现实意义，说明在经历了井冈山失败之后，中共在执政理念上已经开始从幼稚转向成熟。
　　

宝宝寒

　　中共是这么说的，也是努力这么做的，在贫瘠的陕甘宁地区，开拓出了一个民主的新气象。从晚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几十年来，无数先烈为之奋斗的不过就是铲除专制、建设民主。而中共此时提出并实施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及主动让出三分之二的候选名额并将其制度化的做法，凸显高风亮节，将保护私产列入施政纲领，与早期共产党狂热的“左”倾做法完全不同，为其赢得广大民众支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武汉会战后，正面战场的国军与日军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少有动作。这时候，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却在敌后干的风生水起。维持沦陷区秩序的除少数非主力日军外，剩下的就是伪军，这些玩意儿们跟着汪精卫投降日本，自觉理亏，加上自身战斗力也确实上不了台面，所以他们总是尽量避免与正面战场的国军作战，日本人何尝不知道他们大都是原来的国军，也怕把他们搁到正面战场再直接投降了过去，所以也就不强人所难，把他们放在了后方。在敌后战场上，虽然同时存在着许多国民党游击队，但要说真正打出一片天地的还得说游击战的绝顶高手八路军，本来和国民党打了十年，大家就不是特别和睦，现在你们投降了日本人，打你丫的于公于私、对天对地都说的过去。中共说他抗击了几乎所有的伪军，应该是没问题的。经历过长征的洗礼和百团大战考验的八路军，在战斗中逐渐提高着自己的战力，萎靡的伪军成了八路军最好的陪练，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各种各样的小规模战斗，日积月累、反复争夺之下，日伪始终无法对广大农村实施有效统治，重庆国民政府任命的地方官因为和群众缺乏沟通的也起不到作用，倒是共产党在敌后广大农村逐渐建立起了坚实的基层组织。
　　在中共武装割据时代，其很多的表现更像流寇，“左”的那一套搞的风声鹤唳，往往调子唱的高，却无法给信任他们的百姓带来实际利益，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更是对过头的“暴力革命”嗤之以鼻，在红军改编之前，其民众支持率已经下降到了冰点。及至抗日战争爆发，人们才惊奇的发现，这群印象中的“土匪”，竟然使崇尚民主的，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在沦陷区他们不间断的对敌进行骚扰和蚕食，将广大的农村控制在了自己的手里。当时，有大批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放弃了沦陷区相对安稳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到大后方去”，投身到抗日的洪流当中，开始大家更多的是去国统区，但到了抗战的中后期，开始有大批青年来到了陕甘宁，他们的口号是——到延安去。
　　对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我充满了崇敬，他们学习了近现代的知识和文化，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同时他们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博大胸怀，和“舍生取义”、“宁折不弯”的优秀品质。那是一个识字率很低，文盲遍地的时代，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却用他们并不坚实的臂膀肩负起了民族的危亡，中华民族得以存续繁衍，依靠的就是这些民族的脊梁。不错，那个时代有很多的知识分子成了汉奸，但你能说出哪个知识分子是因为贪生怕死、因为贪财好色而成为汉奸的吗？不敢说没有，但敢说不多。下面一句话，也许会犯众怒，但我还是要说：理想永远属于知识阶层，文盲大老粗不配也不可能拥有理想。关于这一点，写到文革时，我会继续阐述。当然，知识阶层并不天然拥有理想，大家放眼四顾，甚至照照镜子，就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没有理想，甚至不知理想为何物的知识分子，关于这一点，写到21世纪时，我再来阐述。
　　除了沦陷区，还有许多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也闻讯来到了延安，这样一个伫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破败的边北小城，是用什么吸引了那么多知识青年，甚至是知识精英一批批来到这里，并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坚定的留了下来，乐观的生活下去呢？答案很简单，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就是那么“贱骨头”，名利难动其心，钱财不夺其志，他们追求的就是前辈们尚未完成的民主与共和，他们渴望的是百姓的安康、国家的富强，而在延安，他们似乎看到了实现这一愿望的可能：
　　在延安，将军与士兵穿着一样的粗布军装，官兵平等，亲如兄弟，十八集团军上将总司令朱德被误会成马夫，即是一个笑话，又是这支部队性格的真实写照；
　　在延安，没有官员只有公仆，“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
　　在延安，调动大家积极性，不靠封官许愿，而是一个“天下大同”的奋斗目标；
　　有理想的人是快乐的，实现理想的过程是快乐的，因此延安处处充满了欢声笑语。根据美国学者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Ｗ•克莱因的统计，1938年末，等待批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有2万人。到40年代初期，延安已经形成一个约４万人的知识分子群体，此时陕甘宁边区统共才有200万人口啊。
　　

宝宝寒

　　延安时期，是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蜜月期，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横看竖看都无比的顺眼。蒋介石当然知道心高气傲的毛泽东绝非池中之物，因此处处提防，军统特务们在抗日之外，还忙里偷闲的挤出了很多闲工夫，收缴红色书籍了、跟踪有红色倾向的老师学生了，总之什么没用就做什么，人就是有这臭毛病，你越不让我看，我越想看，你越说那东西不好，我就越想亲身见识一下这东西哪不好。反观共产党这边，就聪明的多，不做劳而无功的思想桎梏，来了欢迎，想走欢送，我也不派特务跟踪你，这份从容与自信，反而让广大知识分子感觉到了自由与民主。思想这东西，靠堵是堵不住的，我每发一贴，你都审半天，还要整天说自己是言论自由的，鬼才会信。
　　抗战中的陕北，虽然物质匮乏，但没有日军的骚扰，生活还是很悠闲的，悠闲的生活往往就会生出事端。在延安，有一个美国女记者叫史沫特莱，虽然说不上漂亮，却有着美国人惯有的活泼与豪放，她可以当众拥抱朱德，顺便亲上两口，她还教大家跳那种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交际舞，这在女人大都裹脚的陕北，可算相当出位了，而毛泽东还就非常喜欢和这个长自己一岁的美国女人聊天，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的神侃，给毛泽东充当翻译的是演员出身的吴光伟，号称延安第一美女，后来吴光伟已经不是翻译，而是毛泽东一个很谈的来的聊友了。看来主席和我的爱好差不多，我也喜欢在美女面前卖弄自己的口才和文采。
　　有时候毛泽东会主动到史沫特莱和吴光伟的窑洞，有时候是史沫特莱写个便条，邀约毛泽东，搁现在来看，似乎也没什么，可对于贺子珍来说，这就实在难以忍受了，不光抱着这个美国女人扭来扭去，还跑人家窑洞一唠就半天，成何体统啊。终于有一天，贺子珍冲入了史沫特莱的窑洞，正撞见毛泽东和那个第一美女聊着正欢，可把贺子珍气坏了，没说两句就动了手，史沫特莱闻声从里面冲了出来，俩打一个，异常尴尬的毛泽东急忙和警卫员将三个女人拉开。吴光伟受到贺子珍的辱骂，自然不肯罢休，四处告状，贺子珍让史沫特莱打了个五眼青，嚷嚷着要宰了她，于是闹的沸沸扬扬。很快，三个女人，以各种不同的理由离开了延安。
　　我讲这段，不是对领导绯闻感兴趣，本文重点就不在这里，之所以写这个，是因为要为一个重要人物的登场做个铺垫。
　　就在这三个女人相继离开延安的那段日子里，又有一个女人来到了延安，并且将走入毛泽东的生活，她叫李云鹤，但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更熟悉她的艺名——蓝萍，她是一个演员，确切的说是一个电影明星，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绝不输给吴光伟，比吴年轻三岁，名气却比吴光伟大的多，属于当时的准一线明星。更重要的是，此人是1934年的老党员，在讲究政治信仰和理想的时代，这个在中共最困难时候入党的同志自然是应该得到信任的，蓝萍来到延安后，将名字改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江青，意为“青出于蓝”之意。
　　江青幼年在山东诸城，随给人帮佣的母亲生活，母亲的雇主姓张，张家有个少爷叫张宗可，此人我们之前提到过，就是那个跟随周恩来，抄了顾顺章满门的赵容，此时他也在延安，已经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党校校长了，名字也改了，叫康生。江青的到来和这位当年的少爷并无关系，她甚至不知道这位旧相识已经官居要职。
　　贵为大明星的江青，远没她那些80后、90后的后辈们大牌，在穷乡僻壤且官兵一致的陕北，她得不到什么特殊照顾。当然，如果是追求物质生活，他们也不会来陕北。在陕北的江青，还干她的老本行——演戏。终于，在一次演出中，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头一天看完，第二天又看了一场，然后指示警卫员说：鲁艺学生生活困难，给他们送点大米吃。这是一个极高的礼遇了。接着，江青和毛泽东开始了频繁的交往，相差21岁的两个人相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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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热衷于探寻二人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大部分版本认为是江青主动和毛泽东接近，以博欢心。其实，不要说当年，就是狗仔队猖獗的今天，你知道张柏芝和谢霆锋是怎么回事吗？此时的毛泽东有地位、有才气、有阅历，正处于男人一生中最具魅力的时期，且单身一人独处延安，而江青成熟、稳重，才色俱佳，也正耍单，所以我们只需要知道，二人很般配就行了。
　　于是，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了，要娶江青为妻，现在大家想结婚已经不需要组织批准了，可那会结婚却不单纯是两个人的事。贺子珍虽然离开了延安，但之前她已经把“吴光伟事件”弄的尽人皆知，让很重名节的共产党人多少会对毛泽东产生看法，尤其是那些参加了长征的将军夫人们，很为贺子珍不平，吴光伟和史沫特莱就是在这种压力下离开的。毛泽东此时的处境比要娶宋庆龄时的孙中山还要尴尬，宋庆龄好歹是大家闺秀，可江青算什么啊？她是一个戏子啊，不是常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吗，她24岁的年龄，之前已经有过三段婚姻了，你堂堂中共的一把手，我们还指望你领导我们向前进呢，你可不要沉迷女色啊。自己这帮哥们们反对也就罢了，哥们的老婆们也反对，你现在要娶上海来的明星啊，那贺子珍算什么啊？她可是跟着你从井冈山走了两万五千里到的陕北啊。
　　那怎么办呢？毛泽东就是要和江青住在一起了，咱这党中央倒是批还是不批呢？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最后来了个约法三章：
　　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从约法三章中我们看到，一、中央不承认他们的婚姻，二、找个女明星照顾领导起居，这算是中央给你老毛的特权。三、江青，你无名无分，我们也不准备给你名分。
　　这个约法三章是由台湾方面披露的，据说是后来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缴获了一批中共文件，内中有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的一个笔记本，其中记载了这些内容。
　　在约法三章的背景下，毛、江没有举行婚礼，就搬到了一起，在毛、贺婚姻关系解除后，江青的毛夫人地位依然未被正式确立，这个曾经叱咤上海滩的明星，这个有着极强表现欲的女人，从此开始了二十多年的低调生活，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巨人背后的女人，竟最终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
　　

宝宝寒

　　在延安的政治生活中，还有一个为期三年的整风运动，史称“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个整风的直接结果，就是将王明彻底逐出了中共核心领导层，深层作用，使中共的骨干力量思想愈加统一。在抗战如火如荼之际，中共还有精力和时间来做这些形而上的事情，说明日本人给予延安的军事压力确实不大，另外，相比于国民党，这也是中共棋高一着的地方。只不过这次运动的成功，成为了毛泽东乃至中共的一个宝贵经验，以至于对运动的热衷与依赖与日俱增。
　　在“整风运动”开始不久，在中共的号召与安排下，又开始了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大部分来源于国民政府调拨以及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1938年，外援占边区经济总收入的51.6%（50%-85%）。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从1940年起，国民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军饷，而且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边区的一切外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难以维持。出现这种情况，通常认为有三方面原因，一方面在旷日持久的战争压力下，中央政府财政困难愈发严重，另一方面，国共不断的摩擦及八路军的不听号令，使得本来的嫌隙进一步扩大，第三呢，中共扩军速度之快，势力增长之迅猛，让国民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危机感。其实这三条原因不错，但却不全面，它是把中央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救济当做理所当然的前提下总结出来的。可大家要考虑一下，中央政府的钱从哪来呢？油印机里可以印出钞票，却无法印出钱来啊。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靠的是各地上交的税款（当时的外援还微乎其微），而陕甘宁边区自收自支、分文未缴，中央政府也未强行征收，按理说它是可以做到收支平衡的。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更多的是因为，只有200万人口的控制区，却要负担数十万战斗部队及非生产人员，而这战斗部队超过中央政府给予的编制十数倍，且不接受中央政府调遣，即所谓的“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中央政府的断绝给其的拨款，实际是在情理之中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安排军队屯垦，“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边区今年的生产运动是认真进行了的。须继续总结经验，达到解决困难之目的。”，“开展生产运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第一个根据是人类几十万年来都是自己搞饭吃，全中国的农民都是用自己的手来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双手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呢？况且，就部队来说，全体都是劳动者，年富力强，怎么还会有饿饭的事情呢？第二个根据是留守兵团的农副业生产取得了成绩，既然部分的生产运动有成绩，为什么普遍的就不能搞呢？第三个根据是边区地广人稀荒地很多，只要降一点雨下来，就可以耕种”。在大生产运动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359旅，他们被调到了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人们战天斗地的热情终于换来了相当的回报，中共的政权和部队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得以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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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章 生命线上的绞杀
　　1938年，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嚣张的气焰终于被暂时压制下去，可对于本就处于极端劣势的中国而言，情况就更加糟糕，因为绝大多数的工业基地被日军占领，中国的自我补给能力大部被摧毁。与此同时，所有的出海口都被日军攻陷，被压缩在西南一隅的国民政府，又无法与苏联建立有效联系，使得我们获取外援也变得异常困难。
　　所幸的是，就在武汉保卫战失败的时候，滇缅公路通车了。1938年初，在南京陷落后，未雨绸缪的国民政府开始组织修建滇缅公路，在抗日热情的鼓舞下，滇西28个县的20万民众自带口粮和工具，风餐露宿，劈石凿岩，以汗水、鲜血乃至生命为代价，在高山峡谷激流险滩上，在滇西、缅北的山野上，愣是用10个月时间开凿出一条绵延990公里的山间公路。在日军攻陷南宁，滇越公路中断后，这条仓促而就的滇缅公路就成为了中国唯一一条联系外援的通道，几乎所有的外部养分都要从这里输入，因此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生命线。
　　日本此时的日子也不好过，国内贫乏的资源使它本就无力支持和中国的长期军事斗争，由于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的存在，又使其无法顺利达成“以战养战”的目的，此时，美、英公开的支持中国，对日本实施了经济封锁，使日本的战争资源迅速走向枯竭，到了1941年下半年，日本的石油储备仅够维持半年，他似乎只有从中国撤兵一条路了。可此时的日本人已经疯了，疯子的特点是，敢于想正常人所不敢想，做正常人所不敢做的事，他们决定做三件事，第一，彻底摧毁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力量，打破其对日海上封锁。第二，对东南亚各国发动全面进攻，以获取这里富庶的战争资源。第三，摧毁中国的生命线——滇缅公路。
　　疯子经常可以偷袭得手的，那是因为正常人没有发现这小子已经疯了。美国人显然没有把日本人当疯子，所以其强大的太平洋舰队在几个小时内就被日军摧毁了，这天是1941年12月7日，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偷袭珍珠港”。
　　我们前面曾经说过，日本人很像鬣狗，他们团结起来，甚至可以打跑狮子，而美国呢，则更像一头雄狮，狮子有时候可以被鬣狗打跑，但狮子就是狮子，想让狮子承认鬣狗的强大，纯属痴心妄想。第二天，也就是12月8日，美、英同时对日为宣战，12月9日，重庆国民政府对德、意、日为首的轴心国宣战，此时的蒋介石，肯定非常开心，日本人疯的正是时候，从1931年918开始，10年的孤军奋战告一段落，中国终于拥有了强援。
　　11日日本的盟友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宣战，之前，德国意大利已经对欧洲各国都宣战完了，这场震惊世界的大群架后来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可笑的是，1943年1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对美英宣战，你说说你汪精卫老大不小的了，大人们打架，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日本这种疯狂的打法，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失去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掣肘后，日军可谓所向披靡，迅速将东南亚几乎所有国家罗列至自己编织的“大东亚共荣圈”麾下，这里富含石油、矿藏和粮食，这里的抵抗势力都三招两势就缴了枪，紧接着，他就要将自己的魔爪伸向滇缅公路，准备一举掐断中国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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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宣战是毫不犹豫的，但要想在短期内恢复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可不是一句话的事，而英国此时正被德国按在地上狂扁呢，哪里有暇他顾，所以英国的战略就是保住其在远东最大的也是最富饶的殖民地印度，其他地方，恐怕就有心无力了，可如果你英国不尽全力，缅甸哪里挡的住疯狂的日军，一旦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持久抗战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靠天、靠地、靠朋友，都不如靠自己来的稳妥，所以为今之计，我们只有自己组织远征军，开赴缅甸，保卫我们的生命线。
　　关于中英协防滇缅公路的谈判，其实在1941年春就开始了，但直到珍珠港事件后的半个月，中英才正式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签订完之后，也并没有马上允许中国军队进入缅甸，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不到万不得已，英国人不希望中国军队进入其殖民地，二是他也实在瞧不上中国的战力，100年前，他们随便弄两艘炮艇就能把咱们给灭的一塌糊涂，所以遭到人家的轻视乃至蔑视，纯属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要说百年前的英国，那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强国，但百年来，却走上了一条垂垂老矣之路，原来凭借祖上留下的家产，尚可混个表面风光，等到二战爆发，则原形毕露，早已没了往日的威风。在缅甸的英军总共没有多少人，面对6万多疯狂日军的进袭，败的连点风度都没有了，这才急忙招呼中国远征军入境。
　　当中国十万远征军在杜聿明将军率领下，杀入缅甸时，才发现英缅联军正和日本人比赛马拉松呢，结果是打是打不赢，跑还跑不过，第一师让人家追上给包围了，好在中国远征军第38师113团，在师长孙立人和团长刘放吾指挥下，将英国人救了出来，说：你们撤退，我掩护。英国人非常配合，马上说：你们掩护，我撤退。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英国人跑到了印度，所谓的中英协防，变成了中国独立防守。
　　没有了英缅联军的配合，不要说在人生地不熟的境外，就是以逸待劳，我们也从来没有在两倍于敌的情况下占到过便宜，这次能够坚持半年，只有一万多人的损失，已殊为不易，可是缅甸主要城市已经丢失，滇缅公路落入敌手，我军已无力夺回被日军切断的生命线，战略目标无法达成，那么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可在撤退路线上，中印缅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与杜聿明发生了分歧。史迪威希望中国军队撤往印度，从战术上讲，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只要一个小跨步，就可以脱险，但近10万外国军队明火执仗的开进印度，却不能被英国和印度政府所接受，所以英国人提议，中国军队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然后再行安排。
　　远征军的司令长官本是陈诚，但他因故没有到任，所以年仅38岁的杜聿明以副司令长官之职代行司令之事，杜聿明认为，让我们堂堂国民革命军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他国国境避难，是对中国军人的莫大侮辱，尤其是对面准备接收自己的是屡次欺负过我们的英国人，这样血气方刚的杜聿明不能忍受，因此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该回中国去。我想我有自己的国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道路，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 “杜聿明决不会改变主意，除非我不再是军长。”
　　后来，国民政府派罗卓英接替陈诚，成为杜聿明的顶头上司，命令杜聿明撤往印度，杜聿明抗令不遵，不予理睬。杜聿明的嫡系第五军的战将戴安澜等坚定的站在了自己长官一边，开始向北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