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尚未凝固的国家历史（系列连载）----金满楼

宝宝寒

二、段祺瑞出山任执政

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虽然他暂时控制住了北京的局势，但随着吴佩孚势力的崩溃和奉军的不断入关，如何收拾残局却非冯玉祥一人之力可以主导的，黄郛的临时内阁也只能起到过渡的作用而已。

1924年11月10日，张作霖来到天津后，便电邀冯玉祥来津商谈善后问题。在蔡家花园举行的会议上，张作霖、冯玉祥等人对拥戴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的问题达成一致。由此，在直皖战争失败后潜伏了近4年的北洋大佬段祺瑞被再次推了出来

最开始的时候，冯玉祥是希望孙中山能北上主政的，因为冯玉祥一直以来便有朴素的革命思想，对孙文学说比较推崇，因而在政变后也试图打出孙中山这张牌，但冯玉祥的主张遭到张作霖的反对，一来是孙中山虽然参加了反直联盟，但在这次战争未实际参与；二来长江流域的七省督军也认为段祺瑞出面组织政府是一个更容易接受的选择，因此冯玉祥也只能作罢（再者，孙先生的实力、威望和主政能力恐怕也颇难胜任）。

段祺瑞在直皖战争失败后，全家便搬到了天津，过上了隐居的生活。到天津不久，老段突然开始吃斋念佛，每天早上起来，他第一件便是在自家的佛堂焚香念经，并成为他每天的功课，从未间断。而且，老段在信佛之后，也开始改吃素食，除了自己养几只母鸡下蛋供应外，荤食一概不碰。

段祺瑞虽说已经吃斋念佛，但并没有看破红尘，做到四大皆空。每次有学生、旧部、朋友来拜见他，说起国内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候，老段总是板着脸，一言不发。唯独这些人说“要收拾局面，非老师东山再起”时，老段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才会多少露出点欣慰的笑容。

看来，老段还是“人老心不老”，想着要继续发挥余热了。毕竟，老段此时虽然是孤家寡人，但他好歹是继袁世凯后做过北洋的总首领，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日东山再起，也是在老段的意料之中。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后期，吴佩孚困守天津，据说段祺瑞给他送了封信，劝他来日方长，另做打算，不要做鱼死网破的无谓之举。用段公馆里的人来说，就是“老头儿眼看吴小鬼掉在井里头了，小辫提一提，给他指条明路”。最终，吴佩孚还是浮海南遁，临行前将遗弃的粮食、弹药等贴上封条，上面写着“移交段督办”。

在接到各方的通电邀请后，老段也未谦虚（这点却是直得可爱），他发表通电说：“我也是国民的一分子，如果中国舆论非要我出山不可，我也不会推辞奉公的机会，与南北各方共图时局的安定，这也是我作为国民的义务”……既然你冯、张假意曲承，我老段就姑且来个假戏真唱一下嘛！

经过这四年的潜伏和思考，段祺瑞也对时局有了新的看法，他说：“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延长，自然应该打破一切现有制度，制定出一全新的政治新格局。现在总统、国务员、议员均四散，以前制度下的法律手续均已破坏，我们在收拾时局时，一切不必顾虑，唯以民意为基础，向重新建设共和国方向努力，舍此别无良策。”

《北洋年代》 连载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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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段的话，颇费思量。在他看来，自辛亥革命后的民主共和尝试已经完全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内阁风波、国会风波、府院之争，这说明民国初年的关于“总统、内阁、国会”的构架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无论是护国还是护法，抑或是称帝或者复辟，其实都是对帝制崩溃后制度紊乱的种种挽救，但都无一例外的失败。

帝制崩溃之后无帝制，但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制度却迟迟不能在实践中产生，辛亥革命党简单幼稚的移植西方制度，其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历史给中国人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这其实也是当时过于年青的革命党对中国传统制度、历史现状和具体国情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所导致。

在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传统的国度里，一个全新的制度构架并未经过严密的理论推导和反复的验证、未经对国民的充分教育普及并建立民众的基本共识便贸然出台实施，出现各种乱象必不可避免，失败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

由此，段祺瑞提出“打破一切现有制度，制定出一全新的政治新格局”，从思路上说是对的，但在局势一乱再乱的情况下，如何寻找出一条新的出路，这就是难上加难的大问题了。段祺瑞虽说“一切不必顾虑，唯以民意为基础，重新建设共和国”，但当时的民众依旧是混沌无知，政客们一贯的争权夺利，军阀依然用枪杆子说话……这出路在哪里？

旧者已破，新者未立，收拾旧河山，再建新中国，谈何容易？

经过与张作霖、冯玉祥等人多次磋商，最后各方决定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临时执政充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这种方案，其实是对过去十三年不成功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个总结，因为从名义上看，临时执政虽然挂着“临时”二字，却不动声色将之前的总统及总理职权合二为一，不再会有之前的“府院之争”的烦恼了。

说白了，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总统制，只不过这种制度相对内阁制而言，更加适应中国的国情而已。由于作为民意机构的国会已经被解散，而段祺瑞也无意恢复之前的国会……因为不管是第一届国会还是安福国会，都已经堕落为“贿选、猪仔”等可耻的代名词。老段这次不恢复国会，却无人表示反对，说明国会这个玩意在当时国人的心中已经毫无价值、毫无信任感可言。

事实上，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在民国初年的彻底失败，应引发国人更深层次的思考：任何制度构架，如果没有经过良好的理论设计和验证，没有取得国民的基本共识，没有建立在中国传统制度和具体国情细致分析之上的话，非但失败是必然的，弄得不好就是国家分裂、内战迭起，老百姓可就要遭殃了。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单纯善良的指望引进西方民主制度便可使中国繁荣强盛，这不过是“一股就灵”、“一民主就灵”的幼稚简单之机械思维罢了。

1924年11月24日，已经是两鬓斑白的段祺瑞在铁狮子胡同、前清陆军部的旧址举行了就职仪式，正式就任为临时执政，而黄郛的临时内阁于当日宣布解散。随后，段祺瑞宣布了自己的阁员名单：唐绍仪为外交总长、吴光新为陆军部长、李思浩为财政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梁鸿志为临时执政府秘书长等。

《北洋年代》 连载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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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段在上任之后，却接过了黎元洪的“废督裁兵”政策，两位老对手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起起伏伏之后，终于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可惜的是，为什么这些强人们总是自己强大的时候便要推行“武力统一”，而非要等到自己处于弱势的时候才会想起“废督裁兵”呢？这绝对不是偶然的。

不过这一次，实力最强大的张作霖却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他自请撤销“镇威将军”的名号并解除东北巡阅使的名义，算是给了段祺瑞一个好大的面子。既然张作霖作了表态，其他各省督军也就依葫芦画瓢，纷纷将自己的督军名义拿掉，而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但这个督办和督军到底有啥区别，或者“军务善后督办”本就可以简称“督军”或者“督办”，原本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混杂使用。

段祺瑞随后打出的另一张牌，则是邀请各界名流、军政要人来北京召开“善后会议”，规划未来中国的制度构架和发展走向（最好能搞个宪法之类的）。作为一个补偿，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首先向孙中山先生发出联名邀请，请他迅速北上商谈国事。

孙先生在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十三年来难得的一次机会，有望实行国家的和平统一，于是立刻复电，表示自己将在数日后轻装北上。看来，在经过北伐的多次失败后，孙中山也不再迷信武力了。

行前，孙中山发表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召集国民会议，谋求中国的统一与建设；二是废除中外的不平等条约。在北上的途中，他一直强调这两个观点，但段祺瑞随后在施政纲领中宣布“尊重条约，外崇国信”，孙先生十分气恼，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又何必欢迎我！”

话是这么说，此时的孙中山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冲动的“孙大炮”了，他这次并没有意气用事，而是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继续北上……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北上，也是最后一次（第一次清末投书李鸿章，第二次是民国初年会见袁世凯）。

按理，孙中山与张作霖的交情应该算不错，比如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被吴佩孚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正当全国都在偷着乐的时候，唯独孙先生站了出来，大骂“吴贼”，并不惜与陈炯明翻脸，要发动北伐；第二次直奉战争，孙中山也是与张作霖、冯玉祥形成三角联盟的，虽然没有帮上大忙，毕竟也是聊壮声势。此等友谊，非同一般。

但是，孙中山到天津后，张作霖的接待是很不够意思的。张作霖当时住在蔡家花园，他听说孙中山要来拜访后，非但没有亲自出来迎接，反而故作警备，搞出什么大刀、大槊的仪仗队来吓唬人，这不是十分可笑吗？你想孙先生走南闯北，五洲四海哪里没有去过，要在孙先生面前摆威风，张大胡子也未免太小家子气了。

张作霖故意给孙中山冷遇，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孙中山当时已经采取了“联俄”甚至“以俄为师”的政策，这让张作霖很不满。他在与孙中山会谈时公然宣称：“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明天就可以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实行共产，则虽流血所不辞！”看来，张作霖对共产制度是非常痛恨且畏惧的，何况东北就在苏俄的旁边。

另外，张作霖对孙中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言论也很不以为然，他说：“外国人不是好惹的，而且各国公使对联俄联共政策也很不满，希望孙先生放弃这个政策。”当然，“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是苏联推销的产品，不过他们也没有退还侵占中国的领土嘛！

《北洋年代》 连载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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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北上会谈从一开始便不顺利，这也加重了他本来就有的病情。到北京后，孙中山因事务繁忙，导致病情加剧，最终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而告别人世，终年59岁。孙中山去世后，段祺瑞下令举行国葬，但蹊跷的是，在孙先生的出殡之日，原本答应出席的段祺瑞段执政却并没有出现，这在当时也未免有点不近人情。

在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别致送了一个阔丈余，高五尺的巨型素花横额，当中大书“国父”二字，这也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的最开始（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1940年的第143次会议中决议，正式尊称总理孙中山为“国父”，之前一般称“总理”）。

在孙先生病情加剧的同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也如期开幕了。从善后会议的代表资格来看，这显然是上层人物们的聚会。你看参会人员的资格：一是有大勋劳于国家者，如孙中山、黎元洪等；二是讨伐与制止贿选及内乱的各军领袖；三是各省区及蒙、藏、青军民长官；四是有特殊学识、资望、经验者由临时执政聘请，如胡适等名流。

由此可见，善后会议并不是为了取得民众的共识，而是为了取得上层人物的共识而召开的，由此能搞出什么名堂呢？代表固然是少了许多，层次也上了好几个台阶，但矛盾呢？利益冲突呢，一样不少嘛！

譬如会议的重点议题“改革军制”，段执政想拿掉武夫们的军权，哪能这么容易呢？再说“整理财政”这项，中央想收回财政权，那地方上怎么会答应？所以善后会议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

一句话，善后会议或者说国民大会的召开是需要枪杆子撑腰的，但枪杆子撑腰下又如何会有真正的民意大会呢，这显然是个悖论嘛。这个问题，以前的人解决不了，一个善后会议就可以解决了？难哪。

由于北京政府财政极其困难，段祺瑞随后又遇到了“金佛郎案”的麻烦。所谓“金佛郎”，指的是纸币法郎的含金量，当时法国提出中国的庚子赔款应该按“金佛郎”来计算，而不再按当时流通的纸币法郎来结算。为什么呢，因为一战结束后，纸币法郎大幅贬值，如果仍旧用以纸币法郎结算的话，法国人觉得自己吃了大亏。

那法国人凭什么提出这个无理要求呢，因为法国当时串通了其他列强，将1922年12月1日开始的关余、盐余（即海关总署代收的关税、盐税在扣除当年应偿还的外债及其成本之后的结余，这笔钱是直接交给北京政府的）1500万元全部扣留，不准中国提取，这岂不是强盗行为？要是答应了法国，其他国家也这么干，损失不是更大？

但是，段祺瑞政府当时也是没有办法，承认“金佛郎案”是饮鸩止渴，不承认则财政崩溃，实在也是两难。而这时，与列强的关税会议也在同时举行，段祺瑞要想在争取提高关税，就得在某一方面让步。思来想去，段祺瑞最后还是决定先在“金佛郎案”上让步，并最终与法国签订了协议（这笔款项后来退为中法合办的中法实业银行资本金，其实是加重了中国的出资）。

关税会议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这就是上海的“五卅惨案”，列强为了平息中国人的愤怒，最终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利。但由于段祺瑞执政期间局势一直不稳定，关税会议也是大会小会不断，关税自主权的具体问题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落实下来，以至于错失良机（如同蒙边问题和苏联答应退还侵占领土之谈判问题）。

当时的国内不靖，主要还是各派势力特别是冯玉祥国民军与张作霖奉军的地盘划分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呐。

《北洋年代》 连载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