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胡厥文找了一帮志同道合者商量。

　　在胡厥文找来的这个圈子里面，有搞实业的（有资金），有搞科研的（有技术），有搞军工的（有门路），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草根一族的力量，如果能够凝聚起来，往往就是一个强人团体，不比那些坐而论道的专家差多少。

　　炸弹很快找到了。

　　那是上海兵工厂仓库里的一颗旧的水雷外壳。

　　旧，没关系，技术人员可以搞定。

　　经过重新配引信，灌炸药，老瓶装新酒，一颗500磅的大水雷就出来了。

　　人也找到了。

　　是一个经过训练的勇敢的潜水员。

　　大水雷，潜水员，都有了，接下来还需要策划一下。

　　具体安排如下：找40只空的油桶，一一密封，固定连接在一起，由潜水员在水下推行。

　　而水雷，就固定在其中一只油桶下面。

　　日本人恐怕不会想到，黄浦江上随处可见的油桶漂浮物下面，竟然还藏着足以致命的大水雷！

　　可惜的是，在行动真正付诸实施时，由于时间计算上出现失误，导致水雷尚未贴着舰艇就提前引爆了，结果未能把“出云号”炸伤炸沉。同时，白川当时实际上也不在这艘船上。此前，他一直在“妙高号”舰艇上进行指挥。水雷爆炸时，他已经移到了公大纱厂的日军指挥部。

　　袭击“出云号”虽然大快人心，但无论成功与否，从军事行动的角度而言，对整个战局并无很大影响。

　　此时，中方指挥官们真正感到焦虑和担心的，除了正面战场日军来势凶猛以外，就是善通寺师团主力已经在七丫口实施登陆这件事。

　　都是会家子，日军从这里登陆要干什么，大家都一目了然。

　　得知消息后，负责左翼指挥的张治中迅速做出反应，砸锅卖铁，把一直舍不得用的左翼军总预备队都拿了出来。

　　宋希濂旅再次被赋予重任。

　　在大部分军校关于反登陆战的教案中，都会明确一点，那就是登陆后24小时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第一时间内不能把对方赶下海，那就只有你自己跳海了。

　　作为黄埔资深教官，张治中当然不会不清楚，他要乘善通寺师团登陆后立足未稳的机会，施以重拳，让其在岸上呆不下去。

　　宋希濂，你还能像当初强渡蕴藻浜那样挽狂澜于既倒吗？

　　但是命运终于没有能够再次赋予他这样的机会。

　　还是缘于该死的机动能力。

　　浏河距离部队所在位置将近60多里路，最快的办法是用汽车运。但宋希濂想尽了办法，也只找到11辆汽车，一趟只可运1个营。

　　这当口，你就是急死也没用。

　　先上1个营，其他人跑步前进。

　　宋希濂亲自带这个营（521团第1营）先行出发。

　　上午11点走的，到浏河已经12点半了，路上用去了足足1个半小时。其实如果按正常速度开，半个小时即能赶到。问题是他们在快到浏河时被日机盯上了，没法正常赶路。

　　日机又是扫射又是投弹，部队不得不下车隐蔽疏散，这一耽搁，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更惨的是，11辆汽车，被炸了8辆，只有3辆勉强可用。

　　还好，总算离浏河已经不远了。3辆车掉转头一拐一拐地回去接人，先行营则继续往目的地跑。

　　在浏河，宋希濂迎面碰见的不是教导总队，而是冯庸义勇军。

　　当时来上海参战的民众义勇军很多，影响较大的就有南京中央大学义勇团（后嫌名字不够响亮，又改名铁血军团）、华侨救国义勇军（顾名思义，是由爱国侨胞组成的），不太知名但名称雷人的有天津骷髅团（打不死你，吓也要把你吓死）、中国国民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比实际作战的19路军和第5军还要高调）。

　　在所有外地义勇军中，要论国仇家恨，冯庸义勇军的感受最深。

　　因为他们就是一路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而流亡到关内来的东北大学生。

　　（240）

宝宝寒

　　冯庸义勇军的全称为冯庸大学义勇军。冯庸大学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而且它有一个非常诱人的地方，那就是实行全免费。

　　该校创办人冯庸与张学良是结拜兄弟，两人虽不是同月同日，却是同年出生，关系非常好。冯庸倡导教育救国，而且注重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当时的沈阳人甚至把冯庸大学与东大营、北大营相提并论，称为“西大营”。

　　然而一个“九一八”事变，几乎改变了所有东北人的命运。冯庸大学也是如此，他们不愿在日本人统治下苟且偷生，遂从校长（冯庸自任）到学生，都一个不剩地撤入关内，并成立义勇军，发誓要把日本人赶出东北老家。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长江沿岸监视敌舰，却不料现在的后方一眨眼就变成了前线。

　　考虑到这些学生继续留在这里只能做无谓的牺牲，因此宋希濂在向他们了解浏河的情况后，命令他们立即自行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

　　中国的读书种子们，你们还不是军人，你们应该继续活下去，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留一点未来的希望。

　　对于宋希濂来说，再到七丫口去阻止日军登陆已经来不及了，现在能做的，就是保住浏河。

　　有一个地方，是日军的必经之路。

　　它就是浏河西端的茜泾营。

　　521团第1营立刻向该处行进。没想到，日军来得还要早，一见面，二话不说，双方先来了个见面礼——打一通白刃战。

　　在这里，宋希濂总算看到了已归属他指挥的教导总队第1营。

　　都是第1营，宋希濂部在左翼，教导总队在右翼，向日军发起进攻。

　　但在人数和实力上，宋希濂已经处于劣势，而这种劣势还在不断扩大：日军登陆部队不断上岸，也就能不断增援过来，中国军队却迟迟上不来人。

　　原来是这时候汽车都被炸没了。大家只能跑步前进。

　　两条腿走路，还得防着上面的飞机轰炸，当然慢了（“敌机二十余架密罩天空，一律低空飞行，掷弹如雨”）。

　　下午3点，521团第2营到达。

　　6点，第3营也气喘吁吁地赶到。

　　可惜这时日军早已占领茜泾营。

　　宋希濂本想等另一个团（522团）到达后，乘夜发动反击，把茜泾营再夺回来，但他望穿秋水，都深夜11点了，还是连个影子也没见到。

　　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应该明白，此时浏河丢失只是迟早的事了。

　　浏河一失，善通寺师团必然从左侧背南下，与正面金泽师团遥相呼应，形成迂回包围之势。

　　另一方面，经过金泽师团一天来不顾代价的疯狂进攻，守军的多处防线被突破，再想反击也已是力不从心。

　　下面究竟怎么办？

　　这是一个考验战场最高指挥官的严峻时刻。

　　何去何从，多少人的生死，尽在一人判断与选择之中。

　　蔡廷锴，你必须尽快做出决择。

　　第一个是判断：在这一局中，中方败了。

　　第二个是决定：

　　宁小败，勿大败。

　　某些时候，打仗也像在炒股票，如果你眼见形势不妙，还把股票紧紧地握在手上不肯抛售，蒙受的损失也许会更大更惨。反过来，如果你有自认晦气的清醒和勇气，栽了就是栽了，能抛的赶紧抛抛掉，那样说不定还能剩下一点本钱。

　　烧柴的机会以后还多的是，只要你能把青山留住。

　　尽快撤退。

　　目的地是第二条防线——嘉定、黄渡防线。

　　但退，是一门艺术。

　　甚至是比进攻更为复杂的艺术。

　　如同进攻时亦左亦右一样，蔡廷锴也必须在撤退前搞出比进攻还要大的声势来。

　　他用的办法是玩了命似地跟日军死磕到底，状如疯狂。

　　（241）

宝宝寒

　　直到3月1日下午，日军根本看不出中国部队有一丝一毫要撤退的迹像。因为战斗已经打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在正面战场，蔡廷锴把所能派上场的预备队都派了上去，就差他本人端着枪上去冲锋了。那架势，不光是要保住他自己的阵地，似乎连植田已经含到嘴里去的那一份都要让他给吐出来。

　　仅一个八字桥争夺战，守军三失三得，19路军营副以下当场战死的就有300多人。金泽师团也没能讨得什么好，人马死伤无数不算，光坦克车就毁了3辆。

　　短兵相接处，双方更是杀红了眼，直接用剌刀相互招呼，反正你给我一枪，我就捅你一刀，不手拉着手一起上阎王殿就决不算完。

　　碰到这号不要命的对手，植田被整得够呛。打到下午，他手上也没预备队可用了。

　　下午3点以后，金泽师团锐气全消，无力再发动大的进攻。

　　蔡廷锴的玩命死拼，给白川这个老狐狸造成了一个错觉，他认为中国守军不仅不会撤兵，还会在大场一线继续苦撑。

　　既然如此，那就不急，凭他们那点兵力，浏河迟早是我的。

　　晚上6点，他下达指令，让善通寺师团吃饭，休息，明天养足精神再把浏河一举拿下。

　　晚上9点，同样要求金泽师团睡觉，休息，并让植田做好准备，在第二天进攻的时候，要把蔡廷锴死死拖住，以防他向浏河增兵。

　　同一时刻，19路军和第5军都接到了总指挥部发来的命令：全军西撤。

　　左翼军撤往嘉定，右翼军撤往黄渡。

　　夜幕笼罩下，各部队依次有秩序地进行撤退。撤退时，均留有一至两个团在后面进行警戒掩护。

　　在3月2日拂晓前，几乎所有部队都已撤至第二道防线。

　　金泽师团打了一天，累得要死，晚上这个觉是真好，根本想不到中国军队会进行转移。

　　第二天睡眼朦胧地爬起来，感觉不对。要在平时这个时间段，大家就得做做广播体操，用枪声彼此问候几句了。怎么今天的黎明这么安静。

　　派人一瞧，都跑了，一个人也没有。

　　白川和植田都差点气懵了。早知道支那军队已成强弩之末，还睡什么觉，昨晚上就把他们给全搂搂了。这下好，又得重新去找他们。

　　关键是这时间耽误不起啊。

　　今天是3月2日，后天就是3月4日！

　　但是，直到3月2日，中国军队并没有能够全部从第一道防线撤出，吴淞要塞还有守军。

　　吴淞现在成了前线凸出部，随时有被日军一口吞掉的危险。

　　指挥官们的心都揪紧了。

　　把守吴淞的，是19路军勇将翁照垣。

　　他原来是守闸北的。自从19路军副师长谭启秀接任要塞司令后，就奉令带着部队到了吴淞和宝山。

　　来到吴淞后，天天挨飞机炸，舰炮轰，但翁照垣始终坚守不退，让日本人从中找不到一点空子。

　　于是吴淞要塞一度成为日军最为头疼的地方之一：犹如剌猬，看着不起眼，猛不丁还能扎你一下，想把它一口吞下吧，却又下不了嘴。

　　如此，奈何。

　　现在中国军队在吴淞主要使用步兵来防守阵地，运用残存的火炮来突袭敌舰，这套打法运用多次，日军已经熟悉了。

　　熟悉后就没有秘密可言，也就意味着防守的难度成倍增加。

　　翁照垣越来越感到兵不够用了。

　　他知道总指挥部已不可能再给他派什么援兵了。主阵地一日数战，硝烟几乎没有断过，他们自己还缺人手呢。

　　但是援兵说来就来了。

　　这支援兵的身份很特殊，和冯庸义勇军其实是一个性质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地产的上海产品，全称叫做：上海市民义勇军。

　　上海的民众义勇军，不管本地的，还是外地的，主要担负的是后方支前和群众宣传鼓动工作，即使是像冯庸义勇军这样奋不顾身上前线的，能做的也大多只是战地勤务或了望侦察工作。

　　毕竟，销烟弥漫的战场与平时的想像是两码事，批判的武器终究还是不能完全代替武器的批判。古时所谓的写一篇文章，喊一句口号，就能使敌兵仓皇鼠蹿的“光荣事迹”，大都不是文人的杜撰，就是类似于意淫般的一厢情愿。

　　那种认为没练过几天射击的老百姓，一上阵就能杀敌御侮的说法，更是经不起推敲。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乏基本的军事常识。

　　仗要这么好打的话，那要职业军人干什么？

　　须知，打仗，除了不怕死以外，多少也得有点基本功的。

　　（242）

宝宝寒

　　不过整个“一二八”会战中，还是有两支民众义勇军真枪实弹地上去打过两场。

　　一支是退职军人义勇军。这帮兄弟都是上海本地的退伍兵，有作战经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便聚在一起，并想办法弄到了60多支枪，原来准备到东北去打鬼子，还没出发，淞沪抗战就开始了，正好参加进来。

　　闸北之战的当天，他们这200个人就分成10个组，跑到天通庵附近，帮着19路军迎击日军。在战斗中，他们以伤亡4人的代价，硬是干掉了20多个日本兵，并缴获枪支40余支，大大地为义勇军长了一把脸。之后，其它退伍兵听到风声也跑了过来，队伍越拉越长，人越聚越多，最后由200人扩充到了1000余人，使闸北坚守的19路军如虎添翼。

　　另一支就是上海市民义勇军。

　　在作为“一二八”会战诱因之一的马玉山路事件中，不是有一个浙江人开的三友社吗。里面的工人除了生产毛巾外，主要业余文化活动不是上迪厅，或者唱卡拉OK，而是进行抗日军训。在上海市民义勇军中，有好多人都是参加过类似军训的，也就是枪都摸过，也知道三点成一线，就这样上来了。

　　大家都想到了，普通人就算参加过两天军训，毕竟也不能真正跟上过战场的人相比。退职军人义勇军之所以能在闸北建功，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曾经是职业军人。

　　退伍兵会打仗不稀奇，市民会打仗才真了不起。

　　上海市民义勇军实在是创造了民众义勇军的一大奇迹。

　　这支队伍共有200多人，大家找到19路军嚷嚷着要到前线直接参战。当时翁照垣还在闸北，并担任义勇军副总指挥，具体给各义勇军分配工作。

　　他正是考虑市民义勇军虽经军训，但没有经历过实战，于是决定让他们先集中到大场参加实地训练。

　　大场虽非前线，但离前线已经很近，不但能听到激烈的枪炮声，而且日机也常来此轰炸。

　　疾风知劲草。在往大场集结的过程中，松散型群众团队常犯的毛病暴露无遗。还没到达目的地，好些人就打了退堂鼓，半路溜掉了。

　　如果是一般的义勇军，这种情况下队伍也就散掉了，自然也就无所谓传奇。但这支义勇军里面有一个牛人，此人叫王屏南，是个自学成才的律师。他不但平时急公好义，爱为人打抱不平，而且使得一手好拳脚，什么武当拳、五龙手（武术之一种），打起来忽忽生风。对这样的人，民间通常有个俗称，叫做好汉。

　　王好汉能讲又能打，便被大家公推出来做了头。也正是由于他的存在，市民义勇军才未沦为一盘散沙，并成为后来唯一一支上过前线并打过仗的民众义勇军。

　　到了大场以后，大家才发现现实远比自己想像的还要艰险百倍……

　　是的，从坐而论道的愤青到战场杀敌的军人，决不是光有热情就行的。

　　要想取得真经，就必须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少一难都得掉河里去。

　　坚持，只有坚持，才能最终使我们脱胎换骨，肩负大任。

　　第一难：缺乏给养。

　　这也不奇怪，那时候连正规部队的给养都接济不上，更别说这些连业余部队都算不上的义勇军了。所谓给养者，无外乎两部分，一曰军饷（也就是工资），二曰粮食。兄弟们抛妻别子出来，为的是保家卫国，没人是看着钱来的，所以军饷可以忽略不计。但粮食是活命的本钱，没有可不行。幸好他们身后有强大的群众后援团，你捐一点，我捐一点，作为大队长的王屏南，更是把自己的家底都掏了出来，这才勉强解决了队伍的温饱问题。

　　这一难，过了。

　　（243）

宝宝寒

　　第二难：生活艰苦。

　　虽然群众捐助了粮食，但也就刚够大家吃饱饭的，要想吃好那就万万不能了，而且既到大场集训，一切就必须按军人的标准来。用王屏南的话说，那是“言衣，则军装薄絮，言食，则一日两餐，言卧，则单毡稻草，言起，则东方未白，每日三操两讲，风雪无间”。这些人都是从上海大城市里出来的，受不了苦的大有人在。于是没过几天，请假的也有了，装病的也有了，既请不得假也装不得病，偷偷溜回家的也有了。

　　跑，那就得抓啊。要不然连最初不想跑的也会动摇。已经跑回城市的鞭长莫及，那就没办法了，单说说半路上又被抓回来的。

　　如按军纪，这些溜号的人就得押送指挥部法办。王屏南想想，要是照此办理的话，一则给义勇军丢脸，二则大家乡里乡情，彼此都得照顾点脸面。那就不押送吧。

　　但罚还是要罚的，而且要借此立威。在这方面，王队长堪称一无师自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他采取的办法是队务公开，让逃跑的人公开念检讨书，当众悔过自新，打一顿屁股后使之归队。

　　仅此一点当然还不够。为了提高队伍凝聚力，王屏南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边加强军纪，约束队伍，一边注意摆事实，讲道理（“引用古人救国之大义”），并且在紧张的军训过程中，插入了捉迷藏、讲笑话等游戏节目，尽量使队员们以放松的心情来投入训练（有些类似于现在的拓展训练）。

　　经过他这么两抓三抓，效果是明显的，成绩是显著的。因为从此以后，借故请假的、偷偷溜号的，基本绝迹了。

　　这一难，由于带头人有办法，也通过了。

　　第三难：军事技能。

　　上淞沪战场，需要掌握的最大技能其实还不是射击或拼剌，而是如何筑壕和躲飞机。否则，极有可能还没看见鬼子长啥样，自己就先挂了。

　　大场作为二线阵地，工事战壕都是现成的，只是因前方战事紧张，并没有全部挖好。义勇军便接茬干，把掘壕筑垒作为一项基本功加以训练。日机发现有人在开挖工事后，天天没事就跑过来下“鸡蛋”，久而久之，倒帮助义勇军完成了一项新的防空课程训练。

　　会挖战壕，还知道怎么防空，加上离主战场近，又体验了一把真实战场的氛围，这样上战场才有了七八分模样。

　　此难pass。

　　这第四难，却把大队长王屏南都给难住了。

　　缺弹少枪。

　　没打仗的家伙，老兵来了也没用哇。

　　王屏南去找19路军反复磨叽，最后总算弄到了60条枪。再要，没有了。

　　200个人，60条枪怎么够分。

　　没办法，人家19路军本来就是支穷部队，能挤这点出来，已经是很够意思了，而且这东西不比其它，大家就是想捐，一时半会也不知道从哪里买。

　　那就只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会打枪，且枪打得准的，拿枪。其他那一百多号人，就拿梭标。反正也能扎人不是，贴身肉搏的时候用得上。

　　更有甚者，连红樱枪也不要。

　　那用什么？用掌！

　　（244）

宝宝寒

　　我小时候看《霍元甲》，最迷“化掌为刀”这句话。想想一只肉乎乎的手掌都能当快刀使唤，不由得人不激动啊。

　　那时候我就知道，要练出这种绝技，必须让自己的手掌多吃点苦头，具体来说就是要时常用这玩意来“砍”东西。据说，经常这样“砍”来“砍”去，日积月累，“砍”个把石头都不在话下。

　　为练绝技，我尝试着拿它来砍了一下板凳面，虽然上面清洁溜溜，但我还是立马体会到了练“神功”之不易，因为手掌实在是“好痛好痛啊”。

　　理所当然，我放弃了，转而捉摸更容易的去了。

　　义勇军里也有这样的。说来惭愧，人家“砍”的是树木，而且力道非常之猛（“直至出汗力衰方止，每日不断”）。

　　那是真把树木当鬼子使，准备日后肉搏用的，不花力气还行？

　　就这么难过来难过去，等市民义勇军奉令开赴嘉定城接防时，表明19路军已放心让他们充当预备队的角色了。

　　这次行军对于市民义勇军来说堪称一次作战行动。他们半夜10点半出发，经6小时急行军，于次日凌晨到达嘉定。整个行军过程中，既无月亮，也无星光，但队伍秩序井然，无一人随意喧哗或掉队，完全符合衔枚疾走的要求。

　　在嘉定城，市民义勇军昼夜巡逻，维持治安，不仅确保城内无恙，而且征招到一支生力军——溧阳大刀队（这些猛人都是信刀枪不入那一套的，与鬼子打肉搏战那是没说的）。

　　百难成钢啊。这队伍算是成形了。

　　正是由于看到市民义勇军表现合格，指挥部才把他们派往宝山，以助翁照垣一臂之力。

　　此时，由于毛维寿师（一部）已奉令调入江湾，翁照垣一个人要管两头：一头吴淞，一头宝山。

　　吴淞这边日军攻得厉害，而旁边的宝山基本无战事，翁照垣就下决心把原驻守宝山县城的部队抽出来增援吴淞，宝山防务则转由市民义勇军接防，只留下半个排，计18个兵来防守东门外江堤。

　　第二天，翁照垣忽然觉得有些不妥。

　　虽说宝山那边现在很平静，可万一日军来偷袭呢，这些人怎么挡得住。

　　再把原宝山部队调回吧，又不现实。因为他们来到吴淞后，早已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都分配好了。如果再走，没人能填补他们留下的力量真空。

　　翁照垣只好打个电话到宝山，告诉王屏南，防守宝山责任重大，问他能否支撑得住。

　　其实王屏南这时候心里也是七上八下。

　　宝山不是嘉定。嘉定属于后方，再怎么着不是前线，而宝山就属于货真价实的第一线了。江岸上除了有一个小树林外，几无遮无掩，而从江堤上一眼望过去，甚至能看到列队停泊或往来奔走的日军战舰。

　　当年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军舰就是从宝山江堤附近登陆的。

　　为了保证吴淞防守，翁照垣不仅调走了宝山原有驻防部队（1个主力营加1个机枪连），还把那支神神秘秘的溧阳大刀队也一道喊过去了。现在宝山这里，真正算是能打仗、会打仗的，只有那18名正规兵，至于王屏南手下的这200个义勇军队员——

　　也会打仗，不过是理论上的。

　　（245）

宝宝寒

　　这种情形下，谁的后背会不出汗啊。

　　但王屏南既称好汉，自然也是个硬汉子。

　　他答复翁照垣：放心吧，撑得住，当然如果能再给点武器，就再好不过了。

　　当晚，翁照垣派军需送来了手榴弹。

　　防守宝山，18个人靠实力，200个人靠勇气，还能再靠什么？

　　靠杀手锏。翁照垣送来的手榴弹就是第一个杀手锏。

　　手榴弹一共有8箱，每箱50颗，总共有400颗。这种手榴弹，据我估计，不是战前19路军通过“黑市”买的，就是后来“抢劫”海军部兵工厂的那一批。反正是如假包换的好东西。因为它跟国内部队惯用的那种木柄手榴弹不同，看起来更像日本的“香瓜”手雷。虽然看起来不咋的，但投出去杀伤力极大。

　　王屏南如获至宝，立即带领义勇军进行投掷训练。当然舍不得真拿“香瓜”来投，而是找差不多重量的铁球来代替练习。

　　艺高人胆大，武器好也能壮人胆啊。有了这批手榴弹，宝山军心大定。

　　原宝山驻军很够义气，临走时除了留下18个兵外，还移交了一个秘密机关——就在登陆的堤岸上，他们埋了9颗地雷，“万一危急时，可供炸发”。

　　江滩地雷，这是最后一个杀手锏。

　　好东西齐了，日军也到了。

　　2月29日拂晓，义勇军发现江上日舰由3艘增至5艘，且新增2艘吨位很大，估计是主力舰。看样子，敌人可能要从宝山登陆了。

　　王屏南立即冒着炮弹赶到吴淞，一边报告敌情，一边探问是否有调援兵增防宝山的可能。

　　在得知吴淞自身也面临巨大的压力，暂时无法增援后，王屏南又急忙赶回宝山继续部署防守。

　　此时已是黄昏。

　　长江上的日舰忽然发炮轰击，而且连续5发，均落于宝山城内，把鼓楼、关帝庙及多处民房炸毁。幸好部队所居地未遭炮击，而城里居民已大多迁徒，剩下的少数百姓也躲避在地窖或树林里，所以并未受到大的人员损失。

　　但王屏南和义勇军的神经已经崩紧了。因为仗打到现在，他们也知道日军的那个老套路了：先集中打炮，打到一定时候就要冲上来了。

　　这是即将登陆的预兆。他必须立即调兵遣将。

　　作为登陆地点，东门江堤自然是重中之重，但其它各城门也要有所设防。

　　夜色笼罩大地。

　　但无人再能安心入眠。

　　王屏南亲自来到江边，用望远镜观察敌人动静。

　　这时，他发现江上的日舰开始移动，有3艘小火轮及抢来的30余艘民船缓行至舰艇旁。

　　吃水很深的舰艇无法靠岸，只能依靠小船登陆。

　　这个发现，确证日军真的要准备动手了。

　　不是今晚，就是明晨。

　　恰在此时，吴淞方面来电，说从他们那里可以看到宝山城内有青烟出现，根据他们的判断，这是日军奸细施放的信号。

　　也就是说，还没等日军登陆，宝山就极有可能被“第五纵队”从里面端掉了。

　　王屏南布置好堤上的防守，急忙赶回城内。

　　他发布命令，城内外实行军事戒严，一律闭门熄灯，来往人等只能凭口令才能通行，同时在各处布置警戒哨。

　　时钟指向了晚上11点。

　　此时西门外忽然响起了一声高过一声的狗叫（“村犬呼声甚厉”）！

　　这个细节是很有些蒙太奇味道的，也就是说比较、十分以及非常的吓人。

　　深更半夜，全面戒严，不准任何人随意走动——事实上，也没人敢在这种大兵压境、黑灯瞎火的晚上走来走去。

　　是谁？奸细？日军？

　　王屏南立即带人冲向北门。宝山虽说是座县城，却是个小县城，往来不过几百米，算是短跑冲剌。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这里没事，不等于其它地方也没事。王屏南又赶到东门江堤，江上日军未见任何动静。

　　晚上风很大，并且开始涨潮。这对日军登陆并非好事，因为江滩是漫斜着伸向江中的，涨潮时江水也不一定能到达岸边，反而急涨的潮水对登陆的小火轮相当不利。

　　王屏南松了一口气，看这样子，今天晚上日军是不大可能选择登陆了。

　　他趴在地上，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手表，看到已是深夜1点。

　　赶快合一合眼吧，因为关键的时刻即将到来。

　　（246）

宝宝寒

　　3月1日凌晨。

　　我们知道，此时此刻，日舰已在七丫口停泊，而善通寺师团正准备发起致命一击。

　　几里之遥的宝山同样面临着生死考验。

　　观察哨报告，江中日舰突然由5艘增至15艘，小火轮和民船也分别增加至10余艘和百余艘。

　　王屏南闻报，急忙亲自率队赶到江堤。

　　中午。

　　浏河和庙行已经打成了一锅粥，而日舰这时也开始分兵。其中，开往吴淞口6艘，浏河2艘，停在对面的还有7艘。

　　7艘日舰的舰首都对准宝山，同时排成一字长蛇阵，将炮口对准了阵地前沿。小火轮和民船开始向岸边驶来。

　　仰视天空，黑压压的日机蜂拥而至。

　　已经别无选择，这是要大打了。

　　对于市民义勇军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考验，最终极的考验。

　　王屏南把两个杀手锏都搬了出来，地雷机关派3个人拉着，手雷都握在手里，随时准备向登陆日军扔过去。

　　下午四点。

　　几乎在同一时间内，日舰炮击，日机轰炸，小火轮上的日军开始用机枪向岸上扫射。

　　这是电影院大片才有的效果。

　　市民义勇军藏身掩体，一弹未发。他们在等待日军进入有效射程。

　　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才能具有的整体素质。

　　打！

　　排枪齐发，日军猝不及防，纷纷落水。

　　义勇军扛枪的这帮兄弟充分证明他们能成为拿枪的幸运儿是有道理的，尤其是中间一个叫李楷的，这哥们简直是《我的兄弟叫顺溜》中“顺溜”的现实版本，一个人用三支步枪，旁边两个人侍候，专管给他喂子弹。他别的人还不打，专给开小火轮的司机“开小灶”，一枪一个，绝不缺斤少两。

　　这下好，日本人连换司机都来不及了。

　　江滩登陆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10余艘日军小火轮玩了命似地往岸上冲，可死了一把司机和“乘客”后，就是冲不上来，没奈何只好掉转头退了回去。

　　日军从宝山登陆的企图失败了，失败在了一支业余队手上。

　　如果不是市民义勇军在宝山击退日军，吴淞必将陷入腹背受敌，翁照垣旅最终就再也不可能撤出来了。

　　3月1日夜，翁照垣接到了撤退命令。

　　他立即向市民义勇军下达撤退指令。

　　但收到指令后没人肯撤。

　　大家的精神头足着呢，打退十几艘日军小火轮，自己只有几个人受了点轻伤。每个人都觉得打仗并不像原先想像的那么可怕。

　　甚至还有几个人责怪那个神枪手“顺溜”，说这兄弟也真是的，怎么打得日军不敢上岸了，应该让他们登陆后再打嘛，那样咱们还可以多缴些枪支弹药。现在你看，咱们打死那么多鬼子，却都掉水里去了。连个像样的战利品都没捞到。

　　不仅不想撤，还盼着日军再来第二次进攻哩。

　　王屏南身为大队长，也劝不住众人，只得再打电话请示，要求说明撤退的原因。

　　得到的回答仍然是斩钉截铁的一句话：不要多问，赶紧走！（“快走为要”）。

　　军令如山。王屏南只得率队放弃宝山，恋恋不舍地撤往指定的嘉定镇后方。

　　半夜经过罗店时，他们才知道全军总退却的消息，如果不退，势必和宝山城一道陷敌重围。

　　3月2日拂晓，市民义勇军到达嘉定，暂时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此时，吴淞的翁照垣旅自己却还没有撤出，成为最后一个陷于敌包围之中的部队。

　　而且看样子，翁照垣还不想撤了，准备来个焦土抗战，全旅依托吴淞要塞，打到光，打到死。

　　（247）

宝宝寒

　　大家都以为翁猛人打红了眼，或者是逞一时匹夫之勇。

　　但其实翁照垣自有其难言之苦衷。

　　开始，他不可能跟着市民义勇军一起撤，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很可能日军从吴淞一登陆，跟着屁股就撵过来，结果是已经撤的人也撤不了了。

　　吴淞的坚守是一个标志。只要这里没有陷落，日军就不可能从东面横扫过来。

　　这么一犹豫，时机就错过了。等到想撤的时候，发现往嘉定去的必经之路——无论是罗店还是杨行，都已被日军占领，而这两个地方的日军仅数量就要大大超出己方部队。

　　要撤，就必须经过以上防线。一旦被日军发现，双方势必缠斗在一起，而以翁照垣旅现在的状态和实力，孤军作战，无异于飞蛾扑火。

　　所以翁照垣一度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西撤是条死路，还不如继续死守要塞，就算大家抱团牺牲，也比撤退时被日军围而歼之强。

　　见中国军队已经大部西撤，不陪他玩了，白川又气又急。他立即下令，要求善通寺师团和金泽师团拿出全部精神头来穷追猛打，务必围歼19路军和第5军，以便在国联大会召开前把生米做成熟饭。

　　3月2日这一天，日军没怎么打仗，重点干的活就是赶路，把中国军队撤退后留下的阵地控制住。

　　至黄昏，善通寺师团在通过浏河镇后，随即向嘉定进发，而金泽师团也已赶到了真如、南翔一线。

　　白川摆出的，是一副不歼灭中国军队誓不罢休的架势。

　　显然，西撤也并未完全脱离险境，他们随时有被日军继续围攻的危险。

　　这时候有一个日本人坐不住了——

　　驻华公使重光葵。

　　这位兄弟大学一毕业吃的就是外交饭，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外交战线上工作，对这个行当可谓了解甚深。

　　他知道，国联大会一开，日本就是想打也不打不了了，不如趁现在中国军队撤退，来个见好就收，这样还能让日本在国际上落个“仁义”的好名声。

　　其实日本国内也早已力不从心了。

　　虽说中国军队已退至第二防线，但其主力尚在，后援部队也正陆渐赶来。接下来的仗也不知要打多久，时间短了还好说，如果被拖在这里，日本国内的人力和物力都难以支撑。

　　继续增派部队吧，日军能派出来的援兵实际已达极限。因为当时日本总共才只有17个常备陆军师团，5个已调去东北和朝鲜，上海来了3个半（半个是指久留米混成旅团），国内剩下另一半得用于看家，从兵力上已经相当捉襟见肘了。

　　还有，继续打仗就得继续往外掏银子。在上海打了一个多月，钱花去不少，再想往外掏，口袋里就羞涩了。

　　那位说了，没钱可以借嘛。

　　问谁借？日本在国际上的名声此时已臭翻了天（看看国联的情况就知道了），想借都没人肯借给它。

　　按照犬养内阁的估计，日本能拿出来的军费连三个月都维持不了了。

　　谁又能保证战争在三个月内一定能结束？

　　知犬老之心者，重光葵是也。

　　可是眼见3月4日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老白川却仍然是一副张牙舞爪的腔调，一点要收手的意思都没有。

　　这可怎么办？

　　（248）

宝宝寒

　　跟军人打了这么多年交道，重光葵对这些人的脾性非常了解和熟悉。你要是用政府命令来压他，不仅不会听命于你，还会像个骄傲的公鸡一样，昂着个鸡冠头，撅起屁股，理也不理你，而且以此为荣。

　　不能来硬的，得来软的。不能走直线，只能走曲线。

　　他先找参加过停战谈判的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商量。令他意外的是，都不用他再讲什么大道理，后者马上表示十二分的理解和支持。

　　重光葵心里这个感动。要说高素质，还得看人家海军。要是陆军也这样，我们搞外交的就可以省好多力了。

　　他真算是找对人了。

　　因为自从善通寺师团在七丫口登陆，中国军队撤退至第二道防线后，海军就需要点眼药水了——没办法，红眼病上来了，挡都挡不住。

　　自己辛辛苦苦开的局，没想到让陆军后来居上立了功，这真是没一点天理啊。

　　现在大使先生说应该让陆军罢手，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并且愿意举双手双脚赞成。

　　得到野村的支持，重光葵兴冲冲地跑回驻华公使馆，赶写了一份宣布停战的声明书。

　　3月3日凌晨，各国通讯社都收到了这份声明。

　　抢先发完声明，重光葵鼓足勇气，准备去做白川的工作。

　　他知道在一个人正打得顺手的时候，这种思想工作不是好做的。

　　必须找一个有面子的强人来给自己壮胆。

　　他找的是首相特使松冈洋右。

　　论官职，松冈洋右当时只是一个参议院议员。但论强硬，在国内那是数一数二的，活脱脱就是一个“斗士”形象。

　　其实这位松冈小时候还是蛮可怜的，他的早年经历完全可以被拍成一部苦情励志片。

　　松冈11岁时，家里便破产了。两年后，父亲把他交给做船长的弟弟，希望这个弟弟能给儿子找一条出路。

　　船长叔叔把他带到了美国。来到这个传说中的西方花花世界后，叔叔给小松冈找的“出路”，就是把他一个人扔在美国街头，让这个未成年孩子自己去想办法。然后，他竟然就丢下小松冈，拍拍屁股走路了。

　　估计这个没心肝的叔叔本身就是个不成材的东西，原本想趁此机会，客串一回人贩子，把松冈骗到美国给卖了，混点小钱花花，却没曾想有价无市，“鬼畜”不收，一气之下便把松冈给扔了。

　　可怜啊，才13岁，小学还没毕业呢，就这么被抛弃在异国它乡。一时间，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也是松冈命不该绝，就在走投无路之际，有一家好心肠的美国人看到了这个孤苦伶仃的小孩子，就把他收养下来。

　　从此以后，一个农夫和蛇的故事便开始了。

　　正是这个松冈，在日后得势后，一扫外务省中的亲美英派，促成了德意日三国同盟，并主张对美国“绝不示弱”。

　　也许刚去美国的那段日子实在不堪回首，导致他对美国没什么好印象。

　　真奇了怪了，有怨申怨，有恩报恩。你不去恨那个不是人的叔叔，去怪山姆大叔干什么呢。不管怎样，人家是救了你的，又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学，大恩人啊。

　　因为经历特殊，这松冈做人做事都有那么一股子“你不惹我，我也要想办法整死你”的狠劲。

　　（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