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早在日俄战争期间，他就利用担任驻上海领事馆助理的机会，弄到了俄国舰队将从金兰湾北上的情报，从而为日本海军取得大海战胜利立下了大功一件。

　　一个小小的领事助理，能够起这么大的作用，不由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松冈自此就引起了日本朝野瞩目。

　　以后，这厮还做过关东都督府（关东军的前身）外事科长、“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所到之处，都无一例外要摆出肌肉男的造型，很能吸引大家的目光。

　　重光葵拉松冈出来的用意很明显。因为松冈这时候也是赞同在国联大会召开前，让自己政府找台阶下的。

　　松冈赞同停战谈判，除了有国联因素、犬养关照（首相特使嘛，派他到上海就是为此而来）外，还与他的“满洲情结”有很大关系。

　　别忘了，松冈可是在“满铁”混过好多年的，那对满洲可是大大的有“感情”。

　　他像当时的很多日本要人一样，认为日本最应该吞并的是东北，担心如果日本在淞沪战场上陷得太深，会影响到“满蒙大计”。

　　看到连松冈这样的“超级激进男”都主张及时收手，白川不得不冷静下来。

　　这次谈话足足进行了4个小时。白川终于接受了重光葵关于向全军发出停战令的建议。

　　下午1点，他在停战令上签字。

　　一个小时后，停战令正式发布：“本司令官（白川）决定，只要中国军队不采取敌对行动，我军将暂时原地不动，停止战斗。”

　　但在白川心中，仍然对全歼中国军队存有很大希翼，并且信心十足。

　　只要占领一个地方。

　　葛隆镇。

　　停战令是签署了，但军队早上就派出去了，所谓覆水难收是也。你们就瞧好吧。

　　白川暗自得意。

　　说真的，这老小子确实是有两下子的。

　　初到上海，他看中了一个七丫口，结果差点使中国军队陷入被包围歼灭的命运。

　　仅仅2天后，他伸手指向了地图上的另一个地方。

　　同样是命门所在。

　　葛隆镇位于嘉定以西，黄渡以北，沪宁铁路以东。一旦占领这里，第5军和19路军的归路就等于被切断了，后果不堪设想。

　　白川：我用不着再在嘉定和黄渡跟你们一点点磨。我相信，只要断了你们的后路，那个崩溃的人必然就是你们。

　　欲保葛隆，必守娄塘，后者是前者的屏障。

　　娄塘镇距浏河仅仅15里路。

　　3月3日凌晨1点，日军善通寺师团前锋千余人部队率先朝此袭来，并与在此驻守的孙元良旅第517团的三个前哨连交上了火。

　　“一二八”淞沪会战的最后一次恶战开始了。

　　（250）

宝宝寒

　　实际上，张治中事前并没有料到白川会到这里来断他的后路，他把重点仍然放在嘉定城的攻守上面，所以部队实际上是仓促应战。这使局面一度非常被动。

　　517团的那三个前哨连一共也就几百人，担负的警戒线却有三千米宽，也就是说防范的面实在太大。

　　2小时过后，三个连便只剩下了两个连，而且被冲上来的日军团团围困住了。

　　就这样，后面的日军仍然如同潮涌一般，不断朝娄塘杀来。

　　早上8点，善通寺师团已在娄塘附近集结了4千主力，频频向517团主阵地发起全线攻击。

　　当时危险到什么程度，就差一步，日本兵就可以端着剌刀冲进位于娄塘的517团团部里面去了。

　　幸亏该团的一个连（第1营第3连）挺身而出，拼死力战，才把日军暂时击退。

　　10点，旅长孙元良亲自来到团部，一面加强指挥，一面向第5军军长张治中紧急报告敌情。

　　张治中知道娄塘情况危急，必须迅速派援。

　　此时与娄塘靠得最近的是嘉定，在这里固守的是俞济时师主力。

　　派俞济时师北援？

　　日军早已兵临嘉定城下，这样一来，也许正投其所好。可能不仅解不了娄塘之困，还会因嘉定之敌长驱直入，使局面变得更糟。

　　俞济时能守住那里，不让日军过来，就算对得起大家了。

　　想来想去，又想到了那个救命稻草——88师独立旅（税警总团）莫雄团。

　　自从倒霉的王赓被解除职务后，莫雄就代替了他的位置。这一路过来，税警总队一直为主力撤退打掩护，功劳着实不小。现在莫雄团就驻在蓬朗镇，位于葛隆和娄塘的侧后，让他们从背后增援，是个再好不过的主意。

　　张治中的思路立刻清晰起来。他发出命令，位于嘉定的俞济时师策应右翼，先期奉命从浏河撤至太仓的宋希濂旅掩护左翼，居中的莫雄团则火速增援，以这样一个品字阵型，确保即使在最紧急的情况下，日军也无漏洞可钻。

　　真是不能再出一点差错了。

　　可是莫雄团也不是翼生双翅，他们跑过来是要时间的，而在他们没来之前，孙元良必须靠自己顶住。

　　这时候的517团早就没有一个整团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4千日军已经增加了一倍，达到了8千。

　　更糟糕的是，娄塘守军不仅人少，弹药也快没了。

　　这种情况下，铁打的人也没法再坚持。

　　午后，娄塘一线阵地被先后突破，517团只剩下半个团不到。

　　时间是下午3点。

　　在葛隆镇进行指挥的孙元良已知退无可退。

　　（251）

宝宝寒

　　说起这个孙元良，还不得不提一个人：秦汉。

　　没错，就是那个台湾的大明星。秦汉是他的艺名，原名叫孙祥钟，他老爸就是孙元良。秦帅哥演了一辈子琼瑶剧，给人印象老是那个缠绵悱恻、优柔多情的小生，与老爸金戈铁马的硬汉形象相去甚远。不过我看过他在一部叫《汪洋中的一条船》的电影中的造型，里面他演一个身残志坚的残疾人，面部表情很是刚毅执着，颇见祖辈之风采。

　　老实说，这片子我没看过，我看到的是剧照，不过这张照片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或许还跟片名有些关系：“汪洋中的一条船”。闭目想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境呢，周围惊涛骇浪，船只随时有被倾覆和吞噬的危险，船上的人拄着拐杖，顽强地支撑着，驾驭小船一直向前。

　　只有狂风暴雨中倔犟的海燕能与之相提并论。

　　现在，孙元良就处于这片汪洋之中。

　　生死关头，他提笔给张治中写了封短信。信的内容很简单，一共三点：

　　第一点，517团已经被围住了，现在连团长都找不到（“团长失踪”）；

　　第二点，我现在就在葛隆镇，估计这个地方很快也守不住了，不过我不会逃，万一失陷，这里将是我的葬身之地（“职拟在葛隆镇殉职”）；

　　第三点，葛隆镇失守，你那里也就危险了，快走（“请军长迁移”）！

　　这既是战况报告，也是一封遗书，可以想见当时情形已到何种境地。

　　第5军指挥部就在葛隆镇背后的钱门塘，葛隆镇丢了，钱门塘当然也不能幸免。不过张治中在收到报告后并没有跑，而是赶紧给自己的黄埔学生打气，告诉他，只要再坚持一下下，援兵很快就会赶到。同时要求517团务必坚持到日落之前方可向葛隆镇方向撤退。

　　接到张教育长的电话，他的学生孙元良只有苦笑。

　　“一下下”是多少，谁也不知道，听上去无非是一句安慰之辞罢了。再说517团还能坚持到日落之前吗？

　　我现在可是连他们的团长都联系不到了。

　　也罢，看来这里真的要成为我的殉职之所了。孙元良拿起枪，准备去做最后的抵抗。

　　但这回张治中确实没忽悠他。

　　下午4点，独立旅莫雄团终于赶到葛隆。这支精兵一到，葛隆镇守军顿时群情振奋，阵线得到了巩固。

　　然而危情并未完全解除。

　　孙元良认为失踪的那个团长没有失踪，此时正在娄塘陷入苦战。

　　517团团长张世希（黄埔1期）一直在战场上，只是他也同样联系不到孙元良。他此时能做的就是拼着命坚守残余的阵地。

　　很快他发现阵地再也守不住了，因为日军已突破了左翼，即将环绕包围过来。

　　这是最后的时刻。

　　鱼死网破，只此一遭。

　　（252）

宝宝寒

　　我相信，这就是张世希和他的将士们当时的真实想法：冲出去或许还有活路，冲不出去就只能等死。

　　于是这些人忽然像疯了一样地从阵地上跳了起来，向日军直扑过去。

　　显然，日军根本没料到中国守军有此一招。

　　眼看着已经气息奄奄，忽然间猛如恶虎，思维反应再敏捷，一下子也转变不过来。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

　　张世希他们不仅冲出了重围，而且使日军相信，中国军队的大批援军已经上来了，加上天色将黑，善通寺师团担心遭到伏击，终于选择了后撤。

　　由于娄塘之战的浴血坚持，第5军和19路军得以化险为夷，将主力转移至常熟、太仓、昆山一带重新布防。

　　可以说，517团是以一团之牺牲，换来了全军之安危。

　　在他们的玩命冲锋中，有的人跌倒后就永远没能再爬起来。

　　第1营营长朱耀章（黄埔第5期）是其中职位最高的一位，身中七弹，当场殉职。

　　难能可贵的是这位朱兄还是个诗人，仗打得这么激烈，也没忘记忙中偷闲，作上两首诗词。在他的遗作中，就有“男儿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等句，更有“宁碎头颅，还我河山”之淋漓慷慨。

　　宁碎头颅，还我河山，壮哉。

　　其志可称壮烈，其魄可谓夺人！

　　3月3日，另一支部队也冲出牢笼。这就是一直苦守吴淞的翁照垣旅。

　　再不撤不行了，因为此时从罗店到大场已尽陷敌手，硬撑下去，真的只能全军覆灭了。

　　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是上海民众代表的力劝，才使翁照垣改变主意，决定西撤的。但实际上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在日军已占领西撤之路的情况下，固守吴淞是死，西撤也未必就是一条活路。作为一名有相当作战经验的战将，以前不撤并非头脑发热（别忘了他对市民义勇军下令“快走为要”时的急切和清醒），而现在决定西撤也肯定不是只听取了对军事不甚了了的群众的一面之辞。

　　事实上，他的旅参谋长就此曾做过一番分析。

　　这位参谋长指出了西撤成功的可能性：

　　西路虽被敌大股部队占领，但这是进攻部队，他们来的时间短，工事据点不可能很坚固。如果我们能在这个时候集中全力，出其不意地杀过去，冲出去的可能性很大。

　　——万一失败，甚至全体牺牲，也可以多找些垫背的，总比守在家里被炮弹炸死强。

　　我相信，后一句话更让翁照垣动心。

　　他决定冒险西撤。

　　撤退之前，他用望远镜向杨行至庙行方向了望，看到那里到处都飘扬着日军的膏药旗，显然敌方规模人数远超己方。

　　此一去，必作有去无回、有敌无我之决心矣。

　　（253）

宝宝寒

　　3月2日晚，翁照垣用电话下达命令，定于晚上12点分左右两个纵队全体撤退。

　　但是由于部队分散，直到3月3日凌晨，两纵队才集结完毕。

　　2点，行动开始。

　　左纵队走庙行、太沪公路，右纵队走杨行、刘行。

　　翁照垣随右纵队从杨行走，一路上，他命令部队全副戒备，随时准备在被日军发现后与之厮杀。这时，他忽然听到西北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据此判断，可能是已退至嘉定的第5军主动向浏河日军发动了夜袭。

　　千载难逢的良机，快跑！

　　右纵队加速通过杨行，一路上都未遇到敌军阻拦。

　　随后，左纵队也报告：庙行及以北地区都未发现敌踪。

　　3个小时的强行军，杨行已在身后，庙行转眼也被抛在后面。

　　此时，浏河方向的枪炮声更加激烈。听上去，不打个你死我活，双方谁都不肯罢休。

　　凌晨5点。

　　右纵队通过刘行，没有看到日军。

　　左纵队通过太沪公路，也没有看到日军。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夜晚，本来以为西行之路将是一条血战之路，没有想到一个鬼子也没碰见，只需埋着头赶路就行了。

　　3月3日5时55分，翁照垣旅到达嘉定。一问，昨晚并无部队出城夜袭。

　　翁照垣心里升起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是谁，究竟是谁，建此奇功，挽救了一旅兄弟的性命？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因为一个步兵排的姗姗来迟。

　　这个排本来是留下来担任警戒任务的，因此撤的稍微晚了一些。等到他们撤的时候，因为着急着赶路，又与大部队不在一起，结果走岔道了。

　　在日军堆里迷路可不是什么好事，何况一个排才多少人。你就算好了，在宝山帮着市民义勇军守堤的那是半个排，18个人，打满了算，一个排也就36个，给日本兵填牙缝都嫌不够。

　　老天保佑，走了3、4个小时后，总算看到前面有灯光了。大家喜出望外，认为一定是赶上大部队了。凑近了才发现竟然是鬼子在做饭呢。

　　大概是真走急，犯迷糊了，也不想想，这是要在人堆里搞穿插，大部队再牛气冲天，敢在这里亮灯吗，莫不是怕自己的目标不够明显，死的还不够快？

　　双方都吓了一大跳。日军没想到自己吃个饭也吃不安生，支那军会趁这机会来捣乱，赶紧放下碗筷，操起枪来进行射击。

　　这下子，迷路的这个排好象是走夜路踩了一堆屎，没法脱身了。

　　好在排长很机灵，临危不乱，命令全排散开，利用地形进行还击。

　　听到这边打了起来，周围的日军也激动起来，只是天黑摸不清状况，也不知道对手有多少，只能闭着眼睛朝此射击。

　　中国排打了一会，发现味道不对：他们不打的时候，相反的两个方向还在打，而且越打越起劲。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扫人家的兴了，正好走人。

　　中国排走了，可是他们不知道今天真是摸到老虎窝里来了。因为他们瞎摸乱撞的地方，正是浏河的一个日军指挥部！

　　（254）

宝宝寒

　　本来是往嘉定去的，没想到绕一大弯，跑浏河来了。

　　浏河指挥部的日军指挥官一听支那部队来袭击了，马上跳了起来。

　　根据情报，嘉定守军并未出动，所以这位指挥官判断，极可能是吴淞的翁照垣旅发动的袭击（这个判断基本正确）。

　　终于挺不住要出来了吧。想来袭击我，哼哼，我还想歼灭你呢。

　　听外面动静，来袭的人马着实不少——当然不会少，指挥部遭袭可不是什么小事，周围能来帮忙的谁敢不来。

　　日军指挥官当即下令，调集庙行、杨行和刘行一带的日军，到浏河对“支那大部队”进行包围。

　　翁照垣在西撤途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对日军发动夜袭的会只有一个排，而且还是自己的队伍。

　　天亮了，“越战越勇”的日军傻了眼，原来打来打去，都是自家兄弟在凑热闹，而此时，中国排早就到了嘉定。

　　这天上午，日军总算占领了已经空无一人的吴淞要塞。

　　此前，翁照垣旅已在这里坚守了将近一个月，是中国军队最后一个撤出第一道防线的部队。

　　将军奋身起南纪，志挽日月回山邱

　　——常燕生《翁将军歌》

　　翁照垣因沪淞一战成名，其在民间的声望甚至超过了19路军的老法师陈铭枢。

　　得到报告，白川那个意欲全歼中国军队的美梦算是彻底搁浅了。

　　停战令签署后，日军虽仍有小规模进攻，但大仗基本上已没有了。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虽然于3月6日后陆续在吴淞登陆，但3天后，上官云相也率47师主力到达常熟（归属19路军指挥）。这两支部队都没轮得上打，任务就是在前面看看门，放放哨，替换原先的人马到后面去休整。

　　3月4日这一天终于来了（日内瓦时间是3日3日）。

　　国联特别大会如期召开，专门讨论中日冲突问题。

　　中国代表颜惠庆首先做陈述发言。

　　他主要讲两点：“九一八”以来，论事实，日本把东北能抢去的都抢去了；论法理，日本把国际盟约中能践踏的都践踏了。

　　随后要求国联大会，“动员所有道德力量”来制止日本的疯狂举动，当然包括这次上海事件。

　　日本方面，作为首席代表的佐藤没有露面，不知道是不是上次被颜惠庆骂惨了，连脑袋也不敢伸出来了。

　　代替他的是日本副代表松平。

　　这家伙采用的是避实就虚的策略。

　　松平（内心独白）：感谢重光葵，感谢松冈，感谢白川，没你们又发声明，又签停战令的，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既然日军已在上海宣布停战，他就先把这个拿出来表白。先扯一通“完全自卫论”，然后表示只要大家把事情商量好，日军即可撤兵。

　　至于东北问题，那就干脆抛开了。

　　松平：咱们今天不是说上海吗，满洲在这里就不要多讲了，以免冲淡主题。反正国联理事会派遣的调查团也已经出发，以后听听他们怎么说就知道了。

　　这次会议正如日本外务省事前所料，除了日本自己，没几个是帮着他们的。当天发言的17个国家的首席代表都是向着中国说话，尤其是瑞士、捷克等中小国家，它们在欧洲逍遥惯了，最恨日本这样的“无赖国家”跑出来惹事生非，所以那话说得就非常不客气，什么“不宣而战”，“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听在松平耳朵里，那是相当的剌耳。
　　要不是在国际场合，得注重礼仪，松平大概就得气得拍桌子了：“你们是不是骂人都不带脏字的？有你们这么损人的吗？敢情我们的停战声明和停战令都白发了，没人领这个情？”

　　其实，松平君，你就消消气吧。发个停战令又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会发，我们也会。

　　3月6日，为回应国联大会呼吁，19路军以总指挥蒋光鼐的名义，也发了停战通电，表示你不打我，我就不打你，但如果你们违背国联决议，又要动武，那我们也不会客气。

　　（255）

宝宝寒

　　5天后，即3月11日，国联大会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

　　从这个决议草案的内容上来看，是极不利于日本的。

　　鉴于中日两国都已发布了停战令，这个事情也就暂且不提了。不过它还是正告中日两国（其实就是对日本说的），“任何一方用武力压迫解决中日争端，就是违背（国际）盟约”，也就是说你们不准再打了，谁打谁没理。

　　同时草案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那就是选举“19国委员会”（中日两国都被自动排除）。

　　围绕这个决议草案，大家投票。

　　松平本想大喊：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这个决议不就摆明是要想整我们日本人吗？

　　你不同意顶个球用啊。你又没投票权，一边呆着去。

　　当然中国也同样没投票权。可是颜惠庆有没有都很高兴，因为他早就知道大会的风向会往哪边转了。

　　表决结果：与会的42国代表一致通过。

　　松平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倒在座席之上。完了。

　　根据决议，“19国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一个讨论上海停战及日本撤军问题的常务工作机构。

　　凭颜惠庆的人缘，让他们帮着中国说话，没有问题。

　　当然具体到细节，还得由中日双方具体来谈，也就相当于国联定了一个基调或原则，下面就由你们自己来讨价还价。

　　毫无疑问，这个大原则至少是有利于中国的。

　　3月14日，中日进行首次非正式谈判。

　　日本方面的代表是驻华公使重光葵，中国方面是外交部政务次长郭泰祺。

　　中国当时留学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学军事的一般到日本，学政治搞外交的一般到美国，即所谓“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郭泰祺和王正廷、施肇基他们一样，都是美国海龟，正宗的宾西法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成绩相当不错。

　　实际上，他也是当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但是去晚了，没能像顾维钧和王正廷那样成为正式代表。不过俗话说得好，去得早不如去得巧，顾王二位再能讲善辨，那次和会中国至少在表面上也失败了，倒是后来代表团拒绝签字，反而为中国人争了脸面。这些拒绝签字的人里面，郭泰祺榜上有名。

　　要论政治和外交才能，郭泰祺还是够格的。但此人有一个毛病，那就是不注意小节，在私生活和个人廉洁方面都有些问题，这也成了他后来马失前蹄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次他和重光葵会面，并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

　　重光葵强调，要停战谈判，你们得首先取缔抵制日货及排日活动，这样我们以后才能谈其它的。

　　后面跟着的要求还有一大堆，像开设上海自由港、扩充租界这些都说出来了。

　　郭泰祺撇了撇嘴：你们有没有诚意？这些东西跟停战搭什么界。

　　双方不欢而散。

　　这一天，还有一个特殊的团队到了上海。

　　（256）

宝宝寒

　　这就是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

　　调查团的效率实在不是很高。人家那里打得昏天黑地，连锦州都被占了，他们还在那里磨磨噌噌地做准备工作。这么一准备，就准备了两个月。等到要出发，“一二八”会战又打起来了，本来说好直接去东北的，只好临时改为到上海绕一圈。

　　植田在江湾骑虎难下的时候，李顿调查团出发了。

　　到上海之前，他们还有一个地方得绕，那就是日本。

　　他们坐的是海船，没法快，所以这一走就走了一个星期。

　　一周后，调查团抵达日本横滨港。

　　到达日本的第二天，中国就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在南方，善通寺师团主力在白川的指挥下，从七丫口登陆，准备给中国军队以致命一击，而在北方，关东军的头头脑脑们正在张罗他们的“喜事”，那就是成立伪满洲国（伪满）。

　　淞沪作战，至少关东军的目的是达到了，那就是转移了热点。大家都在上海这边着急上火，谁也没注意到日本人还会在东北搞出新花样来。

　　“马玉山路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的始作俑者板垣该笑了。在搅局方面，他的才能可并不比土肥原差多少。

　　关东军建满洲国的日程安排得比较紧张，原因就跟白川害怕3月4日国联要开大会是一样的。

　　李顿调查团要来，你必须在这之前把一切都摆平了。否则，日军在满洲存在的合理性就得打NN个问号了。

　　可是张罗个国家不比娶新娘子轻松（哪怕是傀儡国家），那几天，把个实际操办者板垣忙得没了人形。

　　身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很着急，几乎天天跑去看，问板垣事情进展得到底怎么样了。

　　板垣气哼哼地来了一句：没进展！

　　本庄繁愣住了。这说的是什么话，调查团眼看就要来了，戏还打不打算演了？

　　再一深究，原来根子出在溥仪身上，这兄弟不配合。

　　真应了那句老话：皇帝不急太监急。

　　溥仪自有他的委屈。

　　当初土肥原忽悠他到东北，就是奔着重建帝国这一“伟大梦想”而来的。谁知道来了以后才弄清楚，人家准备搞的是共和国，不是帝国，给他的称号也不是皇帝，而是所谓“执政”。

　　这跟土肥原的承诺可有天壤之别。如果是这样，当初干嘛费尽心力跑到这里来，在天津呆着当个寓公不好吗？

　　得知“皇帝”只弄到了一个“执政”，下面一帮遗老遗少就吵开了。有的人更是怪话连篇：我说的吧，信谁也不能信日本人，咱们上当了！

　　溥仪窝了一肚子无名之火，可是又找不到土肥原（早躲到哈尔滨去了），就对着板垣发起了飙。

　　板垣君，不用担心，这事包在领导身上。

　　本庄繁不由分说，拉着板垣便去找溥仪。

　　溥仪还在那里横着呢。

　　（257）

宝宝寒

　　本庄繁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建帝国是办不到的，这个梦你就趁早别再做了。”

　　又点拨他一句：虽然皇帝做不成，但“执政”也不错，那也是一国之元首。

　　溥仪没尝到过这帮恶人的厉害，还以为是在紫禁城那会呢。因此对本庄繁的话，一句也没能听得进去。

　　对这个小皇帝的天真和固执，板垣算是早就领教过了，但当着本领导（本庄繁）和众人的面，又不得不强压火气，找话敷衍他：“总统，皇帝，执政，其实都一样，有什么区别呢。”

　　怎么没区别，你蒙三岁小孩的吧。

　　溥仪一甩手：“我是来当皇帝的，不给皇帝做是不是？行，那我还回天津去。”

　　每当我从史料上读到这一段，都觉得忍俊不禁，那腔调，跟《武林外传》里那个动不动就拿“回扬州”来吓唬人的“扈十娘”（拿手曲目是“郎君啊，你是不是饿得慌呀”）真是十分神似。

　　见溥仪表现如此强硬，本庄繁也像客店里的那帮人一样担起了心。

　　虽然是尊泥塑佛，重塑一个倒也不容易，而且调查团马上就要到了，重起炉灶的话时间上来不及。

　　为了哄住溥仪，情急之下，本庄繁脱口而出：“这不是国联调查团要来吗？咱们先把国家建起来，应付他们一下，至于帝号，以后还可以慢慢再商量。”

　　这其实是给溥仪台阶下的。

　　可溥仪正在兴头上，没发现气氛有什么异样，仍然一个劲地嚷嚷着要做“宣统皇帝”，坚决不做“民国臣子”，哪怕是“执政”。

　　反正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卖这二位的帐。

　　这下子，本庄繁和板垣可都失去了耐心。

　　什么人啊？爷还不伺候了。看清楚，这里是我们的地盘，还摆你以前皇帝的臭架子，真是给脸不要脸。

　　“你不干，我们自己干，照样可以搞一个共和国出来！”

　　抛下这句硬邦邦的话，两人便气鼓鼓地甩手而去。

　　这一走，溥仪和他的遗老遗少们才发现大事不好。

　　耍酷过头，把日本人给得罪了。

　　大家一合计，本庄繁和板垣说的一点没错。这世道，别的没有，要说汉奸，那是一抓一大把。你溥仪不干，自有人干。

　　再说都这步田地了，真能怎么样，再回天津？！开玩笑的吧。

　　不需要关东军再做什么思想工作，他们自己就变乖了。

　　服软吧，不服不行。

　　溥仪赶紧派了人去给本庄繁当面道歉。

　　本庄繁：想通了？

　　想通了。

　　那就赶紧建国吧。要不真来不及了。昨天李顿他们已经到横滨了。

　　伪满洲国就这样急急匆匆地宣布成立了。此时，建国典礼都还没搞呢，溥仪也未正式就职。

　　其实就是做给国联看的，重要的是先把庙立起来，至于里面的和尚，只能以后再慢慢安排了。

　　李顿调查团一到日本，首相犬养、外相芳泽马上围了上来，一见面就是90度大鞠躬，然后是吁寒问暖，大献殷勤，不知道怎么待这批西方上帝才算恭敬。

　　可是实质性的谈话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258）

宝宝寒

　　李顿这些人明显对突然冒出来的什么满洲国不感冒。

　　日本人讨了个没趣。

　　3月14日，李顿调查组来到上海。

　　中日在当天的非正式谈判上没有取得一致，倒是有机会对着李顿他们唠了半天嗑，也无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说来说去，都绕不开一个主题，那就是东北。

　　可不，这个调查团当初就是为此而成立的。

　　尽快北上吧。听说那个什么满洲国连建国典礼都办了，末代皇帝做了“执政”。再不去，还不知道那里要搞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来。

　　调查团走后，中日双方在上海继续进行谈判。

　　一直到3月24日，总算，非正式变成了正式。

　　双方终于可以正儿八经地谈了，这一谈就谈成了一个马拉松。

　　其实这时候已经没有多少很实质的东西可以争了，国联又不准双方再动手，而从两边的情况来看，中国军队没全垮，日本军队也没全赢，割地赔款这些更无从谈起。

　　那争什么？

　　面子。

　　双方代表天天在谈判桌前把眼睛瞪得跟个乌眼鸡一样，围绕着对自己有利、不利的各个细节，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简直就像是在打第二场淞沪战役。

　　外交谈判这东西，你没点好体力，还真应付不过来。

　　争到后面，所有问题都差不多达成了妥协，只剩下了一个最关键的：日本什么时候从上海撤兵。

　　这位说了，日本是不是想赖在上海，不想撤兵？

　　否。

　　日本其实是想撤兵的，而且心情还急切得很。

　　这么多人马呆在上海滩，又不是不要花钱，那军费就跟流水一样的在消耗。以往跟中国人打仗，虽然打得辛苦，但最后都可以让中国人买单，这一次却有些例外，怎么也看不出中国政府有掏钱弥补它“损失”的迹象。

　　多住一天，就得多花一天的钱，全是自己腰包里的！

　　更何况，开战以来，英美等国的态度，也很清楚地向日本表明，上海这块地方不是东北，不是可以任由你胡搞的。

　　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存有从这里捡点什么金元宝带回去的心，那就真是发痴了。

　　可为什么他们还不马上滚蛋？

　　主要还是面子问题。

　　重光葵说，我们日军可以撤，但不能限期。

　　郭泰祺不干了。

　　不限期？那跟不撤有什么区别。

　　居中调停的英国人也觉得日本人有些无厘头。他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要日军6个月内完成撤兵。

　　当时重光葵装模作样地说，政府给他的指示里面从来没有明确撤军时限，所以也谈不上什么6个月。

　　其实内心早已同意了，可表面上还得摆副臭脸出来。

　　英国人倒也聪明，就说那你回去请示一下上面再说吧。

　　两天后，重光葵答复：经请示，政府“勉强”同意了这个折中方案。

　　英国人又转回头征询郭泰祺的意见。

　　郭泰祺不答应。

　　6个月太长了。

　　当然，重光葵也知道这个时间定的有些长，起价嘛，都是开的很高的。

　　他认为郭泰祺可能会要求去掉一个零头。

　　郭泰祺说：只争朝夕，我们认为3个月比较合适。

　　这种对半砍价（时间去了一半）的做法，把重光葵一下子气炸了。

　　太过分了你，既然这样，那就别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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