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草鞋军团（250）

　　张国焘一次在与徐向前闲谈时，曾问他：“你看将来该怎么办？现在根据地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
　　言下之意，已对民尽财穷的川陕苏区失去信心。
　　也就是说，即便中央不来这份电报，红四方面军也在考虑向其它方向发展，西渡嘉陵江遂成为头等大事。
　　从1935年2月初起，徐向前发起陕南战役，兵出汉中打击杨虎城，但这只是虚晃一枪，为的是吸引嘉陵江沿线的川军北向，以便从嘉陵江中段实现突破。
　　到中央红军宣布放弃北上计划时，红四方面军已是箭在弦上，非渡不可了。
　　强渡嘉陵江，徐帅选定的目标又是那个倒霉的冬瓜。
　　川中诸侯，以田颂尧第一个与红军交手，也就等于第一个遭殃，此后就留下了心理阴影，不仅军心涣散，而且官兵无不畏红军如虎。偏偏分摊给田颂尧的防线还特别长，全长七八百里，三十多个团铺上去，平均二十多里地才一个团，根本无法全部顾及，只能是守点看线。
　　咬不完的牙，着不完的急，田颂尧只好自己骗自己，先在江边转了一圈，看看筑的碉堡，想想红军若要强渡的话，必然要暴露于碉堡群的火力覆盖之下，红军应该不会出此下策吧？
　　接着又扫视一下江面，似乎觉得更有把握，因为他已经把江中所有船只都弄到西岸和下游去了，没有渡船工具，嘉陵江又不能陡涉，红军难道能飞过来？
　　虽然有了这些垫底，毕竟还是有些心虚。
　　让田颂尧及其部下感到格外恼火的是，他们得不到嘉陵江东岸红军的一点真实情况，派去侦探，带回来的情报也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
　　由于不知红军虚实，田颂尧的部下何瞻如便求上了神仙。
　　何瞻如在关帝庙设了个神坛，找两个道士扶乩，把什么关公、观音、玉皇大帝一古脑全召了来，请这些“神仙上级”发指示。
　　每个“神仙上级”都来了一趟，乩笔上都说：“红军要失败，要消灭，不会来。”
　　何瞻如高兴起来，他准备春节回成都娶姨太太，走之前，又去扶了一把乩。这次不仅关公亲自登坛赏光，而且还破例赐了何瞻如一首诗，说的是：“跨骑赤兔下南天，嘉陵江边好清闲，将军各自放心去，红罗帐内戏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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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51）

　　何瞻如乐得哈哈大笑，一颗心完全落了地，他立即打电报给田颂尧请了假，经过批准，这哥们放心大胆的去成都“戏婵娟”了。
　　嘉陵江边却并不清闲。
　　何瞻如呼呼地走了，正如红军飕飕地来。田颂尧不知道，徐向前已在离嘉陵江几十里远的地方大量造船，在发起强渡之前，这些船只都被抬到江边，只是做了伪装隐蔽，看不出来罢了。
　　1935年3月28日，一个风雨之夜，由徐向前和张国焘直接指挥，红四方面军分三路强渡嘉陵江，其突破区域正是何瞻如防守的正面。
　　突破之后，川军乱得一塌糊涂，电话打来打去，乱喊乱叫，负责侦听的红军通讯队听得清清楚楚。
　　那边川军不知要点已失，还打来电话问：“红军到哪里了？你们怎么样呀？”
　　有人回答得很干脆：“老子是红军，你们完蛋啦!”
　　徐向前灵机一动，让通讯队伪装川军对答，更加剧了川军的混乱。
　　通过嘉陵江一役，红军全盘“接收”田颂尧的沿江防线，为继续西进打开了通道。
　　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明令将田颂尧撤职查办，由孙震接替指挥，以“戴罪立功”。
　　此前，田颂尧已知前景不妙，曾急电自己驻重庆的代表向刘湘求救。从早上到中午，求见三次，都被门卫婉言谢绝。
　　这个代表知道“主公”已危在旦夕，最后怒形于色地说：“今天见也要见，不见也要见，非见不可。”随即将名片摔在了地上。
　　名片摔得很没有出处，因为刘湘也深恨冬瓜不争气，早就不想保他了，可是见田颂尧的代表赖着不肯走，也不得不出面敷衍。
　　刘湘说：“我已将你们的意思转达给贺元靖（贺国光的字），他表示只能听候委座（蒋介石）处理，似无折衷余地。”
　　田颂尧的代表当然知道“听候委座处理”是什么后果，因此一再坚持：“甫公何不马上就以总司令的命令处理。”
　　田颂尧希望打两下屁股就算，但蒋介石和刘湘却是准备开除冬瓜的学籍，代表拼命恳求，也只是让蒋介石的命令延迟发布两天而已。
　　1935年4月4日，孙震召集军官开会，宣布：“军长这两天有病，命令我暂时代理他。”说完之后，他就离开了，但却在桌上丢下一张纸，众人面面相觑之后，捡起一看，才知道是对田颂尧的撤职查办令。
　　一朝天子一朝臣，整个军部立刻被愁云惨雾所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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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52）

　　有亲信前去田颂尧公馆探视，见那里竟然连个警卫侍从人员都没有了，田颂尧正患腹泻，可怜兮兮地躺在床上，二人相对黯然，不觉泪下。
　　孙震倒也真做得出，和田颂尧交接之后，便来了个大清洗，军部原有官佐除个别留用外，全部停职遣散，让他们另谋生路。
　　距离成都巷战三年后，田颂尧的“事业”还是彻底完蛋了，一只好端端的大冬瓜摔到粉碎。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虽然基本放弃了川陕苏区，但通过连克涪江流域的九座县城，部队又迅速扩充到八万，加上从川陕苏区撤出的其他人员，总计不下十万之众。
　　蒋介石、刘湘自然不会让红军这么悠闲自在，紧接着便从各个方向调兵合围，连胡宗南也率部进入了四川境内。
　　无论北面的红四方面军，还是南面的中央红军，此时都在急切地寻找着新的会合地点，西康逐渐进入他们的视线。
　　却说刘文辉退到西康后，经济极为困难，早已是穷途末路。他的部队仅仅能够勉强裹腹，士兵衣不蔽体，跟叫花子差不多，虽然旧部中陆续来投的军官很多，但都只能暂时收容，连工资都发不出。
　　为了能向刘湘多要一点粮饷，刘文辉经常进行内部编制调整，一会扩团为旅，一会扩旅为师，可是扩来扩去，实际兵力尚不足两万，也就是说，现在的刘文辉比落魄时期的杨森还要可怜。
　　因为天高皇帝远，刘文辉没能参加“六部围攻”，这倒让他避免了损失，内心里颇感庆幸，然而很快，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并且一直盘旋于黔西北，大有杀入西康的模样，这让刘文辉又心惊肉跳起来。
　　我都躲到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了，还有人惦记，这真不让人活了。
　　此时的刘文辉两手空空，那什么诸葛的脑子，哪咤的风火轮，菩萨的法力，还有关二爷的青龙偃月刀，他都恨不得有人能借给它，那样就不怕红军了，可惜全没有。
　　刘文辉已退无可退，但也不可能兵来酱挡水来走先，一遁了事。他能做的，至多是掩耳盗铃，严密封锁消息，以免动摇军心。
　　其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一度回师贵州，作进攻贵阳之势，刘文辉及其部下又产生了幻想：红军应该不会再来跟我们挤这么一个不毛之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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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53）

　　一番揣测推敲之后，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红军要入西康，必经金沙江至大渡河，那是半个多世纪前石达开所走线路，沿途山路崎岖，人烟稀少，并不利于大兵团运动，石达开的兵败覆灭，即与此地理相关，红军哪里能再来钻这个牛角尖。
　　可是红军的出现，就是要改变历史，趁滇军开赴贵州救急，毛泽东突然一个回马枪，又杀回云南。
　　“四渡赤水”被毛泽东本人认为是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笔”，应该说不是笔笔都那么顺利，但最后调开滇军这一笔，确实很漂亮。
　　接下来，他要重走石达开的老路，不是走向覆灭，而是走向胜利。
　　除了认为红军不敢走“石达开线路”外，刘文辉先前抱有侥幸心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薛岳的“中央军”一直紧紧跟在红军后面。
　　他也对此做过预案，即假如红军真的奔西康来了，他得堵，当然能否保住他的地盘，并不取决于此——中央红军的力量尽管不如长征前强大，可要扫平西康这点部队，还是游刃有余。
　　刘文辉全部的希望，其实都寄托于两点，即红军在“石达开线路”上自生自灭，以及薛岳早点赶到。
　　替刘文辉驻守金沙江的，是他的侄子、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
　　说是要守金沙江，刘元璋却一反常态，他在金沙江沿岸只布置了两个团，其余兵力都设于后面的会理、德昌、西昌等三线。
　　刘元璋的分析倒也不是没有道理，他说金沙江的江防线和嘉陵江一样漫长，不易防守，若被红军突破一点，便会全线崩溃，因此，守江不如守城，守面不如守点。
　　刘元璋的出发点跟刘文辉差不多，就是将兵力全部集聚于县城，只要守住几天，等薛岳一到，红军自然离去。
　　此外，三线分配的兵力也不同，基本表现为前轻后重，前面兵力少，越往后面兵力越多。
　　刘元璋对此自鸣得意，他的参谋长告诉别人，这是为了“麻”内行：红军打仗内行，通过这种摆法，可以给红军造成一种城内守军越来越强的印象，那样红军就不会拼命攻城了。
　　从后往前数，刘元璋亲率两个旅驻于西昌，德昌有一团又一营，到了会理，就仅有一个团，再到金沙江沿线，总共两个团，却承包了所有江岸。
　　如此排兵布阵，最痛苦的莫过于一线将领，即刘文辉的另一个侄子刘元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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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54）

　　区区两个团，怎么分都不够摊，只能重点设防，有的地方认为红军必过，就多放点兵，有的地方一看就知道红军不会光顾，便少放点兵，或干脆用其它代替。
　　哪里是红军必不会考虑的？
　　刘元塘得出的结论，是通安渡口。
　　通安渡口是川滇两省的正道，云南入四川，或者四川进云南，都是从通安渡金沙江。按常理，通安才是守军设防重点，但刘元塘偏偏不这样想。
　　红军擅长避实击虚，绝不会碰硬钉子，而且既是正道，薛岳也一准会奔此而来，两两相加，说明红军反而不会把通安选作强渡地点。
　　岷江大战时，刘元塘曾嚷嚷过要扮演“川南红军总司令”，如今他又站在红军的角度来了个逆向思维。
　　得出这个结论之后，他自个都有些佩服自个：川军战将要都有我这么聪明，那能避免多少人生悲剧啊！
　　于是，通安就成了刘元塘最节省兵力的地方，他一个兵都没放，只是将此地防务交由通安的江防大队负责。
　　这是刘元塘另一个自认为精巧的构思：江防大队从大队长到队丁，全都是通安人，在通安闭着眼睛都能走路。一旦觉察到江岸对面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便可向离通安十几里外的一个营报告，到时该营紧急赶来通安堵截，也完全来得及。
　　像刘元塘这样的粗人，能考虑到如此周密，也实在不容易。可惜的是，人生无剧本，它往往就像打发乞丐一样，你要钱，它偏给你饭，你要饭，他偏给你钱。
　　刘元塘想要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江防大队长，最后得到的，却是一个很二的角色——岂止是二，还是“二的平方”。此君不知道红军有多厉害，接到命令，说要封锁渡口并检查行人，还以为捡到了发财机会，那个乐。
　　他把南岸所有渡船都拉到北岸，只留下一条船在南岸，干什么？做生意。
　　有人要渡江，每位收费一元，客商则要加收半元，连抬滑竿的轿夫和邮差都照收不误。
　　到了“四渡赤水”后期，刘文辉、刘元塘等人惶惶不可终日，江防大队长却是数钱数到手软：在战争的压力下，过境民众剧增，生意火到要爆。
　　摆渡生意好，寄宿生意也水涨船高，通安的客店、茶馆乃至于烟馆里都住满了人。
　　这些寄宿客人，除了商人、行人、路人，还有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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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55）

　　刘元塘以为红军不会强渡通安，然而人家看中的，恰恰就是通安，而且用不着强渡，巧渡即可。
　　红军一人付了一元，坐着江防大队的渡船就过来了。
　　1935年5月3日，在刘伯承的指挥下，先期潜入的红军侦察组发起突然袭击，江防大队不战而溃，利用搜得的七艘渡船，干部团率先渡江。
　　与干部团交手后，那个协防的营被打到伤亡过半，只得退往通安后方。
　　刘元塘在会理接到电话，他预料江上渡船不多，红军大部队不可能一下子全渡过来，已渡江的必然只是少数先遣部队，因此立即率会理城内所有的部队驰援，想把红军迫回南岸。
　　可惜他不知道干部团是什么威力。在通安以北，双方连续激战数个小时，川军崩溃，随刘元塘逃回会理的仅四百残兵而已。
　　如果红军奋起直追，不需后续部队，只消一个干部团，攻下会理都没问题，但恰恰在这个时候，红军没有继续穷追下去，原因是红军高层没有把攻占会理放到首要位置，当时考虑的是大家能否顺利过江。
　　1935年5月5日，中央纵队过江。毛泽东过江之后盛赞刘伯承指挥有方，避免了中央红军走上绝路：“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江水怎会挡得住龙呢？我早知道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
　　中央纵队安全脱险，但后面还有各大军团。金沙江江宽水急，无法搭建浮桥，人多船少，渡江并非易事。
　　1935年5月7日，红三军团全数过江，而红一军团还未上船。
　　正是因为关注于渡江，毛泽东迟迟没有下达攻占会理城的命令，使刘元塘获得了宝贵的喘息调整之机。
　　耳闻不如见面，一交手就挨了揍，曾让刘元塘惊惶万状。
　　红军的先遣部队就这么难搞，看来会理很难守住，可是不守吧，又要受军法制裁，在这上面跌了大跟斗的，前有守嘉陵江的田颂尧，后有号称“贵州王”的王家烈。
　　田、王都是军长一级的大佬，尚遭严厉处分，刘元塘不过是只小虾米，轻轻一捏，也就完了。
　　惨事不能想，越想越绝望，刘元塘本一介粗人，自以为从来天不怕地不怕，连扮红军总司令这种要“满门抄斩”的话都敢说，但到了此种地步，也不禁急得哇哇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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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56）

　　当时川军中流传一种谣言，说红军对于俘虏，士兵留做苦役，军官一律惨杀，家眷还要编为慰劳队，用以犒劳有功人员。
　　刘元塘既畏军法，又不甘于“被惨杀”，坐守待援似乎也是死路一条，这人快被逼疯了。
　　都是死，他选择了死守会理。
　　刘元塘的两老婆本来已被他给送走，分别之前刘元塘一人“赠”一包毒药，嘱咐她们如果被红军抓住，就赶紧服毒自杀，以免被扔进“慰劳队”，现在又赶紧派人给追回来，准备着要死死一块。
　　刘元塘将退下的残兵和城内留守人员编成作战部队，在城外高地构筑防守工事，同时一边向刘元璋告急求援，一边分头飞调担负江防的两个团撤回会理集中。
　　刘元璋答应派一个团增援，但他对守会理更无把握，在电话中就吩咐刘元塘，实在不行就放弃会理算了。
　　事到如今，刘元塘岂能说弃就弃：你不过是舍不得你那个团，我的身家性命可全在这里了。
　　刘元塘怕刘元璋收回成命，索性派副官快马北上，非把增援部队接来不可，你想来得来，不想来也得来！
　　1935年5月7日，在红三军团迫近后，刘元塘自知不敌，被迫将城外部队全部撤回城内。
　　第二天，红一军团渡江，红军两大军团的先头部队先后进至会理近郊，毛泽东正式下达了攻占会理的命令。
　　这是城内人心最为慌乱的时候，援兵尚未到达，城下红军却已如潮涌来。
　　刘元塘站在城头，迎来了一批被红军释放的俘虏，这是通安作战时受伤被俘的十几个官兵。其中有个排长，他说：“红军不但不杀人，对我们还很客气。他们官兵服装一样，都在一起吃饭，营长、连长都不拿架子。如不告诉我们，根本就分不清哪个是官。”
　　守城士兵大感惊奇，都围上来问这问那，听到没有传说中的“留做苦役或被惨杀”，人的心理状态明显就不一样了。
　　这时城内又传出一副对联，上联是“红军中，官、兵、夫，起居饮食一样”，下联是“白军内，将、校、尉，阶段薪饷不同”。白军系由苏联引入的名词，这里指的是与红军作战的军队，包括川军。
　　对刘元塘来说，俘虏带回的信息和那幅对联，简直比“四面楚歌”还可怕。置身于重重压力之下，他就像一只被拉伸到极限的弹簧，困兽犹斗之下，整个人到达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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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57）

　　刘元塘红着眼睛，提起马刀，亲手杀死了释放回来的所有俘虏，然后又追查对联的来源，最后追查到两个来历不明的道士，刘元塘连他们也杀掉了。
　　刘元塘双手沾满鲜血，成了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但总算镇慑住了军心，没人再敢说动摇二字。
　　援兵终于来了。
　　刘元璋派出增援的聂团从西昌出发后，沿途便听到风声，说红军势大，去会理无异于白送卿卿性命，早就魂不守舍。
　　当刘元塘派出的副官赶到时，聂团正要打道回府。来人亮出刘元塘的命令：星夜赶来会理，如敢延误，军法从事！
　　跟红军作战固然危险，可听听“刘魔王”的口气，返回西昌的话更危险，两险择其轻，聂团只得硬着头皮往罗网里钻。
　　红军急于合拢包围圈，自然要把援兵挡在城外，刘元塘在城头看得真切，赶紧带上两个连冲出北门，一番交战后，将聂团接入城内。
　　过了一会，西门外又枪声密集，刘元塘判断，可能是江岸部队撤回，为红军所阻。
　　这时包围圈已越来越紧，刘元塘把心一横，脱光上衣，只穿一条短裤，腰上拴一红肚兜，手舞马刀，领着三个上了刺刀的步兵连出城接应。
　　“刘魔王”变为“红孩儿”，左右都是妖怪，不过好歹把人接进了城内。
　　一看不是两个团，只有一个团。原来，在接到刘元塘回防的命令后，其中一个团以为回防会理必无生路，已直接逃往西昌去了。
　　刘元塘恨得牙痒痒，但既然已有两个团，先守着再说。
　　除留下两营作为预备队外，他将所有部队都派上城头防守，平均每个垛口分两个兵。
　　晚上，刘元塘又将浸透煤油的棉花团作为引火物，抛到城外民居之上，将其烧毁，既防止红军利用民居接近城垣，又借以扫清射界。
　　1935年5月9日，包围圈完全合拢，由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向会理发起猛攻。
　　起初，川军没有守城经验，喜欢伸出头向下查看，因此常被红军击中头部，以后学乖了，官兵纷纷用城砖或铁板遮着脑袋，才减少了中招的机率。
　　刘元塘在每个垛口都摆了瓦罐，里面装满石灰，当红军用云梯或勾索登城时，守军便立即投掷石灰罐，红军眼睛被石灰刺伤，导致无法前进。
　　红三军团伤亡很大，一名团参谋长战死，彭德怀和红三军团素以能打硬仗著称，但面对刘元塘的固守，也感到难以速战速决，遂建议放弃攻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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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58）

　　当天晚上，在金沙江南岸担任掩护的“铁后卫”红五军团渡江，中央红军全部过江入川，船只则被一个不留地予以烧毁，使得追到南岸的薛岳暂时只能隔河兴叹。
　　红军高层据此向彭德怀发出指示，要求继续攻打会理，如强攻不成，应加紧进行坑道作业。
　　在缺乏重武器的情况下，要想短时间内攻克城池，所用办法无非这两样，彭德怀于是传令用步枪对垛口进行密集射击，用以掩护坑道作业。
　　枪声很密，却再无人架梯攻城，刘元塘又不傻，很快便发现不对劲，红军恐怕是要施展“土行孙”的绝活了。
　　刘元璋派来增援的那个聂团长很有些头脑，紧急状况下，他向刘元塘献计，说可以采用“瓮听法”来对付。
　　无论是红军的坑道作业，还是川军的“瓮听法”，其实都并不新鲜。早在清末，太平军即采用“穴地攻城法”，也就是在城下挖掘地道，然后用炸药进行爆破，利用这一方法，太平军曾经屡试不爽，最后一直攻到了南京城下。
　　“瓮听法”系清末名将江忠源首次广泛采用，自这一防守战术问世后，“穴地攻城法”才遇到了克星。
　　刘元塘依计在城墙下到处挖掘一米半深的土坑，把空罐子放下去，用以查探红军挖坑道的位置。其后，果然听到西北城角有挖土的声音，刘元塘除挖沟灌水外，又集中兵力在西北角防堵。
　　1935年5月10日，半夜时分，忽然天崩地裂一声巨响，西北城墙被炸塌一角，红军冲上城墙。
　　刘元塘提刀上阵，一面堵缺，一面交战，交战过程中，这疯子受了伤，满脸是血，但仍立于阵前督战。
　　由于土湿泥陷，红军无法沿塌陷的坑道跟进，加上川军有了防备，红三军团发起的首次坑道突袭遭到失败，已入城的少数红军悉数战死。
　　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川军上下已心有余悸：如果红军再来两次坑道作业，怎么堵得住？
　　于守城而言，最怕军心动摇，军心一动摇，便什么都完了。刘元塘赶紧再想新的主意。
　　第二天，一个消息在城内盛传开来，人们交头接耳：“昨晚很多人在城墙上看到了关公！”
　　据说，这个“关公”全身披挂，手握大刀，坐在城墙之上，光身子便有三米多高哩。大家都相信，昨晚红军攻城失败，实乃“关公”护城之故，于是接连几天，都有人拿着香到关帝庙敬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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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59）

　　与天、地、神相比，人实在是太脆弱了，有了“关公”护佑，守军都安下心来，这个道理，跟义和团念了符咒，便相信自己刀枪不入，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1935年5月12日，红军在会理近郊召开会议，很多将领都对会理攻坚战提出质疑，认为红军在撤出土城时，已将仅有的迫击炮和山炮抛弃在赤水河中，之后便没能攻入叙永，这次打会理不下，再次证明以红军现有的火力配置，无法完成攻坚任务。
　　红三军团大将黄克诚直言不讳：“我军可以绕过会理直接北上，不必攻打会理，决定强攻会理是一个失策。”
　　林彪干脆提出让彭德怀站出来指挥，毛泽东当即反击：“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
　　坑道作业继续。
　　1935年5月14日夜，红军从东城墙实施爆破，再次对会理发起攻击。在此之前，刘元塘已通过“瓮听法”侦察到了方位，并照上次的经验做了安排，城墙刚刚崩塌，川军便用手榴弹和石灰罐，甚至是迫击炮弹向红军大量投掷。
　　一个小时后，红军攻城失利。经过七天七夜的攻坚战，红三军团承受了重大伤亡，但仍没能撼动会理城防。
　　这是最后一次尝试，经过这次尝试，毛泽东也终于认识到攻克会理之难，他随即下令撤围会理，绕道北上。
　　因会理一战，刘元塘被蒋介石晋升为陆军中将，并通令全国。
　　自会理之后，红军便力避攻城战，同时用政略代替兵略。
　　身为川人的刘伯承被任命为先遣队司令，承担给大部队开道的任务。早在川军时期，刘帅便与德昌守将相识，他派人送了封信过去，告知对方红军只是假道西康，不想争城夺地，双方可以互不侵犯。
　　这德昌守将阅信后，觉得很有道理，人家经过而已，何必与之拼命呢，于是只象征性地打了一下，实际上是不战而弃德昌。
　　会理、德昌之后，便是西昌。驻守西昌的刘元璋虽比三国的刘璋多出一个字，但打仗的水平不见得更高，三线布兵，说要“麻”红军，其实大半是为了“麻”他自己：西昌的兵最多，可赖以壮胆。
　　他把刘元塘的一套搬了过来，也烧掉城外民房，作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架势。
　　红军进德昌，是因为不用打仗，既然西昌跟会理学，便不再逗留，而是绕道直插大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