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宝宝寒

　　可战斗开始后，方先觉极其第十军的英勇表现，就令双方统帅部惊讶了，日军发现攻下这座衡阳城绝非易事，蒋介石觉得真有可能来一个成功的反包围，于是调动了62军,79军,74军,100军,46军等部队驰援衡阳。
　　横山勇当然不甘心就这么一座孤城将自己拖死，于是一方面派出重兵坚决打援，另一方面加紧攻击衡阳。
　　战斗是6月23日开始的，日本人这次连芥子毒气都用上了，而第十军却表现出了超人的英勇，轻伤不下火线、伤稍重但尚能走动的，也回到前线，反正下去也没用，因为缺医少药。第八团创造了半天接连任命5位营长的记录，因为营长连续牺牲，但第十军的血并没有白流，几乎每一个牺牲必向敌讨要更多代价。
　　7月18日，小西门外阵地，日军千余人终于冲上了中国守军阵地，这已经到了日本最擅长的距离，拼刺刀的水平，全世界范围内，日本人如果称第二，则没人敢称第一，衡阳守军以劣势兵力，如何抵挡得住日寇的疯狂进攻。可就在这时候，之前被敌军猛烈炮火压制在战壕里的中国守军一跃而起，纷纷在拼刺刀的距离内投掷手榴弹，不是一个两个人这么做，而是全部守军步调一致的近距离拉响手榴弹，绞杀在一起的中日两军中，不间断的、密集的爆炸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日本人原来只知道中国人拼刺刀喜欢搂扳机，深受武士道精神影响的他们，对这种做法始终嗤之以鼻，认为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有损武士尊严，可这次，中国守军的“手榴弹肉搏”可谓空前绝后，虽依然是扬长避短，但这种“以命搏命”的大无畏表现，却令日军震惊。在这一场两国军人战斗意志的比拼中，没有失败者，他们都以生命为代价维护了军人的荣誉。就在这一天，美国攻占塞班岛，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被迫辞职。
　　衡阳就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一天天的坚持了下来，除了守军的顽强，日军本身的战力下降也是原因之一。打到第9天的时候，日军第一次停止攻击进行调整，然后再打没几天又歇了，攻击敌人须一鼓作气，这是常识，横山勇岂能不知，可他没办法啊，因为伤亡很大，部队疲劳，需要调整，弹药也没了，需要补充，曾经那么富有的日军，竟然也能打到弹药接济不上的地步，看来真蹦跶不了几天了，横山勇甚至考虑将如此多的战争资源消耗在衡阳是否值得，最终使他打消撤退念头的原因，仅仅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荣誉。
　　日军休息后会有补充，而第十军因补给通道被切断，仅能靠空投物资维持，只是这种空投的准确度太低，很多物资都直接空投给了敌人，所以后来干脆取消了空投。蒋介石的命令仍然没变：坚守待援，援军必至。此时已经进入到了8月，盛夏时节，不要说打仗，就外头晒几个小时，咱们普通人恐怕也受不了吧，可中国守军确实不是神仙，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可他们却已经在战火与骄阳中煎熬了四十余日，没有休息、没有补给，人困马乏、弹药稀缺，伤亡已达一万五千之巨，几无可战之兵。最为关键的是，他们并不能确定，兄弟部队是否会真心来救自己，也不知道兄弟部队是否有能力救出自己，绝望的感觉是令人窒息的。
　　8月6日，蒋介石收到了一封电报：
　　重庆。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来生再见。方先觉、周庆祥、容有略、葛先才、饶少伟、孙鸣玉。同叩于。
　　 　　8月6日，夜。
　　

宝宝寒

　　可之后不久传回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方先觉率众投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关于这一点，简直是众说纷纭，被俘说、有条件终战说、投降说，各说各的理，更为关键的是，有话语权的人，其发表的言论或多或少的服务于他的政治立场，或多或少的考虑自身利益，以至于难免偏颇。
　　在衡阳保血战的最后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笔者决定从这封令人热血沸腾的“最后一电”说起。可另有记载说这封电报发自8月7日下午，也有说8月7日晚上的，而电文内容还有如下版本：
　　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方先觉、周庆祥、容有略、葛先才、饶少伟、孙鸣玉。
　　有人会问了，两封电报用词虽然不同，但大意是一样的啊，再说发自6日和7日有什么区别吗？是的，有区别，这封电报有可能是假的，而造假者因为此电而不得已将错就错，才导致了方先觉事件多年来的扑朔迷离。
　　当时的军令部长叫徐永昌，在他8月7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衡阳方虞未电，衡城北部被敌侵入，其余阵地均在猛攻，危急万分。又方虞申电，衡阳已在混战中。”虞未即8月7日下午1时至3时，虞申即是日下午3时至5时。并未提及有“来生再见”这份电报。8月8日，徐永昌记载：“蔚文电话念方先觉军长等上委员长阳戌电”。蔚文指的是时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字蔚文），阳戌即8月7日傍晚7时至9时。接下来，通过林蔚的电话口述，徐逐字逐句记下了方先觉的这份最后一电，林蔚念完之后，“谓委员长令编入明日发表之战报”。这显然是不合规矩的，按照军中程序，方先觉来电都先到军令部，然后再有军令部上呈，可这最后一电怎么会是侍从室转给军令部呢？因此徐永昌在日记中认为，有可能是有人“代拟”。
　　后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蒋于8月7日“下午三时突接空军电话，转报方先觉军长……等来电”，也就是说，按照国民政府官方说法，方先觉将电报发给空军，空军电话转告侍从室，侍从室电话转告军令部，8月9日，此文见报。可从那时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人看到过那份电报稿，因为皆为口述，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内容雷同，但小有区别的电报就可以理解了。
　　可发报时间又出现了问题，我们来看看8月7日到底发生了什么？
　　日方史籍记载：8月7日傍晚，日军“发现守军阵地竖起白旗”，晚9点后，“守军部队就接连放下武器”，当晚，第十军参谋长孙鸣玉与日方接洽停火事宜，8日晨，方先觉与日军签署了停火协议。
　　“最后一电”的署名人饶少伟说，8月7日傍晚，方先觉召集四个师长商讨最后的行动方案。方说：“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尔后，方指示孙鸣玉拟出七项投降条件，大意：（1）要求保留第十军建制；（2）要求日军进城不杀害俘虏；（3）要求日军对受伤官兵给以人道待遇；（4）要求日军立即停火；（5）要求日军派飞机送方先觉到南京见汪精卫。另两条饶已不能记忆。8月8日，日军接受方部投降，但拒绝其条件，方最终接受无条件投降。
　　 8月15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记载：“据逃出之梁团长子超在连络站电话，围攻衡阳之敌于七日突破三个缺口窜入城内，方军长派其副官处长向敌提出六项要求与敌接洽。其要旨如次：1.不解除武装，不分割建制；2.指定地点集中训练；3.受伤害官兵不得杀害；4.送往南京；5.保障生命安全；6.眷属送安全地点。而结果被敌所骗，均未接受。将副师长以下干部充工头，扫除街道。遇我飞机轰炸逃亡甚多。”
　　前面三种三个独立来源的论述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方先觉在8月7日傍晚就已经开始商量与日军停火的条件了，因此不可能出现林蔚所说的阳戌（7-9点）“最后一电”。林蔚的说法出自徐永昌当天的日记，不是准备公开发表的东西，因此不太可能受外界影响，因为时间很近，也不可能因为记忆而出现差池，因此可信度很高，而《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则是后来编撰，是在方先觉8月7日傍晚停止抵抗尽人皆知后编写的，可即使它把“最后一电”的时间改为了下午三时，但依然和徐永昌的虞未、虞申电相抵触，很难理解在万分危急时刻，方先觉在给军令部发报报告敌情后，再去给空军发一通豪言壮语。
　　

宝宝寒

　　有分析说方先觉向日军提条件是在城破之前，因此可以判定他属于投降，而他的条件中确有“送往南京”一条，证明他已“变节”。我并不认同这样的推理，方先觉率孤军抗强敌，奋战47天，在伤亡超八成、弹药已用尽的情况下，实在已处于战无可战之地，此时和日军谈判停火，并不有损国家和军人尊严，无可厚非。要求送往南京，我想也可以理解，毕竟汪精卫是中国人，在日军和汪精卫之间选择汪精卫，也属于无奈之选吧。但我还是倾向于方先觉的行为属于率众投降，理由是后面，他接受了改编，英勇卫国的第十军成了伪军——先和军。后来，方先觉及第十军的主要将领纷纷逃离衡阳回归重庆，先和军也从来没有参与过反对重庆政府的军事行动，并随着逃跑的人越来越多，最终解散。
　　是什么原因致使已经坚持了47天的方先觉最终放弃抵抗，选择投降呢？现在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        不愿放弃伤兵。8月5日下午3点方先觉召开了有4个师长、参谋长、战区督战官等人参战的会议，会上第3师师长周庆祥主张突围，认为现在还来得及，方先觉对他的几位师长说：“突围力量是有，可以突出去，要是我们走了，剩下这么多伤兵怎么办呢？敌人见了伤兵就杀，守常德的余程万可以不问伤兵，我方先觉不能，你们忍心丢下伤兵让敌人去杀，以后活着的哪个再愿意做你们的部下？”他表示：“决不突围，一定死守”，“剩一兵一弹，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决不私自逃走”，“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起，如要自杀，我先动手”。
　　二、        援军迟迟不至，导致方先觉愤恨乃至绝望。奋战之时，方先觉曾给蒋介石、薛岳发出告急电报：“衡阳危在旦夕，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救兵如救火，无论如何请派一团兵力，冲进城来，我们自有办法。”，这已经是恳求了，可是却没有一兵一卒冲进城来。
　　三、        对战局判断出现重大失误。首先，因为和自己部队的联系被切断，方先觉误以为大部已经殉国，而事实上，当时只有6000余人阵亡，虽然伤兵无数，却大都还活着，当投降后，方先觉才发现经过47天苦战后，自己手下竟然还有万余人马。其次，外围部队打不进来，固然有自己小算盘的原因，但日军强力阻击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并非大家真的不想救他。8月8日，已经升任抗日铁军74军副军长的张灵甫，率领的58师，苦战半月，以4成伤亡的代价，终于收复鸡窝山，衡阳的大门被打开了，可就在这时，方先觉投降了。如果方先觉知道自己还有万人，他也许还会再坚持一下，如果方先觉再坚持一天时间，他就是一位顶天立地、尽善尽美的大英雄，唉，造化弄人啊。

宝宝寒

　　其实方先觉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本分，他做了他所能做出的所有努力，他取得了抗战以来不曾有过的辉煌战果，他令日本人为之惊叹和敬佩。他的投降，确实为中国传统文化所不容，所有为他惋惜的人都希望方先觉能够战死沙场。但是，他的投降保全了士兵的生命，他自己也冒险回归，在一个地震中遇难的警察都可以成为烈士的国度，我们有什么理由过多苛求方将军呢，送他一个“抗日英雄”的称号实不为过。
　　讲到这里，有心人也许会发现一个问题了，当年日军兵进宜昌，八路军突然发动“百团大战”，将日军吸引到自己这边来，以自身巨大的牺牲挽狂澜于既倒，保住了重庆，保住了国民政府。这次如果他再发动一次这样的战役，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不就彻底破产了吗？可他们为什么不打呢？难道元气还没恢复吗？
　　事情是这样的，豫湘桂会战是1944年4月开打的，几乎与此同时，国共新一轮谈判也开始了，自红军改编之后，国共有过多轮谈判，谈判的内容主要是两党两军的双边关系问题，无外乎谈谈摩擦的问题，谈谈合作问题，无外乎我要求你服从指挥，你一定要“独立自主”。
　　这次谈判是中共应国民政府要求进行的，中共受邀代表是请周恩来、朱德和林伯渠，国民党则派出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参与谈判。中共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将会谈的目的定位在缓和国共关系，毛泽东也表示这次总的态度是不亢不卑，我们是求和，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对中间派要宣传民主，对英美要宣传抗战。国民党方面的态度是“政治方面可酌予放宽一步，但于军事方面之军政军令与纪律三者，必须坚持绝对之统一，要求其严格遵守，而不容有丝毫违反。”，双方都本着这个态度去谈，各让一步，结局应该是完美的。
　　这个谈判，虽然周恩来、朱德在受邀之列，但并未实际参与谈判，中共这边一直是林伯渠全权负责。 谈判是5月4日正式开始的，第一站是西安，双方进行了五次磋商，谈判的进程波澜不惊，没有新的成果也没有新的分歧。5月17日，双方移师重庆，进行第二轮会谈。此时，汤恩伯的40万大军在河南被日军打的丢盔弃甲，仓皇败退。中共认为汤恩伯部的拙劣表现，正是统帅部无能的表现，也为自己在谈判桌上争得了更多筹码，遂改变原来的谈判基调，由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十二条意见：
　　 关于全国政治者3条：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者9条：
　　　　一、应请政府将中共军队编为16个军、47个师，每师1万人，为委曲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5个军、16个师的番号。
　　　　二、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民选政府为合法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的各项措施。
　　　　三、中共军队驻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外商定。
　　　　四、在物资上充分接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
　　　　五、对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应按正当比例分配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
　　　　六、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
　　　　七、停止对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进攻。
　　　　八、释放各地被捕人员。
　　　　九、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
　　中共提出的政治要求的前两条，两党悬案的第九条，合情、合理也合法，从当年辛亥革命起，大家追求的就是这个目标，只可惜时间到了1944年，这仅仅是一个提案，政治要求的第三条，有合理性，却不具备合法性，在民国法律中，没有允许自治的法律法规，如果需要对法律进行修改，则应由国会决定，和平时期国会都找不着，抗战时期就更别提了。
　　扩军问题，则比较复杂，任何中央集权的主权国家，都不会允许部队在编制允许范围之外肆意扩军的，现在中共承认的兵员已达政府允许额度的十倍，国民政府原来是按照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的编制给予八路军补给的，但这点补给对于高速发展的八路军无异于杯水车薪，而中共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不奉中央号令，使得蒋介石十分恼火，待到皖南事变后，干脆全部停止了对中共部队的补给。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客观历史存在，中共在抗日的硝烟中，依靠自身的力量发展起来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现在有47万军队，你说怎么办吧？

宝宝寒

　　王世杰、张治中随即回应了一个《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之提示案》。主要内容：
　　一、关于军事问题，只允许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部队，编4个军10个师10万人，其余37万人都要“限期取消”，并要将10个师“限期集中使用”。
　　二、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只要求实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法令，事实上是否定了中共在边区所建立的政权的合法性。
　　三、关于党的问题，提出在抗战期内，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在战争结束后，依照中央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中共应与其他政党遵守国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等等。
　　这个回应还是很艺术的，对中共要求以合法政党身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要求避而不谈，对中共要求在国家“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的民主要求避而不谈，只是对扩军一事做出了坚决和明确的回应。中共就要琢磨了，我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部队，你凭什么说裁就裁啊，我跟你要编制，是看的起你，你不给我编制我不照样是这么多人马吗？还说什么在战争结束后，“依照中央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乍一看挺好，可仔细推敲就有问题了，原来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都要依照中央决议啊，那不就是说你国民党说了算吗？民主何在呢？这样也好，既然你不承认我这些部队是合法的，既然你要裁我37万人，那你就别怪我只能睡大觉、看热闹了，我凭什么带着一众非法武装去帮你啊。当然这只是我善意的揣度，否则怎么解释眼瞅着国军防线一窥千里，八路军却按兵不动呢？
　　谈判逐渐进入到剑拔弩张的境地，双方各执一词，互不想让。而此时正在进行的“衡阳保卫战”就显示出了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在这次豫湘桂会战中，中国军队的表现出奇的拙劣，以至于盟友们都把鼻子气歪了，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你别瞎指挥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而中共也趁此时机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要求，这使得蒋介石坐卧不宁，他非常希望衡阳能够最终挡住日军，同时堵住美国人和中共的嘴。
　　可惜的是，衡阳方先觉的表现已经远远超出了蒋介石所能想象的极限，但援军依然无法解围，8月7日下午，蒋介石接到了军令部转来的方先觉报告城破的电报，情知衡阳不保的蒋介石将会如何呢？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有可能造成自己在中国战区的军事领导权的丧失，而在中共的逼迫下，军事领导权的丧失，很有可能演变成全部权力的丧失，这是蒋介石不能接受的。
　　这时，我们再回过头来，说那封可疑的“最后一电”，如果真的有人授意造假的话，授意人是谁不敢说，但受益人应该非蒋介石莫属，因为渲染虽败犹荣的气氛，一是可以鼓舞士气、以利再战，二是不在谈判中给予中共口实，毕竟汤恩伯的表现让中共扩编的要求显的很理直气壮，三是告诉美国人我们的部队足够顽强，足够忠诚，我有能力继续指挥我的部队。只可惜，这份电报见报后，方先觉率众投降了，这简直就是当头一棒打晕，接着再补一盆冷水浇头。
　　这下美国人可来劲了，8月10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他马上任用史迪威，事不宜迟，后来史迪威也致函宋子文，说必须换主帅了，虽然说这个主帅最好是你们华人担任，可你们现在没这么个人选啊，所以还是由外国人当吧，意思就是还是我来当吧。
　　中共也不闲着， 8月12日，《解放日报》就发表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其中写道：“我们希望国民党有一个改变，而且要快。如何变法？改消极抗战为积极抗战，改唯武器论为抗战与人民相结合，改防制人民为依靠人民，改压迫民主为实行民主，改反对共产党为加强国共团结，改依赖外力打日本为以自己动手为主配合同盟国打日本。……可是国民党的先生们呵，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实际则是永远抛弃主动权，永远不要人民的战术……这次衡阳之战，再一次证明，没有政治上的根本改革，即使兵多，即使取得制空权，即使武器好，还是没有用的……”，意思很明确，要求国民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政治，使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党派有平等的参政权力，令一方面，我发动群众，扩充部队是正确的，而你限制我扩军的做法是错误的，极端错误的。
　　为配合中共的政治主张，5月17日，《新华日报》还刊发了一篇名为《民主即科学》的旷古好文，其中写道：
　　当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务运动，主张学外国人造枪炮、办工厂的时候，曾遭受一种激烈的反对。
　　
　　反对者并不能否认外国的确靠了枪炮机器而比中国强，但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提倡洋务运动很坚决的薛福成在当时就曾如此说过：
　　
　　　 　 或曰：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民生之用，中外所同也。
　　
　　　 　 这个道理。到了现在看来，自然更谁也不能发生疑问的了。
　　
　　　 　 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科学，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科学。外国的水是氢二氧一，中国的水也还是氢二氧一；外国的大炮是那样造成的，中国的大炮也同样是那样造成的；外国在“声光化电”之学上已经研究出了许多道理，这些道理移到中国来也还是有用。——既然外国已经先发展了这些科学，而中国还没有，那就没有办法，只好“用夷变夏”一下，从头学起来。
　　
　　　 　 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曾听见有一位乡下老先生说：中国人坐汽车会发晕，这就证明汽车只是外国人的玩意。现在却有些已学会了坐汽车的先生们说：中国人民倘过民主自由的生活，就会出乱子，所以民主只是适用于外国，不合国国情，岂不是同样荒谬么?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
　　
　　　 　 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所以，卜凯教授说得好：“民主方式即为科学方式，科学理论不分国界，对任何人皆可适用。”孙哲生先生也说：“中国不能与世界分离，我们要与世界各国图共存，必须适应世界环境与潮流。”

宝宝寒

　　王世杰、张治中随即回应了一个《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之提示案》。主要内容：
　　一、关于军事问题，只允许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部队，编4个军10个师10万人，其余37万人都要“限期取消”，并要将10个师“限期集中使用”。
　　二、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只要求实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法令，事实上是否定了中共在边区所建立的政权的合法性。
　　三、关于党的问题，提出在抗战期内，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在战争结束后，依照中央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中共应与其他政党遵守国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等等。
　　这个回应还是很艺术的，对中共要求以合法政党身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要求避而不谈，对中共要求在国家“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的民主要求避而不谈，只是对扩军一事做出了坚决和明确的回应。中共就要琢磨了，我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部队，你凭什么说裁就裁啊，我跟你要编制，是看的起你，你不给我编制我不照样是这么多人马吗？还说什么在战争结束后，“依照中央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乍一看挺好，可仔细推敲就有问题了，原来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都要依照中央决议啊，那不就是说你国民党说了算吗？民主何在呢？这样也好，既然你不承认我这些部队是合法的，既然你要裁我37万人，那你就别怪我只能睡大觉、看热闹了，我凭什么带着一众非法武装去帮你啊。当然这只是我善意的揣度，否则怎么解释眼瞅着国军防线一窥千里，八路军却按兵不动呢？
　　谈判逐渐进入到剑拔弩张的境地，双方各执一词，互不想让。而此时正在进行的“衡阳保卫战”就显示出了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在这次豫湘桂会战中，中国军队的表现出奇的拙劣，以至于盟友们都把鼻子气歪了，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你别瞎指挥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而中共也趁此时机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要求，这使得蒋介石坐卧不宁，他非常希望衡阳能够最终挡住日军，同时堵住美国人和中共的嘴。
　　可惜的是，衡阳方先觉的表现已经远远超出了蒋介石所能想象的极限，但援军依然无法解围，8月7日下午，蒋介石接到了军令部转来的方先觉报告城破的电报，情知衡阳不保的蒋介石将会如何呢？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有可能造成自己在中国战区的军事领导权的丧失，而在中共的逼迫下，军事领导权的丧失，很有可能演变成全部权力的丧失，这是蒋介石不能接受的。
　　这时，我们再回过头来，说那封可疑的“最后一电”，如果真的有人授意造假的话，授意人是谁不敢说，但受益人应该非蒋介石莫属，因为渲染虽败犹荣的气氛，一是可以鼓舞士气、以利再战，二是不在谈判中给予中共口实，毕竟汤恩伯的表现让中共扩编的要求显的很理直气壮，三是告诉美国人我们的部队足够顽强，足够忠诚，我有能力继续指挥我的部队。只可惜，这份电报见报后，方先觉率众投降了，这简直就是当头一棒打晕，接着再补一盆冷水浇头。
　　这下美国人可来劲了，8月10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他马上任用史迪威，事不宜迟，后来史迪威也致函宋子文，说必须换主帅了，虽然说这个主帅最好是你们华人担任，可你们现在没这么个人选啊，所以还是由外国人当吧，意思就是还是我来当吧。
　　中共也不闲着， 8月12日，《解放日报》就发表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其中写道：“我们希望国民党有一个改变，而且要快。如何变法？改消极抗战为积极抗战，改唯武器论为抗战与人民相结合，改防制人民为依靠人民，改压迫民主为实行民主，改反对共产党为加强国共团结，改依赖外力打日本为以自己动手为主配合同盟国打日本。……可是国民党的先生们呵，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实际则是永远抛弃主动权，永远不要人民的战术……这次衡阳之战，再一次证明，没有政治上的根本改革，即使兵多，即使取得制空权，即使武器好，还是没有用的……”，意思很明确，要求国民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政治，使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党派有平等的参政权力，令一方面，我发动群众，扩充部队是正确的，而你限制我扩军的做法是错误的，极端错误的。
　　为配合中共的政治主张，5月17日，《新华日报》还刊发了一篇名为《民主即科学》的旷古好文，其中写道：
　　当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务运动，主张学外国人造枪炮、办工厂的时候，曾遭受一种激烈的反对。
　　
　　反对者并不能否认外国的确靠了枪炮机器而比中国强，但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提倡洋务运动很坚决的薛福成在当时就曾如此说过：
　　
　　　 　 或曰：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民生之用，中外所同也。
　　
　　　 　 这个道理。到了现在看来，自然更谁也不能发生疑问的了。
　　
　　　 　 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科学，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科学。外国的水是氢二氧一，中国的水也还是氢二氧一；外国的大炮是那样造成的，中国的大炮也同样是那样造成的；外国在“声光化电”之学上已经研究出了许多道理，这些道理移到中国来也还是有用。——既然外国已经先发展了这些科学，而中国还没有，那就没有办法，只好“用夷变夏”一下，从头学起来。
　　
　　　 　 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曾听见有一位乡下老先生说：中国人坐汽车会发晕，这就证明汽车只是外国人的玩意。现在却有些已学会了坐汽车的先生们说：中国人民倘过民主自由的生活，就会出乱子，所以民主只是适用于外国，不合国国情，岂不是同样荒谬么?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
　　
　　　 　 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所以，卜凯教授说得好：“民主方式即为科学方式，科学理论不分国界，对任何人皆可适用。”孙哲生先生也说：“中国不能与世界分离，我们要与世界各国图共存，必须适应世界环境与潮流。”

宝宝寒

　　新华社社论发表的当天，毛泽东指示林伯渠：“衡阳失守，敌后抗战地位更显重要，我军四十七万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谈五军十六师了。”谈判桌是讲理的地方，更是摆实力的地方，讲理就是摆实力的过程和方法，蒋介石你现在顶不住了，日本人你顶不住，美国人的压力也够你呛，你还想遣散我的部队，做你的清秋大梦去吧。而且我现在不光和你谈军队的问题了，咱们要好好谈谈中国的未来了。8月17日，衡阳失守第十天，毛泽东提出了联合政府的构想，中心意思就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多党联合执政的民主联合政府，我共产党不应是你国民党的附庸，而应该是一个平等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自此，国共谈判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
　　由于“宋教仁遇刺案”，我们曾经错过了一个民主建国的大好时机，竞选我们是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轮又一轮的厮杀，强人们习惯了拿机关枪说话，草民则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和揭竿而起。不管国民党承认与否，在抗日战争中崛起的中共，已经成为了可以制衡他的重要政治力量，相互制衡是民主的必须和必然，没有约束的权力不可能给人民当家作主提供可能，只会走向独裁和滋生腐败，中共对民主的理解无疑是先进和正确的，中共的政治要求无疑有很大的合理成分，我们终于再一次看到了民主建国的曙光。
　　整个抗战过程中，包括汪精卫这样的国府高官在内，大批国民党要员投敌、大批国民党军队（主要是杂牌军）成为伪军，现在方先觉又投敌了，政治丑闻可谓层出不穷，相比之下，中共部队鲜有成建制投敌的事情发生，这无疑使中共在谈判过程中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那么，蒋介石所要做的恐怕就只能是在“最后一电”基础上继续拔高方先觉了，我一直认为方先觉绝对够的上英雄好汉，但却是一个有着明显瑕疵的英雄，而蒋介石的肆意拔高，实在是形势所逼，不久后，桂柳会战爆发，国军虽有顽强抵抗，然终究难逃失败厄运，大陆交通线被日军打通。
　　那边打着仗，这边谈着判，两不耽误，只不过国民党部队的一败再败，使得其在谈判桌上底气越来越不足。面对王世杰关于中共“要求与时俱增”的指责，林伯渠致函王世杰：
　　我们可以明告王先生，全部敌后解放区的军队与政权，是一定要请国民政府承认的，而且一定是“与时俱增”。因为整个敌后战场的战争情况，与正面战场恰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华南纵队，是在一天一天地发展，收复的国土，解放的人民与民选政府，也是一天一天地增多。这些，难道国民政府与国民党都不喜欢吗？难道蒋主席也不喜欢吗？……我们所以请求承认，是要求统一，要求国民党、共产党及全国一切抗战力量，都在民主基础之上，而不是独裁基础之上统一团结起来……为什么打胜仗的军事力量你们不要，打败仗的军事力量你们尽要呢？为什么收复国土的你们不要，反加责备，而几个月之内，从郑州到桂林，丧失如此广大国土，你们反而不可惜，不加责备呢？……请你们嗣后再也不要讨厌我们共产党人请求你们承认打胜仗的军队与收复的国土了……
　　在两位强人的幕后较劲中，这次谈判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但中共无疑占据了上风，因为道理尽在中共一边，使中共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大为提高。蒋介石和毛泽东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自负、果断、坚韧、固执和多疑等。蒋介石硬着头皮就是不承认中共所有军队的合法性，毛泽东就眼睁睁看着你从河南一直败到中越边境，不伸援手。好在日本真是强弩之末了，虽然又占了中国2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虽然又拿下了中国146座城市，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却直到最后战败，大陆交通在线也没全线通车。反而耗尽了最后的能量，小日本帝国已经夕阳西下，中国的大反攻就要开始了。

宝宝寒

　　第四十七章 我们赢了
　　1944年6月6日，盟军诺曼底登陆，德国全面溃败。1945年2月，美国、英国、苏联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苏联雅尔塔召开会议，在三巨头看来，德国都完蛋了，小日本自然不在话下，战后的世界是需要他们来主导的。所以他们需要一个被广泛接受同时又有利于他们的国际新秩序，所以他们决定成立联合国，美、英、法、苏、中成为常任理事国，规定实质性问题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的原则，这是这次会议最重要也是对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决定。
　　这五个常任理事国，又称五大国，实际上法、中和另外三国并不在平等的位置上，法国刚开打就投降了，给你个常任理事国的名号已经很高抬你了，而中国这次能够跻身五大国之列，则可看做是列强对中国千百万英勇牺牲的将士表达敬意的方式，我们积贫积弱，我们一盘散沙、我们长于内斗，但在外侮面前，我们坚韧的表现，赢得了尊重。
　　任何组织就有大哥，有小弟，何况联合国呢，谁都愿意当大哥，但多数时候只能当小弟。中国这次就是来甘当小弟的，我们甚至都没想和法国争倒二。英国不当大哥好多年了，这时候，恐怕也只能梦想一下而已。大家都意识到，大哥的位置只能由苏联和美国来争，但大家恐怕都没有想到，这个老大之争竟然是那么的轰轰烈烈和意味深长。
　　会议决定打败德国后，要对德国进行军事占领，彻底消灭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苏联承诺在德国投降后2-3个月内，参加对日本法西斯的战争，条件是苏联获得库页岛、千岛群岛以及其对大连、旅顺及其铁路连接的控制，至于外蒙古嘛，就让它维持现状吧，外蒙古的“现状”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俄国人做事就像一个欺行霸市的小贩，对眼前利益看的很重，和你砍价砍的伤了感情也在所不惜，做的再大也摆脱不了黑社会的形象。罗斯福和丘吉尔一商量，只要你苏联肯出兵，就这么定了吧。不过他们几个是定了，但却秘而不宣，所以史称“雅尔塔密约”，为什么是密约呢？因为这事涉及中国利益，可几个小子商量的时候，根本不带蒋介石玩，商量好了也不告诉蒋介石。
　　中国抗战过程中，选择了正确的持久战略，但所谓正确，只是相比于中国所能采取的其他战略而言，在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富庶地区相继沦陷后，我们自己的财政补给能力也几近枯竭了。西南、西北、湘、桂等省，抗战之前几乎没什么工业，可却要承担起大量公教人员及几百万军队的供养，太平洋爆发前，我们只能从苏联拿到少量的援助，几乎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抗击日寇达四年之久，可这样的消耗真使中国到了山穷水尽之地，后来虽然有了驼峰航线，可这些物资的百分之七十五都用于了史迪威所率领的远征军，内陆部队的窘迫状况依然难以缓解，及至豫湘桂千里大溃败，实际上中国只剩下一口气了，到1945年4月，中共部队虽然发展到91万人，但武器弹药的缺乏，也使得他不愿意和日军进行硬拼。所以，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所预言的战略反攻并没有出现，国共两党部队，都在等着对方出手，等着美、英、苏出手。
　　蒋介石对雅尔塔会议的结果非常在意，他可以判断出，几大国肯定会联手对日开战，但同时也一直担心，几个大国会不会合起伙来欺负中国。蒋介石动用了所有可以动用的力量，去探听消息，到4月份，也就是雅尔塔会议后两个月，蒋介石虽未得到正式通报，但已经逐渐了解到了此次会议的内容。把个蒋委员长气的不轻，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述：“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我国弱不能自立自强，绝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为此，蒋介石做了最坏的打算，外蒙、新疆、东北宁可被苏联强占去，也绝不答应租借，因为被你强占，我还可以不承认不签字来对抗，只要我不签字，不给你以法律上的口实，就可以等我子孙恢复中华。
　　蒋介石将希望寄托在罗斯福身上，在他的印象里，这老头是比较讲义气的，于是让宋子文转告罗斯福：任何将旅顺和大连租借给苏联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可惜，话还没带到，罗斯福突然辞世了，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向杜鲁门进行了强硬表态：
　　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让苏俄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在东三省行使这样程度的控制权！中国一旦有充分的力量，一定要以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争论，在今后500年之内随时可以这么做！

宝宝寒

　　到了5月下旬，斯大林先后向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发出了友好的信息：我们愿意中国成为一个坚固统一的国家；我们将不损害中国在东北和其他地方的主；我们帮助中国实现统一，承认蒋介石为中国的领导人。8月8日前，我们会做好对日攻击的准备。但什么时候打，得取决于雅尔塔协议是否能够得到履行。
　　看见没，苏联就这么个玩意儿，中共跟了他这么多年，拿他的话都当圣旨那么供着，可这会儿，只要蒋介石答应雅尔塔协定，他马上就可以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也简单，就是利益呗，二战就要结束，苏美两强都在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拉拢自己的小弟。苏联当然也要拉中国了，拉中国就得拉蒋介石，谁让蒋介石是中国的老大呢。
　　但蒋介石的态度并未因为斯大林的许诺而软化，双方就旅顺、大连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吵，这苏联的谱是真大，现在这俩地方还在日本人手里呢，他就好像这东西已经是他的一样。这已经到了6月了，美英联军在太平洋岛屿上的争夺已经占据上风，即将攻入日本本土，但人员损失巨大，让杜鲁门承受了很大的国内压力，他非常迫切的希望苏联快点出兵中国东北，彻底放展日本。所以在中苏之间一个劲的和稀泥。谈判的最后时刻，斯大林表示苏联可以着手解除中共武装，旅顺将不用租借名义，但将“外蒙维持现状”解释为外蒙完全独立，怎么样，蒋介石你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不出兵。
　　早在1923年，孙中山就在和越飞签订的《孙文越飞宣言》中，承认了苏联红军对外蒙的占领，中国队外蒙所拥有的法理主权已经形同虚设，因此蒋介石在征询了王世杰、于右任、戴季陶、吴稚晖等人的意见后认为，在这点上可以让步到“战后投票公决蒙古前途”，也就是又蒙古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不过，这话说的好听，实际上蒋介石他们都明白，只要同意全民公决，就等于同意了外蒙独立，因为外蒙的政权实际是由苏联把持的。
　　可就在蒋介石尚在犹豫的时候，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下了一颗原子弹，一下一个城市就没了，杜鲁门威胁日本，再不投降，就接着扔，日本心想，这么厉害的玩意儿，你也就趁一颗吧，所以拒绝投降；
　　苏联一看，这原子弹太厉害了，只要再继续扔几颗，日本必将投降，到那时，苏联就没机会出兵了，没时间再扯淡了，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9日，150万苏联红军兵分五路杀入中国东北。
　　同一天，斯大林警告宋子文，不答应条件东北就让给共产党。
　　同一天，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扔了一颗原子弹。
　　同一天，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文章，号召大家墙倒众人推，痛打落水狗。
　　8月10日、11日，中国共产党延安总部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连续发布7道反攻命令，并限令敌伪向中共武装缴械投降。
　　苏联红军如摧枯拉朽一般，就将日本关东军斩于马下，蒋介石不能再等了，如果等苏联人占据东北借势南下，和西北华北中共武装会合，整个北方就赤化了，事不宜迟，14日，国民政府和苏联仓促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共同密切友好合作；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苏军进入东北后，收复区内由中华民国派员设立行政机构并派军事代表和苏联联系；日本投降后最迟三个月内苏军全部撤出东三省。条约有效期为三十年。意思就是以外蒙独立，换东北主权回归和苏联不再支持中共，这个主权回归还是有限的，旅顺大连终归还是人家可以自由出入了，只不过不叫租借了而已。
　　8月15日，不知道美国还有多少颗原子弹的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
　　9月2日，正式受降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下了如下的语句：
　　“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

宝宝寒

　　八年抗战的故事结束了，在故事的开篇，我们用血肉之躯与敌枪炮对垒，败了，而且是惨败，但壮怀激烈，在故事的结尾，依然是轰轰烈烈，只是喧嚣中，不再有我们悲壮的身影，我们眼睁睁看着不可一世的日本轰然倒塌，却无力参与到最后一击当中。尘埃落去，比日本更加高大更加强悍苏美两强站在了我们的面前，他们伸出援手，将我们从血泊中拉了起来，在两个巨人的阴影下，我们终于得以俯视这个欺负我们多年的强盗了，可是，我们真的赢了吗？
　　这个问题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甚至困扰了我们几代人，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没有依靠打败仗来获取胜利的先例，也不合逻辑。而中国恰恰是依靠不间断的、长达八年的败仗，最终混成了战胜国，并跻身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列。法国更是在开战之初就投降了，非但没打胜仗，连败仗也没怎么打过，也成了常任理事国。所以没人认为法国是打赢了，也很少有人认为中国是打赢了。49年之后，因为党派之争，我们更是将中国抗战的历史资料隐匿了起来，一方面不断指责日本篡改教科书，另一方面更加变本加厉的予以篡改，在一个国人只知道有地雷战、地道战的国度里，在一个抗日英雄和日本战犯被关在一起的国度里，在一个抗日战士成了反革命的国度里，大家没有战胜国的自豪感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你自己整天埋汰自己，还能指望欧美列强高看你一眼吗？好在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历史逐渐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使我们可以重新审视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我们当然是胜利了，付出高昂代价所换得的胜利，更加弥足珍贵。
　　确立持久消耗的打法，是战略的胜利；
　　将敌人进攻路线成功的变成由东向西，是战术的胜利；
　　得到外援是外交的胜利；
　　一败再败，却顽强抗争，战无可战，却绝不投降，是民族精神的胜利；
　　民族的自强与自立是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没有理由自卑；
　　日本的投降与退出中国领土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我们有理由自豪；
　　用比日本多的多的伤亡和财产损失换回的不仅仅是日本的一纸降书，更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行将结束荡气回肠的抗战故事的时候，我愿意和大家一起重温中国将士的豪言壮语，与诸君共勉：
　　*“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宋哲元，时任29军军长；
　　
　　*“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作家田汉；
　　
　　*“寸土都不许退，可采取武力自卫。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冯治安，时任29军代军长；
　　
　　*“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者重。” ——佟麟阁，时任29军副军长，英勇殉国；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介石；
　　
　　*“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 ——郝梦玲，时任第9军军长，英勇殉国；
　　
　　“值此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我身为军人，为国捐躯，份所应是。” ——王禹九，时任第79军少将参谋长，英勇殉国；
　　
　　* “卑军守土有则，尺地寸草，不得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蔡廷锴，时任第19路军副总指挥；
　　
　　*“晋元决心殉国，誓不轻易撤退，亦不作片刻偷生之计，在晋元未死之前，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日寇周旋到底。” ——谢晋元，时任第524团团长，英勇殉国；
　　
　　*“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孙连仲，时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17日晚，我援军尚未到，敌大部队冲入城，即督所留部队，与敌作最后血战。” ——王铭章，时任第122师师长，兵败，自杀殉国；　　
　　
　　*“兄弟们！上刺刀！跟我上！” ——仵德厚，时任台儿庄大捷敢死队队长　
　　
　　*“今日之战有进无退，有我无敌，后顾者必杀之！”——罗芳珪，时任第89师529团团长，英勇殉国；
　　
　　*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
　　
　　*“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23集团军总司令；
　　
　　*“我是中国人哪，不能作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咱们中国就完了。要对的起自己的良心。”——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杨靖宇，英勇殉国；
　　
　　* “那时侯，我已经死了。”——张灵甫，时任153旅少将旅长。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必将胜利，但当记者问他胜利后打算做什么时，他以此话表达以己之性命换国家生存之意；
　　
　　* “敌未出国土前议和即汉奸”——华侨领袖陈嘉庚
　　
　　*“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 ——唐淮源，时任第三军军长，兵败，自杀殉国；
　　
　　*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前半句出自蒋介石，后半句出自陈诚。　
　　
　　*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师部，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余程万，时任57师师长。
　　
　　*“中华儿女要壮烈，不畏死，不贪生，牺牲生命，救国救民，努力杀敌!努力杀敌!” —— 孙明瑾，时任第十军预第10师师长，英勇殉国；
　　　
　　　*“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阚维庸，时任131师师长，英勇殉国。　　
　　
　　*“现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戴安澜，时任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英勇殉国。
　　
　　*“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李家钰，时任36集团军总司令，英勇殉国。
　　
　　*“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张自忠，时任33集团军总司令，英勇殉国；　　　　　
　　　　
　　*“我生国亡，我死国存！”——陈诚，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有我无敌，有敌无我！”——陈文杞，时任24师少将高参，英勇殉国国；
　　
　　*“我腿已断，不必管我。我决心殉国，以保全国格人格。”——寸性奇，时任12师师长，英勇殉国；
　　
　　*“川军出川抗战，战而胜，凯旋而归；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邓锡侯， 时任川军第一纵队司令，第45军军长；
　　
　　*“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肝脑涂地，亦所不惜” ——范筑先，时任山东第六区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英勇殉国；
　　
　　*“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蒋光鼐，时任第19路军总指挥；
　　
　　*“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定继承母志，与日本人血战到底！” ——马本斋，时任回民支队司令，这是他在老母被俘，绝食而亡后说的话。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将自己未亡之躯，奔赴疆场，马革裹尸，何所惧哉。” —— 马玉仁，时任苏鲁战区第一路游击司令，英勇殉国；
　　
　　*“余献身革命……早具牺牲决心，以报国家。倘于此次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遗憾。” ——彭士量，时任73军暂五师师长，英勇殉国；
　　
　　*“昔日成功，今日成仁，此其时矣，弹尽各自裁。”——齐学启，时任中国远征军新38师副师长，重伤被俘，坚贞不屈，英勇殉国；
　　
　　*“驱敌出境，复我国魂！今自决于城，虽死无恨。” ——饶国华，时任川军145师师长，兵败，留此遗言，自杀殉国；
　　
　　*“诸人尽可离舰就医，惟我身任舰长，职资所在，应与舰共存亡，万难离此一步。” —— 萨师俊，时任中山舰舰长，说完这话，已成血人的萨师俊与一代名舰共沉江底，英勇殉国；
　　
　　*“拼到底，不成功，便成仁！”——武士敏，时任第98军军长，英勇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