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日军耍赖皮不想走，中国政府就把情况报告给了国联，让国联来压日本人，而在国联拿出相应办法之前，上海停战会议只能暂停。

　　 不开会了，剩下这么多时间干什么呢。

　　一般人想到的都是在上海滩这个大城市逛逛街，买点吃的喝的什么。白川到底是名将，与众不同，他想到的是给天皇过生日（即天皇诞辰纪念日“天长节”）。

　　你别说，老家伙老归老，拍起领导马屁来跟年轻人比也不遑多让。

　　庆生的地点，选在了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为了保证安全，规定华人不准入内，只有日本人和朝鲜人可以进出。

　　算起来，这朝鲜已经被日本吞并二十多年了，虽然反抗从未中断，但在外面给人看，一定得比一家人还更像一家人。

　　场面那是相当隆重。白川、植田、野村、重光葵、村井（就是开头提四项要求的那个驻沪总领事），还包括一位河端贞次（时任日本上海居留民会会长），这几位在上海滩举足轻重的日本要人都悉数到场。

　　虽然是六巨头，但当天最耀眼的还数白川。

　　这老小子忙前忙后，又是阅兵，又是做主持人，出尽了风头。

　　活动分两部分。上午搞完阅兵典礼，中午起就开庆祝会。

　　中国的地界，老天也不向着他们日本人，不一会就下起了小雨，而且越下越大，一点也没有要停的意思，活生生就要把日本天皇的生日给搅罗。

　　这真是够煞风景的。不过观众们很快被感动了。

　　被主席台上的六巨头。

　　这几个哥们不允许别人给他们打伞，一个个腰杆挺得笔直，一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样子。按照庆祝会的程序，他们站起身，垂手肃立，大声唱起了日本国歌《君之代》：“吾皇盛世兮，千秋万代；砂砾成岩兮，遍生青苔；长治久安兮，国富民泰。”

　　这是一首文言歌，兄弟我找到了一首今译，现摘录如下：

　　我皇统治传千代，一直传到八千代，传到细石变岩石，传到岩石长青苔（当然了，长了青苔后还是要继续传下去的）。

　　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没听过唱，就歌词而言，怎么看怎么像一首打油诗，跟那个“鸡叫一声撅一撅”的前三句水平也差不太多。

　　台上唱，台下当然得和。一时间军民联欢，其乐融融。

　　台下有个日本侨民听得激动，从肩上取下一只水壶就扔上了台。

　　如果是在唱堂会，这种举动很好理解，也十分平常。别说扔一水壶，扔戒指、扔支票的都有。这叫捧场。

　　可这里不是堂会，再说与唱国歌的庄重严肃气氛（特指日本人，我要唱这个肯定从头笑到尾）也不相符。

　　有些古怪。

　　还是日本警卫反应快，失声叫了起来——炸弹？！

　　猜对了。顺便祝贺你一下，都学会抢答了。

　　没错，这就是传说中的炸弹，水壶形状的炸弹。

　　（260）

宝宝寒

　　此前，谁也没有注意到投弹者。因为他跟台下任何一个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西装革履，背个“水壶”，拿个“饭盒”，在台下一动不动看着，样子要多乖有多乖。

　　他当然不是什么日本侨民。他是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为朝鲜流亡政府下属组织“太洛太”（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武工队）骨干成员。

　　那个“水壶”和“饭盒”都是他随身携带的相同形状的炸弹。

　　在此之前，尹奉吉已经多次混在人群中，对现场情况进行了侦察，并通过目测和步量的方法，选定了投弹的最佳地点。另外，他还在日本书店买到了白川的画像，在心里记住了这个人的相貌。因为他的重点剌杀对象就是白川。

　　事实上，尹奉吉是相当有耐性的。

　　早上8点，他就夹在日侨中间混进了公园。那时庆典还没开始，没有谁看出他和其他人相比有什么异样。

　　9点，阅兵式，白川对军队进行检阅。他还离着检阅台很远。

　　10时30分，庆祝会。六巨头轮流在台上演讲，尹奉吉索性像没事人一样在园内四处转悠。

　　11点，他一边转一边挤，看似漫不经心，最后挤到了离检阅台左角处仅10米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

　　现在，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等待那个最佳的时机。

　　11时40分，下雨，不光是六巨头，下面受阅的1万多名日军官兵和数千日侨都在做秀耍酷，冒着雨大唱国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盯着检阅台上的两面巨幅日本国旗。

　　就在这一瞬间，尹奉吉扔掉烟头，图穷匕现。

　　平日潜藏，处寻常巷陌而不露踪迹；临阵不慌，虽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声色；突然一击，必致敌人以死命而不罢休。

　　杀手，真正的杀手。

　　我说过，朝鲜人搞剌杀，那是有天赋的。

　　难道他们是两千年前跑去朝鲜半岛的荆轲后裔？

　　炸弹扔到眼前的时候，六巨头还在那里比谁腰板挺得更直，比谁更能淋雨呢。哪里能料到唱唱国歌却唱来了一场飞来横祸。

　　大家聚精会神做事的时候，千万不能开这种玩笑，来不及反应啊。

　　“轰”的一声巨响。六个人一个也没跑掉，

　　当然了，根据各人贡献不同，待遇还是有所区别的。

　　其中，白川最惨，据说身上一共取出了200多块弹片，这么多铁东东估计撑也能把一个人给撑死，当然得完蛋。中国有家报纸在报道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倒是蛮对仗的：乘军舰而来，躺棺材而去。当然话中有话，但都是事实，日本人也找不出什么借口来发飚。

　　因为是给自己过生日才丧命的，裕仁很过意不去，下旨追封他为男爵，还做了一首打油诗以示哀悼，其中有“留取长相忆”云云。

　　白川“长相忆”了，其他人也没好到哪里去。野村成了独眼龙。植田和重光葵都各自断了一条腿，成了瘸子（两人合在一起倒还是两条腿）。河端当晚死在医院里。村井是唯一的幸运儿，大概站的位置较偏，只受了点伤，没缺胳膊断腿，还算是一个完整人。

　　由于六巨头只是站成一排，而且中间估计还会隔开一点距离，这炸弹的能量可想而知。

　　两个月前“抗战胡子”胡厥文想做的事，朝鲜人尹奉吉一家伙都帮他搞定了。毕竟，干这个人家更专业。

　　（261）

宝宝寒

　　英雄剌客尹奉吉当场被捕，后来被押往日本国内处决。殉难的地方，就是植田第9师团的老家——金泽。

　　在一些书中，我们可能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句式：某事件“沉重地打击了一个某某的嚣张气焰”，“向全世界宣告了另一个某某是不可侮的”。

　　虹口公园事件当然也可以这样套用，但我以为，无论是从军事还是政治角度，都不宜对此类事件评价过高。

　　剌杀和暗杀，作为弱者对强者做出的一种英勇的反击手段，固然值得赞赏和敬佩，但它一般很难影响到原来的强弱对比，甚至往往还会起反作用。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历史上有荆轲剌秦，但即使当时荆轲真的冒险成功，把秦王给杀了，燕国就真能逃脱覆灭的命运？

　　我看未必。

　　孙文当年带头闹革命，起初也爱搞暗杀，汪精卫就是其中比较积极的一个（只是技术不够好，被抓住了），但最后对清政府真正起到颠覆作用的，还是武昌首义。

　　甚至可以联系到现在的伊拉克、阿富汗，你搞肉弹那一套，除了无辜老百姓受连累，真正的英美大兵又被你干灭了几个？

　　我看到有些文章上说，虹口公园事件长了我方志气，灭了敌人威风，震慑了日本，使其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大意如此）。

　　长我方志气，这是肯定的。灭敌人威风，那也是有的。但要说是因为这个事件，日本人才降尊纡贵，跟我们重启谈判，个人觉得这个结论有点大了。

　　亡命之徒们（那些疯狂的日本军人）如果这么容易就被“震慑”住，那就不叫亡命之徒了。他们最爱干的事就是无事生非。现在你有事了，他当然更疯狂，更亡命。

　　虹口公园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在敏感时间发生的一个玩火举动。我们看着爽，但其实真的很危险。

　　因为时间不对。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2月29日，那就好极了。其间正是两军交锋之际，所谓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主将殒命，必然会使日军军心大乱，同时，所谓的七丫口登陆可能也就实现不了了。

　　然而这是在停战期间，双方已经在谈撤兵的事了。这个节骨眼上发生这种事，对日本军队中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好战分子来说，简直可以说是求之不得。所以当时就有人称这是第二个萨拉热窝事件。在日本国内和上海，已经有些人在蠢蠢欲动，想找中国人的麻烦，并借此引发更大争端。

　　实际上，从后来披露的事实来看，也的确有国人在幕后参与策划，甚至19路军的主要将领和有“中国暗杀大王”之称的王亚樵（又一位猛人）都在里面。据说是他们联合上海的朝鲜流亡政府安排了这次剌杀行动（中方出经费，朝鲜出人）。

　　（262）

宝宝寒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中朝之间的关系。中国民间抵制日货起于“济南惨案”，但大规模行动则是从万宝山事件朝鲜屠杀华侨开始的。当年南京政府曾派人化装成日本学生到平壤进行调查，看到满街都堆放着华侨的商品，连车都开不了，其状甚惨。

　　万宝山事件从本质上说是日本发动的一次有计划的挑唆，但事实上并不成功，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快中朝民间就达成共识，把仇恨矛头对准了共同的敌人，所以朝鲜流亡政府明里暗里一直得到中国方面的保护和支持。

　　在虹口公园谋剌案中，由于剌客尹奉吉坚不吐实（这一点朝鲜人一向很为硬气），负责剌杀行动的朝鲜领导人也在事后成功逃脱，导致日本人手里并不掌握中国参与其中的真凭实据。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日本正好碰到了一件让他们更头大的事。

　　那就是虽然在东北搞了一个伪满洲国出来，但外面有李顿调查团找麻烦，里面有东北义勇军一波一波地翻江倒海，关东军的日子那是相当难过，急需上海这边调兵过去支援。

　　也就是说，至少政客们（包括那个以强硬出名的松冈洋右）已经都清楚，日本在上海再也玩不起了。

　　犬养首相年纪一把大，所幸脑子还不算太糊涂，知道事情闹大了对自己没好处，因此认为不能听那些狂热分子瞎嚷嚷。他的女婿、外相芳泽跟他意见一致。这位兄弟虽然能力不咋的，却也正因为不是强人，所以不太敢惹事。他按照老丈人的吩咐，给重光葵发指令，要求后者其它的先不要管，想办法尽快结束上海停战谈判要紧。

　　在识大体、顾大局这方面，日本政客的表现要比军人强多了。断了一条腿的重光葵就很有觉悟，知道与“满洲的前途问题”相比，“上海事件”的确不能再拖下去了，需要“适可而止”，否则，“势将为国家前途招致不可挽回的灾难”。

　　真正对上海停战谈判起到推动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国联。具体一点，就是“19国委员会”。

　　有颜惠庆在国联周旋，“19国委员会”当然是有意无意帮着中国人说话的。他们针对上海时局，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虽然也没有明确日军完成撤退的时限，但规定这个时限可由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决定，“如遇一方要求时，有权宣布日军合理完成撤退之时机”，而委员会在做决定时，可以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个方案其实是很有些门道在里面的。

　　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是由中日和英美法意等国共同组成的。所谓“少数服从多数”，就是说只要大多数国家都同意了，日本就算不同意也没用。

　　“如遇一方要求”，没说是哪一方，中国可以，日本也可以。最重要的是“有权”和“合理”那两个词。中国要求3个月撤军，委员会说合理就合理。日本要求6个月撤军，委员会说不合理就不合理。

　　也就是说，日军撤兵期限的决定权，其实在第三国手上。

　　中国外交部看到这个草案后，马上就同意了。

　　日本人也不是傻子，他们也看出了其中的玄妙。外相芳泽专门给国联发了个电，声明坚决反对这个决议草案。

　　（263）

宝宝寒

　　眼见日本不上套，英国人又跑来协调。

　　英国人虽然不读《论语》，中庸的思想倒是被他们吃透了。这回他们又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

　　你不是对决议草案有意见吗，那我给你拿掉一条，修改一条。

　　拿掉的这条是“少数服从多数”。修改的是日本撤军期限，明确为在“最短期内行之”，也就是虽然不规定你什么时候走，但越快越好。

　　这就算是给日本人留了面子。

　　中国同意了，日本也同意了。成交。

　　于是，折中案被上报19国委员会，后者以此为基础，拟定了上海停战和撤军的决议草案。

　　4月30日，国联大会对19国委员会提出的草案进行表决。除日本弃权外，其他各国都投了赞成票。

　　国联大会不是理事会，没有什么要全体通过的规矩。弃权的就等于没来，因此结果是一致通过。

　　这就是国联“四月决议”。

　　5月5日，双方代表正式在《淞沪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至此，上海战事和相关谈判全部结束。

　　我发现，在很多历史著作中（甚至包括一些比较权威客观的论著），一个是“一二八”淞沪会战本身，一个是谈判结果，其评价竟然常常是冰火两重天。

　　前者主要是褒。最权威的应该算是国学泰斗章太炎的评价。他说，从清代光绪皇帝开始，我们国家在战场上与日本一共遭遇过三次，即中日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会战，只有这一次取得过大胜（“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章太炎的话应该是比较客观的。这个人说话很直，当年他与孙文曾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但也曾毫不避讳地当面对这位战友提出批评。

　　章老还有一段很精僻的话：

　　“余闻冯玉祥所部、长技与十九路军多相似，使其应敌，亦足以制胜。惜乎以内争散亡矣。统军者慎之哉!”

　　这个大家应该能看懂。他认为以国内地方部队的实力来看，可与19路军相提并论的，只有一个西北军。“所部”相似，是指二者均为地方军。“长技”是指两军具有相同的一些优势。

　　当时的西方人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发现中国人也这么能打仗，并概括参战中国士兵有三个特点，即铁足、夜眼、神仙腹。

　　铁足，就是脚板子硬，所谓行军不怕远征难，日军用汽车、轮船装了跑，他们就靠两条腿，累得七荤八素，倒在阵地工事上照样瞄准射击。夜眼，就是会走夜路，长于且敢于夜战。神仙腹，不是说他们有弥勒佛的大肚子，而是说他们不吃饭也能打仗。

　　其实这后两样都是让鬼子给逼的。白天有日机和大炮轰炸，打起来也不痛快，那就不如晚上干仗了，毕竟只要顾地面这一头。同样道理，前线官兵只能吃两餐，即拂晓前日军的飞机大炮开工前吃一顿，然后就得等天黑，这些孙子收工后才能再补吃一顿。

　　这些特点，强悍的西北军也曾一一具备。

　　可惜后者在内战（中原大战）中就打没了。真是可惜。当然了，章老在这里点名的（冯）、不点名的（蒋阎汪等诸位）都批评了。

　　（264）

宝宝寒

　　总之，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对这场仗一般都持肯定态度，认为打得好，打得爽，打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我看到最多的，无非就是有的说19路军功劳最大，有的说第5军打得也不错，还有的说义勇军甚至后方群众和学生更没闲着。

　　这个我认为问题不大，都是中国人嘛。打仗的时候不分彼此，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何须分得那么清楚。

　　让人看不太懂的是后者，也就是对谈判结果的评价。

　　不少书上都是再熟悉不过的四个字：丧权辱国。

　　我以为，这四个字不能到处滥用。

　　中日甲午战争，那是丧权辱国，又割地又赔款，除了丢脸还是丢脸，除了吃亏还是吃亏。

　　“九一八”事变，那也是丧权辱国，一枪未放，一弹未发，就把东北大好河山丢给了日本人。

　　“一二八”会战呢，我们该用能用的资源几乎都用了，该上能上的人也几乎都上了，跟日本人打得死去活来，弄到最后还是落得一个丧权辱国，那我们当初还瞎起个什么劲？这么多爱国将士岂不是都白白流血牺牲了？

　　打仗毕竟不是在玩电子游戏，是为了达到双方的政治目的。这是被称为西方兵圣的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复阐述的一个观点。同样，什么样的战争结果也直接决定着谈判桌上的得失进退。

　　章太炎所说的“大捷”其实主要还是指的局部“大捷”，比如第一次庙行大战，可以称得上是大捷。然而作战就和下围棋一样，不到最后一刻，就不能说谁赢谁输，只有笑到最后的才是好汉。就全局而言，我们很难说取得了根本意义上的“大捷”，不仅如此，在日军七丫口登陆后，中方一度还表现得相当被动，无论是第5军还是19路军，都有些力不从心了。

　　归根结底，中日双方在战力和装备上并不在一个档次。

　　开战之初，有人在南京亲眼看到部队调赴前线作战（可能是指19路军毛维寿师），天正好下着雨，许多士兵连一件起码的雨披都没有，就那么浑身淋得湿漉漉地往前跑。在他们身上，除了步枪，就是偶尔能见到的一两挺机关枪，其它一无长物。观者不禁“泪为之下”。

　　即使是第5军，虽说是德械师，号称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的部队，其实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坦克撑腰（炮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它。因此，一直以来，我们的战士其实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敌人如雨的炮弹和肆虐的坦克！

　　加上由于各种原因，双方的援军，一个上得快，一个上得慢（很早就接到动员令的蒋鼎文师和胡宗南师赶到上海时，战事已经结束），如果继续打下去，胜利的天平究竟会朝向哪一方，还真的很难说。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强调，不是说日军只能支撑三个月的军费了吗，我们的军队也不止那一点点，再跟它耗下去，日本国家小，耗不过我们。

　　关于这一点，请大家记住了，日本小归小，但非常经耗能熬，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在某些方面跟我们一样，有很强的忍耐力，而且这种忍耐力还不是一般的强。

　　（265）

宝宝寒

　　对日本人相当了解和熟悉的小泉八云就认为，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忍耐、最经济、最简单的民族之一。即使是在外人看来难以忍受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下，他们仍然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后来抗战全面爆发后，有人说了一句在我看来很有些道理的话。他说中日两国都弄错了。日本认为它三个月就能把中国给灭了，结果三年也没实现这个梦想，而中国战前的估计也错了，中国人认为，日本那么小的国家，又没有什么资源，灭不了中国的话，它马上自己就受不了，肯定得发生内乱，结果抗战打了八年，日本岛内外的军民虽然过得苦不堪言，却没发生什么大的内乱，还很团结，直到天皇发布诏书，才不情不愿地宣布投降。

　　就“一二八”淞沪会战最后双方的战线来看，中国军队已经退到了常熟昆山一线，而日军基本控制了上海及其西北郊，从力量对比上，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部队人数，中方早就没有了任何优势。别说反攻后再把失地夺回来，能坚守住现有防线就算不错了。

　　评价谈判成果，我们得从这个实际出发。

　　让我们再看一下《淞沪停战协定》的内容。

　　一般人批评的所谓“丧权辱国”，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驻兵问题，二是主权损害问题。

　　在驻兵上，确实规定中国军队不能进入城区（“留驻其现在地位”），但城区内仍有中国军警可以控制。实际上，至7月17日日军全部撤出上海后，所有其退出地区已完全由上海市公安局行使警察权。昆山常熟一线离上海并不远，如有紧急情况，所驻部队绝对来得及在第一时间内赶赴上海。

　　有人认为，《淞沪停战协定》让日本驻军更方便了。这一点本人有些不敢苟同。

　　协定上面说的是，“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地带）”。事实是至5月底，除海军陆战队和宪兵外，其余日军已全部撤离了上海，也即恢复到了“一二八”会战前的状态。

　　至于日军还可以在租界以外的地方驻扎，主要是这一段文字：“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指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地带）之毗连地方”。

　　关于这个，我有三点看法。

　　第一， 上面说的是“暂时”。

　　第二， 实质上日军后来都撤走了。

　　第三， 日军这样的机动化速度，想来上海马上就能来，他们其实也不愿意天天窝在那里，还要不断开销军费。

　　最后一个，主权损害问题。我看到一本专著（凭心而论，这本专著在同类著作当中还算是比较严肃客观的）上把共同委员会都拿出来说事了。

　　因为这个委员会，有“监视”《淞沪停战协定》的“履行”，以及“查明”中日军队驻扎情形的权力，作者就说这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我有些无语。你要硬这么说，不是抬杠吗，那现在联合国部队还进非洲国家监督双方停战呢。你要把事情办完办好，总得找个第三方的公证人吧。要不然，你让日本人来“监视”或者“查明”？

　　（266）

宝宝寒

　　一场并没打赢（当然我们也不承认打输）的战争，能够得到上述结果，至少我认为，已经算是不错了。

　　如果你一定要把日本人的衣服裤子当场剥光，然后让他们光着屁股滚回东京，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你要有这个实力才行。

　　这跟有的哥们老是想着明天就登陆日本列岛，给它也来个“东京大屠杀”什么的，其实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

　　对于这些兄弟超凡的想像能力，本人表示佩服，对他们的心情，我也可以理解。但我还是始终认为，我们毕竟不是整天生活在真空或穿越之中，我们的周围也不是幼稚园，因此还是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地来。

　　少做些白日梦，对我们自己，对别人，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也不能怪大家。对这个谈判结果，当时就有很多人受不了。

　　当然了，有些东西是从不会有所改变的。比如说，下面几个“照例”：

　　照例，要求是强硬到底，绝不妥协。

　　照例，倒霉的还是在一线谈判的人。

　　照例，挨打受罪的是非军人、不带枪、搞外交（我总结了，这三个特征都很重要）的外交官。

　　上海某爱国团体代表数十人涌入郭泰祺住宅，这些人一开始还好，只是文斗，指着鼻子骂骂人，后来不行了，情绪激动起来，有人要武斗，于是桌上有什么就都朝郭泰祺劈头盖脸地砸将过去，郭泰祺被打得头破血流，当即送往医院救治。

　　我不知道郭次长此时是个什么心情。我想他一定在感慨，在中国，外交这一行当实在是个高风险的职业啊。

　　没错。如果要让我去的话（假设我有这个能力和资历的话），我一定会买上一份大额的人身安全保险，然后戴个安全帽，再浑身穿上重甲。

　　你们爱怎么招呼就怎么招呼吧。

　　但是郭泰祺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要求首先释放被带至警局的伤人者，并表示他们虽然行为过激，但所作所为均系出于爱国热忱，他能理解。

　　第二天，郭泰祺的伤还没好，局子里的这些人就被放了出来。

　　这下可好，等到《淞沪停战协定》正式签定时，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一个也无法到场。一边被炸断了腿（植田和重光葵，凑一块才能来），一边至少破了相，就算能强撑着过来也有碍国体。

　　不过协定总算是签了。5月16日至31日，日本“上海派遣军” 第11师团（善通寺师团）、第9师团（金泽师团）、海军第3舰队（一部）逐次离开上海回国。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中间没有那个兴冲冲而来却一仗未打的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

　　他们赖在上海了？没有。早走了。

　　去哪儿？充当救火队员，到哈尔滨去对付北满抗日部队。

　　好了，上海这边可以暂时放一放了。别忘了，还有一个始终让我们魂牵梦萦的东北。

　　江桥之战后，在日军的软硬兼施下，“抵抗将军”马占山意外地动摇了。现在哈尔滨（哈市）成了日本在满洲要到达的“最后一站”。

　　进攻齐齐哈尔，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苏联的一个试探，看它会不会有所反应。

　　苏联反应了，那就是向日本再次重申不干涉政策。

　　那样子倒像在鼓励日本人：你专心点干吧，我决不会打扰你的。

　　（267）

宝宝寒

　　关东军本来就是一群滚刀肉，眼前的情形令他们更加急不可耐——国内，从陆相到参谋长（应该是参谋次长，因为那个亲王参谋长不怎么管事）都是战争的支持者，国外，苏联人知情识趣地躲到一边去了，加上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在上海一点火，国际舆论再也顾不上关注东北。

　　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但在具体策略上，其内部又分成两派。

　　当然了，如果不到万不得己，“以华制华”仍然是他们的首要策略。这两派也一样，都首先强调发挥汉奸或者伪军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一派以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吉（陆大33期）为代表。这一派主张用软的一手，即通过张景惠来进行“内部策反”。

　　另一派以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陆大35期）为代表。他们主张用硬的一手，即通过吉林熙洽掌握的伪军直接攻占哈市。

　　百武晴吉这派首先碰了壁。

　　张景惠虽然早就暗中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并曾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宣布哈尔滨独立，但他与吉林的熙洽不一样，后者多少是有点兵权的，而他却是个软脚蟹，名符其实的“豆腐王子”，手上既无枪也无炮。

　　没有枪杆子，说话就不硬气。也难怪日本人扔了一个“黑龙江省主席”的官帽过来，马占山一瞪眼，就吓得他连就职仪式都不敢参加了。

　　哈尔滨的实际兵权掌握在滨江镇守使兼第28旅旅长丁超手上。丁超是东北军中的“士官系”，参加过中苏同江之战，至少军队里的人对他不得不服。

　　当时丁超的态度实际上是模棱两可的。作为一个老牌军人，他投降不甘心，抵抗又无把握，就在那里晃过来晃过去，反正不轻易表态。

　　丁超不发话，你就是借张景惠两个胆，他也不敢明着把哈市把卖了。

　　张景惠不争气，连累了他的后台老板。百武晴吉没多久就走人了，顶替他的是那个无事也要生非的土肥原。

　　在不想派关东军直接上场的情况下，土肥原自然赞成大迫通贞的主意。

　　两个特务机关联手，逼着熙洽这个奴才赶快对哈市动刀子。然而此时熙洽却自顾不暇，别说动哈市的心思了，连吉林都有些搞不定。

　　让他如此不安的人叫冯占海，是张作相的外甥，“九一八”事变前任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他带的这个卫队团不仅装备好，而且编制相当整齐，除了有3个步兵营外，还像模象样地配有骑兵营、重机枪连、通信连等配合兵种。这种规模，当时只有日军联队里才有，连老蒋的德械师都不完全具备。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没几天，熙洽就投他的多门老师做了汉奸。他知道卫队团的实力，很想把冯占海拉下水，便对其以“吉林省警备司令”的官衔相诱。

　　冯占海不吃这一套。

　　什么东西，我姨父让你守着吉林，是要你帮他保家卫国，没想到你却卖国求荣去了。

　　当即率领卫队团打起了抗日的旗帜。

　　这个旗号一打起来，不得了，找上门要打鬼子的人海了去。

　　（268）

宝宝寒

　　来的人里面有三种人打鬼子的热情特别高：

　　第一种是原东北军官兵。当然不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撤往锦州和关内的那一批。这些人属于不听话的，他们既不撤退，也不投敌，就想在东北战斗到底，所以现在就成为好样儿的了。

　　第二种是青年学生。除了东北各大中学校外，还有特意从关内赶来要求参军抗日的学子（那时候日军对关卡的控制还不严密，一般老百姓走得出去，也跑得进来）。

　　第三种——

　　胡子。

　　要不是“九一八”事变，他们基本上属于被官军剿的那一类。但如今不一样了，打鬼子这一共同目标把他们也召集了过来。

　　冯占海的姨父、“辅帅”张作相对错用熙洽这件事又悔又恨。他派人到吉林另建了临时政府（建于哈尔滨下宾县境内），同时正式委任冯占海为吉林边防军司令。

　　此时，冯占海的部队已由3千人发展到了2万人。到江桥抗战爆发时，他和马占山一南一北，成了日伪军头痛不已的两把利剑。当时的东北百姓称他们为：“马占山，冯占海，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前，排山倒海”，可见人心所向。

　　对这样的剌头，熙洽当然必欲拔之而后快。

　　现在他需要人才，帮助他对付冯占海这样的抗日武装的人才。

　　很快就找到一位。

　　于琛澄，绰号于大头，出身北洋陆军速成学堂马科，做过东北军骑兵师的师长。据说他对马很有感情（可能跟专业有关），但凡死匹好马，不仅要淌几滴眼泪，情到深处还要立个碑哩。

　　当年由于他涉嫌跟郭松龄一道反对张作霖，结果早早地就被罢了官职，只好回乡办厂做生意去了。

　　收到熙洽的邀请后，于大头起先犹豫了一下——我估计他是在盘算办厂和做汉奸，这两桩生意哪个更划算。

　　到底脑袋大，犹豫了那么一下，马上就整明白了：做汉奸划算。

　　熙洽随即任命于琛澄为日伪吉林“剿匪”司令，纠集了5个旅的伪军向吉林抗日力量发动进攻。

　　当时，于大头主要针对的是两个人。

　　一个当然就是冯占海，正驻在吉林舒兰县。

　　另一个是吉林东北军的张作舟，他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交界处的榆树县布防。

　　应该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时间仓促，撤往锦州和关内的主要是辽宁一带的东北军，吉林东北军大多留在了境内（其实黑龙江的也是），想撤也撤不了了。这批留下来的部队，从第22旅到28旅，计有7个旅，已经有2个旅先后投敌了，剩下还有5个旅。

　　张作舟率领的是这5个旅中的第25旅。

　　奔冯占海去的那一路开始很是顺手，几乎是轻轻松松地就攻下了舒兰城。

　　除了这次来犯伪军数量较多外，与日本人在幕后蹿来蹿去也有很大关系。

　　（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