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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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60）

　　早在红军围攻会理时，其进军路线已非常明朗，就是奔着大渡河去的，这让雅安的刘文辉如坐针毡。
　　原本困扰刘文辉的，不过是穷，这倒也罢了，生活嘛，无非就是凑合着生，凑合着活，咬一咬牙便能挺过去，但当他看出红军的矛头所向，就觉得挺不过去了。
　　大渡河是刘文辉的第二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红军冲过这道防线，他在西康的大本营雅安便会无险可守，而雅安一旦被攻破，刘文辉也就彻底完了，他只能像田颂尧那样，给自己的毕生“事业”画上句号。
　　这比让他死还难过。
　　大渡河一战，毫无疑问关系到刘文辉的生死存亡。如果他还处在全盛时期，根本眉头都不会皱一下，那个时候，若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他啃不动的，无非两样：鹅卵石、牛犄角。
　　眼下，他早没了这副好牙口，部队士气低落，装备低劣，要跟红军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尽管刘元塘守住会理这件事，给他挣了面子，捞了声誉，但刘文辉心里十分清楚，特例是无法复制的。
　　在与部将、幕僚反复商讨后，刘文辉决定将驻守雅安的第五旅调往大渡河。
　　第五旅守于大渡河北岸，南岸叫作安顺场，往西十里，就是石达开当年兵败之所：“紫打地”。
　　安顺场由地方官员负责管理。安顺场的这个地方官跟通安江防大队长类似，都是没见过世面、一脑子豆腐渣的土财主。在第五旅到达后，他本应带着地方部队撤到北岸，可却迟迟不肯挪窝。
　　倒不是这厮还不知红军的厉害，而是舍不得立即离开。
　　红楼梦中描写秦可卿办丧礼，用了王爷的“樯木”（实际应为楠木）棺材，此棺木号称万年不坏，细看时，“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珰如金玉”。
　　要论做棺材的上等材料，楠木以下，即为杉木。
　　安顺场一带就有沉埋于地下几千年的香杉木，雨季一到便会被冲刷而出，这些杉木经过水土侵蚀，已变成坚硬木质，永不腐坏，当地称为“建板”，价格很是不菲。
　　这些香杉不管在安顺场的哪个区域被发现，都属“政府所有”，当地居民必须报缴，并且在运走之前，还有看守责任，否则损坏了还要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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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61）

　　安顺场的地方官就靠香杉发财，如今正是雨季即将到达的时节，一想到收不成杉木，做不了生意，心里就油煎火烧似的。
　　条条道路通罗马，红军也不一定就会来安顺场吧？要是不来，那就亏大了。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地方官就跟北岸守军讲好：由他率地方部队留在安顺场，待红军到时再过河，这样南岸消息还不至断绝。
　　北岸提出一个问题，说红军进军神速，要是你到时候来不及过河怎么办？
　　地方官的回答是，他已在通往安顺场的道路上设了十余座哨所，红军不是本地人，路径必然不熟，只要远远看见红军，哨兵便会抄近路向他飞报，他就算是慢慢收拾再过河，也来得及。
　　既然布置得这么妥妥贴贴，北岸便同意了。
　　地方官没有忽悠，他确实设了哨所，可是他说红军不识路径，那就错了。
　　红军不是本地人，给红军带路的却是本地人。
　　红军绕道西昌，要经过三百里彝区（即彝海）。这曾是汉族军队的畏途，当年石达开来到大渡河，就是因为前有清军拦截，后有彝民围攻，才落到全军覆灭。
　　最了解四川民情的是刘伯承。他在新川军中任职十几年，耳闻目睹，对彝区的情况很清楚。
　　在彝族聚居区内，有好几个彝族部落，彼此械斗不息。刘文辉治理彝区的办法是将各部落的一些头人抓起来，哪个部落敢闹事，就拿哪个部落的头人开刀。
　　刘伯承到彝区后，首先把头人都释放出来，以此与彝民取得好感，然后重点和其中一个部落的头人小叶丹接洽。
　　对小叶丹而言，刘文辉是敌人，红军打刘文辉，是敌人的敌人，当然就是朋友，同时他也有借红军力量打败其它部落的念头，因此主动提出愿与红军结盟。
　　刘伯承遂与小叶丹在池塘边对天盟誓，结为兄弟，这便是有名的“彝海结盟”。结盟之后，小叶丹随即派人做向导，在三天内护送红军通过了彝区。
　　“彝海结盟”使红军有条件超越过去的历史，刘伯承后来回忆说：“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红军）就有可能是石达开的下场。”
　　红军高层欢欣鼓舞，毛泽东对刘伯承说：“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把孟获说服了，你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把小叶丹说服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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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62）

　　有了彝民向导，红军犹如装备了卫星导航。战后曾有人在路边拾得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图，沿途大小路径，里程远近，村落所在，居民多少，全都标注得异常精准，好象他们未来大渡河之前，就派人实地勘查过一样。
　　十余座哨所皆被一晃而过，哨兵别说抄小路报告了，红军什么时候过去的，他们糊里糊涂，根本弄不清楚。
　　1935年5月25日，红军在拂晓前到达安顺场，将守军予以缴械。那个地方官从梦中惊醒后，赶紧翻墙逃走，匆忙中把脚都给摔伤了，由卫士背着，才在彝区躲藏起来。
　　南岸靠着两只船，是当初约定划往北岸用的，如今正好给红军使。
　　这两只船都是日常摆渡的小木船，每只仅容得下十人，刘伯承便挑选出十七名官兵，组成突击队，坐船过河。
　　对红军占领安顺场，北岸守军还毫不知情，等看到船只划来，刘伯承已在南岸建立掩护阵地。
　　大渡河两岸地势，南岸比北岸高，在红军火力打击下，川军连头都抬不起来，更别提阻击了，“十七勇士”很快到达对岸。
　　登陆的地点有一个营，但北岸均为横断山脉，沿河仅有一条羊肠小道，兵力铺展不开，人再多，也不如十七个精兵管用，滩头阵地遂被红军牢牢掌握在手。
　　到第二天上午，红军一个团全部过河，川军第五旅直到此时才得以收容兵力反攻过来。
　　刘文辉部队的落魄程度，在红军抢渡大渡河一战中毕现无遗。双方隔山对射，射程上，红军能打到川军，川军却够不着红军，结果刘伯承一个两翼包抄，就把第五旅给打垮了。
　　打仗无所谓，着急的是过河速度。
　　大渡河水流湍急，河底全是乱石，形成无数旋涡，当地人称为“竹筒水”。由于流速太快，无法架设浮桥，就连渡船，也要呈斜线才能冲到对岸，一共才两只小船，刘伯承算了一下，红军要靠渡船全部过江的话，得一个多月，这怎么行？
　　“石达开阴影”再次袭上心头，红军高层紧急磋商，决定兵分两路，即已过大渡河的为右纵队，未过大渡河的为左纵队，夹河而上，向上游的泸定桥挺进。
　　红军抢渡大渡河成功的消息传到雅安，刘文辉十分震惊，他也知道泸定桥是除渡船之外，大渡河上的唯一交通枢纽，因此赶紧将第四旅派往泸定桥，这也是他所能拿出来的最后一点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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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63）

　　1935年5月27日，刘文辉亲赴大渡河背后的汉源城，构筑工事，积极布防。
　　刘文辉到汉源，主要为的是守雅安，在他到达之前，汉源城内只能用地方保安队来守城，这些保安队都没有枪，有人拿一把马刀，有人持一杆长矛，随刘文辉前来的警备旅成了守城主力。
　　不过从红军动向上判断，刘文辉认为其直攻汉源的可能性已经不大，最让他担心的还是泸定桥。
　　第四旅虽是奔泸定桥而去，但因为第五旅已溃退下来，它的侧翼和后方都受到威胁，不得不分兵阻击，所以能派往目的地的仅为一团。
　　1935年5月28日，一个川军排最早赶到泸定桥，到的时候已是黄昏，他们就把所带的全团旗帜遍插泸定桥城中，以安定人心。
　　川军要守的就是那座著名的铁索桥，有人或许会提出疑问，为什么此桥当时没有遭到彻底破坏？
　　据说在蒋刘通话过程中，蒋介石就曾让刘文辉将泸定桥砍断，但刘文辉说不行，砍不得。
　　泸定桥建于康熙年间，距民国已近两百多年历史，桥上还有康熙御笔提写的桥名，刘文辉因而坚持不能予以毁坏。
　　蒋介石听后，沉默不语，刘文辉便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把泸定桥上的木板拆掉。
　　那个黄昏，川军排要干的就是这个活。
　　因下着雨，又是长途跋涉，士兵疲困不堪，使得拆除桥板的进度极其缓慢，等天亮之后整团到达时，对岸红军左纵队的先遣部队也几乎同时到达，当然也就没法再拆桥板了。
　　隔河对射一天，守军顶不住了，于是在电话里向第四旅旅长请援，表示泸定桥已很难守住。
　　第四旅的其余部队也正遭红军右纵队攻击，情况混乱不堪，旅长才顾得上答一句：“我们这里也很紧张。”电话便中断了。
　　晚饭后，红军左纵队大部队赶到，火力更猛，桥头守军伤亡惨重，在无援可恃的情况下，这些人便决定乘夜色撤退，只留一个班守桥断后。
　　守桥的班要放火烧桥，红军发现后才正式展开夺桥行动，将其全部歼灭，从而完成了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壮举。
　　1935年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经泸定桥通过大渡河。过河后，左右两纵队合兵一处，向川军第四旅发起进攻，该旅伤亡过半，退往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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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64）

　　经过大渡河一役，刘文辉所属的第四第五两旅都被打残了，原先每旅有三团，现在缩成两团还编不满。若不是红军自会理后不再随意攻城，加上薛岳和其它川军在后面紧追，汉源城中的刘文辉几乎要陷入绝境。
　　中央红军未入汉源至雅安这一线，他们避实就虚，从雅安旁边一擦而过，翻越夹金山，向川西北方向开去，刘文辉这才长吁了一口气。
　　几乎在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同时，红四方面军就撤出了涪江，一路西进，沿途虽有阻挡，但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哪里放在眼里，因此他们到达川西北的时间，要比中央红军早出很多。
　　1935年6月16日，两大主力红军主力在川西北实现完全会师。
　　尽管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建立政府，但这里地广人稀，往往走上百里山路，都见不到一座村寨，并不适合大兵团久驻，因此会师之后，大家便考虑下一步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最初决定向陕甘一带北进，不过那里有只拦路虎：胡宗南。
　　胡宗南很有战略眼光，他入川后别的地方都没去，就卡住一个松潘县城。松潘是从川西北通往甘南的咽喉要道，要去陕甘，非攻下它不可。
　　红四方面军刚进入川西北时，就曾打过松潘，只是拿不下来，此次旧事重提，1935年7月，以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红军再次攻向松潘。
　　胡宗南与徐向前同为黄埔一期，无论练兵还是战术，两个黄埔同学都难分伯仲，徐向前或而正面突击，或而迂回包抄，胡宗南则凭碉固守，以静制动，红军多次攻击均未奏效。
　　因为无法进入松潘，红军只能从侧背的松潘草地穿行北上，艰苦卓绝的过草地开始了。
　　这是军事史上罕见的一次艰苦行军，到处都是水草和沼泽，找不到一点食物。能够收集到的粮食，包括青稞都快吃光了，眼看着高原上已是寒气逼人，但官兵身上仍穿着单衣。
　　黄克诚回忆，在草地行军时，走在后面的人都用不着向导，只要顺着地上络绎不绝的尸体，便可以准确找到行军路线。
　　红军内部就在这时发生了严重分歧。张国焘认为“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要求停止北进，挥师南下，毛泽东及中央则仍坚持北上。
　　其实自两大红军会师后，问题就已经冒了出来，那就是听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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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65）

　　没有会师前，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红四方面军的宣传口号是“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对中央红军的敬畏之心不言而喻。
　　可现实是残酷的，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长征时，尚有八万六千之众，到达川西北时，只剩两万余人，且人困马乏，装备不整，人人身上破衣烂衫，反观红四方面军，仅主力部队就有八万，“兵强马壮枪多”。
　　除了实力发生巨大变化，大家对南下风险的判断也不尽相同，确切些说，就是对川军这一对手的评估存在较大差异。
　　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后，先是击败田颂尧的“三路围攻”，接着攻破刘湘亲自发动的“六路围攻”，最后强渡嘉陵江，可以说是鲜尝败绩，打遍川中无敌手，有绝对理由不把川军放在眼里。
　　中央红军就不一样了。土城第一战便吃了亏，后面的叙永、会理也都打得不理想。朱德曾为此叹息说，中央红军“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光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在攻打会理之前，中央红军其实已疲惫不堪，亟需用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和补充给养，但整整围攻七天七夜，连挖地道炸城墙都用上了，仍无法获胜，由此还引发了对毛泽东的信任危机。
　　此后红军在大渡河、泸定桥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靠刘伯承这条“川龙”发挥作用，要不然极有可能重蹈石达开的复辙。
　　毛泽东对南下的认识，一言蔽之，是“绝路”。
　　1935年9月8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再次明确态度，一方面说北上“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另一方面认为“川敌弱”。他的想法是南下抢占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在那里建立根据地，这样在粮食供给、兵员补充以及战略进退上，都较北上有优势，
　　当天晚上，毛泽东亲自来到徐向前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他：“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毛泽东再没说别的，遂告辞而去。
　　1935年9月10日深夜，毛泽东和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团及一些直属分队秘密北上，与张国焘分道扬镳。
　　一个月后，张国焘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把中央红军的北上判定为“逃跑”和“分裂”，同时宣布另立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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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66）

　　北上红军人数不多，仅八千余人，因此后来被命名为“北上先遣支队”，其余红军南下二过草地，最后重新集结于川西北的共有八万多人，除红四方面军外，还包括原属中央红军的红五、红九军团。
　　1935年10月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作战令。
　　欲入川西，必经河谷走廊。在中央红军北上后，薛岳已奉命跟了过去，同样追踪红军的杨森和刘文辉，一人在走廊上占一边。他们都没想到红军还会再杀回来，因此战备极其松驰，营以上军官甚至昼夜赌博，连对红军的警戒和侦察都不做了。
　　南下红军两过草地，苦不堪言，通过作战以获得补给之心非常迫切，人人犹如出笼之虎，开战之后，瞬间就把川军给打得歇了菜。
　　在击溃川军之后，徐向前又像“反六路围攻”后期那样，继续向杨森、刘文辉发起闪电式的快速追击。
　　杨森所部从夹金山一路退却。夹金山是座雪山，几个月前，中央红军曾从这里翻越北上，它也是长征中红军爬的第一座雪山，不过那时还是夏季，加上所携带食物尚充裕，所以中央红军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几个月后，天气更为严寒，天上大雪纷飞，地下积雪甚厚。川军冻饿交加，疲惫不堪，特别是在夜间，只能在雪山上集体露营，官兵们都没穿棉衣，通宵达旦只听见“妈呀、妈呀”的呻吟声。
　　杨森所部在雪山冻死饿死的极多，杨森用三天时间才将军队收容完毕，之后退到雅安以南重新整编。
　　杨森早就没了防区，可以到处流浪。刘文辉不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西康是他发展“事业”的唯一地盘，守不住的话，就得下课了。
　　知道什么叫下课吗，下课就是走出教室，没事可干了，那你还不如直接拿把刀把刘某给杀了。
　　刘文辉将剩余的所有正规部队都收缩到汉源、雅安两城，其中汉源交给以守会理闻名的刘元塘，雅安则由他本人亲自坐镇。
　　按照原计划，红军并不打算留在西康，所以他们对两城断粮断水，未发动大的进攻，但就在这时，张国焘本人忽然改变了主意，认为出兵成都过于冒险，应在西康立足。
　　如果刘文辉在旁边听到这句话，他的头发得吓到根根直竖。
　　红四方面军的攻坚能力和火力配置，要大大超过中央红军，只要有足够时间和愿望，绝对有把握攻破两城，取下西康，这一点刘文辉毫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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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67）

　　不过，这次“将”却没有听“帅”的。
　　徐向前正打得手顺，岂是上面一句话就能拦回去的，他说：“现在早已不是山大王的时代了，我能往，寇亦能往，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僻处一方，悠哉游哉的。”
　　张国焘也知道在西康发展，补充不易，你想刘文辉都活得那么饥寒交迫的样，还能挤出多少油水。
　　他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徐向前留下少部分兵力，对两城围而不攻，大部队继续向东席卷。
　　眼看四川腹地受到威胁，刘湘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他亲自赶到成都以西的邛崃县督师，同时急调作为第二十一军主力的模范师（郭勋祺师）沿路防堵。
　　郭勋祺在土城一役中一举成名，便以为红军没什么了不得，他把强势之中的红四方面军当成了弱势之下的中央红军，大言不惭地要与红军在名山县进行正面决战。
　　进入名山之后，郭勋祺见到刘文辉的部队仍在争相逃命，拦都拦不住，便下令用机枪向溃兵扫射，还说：“把这些杂色部队清除掉，我们好去打红军。”
　　等到双方交手，郭勋祺才发现“杂色部队”的对手确实非同小可。尽管川军占据了有利地形，用重机枪、手榴弹和炮弹进行压制，给红军造成很大伤亡，但红军却毫不动摇，中间只是稍停一下，又立即冲锋，而且一浪高过一浪。
　　郭勋祺智穷力竭，被迫弃名山而去。与此同时，已供刘湘直接调遣的另两路川军也被红军打得左摇右晃，南面的李家钰丢掉了战略重镇百丈关，北面的“常败将军”邓锡侯则干脆找不着北了。
　　刘湘为此急到吐血，说：“打了二十多年仗，从未遇到这样硬手。”此时刘湘与蒋介石的矛盾已日趋尖锐，刘湘最嫉“中央军”入川，但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也只能向蒋介石紧急呼救，请其派兵增援。
　　蒋介石根据中央红军北上的路线，已将兵力调往陕西，当时的部队都靠两条腿行军，谁也不是飞行侠，哪里是你喊一声就能立马赶过来的。
　　百丈关是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有“获百丈者，必得成都”之说，再打下去，就将进入丰饶的川西平原，红四方面军欢欣鼓舞，要“打到成都吃大米”。
　　1935年11月17日，红军乘胜攻向郭勋祺所退居的黑竹关。
　　黑竹关距离刘湘所在的邛崃总指挥部，已不足六十里，但这里地形险要，并且有早就修筑好的碉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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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68）

　　蒋介石在江西与中央红军斗法时，使用最多的便是碉堡战术，他也一再向川军推荐这一“法宝”，因此早在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时，川军便开始沿江修筑碉堡。
　　同是碉堡，还有一个如何修筑以及布置火力的问题。张国焘曾与徐向前一起指挥渡江战役，那个时候的川军碉堡，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参谋团入川后，提出的口号就是“勤修碉，广筑堡”，贺国光发给各路川军的电文，每电必提碉堡，所以川军私下都称贺国光为“贺碉堡”。
　　上有参谋团的飞机作空中检查，下有军部来人的就地监督，而且均非常认真，最后逼得旅长都不得不去搬木动土。这些碉堡阵地也让张国焘发出感慨，直呼“威力较前大有进步”。
　　郭勋祺凭借黑竹关的碉堡阵地固守，场面与名山的那一幕仍大体相仿：川军用重机枪对攻上来的红军进行猛射，红军前仆后继，前方不断倒下，后方不断补充，一眼看过去，依旧遍地都是红军，且势如潮涌，杀声震天。
　　这是典型的红四方面军风格，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狠。除非你在阵前立马咬死我，你咬不死我，我一定咬死你！
　　郭勋祺下令迫击炮和小炮开火，仍然无济于事，似乎怎么挡都挡不住红军那坚不可摧的进攻意志。
　　经过长时间的密集冲锋，红军先头部队已接近碉堡，川军官兵无不心惊胆战，大有崩溃之势。
　　郭勋祺自以为有击败中央红军的经验，此时也恐惧起来，可他后面就是邛崃总指挥部，再无可退之地，换句话说，碉堡能守得守，不能守也得守。
　　情急之下，他赶紧派出手枪队增援碉堡，并把所有手榴弹、掷弹筒、机步枪都集中起来进行射击，在最后一刻，才把红军击退。
　　连续两天未能得手，第三天徐向前改变战术，他用小股部队正面攻击，以吸引碉堡火力，大部队直指川军的衔合部位。
　　战术很漂亮，可惜使用过迟，刘湘已经给郭勋祺输送了大量援兵及弹药，使其预备队加厚，红军攻击再次受挫。
　　就在红军后撤的同时，空军来了，不是刘湘的空军，而是蒋介石的空军。
　　刘湘虽早就拥有自己的空军，但基本没派用场，大多数时间里只能打打酱油。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四川空军的水平比较烂，“中央军”的陈诚就直言不讳地说：“有些人花钱买了几架外国滥飞机，也叫空军，连送封信也不敢”。
　　“有些人”指的自然就是刘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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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69）

　　除此之外，川军将领大多对陆空协同战术讳莫如深，一天一地，都不知道如何跟对方作配合。空军不投弹便罢，一投炸的全是自家军队，那还不如乖乖地在家里呆着不动了。
　　蒋介石的“中央军”尾追中央红军入川，与陆军一道来的，还有“中央空军”，空中优势被最大程度地利用起来。
　　地面川军见飞机从邛崃方向飞来，立即发出对空联络信号，“中央空军”向红军投弹，撤退红军为之阵脚大乱。郭勋祺趁机下令预备队追击，从而得以反败为胜。
　　其后，“中央空军”便长时间往返于百丈和黑竹两关之间，一边在空中盘旋侦查，一边作地毯式轰炸，对红军造成很大损伤，以致于大部队在白天都必须分散隐蔽。
　　两大方面军会师时，毛泽东曾说：“为什么我们要北上，主要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他甚至还强调：“如果没有飞机大炮，就再不要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张国焘随后却反驳说，川陕甘康这一带地势险要，“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也不易发挥”，言下之意，颇不以为然。
　　当炸弹呼啸而下，张国焘终于明白毛泽东关于“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这句话并非虚言，
　　在南下战场上，有一次战后检点损失，三百几十名红军官兵伤亡，其中竟有近三百人是被飞机炸死的！
　　由于伤亡过大，弹药也消耗殆尽，徐向前只得临时变更作战计划，下令放弃黑竹，撤回百丈。
　　郭勋祺也够呛，尽管下有碉堡护身，上有飞机助阵，可他那个模范师一样伤亡惨重，一个主力旅里面，就战死两个营长，连排长死伤十八人，红军前脚刚撤，郭勋祺就赶紧撤往邛崃后方进行短暂休整和补充。
　　与此同时，刘湘已任命潘文华为前敌总指挥，所有嫡系部队全部调至邛崃。由于后方兵力用尽，刘湘甚至没有一兵一卒可用于守卫成都，必须由当地民团代替。
　　1935年11月19日，刘湘令旗挥动，邓锡侯从北，李家钰从南，潘文华从东，总计十几个川军旅自三面向红军占领的百丈发起进攻，从而拉开了百丈决战的序幕。
　　当天黎明时分，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川军整营整团发起冲锋，从黑竹关到百丈关，十多里路的战线上，到处都是子弹、鲜血和呐喊。
　　徐向前久经战阵，深知成败在此一举，因此亲自骑马赶到一线进行观察和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