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草鞋军团（270）

　　胜者的思维往往具有定势，即便徐帅也不例外，在他的印象里面，新对手也许难说，但若说到川军这个老对手兼手下败将，他自认还“有点把握”。
　　从“反六路围攻”一直到强渡嘉陵江，川军都是一副被红军打怕了的熊样，历次作战往往一触即溃，闻风而逃。别说徐向前，就算是红四方面军的一般官兵，也早就从心里面把这些“灰边边”给看扁了。
　　川军在战场上的凶猛表现，被徐向前解释为“狗急跳墙，孤注一掷”，他据此作出的判断是：只要顶住川军的这一波攻势，灭其一部，就有可能转入反攻。
　　川军实不足虑，要复制第二个“反六路围攻”的辉煌，也仍有可能，唯一让他在意的，是“中央空军”——百丈一带地势开阔，多为树丛、深沟、水田，红军运动起来极其不便。
　　不过这并不是决定战役成败的关键，特别是两军胶着之时，飞机也不敢贸然轰炸或扫射，所以徐向前只是感到“很伤脑筋”和“太讨厌”而已。
　　徐帅显然过于乐观了。如今的红四方面军，早已不是刚入川西北时的模样，当时官兵“身体矫健，精神饱满”，每个士兵都背有百颗左右的子弹，机关枪齐全，还有用驴马拖运的成箱机关枪子弹以及大大小小的迫击炮。
　　在经历二过草地的磨难后，长期得不到补充和休整的红四方面军渐显疲态，从河谷走廊到黑竹关，他们都是在急于进入成都，相当于望梅止渴的心理驱使下，使自身状态得到了超水平发挥。
　　然而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危机已悄悄地一路尾随而来。
　　在“反六路围攻”中，徐向前“不见兔子不撒鹰”，在万源挫掉川军锐气，实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可造化就是如此弄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年之后，红军的锐气也在黑竹被磨掉大半，情形终于有些不妙了。
　　相反，他的对手却站到了当年他所处的位置。
　　刘湘曾被徐向前打入十八层地狱，他非常清楚，百丈决战将决定着他未来的命运，若再输的话，等待着他的已不仅仅是地狱，还有万劫不复。
　　刘湘不能不拼了，他摆出铁面，不惜向已归他直接指挥的邓锡侯、李家钰发出手令，约法三章：这次若再作战不利，一律军前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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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71）

　　嫡系部队，同样是一人脑袋上面系一宝剑，实行层层责任追究：倘若排长违令，连长可立即枪决排长，接下来，营长枪决连长……以此类推，如果潘文华临阵退缩或谎报军情，他刘湘作为总司令，一样会摘下潘某的项上人头！
　　川军要通过稻田向百丈发起轮番冲锋，在红军几十挺机枪的扫射下，整营整连被击毙在水田里，就像是收割后的稻把，横七竖八地躺倒一大片。
　　可是冲锋并没有停止。
　　川军的重整，颇有些当年勾践卧薪尝胆的味道，刘湘专门成立的军官教育团以及蒋介石开办的峨嵋军训团，不仅配备“急学急用”、“吹糠见米”的技战术课程，而且增加了精神训练。经过训练之后的川军表现得比以往都要凶猛得多，其狠劲一如红军攻击黑竹关时那样：旅团长端着机枪督阵，营连长挥舞马刀带头冲锋，士兵们死多少上多少，川流不息。
　　这一天，是整个百丈决战中打得最激烈最残酷的一天，双方都拼尽了全力。
　　张国焘自己是北大学生领袖出身，却最看不得知识分子，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他只推崇工农型干部。在红四方面军内部，你就算是戴副眼镜也可能因此遭到“肃反”，经过上上下下的不断清理，最后中下层军官中，就连能写篇讲话稿的人都找不到了。
　　这样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是像许世友这样的勇战派将领多，所以才有红四方面军的“狠”，另一方面，则是懂点文化、会些谋略的智战派将领奇缺，战场上没有章法，缺少机变。
　　从鄂豫皖苏区到川北，红四方面军打的主要是山地战、隘路战，对那一套战法他们已经熟如家珍，除了正面的猛攻死防，无非是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穿插等几种，基本上是脑子不动就可以使出来，而且因为一直打得很顺，也相应遮掩了战术上的缺点。
　　百丈一带几乎全是平地、水田和村落，基层军官一下子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有的人不会看地图，在找不到明显参照物的情况下，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官兵们拥挤在一条条狭窄的田埂上，成了地面和空中火力打击的有效目标。有的人在混乱情形下掌握不住部队，东一撮，西一撮，既抓不住，又收不拢，弄得自己都没了指挥信心。还有人干脆“放了羊”，即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毫无任何协同配合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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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72）

　　作为主帅的徐向前尽管腹有韬略，毕竟无分身之术。按照既定步骤，是“顶住攻势”在前，“灭其一部”在后，但眼瞅着战事一步步趋向不利，他只能命令在百丈后方待命的预备队提前介入。
　　一个师的预备队到达百丈，川军纷纷退却，就在徐向前即将扭转乾坤的关键时刻，川军援兵杀到，挡住了红军的攻势。
　　至此，徐向前用尽棋子，手中空空如也，可是川军的援兵还在源源到达，胜负天平将移向何方，已是不言自明的事了。
　　1935年11月22日，经三昼夜厮杀，川军突入百丈，两军展开激烈巷战。
　　徐向前亲临巷战现场督战，见到有些房屋已经着火，红四方面军狠劲仍在：有人子弹打光，就白刃格斗，有人身负重伤，便拉响手榴弹，与对手同归于尽。
　　可对战局而言，这种“狠”实在无关紧要，因为在子弹打光和同归于尽之后，百丈后方已无预备队可以补充。
　　“中央空军”随即杀到，飞机低空盘旋，对红军进行轰炸和扫射，乘红军四散隐蔽，川军冲到近前，双方大打白刃战。
　　白刃格斗曾是以狠勇著称的红四方面军的拿手绝活，但在又饥又疲且士气转趋低落的情况下，即便刺刀对刺刀，也已占不到任何优势。
　　自黑竹关攻守战打响，据徐向前估算，已打死打伤川军一万五千余人，不过他也承认，红军自身伤亡“亦近万人”。更重要的是，红军已无多余力量可用，而川军才投入三分之二的兵力。
　　紧接着，蒋介石在接到刘湘的呼救之后，也已调整到位，其用兵重点从陕北移向川西，薛岳率“中央军”压了上来。
　　1935年11月下旬，徐向前和张国焘均知取胜无望，只得下令完全退出百丈，往西康方向转移。
　　百丈决战是红四方面军从进攻转入防御的转折点。此前张国焘曾拥有多种选择，这一战之后他的大多数选择都即将被清零：在川军和“中央军”的筑碉逼围下，红四方面军已无东出或南下的可能，若继续留驻西康的话，因实力大损和条件恶劣，也很难存活。
　　西康本来贫瘠，偏偏那年冬天的天气又特别反常，下了十多年未遇的大雪，红军所占据的夹金山附近漫山皆白，真是要人无人，要粮无粮，要衣无衣。包括张国焘自己在内，心里都非常清楚，长此以往，即便对手不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他们也会被困死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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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73）

　　恰在这时，北方“意外”地传来了好消息：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并在那里站住了脚。
　　说意外，是因为在中央红军开赴陕北之前，大家都不知道陕北还有这么一块根据地，即便毛泽东也是如此，他北上的最初动机是“以外蒙古为靠北”。
　　百丈决战之后，陕北便发来电报，报称中央红军开门见喜，打了个大胜仗，这便是直罗镇大捷。直罗镇一役，中央红军全歼东北军一个师，东北军气势汹汹而去，等于是给人家送装备。
　　中央红军的绝处逢生，除了有陕北苏区作为依托外，应该说，红四方面军的迅猛南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否则的话，蒋介石已准备在西北组织“围剿”，薛岳亦不会移兵它处，中央红军要揍的就不光是东北军这样外强中干的鱼腩部队了。
　　不过这都是后人的推断，当是时，中央红军的北上取胜与红四方面军的南下碰壁，形成了鲜明对比。张国焘所说的“北上”是绝路， “（毛泽东）率孤军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之类的话，已不攻自破。
　　红四方面军官兵都在下面窃窃私议：“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也该北上才对”。
　　接到直罗镇大捷的电报，张国焘起初态度冷淡，说：“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
　　酸葡萄心理固然可以理解，但对解决现实困境并无任何助益。之后，随着陕北中央与张学良建立秘密联盟，即便张国焘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北上已成唯一之选。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贺龙等人的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两军离开四川，前往陕北。
　　强敌的离去，并不表明风平浪静，刘湘此时的心腹之患，也早就不是红军了。
　　时间推回到1935年2月10日，刘湘在重庆正式成立四川省政府。
　　在此之前，刘湘通过组织土城、叙永二战，成功地将中央红军阻于四川境外，个人威信也迅速得以回升。
　　省府一成立，刘湘马上通电川中各大诸侯，要他们立即交出防区，以“赞助四川统一”。至于防区部队的军饷，改由刘湘发放，不足之数，再由南京政府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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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74）

　　这是以蒋介石的宝剑在号令群雄，也就是所谓的“挟天下以令诸侯”。三天之后，邓锡侯识时务者为俊杰，首先复电赞成，其他诸侯见搪不过去，也只得陆续跟进，先后将防区全部交出。
　　虽然收回了防区，但因防区的县长、征收局长系由原诸侯委用，所以仍有藕断丝连之虞。刘湘一不作二不休，以“川政统一”为号召，引入互调方式，即将甲防区的公务员调到乙防区，乙防区调到丙防区，使其逐渐脱离旧的附庸关系。
　　对防区公务员，刘湘也不全部留用，而是秉持用人公开的原则，在省府内设置公务员资格审查委员会，通过这一独立机构进行资历审查，有真才实料的才颁发聘用证书，不合格的一律淘汰。
　　这是刘湘在川政中使用最妙的手法之一。防区时代，诸侯们任用官员，或者漫不经心，或者用人唯亲，那些县长和征收局长，往往不是家族子弟，便是裙带关系，再不然也是保荐的亲信，导致巴蜀大地贪污横行，民不聊生，刘湘这一刀，可算是砍中了七寸。
　　当然接下来还有难题。
　　需要解决的难题，仍然是人。
　　一方面空出来的岗位需要新手接替，否则不敷使用，另一方面争相举荐的各种“关系户”也纷至沓来，刘湘应付起来颇感头疼，于是他决定将“新政”继续推向深入，以此揭开了“七训”的序幕。
　　“七训”中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开办县训、财训，具体来说就是筹办县政人员、财政人员训练班，对社会青年实行公开招收，集中训练，以此广纳人才。
　　接着刘湘又将全川划分为十八个督察专员区，以督察专员来分区监督各县政务。
　　统一四川，结束为祸甚烈的防区制，是刘湘一生中最为川人所称道的业绩之一，从此四川不仅告别诸侯混战，而且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逐渐走向规范有序。
　　在防区时代，由各个诸侯自行征收田赋，这些人拨到碗里就是菜，征一年田赋不多见，大多要征到六、七年至八、九年，也就是把几年后的田赋都给提前预支了。冬瓜田颂尧因为地少兵多，竟然已预征到了三十年以后。
　　刘湘改为一年四征，尽管田赋总额仍大大高于前清，但总算把野马脖子上的缰绳给拉住了。
　　防区时代的另一大弊端是关卡林立，诸侯们拿商民当唐僧肉，想割就割，想割几块就割几块，这些都被刘湘采取的一税制所替代。
　　至此，刘湘在川中的声誉达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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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75）

　　人心情一好，谈什么都有兴致。有一天，刘湘主动跟谋士邓汉祥摆起龙门阵，聊起了三国。
　　聊的还是煮酒论英雄那段，曹操拍着刘备的肩膀：“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曹耳。”
　　刘湘兴高采烈地说：“现在就四川而言，讲句不客气的话，还就我和幺叔这二刘可称英雄了。”
　　虽然刘湘早就以现代刘备自许，但在外人面前，他从来都保持着谦卑和低调，极少讲“不客气的话”，而他这人一旦不谦虚，就表明心情特别愉悦，将对着真人吐真言了。
　　二刘孰优孰劣，刘湘的分析是：“刘自乾（刘文辉的字）感觉敏锐，遇事可以立刻决定办法，缺点是容易动摇，不能贯彻到底。”
　　刘湘对自己的优缺点也看得很清楚：“我比他迟钝，但凡事经考虑决定后，决不中途变更。”
　　生活永远是那么神秘，那么难懂，好象一本厚厚的无字金书，不过在历经磨难之后，反而会越读越有味道。隐隐然，刘湘又有了类似于重庆“新野崛起”时代的那股气势和希望。
　　他说：“今后我要对桑梓有所贡献，造就理想四川，必须延揽人才。”
　　“七训”只是培养本地人才，刘湘开始从外省引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晏阳初。
　　刘湘专门划出一个县作为实验区，供晏阳初等人从事农村建设和平民教育，在当时颇有影响。
　　就在刘湘意气飞扬之际，他的世界却忽然被外来者给搅乱了。
　　想当初宣布门户开放时，刘湘曾遭受到四川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许多人说他是在“引狼入室”，这使他一度颇为担心。
　　不过这种担心很快便被证明为多余。
　　参谋团到重庆初期，给人的印象是“临时派遣”、“编制简单”、“权力不大”。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为人低调，最不喜欢抛头露面，他的身份可相当于钦差大臣，但从不以此炫耀，无论听汇报还是下指示，都以“客位”自居。
　　川中百姓过去见惯了滇黔军和北洋军的飞扬跋扈，觉得很是新鲜，对外来者的看法也逐渐发生改变。
　　1935年3月1日，蒋介石首次乘专机抵达重庆。除刘湘亲自到机场迎接外，街道两侧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手持书写标语的小旗，高呼欢迎口号，对“中央”已不是抵制，而是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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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76）

　　老百姓的愿望说穿了，其实非常简单，甭管你们谁称帝，谁当王，能保证每个人都有饭吃，能过上太平日子，就阿弥陀佛了。当时四川饱经战乱，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川军又连吃败仗，民心为之惶惶不安。大家朝思暮想，都期翼着四川能在“中央”的扶助下，趋向稳定和好转。在这种情形下，再没什么人提“引狼入室”，对刘湘开放门户的争议也随之烟消云散。
　　刘湘不用为别人担心了，他需要担心的是他自己。
　　蒋介石初到重庆时，还比较注意克制，处处尊重刘湘，除指挥军事行动外，一般不直接插手四川的地方事务。即便军事方面双方也泾渭分明：蒋介石用行营的名义调度滇黔军及“中央军”，刘湘则通过剿总，向川军发号施令。
　　可是好景不长。
　　蒋介石在重庆的公开讲话不再客客气气，而是经常夹棒带刺，批评这个，数落那个，首先成为枪靶子的便是川军将领的排场。
　　川将外出，像刘从云那样乘八抬大轿，掌“天下兵马都将军”旗的固然不多，但热闹是一定的，经常是随行卫队前呼后拥，呼啦啦地跟一大群。
　　老蒋的批评视角倒也独特，他不是说川将不能有卫队，他说卫队不像话：小汽车门外的踏板上非要站一带枪卫兵，有什么必要？人家要伏击你，不是正好一枪一个吗，太落后了。还有，卫兵既佩手枪又背马刀，刀柄上系一红绿绸巾，以为你们还在清代？野蛮！
　　蒋介石对川将的观感，归结起来就是四个字：“野蛮落后”。说的是川将，作为川将盟主的刘湘，脸面又往哪里搁？
　　四川积弊既久，让老蒋看不惯的东西自然不在少数，“卫队问题”不过算是鸡蛋里挑骨头，诸如抽鸦片之类，更是事实俱在，想赖都赖不掉。
　　微博骂人一向都是件很吸粉的事，蒋介石在台上扮老愤青，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台下则掌声雷动，一片叫好，只有刘湘一个人灰黯着脸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其实这只是迟早的事，因为蒋介石与刘湘不同，他的人生规划是奔着另外一个方向去的，狐狸尾巴夹得再紧，该露还是要露出来。
　　以后随着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西康，蒋介石相应也移驾成都，成都由他带来的宪兵驻守，其公开讲话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听众也越来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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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77）

　　据说同为川人，成都人与重庆人的性格还有所差异，重庆人较火爆一些，成都人相对闲适淡泊，喜欢三三两两地在小茶馆摆龙门阵或推麻将，因此集会时人数一般不多。
　　有蒋介石出席的成都集会，每周举办一次，一次就能召集千人以上，这些人均为成都各界代表，显然是件颇不寻常的事。
　　1935年7月15日，成都召开“新生活运动”扩大宣传大会，参加人数达两万余人，达到参谋团入川以来，蒋介石公开出席政治活动的最高潮。
　　至此，四川人大多知道了“救国救民的蒋委员长”，刘湘的角色被越来越边缘化。
　　在舆论上占得优势后，蒋介石更加不把刘湘当一回事，理由很简单：既然找到了拉面馆的师傅，自然不用再老吃方便面了。
　　蒋介石以下，贺国光为人低调，和刘湘又是速成同学，因此两人冲突较少，但另外一个四川人就不一样了。
　　这个四川人叫康泽，他的正式身份是参谋团政训处处长，若从参谋团这条线而论，贺国光是他的领导，自然应服从贺国光，然而实际情形却是，康泽可以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贺国光无权对其过问。
　　因为康泽还拥有另外几个更为神秘也更为显赫的头衔：复兴社（也即蓝衣社）创始人兼头目、“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
　　这是一个可以“上达天听”的人物。据说当时能不经过侍从室登记，而直接谒见蒋介石的，一共就两人，除了戴笠，就是康泽，国民党内称为“康戴二公”。
　　自第五次“围剿”起，蒋介石便开始采用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策，以康泽的别动队渗入江西，从政治和特工情报上对苏区进行瓦解。效果很令他满意，因此在向四川派出参谋团的同时，他也把这一模式套用了过来。
　　康泽动用别动队，在四川各县修建碉堡、编练保甲，并经常干预地方事务，有时甚至越俎代庖，喧宾夺主。各地督察专员和县长不堪其扰，过后纷纷向刘湘告状。
　　别动队是“御林军”，别说刘湘，贺国光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刘湘能做的，只能是呈四十五度角望向天空。
　　是你先有求于人，所以无论是桌上骂，还是桌下踩，都得姑且忍上一忍。
　　可是职场就像植物大战僵尸，如果你光忍而不做防御，那些脑残的僵尸还会继续蜂拥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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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78）

　　蒋介石又举办了峨嵋军训团。指令一下，奉调受训的各路川军将领人人争先恐后，一副恐怕“后至获诛”的样子。
　　蒋介石作为“军训团团长”，也抽空来作所谓“精神讲话”。他说：“我从成都乘车来峨嵋，途中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旁边经过，竟然仰卧着身子，神情倨傲，毫无军人仪态，形象也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
　　峨嵋道旁遇到的“某些军官”，不是川军还会是谁，座下学员们坐立不安，私下便把这种精神讲话称之为“神经讲话”。
　　喜好“神经讲话”的除了蒋介石，还有军训团的实际负责人陈诚。陈诚不用站在老蒋那么高的位置，自然讲话就更为露骨，也更令川军将领们皱眉。
　　除了那个著名的“滥飞机论”外，陈诚有一次兴致来了，还脱口而出，说地方军队都是“天不知好高、地不知好厚”的“土匪式集团”。
　　此语一出，全场哑然，连蒋介石都觉得有些过分，为此曾纠正陈诚，要他把话放和缓些。
　　刘湘名义上是军训团的副团长，其实也就是集体挨训而已。蒋氏君臣在台上搞大批判，受打击最大的就是他，因此每次出场都表现得沮丧忧郁，闷闷不乐。自陈诚放出“滥飞机论”后，他更是垂头丧气，经常托病不肯与会。
　　偶尔几次，刘湘也被请上台讲话，让他讲特种战术。他避当时流行的反游击战和碉堡战术而不谈，专门讲如何打游击，如何以弱胜强，如何以软对硬。
　　问刘湘针对的假想敌是谁，他说是日本人，明眼人却能马上听出，他所说的“强”是谁，“弱”又是谁。
　　陈诚见刘湘已经露出被逼急了的味道，赶紧叫停，不再让他发言了。
　　对刘湘来说，没面子尚在其次，可怕的还是被挖墙角。
　　按照规定，川军营长以上都要到峨嵋山受训，军训团便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拉拢，恨不得让每个军官都“中央化”。
　　比如你是旅长，但军衔只是上校，现在有军政部的“同班同学”，就可以把你提为少将，同理，师长也可以提为中将。
　　众人皆大欢喜，都认为自己入了“国家系统”，地位从此有了保障，潜移默化中，便有了向“中央”靠拢的意识。
　　邓锡侯、刘文辉自然是早就与刘湘面和心不和，孙震、杨森也相继倒向蒋介石，尤其杨森，向来崇拜强人，他佩服能压住刘湘的蒋介石，就学着老外，把自己养的一条爱犬取名为“介石”。之后，蒋介石让他到哪就到哪，刘湘完全使唤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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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79）

　　在军训团的暗中许愿下，刘湘的一些嫡系大将也开始“变心”。
　　刘湘在川军中实施“新战法”后，郭勋祺、刘兆藜这些少壮派风头正劲，反而范绍增等人落了伍，因为在对红军作战中表现不力，范绍增还被刘湘拟以“撤职查办”论处。
　　范绍增不服。江湖中人，武艺高不高不重要，重要的是忠心和义气。范绍增自觉对刘湘够忠心够义气，从前刘文辉出那么多钱收买，也没背叛老大，之后更是出生入死，数数身上替老大挡下的子弹伤疤都有好几处，现在突然翻脸无情，竟然要没收股份加扫地出门了，世上哪有这种道理，这不是过河拆桥吗？
　　可是再不服也没用，因为刘湘早已不是那个光凭义气混饭吃的江湖老大了，而且他对下属有绝对的生杀予夺之权。
　　哈儿正准备自认晦气，意外出现了——蒋介石不同意。
　　刘湘的所有奖惩令，都必须报经蒋介石报复，原先不过是形式主义，履行一下程序，但老蒋越来越不满足于“形式”，接到刘湘的报告，他随手批复：“撤职留任”。
　　“查办”变成了“留任”，劫后余生的范绍增对蒋介石感激涕零，反过来，对刘湘自然就横生怨怼。
　　昔日的“关张赵”，唐式遵和王缵绪都有些动摇不定，只有潘文华一人还像个关云长的样，对刘湘依旧很忠心。
　　自蒋介石开始贴身紧逼，刘湘可谓事事不顺，就连“新政”的推行也变得困难重重。
　　他颁布命令，要在成都征收房捐。像所有触及利益得失的新政策一样，命令一出台，便遭到房东们的激烈反对。
　　一般老百姓比较好应付，让刘湘备感头疼的是还有一些特殊房东，比如尹昌衡、胡景伊、刘存厚等“武备三老”。
　　川军诸派系中，数武备系资格最老，混的却最惨，远远落后于速成和保定，从心理上来说，就一直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见民众对房捐不满，武备系便借机闹事，由“武备三老”率领部分武备生，牵头进行联合抵制，并以游行罢市相要挟。
　　眼看“新政”即将夭折，刘湘本人和四川省政府的威信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情急之下，刘湘不得不使出狠招。他双管齐下，一面派兵把尹、胡、刘的住宅包围起来，请“尹都督、胡都督、刘将军不要出去”，理由是外界谣言太多，会发生危险，实际上是软禁了三老，一面又逮捕了几个带头闹事的武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