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草鞋军团（280）

　　就在事态即将得到控制的节骨眼上，老蒋突然横插一杠子，他给刘湘下达命令，要求立刻撤去包围三老住宅的军队，同时释放被扣押诸人。
　　刘湘顿时压力山大，有一种拿着话筒要唱歌，中途却被别人切了歌的感觉。
　　蒋介石此举不过是要借机收揽人心罢了，就像他将范绍增的“查办”改成“留任”，这一点，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出来。可是你要扮好人，做包公，我就只能演坏人，当奸臣了，以后可怎么混法，还让不让人有点气质了？
　　刘湘拒不从命，蒋介石没了面子，也十分不满。原先矛盾还藏在彼此心里，这时候就从肚皮里爬出来，露到了脸上。
　　自蒋介石入川以来，仅仅半年不到，刘、蒋二人已形同陌路，他们看着对方，都是明明在身边，却仿佛在天边。
　　1935年夏天，刘湘在重庆宴请蒋介石，试图弥合裂痕。对于此次“温情外交”，他可算是用尽心机，不仅设宴于家，还提出要借用蒋介石的“御厨”，以便做出的菜肴能符合老蒋胃口。
　　邓汉祥奉命对杨永泰一讲，杨永泰请示蒋介石后说：“就用刘甫澄（刘湘）自己的厨子好了，不必在馆子里叫菜，也不要另约外客，只是参与机要的几个人作陪就行。”
　　双方经过商讨，决定以邓汉祥、杨永泰等少数几个人在席间作陪。
　　蒋介石到刘宅后，先跟邓汉祥聊了一会，当蒋介石问起，邓汉祥身为外省人，如何会来四川做事时，邓汉祥便把昔年随陈宦入川的经历讲了一遍。
　　邓汉祥注意到，在他讲到与冯玉祥的那段过往时，蒋介石似乎很感兴趣。
　　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历史恩怨也十分复杂，这大概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蒋介石会感兴趣，然而邓汉祥很快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正式入席后，蒋介石举止矜持，每上一菜，他一定要等别人先吃，然后才动筷子。轮到喝酒时，他也是举而不饮，显露出很不放心的样子。
　　蒋介石拧巴，弄得大家都拧巴，这顿饭吃得很是费劲。
　　你可以说这是蒋介石在展示他的修养，但在这个敏感时刻，特别是联想到吃饭前的谈话，刘湘君臣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当一致：老蒋不是嫌川菜不好吃，是怕酒菜里有毒！
　　当年，邓汉祥曾给陈宦献计，让他给冯玉祥摆一桌“鸿门宴”，蒋介石很可能把这场家宴也视为了同一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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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81）

　　喝酒不辩论，辩论不喝酒，看来光靠吃饭还是难以打开僵局，刘湘决定再作最后一次尝试。
　　他求见蒋介石，当着面说：“我患上了胃溃疡，现在病势沉重，自知有生命危险，已来日无多。之所以还在勉强主持四川军政，一是要报委员长（蒋介石）知遇之恩，二是想以善政来回报地方父老多年的栽培。”
　　一个重症病人关于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表述，无异于一颗重磅催泪弹，换别人，早就被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可是蒋介石似乎不为所动，他一脸淡然，看不出表情上的任何明显变化。
　　刘湘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说下去：“四川是国家后防重地，委员长要加强国防，尽可放手为之。至于四川军政措施，也请明白指示，我惟命是从，但希望大家能够通力合作，以收指臂之效。”
　　言下之意，他不仅不敢跟蒋争夺天下，还愿意对其附首贴耳，条件不过是容他在四川当个诸侯王。
　　从“问鼎中原”，再到“三分天下”，直至甘为蒋介石治下的小小诸侯，对刘湘而言，真是已经退让到了极至。他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曾经的理想和事业，是怎样从一轮光彩照人的明月，褪变成了一只微不足道的萤火虫。
　　刘湘一边说一边流泪，这是真情流露，并非刻意做作。
　　刘湘的眼泪，终于让蒋介石不能不有所表示：“甫澄兄，你的意思很好。你安心好好养病，以后有事，就叫秘书长、参谋长来见我。”
　　寥寥数语，听在刘湘耳朵里，不过是端茶送客的意思。他的“披沥肝胆”和“垂涕而道”并无任何实际功效，对方回赠的仍然只是敷衍和敌意。
　　在回公馆的路上，刘湘心凉如冰。他终于明白，老蒋根本不认为他们之间存在任何“合作”关系。
　　如今的刘湘，就相当于四川内战时期的小诸侯，邓锡侯、田颂尧一类，蒋介石则俨然是当年志在统一全川的刘湘或刘文辉的翻版。
　　明明是我的款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别人的，这让人情何以堪？
　　让刘湘特别难以接受的是，即便他委曲求全，像邓锡侯、田颂尧那样，只图做个地方上的小小诸侯，蒋介石也不答应，这还让人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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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82）

　　仿佛一千多年前发生的著名故事，南唐后主李煜向赵匡胤求和，又是陪礼又是致歉，啰里啰嗦，眼泪鼻涕一大堆，赵匡胤一句话便把他给踹到了九霄云外：“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
　　李后主流了眼泪，刘湘也流了眼泪，都是在看似无法战胜的超级大鳄面前，但在遭到拒绝之后，他们的本质不同也就显现出来：后主只会继续哭着写词，感叹“小楼昨夜又东风”，刘湘未等眼泪干透，就会发起犀利反击，而且不死不休。
　　眼泪不过是武器之一种，如果你把它看成是软弱和投降，那你就错了，大错特错！
　　与蒋介石一样，在刘湘的内心深处，同样有着一颗经过千锤百炼的强大内心。
　　回府之后，他立刻召来邓汉祥，将前后经过原原本本地讲述一遍，完了作出结论：“蒋介石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事实上，在与蒋介石摊牌之前，刘湘早已左右盘算，把所有成败利钝都想清楚想透彻了。
　　刘湘过去被段祺瑞评为“能容不能断”，这也确实曾是他的致命弱点和软肋，在与熊克武、杨森等人周旋的过程中，他多次受累折戟于此，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炼，在成熟期的刘湘身上，已看不到这一明显缺陷。
　　正如刘湘在“煮酒论英雄”中所分析的，二刘都是川中英雄，而最后他之所以能超越刘文辉，后来者居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比刘文辉更能“断”。
　　一旦决定要跟蒋介石相持下去，刘湘便不会再犹豫动摇。
　　1935年8月，四川各界在成都举行大会，追悼空军阵亡将士。蒋介石未参加，由顾祝同代为主持，顾祝同发言后，便按例请刘湘讲话。
　　都以为这只是个形式和礼仪，追悼会很快就要结束了，大概顾祝同也是这么认为。不料刘湘一开口，几乎把所有人都给惊倒了。
　　他大讲特讲建设空军的重要意义，以及对空军的重视，言辞之间毫不谦逊，让人感觉，仿佛“中央空军”都是他一手创立起来的。
　　庄严肃穆的气氛没有了，就看到刘湘在主席台上雄论滔滔，连下面的普通听众都听出来，这是某个人在向社会和公众显示他作为四川首脑的地位及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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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83）

　　此后，刘湘一发不可收，凡是重大集会场合，只要有机会让他出声，他就绝不放过，必要发表一番宏论才肯罢休，俨然麦霸一个。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会议组织者事先做了安排，限定由蒋介石一人讲话。
　　蒋介石对此当然也有所觉察。
　　不久之后，重庆、成都同时流出传言，称蒋介石要把刘湘与河南省主席刘峙进行对调。
　　刘湘闻言大为紧张。
　　政治流言往往都不是空穴来风，很多时候，它其实就是有人特意放出的“试探气球”。
　　入川以来，蒋介石虽无陈诚之刻薄，却也差不多把刘湘看成了民国版的刘璋，恨不得一夜之间取而代之，只是刘湘毕竟已在四川经营二十余年，关系盘根错节，就像老树一样，不是那么容易拔掉的。
　　再者，“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四川情况向来复杂，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致影响全国局势，以蒋氏之老到，必然要反复权衡。
　　显然，这个气球要试探的，是刘湘的虚实和四川民意。如果施放者认为得到的反应尚在可控范围之内，那么它就很可能不再是流言，而是事实。
　　刘湘紧张，就紧张在这个地方。
　　尽管出了身冷汗，但刘湘的阵脚并不慌乱。
　　你会传流言，我也会造舆论。刘湘及他的班子针锋相对，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川人治川”。
　　四川应由四川人来治理，刘峙虽然也姓刘，可他不是川籍！
　　“川人治川”一提出，就遭到一些名流的质疑，刘湘随即聘请张澜为最高决策顾问，用笔杆子进行还击。
　　张澜不仅著文反驳质疑者，还索性把“二刘对调”的传言摊到了明面上，实际就是向蒋介石直接喊话。
　　张澜旁征博引，论述了一番撤换刘湘的不当，同时从旁观者的身份，呼吁蒋介石信任刘湘，以安川局。
　　给张澜这么一嚷嚷，蒋刘矛盾便被完全公开化了，蒋介石能做的，也只有赶紧站出来，把传言宣布为谣言。
　　在闪身躲过对手的重拳后，刘湘对己方阵营也做了进一步调整。
　　刘湘有自己的一套情报网络，王缵绪、范绍增等人的自大和不满，都没有能逃得过他的耳目，这些曾经的嫡系部将也让他甚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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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84）

　　刘从云在的时候，刘湘一直怀疑王陵基是脑后生着反骨的魏延，但事实并非如此，王陵基离开四川前辞“黄袍”而不受的表现，让刘湘感动不已。
　　原来，“王老师”不是魏延，他应该是黄忠才对，倒是王缵绪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成了李鬼，那个绿林出身的范绍增更不用说了。
　　时隔多年，刘湘重新召回王陵基，任命他为保安处处长。
　　川军原有五十万，蒋介石和刘湘初次会晤时，便建议他进行裁撤，刘湘百废待举，也知道四川经济凋敝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军队规模过于庞大，因此同意将军队进行缩编。
　　要缩的话，大家都得缩，在诸侯军队整编的同时，第二十一军也缩编了二十几个团。不过刘湘留了个心眼，他在各专区设立保安团，各县设保安队，这二十几个团就被隐藏在保安团和保安队中，相当于刘湘秘不示人的预备部队。
　　让王陵基主管预备部队，足见王陵基在刘湘心中又逐渐有了位置。
　　潘文华能用以压阵，王陵基可备不时之需，唐式遵尽管不太让人放心，但此君胆子不大，给几句狠话便会服软，这使刘湘对军队又有了些底，他把重心移向政治。
　　在对蒋介石的真情告白中，刘湘关于自己病情的描述也并非完全夸大其辞，他的胃溃疡确实已很严重，不得不到大邑老家静养，办公时间因此被迫减少，即便是省务会议，也常常无法出席。
　　刘湘与蒋介石的争斗，是在夹缝里求生存。在这场无声的战争中，两人既在拼毅力，也在拼体力，面对新的“政治战”，刘湘常有不堪重负之感，他契需找到一个可靠的政治搭档和助手。
　　刘湘身边谋士如云，可是能胜任这一角色的非常之少。
　　不是谋士们不行，是刘湘开出的条件实在太高了。
　　这个人必须聪明睿智，既娴熟于内政，又擅长于外交，而且必须绝对的忠诚可靠。
　　“神仙军师”刘从云早已名誉扫地，且不去说他，钟体乾、张斯可等人都是内政强于外交，难以独挡一面。
　　有一段时间，刘湘曾看好“财神爷”刘航琛。刘航琛的理财能力没得说，人聪明，年纪又轻，做官做久了，内政方面不过是一通百通，更重要的是，他经常去京沪两地出差，见过大世面，交际对他而言并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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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85）

　　可也许正因为做官的时间太长，在刘湘眼中，刘航琛的个人形象开始变味。
　　刘湘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刘航琛从禁烟款里提了六十万现金，私底下拿出来送给他。
　　刘湘自奉俭约，也很注重部下的个人操守。刘航琛刚出道时公私分明，所有采购中得到的佣金都如数交帐，曾因此获得过刘湘的赞许和欣赏，他想不到刘航琛会如此做法，甚觉意外，当即严辞拒绝。
　　刘航琛马屁拍到马蹄子上，急忙改口说：“这笔钱不是送军长个人的，而是拿来作团体基金。”
　　既然如此，刘湘就没有再说什么，他把所有钱款都交由刘航琛管理。
　　过了一段时间，刘湘调查到，那六十万现金跟团体基金并无关系，它先是被刘航琛拿去开办银行，之后就干脆进了刘航琛的个人腰包。
　　刘湘愤恨不已，他给刘航琛的评价是“华而不实，心术不正”。在组织省府班子时，他最初都不愿意让刘航琛出任财政厅长，只是南京方面也知道刘航琛是不可多得的理财专家，一再坚持，加上又无其他合适的替代人选，刘湘才勉强松了口。
　　刘湘的用人原则，与三国时的刘备十分类似和接近，也就是都很重德。
　　一个人能德才兼备固然好，可如果二者不能得兼，那么“德”就一定得排在“才”前面，为此，哪怕弃“才”而不用。
　　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所得到的必然经验——无“德”之人一般很难做到忠诚可靠，被敌方阵营收买的机率也相应非常之高，换句话说，他的“才”越高，给你造成的潜在危险反而会越大。
　　非常时期，刘湘尤其重“德”，这个所谓的“德”，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对他的忠诚程度。
　　所有谋士客卿都筛过一遍，符合要求的只有邓汉祥一人。
　　刘湘起初看重邓汉祥，即源于对方的个人操守。入幕刘湘后，邓汉祥长期驻于京沪，与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所受到的诱惑也就特别多，但从未有人能攻破他的防线。
　　刘文辉派驻沪代表私下相送一万元现金。邓汉祥不愿接受，并在电报中告知刘湘，刘湘回电：“朋友所赠，受之有何不可。”
　　邓汉祥依言收下了钱，不过转手就存入了银行——那个驻沪代表所创办的银行。用意很明显，就是为日后交涉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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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86）

　　当初范绍增也把刘文辉的贿赂上交“组织”，而且同样被刘湘奖励，对于奖金的分配，范绍增是用来给自己买了新房，邓汉祥却仍用于公事，仅此一点，便足以让刘湘对其刮目相看。
　　刘湘日益信赖邓汉祥，有些追随刘湘多年的部下僚属不服气，认为邓汉祥入幕时间不长，又整天在外面与蒋介石的人交结，谁能保证他会一直忠心耿耿呢。
　　还有人说邓汉祥与刘文辉经常互通信息，怀疑邓汉祥暗中早就与刘文辉有了一腿。
　　刘湘不以为然，一笑置之。某次，他的侦察电台截获一封密电，那是刘文辉的驻外代表发给刘文辉的，上面说邓汉祥一心为刘湘效命，对其他人包括刘文辉在内都是意存敷衍，因此千万不可过分信任。
　　刘湘将这封电报遍示左右，才解除了众人的疑惑。
　　四川省政府一成立，刘湘就任命邓汉祥为秘书长，替他筹划内外事务。邓汉祥也应命直接站到前台，与杨永泰和康泽等人展开“政治战”的较量。
　　蒋介石不断接到关于刘湘“桀骜不驯”的报告，他势必也要进行内部调整，以便加大对刘湘的压力。
　　1935年10月，蒋介石在重庆设立行营（重庆行营），以顾祝同为行营主任，杨永泰为秘书长。
　　两个月后，参谋团奉令撤销，人员被并入行营，贺国光改任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
　　从表面上看，重庆行营主管川滇黔三省军政，但实际重点都在四川。行营的三名首要人物，顾祝同只是挂个头衔，并不具体理事，贺国光则属于场面上的好好先生，唯有杨永泰锋茫毕露，是个寸厘不肯相让的厉害角色。甫一到任，他就通过种种办法，安插亲信担任督察专员，同时以合办的名义，派专人控制“县政人员训练班”。
　　康泽在重庆行营内并无席位，但他属于蒋介石直接指挥和调遣，与杨永泰一上一下，等于一个是师爷，一个是打手。
　　康泽以复兴社为骨干，重点推行“政训战略”：在各专区设立政训室，各县设置政训员，同时利用已建立起来的保甲制度，对各县联保主任、保长、甲长进行调训。
　　杨永泰和康泽展示给刘湘看的，是一幅可怕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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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87）

　　几个督察专员的位置倒还没有什么，反正没有一世的专员，到了一定时候就可以撤换或调任，但你想想，如果未来的县长、区长，一直到现在的保长、甲长，全都是对方训练出来的，那就撤无可撤，换无可换了，而正是这些人，决定着今后四川地方究竟听谁的。
　　邓汉祥奉命拍马上前。
　　谋士对阵，与武将不同，表面上，你闻不到一丝一毫的销烟味道，甚至于，邓、杨之间还会惺惺相惜，互致殷勤。
　　邓汉祥知道杨永泰是广东人，而且对美食很是在行，便在四川有名的酒家订制粤菜，派人按日送到杨永泰公馆，极尽周到之能事。
　　另一方面，杨永泰也向邓汉祥频抛绣球。
　　此前，张群接任湖北省主席，曾有意邀请邓汉祥去做行政督察专员，被邓汉祥一口婉拒，但杨永泰仍不死心，仍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对邓汉祥进行劝诱。
　　他经常说的是：“我看准了，你那个伙计（指刘湘）就是刘璋，与之共事，能有啥前途！你还是到我们这边来，先当个次长，我保证两年以后当上部长。”
　　其实这也是一种战术，叫作攻心战。尽管大家都知根知底，出击之前就预料到要打动对方难如登天，但该出的招还是得出。
　　化骨绵掌之后，便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小动作。
　　杨永泰派人控制“县政人员训练班”，邓汉祥就亲自主抓县政训练。
　　县训期间，他每天过问训练班的授课和办学情况，每周一定要给学员作两个小时的“精神讲话”。针对学员全都是清一色的四川人这一特点，他在讲话时极力灌输“川人治川”的理念，告诉学员绝对不要走“中央”的路子，否则四川就难以搞好云云。
　　在这些学员中，也许不乏慷慨请命、指点江山的理想主义者，不过大部分人的共同愿望，还是希望能借此谋个好的饭碗。邓汉祥明白地告诉众人：“县长、区长都是由省府委派的，行营虽然可以管省府，但绝对不能委任县长、区长！”
　　他就差对着学员们喊出来了：记着，你们只要拥护刘湘，跟着省政府走，我就一定能给予你们好的前程！
　　邓汉祥所说并非虚言。刘湘不是一个紧握所有权柄，死也不肯放手的人，早在重庆崛起时代，他就曾把财权交给刘航琛，以便对方便宜行事。自从判定刘航琛“心术不正”后，这部分权力包括大部分用人权，又移交给了邓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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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88）

　　除省政府的厅处长以及专员，须刘湘本人亲自裁决外，其它诸如县长、区长，皆由邓汉祥一人定夺，甚至于刘湘下手令委任的县长，如果邓汉祥以为不妥，刘湘亦会马上收回成命。
　　县训班一结束，邓汉祥便运用手中权力，对毕业学员予以重用。当然这是有附加条件的，那就是要对刘湘忠诚不二。
　　在邓汉祥的大力拔擢下，全川一百多个县，过半的县长为县训学员，五百多个区的区长，全部由县训学员充任，至于各县政府的秘书、科长，也几为县训学员所包干。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培养重用，比空口许诺“你们就是明天的希望之星”之类要实际得多，也因此引起了各方面的不少指责，以为学员毕竟都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怎么能一下子提拔到如此高位？
　　邓汉祥不予理睬，依然我行我素，他说：“这些年轻人都是四川人，又属考试录取，他们年富力强，正是大有可为之时，为什么不可以量才使用呢？”
　　见邓汉祥冲到了第一线，杨永泰又岂是省油的灯，正当两人相持不下之际，蒋介石忽传命令，要抽调杨永泰前去湖北。
　　湖北原由张群主政，但这时中日两国频频发生磨擦，日本在外交上又步步进逼，蒋介石便决定让张群前去周旋，所留下的空缺，由杨永泰填补。
　　1935年12月，杨永泰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离开了四川。邓汉祥乘势而进，完全占领了“县训”这块在他看来举足轻重的阵地。
　　刘湘主政期间，邓汉祥共主持三期县训，培训学员一千多人，这些学员皆称邓汉祥为师，一时间，邓汉祥的门生布满全川。
　　为了继续团结和约束这些门生故吏，邓汉祥又组织了县训同学会，专门用以考察毕业学员的思想言行，一旦发现有投向“中央”或偏于其它派系的言行，立刻就会被罢免或剔出局外。
　　随着杨永泰的暂时离去，两个强硬对手变成了一个，邓汉祥只须向康泽一人开战。
　　他以县训学员为骨干，在各县设立保甲人员指导室，以县长、区长来对甲长、保长实施“消毒训练”，同时实行省政统一，使专、县、区都被掌握在省政府之下，从而大大限制和削弱了复兴社的政训活动。
　　要论政治才能和谋略，康泽还远不如杨永泰，邓汉祥这一着棋过去，就差一点把他给将死，以致于手忙脚乱，全无应招之策。
　　刘湘和邓汉祥初战告捷，但这对君臣并没有能因此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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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89）

　　自从有过把他对调到河南的传言之后，刘湘就特别注重相关情报，唯恐漏掉蒋介石对他伺机下手的任何一点动静。
　　他在省府建有情报机构，大量搜集与蒋系阵营有关的情报，除此之外，他还从侦察电台抽调了两名破译密电的高手，专门负责截获和破译重庆行营、康泽同蒋介石来往的密电。
　　每天晚上，刘湘都会认真研究这些情报、密电，发现几乎全都是针对他的攻略，内容从“挖墙角”到“政治战”，无所不有。最让刘湘感到寒心和后怕的，是他发现蒋介石在四川有一个“五运”计划，即用“军运、匪运、团运、学运、民运”，来对刘湘阵营进行全面瓦解。
　　看来要是不彻底整倒我，老蒋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是刘湘经过研究得出的最终结论。
　　和熊克武、杨森、刘文辉不一样，就份量而言，蒋介石就是一难以匹敌的超级大鳄，只要他下了狠心，什么“川人治川”、县训同学会，不过是浮云，人家立马可以将其全部摧毁。
　　一想起前期所有的努力，到头来都可能沦为一场春梦，刘湘便感到不寒而栗。
　　他必须寻找到新的对策。
　　这一次，刘湘把蒋介石当成了师傅。蒋介石曾告诉他，与红军作战，最好的办法不是以军事对军事，而是要“三分政治，七分军事”。
　　刘湘来了个以毒攻毒，把这套方略运用到蒋介石自己身上，名称也变了，叫作“表面敷衍，暗中防范”。
　　“表面敷衍”暗合“三分政治”，就是给蒋介石打马虎眼，用笑脸将他哄住。“暗中防范”则与“七分军事”接近，是要联络全国各地的反蒋派别，像战国时那样，以“天下之士合纵而攻秦”。
　　一人饰不了两角，刘湘把扮笑脸的活交给邓汉祥，今后与蒋介石的所有接洽和函电，也全部由邓汉祥负责办理
　　恶人甚至是敌人的角色，则由刘湘亲自扮演和统筹，考虑到“暗中防范”的风声传出后，可能会影响邓汉祥取信于南京政府，在公开场合，他都有意让邓汉祥采取回避态度，只由钟体乾、张斯可等其他谋士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