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金作品《它》(完结)，纯真与恐怖的绝佳组合，弟弟惨死在下水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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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说，很高兴和你们共事。”他说完哈哈大笑，将她拉到怀里亲吻。不久，他趴到她身上，两人高潮了一次、两次、三次，有如蹿向夜空的爆竹……但还是没怀孕。

在柯利多工作期间，斯坦利结识了亚特兰大一些最有钱有势的人。出乎他们的意料，那些人一点也不难搞，不仅接纳他们，而且很亲切，心胸开阔，和那些北方佬完全不同。帕特里夏记得斯坦利有一回写信给他的父母，在信里说：美国最有钱的人就住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我要让其中一些有钱人更有钱，而他们也会让我更有钱。可是没有人能当我的老板，除了帕特里夏，但我已经是她的老板，所以我想我没什么好怕的了。

等他们离开特雷诺时，斯坦利已经是拥有六名员工的老板了。一九八三年，两人的收入正式踏入未知领域，也就是传说中的六位数。帕特里夏只耳闻过，从来没有真正见识过。但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就像周六早晨起床穿拖鞋那么容易。她有时想到这点就觉得害怕，还曾经不安地开玩笑说这是和恶魔做交易。斯坦利听了几乎笑到岔气，但她却不觉得有那么可笑。她想，自己以后是永远笑不出来了。

乌龟帮不了我们。

她有时会毫无来由地梦见这句话，仿佛是陈年旧梦残留的片段，然后她会醒过来。她会转身靠近斯坦利，想要摸摸他，确定他没有消失。

他们生活惬意，没有酗酒，没有外遇，也没有吸毒、无聊和大吵大闹，争执未来该何去何从。他们只有一个阴影，而最早指出来的是她母亲。从事后看，这件事似乎注定得由她提起。阴影以问题的形式出现，写在露丝·布伦姆寄给女儿的信里。帕特里夏每周都会收到母亲寄来的信，那封信是一九七九年初秋从他们在特雷诺的旧房子转寄来的。帕特里夏坐在摆满红酒纸箱的起居室里读信，从箱子里拿出来的家当摆了一地；她感觉孤苦凄凉，孑然无依。

那封信和露丝以往的信没什么两样。四张蓝色信纸写得密密麻麻，每张开头都写着四个大字：露丝随笔。她字迹潦草，很少有人能看明白。斯坦利有一回向帕特里夏抱怨岳母写的字他一个也不认得，她说：“认得做什么？”

那封信里全是老妈才会感兴趣的话题。对露丝·布伦姆而言，回忆是一片辽阔的三角洲，以不断移动的现在为起点，朝过去展开愈来愈广的人情纠葛。她信里提到的人，有许多就像旧相簿里的照片，在帕特里夏的记忆中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但在她脑海中却鲜明依旧。她对他们健康的关心、对他们在做什么的好奇似乎从来不曾消退，而她的评语永远阴暗。她写道，帕特里夏的父亲依然老是胃痛，但他始终坚持那是消化不良，要他怀疑是胃溃疡，除非他开始吐血，说不定吐血也没用。亲爱的，你也知道你父亲那个人，他工作起来像头骡子，有时连脑袋也像骡子。我这么说上帝都会点头。兰迪·哈伦根去做输卵管结扎手术，医师从她的卵巢里摘了一堆高尔夫球那么大的囊肿出来。不是恶性肿瘤，谢天谢地，但卵巢里有二十七个囊肿，人还没死？天！一定是因为纽约市的水，露丝很有把握。这里的空气也很脏，但她敢说水才是真凶，会让人体内累积毒素。她不知道帕特里夏晓不晓得，她有多感谢神让“你们两个孩子”住在乡下，水和空气（重点是水）比较干净。在露丝眼中，只要出了北部就是乡下，亚特兰大或伯明翰都一样。玛格丽特阿姨又和电力公司杠上了。斯特拉·弗拉纳根又结婚了。

有些人就是不吸取教训。理奇·休伯又被开除了。

就在尖酸刻薄的絮叨之间，露丝·布伦姆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仿佛闲话家常般就把“难言之隐”说出来了：“那么，你和斯坦利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们俩抱外孙？我们都准备要溺爱他了，男孩、女孩都一样。你们或许没发现，帕蒂，我们已经不年轻了。”说完话锋一转，开始聊起路口布鲁克纳家的女儿被学校送回家，因为她没穿胸罩，上衣薄得一览无遗。

帕特里夏心情低落，很想念他们在特雷诺的旧家，对未来感到茫然，甚至有一点恐惧。她走进日后成为卧室的房间，躺在床垫上（弹簧垫还在车库里头，而这张床垫摆在没铺地毯的地板上，宛如搁浅在黄色沙滩上的漂流物），脑袋枕着手臂哭了将近二十分钟。她想泪水终究要来，母亲的信只是让泪水提早决堤罢了，就像灰尘飘进鼻子里让人打喷嚏一样。

斯坦利想要孩子，她也想要孩子。两人在这件事上意见一致，就如同他们都喜欢伍迪·艾伦的电影，都会偶尔上犹太教堂，政治立场相近，都不喜欢大麻，在其他上百件大小事情上，他们的好恶也都一致。他们在特雷诺的旧家专门空出一个房间，均分成两半。他在左半边摆了一张办公桌和一把读书用的椅子，她在右半边摆了缝纫机和玩拼图的牌桌。两人对那个房间的用途有很强的共识，因此绝少谈起。那房间的存在就像鼻子和两人左手上的婚戒一样理所当然，总有一天会成为安迪或珍妮的卧室。问题是孩子呢？缝纫机、布料篮、牌桌、办公桌和懒人椅一直摆在原地，日子一天天过去，它们在房间里的地位似乎愈来愈稳固，愈来愈合法。这就是她的想法，只是表达不出来，就像“色情”两个字，在她脑海中闪动的概念逃脱了她的捕捉，无从形诸言语。不过，她倒是记得，有一次来了月事，她打开浴室洗手台底下的柜子想拿卫生棉。她记得自己看着那袋卫生棉，感觉袋子似乎扬扬得意，仿佛在说：嗨，帕蒂！我们是你的孩子，你只会有我们当你的孩子。我们肚子饿了，快喂我们吃东西，快喂血给我们！

一九七六年，距帕特里夏扔掉最后几颗避孕药已有三年，两人一起到亚特兰大造访一位名叫哈卡维的医生。斯坦利对医生说：“我们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哪里有问题，有的话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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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做了检查，结果显示斯坦利的精子活跃得很，帕特里夏的卵子也很好，所有该畅通的管道都很畅通。

哈卡维手上没有婚戒，脸色红润，表情开朗愉悦，就像期中考试结束后去科罗拉多滑雪度假回来的研究生。他说或许是他们太紧张了，而这样的情形并不罕见。他告诉他们心理因素确实有影响，这点和性无能很像：你愈想就愈办不到。可以的话，他们做爱时最好别去想怀孕的事。

回程途中，斯坦利一直臭着一张脸，帕特里夏问他怎么回事。

“我才没有。”他说。

“没有什么？”

“我做那档事时才没想过怀孕！”

帕特里夏本来有些落寞和恐惧，听了忍不住扑哧一笑。那天晚上就寝后，当她觉得斯坦利肯定已经睡着了的时候，他忽然开口说话，把她吓了一跳。他的声音很平，却伴随着哽咽。他说：“是我，是我的错。”

她转过身来，双手摸索着抱住了他。

“别说傻话。”她说。但她心跳得很快，太快了。他不只吓到了她，还仿佛看透了她的心思，读出了她内心深处早就认定但直到此刻才恍然发觉的秘密。她说不出理由，也拿不出根据，但就是感觉（应该说知道）他说得没错。是有地方不对，但不是她，是他。是他体内的什么。

“别胡说八道。”她抵着他的肩膀厉声低语。他身上微微冒汗，她忽然明白他在害怕。恐惧有如寒气从他体内一波波散发出来，光着身子躺在他身旁突然变得像光着身子面对开着门的冰箱一样。

“我没有胡说八道，也没说傻话，”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平，仍旧带着哽咽，“你其实也很清楚是我，但我不晓得为什么。”

“这种事谁会晓得。”她语气严厉，很像在骂人。她母亲害怕时也是这种口气。说话的同时，她感觉身体一阵颤抖，像是被鞭子抽到似的。斯坦利感觉到了，将她抱得更紧一些。

“有时候，”他说，“有时候我觉得我知道。我常做一个梦，很糟糕的梦，每次醒来我都会想：我知道了，我知道哪里不对了。不光是你没怀孕的事，而是所有的一切，我生命中所有的不对劲。”“斯坦利，你的生活没有不对劲！”

“我不是说里面，我里面没问题。”他说，“我是说外面，有事情应该结束却没结束。每回从梦里醒来，我都会想：我的美好人生只不过是台风眼中的宁静，而我对风暴一无所知。我很害怕，但恐惧……很快就淡了，和其他的梦一样。”

她知道他会做噩梦。她有五六次被他惊醒，发现他在床上翻滚呻吟。也许他做过更多噩梦，只是她都睡着了。每回她伸手抱他，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总是回答：我不记得了。说完便伸手拿烟，起身在床边吞云吐雾，等待残梦像冷汗般从他体内排出。

没有小孩。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那天晚上，就是斯坦利提前洗澡那天，望眼欲穿的双方家长还在等着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空出来的房间依然空着，加长型和迷你型卫生棉还待在浴室水槽下的柜子里，大姨妈依然每月造访。她母亲虽然自顾不暇，但对女儿的痛苦倒也没有视若无睹。她来信不再提起这件事，斯坦利和帕特里夏每年两次回纽约造访他们时，她也三缄其口。没有人再开玩笑问他们吃维生素E了没，斯坦利也不再提到小孩。但她有时在他没察觉时会发现他脸上闪过一丝阴影。

某种阴影，仿佛他急着想记起什么。

除此之外，他们的生活一切都很美好，直到五月二十八日晚上电话铃响起。她当时正在看《家族之争》，旁边还摆着斯坦利的六件衬衫、她的两件上衣、针线包和纽扣盒。斯坦利手里拿着威廉·邓布洛的新作，那本小说才刚出版，连平装本都还没上市。封面印着张牙舞爪的怪物，封底是一个秃头戴眼镜的男人。

斯坦利坐在电话旁，拿起话筒说：“喂，这里是乌里斯家。”

他听了一会儿，皱起了眉头：“你说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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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夏感到一瞬间的恐慌，事后却不好意思承认，只好对父母撒谎说她一听到电话铃响就知道事情不对了；其实她就担心了那一秒钟，放下手边的针线活儿抬头看了一眼。但也许没有差别，也许在电话铃响起之前很久，他们就知道会出事，和被低矮的紫杉围篱环绕的高雅房子格格不入的事，太过注定所以不值一提的事……因此害怕一秒钟就够了，就像被冰锥刺了一下。

是我妈？她问，心想可能是她父亲心脏病犯了，因为他体重超过标准二十斤，而且打从四十出头就一直“肚子痛”。

斯坦利对她摇摇头，电话里的人说了什么让他笑了。“你……是你啊！老天爷，我真白痴！迈克！你怎么——”

他再次陷入沉默，静静地听着，微笑从脸上消失了。她察觉（或自认为察觉）他露出剖析的神情，表示有人正在描述自己的麻烦，或是解释某件事情突然生变，或者告诉他什么新奇有趣的事。她猜是第三个。新客户？老朋友？可能吧。她将注意力转回电视节目，发现一个女的扑上去抱住理查德·道森，在他脸上狂吻。她心想亲过道森的女人肯定比亲过“巧言石”（位于爱尔兰布拉尼城堡的一块石头，相传亲吻此石会变得能言善道。）的女人还多。要是有机会，她也愿意吻他。

斯坦利的蓝色牛仔衬衫需要黑纽扣。帕特里夏一边找，一边隐约察觉对话似乎变调了。斯坦利不时嘀咕，甚至问道：“你确定吗，迈克？”接着沉默了许久才开口说：“好吧，我了解了。对，我……对，对，所有东西。相片我有。我……什么？……不，我没办法百分之百保证，但我会仔细考虑。你知道那个……哦？……他真的那样？……嗯，那还用说！我当然是。对……当然……谢谢……对。再见。”

说完挂了电话。

帕特里夏瞄了斯坦利一眼，发现他正茫然地望着电视机上方。电视里的观众正在为莱恩一家鼓掌，他们刚拿到两百八十分，问题是：“中学生说他们最讨厌哪一门课？”他们猜大多数观众会答“数学”，光凭这个答案就拿了一堆分数。莱恩全家蹦蹦跳跳，兴奋地尖叫，斯坦利却愁眉不展。帕特里夏后来告诉父母，她觉得斯坦利的脸色不太好。这是真的，但她没有说她当时不以为意，认为那只是灯光作怪，因为玻璃灯罩是绿色的。

“斯坦，谁打来的？”

“啊？”他回头看她。看他的神情，帕特里夏觉得他有点心不在焉，或许还掺杂几分恼怒。事后她在心里反复回忆当时的情景，逐渐觉得丈夫是在刻意将自己从现实中抽离，一次抽离一点，那是即将堕入黑暗的男人的神情。

“打电话来的是谁？”

“没谁，其实没人。”他说，“我想去泡个澡。”说完站起身来。

“什么，七点钟就洗澡？”

斯坦利没有回话便走出了起居室。她原本想问他哪里出问题了，甚至想追出去问他是不是想呕吐——他在床上很放得开，但其他方面有时却拘谨得很。他说要去洗澡，其实可能是去呕吐，把跟身体不合的东西弄出来。可是，新选手皮斯卡波家正要登场，帕特里夏知道理查德·道森一定会拿他们的姓氏开玩笑，而且她还没找到该死的黑纽扣，明明盒子里有很多。肯定是躲起来了，只有这个可能……

于是她没说什么，完全把斯坦利忘了，直到节目结束，她抬头看见椅子空着，才又想起他来。她之前听到楼上传来放水声，过了五到十分钟就停了……但这会儿她才发觉自己没听到打开冰箱门的声音，表示他没拿啤酒就上楼了。某人打来电话扔了一个大麻烦给他，她表示半点同情了吗？没有。有试着帮他一把吗？没有。察觉异状了吗？还是没有。全是因为那个笨蛋节目——她甚至不能怪扣子，扣子只是借口。

好吧，她会拿一罐迪克西啤酒上去，坐在浴缸旁陪他，帮他刷背，假扮日本艺伎为他洗头，问清楚哪里出了问题……那个人是谁。

帕特里夏从冰箱里拿了一罐啤酒上楼，看见浴室的门关着，才真的开始觉得不安。门不是虚掩着，而是紧紧地关着。斯坦利泡澡从不关门，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小玩笑：门关着表示他正在做小时候母亲教他的事，开着表示他不介意做他母亲按规矩留给别人教他的事。

帕特里夏用指尖轻轻敲门，突然觉得（而且很明显地觉得）听起来很像爬虫的窸窸声。不用说，打从两人结婚以来，她从来没像客人一样敲过浴室的门。不光浴室，所有的门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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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的感觉突然变得强烈起来，让她想起卡森湖。她童年常去那里游泳，八月初的湖水就像温泉一样暖……但偶尔会有令人惊喜的暗流，凉得让人发抖。前一刻还很温暖，下一刻就感觉流过臀部的水温骤降了二十度。当年的感觉扣掉惊喜，就是她现在的感受。帕特里夏再度被冰流扫过，只是这回不是在她臀部下方，冻僵她浸在卡森湖深水里的修长双腿。

这回暗流扫过的是她的心。

“斯坦利？亲爱的？”

她不再用指尖轻轻敲门，而是用力拍打，但依然毫无响应。她开始捶门。

“斯坦利？”

她的心。她的心从胸口蹦出来了，在喉咙里剧烈跳动，让她呼吸困难。

“斯坦利！”

在呼喊的间隙（四下只有她的叫喊声，离她每天安枕入眠的床不到九米，自己的叫喊声让她更加害怕），帕特里夏听见一个声音，让惊慌有如不速之客从她心底深处蹿了出来。那个声音很轻，其实，只是滴水声。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她仿佛看见水龙头前端出现了一个水滴，愈来愈重，愈来愈大，像怀孕一样，然后落了下去：滴答。

只有滴答声，没别的声音。她忽然确信今天晚上心脏病发的不是她父亲，而是斯坦利。

她低哼一声，抓住刻花玻璃门把用力扭转，但门依然纹丝不动。它锁上了。帕特里夏·乌里斯心里冒出三个从不：斯坦利从不傍晚洗澡，斯坦利洗澡时从不关门（除非上厕所），斯坦利从不锁上门不让她进来。

她心慌意乱地想，难道心脏病是可以准备的吗？

帕特里夏舔舔嘴唇，发出在她听来好似细砂纸滑过板子的声音。她又喊了他一次，但除了水龙头持续、恼人的滴水声，浴室里依然毫无动静。她低头发现自己手上还拿着那罐啤酒。她愣愣地看着啤酒罐，心脏像兔子似的在喉咙里狂奔；她望着啤酒罐，仿佛这辈子从来没见过似的。事实上，她好像真的没见过，起码没见过这个，因为啤酒罐一眨眼就变成了电话听筒，和蛇一样又黑又吓人。

“这位女士，有什么问题吗？您需要什么帮助？”黑蛇嘶嘶地说道。帕特里夏将它丢回机座上，一边擦手一边逃离。她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回到了起居室，这才忽然意识到惊慌像小偷一样悄悄爬进她的头脑，占据了她。她想起来了。她刚才将啤酒扔在浴室外，子弹似的冲下楼，心里模糊地想着：这只是虚惊一场，我们以后讲起这件事一定会笑死。他只是放满水之后想到没有烟，所以衣服没脱就出去拿——没错。只是浴室的门已经锁了，而他嫌开锁太麻烦，就打开浴缸上方的窗户钻了出去，像只苍蝇似的沿着外墙往下爬。没错，一定是这样，肯定是——

惊慌再度涌上心头，仿佛就要溢出杯缘的黑咖啡。她闭上眼睛对抗惊慌，像苍白的雕像般一动不动，颈部的脉搏跳得飞快。

现在她想起自己为何跌跌撞撞跑下楼了。她想要打电话，嗯，对，是这样没错，但她想打给谁？

她忽然有个疯狂的想法：我要打给乌龟，但乌龟帮不了我们。

反正无所谓。她已经按了0，也一定说了什么奇怪的话，因为接线员问她有什么问题。她是有问题。但你要怎么跟那个没有脸的声音说？你要怎么跟他说斯坦利把自己锁在浴室里，无视她的呼喊？

还有持续不断的滴水声快让她心脏病发了？得有人帮帮她。有人——

她猛地在手背上咬了一口。她试着思考，试着强迫自己思考。

备份钥匙。厨房橱柜里有备份钥匙。

她立刻行动，不料拖鞋踢到了摆在椅子旁的纽扣盒。几颗纽扣撒了出来，映着灯光，有如澄澈的眼睛在闪闪发亮。她起码看见六颗黑纽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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橱柜在水槽正上方，门后挂着一块上了亮光漆的钥匙形木板，是斯坦利的一位客户两年前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在自家工作室做的。钥匙板上钉了许多小钩子，挂着家里所有钥匙。每个钩子上都有两把一模一样的钥匙，挂钩下方贴有标签胶带，上头是斯坦利整齐的小字：车库、阁楼、一楼浴室、二楼浴室、前门、后门。最旁边是汽车的备份钥匙，分别标着奔驰和沃尔沃。

帕特里夏打开橱柜，钥匙摇晃着，她抓起标有二楼浴室的钥匙转头就跑，跑到楼梯口时开始走。

恐慌还没走远，奔跑只会让它回来。或许，只要她慢慢走，就不会有事。即使有事，神在天上看到她走路，或许会想：哎呀，好险，我刚才犯了大错，现在还有时间挽回。

她像参加妇女读书会一样沉着地走上楼，沿着走廊来到关着的浴室门前。

“斯坦利？”她喊了一声，再次转动门把，心里忽然害怕到了极点，不想用钥匙，因为一旦用钥匙就不能回头了。要是神没有在她动用钥匙之前挽回一切，就表示他打算袖手旁观，毕竟奇迹是过去的事了。

但门仍旧锁着，只有不变的滴答声……和随之而来的安静。

她的手在发抖，钥匙在门板上咔咔作响，兜了几圈才找到锁孔插了进去。帕特里夏转动钥匙，听见门锁啪地弹开。她慌忙去抓门把，但门把再度滑脱——不是因为门锁着，而是因为她掌心冒汗。她握紧门把用力一转，将门推开。

“斯坦利？斯坦利？斯坦——”

浴缸的蓝色浴帘被推到不锈钢横杆的另一端。她看着浴缸，忘了喊她丈夫。她愣愣地注视着浴缸，表情严肃，有如第一天上学的孩子。她很快就会开始尖叫，隔壁的安妮塔·麦肯奇会听见她的叫声，以为有人闯入乌里斯家，还杀了人，便打电话报警。

但在那一刻，帕特里夏·乌里斯只是默默地站着，双手交握垂在黑色棉布裙前，表情严肃，瞪大双眼，像是第一天上学的小孩。接着，她原本近乎庄严的表情开始转变，瞪大的眼睛开始浮凸，恐惧得咧开了嘴巴。她想尖叫却发不出声音，声音全卡在喉咙里。

日光灯开着，浴室里十分明亮，没有半点阴影，什么都看得见，想看不想看的都一清二楚。浴缸里的水是亮粉色的，斯坦利背靠浴缸一头躺着，头往后仰的幅度之大，让他的黑发下缘触及两块肩胛骨之间。他睁开的双眼要是还能看见东西，肯定觉得帕特里夏上下颠倒。他的嘴像弹开的门一样大张着，极度惊恐的表情冻结在脸上。一盒吉列牌刮胡刀片摆在浴缸边。他两手从手腕内侧到手肘各划了一刀，两边手腕横着划了一刀，形成两个血淋淋的T字。惨白灯光下，伤口闪着红紫色。她看着裸露的肌腱和韧带，觉得很像切开的廉价牛肉。

一个水滴在闪亮的铬质水龙头前端缓缓成形，愈来愈鼓，好像怀孕一样。水滴闪闪发光，然后坠落。滴答。

他死前用右手食指沾着自己的血在浴缸上方的蓝瓷砖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单词，两个字母歪七扭八，右边的字母旁有一道之字形血痕，她觉得是他手垂下来落进浴缸时弄上去的。她想那个字（斯坦利在世上留下的最后的痕迹）一定是他昏迷之前留下的，仿佛在对她哭喊：又一滴水落进浴缸。

滴答。

够了。帕特里夏·乌里斯终于能出声了。她盯着丈夫发亮的、死寂的双眼，开始放声尖叫。

开始呕吐之前，理查德一直觉得自己做得不错。

他听完迈克·汉伦说的所有事情，讲了该讲的话，回答了迈克的问题，甚至提了几个问题。他隐约察觉自己用了某个角色的声音，不是奇怪或夸张的那种，例如他录广播节目有时会用的声音（他最爱的角色是变态公文包色魔会计师，起码目前如此，那角色受欢迎的程度直追观众最爱的彪福·齐斯德莱佛上校），而是温暖浑厚又有自信的声音，“我很好”的声音。听起来很棒，可惜是假的，就和其他配音一样是个谎言。

“你还记得多少，理查德？”迈克问他。

“非常少，”理查德说完顿了一下，“但我想够多了。”

“你会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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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查德说完就挂了电话。

他靠着椅背在书房坐了一会儿，隔着书桌眺望窗外的太平洋。左边有两个小鬼，但不像踩着冲浪板，而是骑在上头，因为现在没什么浪。

桌上的钟显示此刻是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五点零九分。钟是某个唱片公司送的礼物，很昂贵的LED石英钟。当然，迈克那儿比这里快三小时，已经天黑了。他想到这点就起鸡皮疙瘩，于是起身找事情做。首先当然是放唱片——不是精挑细选，而是从架上几千张唱片中随便拿一张。摇滚乐和配音一样，都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不放音乐他就没法工作，而且愈大声愈好。这回他拿到的是摩城精选辑，唱歌的是马文·盖伊，他不久前才加入理查德所谓的“全是死人乐队”（马文·盖伊于一九八四年四月遭父亲枪杀。）。马文·盖伊唱着《我听见窃窃私语》。

哦，你一定不晓得我怎么会知道……

“还不坏。”理查德说，甚至露出了微笑。情况很糟糕，杀得他措手不及，但他觉得自己会有办法应付，不用担心。

他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接下来那个小时，他忽然觉得现在这样好像自己已经死了，却得到允许为自己的生意收尾……当然还包括安排后事，他觉得自己做得相当不错。他试着联络认识的旅行社小姐，心想她可能已经下班，正在高速公路上，不过还是姑且一试，没想到竟然接通了。他跟她说了他的需求，她请他等十五分钟。

“我欠你一次，卡罗尔。”他说。过去三年他们虽然从未谋面，关系却也从托齐尔先生和费尼小姐进展到了理查德和卡罗尔。

“那好，你现在就还，”她说，“你能学变态公文包给我听吗？”

理查德立刻（配音如果还要想，就永远也说不出来了）说：“我是变态公文包色魔会计师，前两天有一个人来找我，想知道罹患艾滋病最惨的地方是什么？”他微微压低嗓子，但声音变得更轻快，美国口音依然很明显，却让人感觉是有钱的英国佬在说话，咬字不清，让人困惑又着迷。理查德压根不晓得变态公文包是何许人也，但他敢说他一定穿白西装，读《时尚先生》杂志，用高脚杯喝东西，身上散发出椰子洗发精的香味。“我立刻回答——是怎么向你母亲解释它是你从一个海地女孩身上感染到的。我是变态公文包色魔会计师，不来不硬，来了就硬，我们下回见。”

卡罗尔·费尼一边大笑一边尖叫：“太像了！一模一样！我男友说他不相信你能发出那么多声音，一定是靠变声器之类的东西——”

“亲爱的，这就叫天分。”理查德说。变态公文包退场了，换成头戴高帽、肩扛高尔夫球袋的红鼻子谐星费尔兹上台。“我身体里都是天分，得把毛细孔堵住免得喷出来，就像……呃，喷泉。”

费尼再次笑着尖叫。理查德闭上眼睛，感觉头要开始痛了。

“帮我想点办法吧，拜托了。”他用的还是费尔兹的声音，接着，没等她笑完就挂了电话。

现在，他又得做回自己。这实在很难，而且一年难过一年。不是自己的时候比较容易勇敢。

他想挑一双好穿的便鞋，最后还是决定穿球鞋。就在这时，电话又响了。是费尼打来的，她以前回电话从来没这么快过。理查德当下有…冲动，很想用彪福·齐斯德莱佛的声音，好不容易才忍住。

她帮他订到了一张美国航空的夜班头等舱机票，从洛杉矶直飞波士顿，晚上九点半出发，隔天清晨五点左右抵达洛根机场。达美航空的班机早上七点三十分从波士顿起飞，八点二十分将他送到缅因州的班戈市。她已经向阿维斯租车公司订了一辆轿车，从班戈国际机场的租车柜台到德里只有四十一公里。

只有四十一公里？理查德想，真的吗，卡罗尔？嗯，可能吧，用公里算的话。其实你根本不晓得到德里究竟有多远，我也不晓得。不过，天哪，老天爷，我会搞清楚的。

“我还没订旅馆，因为你没说要在那里待多久，”她说，“你要我——”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理查德说，接着就让彪福·齐斯德莱佛上校接手了，“你真是小可爱，宝贝儿，娇滴滴的小可爱。”

他好好讲完电话（永远要让对方笑着挂上话筒），接着拨了缅因州查号台的号码207-555-1212，询问德里旅馆的电话。老天，那旅馆还真是陈年旧物。他已经多少年没有想到它了，十年？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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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二十五年？要不是迈克打来电话，他可能永远不会想起那个名字。然而，他生命中曾有一段时间每天走过那栋红砖楼房，有几次是跑过去的，后面跟着亨利·鲍尔斯和贝尔奇·哈金斯，还有那个叫维克多什么的大块头。他们在他后面狂追，大声喊着“你跑不掉的，臭烂脸！别想逃，你这个小鬼！别想逃，你这个四眼玻璃！”之类的骂人的话。他们到底追到他没？

理查德还没记起来，接线员就答话了，问他旅馆在哪个城市。

“在德里，先生——”

德里！老天，就连说出“德里”两个字都让他觉得很陌生，好像亲吻古董一样。

“您能查到德里旅馆的电话吗？”

“请稍等。”

不可能，德里早该烟消云散，被都市更新计划夷为平地，变成音乐厅、保龄球馆或电玩店才对，不然就是某个皮鞋推销员好运用完，喝醉酒在床上抽烟把整座城市都烧了，清洁溜溜，就像亨利·鲍尔斯老是拿来揶揄他的那些玻璃杯。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歌是怎么唱的？美好时光……在少女眨眼间消逝无踪。什么少女？噢，贝，是啊，贝……

旅馆可能变了，但显然没消失，因为话筒另一端传来毫无起伏的语音答复：“号码……是……九……四……一……八……二……八……二。重复，号码……是……”

理查德一次就记下来了。挂断录音电话，感觉还不赖。他不禁想象地底深处埋着一个巨大的球形“查号”怪兽，几千只铬质手臂抓着几千根电线，忙得满头大汗，感觉就像电话版的八爪博士。理查德觉得自己所在的世界愈来愈像个巨大的电子鬼屋，所有数字鬼魂和害怕的人类不安地共存着。

借用保罗·西蒙的歌名，就是依然伫立，多年后依然伫立。

他打电话给旅馆。他上次看到旅馆时，还是戴着胶框眼镜的孩子。那个号码1-207-941-8282好拨得很。理查德将话筒拿到耳边，从宽大的风景窗往外看。冲浪的人走了，一对情侣牵着手从他们刚才冲浪的地点缓缓往岸上走，感觉就像挂在卡罗尔·费尼旅行社墙上的海报一样完美。唯一的缺憾是两人都戴了眼镜。

别想逃，臭烂脸！我们要打爆你的眼镜！

克里斯，他忽然灵光一闪，他的姓是克里斯。维克多·克里斯。

老天，他根本不想知道这些，尤其现在，不过似乎不重要了。记忆地窖出事了，理查德·托齐尔收藏美好往事的地方出问题了，门打开了。

只不过那里有的不是唱片，对吧？你在那里不是“金曲”理查，不是炙手可热的电台DJ，也不是拥有一千种声音的男人，对吧？而正在打开的那些……那些其实也不是门，对吧？

他试着甩掉那些念头。

记得我很好，我没事。你没事，理查德·托齐尔没事。抽根烟就好了。

他四年前戒了烟，不过现在需要来一根。

那里没有唱片，只有尸体。你把尸体埋得很深，但一场疯狂的地震将它们从地下全吐了出来。在那里，你不是“金曲”理查。你只是“四眼田鸡”，和你的同伴在一起，吓得连蛋都快变成葡萄果酱了。那些不是门，也没有打开。那是地窖，理查德，它们正在崩裂。你以为吸血鬼都死了，这会儿全部飞了出来。

一根烟，一根就好。看在老天的分上，一根卡尔顿就好。

别想逃，四眼田鸡！绝对要你把他妈的书包吃下去！

“德里旅馆。”带着北方腔的男人说。那个声音经过新英格兰、中西部，再钻过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底下，一路传到他耳中。

black白夜

理查德问对方能不能帮他在旅馆预订一个房间，明天入住。对方说可以，问他想停留多久。

“说不准，我有——”他微微顿了一下。

他到底有什么？他脑海中浮现一个背着格子呢书包的男孩，被问题少年们追赶。他看见男孩身材纤细，戴着眼镜，脸色苍白，似乎在用一种神秘的方式对着过往的欺凌大喊：打我啊！来打我啊！打我嘴唇！把我牙齿上的嘴唇打烂！打我鼻子！有种就把它打到骨折流血！打我耳朵，让它肿得像花菜！

把我眉毛划开！打我下巴！把我击倒啊！打我眼睛！谁叫它们躲在讨厌到极点的胶框眼镜后头，一只镜脚还用胶带粘住，让眼睛看起来又大又蓝！把眼镜打断！让碎镜片戳穿一只眼睛，让它永远看不见！

他妈的！

“我有事要到德里出差。我不知道生意要谈多久，不如先订三天，保留延期的选项，如何？”

“保留延期的选项？”柜台接待人员迟疑地问，但理查德没说什么，耐心等对方自己搞懂，“哦，我明白了！没问题！”

“谢谢。还有我……呃……希望你十一月投咱们一票，”肯尼迪总统说，“杰基（杰基是肯尼迪夫人杰奎琳的昵称。）想要……呃……重新装潢……呃……白宫，而且我也帮……我弟弟罗伯特……呃……安排好工作了。”

“托齐尔先生？”

“是。”

“好……在线还有另外一个人。”

肯定是DOP的老政客，理查德心想，也许你不知道，DOP是死老党（美国共和党英文简写为GOP（Grand Old Party），此处理查德讽刺其为DOP（Dead Old Party）。）的意思。他忽然打了个冷战，于是又急忙对自己说，别担心，理查德，没事的。

“我也听到了，”理查德说，“一定是跳线。房间怎么样？”

“哦，房间没问题，”接待人员说，“德里这里有生意，但一直没大发展。”

“是吗？”

“嗯哼。”接待人员说。理查德又打了个冷战。这部分他也忘了——新英格兰人答“是”的方式：嗯哼。

别想逃，讨厌鬼！亨利·鲍尔斯鬼魅般的声音朝他嘶吼，他觉得体内有更多地窖打开了。他闻到的不是尸体的腐臭，而是早已凋零的回忆的恶臭，感觉更糟。

他将自己的美国运通卡号码报给接待人员，挂上电话之后又打给史蒂夫·科沃尔，KLAD电台的节目主任。

“什么事，理查德？”史蒂夫问。洛杉矶的调频摇滚电台竞争激烈，不过KLAD在最新的收听率调查中排行第一，让史蒂夫心情大好——这时候最适合求他帮忙，谢天谢地。

“啧，你会后悔问我这句话的，”他对史蒂夫说，“我要闪人几天。”

“闪人——”他可以想象史蒂夫皱起了眉头，“我不太懂你的意思，理查德。”

“箭在弦上，我要闪了。”

“什么叫你要闪了？排班表就在我面前，你明天下午两点到六点录音，和之前一样的时间。事实上，你四点要访问克拉伦斯·克莱蒙斯。你知道克拉伦斯·克莱蒙斯是谁吧，理查德？就是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要他‘上台吹几声’的大块头。”

“麦克·奥哈拉访问他和我访问他是一样的。”

black白夜

“克拉伦斯不想跟麦克聊天，理查德。他不想接受鲍比·罗素访问，也不想和我聊。他是彪福·齐斯德莱佛和杀手袋子男的崇拜者啊，伙计，他只想跟你聊。我可不想见到体重一百一十公斤、差点当上职业美式足球队员的萨克斯乐手在我录音室里大发雷霆。”

“我可不记得他是那种人，”理查德说，“我们讲的是克拉伦斯·克莱蒙斯，又不是凯斯·穆恩（凯斯·穆恩（Keith Moon，1946—1978）是英国乐队The Who的鼓手，常有怪异和自残的举动。）。”

电话那头陷入了沉默，理查德耐心等待。

“你不是认真的吧？”最后，史蒂夫问他，语调悲伤，“我是说，除非你母亲过世或脑袋长了肿瘤，否则这就叫放鸽子。”

“我非去不可，史蒂夫。”

“真的是你母亲生病了？她死了吗？”

“我母亲十年前就死了。”

“那是你长了脑瘤？”

“我连肠息肉都没有。”

“这不好笑，理查德。”

“我没开玩笑。”

“你这么做真他妈差劲，我讨厌这样。”

“我也不喜欢，但我非去不可。”

“去哪里？为什么要去？怎么回事？你说啊，理查德！”

“有人打电话来，我很久以前认识的人。在另一个地方。当年出了一件事，我答应过，我们都答应过，要是再发生那样的事，我们都会回去。我想应该是出事了。”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事，理查德？”

“我现在最好别说。”再说，若我告诉你实话，说我不记得了，你会认为我疯了。

“你何时做了这么伟大的承诺？”

“很久以前，一九五八年夏天。”

又是一段长长的沉默。他知道史蒂夫正在想：这个拥有“金曲”理查、彪福·齐斯德莱佛上校、杀手袋子男等绰号的人是在整我，或者是他精神崩溃了？

“你那时只是个孩子。”史蒂夫的语气毫无起伏。

“十一，快十二岁。”

沉默再度降临，理查德耐心等待。

“好吧，”史蒂夫说，“我会帮你调度，让麦克代班。我也可以打电话叫查克·福斯特顶个几次，只要我找得到他窝在哪家中国餐馆。我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认识很久了，但我不会忘记你这回放我鸽子，理查德。”

“嗨，你少来了。”理查德说，他的头愈来愈疼。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难道史蒂夫真的以为他不知道？“我只不过请几天假，你却说得好像我在电台执照上拉屎一样。”

black白夜

“请假干吗？去北达科他州的狗屁瀑布参加幼童军聚会，还是去西弗吉尼亚州的鸡巴城？”

“兄弟，狗屁瀑布应该在阿肯色州。”彪福·齐斯德莱佛用他有如大枪管的声音说，但史蒂夫不为所动。

“就为了你十一岁时答应的事？拜托！十一岁小孩的承诺哪能算数！而且，理查德，你应该很清楚，我们不是卖保险的，也不是律师事务所，而是娱乐业，虽然没什么了不起，但你应该他妈的很清楚，要是你早一星期通知我，我现在就不会一手拿话筒一手拿胃药了。你这是抓着我的卵蛋往墙上摔，你清楚得很，所以别再侮辱我的智商了！”

史蒂夫讲到后来简直是在咆哮。理查德闭上眼睛。我不会忘记的，史蒂夫说，理查德知道他不会。

但他说十一岁小孩的承诺不能当真，那就大错特错了。理查德不记得自己答应了什么，也不确定自己想要记起，但绝对很认真。

“史蒂夫，我非去不可。”

“我知道，我也说我会处理了，所以你就去吧，快去啊，你这个烂人。”

“史蒂夫，你这么说太荒——”

但史蒂夫已经挂了电话。理查德放下电话，才刚松手，电话又响了。他不用接就知道是史蒂夫，他肯定气极了。现在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场面只会更难看。他将电话侧面的开关往右拨，铃声戛然而止。

他上楼从衣柜里拎出两只手提箱，随手塞了一堆衣服，包括牛仔裤、衬衫、内衣和袜子，看都没看一眼，等到了旅馆才发现自己带的是童装。他拎着手提箱下楼。

小房间墙上挂着安塞尔·亚当斯拍的大瑟尔（大瑟尔（Big Sur）是加利福尼亚海岸线的一段，风景如画。）黑白相片，他拉动隐藏铰链，将相片移开，露出保险箱。他打开保险箱，里面是一堆文件，包括这间房子（恰巧位于断层线和森林火灾区之间）的地契、爱达荷州一块八公顷林地的土地权状和一沓…票。他当初买这些…票很随意，…票经纪人看到他就头痛，但没想到这些年来一直稳定上涨。他有时想到都觉得不可思议，他竟然快成为（还不是，但快了）有钱人了。这都要归功于摇滚乐……当然还有配音。

他在文件堆里翻找。地契、土地权状、…票、保单，甚至还有一份最新的遗嘱。全是将你和生活牢牢绑在一起的枷锁，他心想。

理查德忽然有一…强烈的冲动，想掏出打火机一把火烧了这些该死的“兹因某故”“据本文件”和“凡持有本证明者”。他真的可以。收在保险箱里的这些文件突然变得不值一文。

这时，他才真正感觉到惊恐。和灵异无关，而是发觉一个人有多容易将生活销毁弃置。真正可怕的是这个。只要拿出电风扇对着自己多年累积的一切按下他妈的按钮就可以。烧了它或吹散它，然后闪人。

文件只是小喽啰，真正的家伙在后头。现金。十元、二十元和五十元的钞票，总共四千美元。

拿出来塞进牛仔裤口袋里。他心想，自己当初将钱放进保险箱时，是不是已经知道会有这一天。

某个月五十元，下个月一百二十元，再下个月或许只放十元。没用的钱，跑路费。

“靠，真可怕。”他没发现自己脱口而出。他隔着宽大的窗户茫然地望着海滩。海滩上空无一人，冲浪的人走了，度蜜月的（是的话）也走了。

唉，是啊，医生，一切都回来了。比方说，你还记得斯坦利·乌里斯吗？跟你打赌我记得……还记得我们以前说了什么而且觉得很酷吗？斯坦利·鱿鱼丝，那些大孩子都这么叫他。“嘿，鱿鱼丝！喂，他妈的胆小猪，你想跑去哪里？找你的玻璃同志吹喇叭吗？”

他猛地关上保险箱的门，将相片转回原位。他上一回想到斯坦利是什么时候？五年前吗？还是十年、二十年前？他一九六〇年春天和家人搬离德里，那些死党的脸消失得多快啊，那群可怜的窝囊废。

他们常到“荒原”小屋厮混，那地方明明杂草丛生，却叫那个名字，还真好笑。他们戏称自己是丛林探险家，想象自己是被日军包围的海军工程队，在太平洋一座珊瑚岛开辟了降落跑道。他们还是水坝工人、牛仔和降落丛林星球的航天员，什么角色都有，但无论扮演什么，别忘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躲避。躲避那些大孩子，亨利·鲍尔斯、维克多·克里斯和贝尔齐·哈金斯那票流氓。他们真是一群窝囊废：斯坦利·乌里斯的犹太大鼻子；威廉·邓布洛只有喊“唷嗬，银仔！”才不会结巴得让你想跳楼；贝弗莉·马什总是浑身瘀青，将烟卷在上衣袖子里；本·汉斯科姆胖得不行，简直像人类版的大白鲸；还有理查德·托齐尔的厚眼镜片、全A的好成绩、聪明的嘴巴和看了就想帮他改造一番的脸。有哪个词可以拿来形容他们呢？有的，当然有。法文中那个贴切的词就是“软脚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