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外勤人员的告密搅动了英国情报机构，约翰·勒·卡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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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真的乱了，”塔尔说，“她是在夜里写的，不是喝醉了，就是吓怕了，这一页写得乱七八糟，说到走道里有脚步声，猩猩们对她瞪白眼。这部分就不译了，好不好，史迈利先生？”他得到点头许可后又继续下去，“‘为了地鼠的安全，所采取的措施极其周密。从伦敦发到莫斯科中心给卡拉的书面报告，即使在译为密码以后，也分成两半，由不同的通讯员发送，有的在大使馆正规公文下面用隐形墨水书写。伊夫洛夫告诉我，地鼠杰拉德有时提供的机密资料，连维多洛夫即波里雅科夫一时也应接不暇。有很多都是拍成照片，但没有冲洗出来，一星期常常有三十卷。底片如果不按规定的方法打开，就会曝光。有的资料则是地鼠在极其机密的会面时讲的话，用特制的录音带录下来，只有用特制的复杂机器才能播放出来，这种带子如果曝光或者用的机器不对，也就全都洗掉了。这种会面都是紧急性质的，每次总是不同的、突然的，我只知道这一点，还有都是在越南遭到法西斯侵略最严重时期，在英国，极端反动派又掌握了政权。而且据伊夫洛夫即拉宾说，地鼠杰拉德在圆场是个高级官员。托马斯，我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因为我既然爱你，我就决定要敬重所有的英国人，尤其是你。我不能想像一个英国绅士是卖国贼，不过当然，他是完全有权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的。而且我对圆场任何一个人员的安全都担心。托马斯，我爱你，你知道了这件事后可要小心，这也可能害了你。伊夫洛夫是个像你一样的人，即使他们叫他兔子……’”塔尔没有把握地说，“最后有一点……”

“读下去。”吉勒姆轻声说。

塔尔把那一叠纸稍微拿高一些，仍旧平铺直叙地念道：“‘托马斯，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也是因为我害怕。今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他坐在床边，像个疯子似的盯着我看。我下楼去喝咖啡时，保安人员特里波夫和诺维科夫像野兽一样看着我，无心吃东西。我想他们在那里一定有很长时间了，还有一个香港站来的阿维洛夫跟他们坐在一起，他还是个孩子。托马斯，你有没有不小心走漏了什么？你是不是瞒着我把不该说的也说了？现在你可以明白了，非找阿勒莱恩不可。你不用责备自己，我可以猜得出来你告诉了他们什么。我内心是自由的。你只看到我坏的一面：喝酒、害怕、撒谎。但是我内心燃烧着一种新的幸福光芒。我常常想，秘密世界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我被永远放逐到了一个半人半兽的孤岛。但是，托马斯，这不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上帝让我看到，它就在这里，就在实际世界的中间，实际世界就在我们周围，我们只要打开门走出去就可以得到自由。托马斯，你一定要永远寻找我已经找到的光明。这就是爱情。现在我要把这本日记拿到我们的秘密地方去，趁现在还有时间，把它放在那里。亲爱的上帝啊，我希望时间还来得及。上帝在教堂里给了我庇护。请你记住：我也在那里爱过你。’”他的脸色极其苍白，他的手在拉开衬衫把那叠纸放回皮夹里去的时候是哆嗦的，潮湿的。“还有最后一句，”他说，“说的是：‘托马斯，你为什么不记得童年时代的祷告文了？你的父亲是个伟大的好人。’我对你们说过，”他解释道，“她疯了。”

拉康已经拉开了窗帘，白昼的光线直泻进来。窗户对着一个小骑马场，洁姬·拉康，一个梳着辫子、戴着帽子的胖胖女孩，骑着她的小马，在小心翼翼地、慢慢地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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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史迈利在塔尔走以前，问了他一些问题。他的眼光没有看着塔尔，而是近距离地看着眼前，他发肿的脸因为这个悲剧而显得有些泄气。

“这本日记的原本在哪里？”

“我把它放回到那个信箱里。史迈利先生，我是这样想的：等我找到日记的时候，伊琳娜到莫斯科已有二十四个小时了。我估算她一开始接受审问，就没什么气了。很可能他们在飞机上就会拷打她，着陆后又来一遍，等那些壮汉吃了早饭后，就开始审问。他们对胆小的就来这一套：先拷打再审问，对不对？因此很可能过不了一两天，中心就会派人到教堂后面去搜查，对不对？”接着又是一本正经的样子，“而且我也有自身的安全考量。”

“他的意思是说，莫斯科中心如果认为他没有见到日记，就不会那么急着想割断他的喉咙。”

“你把日记拍了照没有？”

“我没有带照相机。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一本笔记本，把日记内容抄在上面，把原本放了回去。一共整整花了我四小时。”他看了一眼吉勒姆，在白昼的光线里，塔尔的脸上突然现出了内心的深刻恐惧，“我回到旅馆里时，我的房间被弄得一塌糊涂。他们把墙纸都撕下来了。旅馆经理叫我赶快搬走。他不想知道内情。”

“他带着一把手枪，”吉勒姆说，“他不让它离身。”

“你说得没错，我枪不离身。”

史迈利同情地咕噜一声，好像消化不良一样：“关于你和伊琳娜的几次见面：秘密信箱、安全暗号、万一无路可走的退路等。这些玩意儿是谁先提出来的，是你还是她？”

“是她先提出来的。”

“安全暗号是什么？”

“肢体语言。如果我敞开衬衫领子，她知道我已观察过地方，一切安全。如果系上扣子，就取消碰头，到约好的第二次时间和地点。”

“伊琳娜呢？”

“手提包。左手，或者右手。我先到那里，在她能够看得见我的地方等她。这样她就能选择见面还是分手。”

“这些事都发生在六个多月以前。那么这六个月以来你在干什么？”

“休息。”塔尔粗鲁地回答。

吉勒姆说：“他吓怕了，躲了起来。他逃到吉隆坡，躲在一个小山村里。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他有个女儿叫丹妮。”

“丹妮是我的小乖乖。”

“他与丹妮和她母亲待在一起，”吉勒姆说，把塔尔说的话都当做没有听见一样，这是他的习惯，“他全世界都有老婆，不过现在似乎是这个得宠。”

“为什么你选择现在这个时候来见我们？”

塔尔没有说话。

“你不想和丹妮一起过圣诞节吗？”

“当然想。”

“那么发生了什么呢？你在怕什么？”

“有谣言。”塔尔愠愠地说。

“什么谣言？”

“吉隆坡来了个法国人，告诉大家我欠他钱，要请律师来对付我。我根本没欠谁的钱。”

史迈利转过身来问吉勒姆：“圆场里还把他当做叛逃者吗？”

“大概是吧。”

“他们到现在为止采取了什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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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归我管。我听到小道消息说，前一阵子伦敦站针对他开了几次作战会议，但是没有请我去，我不知道结果如何。我想大概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结果。”

“他现在用的是什么护照？”

塔尔早已准备好了答案：“我一到马来亚就把托马斯的护照扔了。我想托马斯不合这一个月莫斯科的口味，我还是马上把他做掉为妙。我在吉隆坡让他们给我弄了一个英国护照，名字叫普尔。”他把那份假护照拿给史迈利，“还蛮划算的。”

“你为什么不用你的瑞士护照呢？”

又是一阵谨慎的沉默。

“是不是他们搜查你的旅馆房间时丢了？”

吉勒姆答道：“他一到香港就把护照藏起来。这是例行的做法。”

“那么你为什么不用呢？”

“因为是编了号的，史迈利先生。虽然是空白护照，但是编了号的。老实说，我有点害怕。如果伦敦知道这号码，莫斯科可能也知道，我想你大概明白我的意思。”

“那么你怎么处理你的瑞士护照呢？”史迈利仍旧脾气很好地再问一遍。

“他说他扔了。”吉勒姆说，“更有可能是他卖了。或者换了现在这个。”

“怎么？怎么扔的？你是不是烧了？”

“是的，我烧掉了。”塔尔说，声音有点紧张，一半是威胁，一半是恐惧。

“因此，当你说到那个法国人在打听你的时候——”

“他是打听普尔。”

“但是除了伪造那份护照的人以外，还有谁听说过普尔呢？”史迈利问，一边翻着护照。塔尔没有说话。“告诉我你是怎样来英国的。”史迈利提议说。

“从都柏林绕道来的。这不成问题。”塔尔压力太大时，撒谎就很不灵光。也许得怪他的父母。他没有现成的答案，就回答得太快，有现成的答案，就回答得太硬。

“你怎么到都柏林的？”史迈利一边问，一边检查护照中间一页的海关戳章。

“靠美女。”他恢复了自信，“一路都是美女。我认识一个小姐，她是南非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我的一个好朋友让我搭货运机到好望角，到了好望角，那个小姐把我藏了起来，然后托一位驾驶员免费把我带到都柏林。东方那边的人都还不知道我已离开了半岛。”

“我正在全力进行调查。”吉勒姆看着天花板说。

“你最好小心一点儿，”塔尔朝他那一头不客气地说，“因为我不想让不该知道的人去调查我。”

“你为什么来找吉勒姆先生？”史迈利问，一边仍在检查着普尔的护照。它看上去是个已经用过的旧护照，翻了很多次，里面登记得不是太满，也不是太空。“当然，除了你害怕以外。”

“吉勒姆先生是我的上司。”塔尔一本正经地说。

“你有没有想到他可能直接把你转给阿勒莱恩？毕竟，就圆场高层而言，你是一个通缉犯。”

“是啊。但是我认为吉勒姆先生和你史迈利先生一样不喜欢现在的新安排。”

“他也很爱英国。”吉勒姆解释道，带着辛辣的讽刺味道。

“是啊，我有点想回国。”

“你有没有想过找吉勒姆先生以外的人？比如说，为什么不找海外的常驻站？这样你就少点危险。麦克尔沃仍旧是巴黎站的站长吗？”吉勒姆点点头，“你瞧，你大可去找麦克尔沃先生。当初是他把你找来的，你可以信任他——他是老圆场人了。你大可以安然无事地待在巴黎，不用到这里冒生命危险。啊，上帝，拉康快去！”

史迈利已经站了起来，一只手捂着嘴巴，眼睛望着窗外。在小跑马场里，洁姬·拉康趴在地上尖叫，一匹无主的小马在树丛中猛冲乱跑。他们在看着的时候，拉康的妻子，一个长头发的漂亮女人，腿上穿着冬天的厚袜，跳过篱笆，把孩子抱了起来。

“她们老是摔下来，”拉康不快地说，“小孩子摔不坏。”而且一点也不客气地又说：“乔治，不是每个人的事都要你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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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慢慢地又坐下来。

“如果你到巴黎去，”史迈利又说，“你走什么路线呢？”

“同一条路线到爱尔兰，然后大概从都柏林到巴黎的奥利机场。你要我怎么走，从海上过去吗？”

拉康听到这话气红了脸，吉勒姆怒吼了一声，站了起来。但是史迈利似乎毫不在乎。他又拿起护照，慢慢地翻到前面。

“你是怎样与吉勒姆先生联系的？”

吉勒姆代替他回答，说得很快：“他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停车。他留一张条子在车上说他要买这辆车，署名是他的工作名字特仑奇。他提了一个碰头的地方，并且暗示要我在向别人兜售之前暂时保密。我带了法恩去替我把风——”

史迈利打断他的话说：“刚才在门外的是法恩吗？”

“我们谈话的时候，他替我把风，”吉勒姆说，“从那以后，我们见面时一直带着他。我听了塔尔的报告后，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拉康，要求见面。乔治，这些情况咱们另外再谈吧。”

“打电话给拉康是打到这里，还是打到伦敦？”

“打到这里。”拉康说。

吉勒姆停了一会儿才说：“我正好记得拉康办公室里一个小姐的名字。我提到她的名字，说她要我赶紧找他联系，是关于一件私事。这样做并不太好，但在当时情况下我只能想到这样。”他又补充，打破了沉默，“他妈的，没有理由认为电话有人窃听。”

“有各种理由认为电话有人窃听。”

史迈利合上了护照，就着旁边一盏破旧的台灯查看它的装订。“真不坏，是不是？”他轻松地说，“真的很不坏。一定是个行家作品。我找不到一点毛病。”

“别担心，史迈利先生，”塔尔伸手拿了回来，不客气地说，“这不是俄国造的。”他走到门口时，脸上又恢复了笑容，“你们知道吗？”他对这间长长的屋子另一头的三个人说，“如果伊琳娜说的话没错，你们就需要全部重建圆场了。因此如果我们大家都齐心协力，就可以在一起从第一层干起。”他在门上开玩笑地敲了一下，“亲爱的，开门吧，是我，里基。”

“谢谢你！现在没事了！开门吧！”拉康大声说。过一会儿，就听到了钥匙的转动声，在外把风的法恩的黑影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接着在空荡荡的屋子中回响的脚步声渐渐消失，远处有洁姬·拉康的哭声伴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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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这幢房子一面是练习骑马的小围场，另一面是个草地网球场，隐藏在树林中间。球场不是太好，没有经常割草。春天，冬季的积水浸透了草地，没有阳光照射进来把它晒干。到了夏天，球飞了出去，掉在树叶丛中很难找到。今天早晨，从整个花园扫到球场里来的结霜落叶，厚可没脚。但是在场外，在顺着长方形的铁丝网外的山毛榉间，有一条小径，史迈利和拉康现在就在这条小径上漫步。史迈利已经披上了他的旅行大衣，拉康却只穿他那套破旧的衣服。也许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步子迈得又大又快，每一步都走在史迈利前面，因此不得不停下来等个子矮的那个人赶上来。一赶上来以后，他又急着迈步，结果又走在前头。他们这样赶了两次，拉康终于打破沉默。

“一年前，你为了一个类似的想法来见我，我几乎把你撵了出去。我想现在应该向你道歉。我当时太大意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在想他那次的失职，“我那时指示你停止一切调查。”

“你对我说，这种调查是违反宪法的。”史迈利也遗憾地说，仿佛他也想到了那个可悲的错误。

“我是这样说的吗？我的天，我真是太夸大其词了。”

屋子那里传来了洁姬不断的哭声。

“你从来没有过吧，是不是？”拉康马上问，他的脑袋转向哭声传来的方向。

“你说什么？”

“我是说孩子，你和安恩没有孩子吧？”

“没有。”

“侄子、外甥呢？”

“只有一个侄子。”

“你的？”

“她的。”

史迈利环顾周围的玫瑰树丛、断了的秋千、潮湿的沙坑、在晨光中醒目刺眼的红房子，心想，我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们从上次谈话以后仿佛一直在这里。

拉康又在道歉了：“是不是可以说，我并不完全信任你的动机？你瞧，我当时心里想，这是老总指使你来见我的。这是他恋栈不去，想排挤潘西·阿勒莱恩的一种办法——”他又向前跨起大步，手腕向外挥着。

“那可不是，我可以向你保证，老总根本不知道。”

“我现在明白了。我当时却不明白。对于你们这种人，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应该相信，什么时候不该相信。你们有完全不同的一套标准，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是不得不那样。这一点，我是同意的。我并不是要随便下断语。毕竟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使方法有所不同。”——他跳过一个小沟——“我有一次听人说，道德规范就是方法。你同意这种看法吗？我想你大概不会同意。我想，你会说，道德规范就寄托在目标之中。但是很难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问题就在这里，特别如果你是英国人的话。我们不能要求你们这些人来为我们决定政策，是不是？我们只能要求你们推行政策，对不对？又很微妙吧？”

史迈利不再追着他走。他一屁股坐在一个生锈的摇椅上，把大衣裹得更紧了，于是拉康只好回来，欠着身子坐在他的身旁。他们两人一起跟着下面的弹簧咯吱咯吱地摇着。

“为什么她选中了塔尔？”拉康终于自言自语道，拨弄着他纤长的手指，“要找一个人听她忏悔，我看没有比这个人更不合适的了。”

“这个问题，我看你得去问女人，问我们可没有用。”史迈利说，心里又在想伊明翰究竟位于哪里。

“唉，是啊。”拉康马上同意道，“这一切都是个谜。我在十一点钟要去见大臣，”他低声告诉史迈利，“我得让他知道。他是你在议会的表兄。”他又补充了一句，勉强加上这个跟私人有关的笑话。

“实际上是安恩的表兄，”史迈利纠正他，口气仍有点心不在焉，“虽然是远房，但还是表兄。”

“比尔·海顿也是安恩的表兄？我们伦敦站的那位杰出的站长？”他们以前也已经开过这个玩笑了。

“是啊，根据另一条家系，比尔也是她的表兄。”他完全没有必要地补充一句：“她来自一个古老的家族，这个家族有很稳固的政治传统。年代久远，就分布得更广。”

“传统？”拉康喜欢把含糊其辞的话弄得一清二楚。

“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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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利听见树林外面汽车开过的声音。整个世界就在这树林的外面，可是拉康却有这个红色的城堡和基督教的伦理观，后者所能给他的只不过是个爵士的封号、同辈的尊敬、优厚的年金和一两家大公司理事的挂名差使。

“我反正要在十一点钟去见他。”拉康站了起来，他们又在一起走了。史迈利忽然觉得在早晨新鲜的空气中飘来了“埃利斯”的名字，有那么一阵子，像坐在吉勒姆的汽车中一样，一种奇怪的不安感袭上了他的心头。

“毕竟，”拉康说道，“我们俩的立场都是很光明正大的。你认为埃利斯被出卖了，因此你要求追查。大臣和我认为这事完全是老总办事无能——说得客气一些，这也是外交部的看法——因此我们要换一把新扫帚17。”

“唉，你的处境，我很能理解的。”史迈利说，与其说是说给拉康听的，不如说是说给自己听的。

“那我很高兴。乔治，可别忘记：你是老总的人。老总喜欢你，不喜欢海顿，他后来失去了自制，干这件特别冒险的事儿时，是你给他撑门面的。不是别人，是你，乔治。谍报组织的头头自己和捷克人打私仗，不是常见的事。”很明显，旧事重提仍使人不快。“要不是那样，我想倒霉的也许是海顿了，但是你正好首当其冲，而——”

“而潘西·阿勒莱恩正好是大臣的人。”史迈利说，声音很轻，拉康只好放慢脚步来听他说。

“要是你有个怀疑对象，那就不是那样了！你没有指出任何一个人！没有具体目标而进行调查，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而新扫帚扫得更干净些。”

“你是说潘西·阿勒莱恩？总而言之，他做得极好。他拿出来的是谍报，不是丑闻。他严格遵守职责，博得顾客信任。据我所知，他还没有侵犯捷克领土。”

“有比尔·海顿替他防守，谁不会？”

“老总就不会。”拉康说，这一拳很有力。

他们走到了一个空游泳池前停了下来，站在那里看着深的那一头。从黑漆漆的深处，史迈利好像觉得又听见罗迪·马丁台尔含沙射影的话：“海军部的机密文件阅览室里，用各种各样古里古怪名称成立的小组委员会里……”

“潘西的那个情报特别来源仍旧活跃吗？”史迈利问道，“叫什么巫术资料或者什么的？”

“我不知道名单上有你，”拉康说，一点也不高兴，“既然你问，我就告诉你，仍旧活跃。巫师情报来源是我们的主要依靠，他的情报仍用巫术这个名字。圆场多年没有交来这样好的资料了。根据我的记忆，可以说从来没有过。”

“仍旧需经那一套特殊处理吗？”

“当然啰，但是现在发生了这件事，我想毫无疑问的，我们要采取更严格的预防措施。”

“要是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杰拉德可能闻出味道不对。”

“这是个关键，是不是？”拉康马上说。史迈利心里想，这人精力过人，不可想像。刚才还像个连腰板也挺不直的瘦弱拳击手，戴着一副太大的拳击手套，一会儿他又伸出拳来，把你打到拳击场边的绳圈上，带着基督徒的同情眼光看着你。“我们不能动手。我们不能着手调查，因为一切调查手段都掌控在圆场手里，甚至可能在地鼠杰拉德的手里。我们不能监视、偷听、拆信。要做这些事情，得用伊斯特哈斯手下点路灯的力量，而伊斯特哈斯本人像别人一样也是嫌疑对象。我们不能讯问，我们不能限制某个人查阅机密资料。做这些事，就会有使地鼠警惕起来的危险。乔治，这是个最古老的问题：谁能够充当侦查间谍的间谍呢？谁能够打草不惊蛇呢？”他开了一个笨拙的玩笑：“只有地鼠。”说的是内心的旁白。

史迈利一时来了劲，往前跨步，在通向小骑马场的那条小径上，走在拉康的前头。

“那么找圆场的竞争对手，”他回头大声说，“找安全部门去。他们是专家，他们会帮你忙。”

“大臣不会同意的。你很明白，他和阿勒莱恩对这竞争对手有什么看法。也难怪他们。如果让一些前殖民地官员来检查圆场的文件，那不如让陆军来调查海军！”

“根本不能这样比。”史迈利不同意。

但是拉康这个模范公务员却已准备好了他的第二个隐喻：“那么好吧，大臣宁可屋漏，也不愿意让外人来把他的堡垒拆掉。这么说总行吧？乔治，他有充分的理由。我们有情报员在外面，一旦安全部门的人插手进来，他们就完了。”

现在是史迈利放慢脚步了。

“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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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上下。”

“铁幕后面呢？”

“预估是一百二十。”凡是数字，凡是各种各样的事实，拉康从来不含糊的，这是他工作的本钱，从灰色的官僚主义大地中挖出来的黄金。“从财务报告来看，目前他们几乎都是很活跃的。”他跨了一大步，“那么，我可以告诉他你愿意干，是不是？”他相当轻快地说，好像这个问题仅仅是形式而已，在适当的方格里打一个勾就行了，“你愿意担任这整顿内部的工作？对以前的，对以后的，采取必要的措施？这毕竟是你这一代的，这是你的责任。”

史迈利已经推开了小骑马场的栅栏门，进去以后又随手关上。他们两人就在摇摇晃晃的栏杆两边面对着。拉康脸上有些红晕，带着一种依赖的笑容。

“我为什么要说埃利斯？”他找话说，“那个可怜的家伙明明叫普莱多，我为什么说埃利斯事件？”

“埃利斯是他工作的名字。”

“对了。那些日子里不断出事，让人连细节都忘了，”停了一会儿，他挥着右臂向外一甩，“他是海顿的朋友，不是你的朋友？”

“他们在战前一起念牛津。”

“后来在战时和战后一直是圆场的同伴。有名的海顿—普莱多搭档。我的前辈不断提到他们。”他又问，“你跟他从来不是很亲近？”

“普莱多？不。”

“我是说，不是表兄？”

“拜托！”史迈利粗声粗气地叫道。

拉康又显得尴尬起来，但是他另有目的，因此眼光死盯着史迈利。“不会有感情上的原因或其他的原因，使你觉得不适合担任这一工作吧？乔治，你一定得说清楚。”他有些担心地要求，好像他最不希望人家说清楚似的。他等了一会儿，就又不在乎了：“不过我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理由。我们总有一部分属于公家的，是不是？社会契约互相都有约束力，我相信你是一直知道的。普莱多也是。”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唉，乔治，他中了枪。背上中了一枪，即使在你们的圈子里，也是很大的牺牲吧。”

史迈利一个人站在小骑马场的另一头，在低垂的柳树下一边喘着气，一边想弄清楚自己的心情究竟怎么回事。像旧病复发一样，他的气愤突如其来。自从退休以后，他就一直以为已与气愤绝缘了，凡是能够引起气愤的事，他都小心避开：报纸、以前的同事、马丁台尔那种闲聊。他一辈子靠的是自己的机智和惊人的记忆力，现在却把全部时间用在遗忘上。他强迫自己从事学术研究，当他在圆场工作时，这不失为一个有用的散心方法，但是如今失了业，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他散心了。什么也没有。他简直要大声呼喊：没了！

“把那里给烧掉，”安恩曾经这么建议，指的是他的藏书，“把房子烧了也可以。但是可别意志消沉。”

如果她说意志消沉是指随俗从流的话，她一眼就看出这是他的目标。他越来越接近保险公司广告所称的迟暮之年了，他真的努力想要成为一个模范的靠退休金为生的人，虽然没有人感谢他这种努力，尤其是安恩。他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或者每天晚上上床（多半是独宿）的时候，总是提醒自己，他从来不是“缺我不可”的。他已经努力习惯了这样的看法：在老总当家的最后几个倒霉的月份里，危机一个接着一个，使人晕头转向，眼看着事情搞得不可收拾，他自己是有责任的。如果说，他职业上的自我现在起来责问自己：你明知道那地方出了毛病，你明知道吉姆·普莱多被出卖了——还有什么证据比背上中了一两颗子弹更确凿呢？——那么他的回答是，即使他真的知道，那又怎么样呢？即使他是正确的，那又怎么样呢？他会对自己说：如果认为只有一个胖胖的中年间谍才能拯救这个世界，那未免太狂妄自大了。但是有的时候，他却这样对自己说：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离开圆场时没有留下一些未了事务的。

只有安恩不肯接受他的结论，尽管她无法了解他的推论。事实上，在这种职业问题上，她很认真，只有女人才如此，她真的逼着要他回去，重操旧业，不要轻易退让。这当然并不是说她了解什么真实情况，但是有哪个女人因不了解情况而罢休的呢？她全凭直觉，而且因为他不按照她的感觉去做而瞧不起他。

而现在，就在他快要开始相信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安恩迷上了一个失业演员而容易一些），谁能想到他过去生活中的一些阴魂一个个又闯进了他的小天地，拉康、老总、卡拉、阿勒莱恩、伊斯特哈斯、布兰德，最后还有比尔·海顿本人，把他又拉到这个花园中来，高兴地告诉他，他一直称之为虚妄的东西都是确实的？

“海顿。”他对自己一再重复说，不再能够抑制汹涌而来的记忆，即使这个名字令他像听到打雷一样震惊。“我听说你和比尔一度是什么都不分彼此的。”马丁台尔这么说。他看着自己粗短的手指哆嗦。年纪太老了？无能为力？害怕追逐，还是害怕他最后会揭发出来的东西？“要无所作为，总是有许多理由的，”安恩喜欢这么说，实际上这是她为自己多次行为不检而爱用的借口，“但是要做一件事情，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你想做。”还是不得不做？安恩会竭力否认，她会说，胁迫，不过是做你想要做的事的另一种说法，或者不做你怕做的事的另一个说法。

不大不小的孩子哭起来比哥哥姐姐时间更长。洁姬·拉康趴在她妈妈的肩上，抑制着自己的伤痛和自尊心，看着客人们离去。先走的是两个她以前没有见过的男客，一个是高个子，一个是黑头发的矮个子。他们坐一辆绿色的小货车走的。她注意到没有人向他们挥手，甚至没有人向他们送别。接着是她父亲坐自己的车走了。最后是一个金发漂亮的男客和一个矮矮的胖子，穿着一件十分肥大的大衣，好像披在马背上的毛毯一样，他们走到停在山毛榉树下的一辆跑车那里。她真的还以为那个胖子一定出了什么事，因为他跟在后面走得很慢，而且很痛苦。接着，她看到那个漂亮的男人替他打开车门，他似乎从梦中醒了过来，匆匆地抢前一步。不知什么缘故，这一动作刺激了她。她感到一阵伤心，又号啕大哭起来，她的母亲无论如何都安抚不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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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彼得·吉勒姆是个讲义气的人，他自觉的忠诚决定于他个人的爱憎。至于在其他方面，他的忠诚早就奉献给圆场了。他的父亲是个法国商人，在战时曾为圆场的一个谍报网做过间谍，由他的母亲，一个英国女人，负责密码部分。八年以前，吉勒姆本人还以航运职员的身份为掩护，在法属北非指挥一批自己的情报员，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他终于被破获，他手下的情报员被处以绞刑，他于是转为内勤，人也迈入中年。他在伦敦替人当助手，有时替史迈利当助手，也负责指挥过少数几次以国内为基地所进行的活动，其中还有一个“女朋友”网，但是正如行话所说，这些女朋友互不知情。等到阿勒莱恩的一帮人当权，他就被排挤，打入布里克斯顿冷宫了，他自己猜想大概是因为他的关系不对，其中包括史迈利。到上星期五为止，若是要他谈谈自己的经历，他一定会这样说。关于他与史迈利的关系，他说起来是乐此不疲的。

那些日子里，吉勒姆主要住在伦敦的码头边，他和一票招募人员偶尔能遇上一些波兰、俄国或者中国海员，他就从中拼凑一个较下层的海员谍报网。有空的时候，他就坐在圆场二楼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和一个叫玛丽的漂亮女秘书说说笑笑解闷，这样的日子过得也不错，只是送上去的报告没有人理。拿起电话来不是占线，就是没有人回答。他隐约听说上面出了事，但这是常事。例如大家都知道阿勒莱恩和老总两人在钩心斗角，但好多年来他们两人就一直如此，很少搞别的。他跟大家一样，也知道捷克破了一个大案，外交部和国防部联合发表声明，推说并不知情，剥头皮组的组长吉姆·普莱多原来是第一号捷克通，也是比尔·海顿的长期密友，背上中了一枪，给抓了起来。大家都缄口不言，板着面孔，他想大概就是这个缘故。比尔·海顿大发雷霆，大概也是这个缘故。这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大楼，大家又紧张又兴奋，据玛丽说有点像上帝震怒，不过她总是喜欢夸大其词。后来他听说这场灾难的代号叫“作证”。海顿告诉他，一个老头子为了死前的临别光荣纪念，搞这么个活动，实在窝囊，结果拿吉姆·普莱多作牺牲。消息走漏，见了报纸，在议会中引起质询，甚至有谣传说，德国境内的英国驻军已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不过这个谣言没有得到官方证实。

最后由于到别人的办公室里闲荡，他才开始慢慢了解别人在几个星期前就知道的情况。圆场不仅一片沉默，甚至是一片冰冻，什么都不进，也不出，至少在吉勒姆的那一级是如此。大楼里面，相关人士都躲了起来，发薪的日子，信件架上没有鼓鼓的工资袋，因为据玛丽说，管家的没有接到发薪的例行指示。有时有人看到阿勒莱恩从他的俱乐部出来，满脸怒容。或者看到老总上车，满面春风。还有人说比尔·海顿已经辞职，因为上上下下都不支持他，不过比尔一直是在闹辞职的。只是据谣言说，这一次原因略有不同。海顿所以生气是因为圆场不肯付给捷克为了遣返吉姆·普莱多所索取的代价。据说，无论是为了情报员或者威望，这个代价都太高了。但是比尔沙文主义大发作，他扬言，为了把一个爱国的英国人搞回来，任何代价都不算高：只要能把吉姆弄回来，什么都可以给他们。

接着有一晚，史迈利脑袋伸进吉勒姆办公室的门里来，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去喝杯酒。玛丽没有看清他是谁，用她时髦却没什么气质的腔调说了一声“哈啰”。他们并肩走出圆场时，史迈利向看门的道别，口气特别干脆。到了华都街的酒店里他才说“我被撤了”，就此而已。

他们从酒店出来，又到查令十字街不远的一家地下室酒吧，因为那里有音乐，却没有酒客。吉勒姆便问道：“他们提出什么理由？还是只因为你发胖了？”

史迈利就一心惦念着“理由”这一字眼。他这时已完全醉了，不过还没有失态。他们沿着泰晤士河的河堤步履不稳地走着时，他又想到了理由。

“理由是作为逻辑，还是作为动机？”他问道，听起来不像他自己，而有点像比尔·海顿。在这些日子里，人人的耳旁，似乎都可以听到海顿战前在牛津联盟上学来的辩论腔。“还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一条板凳上坐了下来。“他们用不着向我提出理由。我能够提出自己的理由。不过这不一样，”他还是喋喋不休地说着，这时吉勒姆小心翼翼地把他搀进一辆出租车，把车钱和地址给了司机，“这跟心灰意冷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一样。”

“阿门。”吉勒姆说，他一边看着汽车远去，一边心里明白，按照圆场的规矩，他们仅有的一些友谊也就此告终了。第二天，吉勒姆听说还有更多的人头落地，潘西·阿勒莱恩暂代领导，头衔是代理首长，令大家都感到意外的是比尔·海顿愿意在他底下工作，但很可能是出于对老总余怒未消。不过也有人挖苦说是在他上面工作。

到圣诞节，老总就死了。“下一个就轮到你了。”玛丽说。她把这些事情看做是二次攻打冬宫，所以当吉勒姆被放逐到布里克斯顿去的时候，她哭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吉勒姆是去补吉姆·普莱多的缺。

那个星期一下午多雨，吉勒姆在登上圆场的四楼阶梯时，因为想到要做犯罪勾当，心里反而很高兴，他回顾了上述种种事件，断定今天就是卷土重来的开始。



他前一天晚上是在宽敞的伊顿公寓和卡米拉一起度过的，卡米拉是个学音乐的，身材修长，面容美丽，只是有种悲哀的表情。她还不满二十岁，但黑色的头发里已有白丝了，好像受过一次她缄口不提的惊吓一样。这种心灵损伤的另一个后果是，她不吃肉，不穿皮鞋，滴酒不沾。在吉勒姆看来，似乎只有在爱情方面，她没有这一切神秘的禁忌。

这天上午他独自一人在布里克斯顿极其昏暗的办公室里拍摄圆场文件的照片。他先去常去的店里买了一架小型照相机，为了避免荒废业务他常常这样做。店员问他是“用自然光的，还是用灯光的”，两人还亲切地交换了一下关于底片颗粒的意见。他告诉女秘书不要打扰他，然后关上了门，按照史迈利的精确指示着手工作。墙上的窗户很高。他坐着也只能看到天空和马路那边新建学校的尖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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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拍自己保险柜里的参考文件。史迈利把先后次序告诉了他。先是工作人员名册，这是只发给高级人员的，上面有圆场在国内所有人员的姓名、工作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其次是职责手册，里面折着一张圆场在阿勒莱恩领导下改组后的组织机构表。中间是比尔·海顿的伦敦站，像一只大蜘蛛歇在自己的蛛网中。据闻比尔曾经说过，“在普莱多事件以后，我们绝不允许再有私人军队，不允许有人不知道自己的职守。”吉勒姆发现，阿勒莱恩有两个头衔：一个是首长，一个是“特种情报来源负责人”。据说，圆场就是靠这种特种谍报来源维持的。在吉勒姆看来，没有别的原因能够说明，为什么圆场工作人员现在都毫无作为，可是在白厅却极受尊重。根据史迈利的要求，他除了拍这些文件以外，还拍了剥头皮组的修正规程，那是阿勒莱恩以“亲爱的吉勒姆”为开头的一封信，详尽列出了他缩小的权限。在某些方面，胜利者是阿克顿点路灯组组长托比·伊斯特哈斯，这是按照横向领导原则惟一实际扩大的一个单位。

接着他到桌边拍摄一些例行的传阅文件，这也是根据史迈利的指示，作为背景资料，也许很有了解价值。其中包括行政部门一份关于伦敦地区安全联络站的情况通知（“务请爱惜使用”）和另外一份关于禁止滥用圆场秘密电话办私事的公告。最后是文件组给他个人的一封非常不客气的信，“最后一次”警告他，他用工作姓名所领的驾驶执照已经期满，除非办理延长手续，否则“将通知管理组采取适当的惩戒措施”。

他放下照相机，回到保险柜那里。在最下面一层有一叠点路灯组的报告，由伊斯特哈斯签字，盖了代号“短斧”的戳章。里面是已经确知苏联在伦敦地区以合法或半合法身份活动的两三百名谍报官员的姓名和掩护身份：贸易、塔斯社、苏航、莫斯科电台、领事、外交等等。这些报告在适当的地方还标明点路灯组进行调查的日期和分支的姓名，所谓“分支”这个行话的意思就是在监视过程中所发现的联系者，不一定是躲起来的。这些报告一年一厚册，每月还有补充。他先看了一下正册，又看了补充部分。到十一点二十分，他锁好了保险柜，用专线打给伦敦站，跟财务组的劳德·斯屈克兰通了话。

“劳德吗，我是布里克斯顿的彼得，生意怎么样？”

“哦，彼得，有什么事情呀？”

说话干脆，口气得意，意思是说我们伦敦站的人有更重要的朋友。

吉勒姆解释道，需要洗一些赃钱，因为有个法国外交信使似乎可以收买。他用特别和气的口吻问，不知劳德有没有时间碰头讨论一下。劳德问，这个计划是否已得到伦敦站的批准？还没有，不过吉勒姆已把报告交给传讯员送去给比尔了。劳德口气软了一些。吉勒姆再逼一步：“劳德，有些事情比较麻烦，需要你出主意。”

劳德说，他可以腾出半小时来和他谈一谈。

他到西区去的路上，把底片送到查令十字街一家叫云雀的小杂货店。店主人是个胖子，拳头大得吓人。店里没有人。

“兰普顿先生的底片，请冲洗出来。”吉勒姆说。店主把底片拿到后间，等他出来的时候粗哑地说了句“成了”，接着马上吐了一口气，好像吐口烟似的，但他并没有在吸烟。他把吉勒姆送出门，然后砰地把门关上了。乔治怎么会找到他的？吉勒姆心里觉得奇怪。他买了几盒润喉糖。史迈利警告过他，每一行动都得有交代——假定圆场派了人一天二十四小时盯着你。吉勒姆想，这有什么奇怪呢，托比·伊斯特哈斯连自己的母亲也会派人盯梢，只要这能博得阿勒莱恩拍一下肩膀称赞。

他从查令十字街走到却兹·维克多餐厅与他的小头头赛·范霍佛和一个叫劳里麦的无赖吃中饭。劳里麦自称和东德驻斯德哥尔摩大使共用一个女人。劳里麦说那个女人愿意合作，但她需要在第一次交货时就给她英国国籍和一大笔钱。他说，她什么都愿意干：偷看大使的信件，在他房间里安装窃听器，“或者在他的浴盆里撒碎玻璃”，这是当笑话说的。吉勒姆猜劳里麦在说谎，他甚至怀疑范霍佛是不是也在说谎。但是他转念一想，现在到底谁靠向谁，他其实也没有发言权。他喜欢那家餐厅，但是记不得吃了些什么，现在他走进圆场的门厅时，他明白了原因是因为兴奋过度。

“哈啰，布里扬特。”

“看到您很高兴，先生。请坐，先生，一会儿就好，先生，谢谢您。”布里扬特一口气说完了这几句话，吉勒姆就坐在一张高背木椅上，想的是牙医和卡米拉。她是他最近才搞到手的，来得有些意外，一切发展得很快，至今已有一些时候了。他们是在一个派对上认识的，她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拿着一杯胡萝卜汁，口里说着关于真理之类的话。吉勒姆存心冒险，就说他对伦理问题一窍不通，他们何不直接上床。她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就起身去穿大衣了。从此之后，她就留下没走，给他炸坚果饼吃，吹笛子听。

门厅里显得比平时还要暗。三台旧电梯，一个木屏风，一张马柴瓦蒂牌茶叶的广告，布里扬特的玻璃门值班室，里面有个英国风景的挂历和一排油腻腻的电话。

“斯屈克兰先生在等您，先生，”布里扬特出来告诉他，慢手慢脚地在一张红纸条上盖上了一个时间的戳章：十四点五十五分，警卫P.布里扬特。中间那台电梯好像几根枯柴一样咯吱咯吱地响着。

“该上油了，对不对？”吉勒姆等电梯开门的时候回头大声说。

“我们一直在叫他们上油，”布里扬特说，这是他最爱发的牢骚，“可是他们从来不管。怎么叫都没有用。家里都好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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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吉勒姆回答，其实他并没有家。

“那就好。”布里扬特说。吉勒姆在电梯上升时，看着他奶油色的脑袋消失在他的脚下。他记得玛丽叫他草莓香草冰淇淋，因为他脸色红红的，上面是一头软绵绵的白发。

他在电梯里看了一下他的会客条，名称叫做“LS出入证”。“事由：财务组。出门交还。”受访者签名一栏空着。

“欢迎你，彼得。你晚了一些，不过没有关系。”

劳德在电梯外的栅栏旁等着。身高只有五英尺，穿着白衬衫，有人来见他时总悄悄踮着脚。老总在的时候，这一层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可是如今却有个栅栏拦在进口处，还有一个脸孔像老鼠一样的警卫检查出入证。

“我的天，你什么时候添了这个玩意儿？”吉勒姆在一台崭新发亮的咖啡机前面放慢了脚步问道。有两个小姐在加灌两个杯子，她们回过头来一边说“哈啰，劳德”，一边看吉勒姆一眼。那个高个子使他想起卡米拉：一样含情脉脉的眼睛，似乎能侦测出男人的无能。

“你不知道这省了多少人力，”劳德马上叫道，“棒极了，真是棒极了。”兴奋之下，几乎和比尔·海顿撞个满怀。

比尔·海顿正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这是一间六角形胡椒瓶一样的房间，临窗是新康普顿街和查令十字街。他走的方向和他们一样，不过速度是每小时半英里，这对他来说在室内已是开足马力了。室外是另外一回事。吉勒姆也见过，那是在沙拉特作演习的时候，有一次是夜里空降希腊。他在室外动作敏捷。神态警觉的脸，虽然在这条闷热的走廊里显得有点阴暗冷淡，但可以看出是在开放的户外由他所服役的偏远地方熏陶出来的。这些地方多得不可胜计，在吉勒姆的敬佩的目光看来，似乎所有谍报活动地区都留有海顿的印记。吉勒姆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不止一次和神出鬼没的海顿意外相遇。比如一两年以前，吉勒姆当时还在从事海上谍报工作，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搜罗一批海岸观察员，监视中国的两个港口温州和厦门，他惊奇地发现，这两个地方早已有潜伏的中国情报员，那是比尔·海顿战时不知干什么活动时招来的，还有无线电等装备，可以和他们联络。另外一次，吉勒姆与其说是出于对目前工作的劲头，不如说是出于怀恋过去，他翻阅战时圆场海外活动记录，在两份记录中两次见到了海顿的工作姓名：一九四一年他在海尔福特河口指挥法国渔船；同一年，以吉姆·普莱多为助手，从巴尔干到马德里布置了一条南欧传输线。在吉勒姆看来，海顿属于圆场一去不复返的老一代人物，他的父母和史迈利也是属于这一代——与众不同，特别是在比尔·海顿身上，还有贵族血统——他们的生活不像他这一代那么匆忙，都悠闲得很，三十年后，仍使圆场有一种冒险的神秘气氛，久久不散。

海顿见到他们两人，就站住不动。吉勒姆距上次和他谈话已有一个月了，这一个月里他大概出差去了。现在，在他的办公室门里透过来的光线的反射下，他看上去黑得出奇，高得出奇。他手中拿着什么东西，吉勒姆看不清是什么，可能是一本杂志、一份档案、一份报告；从他的身侧看去，他的办公室好像大学生的寝室，乱七八糟。到处都是成堆的报告、文件、档案；墙上有一张绿色呢面的布告牌，钉满了明信片和剪报；旁边斜挂着一幅比尔以前画的没有配框的油画，以沙漠平淡的颜色为背景，中间是个圆形的抽象物。

“哈啰，比尔。”吉勒姆说。

海顿没有关门——这是违反管理组的规定——正在他们前面，仍旧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穿戴仍旧不脱他的怪诞本色。上衣肘部贴的两块皮革是菱形，不是方块的，从后面望去，像个丑角。他的眼镜就像蛙镜般塞在前额的头发里。他们拿不定主意，跟着他走了一会儿，他突然转过身来，像个塑像从底座慢慢转过来一样，眼光盯住吉勒姆。这时他才露出了笑容，他的新月形的弯眉像小丑似的抬了起来，他的面容一变而显得俊秀，而且年轻得出奇。

“你这乞丐在这里干什么？”他高兴地问。

劳德把他这句开玩笑的话当了真，向他解释法国人和赃钱的事。

“你最好把银器锁起来。”比尔说，看也不看他一眼，“那些剥头皮的会把你的金牙都给偷走。把小姐们也锁起来，”他想了一想又补充说，眼睛仍盯着吉勒姆，“要是她们会让你锁起来的话。剥头皮组什么时候洗起自己的赃钱来了？这是我们的事。”

“负责洗钱的是劳德。我们不过是经手。”

“把报告给我，”海顿对劳德·斯屈克兰说，态度突然不客气了，“我不想再把事情搞错了。”

“已经送去给你了，”吉勒姆说，“可能已放在你的收发篮里了。”

他最后点了一下头。他们就继续向前走，吉勒姆觉得海顿淡蓝色的眼光在他的背上打转，一直到他们转弯为止。

“这家伙真不简单。”劳德说，好像吉勒姆以前没有见过他似的，“伦敦站不可能有更好的领导了。非常有能力，成绩非常好。高明极了。”

吉勒姆心里不客气地想，而你的高明呢，是靠关系的。不仅有比尔，还有咖啡机的，还有银行的。他的沉思被罗埃·布兰德的伦敦土腔打断了，他在前面门口对着他们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