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岁月------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科举是那个时代选拔人才的最重要渠道，如此取士，势必导致很多真正优秀的人才无法脱颖而出。
　　浙江杭州进士龚自珍素有才名。他在殿试中针对张格尔叛乱后的南疆治理，大胆提出改革主张，洋洋千言，令阅卷考官都惊叹不已，但结果却因楷书写得一般，只被打了个中等分数，连优都没评上。
　　龚自珍一生不得志，四十八岁那年，他辞官归隐，身后留下了那句著名的慨叹：万马齐喑究可哀。
　　就算不再清理陋规，不再推行实政，乃至于连待办的奏折也人为地减少下来，皇帝仍然忙得气喘吁吁，席不暇暖。
　　仅一个张格尔叛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无一不需要他为之操心，真是费尽心神。好容易消停了那么几年，紧接着，另一件让他伤透脑筋的事又再次跳了出来，这就是禁烟问题。
　　说“再次”，是因为大家已不陌生，算是老相识了。从嘉庆开始，大清国就已宣布完全禁止鸦片输入。道光继任后，再次重申禁令，这是他第一次禁烟。
　　其时道光对鸦片的态度，主要是把它跟“以德治国”和清理陋规联系起来，认为吸食鸦片不仅败坏社会风气，使人堕落，还会怂恿沿海走私现象，导致官员们内外勾结，偷奸耍滑。
　　这么坏的东东，当然不能予以容忍，一定得撸下来。可是按照帝国实情，一般情况下，你光发禁令还不行，得皇帝用眼睛紧紧盯着。偏偏当时急着要道光办的大事特多，海运糟粮，张格尔叛乱，哪一件看上去都比禁烟来得紧急，他忙这些去了。
　　忙完以后，道光已经意兴阑珊，连他自己都没兴趣和热情再去主动干什么实事了，然而禁烟是个例外，不干不行。
　　继道德纲纪外，道光又发现了鸦片的更大害处，那就是还拐他的银子。
　　中国本身没有大的银矿，所以早期的钱主要是指铜钱，自明朝以后，全世界的银子才随着贸易大量涌入，使中国俨然成了一个白银国度。
　　道光不一定清楚白银的来源，他只知道如何持家，把每一两白银都尽可能留在国库里。可是根据御史递上的报告，洋人们依靠鸦片贸易，每年都要从中国赚走数百万两白银。一年数百万好象不多，然而如果对比一下帝国窘迫的国库以及皇帝一分钱掰成两分花的节俭，这数字就相当可观了。
　　另外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则更令人火大。说鸦片其实是洋人地里的泥巴，这些洋鬼子竟然就拿这些一钱不值的泥巴，来换我们白花花的银子，世上还有比这更可恶的事情吗？
　　道光第二次下达禁令。相比于第一次，这一次的范围更广，力度也更大：从东南沿海扩展到全国，各地官员，从县令到督抚，实行全民总动员。
　　不就是鸦片吗，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还敢跟我叫号？
　　对于成功地办理漕粮海运，平定过张格尔叛乱的道光皇帝来说，大风大浪都经历了，确实想不出一块“洋泥巴”会有多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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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馈上来的信息似乎也在验证这一结论，每年年底，在各省送上来的查禁报告中，都是一片报捷之声。到1835年底，连道光自己都确信已经“天下无贼”，至少在帝国境内，再也无人敢于顶风吸食或私栽鸦片了。
　　三年之后，即1838年，真相逐渐露出了尾巴。道光吃惊地发现，鸦片贸易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且每年都在呈几何级数快速增长。
　　举个例子，嘉庆末年走私的鸦片每年不过才四千箱。在道光宣布第一次禁烟令期间，首次突破了一万，到第二次发布禁令，已接近两万，似乎是禁令越严，烟民越多，有的官员自己就成了如假包换的“瘾君子”。
　　鸦片进来，白银当然就要出去。每年两万箱的“洋泥巴”，足足从中国人手里赚走了上千万两银子，就这样，那些御史们还嫌皇帝不够闹心，又在奏折中添油加醋，将上千万说成是七八千万，给道光造成的印象就是，即使想明天不破产都不可能了。
　　穷日子磨出来的琐碎，已经足以把皇帝折腾得苦不堪言，人家平时连碗汤都舍不得喝啊。现在你们还要抢他银子，而且不是一两一两地抢，是千万千万地抢，这无异于在挖心挠肺，用一千把小刀子捅着这个可怜人的心，蹂躏着他的感情。
　　道光出离愤怒。继两次禁烟失败后，他宣布第三次禁烟，这次不比以往，要动真格的了。
　　1838年9月，两位王爷都受到了削去爵位的严厉处分，其中还包括一位皇室中地位最高的铁帽子王，原因就是吸食鸦片。处分令下，一时震惊朝野。
　　但是刚朝皇亲国戚开完刀，道光就接到奏报：在天津查获走私烟土一万余两！
　　这回倍感震惊的是道光。他这才发现自己仍然错误估计了鸦片的能量，那不是普通的“洋泥巴”，而是威力无比的“洋魔土”。
　　面对如此强敌，再按部就班，一点点来，无疑还是在瞎忙一气，最后也只能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收获不到。
　　得出重手，使绝招。
　　道光相信，只有堵住源头，鸦片贸易才可能完全绝迹。
　　鸦片走私的源头在哪里，在广东。广东查禁到的鸦片量每年都排在全国第一，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明那里的鸦片贸易有多么猖獗。
　　这是用得着千里马的时候，必须派得力官员前去主持禁烟。说起道光最喜欢的千里马，当属陶澍无疑，此人办理漕粮海运的气魄和才能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无奈时年六十多岁的陶澍健康状况不佳，已经中风躺倒在床，实在指望不上。于是道光想到了林则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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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则徐的父亲是私塾先生，由于家里人口多，有时还不得不以卖柴为生，所以林则徐的家境很差。不过穷归穷，他从小就显示出了极好的个人品质。
　　某天，林则徐和同学出去玩，看见一老太掉了串铜钱在路上。两人就帮着一道捡，谁知他同学玩赖，中途用脚踩住一文铜钱，等老太一走，就偷偷地藏进了自己衣袋。
　　林则徐看在眼里，非常不高兴。后来他做两广总督，那个同学也恰好被分配到了广东，本以为林则徐会看在老同学面上，给安排个肥缺，不料久无结果。
　　找人一问，林则徐很干脆，说你以前那件事我还记得，“儿时心术如此”，连一文铜钱你都要贪，现在当官了，我决不相信你还会保持廉洁。
　　这个同学碰了钉子，便托关系改分到了别的省，此后果如林则徐所言，让他中箭落马的正是贪污受贿。
　　林则徐晚年给子孙分家产，三个儿子一人拿到了六千串铜钱。全部铜钱加起来，按银价折算，还没一万两白银。要知道，林则徐任官四十年，仅封疆大吏就做过二十年，到老只能留下这点积蓄，称得上是官场中的奇迹，所以后来连曾国藩都对他弟弟说，大吏能清廉到这种样子，“真不易及”，我们这些人很难做到啊。
　　自古及今，清官都不是判断好官的唯一标准，林则徐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绝不低于陶澍的实干作风和能力。
　　陶澍在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后，曾在年轻翰林们中间组织诗社。就是这么一个文学社团，却几乎将道光年间的千里马都一网打尽了，包括龚自珍、魏源皆加入过诗社。
　　原因就是这个诗社不光讨论如何写诗作赋，还研究“实学”，与道光曾倡导的实政可谓相得益彰。
　　明清一代，科举考试皆以程朱理学（也称宋学、新儒学）为正宗，考试时ABCD，都是理学家们提供的标准答案，就差电子阅卷了。在高榜得中之前，陶澍这些人也没有一个敢逾越雷池半步，答A，他不敢填B，但是等通过考试，步入社会，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马上发现学过的大道理，亦即所谓“义理”，至多可以用来提高一下自身修养，办事的时候却百无一用。
　　于是这些聪明人便想到把义理中“内圣外王”的含义拓展开来，猛补恶补社会课，以便用“经世致用”的学问来填补“外王”之不足，这就是清末“实学”的最早起源。
　　在这个研究实学的诗社里面，陶澍居首，林则徐则可排老二。
　　早在高榜得中之前，林则徐就是个有心人。他坐船进京赴试，一路上都向人打听关于漕船的事。别人觉得奇怪，小伙子看上去挺开事儿的呀，可这马上就要考试了，你不多做做复习题，问这些破破家家的干什么？
　　当周围投来疑惑目光，林则徐只是一声叹息：“读书人什么事不要留心呢，怎么可以漠然而视之。”
　　林则徐跟陶澍都想到了一块，漕运、河工、盐政被称为帝国“三大政”，“三大政”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国家兴衰，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早期实学乃至实政关注的核心。
　　有心才能办事。1831年，道光调林则徐治理黄河，这是“河工”中的重点，也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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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黄河对峙，最现成的办法就是把秸杆，也就是摘了穗的高粱杆堆成一垛一垛，用以防护大堤，但是每年数不清的钱投下去，就是难以见效。
　　林则徐一语惊人，说弊端就出在秸杆上。他亲自检查这些秸杆堆，不看头几层光鲜的，而是专门把里面几层抽出来验看。一看，中间都是杂草和秸根，属于纯粹的豆腐渣工程。
　　脑瓜子迷糊了，拿这些来以次充好，林则徐沿着秸杆一路追查下去，谁提供的谁负责任。这下子无人再敢犯贱，只能老老实实地把合格的秸杆如数送上来。
　　在林则徐之前，奉旨治理黄河的大臣不少，但没有谁能做到这么精细，也缺乏如此见识，加上出任督抚期间的其它卓越政绩，使林则徐很快就得到了皇帝的关注和认可。
　　无论陶澍还是林则徐，对禁烟的态度都很坚决。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缉烟贩、收缴烟具方面，更被视为地方上的楷模。
　　当道光就禁烟遍询诸臣时，林则徐请用重典，并断言：“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
　　这句话第一时间就得到了道光的共鸣，他下令林则徐即刻晋京面圣。
　　进京之后，道光连续十九次召见林则徐。每次召见，都特准在紫禁城内骑马，考虑林则徐不太会骑马，又改为坐轿。正式交谈时，道光甚至让人在地面铺上毡垫，为的就是怕谈话时间一长，把他的宠臣给累着。
　　这种礼遇已经破格得不能再破格，是大清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不惟一般大臣享受不到，就连曹振镛这样七老八十，走路都要打晃的三朝元老，也只有旁边看看的份。
　　待遇跟责任是相匹配的，给你多高的待遇，你就要准备承担多大的责任。道光此时已把鸦片视为“中国一大患”，他把除患的使命交给了林则徐。
　　“我现在任命你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以便正本清源，将鸦片斩草除根！”
　　1839年1月，林则徐抵达广东。履任之后，他就像当年治理黄河那样，一条条对照禁烟令，哪个疑点都不放过，并且谁的人情也不给。
　　这位钦差大臣或许还不知道自己将在世界禁毒史上所留下的份量，他只知道国家需要他守护。鸦片这个大患不除，国家就难以看到明天，所以他决不会轻言放弃。
　　林则徐致信洋商，要求鸦片贩子们必须在三天内将走私入境的鸦片全部交出，撂下的话是：“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广东不是第一次禁烟，过去也曾是查获鸦片最多的一省，但作为鸦片走私的源头和最大集散地，这里的鸦片贸易一直都没有消停过，而且眼看着是越查越多。其中一个弊病就是洋商会拿银子去衙门开路，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禁烟渐渐地变成了扯瞎话。林则徐突然来这么一手，使得秸杆堆里的“豆腐渣工程”再也无处遁形，鸦片贩子们更是遭了老罪，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
　　商人重利，怕归怕，这些人还抱着侥幸心理，在磨磨蹭蹭地察看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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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们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和决心啊，林则徐随即下令封锁驻广州的英国商馆，同时缉拿其中最大的鸦片贩子。
　　林则徐的雷厉风行，让正在澳门的义律坐不住了。义律的身份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他要做的就是保护在华英商的利益，见英商们已成困兽，赶紧从澳门赶到广州。
　　义律的现身，不仅没有帮助洋商们脱离苦海，反而把他自己也陷了进去。林则徐将义律也一道困在了商馆里：“你们不缴鸦片，就别想出来！”
　　商馆的吃喝被全部断绝，到了第三天，洋商们再也打熬不住，终于同意上缴鸦片。
　　林则徐将收缴到的鸦片集中于广东虎门，亲自进行点验，以防洋人偷梁换柱。检验的结果是，两万余箱鸦片都是真货，钦差大臣的认真和坚持换来了报偿。
　　确认无误后，林则徐奏请派人解送鸦片进京，道光皇帝的答复是在海滨就地销毁。
　　1839年6月3日，开始了著名的虎门销烟。
　　如何销毁鸦片在当时就是个技术难题。最简单是用火烧，弊病是烧不完的鸦片渣会渗进泥土，那些“瘾君子”见到渣子都会两眼放光，难保他们不会挖地三尺，把这些渣渣再给刨出来。
　　林则徐在虎门采用的是用水泡。事先在海边凿一大池子，投以石灰，使鸦片得以完全溶入池子的海水里，然后趁退潮时往大海里冲，一冲了之，一了百了。
　　你再有瘾，就到海里面去吸吧。
　　伴着石灰的沸沸扬扬，虎门销烟持续了四十多天。在蓝色的天空下，一箱又一箱鸦片化为乌有，围观的人们心在跳动，他们有理由相信，过了今夜就不会再有噩梦。
　　那时没有谁能想到，噩梦其实才刚刚开始。
　　虎门销烟尽管销得解气，但它却使中英关系从此走向恶化。
　　在十九世纪早期，鸦片并不是世界公认的毒品。当时认为有四种东西，会使人乱性，依次是酒、茶、鸦片、香烟，鸦片只能排在第三，仅仅盖过一个香烟。
　　你要说有毒，英国人会说茶才有毒。他们还做过试验，找来两头猪，一头喝茶，一头不喝茶，结果一个劲喝茶的那位八戒兄后来就呜呼了（谁也没想过它是不是水喝的太多胀死的），茶叶因此曾被像海洛因一样，在英国上层社会遭到严禁。直到后来，茶叶普及了，你喝我喝大家喝，也没见有什么事，这才开禁。
　　在英国人的眼中，鸦片并非毒品，只能算是普通商品。
　　当时当地，要说他们理亏，实际亏在鸦片属于走私贸易，而走私即使在英国这样的“文明国家”也不合法，所以英国政府在公开场合对此也是羞羞答答，曾经对商人们强调，你们要贩鸦片是你们的事，赚了钱自然归你们，要是被中国海关没收了，对不起，也别来哭着找我们。
　　可是虎门销烟之后就不一样了，原因是那批被销的鸦片已经算是英国政府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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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商馆被围时，义律是像个英雄一样现身广州的。负责围困的官军不让他进去，这洋鬼子还精神头十足地拔出一把剑，做出一副要跟人决斗的架势，结果硬是挤进了商馆。
　　倒不是说义律的剑术有多厉害，大家纯粹是不想惹他，毕竟也是洋人的大头目，捅咕谁也不能捅咕他呀。
　　直到进去以后，义律才脑瓜子嗡嗡作响，发现英雄实在不是谁拿柄剑就能冒充的，里面的日子真的苦啊。
　　在雇佣的中国仆人撤走后，商馆里三百多号洋人，包括义律在内，只好自己做饭洗衣服，由于水源被切断，到后来他们甚至只能用洗澡水来烧饭。
　　义律的英雄梦被削得粉碎，他撑不住了，转而劝告那些商人：“脚再大也不能踩两只船，再不把鸦片交出去的话，咱们都得饿死渴死在这里。”
　　鸦片贩子们靠走私谋取暴利，虽然明知道政府除派义律前来交涉外，短期内不可能还有其它援救渠道，但他们牢记在心的仍是一个“利”字。
　　“我们收购鸦片可是花了大价钱的呀，又不是给海关没收，这么白白交出去，岂不是要把老底都给赔光了？”
　　义律真的后悔跑广州来了。对着这些要钱不要命的家伙，他也只好用谈生意的办法来解决矛盾。
　　“这样吧，你们把鸦片全部交给我，就算是交给了英国政府，然后我再上缴给中国人。”
　　有了这句话，洋商们乐开了怀。在商馆这么多天，大家全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巴不得早点解脱，担忧的仅仅是一个血本无归的问题。现在义律既然以政府的名义出面担保，那还怕什么？
　　交，全交，有人甚至把尚在路上或储存在福建沿海的鸦片也交了上去——眼看禁烟风头如此之紧，都是早一刀晚一刀的事，还不如早点放进政府这个保险箱呢。
　　义律上缴鸦片纯属无奈，他没料到林则徐会眉头都不皱一下，就将那两万多箱鸦片毁个净光。
　　义律可以在洋商面前装聋作哑，含含糊糊，洋商们可不干了，他们抱定政府这条大腿不放，非得把损失捞回来不行。
　　西方国家好坏都在民主两个字上，政府得听从舆论。于是这些洋商就托人回国游说，至于活动经费，则采取搞摊派的法子，每缴一箱鸦片，就摊派一元，两万箱鸦片，一共集资了两万。
　　所委托的人当然都是有力道有背景的，他回国一讲，果然就把当地舆论给炒了起来。中英这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度，原本就互不了解，最易生出敌意，只要有煽动力的微博一出现，顶的人就海了去。
　　商人们的遭遇被无限扩大：他们如何在商馆里“无故”失去自由，失去饮食，“野蛮”的中国人还常常威胁要结束他们的生命。
　　偶尔也提到走私这桩事，立刻有人反驳：“走私，那也是没办法，我们是想跟他们正常贸易的，可他们又不允许，合着你能贩我茶叶，我就不能卖你鸦片？”
　　另有人煞有介事地进行考证，说中国人禁烟，假的。不过是那些贪官污吏的阴谋诡计罢了，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把我国的鸦片商赶走，然后好自己种鸦片做独门生意，用心何其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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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政府这下再也脱不了干系，伦敦的空气由此对中国十分不利。
　　但是其实林则徐并没有那么蛮不讲理。在收缴并销毁鸦片的同时，据说他还以一箱茶叶换一箱鸦片的方式，给了英国人补偿。问题是中国的陋规实在防不胜防，经办的官吏以次充好，在茶叶里面搀了很多砂石。
　　彼时的茶叶贸易已不比从前，英国也在印度大量种植茶叶，英国人喝的茶大部分是印度茶，中国茶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印度茶叶的价格也很低，你质量再不行的话，根本就卖不出去，所以英商最后又只好自己花钱将茶叶寄回中国。他们不仅没能捞回本，还又搭进去不菲的运费，不用说，火比原先还大，叫得也更凶。
　　在一些近代史家的笔下，虎门销烟无疑操之过急，而这是由林则徐性格所造成的。有人举例说，林则徐早在担任江苏巡抚时，就曾手书匾额，谓“制一怒字”，并挂在堂上用以警醒自己。
　　林则徐有些偏于急躁可能不假，但关键的原因显然并不在这里。
　　对销烟引起的后果，林则徐就算估到最大，他也会不以为然。翻翻史书，什么时候万邦来贺的中央大国怕过“夷”？
　　在平定张格尔之乱之后，也曾冒出个想来捣乱的“夷”，那就是浩罕。浩罕王同样是因为贸易，策动了边境争端，结果被道光三下五除二地予以摆平。
　　都是“夷”，浩罕尚且知道方位，英国平时都不知道蹲哪个旮旯。跟这样的“夷”打交道，你还要畏首畏尾，瞻前顾后，除非私下收了好处，否则非得被别人笑话不可。
　　说这是无知者无畏也并不过分。半个多世纪后，梁启超游历美国，参观了美国独立战争时凿沉茶船的遗址，这时候他想到了故乡发生过的虎门销烟。
　　两者是可以类比的，都是一种力量抗拒另外一种力量，但它们又是不可比的，因为作为反抗力量，林则徐和他身后的国度对于世界的认识实在是少得可怜。
　　梁启超感慨系之，赋诗云：犹忆故乡百年恨，乌烟浮满白鹅潭。
　　可以说，那时的中英两国谁都不怕谁。英国是明知自己力气大，中国是不知道自己力气小，哪怕是已经把天给捅了个窟窿，那嘴还张得老大，乐呵着呢。
　　虎门销烟之后，洋商对广州产生了畏惧心理，外国商船经常停泊的地方也换成了香港九龙的尖沙嘴一带。
　　1839年6月20日，水手们到岸上的尖沙嘴村去游玩。就像遭查禁的鸦片贩子里，既有英国人，也有美国人一样，这帮水手里面，同样是英美混杂。美国水手喝了酒，跟村民吵起架来，水手人少，看看打架也不一定能占便宜，就溜掉了。
　　溜也没溜远，他们钻进了村里供奉神像的小庙。这帮家伙打不过人，就拿神撒气，把庙里的一座神龛给捣毁了。这还不算，临走时又顺手牵羊，偷走了神像头上的装饰金叶。
　　村民们发现后非常生气，拔脚就追。没追上美国水手，却碰到了一大群英国水手，而且这些水手也喝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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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搞不清楚美国人和英国人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蓝眼睛高鼻梁的洋鬼子，又全是一个个酒气熏天，村民便将英国水手错认成美国水手，双方发生了一场拳脚加棍棒兼石块的大冲突。
　　在冲突中，有个叫林维喜的村民倒了下去，最后不治身亡，这就是“林维喜案”。
　　听说出了命案，义律急急忙忙地赶到现场进行处理，他对水手们打赢群架可没有一点高兴劲。
　　真够闹心啊，销烟还没处理，又出这事，就不让你心里有宽绰的时候。
　　义律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用钱来堵住嘴。他拿出一笔钱，除了赔偿村民和打点底层官吏外，还企图和死者家属“私了”。
　　中国人的人命本不值钱，村民们也并不难打发，林维喜的儿子写了张字据，证明他父亲纯属死于意外，与洋人无关。
　　拿到字据后，义律如获至宝，他为此一本正经地贴出悬赏，宣称谁能提供证据指证凶手，将重重有赏。
　　似乎一切都已漂白，天衣无缝的样子，但林则徐那么精细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被轻易骗过，他下令当地知县重新查办。
　　一查下来，原来是英国水手干的。交人吧，至少交一个。
　　蒜你狠，义律同意继续给死者赔钱，但他拒绝将凶手交出，理由就是英国人要由英国人自己来审判，这叫领事裁判权。
　　义律以为，林则徐什么都不懂，抛些新名词出来，跟玩似的，不料对方竟回以“国际公法”。
　　林则徐被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诚非浪得虚名。到广州后，由于经常要跟洋人打交道，他也意识到不能老是鸡同鸭讲，必须了解一些国外的法律知识。
　　“林维喜案”一发生，他就让身边担任翻译的幕僚，再加上一位美国传教士，用合译的办法将《万国公法》的相关部分翻译了出来。
　　搞清楚了，英国在中国并不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的法律只在自己的国家才生效，现在别说区区一英国水手，就是英国女王来了，也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义律很是狼狈，但又不甘心。他知道按照大清律法，以一命抵一命，交出去的水手难逃一死。
　　还是我自己来吧。1839年8月12日，义律在英船上开庭，对五个打人的凶手分别处以罚金和监禁，并送回英国监狱服刑，之后他才通知中国官方。
　　林则徐大怒。三天后，他下令中止中英贸易，同时派兵进入澳门，将在澳的英国人也驱逐出境。不走的话，就仿照围困商馆之例，停水停食，撤出所有中国佣人和买办，困死你。
　　这个办法最为有效，英国人乖乖地撤出澳门，全挤船上去了。
　　船上的日子很不好过，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义律也没了退路，何况他手里还拿着一张可以证明其“无辜”的字据哩。
　　1839年9月5日，他派人与林则徐进行谈判。可是双方的要价根本就拢不到一块去，没说上几句，中英就在九龙打了起来，史书称之为“九龙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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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鸦片战争的前奏，这次战役小到不能再小，但却成为两国海上军事力量的首次碰撞和测试。广东水师尚不能称之为海军，所有舰船几乎就是武装了的民船，不仅吨位小，而且船上也没什么炮，相反，英国海军船坚炮利，早在十七世纪中期就跃升为世界第一海上强国，曾经的海上霸主西班牙、法国无一不是其手下败将。
在这样的对垒中，广东水师即使以多打少，也占不到任何上风，观察家甚至称之为“16世纪与19世纪的冲突”，双方军事力量的差距，有三个世纪那么远。
　　仗打得异常难看，但是林则徐接到的战报却是一片飘红，这也导致他在给道光的奏折中，给出了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的描述。
　　道光看到报告，更是兴奋得不能自己。他头脑中浮现的，分明就是在南疆擒住张格尔或成功击退浩罕时的情景，亢奋啊。
　　说八百回了，让这些“英夷”小心点，不听，脑袋瓜豆子似的，非要往我枪口上撞，这回尝到苦头了吧。
　　给林则徐的批示是：既然打都打了，就不要跟他们客气。我不担心你们冲动，就怕你们胆小（“不患卿等孟浪，但戒卿等畏葸”）。
　　皇帝把话说到这份上，林则徐就算是想“客气”一些也不行了。中英双方至此枪来炮往，冲突不断。1839年11月3日，更发生了“穿鼻之战”。
　　“穿鼻之战”跟“九龙之战”并没什么两样，损失的都是广东水师的人船，然而最后放到林则徐和道光案上的仍是捷报。
　　林则徐是以讲求实学，倡办实政闻名的大吏，做事又十分细致，虚假战报或许可以骗他一次，但绝对骗不了第二次，对前线真实战况不可能一点数没有，只是事情既然开了那么好一个头，不是说改变口吻就能马上改变的，这就叫骑虎难下。
　　他决定采取分化战术，一方面宣布停止中英贸易，另一方面对答应“改悔”并写下保证书的英商区别对待，准许他们在广州经商，所谓“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
　　可是皇帝批评了他，主要还是批评他“畏葸”：什么区别对待，不用他们交保证书，统统的，全部的，都赶走！
　　到这个时候，道光已经完全不把英国放在眼里了。
　　真的是“边夷”，瞧这软蛋样，分明与张格尔和浩罕还差着一大截子哩。
　　道光给出的方案是一刀斩断。
　　“我知道会因此损失一点海关税收，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区区税银，何足计论。倒是英国人惨了，他们卖不成鸦片，买不进茶叶，岂不是死路一条？”
　　接到谕旨，林则徐只好改“畏葸”为“孟浪”。
　　1840年1月5日，他宣布正式封港，完全断绝中英贸易。这下子，真把英国人给惹急了。
　　（29）

宝宝寒

　　英国的民主程序很繁琐，可是反应并不慢。
　　早在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就作出决定，为恢复贸易，将派遣完整的海军舰队前去中国海，“林维喜案”由此成为鸦片战争的直接导火索。
　　这尚是威慑性的，等到中方封港，内阁议案便被提交国会，进行激烈辩论。维多利亚女王及外相均站在了对华用兵一方。
　　1840年4月，国会进行正式投票，在女王的影响下，最终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军事行动，但不称为战争，只认定为报复，即对中国拒绝向世界打开贸易大门的报复。
　　支持者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
　　1840年6月28日，英军总司令懿律下令封锁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了。
　　直到“穿鼻之战”，与广东水师作战的都只是少数英国军舰，林则徐就此认为，这“一小撮”军舰远道而来，兵饷补养都要依赖于商船，我现在封了港，断了贸易，只需再守上几天，到时你必然攻又攻不动，吃又吃不饱，除了打道回府，再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
　　让林则徐料想不到的是，他即将面对的不是义律的“一小撮”，而是懿律的一大批，整整40多艘军舰呢，对方也并不需要商船提供补给，随船而来的粮草已经足够。
　　就在广东局势陷入无比紧张之时，又一个意外出现了：懿律没有进攻广州，除了留下几艘船继续进行封锁外，主力随其北上，到浙江定海去了。
　　当时及后来的很多评论，都想当然地作出判断，以为是林则徐防住了懿律，让他无机可乘，又不能干坐着，就去钻别的缝了。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早在出兵之前，英国内阁给懿律下达的指令就是占领定海，因为觉得定海处于广州与北京的中段，不仅能直接给予中国皇帝以震憾，还能作为继续北上的根据地。
　　尽管林则徐之前曾通知包括江浙在内的沿海各省，要他们防备英军进攻，但江浙官员承平日久，没人相信火会烧到自家门口。当英国舰队抵达定海时，当地政府还以为来者是被风吹迷了路的商船，其战备状况，可想而知。
　　1840年7月6日，懿律对定海发起进攻。战斗毫无悬念，几个小时之内，定海即告失陷。
　　道光获知这一消息后既吃惊又纳闷，不明白那么软蛋的英国人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坚挺。左思右想，得出结论，恐怕还是浙江官员太熊包了。这些人平时养尊处优，像个木偶人一样，也不做好准备，临到打仗就张皇失措，当然只有挨人揍的份，革职，全部革职。
　　暂时的受挫，并没有能动摇道光的自信心和优越感。
　　这帮小丑，不过凭借着他们船快，小小得逞了一下，等我的军队开过去，他们还不是该咋的就咋的。
　　与道光不同，远在广州的林则徐则表现得忧心忡忡。英军攻的是浙江，起源却是广东，说明他事情没有办好，革职的人里面虽然暂时没有他，并不代表他就没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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