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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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1）


　　南北两军的指挥官都是外省协统，偏偏在那次演习中又都大失水准。演习总结时，尹昌衡就毫不客气地把两个协统海骂一顿，说这两个人简直是饭桶，“指挥凌乱不堪，毫无战术常识……”
　　此时的尹昌衡不过是一小小的编译科长，可两个协统却不能反驳，周围那些升不上去的川籍军官一个个扬眉吐气，朝尹昌衡直竖大拇指。
　　尹昌衡成了川籍军官的意见领袖，他在新军中也初步树立起了胆大敢言，既不媚上又不阿下的好形象。
　　赵尔巽走后，川督由其弟赵尔丰接任。赵尔丰没操持多久，就被蒲殿俊所替代，而新军军权仍握在外省军官手里。
　　川籍军官闹了几次，尹昌衡才得以升任军政部长，但其他人仍无升官希望，双方矛盾由此结到了有天大。
　　实际上，成都兵变部分就是由川籍军官所挑动。据说在兵变之前，他们还给藩库站岗的卫兵送去了指示：“如果街上有什么风吹草动，你们立即打开藩库抢银子。”
　　兵变犹如放火，火一点燃，谁也控制不住。蒲殿俊跑了，外省军官争相开溜，川籍军官也个个面无人色，都唯恐祸及自身。
　　转眼之间，整个主席台上，只剩下尹昌衡一人。
　　马夫要拉他离开，才走几步，就中流弹而失足倒地，禁不住朝他大叫：“尹部长，快躲开，危险……”
　　尹昌衡一下子被激怒了，当即大吼一声：“大丈夫死何所惧！”
　　危急时刻，尹昌衡的座马因受到惊吓，自行挣脱缰绳，冲进了校阅场。
　　尹昌衡飞身上马，从城外调来新军，一举平息兵变，成了挽救危局的最大功臣。
　　事后讨论新都督人选，有人说：“匹夫可以为天子，难道尹昌衡不可以当都督？”
　　此言一出，赢得在座军官一致赞同，尹昌衡遂就任都督，掌握成都政府军政大权。
　　尹昌衡时年不过二十七岁，这个小伙子凭着“亦文、亦武、亦仁明”和一往无前的态度，终于在最短时间内就得到了“大用”。
　　当年尹昌衡与张鸣岐的长幼对话，其实代表的是两种角度。
　　张鸣岐说的是治世，尹昌衡讲的乱世。在乱世中，根本不需要什么长城，需要的只是板砖。
　　板砖呼啸而过，引来的是热闹和加冕。
　　这就叫乱世枭雄。
　　轮到尹昌衡来当家了。
　　尹昌衡一张嘴能瞒神吓鬼，可等他坐进都督府，才发现都督并不好做。
　　在经历兵变后，成都的藩库、盐库、银行早已空空如也，工商业也元气大伤。城里原有一座卖旧衣服的估衣铺，由几十家陕西商人合开，掌柜都吓得跑回了陕西老家，铺子里仅剩一两个徒弟看守，直到一年后才慢慢恢复营业。
　　连这样只能做做穷人生意的商铺都是如此，其它更可想而知，成都政府收不到钱税，成了名符其实的穷棒子政府。尹昌衡毫无办法，只能靠大量发行军用票来维生。
　　政府穷了，来蹭饭的却不见少。兵变发生后，附近各县的保路同志军都打着平乱的旗号，先后聚集成都，而且来了就不走，明睡到夜，夜睡到明，除了食宿外，各种各样的要求提了一大堆。
　　当场者乱，隔壁心宽，直把尹昌衡这个穷都督急到要抹脖子上吊。
　　到底从小是神童，左思右想，好歹给他熬出个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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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路同志军里面，以袍哥为主，其头领也大多是袍哥里的舵把子。尹昌衡便依样画瓢，自己建立了一个袍哥组织“大汉公”，牌子就正大光明地挂在都督府大门口，他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
　　从此以后，尹昌衡班也不上了，整天价到各个“码头”去拜客，跟同志军的头领们称兄道弟，把酒言欢。这样不仅省去了招待费，还拉近了彼此关系。
　　看到都督如此“亲民”，袍哥们自然喜不自胜，大家见了面，都不叫尹都督了，而是直称“尹大哥”，表示绝对拥护。
　　每到一处地方，袍哥就要给尹昌衡披一道红，以致于尹昌衡天天都是“绛绉缠身”。回去后，他把红绸往床上一扔，接着又兴致勃勃去拜客。也就是说，这个都督成天不做别的事，就是穿梭也似地走亲戚，至于都督府的公事，根本就没时间去理会。
　　成都的官员们上行下效，也都挂出招牌，成立本部门的“堂口”。尹昌衡是“大汉公”，他的军政部称为“大陆公”，有人甚至鼓动参谋长也挂一牌，曰：大参公。
　　各地袍哥争相涌入成都，“不逾刻而遍城中”，全城百姓为求自保，也皆以参加袍哥为荣。袍哥提倡复古，即恢复汉朝衣冠，但由于年代隔得太久，谁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标准的汉朝服饰，只能从戏曲中照搬。一时间，城里满眼都是奇装异服，有头扎“英雄髻”的，有腰佩宝剑的，有足登花靴的，还有的就干脆直接披上舞台戏服招摇过市。
　　尹昌衡的抽风举动，在令人瞪目结舌的同时，也给别人留下了话柄。云南都督蔡锷给他发来电报，直截了当地说，你的所谓“大汉四川军政府”，其实不过是袍哥政府！
　　蔡锷一打一拉，他在贬低成都政府的同时，却承认重庆政府，并且表示，愿意派滇军帮重庆“讨伐”成都。
　　蔡锷的话是说得很好听，可不管是成都政府，还是重庆政府，都到了畏之如虎的程度。
　　在此之前，滇黔两省早就以“援川”为名派兵入据川境。黔军还好，因为贵州内部本身也发生了动乱，中途已经折回。最难打发的就是云南的滇军。
　　重庆政府在获知滇军入境的消息后，曾专门派人跟滇军拟定合约，答应付给兵饷，但要求不得自由行动和干涉当地民政。
　　可是滇军根本就不把合约当回事：都到这个份上了，谦虚不能使我进步，骄傲不能使我落后，爷想怎样就怎样。
　　滇军所过之地，见到川军就打，不管你是同志军还是新军、巡防军，一个不留，然后他们自己任免官员。
　　扯了半天，不过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滇军“援川”实为“侵川”。
　　让人最不能容忍的是，滇军把川南的自贡盐场也给占了，盐税收入尽由云南人所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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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昌衡的成都政府已经一贫如洗，现在盐税又没了，无异于要去了半条命。
　　尹昌衡忍无可忍，遂将军队开到自贡，不惜与滇军进行火并。蔡锷的一拉一打，正是以此为背景。
　　不过以党人为主的重庆政府并不如外人想像的那么没觉悟，起码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们还是懂的，因此忙不迭地谢绝了云南方面的“好意”。
　　俗话说得好，一山难容二虎。在成都政府建立后，尹昌衡曾打算出兵重庆，实行“武力统一”，而重庆方面，也有过邀请滇军入川“协助统一”的心思。
　　滇军的现身，让两个政府都意识到，它们其实根本不是“虎”，只是两条朝不保夕的小鱼。
　　在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术语叫做“鲶鱼效应”，说的是当凶猛的鲶鱼进入，反而会激活小鱼们在逆境中的生存能力，假如一一对应，滇军毫无疑问就是那条骄悍的鲶鱼。
　　如今不是要同室相煎，而是得互相扶持才行，否则最后都得被鲶鱼给一口吞掉。
　　蔡锷主政云南时期，差不多正是历史上滇军军容最盛时期，川军要硬来的话，只会输到一干二净，除非你想个法子，将这尊神给平平安安地送走。
　　可是众生好度人难度，滇军收着盐税，正滋润着呢，岂有肯轻易走路的道理。
　　正好这时传闻北洋官军将兵犯潼关，对云贵川来说，那是一条更大的鲶鱼。重庆政府便出面劝说滇军联合北伐，并且事先商定，滇军北伐的经费由四川全额负担，说好先给三十万。
　　四川人是想一箭双雕，将云南人从境内支走，没想到才过几天，黄兴从南京发来电文：清帝退位，南北统一，用不着再北伐了。
　　北伐中止，按理就不用掏费用，不料滇军却不依不饶，他们将军营往重庆一扎，不拿钱就不走人，而且坚持三十万一个子不能少。
　　尹昌衡十分火大，也派军队去重庆，要迫使滇军离境，双方差一点又打起来。
　　一打的话，甭管输赢，总是重庆倒霉。无奈之下，重庆政府只好自认晦气，筹集三十万巨款给滇军，并说了一箩筐的好话，滇军这才撤走。
　　吃过这么多苦头之后，成都和重庆都感到有合并的必要，否则只会继续遭受外省欺凌。
　　按照双方协议，合并后的军政府设在成都，尹昌衡出任都督，四川就此统一。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统一了的四川就不那么好欺负了。协议一出，滇军也不再像原来那么骄横，不久便乖乖地撤回了云南。
　　鉴于先前的“袍哥政府”已受人以柄，尹昌衡赶紧改弦更张，下令取缔袍哥，成都两百多个袍哥招牌全被没收，劈掉做了柴火。当然这只是明面上的，暗地里袍哥还是该干嘛干嘛。
　　虽然是“脚杆硬不过大腿”，重庆实为成都所并，但它仍得以继续保留重镇地位。尹昌衡专门在重庆设立镇抚府，并任命了一个骨灰级人物为镇抚府总长。
　　这个人叫胡景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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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胡景伊是骨灰级，因为他在军界的资历实在是老到不能再老了。
　　胡景伊也是赴日留学的官派保送生，不过那还在武备学堂成立之前——他和湖南的蔡锷都毕业于陆士第三期，是四川留学陆士的第一批学生。
　　等他毕业回国时，才有了武备学堂，旋即被分到学堂做了老师。当时尹昌衡已经被保送出国，实际上并没有听过他一天课，但按照传统规矩，二人仍有师生之名。
　　除此之外，胡景伊在人际关系学上也足称尹昌衡的老师。他正是张鸣岐所称道的“不傲、不狂、不嗜饮”的典型，为人非常有城府，与尹昌衡的狂放不羁大相径庭。
　　在世道没有大乱之前，胡景伊这样的人不能不受到上级的青睐，所以他早早就得以向“长城”靠拢：当尹昌衡因不得志而大发牢骚，怪话连篇时，他已经调任新军协统。
　　在东京时，胡景伊曾加入过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可等革命党人去广西找他，准备建立地下据点时，他却突然变了脸，只撂出一句：“你们赶快给我滚，要是不走，我把你们交出去！”
　　说这话时，胡景伊一半是怕惹祸上身，一半则纯粹是出于嫌贫爱富，他根本不认为这些朝不保夕的“乱党”日后会有什么出息。
　　可是仅仅几年之后，国内形势就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世道开始乱了。
　　眼前的局面，就连久历宦场的张鸣岐、赵尔巽都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更不用说胡景伊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广西新军密谋响应，有人推举胡景伊为都督，一如湖北新军拥立黎元洪。
　　如果这种好事放在尹昌衡身上，他早就呼地一声蹿了出去，胡景伊不行，他是稳妥持重的“长城”，不是冒冒失失的“板砖”，起码得先看清楚风向再说吧。
　　可是机会不等人，这么一犹豫，别人当了都督，反过来要对他下手，慌得他赶紧弃职逃到了上海。
　　有时候，人生就差那么一步，要不然胡景伊可不就是广西的黎元洪了。
　　胡景伊后悔莫及，一个劲地埋怨自己胆子太小：活一百岁难道杀肉吃？该出手时得出手啊
　　让他想不到的是，以前瞧不上的“乱党”竟会变得如此值钱，真是瞎了眼，赶快着手补救吧。
　　上海是自由港，也是革命党人聚居之地。胡景伊的弟弟已经加入了同盟会，经过他的引见，胡景伊结识了熊克武。
　　胡景伊既有士官生的学历，又有当协统的经历，在军事学识方面自然有一套，因此一开始熊克武对他很是尊重，在筹组蜀军的过程中，也经常向其请教，两人私交甚好。
　　胡景伊本想凭此挤进蜀军领导层，但广西那段变脸经历，却让大多数革命党人看穿了他的为人。据说孙中山只要一提胡景伊的名字就会切齿痛恨，在沪党人对他也都非常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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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交再好也得服从公义。熊克武从此便有意疏远胡景伊，说到蜀军时便语多敷衍。胡景伊察觉党人难以相容，才灰溜溜地离开上海，去了四川。
　　也算巧，当时重庆政府正不知如何才能打发滇军，而胡景伊因为与滇军将领有旧，便想聘他为顾问，以便与滇军进行谈判。
　　胡景伊是个热衷富贵不甘寂寞的人，尤其落魄之时，再小的官帽也是官帽，于是马上接了过来。
　　谈判结束，正待回重庆复命，却接到了尹昌衡的电召。
　　此时的尹昌衡正处于焦头烂额之中，急切地要找一个“诸葛军师”来辅助自己。胡景伊不仅是他的老师，在广西时还曾是他的上级，“学识优长，经验宏深”，各方面都绝对合格。
　　得知有这么好的去处在等着他，胡景伊连招呼都不给重庆方面打一个，就直接去了成都。
　　四川统一后，重庆虽被并入成都，但尹昌衡对重庆并不放心，因为那里的革命党人最为集中，即便变成地方，仍能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他任用胡景伊为重庆镇抚府总长，就是想利用这个老狐狸来镇住当地的革命党。
　　胡景伊初到上海时，本想与革命党拉关系，却遭到群起而攻之。等于阿Q要革命，“洋先生”却不准他革命，以致于“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都差一点被一笔勾销，由此因爱生恨，内心对革命党人恨得牙痒痒。
　　胡景伊星夜兼程赶到重庆，随他一起到任的，还有一个机关枪营。重庆党人虽多，但手上没有武装，只能唯命是众，胡景伊由此洋洋得意，不可一世。
　　有人对他说，某某党人乃海内奇杰，才堪大用，他从鼻子里哼一声：“什么奇杰，不过是能耍几个炸弹而已！”
　　要说最让胡景伊痛恨的，莫过于有“羞辱之恨”的熊克武和蜀军，偏偏他又听到消息，蜀军即将开赴重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威胁。
　　胡景伊需要找一个枪手来对付蜀军，阻其入川。
　　这个找到的枪手人称刘罗汉，乃原驻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的巡防军管带（相当于营长），拥有巡防军千余人，后经人游说宣布“反正”。
　　刘罗汉是熊克武所说的那种见风使舵者的典型，名义上与革命党人虽已是同志，其实骨子里还是敌人。他在万县不仅贪横不法，而且残杀党人，与胡景伊倒是实实足足的“同志”。
　　胡景伊向刘罗汉发去密函，让其对蜀军发起暗袭，但墙有缝，壁有耳，重庆本是党人据点，情报早就事先递到了熊克武手上。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一刀一个。1912年4月10日拂晓，熊克武先发制敌，在他的指挥下，蜀军在万县向巡防军发起进攻。
　　无论是人员质量还是武器质量，蜀军均非巡防军可比。尤其在近现代战争中，以炮的威慑力为最大，而巡防军的炮还是旧式的劈山炮，这玩意就是在半个世纪前的湘军时代都算落后了，哪里是新式山炮的对手。不到半天工夫，巡防军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刘罗汉本人也遭到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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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军的开场秀令胡景伊大为震恐，自此更把蜀军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1912年3月底，熊克武乘轮船由万县抵达重庆。甫至城下，他就得到党人捎来的情报，说胡景伊已在城头安放大炮，针对的就是蜀军。
　　半几，胡景伊果然派使登船，要求蜀军不得入城，只能驻扎江北县城。
　　如此苛酷待遇，分明就是要寻衅打架。熊克武很清楚，尹昌衡对胡景伊如此倚重信任，一旦打起来，就不是胡熊二人的矛盾，而将转化为蜀军与其他川军的战争。
　　老狐狸真够坏的，但我不会上你的当。
　　熊克武马上下令将部队开入江北，同时禁止普通士兵进入成都，官佐要去探视亲友，则一律换穿便衣，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冲突。
　　蜀军不仅枪械齐整，而且军官层多为刚走出军校大门的年轻人，没有小圈子，也没有人摆老资格。平时办公多采用圆桌形式，同事战友之间，相处有如手足，尽管也时有争吵，但吵过就算，谁也不会心存芥蒂。
　　蜀军内外皆修，让胡景伊没有任何漏洞可钻，大家只能这么互相对掐，直到胡景伊返回成都。
　　尹昌衡没有亏待胡景伊这个“老诸葛”。当时全国进行军制改革，尹昌衡也对川军进行了统一改编，共编五个师，胡景伊被任命为军团长，名义上可节制所有川军。
　　在整编仪式上，尹昌衡特地向全体军官宣布：“胡先生是我们四川军界的泰斗，在座诸位，哪一个不是胡先生教育过的？所以大家今后一定要按照军团长的命令行事。”
　　尹昌衡的这番话倒也不是空穴来风。除熊克武外的另外四个师长，都是武备学堂的学生，师长以下的旅团营长，武备学堂出来的就更多了，也就是说，武备生几乎控制了川军的各级领导权，由此形成了川军中的第一个派系：武备系。
　　胡景伊当了军团长，就不想再留在重庆跟熊克武干耗——不管尹昌衡怎样提高他的权威，军团长说穿了仍只是一个空名，也根本调遣不了以蜀军改编而成的第五师。
　　1912年6月10日，经胡景伊提议，重庆镇抚府被正式撤销。在胡景伊走后，蜀军才得以移驻重庆，这个革命党人的据点总算被保存下来。
　　胡景伊回成都，一半是在重庆呆不下去，一半是受尹昌衡相召，而尹昌衡召他回来，则是要与他商量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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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近代以来，英国多次派兵侵藏，达赖喇嘛起初曾选择进京，欲借助中央政府之力抵御英军，但在由印度回藏时，被英方笼络，态度又转向亲英。在达赖的影响下，川边巴塘、理塘一带土司发动暴乱，杀害了北京派去的驻藏帮办大臣。
　　清末奉旨出征的是赵尔丰，他不仅平定了暴乱，而且还在当地成功地实施了“改土归流”政策，即废除土司制度，重新设立行政机构。
　　赵尔丰能做到封疆大吏，西征是其最大功绩。接任乃兄的川督一职后，他仍在川边忙碌，直到保路运动爆发，在成都被赶下台。
　　即使削职为民，赵尔丰也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成都兵变后，整个省城损失异常惨重，甫任都督的尹昌衡得给方方面面一个交待才行。可是乱兵又不能追惩，否则谁拥戴你，剩下来就只有痛打落水狗，顺便借此立威。
　　赵尔丰的哥哥与尹昌衡有知遇之恩，然而政治这东西，实在管不了那许多，尹昌衡最终将已经下台的赵尔丰抓了起来，指称他是兵变的幕后元凶，予以斩首示众。
　　在出征川边的军事行动中，赵尔丰以文官而指挥若定，有擅战之名，乃至“藏人畏恨”，可是当时代的大潮汹涌而至，亦只能遭受灭顶厄运，甚至于比普通人更狼狈——尹昌衡杀他时，几乎跟杀一只豚犬没有任何区分。
　　不过他曾坐过的那张位置也决定了，谁坐上去，都得接受同样的使命，如今尹昌衡遇到的情况更为严重。
　　就在1912年6月，原本逃往印度躲避战乱的达赖，在英军的护送下又回到拉萨，“亲英反汉”卷图重来，并逾演逾烈。
　　赵尔丰被杀前后，不仅“改土归流”中途夭折，驻防军队也已大部内调，在防守上极其虚弱。叛乱后的藏军由此一路东进，不仅将驻藏川军予以分割包围，而且已经打到了巴塘、理塘，川边形势岌岌可危。
　　尹昌衡决心率大军出关西征。他把胡景伊叫到成都，是要再听听“老诸葛”的意见。
　　尹昌衡首先提到了赵尔丰：“此君经营川边六年，花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才取得那么一点成绩，要是我去的话，收获当不止于此。”
　　还是那种“尹氏风格”，目中无人，睥睨一切，但大敌当前，倒也颇有一番英雄气慨。
　　胡景伊对此极表赞同。
　　赵尔丰以出手狠辣，被川人称为“赵屠户”。胡景伊对尹昌衡说：“以你诛杀赵屠户的声威，叛乱的藏兵听了，定然是丧胆溃窜，荡平不成问题。”
　　尹昌衡闻言很是高兴，即向北京政府请缨西征。
　　1912年6月14日，北京政府复电同意，并任命尹昌衡为西征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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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8）


　　都督离境，本来留守责任要交给副都督，但尹昌衡对这个副都督不放心，怕他乘机夺权。想来想去，还是“老诸葛”更可靠，于是便在出发之前，任命胡景伊为护理都督（即代理都督）。
　　尹昌衡这边刚刚出兵，那边叛军就得到了消息。正如胡景伊所说，藏兵素来畏惧赵尔丰，而这个“尹长子”竟然能诛“赵屠户”于成都，自然是比赵尔丰又要可怕许多倍，心理上便未战先怯。
　　尹昌衡西征时一共带了八个团的川军，至多万余人，且是分路攻击，但叛军却传说他率兵十余万，结果畏之如虎，自个把自个给吓得够呛。
　　西征川军日行百余里，势如破竹，有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不到三个月，便收复了巴塘、理塘，原先被围困着的驻藏川军也一一得救。
　　尹昌衡控制住川边后，本拟一鼓作气，率军直趋拉萨，以彻底驱赶英人势力和影响，但这时北京政府发来电文，下令他停止进军。
　　西征军攻势之神速凌厉，大大出乎达赖意料之外，也惊动了对西藏久有觊觎之心的英国佬。
　　英国对“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严重抗议，声称如果西征军要继续前进，他们将拒绝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不仅如此，还会“助藏独立”。
　　袁世凯深知尹昌衡个性，接连来电十余道，要求他绝对不得越界一步。
　　尹昌衡出征，怀抱的是一种英雄情节。他曾经说过，如果让他生在汉朝，“烈不敢让关壮缪”，让他生在宋朝，“忠不敢让岳武穆”，那是绝对敢跟关羽、岳飞这类猛人豪杰一比高下的。
　　可是关羽、岳飞碰到的尴尬，也同样发生在尹昌衡身上。归根结底，他如今已是民国将领，再不是清末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毛头小伙，说造反就可以造反。这些电文犹如十二道金牌，足以捆住他的手脚。
　　另外一方面，兵马出征，离不开充足粮草，当年赵尔丰在前面打仗，朝廷让赵尔巽出任川督，就是为了从后面提供有力支援。袁世凯不光发金牌，还断粮饷，西征军要继续前进，只能落入粮械两绝的困境。
　　尹昌衡只得停下征尘，着力经略川边。在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基础上，他再进一步，用整整两年时间，将川边建成了辖三十二县的特区，为后来的西康（即川滇边区）建省打了下基础。
　　因西征之功，尹昌衡被另授以川边经略使，军衔晋为上将。这个年轻的川军将领从未改变自己的个性，照样傲，照样狂，可对于四川百姓来说，他毫无疑问就是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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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9）


　　这边尹昌衡正忙得不亦乐乎，他却意外得知，成都老家那边早已起了变化，有人鸠占雀巢，惦记起了他的交椅。
　　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可恶的斑鸠不是他提防过的副都督，恰恰正是他曾格外倚重和信任的胡景伊。
　　事实证明，胡景伊城府之深，远非性格粗略的尹昌衡所能及。他平时处处奉迎尹昌衡，出现在尹昌衡眼里的形象，也宛然就是一个干练持重的“老忠臣”，但其实他内心里一时一刻都没有断过“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
　　得知尹昌衡有意亲自西征，胡景伊马上秘密约见各报社记者，要他们尽量鼓吹西征，以此通过舆论把尹昌衡架上西征的马车，让其即便后悔也找不到退路。
　　和尚一离开庙便不灵了，这就叫调虎离山，
　　在送尹昌衡出征时，胡景伊表现得完全和那个白帝城被托孤的孔明一样。他信誓旦旦地告诉尹昌衡：你只管打仗，后方有我护理着，尽管放一百个心。等你功成回师，都督一职还是原物奉还。
　　话犹在耳，已经挖起了少主人的墙角。
　　尹昌衡有胆量有威望，也有能力，仿佛刘备，而不是刘备的儿子阿斗，要挖他的墙角，非得找个强有力的后台不可。
　　这个后台，便是北京的袁世凯。
　　胡景伊与袁世凯以前没有渊源，要拉关系，必须靠“跑步前进”。为此，他专门派驻了驻京代表，每个月仅活动经费就超过一万元，终于与袁世凯身边的亲信陈宦达上了线，并通过这条门路，成功地“投身”于袁氏门下。
　　做小弟的，必须要知道大哥的喜好。有了北京的眼线，胡景伊很快就掌握了袁世凯的好恶。
　　其时同盟会与其它几个小党已合并组成国民党，意欲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政治理想，袁世凯最不喜欢的就是国民党。
　　对以前的革命党人，袁世凯还只是鄙视，认为不过是一群披着现代外衣的梁山盗贼，等国民党成立，鄙视很快就转变成了讨厌和厌恶，因为国民党显见得已对他的宝座形成了威胁。
　　获知这个秘密，胡景伊几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尹昌衡走后，成都实行军民分治，胡景伊代理军权，原先的副都督则掌民政权。胡景伊连民政权也想抓在自己手里，而他踢对方出局的武器就是告诉袁世凯，那个副都督是国民党员。
　　袁世凯随即来了份电报，把副都督调到北京，其民政长一职也由胡景伊一手兼掉。
　　在独揽四川军政大权后，胡景伊又加紧拉拢各师师长，以孤立尹昌衡。
　　尹昌衡不是聋子瞎子，虽然身在川边，但也会有人向他报告成都方面的情况，他一听就急了。
　　以为胡景伊是“老诸葛”，原来对方却是司马懿，托孤的结果，是连孩子都要让这老小子给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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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0）


　　尹昌衡赶快从川边赶回成都，要找胡景伊索回都督方印。
　　听说尹昌衡回来了，胡景伊先是躲进城外的寺庙，拒不露面。在舆论的压力下，实在藏不住，才不得不出来与尹昌衡谈了一下，表示愿意奉还川政，不过他说要电呈袁世凯批准才行。
　　之后胡景伊没有食言，三次去电北京，请求让尹昌衡复任都督。
　　尹昌衡以为这下总可以官复原职了，因为所谓批准，向来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孰不料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袁世凯回电，不是批准，而是申斥，对尹昌衡的申斥，说你不好好地在川边呆着，跑成都来干什么。
　　素来咬人的狗不露齿，若比玩阴的，尹昌衡哪里是胡景伊的对手。就在胡景伊答应归还川政的同时，他给他的驻京代表发去一份密电，无中生有地说尹昌衡是国民党员，“如果回任，对大总统是不利的”。
　　驻京代表通过关系，将这份密电交给陈宦，陈宦又转呈袁世凯，袁世凯一听尹昌衡竟然是国民党员，马上决定弃尹保胡。
　　袁世凯的电令一到，北京政府的态度昭然若揭，众人马上面临着一个如何站队的问题。除了一部分国民党员仍坚持“迎尹倒胡”外，其余大部分人都跑到了胡景伊身后，就连原来拥护尹昌衡的几个师长也见风转舵，转入胡景伊阵营。
　　尹昌衡眼见大势已去，只好返回川边。袁世凯随后便正式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川边都督）。
　　这个等同于降职的任命，对尹昌衡造成了很大打击。他尚未得志时就有轻狂一面，常称“酒不丧行，色不害德”，悲愤交集下，更开始假酒色宴乐以自遣。
　　民国小报对八卦新闻的态度是一个都不放过。于是各大报纸上都出现了尹昌衡赴藏，“日征蛮女有姿者充下陈”的花边新闻。有些无聊文人更添油加醋，连篇累牍地考证，说什么西藏“蛮女”久负艳名——所谓“小蛮”就是由此而来，难怪尹都督会乐不思蜀，把川边这个“藤峡棘穴之所”当成温柔乡了。
　　还有人则装作道貌岸然的样子，指责尹昌衡是只听新人笑，哪管旧人哭，连家里的老婆孩子都不管了，你还是人吗？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当这些八卦小报被放到袁世凯桌上时，他得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感受。
　　尹昌衡若果真沉湎酒色也就罢了，然而很明显不是这样。
　　袁世凯本身是个强人，他也知道强人有多么难以驾驭：尹昌衡如此了得，一旦生出反意，可太难办了。
　　袁世凯的隐密心思，就连报界都瞧出了端倪，一家四川报纸这样报道：“袁大总统每提及尹昌衡，总是紧张，提到胡景伊，他就放心了。”
　　为了让自己和胡景伊都从此不紧张，袁世凯把尹昌衡从川边骗到北京。不久就将他逮捕入狱，一度要问成死罪，但幸运的是，尹昌衡已位居上将，而按照规定，审判上将必须由上将组成的军法庭进行会审。
　　这些上将并非都一味听任袁世凯摆布，因此彼此意见不一，拖了半年多后，才给尹昌衡定了一些罪名，其中杀赵尔丰即为其一。
　　尹昌衡被判刑九年，这个曾有功于社稷的年轻人从此失去了自由。
　　几年后，袁世凯病死，尹昌衡被特赦后提前释放出狱，他那时也才三十出点头的年纪，但却选择了归隐闲居。
　　尹昌衡的前半生叱咤风云，然而他后半生留下的几乎全是一篇篇诗文。在这些诗文中，已不再有狂傲不羁的影子，而多为对战乱年代“极目生愁云”似的嗟叹。
　　只有一篇与军事有关，这就是《西征记略》。终其一生，西征川边，始终是最让他自豪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