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宫闹鬼——揭秘明代宫廷秘史----皇帝不称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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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第一个孩子懿文太子朱标，生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的九月，即他的干舅舅郭天叙第二次进攻集庆路，兵败命陨的12天前。那时郭部刚刚渡江，战事异常紧急，郭军在江南的桥头堡太平路（太平府，治今安徽当涂）遭到元军水陆两路夹击，长江上的退路也被截断了。
　　在如此危急的环境下，朱元璋坚持了大生产运动，长子朱标一生，随后几年里，次子朱樉（1356）、三子朱棡（1358）、四子朱棣（1360）、五子朱橚（1361）、六子朱桢（1364）、七子朱榑（1364）相继出世。这是出生在明朝建国前的7个儿子。
　　渡江前后，朱元璋开始独立握兵。在亲生子没长成前，他主要依赖收养义子维系和加强对部队的控制。收养子女，如前如云，在元末群雄中蔚为风气，各有妙用。朱元璋收没收过养女，无据可查，但他的养子则非常之多，达20多人，如保儿（李文忠）、驴儿（朱文正）、周舍（沐英）、道舍、柴舍、马儿、金刚奴、王驸马、也先、买驴、真童、泼儿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朱元璋兵势的逐渐扩大。
　　保儿、马儿、驴儿等，都是养子的小名，朱元璋还为他们取了大名，一概随他姓朱，以“文”字行辈，如沐英复名之前叫朱文英。养子们是朱元璋最为贴己的亲信，在军中相当于朱元璋的“亲身”，比徐达、常遇春等亲信心腹更近一层。养子到，即朱元帅本人到，养子们是活的尚方宝剑，他们常常被朱元璋派到军中，作为将领的副手，实际上担任着监军的任务。
　　当然，养子毕竟只是一种“类血缘”或“超血缘”的关系，是他在亲生儿子长成前借以控制军权的过渡措施。在诸多养子中，朱元璋前期最依赖侄子朱文正，后期是外甥李文忠。
　　朱家叔侄年纪相仿，从小还是玩伴，他到滁州来投奔朱元璋时，已是20出头的小伙子（李文忠于同年稍晚来投，但年仅16岁。有一说，说他只有14岁，是不对的）。在他的堂弟们长成之前，他是朱氏下一代中唯一可以依赖的骨血。为了让他握有军权（实际上是朱元璋自己间接掌控军事大权的一种形式），朱元璋特地强拆了原先的最高军事统帅机构“行枢密院”，改设大都督府，将元功宿将都调往新设立的“行中书省”（行政机构），而令年轻又缺失经验，资历亦浅的朱文正出任大都督，仿佛便是“天下兵马大元帅”了。明代任大都督一职者，唯朱文正一人。即便后来皇外甥李文忠掌管都督府，也只是任“提调都督府”的差使，而不再居“大都督”这样高的名义了。
　　朱文正作为“朱家军”最为嫡系的核心人物，知道自己前程远大，最初也很用心追求上进。他在婺州猎得一会作诗的美女，自己不用，先拿来孝敬其叔。可能是方法不够婉曲巧妙，冲犯了要面子的朱元璋，可怜一个美女无辜殒命。朱文正不止用这种方式讨取叔父的欢心，他作战勇猛，踏踏实实地为朱家打天下呢。朱文正奉命镇守的南昌，位于朱、陈（友谅）二雄激烈争夺的前沿，他曾在数十万汉军的猛烈围攻下，坚守危城80余日，为鄱阳湖一战最终击败陈友谅做出至关重要的贡献。朱元璋曾问他想做什么官？他回答得很妙：“叔父将来成就大业，侄儿何愁不富贵？爵赏应先众人而后授私亲。”假如朱文正的下场不是那样败兴，这简直是可以传诸千古的一句名言。不知是哪位幕僚教的。显然朱文正在做了方面主帅后，幕下已积聚了一些人才。
　　随着朱元璋连续生下儿子，朱文正由亲渐疏，地位发生微妙的变化，原先过高的期望渐渐化作泡影。朱文正又不是一个懂得韬晦隐忍的智者（如果把他派去进修一段忍术，或许大有不同），加上性格刚愎直鲁，心中有怨怼，就忍不住要说些怪话，甚至对叔父口出怨言。
　　朱元璋当然无法容忍朱文正的悖逆，给他加了许多罪状，亲自赶到南昌把其抓起来，最后痛下毒手。朱元璋对这位侄子怀有很深的成见。后来他训斥文正之子靖江王朱守谦时，总不忘把朱文正过往的罪戾，如数家珍，一桩一件地列出来。如说朱文正守江西时，“恣意放纵，视人如草木，作孽无休，其不仁者甚。夺人之妻，杀人之夫，灭人之子，害人之父，强取人财”；又骂他“不听朕教，累恶不知改，务在寅昏，出入同游者，皆是无籍小人，所游处不过强淫人妻女，强取人财物”。他还对侄孙说：你不要不信，你回去问你奶奶（即朱文正之母，朱元璋的大嫂王氏），你郡主妹妹的娘到哪里去了？告诉你吧，你妹妹的娘，就是你爹抢来的别人的老婆！那女人已经被俺收拾啦！——以上皆出朱元璋亲口，载录于《太祖皇帝钦录》里。
　　这都是20年前的往事了，朱元璋的言语中毫无怜惜，愤愤不平犹然未消，足见他对朱文正是异常恼火的，死了这么多年，想起来还要多骂几声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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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诸王身世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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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的长子朱标，生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九月五日，实录称其为“孝慈（马）皇后所出也”。《明史?兴宗孝康皇帝传》补充了一点细节，说朱标出生在太平府富民陈迪的家里，其根据可能来自毛奇龄的《胜朝彤史拾遗记》。
　　毛奇龄参与过《明史》的修纂，《明史》的编写班子用抓阄来分配任务，毛奇龄抓到《后妃传》的一部分。毛奇龄在起草传文时发现，关于明代后妃的记载非常之少，一般只是些册封时间以及死亡祭葬等礼节，“而他无所有”。这也是啊，除了我们今天了无忌惮，古人谁敢把“宫闱秘史”写成畅销书？东厂、锦衣卫一来抓，就是妖书、诅咒啊！所以古代妃嫔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就寝，哪个较勤快，哪个很懒惰，一个老公怎么分配？等等，皆不可知。今人写《甄嬛传》之类的作品，只好凭半分事实，九点五分想象了。
　　毛奇龄的办法是，以实录为本，同时“取外史所记与实录稍不符者，草成应之”。所谓“外史”，是相对于官修的正史、国史而言的，即稗官野史笔记等私家著述。说白了，就是多采野史的材料。野史就比较丰富了，如实录只记载了朱标的生年及月日，而《彤史拾遗记》就写到了朱标出生前后的一些具体情况。
　　它说朱元璋率部渡江时，将士家属与辎重都留在和州，是轻装飞渡。马皇后担心水路随时会断绝，她没有同朱元璋商量，果断地率领部分妇孺渡过长江。此时她已经身怀六甲，渡江后，就在繁昌富户陈迪家生下长子朱标。而不出她预料，元将阿鲁灰、蛮子海牙随即截断姑孰口，袭据采石矶，民兵帅陈埜先属下水军康茂才部亦巡行江上，江之左右遂“道中梗”。经过多次激烈的争夺，直到次年二月，击败戍守采石、天宁洲的康茂才，江路才恢复畅通，郭部将士妻子及辎重得以全部渡江。
　　从以上记载来判断，马皇后只是率领朱家嫡系“老营”渡江，郭部其他将领的家属，恐怕未易托付给她。因为自郭子兴死后，郭家军虽然没有解散，但各部互不相下，差不多都自行其事了。
　　繁昌为太平路（太平府）属县，陈迪是该县富户。关于陈迪，实录仅记一事，说他在朱元璋渡江占领太平路之后，曾有进献金帛之举。马皇后在他家生子，倒不是没有可能。
　　马皇后于戎马倥偬之中生下皇长子朱标，在接下来的6年里，又接连生下4个儿子和宁国、安庆2位公主（一些书想当然地说马皇后不能生育，是因为不知道她还有2个女儿）。在明代的官书和一般人的认识里，马皇后诞育了最长的5个皇子，即长子朱标、次子秦王樉、三子晋王?、四子燕王棣和第五子周王橚。他们是朱元璋的嫡子，其他皆为妾侍（妃嫔）所出，都是庶子。在古代，由于涉及到继承权问题，嫡庶的界限是非常鲜明，甚至是不可跨越的。这不单是中国的国情，在西方也一样，在嫡庶、长幼的关系上，法律有明确的约定。中、西方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家族的一切利益均向“嫡”和“长”倾斜。所以在西方近代史上，大批出身贵族，却没有继承权的次子们，都跑到海外殖民发财去了。在这方面，中国不如西方之严，次子及庶子们都可以从上辈积累的财产中分一瓢羹，使大家族愈分愈小，很难积聚起巨大的财产。这种继承制度，对中西方历史的进程，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话说朱元璋很照顾孩子们的继承权，不仅要保证他们能分到一瓢羹，还要管饱。所以他生了那么多儿子，全部封王，而且王的儿子也都是王（长子为亲王，余子为郡王）。这样蛋生鸡，鸡生蛋，明朝的亲王数经常性地保持在五、六十人之间，而郡王则过了百人，郡王以下的将军（镇国、辅国、奉国将军）、中尉（镇国、辅国、奉国中尉，同将军一样，都是专封宗室的）则成千上万，不计其数。山西有一位宁化王，这位朱，比猪还能生，居然生了100个儿子，除了长子继承藩王之位，其他99位，全封为镇国将军。在理论上，只要是“猪窝”里爬出来的，不管他的血缘与皇室有多远，最次也能捞到一顶奉国中尉的帽子，从而领取相应的俸禄（之所以说理论如此，是因为到明代后期，大量“贫宗”无法支付请封、请名的相关费用，终身无封，甚至没有赐名）。朱元璋的做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充分暴露了他的自私与颟顸。
　　朱元璋这么做，并不仅仅出自舔犊情深，他利用手中巨大的权力，试图依靠这种可笑而荒唐的分封制度，去攫取、控制全国的军事和经济大权，使天下亿兆之民都来奉我朱姓一家。朱元璋在儿子们稍稍长成（一般都在16、7岁），就把他们派到各地为王，这些迅速繁衍的藩府，相当于在全国各地建立的据点和碉堡，他们的任务是共同“藩屏王室”，维护朱家天子的宝位。
　　各位看官，扯一句闲话。古今中外的政府，不管它是君主制、民主制，抑或寡头政治，都不过收百姓之税，理百姓之事，敌人来了，派兵迎战，大水发了，派民夫去筑坝围拦，你来打官司，他来主持一个公道……这都是行其当行之事，只看他收税多，还是办事多，亦或只收税，不办事，还专门害民。哪里扯得上爱国爱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什么一定要往“为人民做奉献”上靠？又何必庸人自扰，喜欢听人唱什么进而忧国，退而忧民的高调？好像大家都忧郁症发作似的。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靠这些概念和模版竖起来的模型和偶像太多了！朱元璋杀人，过去不是有人说他打击地主，澄清吏治，保护民生吗？这些词儿，都不过是些帽子，我们中国人好像都是做帽子的出身，习惯给别人戴帽子。比如我写个贴文，不过是我自己做作家的奋斗，却有好心的朋友，说我写正史，是为了反击网上的胡编乱造，“想对历史多点正说，少点戏说”。各位，这又是一顶帽子！虽然好看，恕我不敢收。
　　我们读史，不如就像我们观察、议论身边的芸芸众生，把这些人物只当个“人”来看，剖其血肉，察其肺腑，多了解一些他的欲望，看他是控制自己的欲望，还是令其欲望恣肆如汪洋？千万不要像个孩子，见人家循套儿写了一首忧思的歌，就以为他有着深沉的对人民的爱，对其大唱赞歌。你要如此，我也只好无如之何，但我肚子里会喝一句：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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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嘉靖、万历时期的著名学者王世贞，熟知典故，他曾编过本朝诸王表，采取的仍是懿文太子朱标及秦、晋、燕、周四王为马皇后所生嫡子说，本文称之为“正说”（当然，正说未必就是正确的）。但细心的王世贞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已发现有异说，他看见《皇明世系》一书，该书称朱棣与周王朱橚为马皇后所生，而懿文太子、秦王、晋王为诸妃生。此一说王世贞已无法考证其是或非，只能备书存疑。
　　另外还有一位与王世贞同时期的人，名叫郎瑛，在他写的《七修类稿》里，也提到自己看到过一种“鲁府玉牒”，其中也说马皇后只生朱棣与周王橚。
　　“鲁府玉牒”应是鲁王府所藏玉牒，即皇室家谱。《皇明世系》一书作者不详，现在也已失佚，该书既然称“世系”，当然也是一部记老朱家家世谱系的书。
　　明代人称皇室家谱，一般径称玉牒，由宗人府根据历年档案，若干年重修一次。而今天我们看到的玉牒，名为《天潢玉牒》。该书奇怪的是，它用了最大的篇幅来讲朱元璋起家、建国的历史，仿佛明太祖的传记，只在文末附记了朱家的不完整世系，比如没有记载太祖的妃嫔、公主及其所出，也没有记载太祖的孙辈、重孙辈的龙子龙孙们（在《明太祖实录》里，对朱元璋孙辈的出世，都是有记载的）。对于此书，经学者考证，认为成书于永乐初年（称朱棣为“今上”），作者是永乐初的阁臣解缙（该书的5个版本中，有一个写明其作者是解缙）。对于其真实性，没有人表示怀疑。我也搞不清它是真是假，只是觉得较为可疑，它看起来不像一部玉牒，更像是《孝陵神功圣德碑》的文字版。
　　《天潢玉牒》今存本不少，如《国朝典故》《纪录汇编》等丛书均收有收录。但在朱元璋头5个儿子的身世上，记载并不一致。一者如明人邓士龙辑《国朝典故》本所载，为便于读者阅读，我对原本稍作处理——

　　皇子24人，第四子今上（朱棣）、第五子周王，马后所生也。
　　长懿文太子、第二子秦愍王、第三子晋恭王，诸母所生也。
　　第六子楚王、第七子齐王、第八子除名潭王、第九子鲁荒王、第十子蜀王、第十二子代王、第十八子谷王、第二十二子唐王、第二十三子郢王、第二十四子伊王，皇妃所生也。
　　第十一子湘献王、第十三子肃王、第十九子韩王、第二十子沈王，皇贵嫔所生也。
　　第十四子辽王、第十五子庆王、第十七子岷王，皇贵人所生也。
　　第十六子宁王、第二十一子安王，皇美人所生也。

　　这本《天潢玉牒》说马皇后只生了老四燕王、老五周王，唯有这哥俩是嫡子，而老大懿文太子及老二秦王、老三晋王，都是“诸母所生也”，也就是庶子了。
　　其他王子则为皇妃、皇贵嫔、皇贵人、皇美人所生，记载相当简略。与《皇明世系》与“鲁府玉牒”同。此本的一个疑点在于，它说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为“诸母所生”，为什么把这三位单列出来，难道下列皇妃、皇贵嫔等不都是“诸母”（即妾、庶母）吗？其中似有蹊跷。
　　关于朱元璋诸子的身世，一共有4种异说，以上是其中第一种，即马皇后生朱棣及周王，其他诸王皆为庶子。见《天潢玉牒》之一种，及《皇明世系》、“鲁府玉牒”。
　　此说最骇人耳目之处在于，一向根红苗正的懿文太子朱标竟然不是嫡子，非马后所生！但众所周知，朱元璋在“祖制”里明确提出嫡长子继承制，朱标作为皇长子，先被立为吴王世子，在开国之年即被立为皇太子，二十五年间，其地位从未动摇，即便他在洪武二十五年去世后，朱元璋也没有从其众多的儿子中另择继承人，而是册封朱标的嫡子，亦即嫡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朱标嫡子的身份甚明。假如只有朱棣、朱橚为嫡子，朱元璋怎么会公然违背己说，立庶子为储君呢？这两位都生于朱标被立为世子，即确立其继承人地位之前。况且实录还吹牛说，朱元璋夫妇是那么喜欢第四子朱棣，要是朱棣才是嫡长子，立他为嗣，不是顺理成章的吗？此说太不通，难以使人信服。
　　《天潢玉牒》的另外一种本子，其记载与实录相同，持“正说”，即朱元璋的头5个儿子，都是“高后所生也”。
　　一本书，何以会出现正、异两种不同的说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异说本”《天潢玉牒》“纪懿文太子为诸妃所生，而高皇后所生者只成祖及周王二人，与史不合，盖当时谀妄之词，不足据为实录者矣”。清代学者也不取此说，认为出自编者（即解缙）的谀词，是不可信的，所以《明史》的立场是持“正说”。清人夏燮在《明通鉴义例》中也说，“异说本”玉牒是解缙“欲取媚”朱棣而擅自编造的。
　　因为解缙还担任二修本《明太祖实录》的总裁官，人们怀疑此说可能也采入了《太祖实录》。第一稿《太祖实录》是建文朝修的，指斥燕王为逆党。朱棣自然不满，即位后立即下令重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监修官竟然是率兵“征燕”失败的大帅李景隆！但“监修”一般只挂名，具体负责的还是总裁、纂修等官。这一稿修改完毕上呈后，没见皇上有何反应，突然在9年之后，下旨重修，理由是监修官李景隆、茹瑺（忠诚伯）“心术不正，编辑不精”。所谓心术，只能是关于靖难之役的，可能是实录里留下了对朱棣不利的证据。
　　有一种说法，称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说解缙任意篡改世系，把懿文太子说成庶出，这太过骇目，他这么做，就是故意给皇上的身世留下罅隙，以此来激朱棣之怒。朱棣果然盛怒，解缙失宠被杀，可能与他修史时自作聪明有关，也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朱棣被人提醒后，恍然大悟，于是命再次修改实录，复又承认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是马皇后亲生的了。这就是今日所见之《太祖实录》的“正说”记载了。《天潢玉牒》也重修做了修订。然而几年间，《玉牒》已经多有颁赐和流传（如鲁王府所藏），抄不尽抄，这便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记载，使朱棣改窜身世的秘密露出了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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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诸王身世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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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文）解缙将众所周知的嫡嗣储君懿文太子降为庶出，而把今上皇帝朱棣定为嫡子时，为何一定要拉上一位周王朱橚呢？在第一种异说里，唯称燕、周二王是嫡出，余皆为庶出。
　　奇怪之处在于，这位周王爷不是嫡子，不仅证据确凿，而且名声很大。说起此事，还与孙贵妃有关。
　　孙贵妃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马皇后，洪武三年即封贵妃，“位众妃之上”。但天不假年，她只活到洪武七年九月就死了，年才三十有二。对于爱妃的死，朱元璋满心悲痛，追封她为“成穆贵妃”。按理，妃谥只应一字，“成穆”二字是逾礼的。朱元璋还做出一个创新性的举动，因为孙贵妃没有儿子（但生有3个女儿），他就命第五子朱橚“行慈母服三年”（为慈母服孝三年，三年丧期名曰“斩衰”，礼最重），东宫及诸王“皆期”（“期”为一年，指服丧一年）。
　　过去的人家，妻妾多，对孩子们就有嫡母、庶母与生母之别。嫡母是这家主人的正妻，即爸爸明媒正娶的大老婆（对皇帝就是皇后）。庶母是他的妾、小老婆，说好听点，也称侧室、次夫人（对皇家而言，就是众妃嫔）。生母是孩子的生身之母，她可能是妾，也可能连妾都不是，比如老爷在柴房里欺负的一位丫鬟，便宜被占了，孩子也生了，可始终没名没分。
　　在这个大家庭里，嫡母身份最重，然而这只是宗法制度确立的地位，嫡母有没有威严，到底靠一家之主的老爷说话。有的老爷喜欢在外面偷吃，不顾家；或者在家里偏心眼，溺爱妾侍，夜夜只往厢房里钻，把原配晾在一边，这位嫡母就只有干着急，说话没有分量。但嫡母的财产权和宗法权，是得到法律保障的（尤其是在老公死后）：只有嫡母才能进祠堂；老公做了大官，什么孺人、安人，乃至一品夫人的桂冠，只有嫡母才有资格戴；嫡母所生的孩子，在家族中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所以嫡母的好处，往往体现在老公死后；而狐媚小妾的好处，常只在老公生前，老公一死，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就岌岌可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如果没生孩子，甚至可能被家里女主人“找媒婆领了，发卖出去”。这样的故事，在“三言二拍”里不为少见。如果用我们今天熟悉的词来比喻，那就是：嫡母是单位的正式工，庶母的合同工，生母（无名份者）是零时小工。
　　朝廷是万民的表率，宫廷所执之礼，对于天下百姓具有表率作用。朱元璋发动所有的皇子，包括作为嫡子和储君的皇太子朱标，一起来为庶母孙贵妃服丧，即“众子为庶母期（所有儿子共为庶母服一年之丧）”，这是前无古人、于礼无据的创例，是“哀礼”的创新——有之，自孙贵妃始。
　　老五朱橚当时的封号是吴王，后来才改称周王。他要为孙贵妃“行慈母服三年”，也就是为贵妃守孝三年。
　　何谓“慈母”？《仪礼》有释，先录原文，再做解读：
　　“《传》曰：慈母者何也？《传》曰：妾之无子者，妾子之无母者。父命妾曰：‘女（汝）以为子。’命子曰：‘女（汝）以为母。’若是，则上养之，终其生如母，死丧之三年如母，贵父之命也。”
　　这段话意思较为浅近，说一位妾没有儿子，一个妾生的儿子失去了母亲，作为家长的父亲就分别对他们说：“让他给你做儿子吧。你就认她作母亲吧。”两下一撮合，本不相干的庶母（父之妾），就成了慈母（即养母），妾生的儿子（庶子）要以母事之，死了还要守三年之丧。为什么要为慈母“服三年”，行最重的斩衰之礼呢？这是“贵父之命也”，因为父亲老大人就是这么安排的！——您看，古礼的着落点，往往在男权主义之上。
　　这不单是附会“三礼”之一的《仪礼》的解释，朱元璋为了证明他理论的正确性，敕令儒臣编了一本书，名为《孝慈录》。这本书里明明白白记着：“子为慈母，谓母卒，父命他妾养己者。”说明孙贵妃在生前就与老五朱橚结了个对子，成为养母子关系，而不是孙贵妃突然死了，无孝子领衔哭丧，临时拉个皇子来充数。孙贵妃是“妾之无子者”，而周王正是“妾子之无母者”。换言之，周王绝非马皇后之嫡子，他不过是个没人疼的孩子，幸而得孙贵妃照顾了几年，不幸孙贵妃也死了。
　　这从情理上也说得开。洪武七年时，马皇后还没有死，嫡母之子怎么可能降为庶子，给侧室去当孝子呢？还要“主丧事”，服三年之孝，就像过继出去一般。照常理，朱元璋要为孙贵妃择嗣，定然要从诸子中择一孤苦伶仃且俊美乖巧的孩子，怎会去夺马后所生之嫡子？他老婆那么多，孩子也多，完全不必去损害嫡子的利益。况且马皇后活得好好的，凭什么送一个儿子给别人去养？
　　在传统社会，嫡庶界限森若壁垒，嫡子出继给庶母，可不是小可之事。服三年丧又是件极苦的差事，不仅苦（饮食穿着及婚嫁等事都会受影响，比如性生活、穿花衣服、吃大鱼大肉，都不行，结婚也得等一等），还须摔孝子盆儿，尽哀大哭，九叩八跪，呼天抢地，若其生母尚健在，瞧在眼里，真是尴尬得要死，大呼晦气。朱橚又不是一般小孩子，他在洪武三年封王，洪武七年时已经16岁了，虽然父命如宙斯之雷霆，不敢不从，但让尊贵的小王爷没来由地去淘这等晦气，让他心不满情不愿，也不是老父亲的本意呀。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朱橚这苦孩子早已认孙贵妃为“慈母”。《国朝献征录?周王传》就记载道：“周定王橚，秦、晋二王皆高皇后子。周王育于孙贵妃。妃卒，服以慈母斩衰三年，主丧事。”传记说“周王育于孙贵妃”，应是实情。至于说他是马后的儿子，这是沿习官方的说辞，则不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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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诸王身世之谜

　　上接24，前文写到：在诸皇子身世的第一种“异说”里，唯把四子燕王朱棣与五子周王朱橚并在一起，合称嫡子，而将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这三位哥哥从嫡子的行列中开除出去。但奇怪的是，周王认孙贵妃为慈母，在贵妃死后还替她服三年之丧，他明明是庶子，而且是名气很大的庶子，朱棣若是冒嫡，拉这样一位人物来作伴儿，岂不是很愚蠢吗？有人推测，朱棣因与朱橚同母，他拉上朱橚，实在是不得已之举。
　　总之，我们从皇第五子周王朱橚为孙贵妃服三年之丧这件事，可做出如下判断：
　　第一，周王小小年纪，已失其祜，她的生母应该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自己从未对生母行孝，而慈母（即养母）豢养有恩，所以令他当孝子，一则知生母情，一则报养母恩；
　　第二，如果周、燕二王同母，那么燕王也是很小就失去了生母，此小子亦必养于某宫，周王既养于“位众妃上”的孙贵妃，则年长些的燕王养于马皇后，应该也有可能。明末人张岱即认为燕王是庶妃之子，至于如何变成马后嫡子的，他断言道：
　　“成祖（朱棣）生，孝慈皇后妊为己子，事甚秘。”（笔者注：凡有引文，下面都会用白话文作解释）
　　“妊”指怀孕，意思是说朱家老四要生了，马皇后先装起大肚子，待孩子生下来，就当做自己身上滚下来的肉，仿佛是狸猫换太子故事的重演。但既然“事甚秘”，张先生如何得知？不过也是猜测之辞罢了。他大概意思是说，朱棣是一般宫人之子，被马后收养长大的。
　　周王朱橚为庶母服丧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还出了书，所以内外都知道周王是庶子。明末清初人李清说：“从太祖让周王给养母孙贵妃服斩衰三年之丧来看，周王应该就是孙妃所生。”他怀疑周王就是孙贵妃的亲生儿子。不管怎样，周王应该是庶出，这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天潢玉牒》等书将“今上”与周王绑在一起，到底有何好处？假如朱棣是冒嫡，那么他与庶出的周王认亲兄弟，对他相当不利。如果说解缙是为了献谀，故意贬低懿文太子的身份（由嫡子贬为庶子），这好理解；但是何以连已经去世的二兄、三兄秦晋二王也一并贬斥，都说成是庶出？又为何独爱周王，一定要将他与“今上”一起抬举为嫡子？有学者解释说，燕、周同母，朱棣咬定自己是嫡出，只好强扯了周王，一道改换门庭，投到马皇后的膝下。吴晗先生《明成祖生母记疑》一文即持此说，但是他所举燕、周同母的证据存在硬伤，已为学者辨明，实为对史料的误读。
　　这种怀疑貌似有理，其实经不起推敲：周王扮孝子的事，是写进了《孝慈录》、《太祖实录》的，不单掌管礼仪的官员，一般内外朝官都知道，不单朝官，宫廷内外谁人不晓？就是一班皇子，也都为周王的慈母服过一年丧，在丧礼期间，老五兄弟周王还是众王子的楷模，如依今日的情势，还要发动全国人民一起来向周王学习，或请周王上电视讲话呢。这么一位身世奇特的大名人，朱棣拉他一起来“升天”，突然摇身一变，孙贵妃的孝子变成为马皇后的嫡子，败露起来，岂不更快？此诚不可解也！
　　傅斯年先生曾见一抄本，所记皆明代笔记，其中一条说其作者与周王府中人相熟，府中传说，成祖与周王同母，皆非马后所出。故建文帝削藩时，周王受责最重，而燕王自感不安者愈深。及燕王战胜入京，与周王相持痛哭。其后周王骄侈，终为保全，恩泽所及亦最重。如果傅先生所记无误，则在明代时，燕、周二王同母而皆非马皇后之子的说法已有较广的流传。从实录来看，燕王即位后，对周王独厚，是有目共睹的。但对周王好一点，并不一定能证明他们就是亲兄弟，这只是“合理”的推测，而非笃实的证据，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弄清楚。
　　以上为诸王身世“异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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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异说，谓朱棣为达妃子。
　　史家王世贞《二史考》引《革除遗事》说：“懿文、秦、晋、周王为高皇后生，而太宗（朱棣）为达妃子。”
　　“达”，在明代主要指漠北蒙古人（分裂后为鞑靼、瓦剌与兀良哈三部），如达官、达虏等。朱元璋有一妃叫达定妃，该妃姓达，妃号为定，生第七子齐王与第八子潭王。《革除遗事》所说的达妃，显然不是达定妃，而是指一位鞑靼人妃子。
　　此说与5子皆嫡的“正说”正好相反，唯将朱棣从5位嫡子中开除出去，还非常不客气地说他是“达妃子”，很有些“非我族类”之意。
　　《革除遗事》记建文朝史事，其基调是同情建文君臣，故此说存在刻意贬低篡逆者的可能。但该书也不是无中生有，在明代中后期，关于成祖朱棣之母为达达人的传说，已经流布甚广（该书作者黄佐主要生活在嘉靖年间），甚至在蒙地都有流传（见下文），该说只是其中一个变种而已，且未指明这位“达妃”姓甚名谁。
　　然而，大致在这一时期，达妃开始有了具体的姓氏，但仍不统一，有碽氏、洪吉喇氏及甕氏等多说。其中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影响最大。上世纪30年代，傅斯年先生作《明成祖生母记疑》一文，引发了关于明太祖诸子身世的大讨论，吸引了好几位史学大家的参与（傅先生、吴晗、朱希祖、李晋华，还包括频频提供材料的陈寅恪、孟森等先生）。多数参与者均认为（除了朱希祖先生坚持“正说”），明成祖朱棣的生母不可能是马皇后，应定为碽妃。
　　来历不明的碽妃，突然一下成了明成祖的生母，顿时名声大噪。朱棣为高后马氏之子，本无甚异议——“反此说之记载，大致皆原于明《南京太常寺志》”。这位碽妃就像孙悟空一样，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这颗石头便是明朝末年出现的《南京太常寺志》一书。
　　太常寺是掌握祭祀的衙门，南、北二京都有太常寺机构，南京太常寺负责南京内府及孝陵、懿文太子陵等数处祭祀礼仪。“志”书，是记职掌及沿革之书。《南京太常寺志》不止一部，《四库全书》载入“存目”（指存其书名而不收其书）的，是在嘉靖朝任南京太常寺卿的汪宗元所辑13卷本。一些作者误以为记载碽妃的就是这部书。其实不然，抛出成祖身世惊人内幕的，是沈若霖所著40卷本《南京太常寺志》，该书成于天启三年（1623），今已佚失。
　　该书在明末引起人们的重视，主要因为它记载了明成祖的生母为闻所未闻的碽妃，而定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生母为李淑妃（至关重要的周王，则阙载了），而可怜的马皇后，被剥夺了一切子嗣，变成“无出”了。——此为第3“异说”。

　　虽然此前民间已有成祖之母为达妃的传说，但多数人还是相信成祖为马皇后嫡出的结论，想不到《南京太常寺志》这样一部记载祀典的志书，竟然爆料说成祖生母为不知名的碽妃，甚至连懿文太子都不是马皇后所出，令人惊愕，所以该书面世后，立即引起时人的关注。如何乔远在编《名山藏》时说：“玉牒出当日史臣所纂，既无可疑，南太常职掌相沿，又未知其据，谨备载之以俟后人博考。”他说这两种书都有权威性，而记载抵牾，把这位历史学家也搞糊涂了，难以决断，便两说并存。
　　谈迁在清初修明史，则完全接受了《南京太常寺志》的结论。如在他编纂的《国榷》一书中，建文四年载：“成祖，母碽妃。”该书“天俪”（天俪者，天子之俪）条，亦正式列入碽妃。虚无以考的碽妃在《国榷》这部名著里已被坐实了。
　　谈迁的主要根据就是《南京太常寺志》所载太祖孝陵（南京孝陵）享殿内众后妃的位序。
　　过去宗庙配享是要排位次的（不单聚义厅要排座次，死人的位次也很重要），规矩是“左昭右穆”，即中间为祖先，其下左（东）为昭，右（西）为穆，依长幼尊卑之序排列，碽妃的地位是“穆位第一”，即位居右（西）列第一位。谈迁在所著《枣林杂俎?彤管篇》中列出了《南京太常寺志》所记明太祖孝陵享殿内神主的排列顺序及与诸王的关系，图示如下：

　　———————太祖、马后（居中南向）

　　———西列———————— 东列
　　碽妃（生燕王）———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晋王）
　　——————————皇□妃□氏（生楚、鲁、代、郢、齐、谷、唐、伊、潭王）
　　——————————皇贵妃□氏（生湘、肃、韩、沈王）
　　——————————皇贵人□氏（生辽王）
　　——————————皇美人□氏（生宁、安王）

　　享殿里，太祖朱元璋与马皇后居中南向，诸王之母皆居下东列，唯独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碽妃，独立于西列。这让脑筋里记得太子及秦晋燕周诸王都是马后嫡子的人，一眼瞧去，不禁怪诧：懿文太子原来不是马后所生，成祖也非马后亲生，马后膝下竟如此荒凉，没有一个儿子——盛亦太盛，衰亦太衰！
　　谈迁也不是轻信《南京太常寺志》的记载。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祀典，但孝陵享殿深密，外人不得而窥，他曾经就此请教过看守孝陵的宦官，野外调查的结果是：“孝陵阉人俱云，孝慈高皇后无子，具如志中。”看守孝陵的太监都说马皇后没有儿子，他们的说辞与《太常寺志》所记一模一样。该书内容得到孝陵太监的印证，应是极可靠的了。然而孝陵享殿的配位名单及其次序，何以与《天潢玉牒》不同？对此谈迁只是说：“享殿配位出自宸断（天子的决断），相传必有确据，而微微与玉牒牴牾，诚不知其解。”他也是好生疑惑。
　　当时许多人对此事都很感好奇，例如《三垣笔记》的作者李清，弘光元年（1645）元旦这一天，他和礼部尚书钱谦益一起去拜谒孝陵。钱谦益是明末大才子，素称博学，写过《明太祖实录辨证》一文，是洪武朝史事的专家；他又是礼部尚书，祀典正是其管下之事。可是，李清和他说起此事，他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李清就建议，不如亲自去享殿查看，就知道《南京太常寺志》所记对不对了。这正中钱谦益下怀，于是两人祭毕，觑个空子，一起跑进享殿里做考证。掀开重帏一看，果然见其中的排位顺序与《南京太常寺志》的记载相同。
　　太祖众妃神主的排列次序，不单孝陵享殿如此，南京大内奉先殿亦是如此摆布。万历十四年（1586）出任南京太常寺卿的沈玄华曾作《敬礼南都奉先殿纪事》诗，道奉先殿里“高皇配在天，御幄神所栖。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沈玄华指出，碽妃一人独立于西，是“成祖重所生”的缘故。
　　可见，孝陵的配享状况，在万历年间便已如此了。
　　碽妃之事，既载于职掌志书，其祀典布置，又为多人亲眼目击，证据力非常强，所以当上世纪30年代学界重新讨论明成祖生母之谜时，多数学者都认定成祖朱棣非嫡子，其母即为碽妃，几为明史学界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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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晚期之前，已有一些关于明成祖身世的异说和传闻，但影响都不大，自《南京太常寺志》这本书面世，人们便全像粉丝一样追随碽妃而去，多数人都相信朱棣的生母实为碽妃，几乎再没人相信他是马皇后的儿子了。
　　“《太常寺》志为官书性质，当无诞妄，此与传说不同。”傅斯年先生认为，“在此等互相矛盾而两方面皆有有力之史料为之后盾之时，只有一解可以通者，即成祖生于碽妃，养于高后，碽氏为贱妾，故不彰也”。
　　朱棣生于碽妃，养于马后，故自称嫡子。这是傅先生的观点，他解释说：碽妃之所以默默无闻，是因为她出身贱妾，所以声名“不彰”。
　　在明成祖身世的讨论中，论者多引今已不存的《南京太常寺志》，以为可信的史料，却少有人对该志本身进行探究。其实这部书未必就是“官书性质”，其内容大有可疑。
　　首先该志记载的孝陵享殿的配位太奇怪了，自洪武以来，没有哪位皇帝的享殿里会安排妃子的位置（一般只有正牌皇后的神主灵位，也只有皇后才能与皇帝同穴而葬）。道理很简单，有谁在祖庙和祠堂里见过妾侍（庶母）的牌位？而恰恰在太祖陵寝的享殿里，排演了那样一场热闹的大戏，一班妻妾齐上堂，左侍右立，让后人看了，不晕也要短路。难怪如此多的知名学者讨论如此之久，至今也没有把问题完全澄清。
　　在定本《太祖实录》和“正说”《天潢玉牒》里，懿文太子以下5子皆马后所出，而孝陵享殿配位则完全相反，在这里他们都变成了庶子，马后则成为光杆女司令，昔日风光，一把伞似的，于此尽收。
　　假如南京孝陵享殿及奉天殿里所供碽妃，确实是朱棣为了私祀其生母，所刻意安排的，那么享殿里只应列三人：他爸爸朱元璋、嫡母大妈马皇后（也许还兼养母），和亲生母亲碽妃。这才合理。他何必帮对头懿文太子等人张罗，把他们的母亲也一并供起来？他如果要污蔑懿文太子等嫡兄弟，何必把这么大一桶潲水，搁在他妈妈对面，不怕臭不可闻？似绝无此理！
　　孝陵深邃的享殿里，其他那些妃子，好像都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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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夫多妻制度下，妻妾争宠，一大家子人闹得死去活来，这是常态。莫说普通人，就是极厉害的铁腕角色，也常常被一屋子女人搅得头大。就好比那位让超级大国都怕的恐怖大亨本?拉登吧，大家都知道他有好几个老婆，大婆与小婆之间的年龄差距达到祖孙的级别。依一般人想象，拉先生一定把家里一群婆子调教得规规矩矩、恭恭敬敬，灯一拉，屋里安安静静；拉登的大小老婆们就像他遍布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信徒一样，有决心，有勇气，随时准备为他做一碗“挂”面。这是拉先生后宫的秘闻，谍影重重，未知其详。但到拉登被美军刺杀，传闻就出来了，说拉登老婆是内鬼。原来拉家妻妾长期不合，斗争形势异常严峻，做老公的又不能摆布妥帖，老婆们忌恨他不能主持公道，其中一个就把他出卖了。顿时舆论哗然，原来拉先生晚年在做醋生意，天天醋风微漾，突然大作，拉拉登推醋缸里淹死了。一个巴基斯坦笑话还说，拉登被争风吃醋的老婆和一大群孩子整疯了，是他亲自联络美国海豹突击队对其展开突袭。看来恐怖主义可以用来挑战超级大国，却难以搞掂一个屋顶下生活的婆姨们。以前有一个贪官，指定一个最有“能力”的情人牵头，采用MBA的方式来管理他的情人队伍，情人们才暂时表示“情绪稳定”。而大多数贪官，只顾挣钱，忘了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没抓紧时间去进修一门MBA课程，结果最后都搞不掂二奶、情人们（不合法的妾），被女人们像“拉灯”一样把他给拉黑了。
　　妻妾活着争宠，死了照样争，也就是死活都要争。“死去元知万事空”，死了还争什么呢？还要争牌位往哪里摆，遗骨往哪里葬。
　　我们知道，祠堂里的牌位不是乱摆的；在古代社会，祭祀制度是礼制的核心，“随便”这2个字可以用来做雪糕的牌子，“三礼”里可绝无“随便”二字。即便是皇帝，他若想随心所欲的乱来，搞不好就要像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一样，闹出纠缠多年不息的大风潮、大政争！
　　然而，朱元璋孝陵享殿内，妃嫔们的配享之位，实在奇怪得很，就礼制而言，完全是怪胎。
　　前文提到，关于诸王身世的种种异说，主要是天启三年《南京太常寺志》撩起的。作为记载祭祀典礼的职掌之书，应该明确记载所祀妃子的姓氏及其封号，但《南京太常寺志》却没有。当时在社会上流传较广的《天潢玉牒》一书，对于众妃子，也只囫囵地写皇妃、皇贵嫔、皇贵人、皇美人生某子，一概无名无姓，也没有具体载明某妃生某子。其体例与《南太常志》大体一致。如果《南京太常寺志》所载的是孝陵祀典的真实记录，为什么诸位妃子皆阙其姓名及封号呢？朝廷每年花那么多钱办祭祀，孝陵祭祀每次都由南都大员亲自领衔奉进，您那些猪肉、羊肉到底给谁吃了，不整明白能行吗？这样含混而书，对于一部专载朝廷祀典仪礼的“官书”，是难以想象的。
　　我怀疑《南京太常寺志》其实是抄录、改编《天潢玉牒》而成，而它的作者还不愿做考订的工夫，随便用一些“□”（阙字）来代替姓氏及妃号；他还吸收了当时社会上关于诸王身世的流传之言，或者也听信了守陵太监的话，对《玉牒》中的有关内容随己意做了改窜。于是这样一部“官书性质”的志书就出现了。
　　其实朱元璋的儿子们，除了太子及秦、晋、燕、周5位皇子的身世出现异说，其他儿子的生母都是明确的（请参见前文所列太祖诸子及其生母表），只要稍加对照，即能发觉《南京太常寺志》与诸书记载多不合，且有明显的错误。
　　《国榷》的作者谈迁早已注意到这一点，他尤其指出：《南京太常寺志》将楚、鲁、代、郢、齐、谷、唐、伊、潭九王，说成一母所生，“亦奇”——这实在奇怪得很哪！
　　这9位皇子并不同母，事实是：胡充妃生楚王，达定妃生齐王、潭王，郭宁妃生鲁王，郭惠妃生代王、谷王，刘惠妃生郢王，李贤妃生唐王。这在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同姓诸王表》及郑晓《吾学编》中记得清清楚楚，部分王爷还有墓志作证。作为国家祀典，岂可如此马虎，将尊贵的“龙生九子”随便归口给一个无名氏（即“皇□妃□氏”）就了事了呢？
　　朱元璋24个儿子（本来是26子，因第九子赵王杞及第二十六子皇子楠夭折，故除名不计，而第九子以下诸王排序均进一位），该志只记了20人，缺少周王、蜀王、庆王与岷王。皇子也能搞丢！尤其是周王朱橚，他与燕王朱棣的关系纠缠不清，最为紧要，在《南京太常寺志》里竟也不见其踪影。
　　可见天启三年《南京太常寺志》是一部质量粗劣，漏洞百出的伪官书，而诸学者多不察，对其过信，奉之为宝书，这也是“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为人深信不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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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太常寺志》将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之母算在李淑妃名下，也是令人怪讶的。
　　《天潢玉牒》中，对于太祖皇帝的众多妃嫔，只记李淑妃一人，这是因为李淑妃为朱元璋殉葬了，特留此一笔，以为表彰。
　　《明史?后妃传》载有李淑妃，说她是寿州人，父李杰，洪武初北征，殁于阵。洪武十七年九月，马皇后三年之丧期满，李氏随被册封为淑妃，摄六宫之事；又被进封为皇淑妃，成为不是皇后的皇后。但“未几（没过多久）”，就薨了。
　　《明史》所记的李淑妃，与《天潢玉牒》中那位朱元璋殉葬的李淑妃，她们是一个人。
　　李杰战死后，归葬南京，明初著名文臣宋濂，奉朱元璋之命，为他撰写了神道碑，碑题为《宣武将军、佥广武卫指挥使司、赠骠骑将军、佥都督府事李公神道碑》。
　　碑文说李杰是寿州霍丘县（今属安徽）人，丙申之岁，渡江来投朱元璋，被划归到大将军徐达麾下听令。洪武元年，随徐达北伐中原，不幸于当年十二月战死。第二年，他的遗体被运回南京，安葬在聚宝山之南（李杰墓今在南京雨花台，已非原址）。李杰的夫人茆氏，封为太夫人。亲男二人，老大李文谅官中军都督府都督，次子李文忠，官旗手卫指挥。他的女儿，“今即皇淑妃”，也就是李淑妃了。
　　据碑文可知，李杰卒年38岁，当生于公元1331年。丙申之岁，即1356年，那时朱元璋已占领建康（南京），李杰是众多从江北渡江前来依附的豪杰之一，时年25岁。
　　李杰在明朝建国之初，只是中级军官，他生前所任广武卫指挥佥事，是正四品武职，宣武将军为从四品的武散官。据文物部门在李杰墓侧所立碑文介绍，李杰之女为朱元璋所纳，是在洪武十五年，即马皇后去世的那一年。可能因为这个缘故，李氏虽然极得朱元璋宠爱，但没有立刻封她为妃。但李父仍然得到恩荫，被追封为镇国将军（从二品武散官）、都督佥事（正二品）。洪武十七年九月，马皇后丧满，才“除服”（脱去丧服，指丧期的结束），李氏立刻被册立为淑妃，并主持后宫事务，随后又进封为皇淑妃。
　　李淑妃是朱元璋进入老境后所得的新欢，但她并非像《明史》说的，在摄宫事后不久就死了，因为《天潢玉牒》明白记载着，李淑妃是在朱元璋去世后的第六天，即龙柩下葬之日殉葬的。
　　今立于李杰墓前的神道碑文虽为宋濂所作，但立碑时间则迟至“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二十日”（宋濂死于洪武十四年，至此作古已17年了）。我怀疑“夏五月二十日”应为“闰五月二十日”之误（该碑文引自宋松华《明成祖生母之疑》，未见原文），因为朱元璋死于三十一年闰五月十日，此碑显然是李妃殉葬（闰五月十六日）后，为表彰其“义烈”，特地给她父亲新立的碑。李杰墓今天作为“明功臣墓”的一部分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实是一座外戚墓。李杰本人生前官职不高，去世多年之后，因为妃子的恩泽而被追赠为都督佥事（死后所授官爵称之为“赠”）。据考察，李杰墓的规格颇高，其墓前石刻与生前封侯、死后追封国公的吴良、吴桢、仇成等功臣墓相当，这才得以跻身“功臣墓”，被列入孝陵合并项目，得到国家的保护。李杰的墓葬，很可能是在竖立神道碑时重新加修改建过的，其格局、礼制是大大超过他本人的实际地位的。
　　李淑妃之父死于洪武元年冬，她本人在洪武十五年入宫，年纪应在17、8岁，则李淑妃大约生于元至正二十五、六年（1365，或1366年），卒年约为33、4岁。
　　李杰在至正十六年（1356）渡江追随朱元璋，而太子朱标已于头一年出世，无论如何李淑妃都不可能是太子及秦、晋二王之母。《南京太常寺志》之说必为妄语。就像没有人会祭错祖先，国家祀祖之典不可能错得如此离谱。《南京太常寺志》所记既然号称太常寺职守，其内容却如此荒唐不经，这表明该书并不是一部官修的志书，而只是民间“典礼”爱好者私纂的一部私史，而它的作者勤于抄写，对诸书载记甚至野闻故事，广收杂取，却惰于博考，失于明察，故该书是不足为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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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死后，殉葬者40余人，《天潢玉牒》只记李淑妃一人，这可能与她在后宫女性中地位最高有关。但在不明就里的旁观者看来，“这里面一定大有名堂”；忽又见一种版本的《天潢玉牒》，称懿文太子和秦、晋二王都是未知名的某位“诸母”所生，而南京聚宝山下李淑妃父亲的坟墓既宏壮且伟丽，于是好事者便产生联想，将太子等人擅自拨于李淑妃名下。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从已确知的事实可以判定，《南京太常寺志》一书疑点重重，问题很大。若此书存疑，则一切关于成祖之母为碽妃的讨论都成缘木求鱼了。可是，偏偏热心的谈迁先生早去孝陵找守陵太监求证过了，李清、钱谦益两位先生还不辞劳苦地进行了实地调研，都得到肯定的印证：孝陵享殿中碽妃确有其人，且独立于西列之首。文献记载可假，深邃庄严的皇陵享殿是可以作假的么？朝廷祭祖大典，岂会胡乱请人来吃冷猪肉？
　　坦白的说，我行笔至此，也有那么点“望墙兴叹”了。
　　关于明成祖的身世，似乎任何见解，都难免左支右绌，无法给出完满的解答。有高明者或许会说：此事极易，只要打开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周定王4位皇子的园寝，看他们墓志上怎么说，不就解开迷局啦？
　　这确实是个令人振奋的方向，我便顺着这个思路求证了一番。
　　懿文太子朱标葬于孝陵之侧，其陵又称东陵。然而孝陵已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二陵一体保护，恐永无发掘之期。秦愍王朱樉和晋恭王朱棡的墓地，已确知其址，但尚未进行考古发掘。周定王朱橚墓在河南禹州，已然发掘，并发挥古人的余热，开始卖门票，供好古者入穴探奇了。我们知道，周王橚此人非常重要，他与朱棣关系最为讳秘，对找到他的墓志我也抱了最大的希望。可是令人大失所望的是，周定王墓中，居然没有发现墓志。
　　从现在发现的明代王陵来看，墓志应该是王墓中应有之物，如周王的弟弟楚昭王、辽简王、庆靖王、宁献王、唐定王，墓中都出土有圹志。但并不绝对，如鲁荒王、伊厉王墓中就没有发现墓志。有人怀疑，朱棣篡改史实，无所不用其极，竟连已经去世的兄弟们的墓志都不放过，一定要打开地穴，将书刻了他们生母姓氏的墓志“物证”取出销毁。假如此说能够成立，那么将来即便打开秦、晋二藩园寝，恐怕也找不到墓志。
　　虽然几位王爷的墓志现在还没法考证，我倒另外发现一条新材料，或许能说明三皇子秦王朱樉不是马皇后亲生。
　　这条材料见《太祖皇帝钦录》，其内容都是朱元璋的御笔文字，真实性非常高。我说的这条材料是洪武二十八年朱樉暴亡后，朱元璋亲自撰写的谕祭文。近人俞平伯先生说：“那篇《祭秦王祝文》是很有趣的文字。祭文我见得很多，无非痛悼赞美不休，真真是‘肉麻当有趣’。至于把它们做得和檄文一般的……我想你们还没有见呢。”怎么叫檄文呢？原来朱元璋这篇祝文，竟像对着朱樉坟头宣读的一篇讨伐宣言（朱元璋经常做一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有着惊人的创意和想象力），他对死去的二儿子说：“你虽然死了，你的罪过犹然显著，今天我就把你活着时造的孽，一条条、一款款列出来，你好生听着！”
　　让我们摘其中一条，来领教一下老朱的自创体祭祀文吧。祭文第一条说：
　　“尔居母丧，未及百日，略无忧戚，不思劬劳鞠育之恩，辄差人往福建、杭州、苏州三处立库，收买嫁女妆奁，孝心安在？”
　　这一条是指责秦王“居母丧”不孝，说朱樉居丧还不到100天，就开始张罗他女儿的嫁妆，顿忘母恩，孝心大大的没有！
　　如果秦王之母为马皇后，那么他居马后之丧的时间，应在洪武十五年八月（马后崩）至十七年九月（除服）之间。在这20多个月的守丧期内，不仅不能办喜事，当孝子的还要对外做出一个悲戚之状。
　　朱樉生于1356年，洪武十五年（1382）时，年仅27岁。这样一个小伙子，就要嫁女儿了吗？
　　似乎很不可能：朱樉纳妃是在洪武四年九月，其正妃是元朝的河南王王保保（即著名的扩廓帖木儿）的妹妹，并没有生子。洪武八年十一月又册卫国公邓愈之女为次妃。洪武十三年十月，皇第九孙，秦王之子朱尚炳出世。此子被立为世子（世子是亲王的储嗣和继承人，朱尚炳后来成为秦藩第二代亲王，即秦隐王），应为长子。马皇后去世时，朱尚炳还是个不到3岁的孩子，难道他的一个姐妹就要出嫁啦？我想，到朱樉要嫁女儿时，怎么也应该到了洪武晚年。这样说来，那个对秦王有“劬劳鞠育之恩”的母亲，肯定不是马皇后，当然更不可能是李淑妃。
　　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位生育了秦王，且一直活得洪武晚年的女子，史书中看不到一个字的记载，她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封号，至死不名。
　　经考证可知，在号称嫡子的5位皇子中，至少秦王与周王都不是马皇后所出。受周王的牵连，燕王朱棣不是嫡子的可能也很大。晋王不详。而太子朱标应该是马皇后嫡出。我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他牢不可破的政治地位（从吴元年被立为吴王世子，朱标始终处于储君的地位，从未动摇过）。如我们下文将介绍的，晋王与太子关系相当好，而与燕王关系恶劣，这或许表明，晋王朱棡与太子朱标，他们才是马皇后真正的嫡子。血缘上更为亲近，使他们在政治上结合得更为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