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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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90）

　　刘湘首先想到的是联络南方诸侯，除了区域接近，当时的南方诸侯也确实声势很大，其中陈济棠在广东，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龙云在云南，皆能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
　　此前，刘湘为了表示向蒋介石一边倒，已将派往各省接洽的代表一律撤回，这时便又以张斯可等人为代表，偷偷地前往两广和云南进行联络。
　　两广云南所面临的威胁，跟刘湘没有什么两样，双方很快情投意合，走到了一块。
　　有了这么多反蒋派别撑腰，刘湘一下子气壮起来。
　　过去连上个街都跟犯罪似的，干嘛啊，难道我就不能表现一点腔调？
　　1936年6月1日，爆发两广事变，陈济棠以抗日为名通电反蒋，李宗仁、白崇禧也摩拳擦掌，南京政府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重。蒋介石给四川省府发来电报，要刘湘通电指责陈济棠“据地称兵，破坏统一”。
　　邓汉祥接到电文，深感此事非同小可，立即赶去大邑，面见正在养病的刘湘，与之会商办法。
　　刘湘一听就乐了。
　　原来他老蒋的光脑袋上也会被人扣屎盆子，这时候想起了我的好处，要我跟他站一边儿，早干什么去了？
　　刘湘的两只眼睛光茫四射，他对邓汉祥说：“四川输赢吃糖的机会到了，这回老蒋同两广打的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无论谁打胜，都非拉拢四川不可。”
　　话虽是这么说，可刘湘毕竟不同于水晶猴，他内心是有情感倾向的。当邓汉祥主张响应蒋介石，冠冕堂皇地发一个通电，以坐观成败时，刘湘极不赞同。
　　“我们应响应两广，壮其声势，若不然，两广先败，四川更无法对付老蒋了。”
　　依照刘湘的吩咐，邓汉祥回成都后便以一百字为限，复电陈、李、白，同时将原文通电全国。
　　这份电文明显是帮着两广说话的，其中没有提到一句有关“据地称兵，破坏统一”的罪状，不过因为邓汉祥的提醒，又不无敷衍南京政府之词，比如劝两广应服从“中央”之大计，切勿操之过急，等等。
　　通电发出后，刘湘紧接着也来到成都，并秘密召集高层官员商讨此事。
　　会上，参谋长傅常主张，不仅在电文上响应两广，行动上也要发动起来。
　　刘湘的幕僚群最初以张斯可、傅常、乔毅夫为核心，钟体乾作为他们在速成学堂的老师，是后来才加入的，在刘湘营内，这四人始终据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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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常与乔毅夫都是同盟会员出身，傅常还曾追随熊克武，后经人介绍，才以速成同学的身份投奔刘湘。因为这层关系，傅常的很多观点都相对较为激进，是一个有着武将气质的文臣。
　　当时成都设立了中央军分校（即黄埔军校），它和重庆行营一道构成了蒋介石控制四川的某种象征。傅常提议，应该先出兵包围成都分校及重庆行营，占领并接收过来。
　　傅常话音刚落，潘文华等大多数人便都表示赞同。
　　会议达成一致，刘湘发现邓汉祥从头至尾都保持沉默，便问他意下如何。
　　邓汉祥这才说：“我原则上同意大家的意见，但采取的具体步骤应该慎重。”
　　邓汉祥虽未像张斯可等人那样出使外省，但他对外界形势却能做到洞若观火。在他看来，两广的一致反蒋，并不表明其内部已铁板一块，事实上广东和广西在很多方面尚有分歧，这就给蒋介石造成了各个击破的可能。
　　蒋介石就像当年的刘文辉，最擅长用挖墙脚的办法来对付各省诸侯，邓汉祥怀疑，陈济棠手下是否已有人被挖了墙脚，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极可能出现连锁反应：先是广东阵营大乱，然后广西望而生畏，最后树倒猢狲散。
　　邓汉祥据此认为，四川方面发一个倾向两广的通电，可能已惹得蒋介石不高兴了，不过毕竟还不会带来危险，但要是马上出兵，万一两广支持不住，蒋介石的矛头必然转向四川，由此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他主张，先作暗中准备，等两广战事到达重要关头，再采取行动。
　　刘湘听完邓汉祥的分析，觉得这样确实比较稳妥，当即表示同意。可是散会之后，又怎么都觉得不甘心。
　　刘湘和蒋介石现在的关系，若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句话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很多时候，当想到蒋介石、陈诚挖苦他的那些语言，看到蒋介石暗中捣鬼的情报和密电时，他都有一种立即把蒋介石揪出来一把掐死的冲动。
　　这是与蒋介石的共同斗争，倘若缺了川军，导致功亏一篑，那岂不是会留下终生之憾？
　　在傅常、潘文华等人的撺掇下，刘湘仍旧瞒着邓汉祥，密令所部乘夜向成都、重庆两地集结。
　　刘湘这里调兵遣将，静候两广传来佳音，他完全没想到会风云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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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7月14日，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发出反陈通电，广东空军也跟着哗变，蒋介石一枪未放便将陈济棠放倒在地。
　　邓汉祥的顾虑转眼成为事实，正要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刘湘，一不小心就扭到了腰。他赶紧偃旗息鼓，悄悄收兵，但仍然紧张万分。
　　这么长时间过去，会不走漏一点风声吗？如果蒋介石知晓内情，会不会马上引兵西向？
　　所有这些都不是嘻嘻哈哈就能糊弄过去的，刘湘急到几乎一夜白头，他亲自赶到邓汉祥家里，要邓汉祥代表他到江西庐山去见谒见蒋介石，以便“摸底”。
　　邓汉祥跌足长叹：“我早就说过，不能轻举妄动。这个时候再去，还有什么用呢？”
　　刘湘一听脸都白了，双手拉住邓汉祥不放：“现在不是有没有用的问题，是非去不可。我们必须弄清楚，蒋介石究竟是否知道动兵这件事，知道了又是什么态度，这样才好定下应付之方。”
　　明知棘手，可眼看着“主公”已经山穷水尽，邓汉祥别无选择。
　　直接找蒋介石，多半要吃闭门羹，邓汉祥决定先飞汉口拜访杨永泰。
　　一见面，邓汉祥还未开口，杨永泰就说：“你这位大军师，认为陈济棠造反，就是倒蒋的机会到了，怂恿刘甫澄连夜调动军队，准备围攻重庆行营及成都军校，以为我们都不知道？”
　　邓汉祥心里格登一下，看来纸终究包不住火，到底还是露馅了。
　　施过下马威之后，杨永泰又道：“我过去听信你的话，拼命帮助刘甫澄，康泽因此造了我不少谣言，甚至说我受过刘甫澄六十万元的贿赂。蒋先生（蒋介石）固然不会相信这些谣言，但他为何不把我调回身边，而要我远离他，在湖北任主席？不能不说，都是受了这些攻击的影响。”
　　杨永泰确实曾在蒋介石面前替刘湘说过话，并且不止一次，当然其出发点绝不是如他所言，是“听信”了邓汉祥的一面之辞，而是出于策略需要，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罢了。
　　康泽造杨永泰的谣也是真的。杨永泰、张群等人被外界称为新政学系，长袖善舞是拿手好戏，而康泽的复兴社以黄埔军人为核心，包括康泽本人在内，擅长的都是打打杀杀或谍战暗杀，他们对政客伎俩完全是雾里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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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弄不懂，便会自然而然地编出另一种解释，比如“杨永泰受贿论”，然后康泽便以“嫡亲儿子”的身份，三天两头地在蒋介石面前拿这个打杨永泰的小报告。
　　杨永泰出任湖北省主席，是不是受了康泽的“陷害”，邓汉祥并不完全清楚其中内幕，他只从这番含着骨头还露着肉的说辞中，听出杨永泰是在以攻为守，以免再趟“浑水”。
　　杨永泰上下嘴皮合不住，来了之后，就听见他一个人在说，接下来也该邓汉祥来两句了。
　　邓汉祥认为杨永泰说的不错：“四川情形极其复杂，重庆行营及复兴社的一些人，天天挑拨离间，就惟恐四川不乱，而且在收回防区之后，原有防区内的各军头对刘甫澄也不服气，在这种情况下，谣言满天飞，乃是意料中事。”
　　说到此处，邓汉祥突然话锋一转：“你接受贿赂是谣言，其实川军调动也是谣言，刘甫澄何曾有过调兵遣将的事呢？”
　　事到如今，大家都得把脸皮撕下来放到裤兜里，不能认的打死也不能认。
　　可杨永泰是何等精明角色，对邓汉祥的话，他完全不信，认为这是在揣着明白装卡哇伊。
　　如果连杨永泰这道后门都迈不进去，谒见蒋介石岂不是成了镜花水月，邓汉祥又气又急，他很愤慨地对杨永泰说：“如果连你都相信刘甫澄会调兵，那还说什么呢？我明天就飞回成都，听候蒋先生派兵去打四川好了。”
　　说是明天就要回去，邓汉祥却根本就没挪步。
　　这是他能使用的最后一招，为的就是用激将法打开对方的心理防线，邓汉祥相信，杨永泰一定还有余地和底牌，他必须逼杨永泰把它们全亮出来。
　　杨永泰听后果然神色缓和下来，尽管该守的仍是一着不让：“据我所知，刘甫澄调动军队确有其事，或者他瞒着，没有让你知道，所以你还蒙在鼓里。刘甫澄既然已派你到庐山，如果中途折回，岂不又加上了一层裂痕？”
　　杨永泰不会让邓汉祥回去，因为他的底牌是不主张对四川用兵，说得更准确一些，是不主张现阶段对四川用兵。
　　此前杨永泰也曾力主以两广事变为由，彻底解决广西的新桂系，但恰在此时，传来了伪蒙军要进攻绥远的情报，这意味着绥远战役即将打响，加上张学良、杨虎城在陕北久而无功（实际已与红军秘密结盟），南京政府不能不将重点由南移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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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汉祥还没来武汉，杨永泰就已经认识到，让南方诸侯逐个缴械的时机已经擦肩而过，“剿”只能让位于“抚”，不过一方面他需要通过敲打，来试探四川方面所拥有的底线，另一方面，因复兴社屡进“谗言”，他也不便再出面向蒋介石进言。
　　尽管利益和目的完全不同，邓汉祥和杨永泰却已坐进了同一节车厢，他们探讨的话题也相当一致：如何劝住蒋介石。
　　杨永泰没法陪邓汉祥同去庐山，他预计邓汉祥要是一个人直挺挺去谒见的话，不仅不会有结果，而且肯定会碰大钉子，因为蒋介石对刘湘调兵的事非常生气。
　　怎么办呢，杨永泰沉吟片刻，想出了一个人：“你可以找熊式辉，他就在庐山。”
　　杨永泰、张群、熊式辉，向被称为新政学系的三巨头，三个人在政见上比较接近，关系也很融洽。杨永泰对邓汉祥说：“我可以给熊式辉发电报，要他帮助你。你如果有不便直接跟蒋先生说的话，可以托熊式辉转达。”
　　于是邓汉祥前往庐山，并首先造访熊式辉。
　　在熊式辉面前，杨永泰把文章主要做在复兴社上面，尽量渲染康泽在四川如何仇视刘湘，甚至把“谣言”的源头全都栽赃在以康泽为首的复兴社身上：“他们无中生有地诬蔑刘甫澄，说他勾结陈济棠造反，弄得刘甫澄很无安全感。”
　　熊式辉早已接到杨永泰的电报，他笑了笑：“以我同委员长（蒋介石）的关系，他们尚且挑拨离间，何况刘甫澄。不要紧，我先把你的意思转告委员长，委员长有什么回话，我再拿来告诉你。”
　　有了这么一个中介，邓汉祥感觉踏实多了，但他不知道蒋介石能否相信自己编的那套话，所以心里依旧忐忑不安。
　　熊式辉回来时，仅带回老蒋的一句话：“四川的事不简单，告知邓汉祥马上会见我。”
　　邓汉祥喜忧参半，喜的是下半句，蒋介石既已同意接见，说明事情有了初步转机，忧的是上半句，“不简单”便是复杂，看来蒋介石对他的话仍存有怀疑。
　　果然，当邓汉祥求见时，蒋介石怒容满面，连必要的寒喧都没有，就狠狠地掷出一句：“刘甫澄要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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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汉祥连忙申辩，力言绝无此事，是“复兴社捏造的谣言”。
　　蒋介石二话不说，喊副官拿来地图，把川军的调动情况指点得清清楚楚，比如这里调集多少部队，那里又调集多少部队。
　　他一边指给邓汉祥看，一边嘴里恨恨连声：“刘甫澄不仅出动了军队，还是深夜行动，这些都瞒不了我，我已经很清楚。请问，你们这不是在附和陈济棠，反抗中央，又是在干什么？”
　　邓汉祥猛然发现，蒋介石所搜集情报之周详，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计。
　　室内的气压一时低到骇人，几个闪电从邓汉祥脑海里刷刷蹿过：“委员长一定弄错了，不可能有调兵的事，即便有部队移动，也不是为了附和陈济棠，而是为了剿匪！”
　　蒋介石瞪大眼睛看着邓汉祥。邓汉祥解释说，四川的土匪跟别处不同，他们同社会上的袍哥向来互通声气，剿匪部队倘若白天行动的活，很可能泄密，因此一定要在夜晚出没，才能打土匪一个冷不防。
　　“这是在绥靖地方，委员长千万不可听信谣言啊！”邓汉祥七拐八拐，又回到了“谣言”这个起点。
　　蒋介石见邓汉祥说得有鼻子有眼，倒也有些信了，邓汉祥乘热打铁，当着蒋介石的面论证起刘湘“造反”的不可能。
　　“刘主席（刘湘）拥护委员长十年如一日，当宁汉分裂，大局未定时，他没有反；当中原大战，胜利难分时，他没有反；今天下已定，谁都能看清楚局势，刘主席再无知识，又何致于此！”
　　真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邓汉祥扬扬洒洒一通发挥，把蒋介石讲到无话可驳。
　　联想到刘湘过去维护自己的一些往事，蒋介石的火气也随之消掉大半，他这才顺梯而下：“是啊，所以我还是相信甫澄的，四川的事，仍望他多负责任。”
　　在促使蒋介石转变态度后，邓汉祥又在会谈结束前，请蒋介石写封回信，以便复命。蒋介石慨然应允，第二天请邓汉祥吃饭时，便将亲笔信交给了他。
　　展开一看，满纸都是如何信赖和倚重刘湘，甭管多言不由衷，至少表明短期内不会与刘湘摊牌。
　　当夜回到旅室，邓汉祥立即将蒋介石的信件用密码电告刘湘。刘湘正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邓汉祥要是再不来信息，他差不多要抹脖子上吊了，接到电文，这才稍稍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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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汉祥乘机返回成都，刘湘派员从机场将其接来，详详细细地询问了一遍经过，确认无误后才送邓汉祥回府。
　　从此以后，刘湘不仅对邓汉祥言听计从，而且幕前幕后的大部分事务，都交由他全权处理和运作，使这位幕僚长成了事实上的“川中宰相”。
　　俗话说得好，树大招风，邓汉祥地位跃升如此之快，不可能不引起其它“有功之臣”的嫉妒，这些人背后嘀嘀咕咕，扬言：“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邓某何功何德，竟尔坐享其成！”
　　流言传到邓汉祥耳朵里，让他深感痛心，曾说：“他们会打，当蒋介石要以雷霆万钧之力压下来的时候，不都是叫我一个人出面去抵挡吗？他们怎么又不敢去打呢？”
　　刘湘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不管周围如何叫喳喳，在这样的多事之秋，幕中真能胜任折冲重任者，唯邓汉祥一人，你不用他，还能用谁？
　　极少冒险的刘湘没有被险情所吞噬，而两广事变的第一个挑起者、有南霸天之称的陈济棠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被迫下野，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广东。
　　陈济棠的遭遇，就是刘湘的噩梦。有了这次经历，他对自己与大鳄之间的悬殊差距看得更清楚了，几乎每时每刻，他都在捉摸和思考，如何才能增加安全系数。
　　自然界的食物链总是一环套一环，诸侯们都怕了蒋介石，可蒋介石也不是没有比他更强大的对手，比方说日本人。
　　诸侯们叫“内”，倭国在国门之外，就是“外”，蒋介石的口号是“攘外必先安内”，先把国内摆平了再跟日本人计较。诸侯们则针锋相对，提出“攘外才能安内”，或者“攘外即是安内”、“攘外内自然安”，除了御外抗侮的民族情感之外，不得不说，牵制蒋介石，以保全自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
　　在两广事变中，无论广东还是广西，都以抗日为名，以反蒋为实。广西的新桂系更好，竟然可以前脚接受日本武器和教官，后脚就 “北上抗日”，敢情一样都不耽误。
　　刘湘并不例外，但他的所作所为显然又比两广要磊落得多。或者可以这样说，从“万县惨案”时杨森与英军对阵开始，四川人对洋鬼子还真没怎么含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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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97）

　　日本在成都原来设有领事馆，不过“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关门大吉了，日本侨民也撤回了国，此后日本外务省又不断向南京外交部施加压力，要求恢复领事馆。
　　外交部长张群征询刘湘的意见。邓汉祥以刘湘的名义复电表示，成都既非商埠，又无日侨，要设立领事馆的话，也没有条约上的根据，当然最重要的是，自东北沦陷之后，川人仇恨日本的情绪甚为激烈，因此请外交部予以慎重考虑。
　　张群于是向日本外务省发出照会，予以拒绝。
　　日本人不管不顾，仍然计划派人潜入成都，横竖一定要设领事馆。
　　刘湘便与邓汉祥计议，密令全川各地舟车、旅店不许接待日本人，同时派出密探队，跟踪监视所有入川来蓉的日本人。
　　1936年8月，日本派出四人先遣队，利用各种关系住进了四川的一家大饭店。
　　刘湘派人规劝未果，就策动了成都各界示威游行，以压迫日本人出境。按照他的要求，示威游行时，军警只能维持秩序，不得对游行队伍进行干涉。
　　很快游行就出现了失控现象，四个日本人被一顿胖揍，两死两伤。
　　死了人，便成了异常棘手的外交事件，这就是“成都事件”（又称“蓉案”）。在外交上已饱受日本逼压的蒋介石得知后，很是恼火，专门来电相责，说刘湘事前既未防范，事后又不缉凶，对蓉案应负完全责任。
　　不料这次刘湘有高人相助，游行前邓汉祥特地通过民间抗日团体，出面邀请了成都的复兴社对游行进行指导。
　　复兴社成员大多为黄埔军人，在蒋介石内部属于抗日主战的激进派系，与新政学系的相对低调保守完全不同。接到邀请，他们欣然同意参与其中，甚至没有向蒋介石进行报告。
　　游行过程中，邓汉祥安排专人，用手提照相机将复兴社成员沿途活动的情形全都拍了下来。现在蒋介石要追究责任，刘湘就按照邓汉祥的建议，把当天拍得的照片函送南京，同时复电说，蓉案系由成都中央人员（复兴社）领导和发动，又是爱国行为，因此，“事前未便阻止，事后无法缉凶”。
　　本来要打别人扳子，没想到闯祸的却是嫡亲儿子，只得放弃追责，改由南京外交部直接与日交涉。
　　这也是暗斗，而且同样惊心动魄，刘湘差点因此翻船。在赤裸裸的事实面前，那些口头和文字上的“信任”、“倚重”全被击到粉碎，刘蒋矛盾也继续与日俱增，毫无调和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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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98）

　　1936年秋，四川举行“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临时国大）代表的选举。两大阵营对此都非常重视，康泽把复兴社和别动队都动员起来，深入全川各县，扶助反刘拥蒋的人员参加竞选。
　　刘湘也亲自拟定各县候选人名单，邓汉祥将名单秘密发给各专员和县长，责成按名单选出候选人，同时还派出视察员，分赴各地监视选举。
　　邓汉祥暗示那些专员和县长：如果你们不照名单选人，不管专员还是县长，过后一律撤职！
　　中国的所谓选举，实在是个怪胎。从袁世凯时期的逼人投票，到曹锟的贿选买票，再到四川的“监视投票”，可称光怪陆离，但它又实在最快捷最有效，这么做的一方通常都会大获全胜。
　　临时国大的选举结果，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当选者，皆来自于刘湘拟定的那份名单。
　　康泽落败，无法向蒋介石作出交代，便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以前有个杨永泰，现在杨永泰走了，贺国光便倒了霉。康泽公然向贺国光开火，说贺国光以刘湘的同学自居，平时依仗川军自重，一个劲敷衍，乃是此次选举失败的罪魁祸首。
　　作为重庆行营的实际负责人，贺国光担任的其实是一个两头受气的角色，他既要怀柔刘湘，又要承受康泽和复兴社的攻击，那个难受劲。
　　同是地球生，相煎如太急，贺国光思考一番，决定去拜访刘湘。他非常恳切地对刘湘说：“我为甫公借箸一筹，你和蒋委员长如能彼此推诚相见，则于国于川，两皆有利。如果相互对立，那大家都无好处。”
　　邓汉祥此时也在座，未等刘湘回言，他便抢先说道：“刘主席原是拥护委员长的，委员长需衣，刘主席可以解衣，委员长需食，刘主席可以推食，但今天委员长要剥刘主席的皮，人而无皮，又如何可以生存呢？”
　　贺国光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得怏怏而归。
　　四川就是刘湘的“皮”，刘湘绝不会容许蒋介石来剥他的皮，这是关乎生存的斗争。
　　蒋介石暂时欲“剥”而力不能及，缘于北方麻烦不断，刘湘也因此把视线移向那里，开始寻找新的同盟者。
　　在曾经的北方诸侯中，刘湘对冯玉祥最为推崇。倒不是因为冯玉祥与四川有过那么一段因缘，而是他在练兵和军纪上着实有一套，所训练出来的西北军堪称超强军团，这让同为军人出身的刘湘羡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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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99）

　　刘湘视冯玉祥为偶像，可老冯却并不把他的粉丝放在眼里。不光刘湘，在冯玉祥飞黄腾达之际，凡四川代表及其代表的主人，他一个都瞧不起。常驻冯玉祥处的四川代表，如果要拍发电报，都必须向冯玉祥交出密电本，或是经他派人审阅签署后才能过关，有一段时间，冯玉祥甚至还检查乃至扣留代表们与四川的来往信件。
　　不过那都是中原大战前的事，之后西北军被打到分崩离析，冯玉祥也退隐泰山，连小诸侯都当不成了。
　　偶像一不小心落到了地面，但刘湘对冯玉祥和西北军始终还是敬畏有加。某次，他在重庆与冯玉祥的谋士高兴亚偶遇，便请对方以第三人的身份，比较一下成都之兵与重庆之兵，双方孰优孰劣。
　　成都之兵，是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的军队，重庆之兵，是刘湘的军队，那个时候，刘湘正准备与刘文辉对决，他认为自己的军队起码在军纪上要比前面三位好得多，因此才有此问。
　　刘、邓、田三家分掌成都，三军同驻一地，彼此不能管辖，秩序当然很糟，往往还有白天发生凶杀案却不知道该属谁管的事发生，成都人称之为“三不管”。
　　高兴亚据实告诉刘湘：“你的军队在纪律上比那三不管的地方要好些，可是我见到你的兵，还是害怕，没有安全感。”
　　这已经是隐晦的讲法，就是说刘湘的兵与纪律严明之类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刘湘闻言甚为尴尬，尽管如此，他还是很谦虚地问高兴亚，可不可以将自己的军队训练到原来西北军那么的程度。
　　冯玉祥尽管落魄，架子还在，尤其是由于正在筹组“抗日同盟军”，随时可以东山再起，因此代表的口吻也俨然像个高高在上的贵族。
　　听刘湘说要把川军训练成西北军，高兴亚断然回答：“不可能！”
　　罗马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复制”西北军？你肺活量究竟有多少，能把牛皮吹到这么大。
　　高兴亚列举了几条练兵的标准，认为川军根本就难以做到，说得刘湘面红耳赤，沉默无言。
　　冯玉祥以为自己依旧很牛，可命运这东西，最是捉弄人的刽子手， “抗日同盟军”的台子虽然搭了出来，但没多久就散了。
　　老冯又成了孤家寡人，没了枪杆子，他只能耍耍嘴皮子，以“在野抗日领袖”的身份混迹朝野。
　　这时候，张斯可奉刘湘之命找上了门，冯玉祥成为刘湘需在北方借重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