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宝宝寒

　　1947年11月，从东北各部队抽调出来的300多团长副团长团政委被集中到了双城，上了四个月课。中共自建军以来，一直颠沛流离，除了当年黄埔军校前六期的那批人，就是更早的各地讲武堂的毕业生，其余都是泥腿子将领，文化素质、军事素质都比较差，不过我们练武的常说，练三年不如打一年，就是说学习很重要，但在实践中摸爬滚打更重要，中共二十多年落后挨打，其将领淘汰率是很高的，有牺牲的、有变节的、有开小差的，大浪淘沙之后，剩下的这群人单兵技能、身体素质可谓出类拔萃，林彪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这群从基层一枪一炮打出来的将领迅速提高一个档次，对于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人来说，4个月的时间将会使他们有一个质的飞跃，就和现在的EMBA教育一样，林彪亲自登上讲台，讲解自己的战术理论。
　　林彪上讲台，不带稿子不带本，就一张嘴开讲，结合刚打完的仗，进行分析，哪些打的对，哪些打的不对，为什么对为什么不对，在案例分析中让这些很有天赋的老粗将领，将自己总结的六大原则融会贯通，我们现在所有优秀的教授都是这副做派，因为他们成竹于胸。
　　除了军事教育外，就是政治思想教育，这方面罗荣桓是内行，从当年跟着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开始，这些年来始终在政工一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次他搞了个诉苦运动，让受过地主老财欺负的干部战士上台来诉苦，诉的声泪俱下，将大家的斗争热情给调动起来了。要想不再受苦，就得加入咱人民的队伍，保卫土改果实，我们现在不是为某个人打天下，而是为全天下穷苦百姓打天下，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战斗，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理想，拥有崇高理想的人，会平添勇气与决心。在有效的政治鼓动工作下，大量的普通百姓的子弟加入到民主联军中来，林彪越来越硬气了。

宝宝寒

　　第五十四章 多事之秋
　　228，打老虎，金圆券
　　中共和国民政府的对抗，象极了那部脍炙人口的动画片——猫和老鼠。国府当然就是那只强大威武、爱岗敬业的笨猫。蒋介石肯定是焦虑的，尽管此时他还占据着足够的军事优势，但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此消彼长下去，后果那是相当的严重，可屋漏偏逢连夜雨，1947年3月2日，蒋介石收到了发自台湾的急电，发电人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电文说：“台湾发生暴乱，已及全省，形势危急，请速派国军赴台救援。”
　　大家可能发现了，咱们的故事几乎遍及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唯一没有发生故事的地方就是台湾了，这是因为在本书开始的时候，台湾还是中日两国都承认，国际社会也认可的日本领土。
　　早在1894年，中日两国为了争夺朝鲜利益打了一架，那时的中国经历了30年的洋务运动，实力增长了不少，而日本也还没显露出过人的凶悍，我打不过西洋人，还斗不过你倭寇吗？你敢跟我争朝鲜利益，岂不活腻歪了，朝鲜自古就是我的属国，你想插手那是没门啊，于是在朝鲜和黄海，中日两国来了场历时8个月的大战，史称“甲午战争”，结果是中国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战后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一个《马关条约》，承认了朝鲜独立；将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外带向日本赔款白银 2亿两。条约还规定，台湾这些地方的居民如果还想当中国人，两年之内，可以允许你便变卖所有产业，然后滚蛋。到期还不走的，你就荣升为我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了。
　　台湾这个地方，国土面积不大，但历史沿格却相当复杂。从现在考古发现来看，最早的台湾直立人可以追溯到3万年前的“左镇人”，但其古代原住民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可资参考的史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关于台湾早期的历史资料均出自大陆人之手，这可能与该地孤悬海外，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有关。虽然有人把对台湾的文字记载时间推到汉初，春秋甚至夏、商，但本人认为那些都有些虚无，那上面提到的到底是不是台湾，现在意见也不统一。现在争议最少的，关于台湾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应该出自三国时东吴临海郡太守沈莹所著作的《临海水土志》，其中记载曰：
　　夷州在临海郡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父，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刻画，其内有文章，好以为饰也……
　　这里提到的夷州被广泛认为就是现在的台湾，按照陈寿《三国志》的记载，公元230年，孙权曾派军一万出海远征夷洲，所以吴国将领能够记载下台湾的风土人情也就顺理成章了。
　　接着，隋、唐、宋、元、明，大陆与台湾的交往日益频繁，文字史料也越来越多，但我们看到的记载多是征伐、驻军、到访、移民、通商，加上宋朝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元、明两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等记载，但确实没有证据证明在清朝之前，大陆政权曾经主导过台湾的司法、行政与军事，也没有证据证明大陆政权曾经对该地进行过征税，甚至也没有关于台湾向大陆政权进贡的记载，因此我认为在清朝之前，大陆的政权没有对台湾进行过有效统治，当然在这之前，台湾似乎就没有一个类似政府的组织，有的仅仅是氏族部落，生产关系相当原始。
　　后来，荷兰人打跑了西班牙人，郑成功集团打跑了荷兰人，满清政权降服了郑氏集团，当台湾终于正式划入大陆政权版图时，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是那个创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野蛮落后的游牧民族，在这一连串的你争我夺当中，我们会发现，台湾人（包括台湾土著及后来迁居于此的大陆人）在这一连串武力征服中缺位了，我想任何人眼瞅着“城头变幻大王旗”，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时，都会心生悲凉的。
　　

宝宝寒

　　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那个“收复台湾”的大汉奸施琅，此人的所作所为站在任何角度任何时期看，都应该是民族败类无疑，我就不明白如此简单的问题竟然还会产生争议。有二傻子说，你是站在大汉族本位思想上考虑问题，如果站在满清立场上，施琅就是忠臣，如果没有施琅，台湾早就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了。呸，他不过是帮助侵略者将把本民族最后一块领地揽入怀中的狗，再忠实的狗也是狗，说他是英雄的人都他妈CCTV。
　　清朝攻占台湾的目的，只是为了剿灭最后一个汉人政权而已，对这片领土并不是很上心，记住，这是攻占不是收复，那地方根本不属于你满清，何来收复啊？那些狗屁学者们并非是长着猪脑子，他们只不过是没长着良心而已。
　　也难怪清廷这帮糙人，往上倒两辈，他们还骑马打猎为生呢，这会儿人五人六的装贵族，其实肚子里没货，台湾那破地方骑马都过不去，还特别穷，也没什么东西好抢，要他有什么用啊，就连被后人附会成康熙大帝的玄烨也说“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所以开始就没打算要这块地方。后来还是施琅建议，说这地方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农工商也都有发展了，最关键的是，这地方你大清不要，荷兰人可垂涎着呢，让荷兰人占了，可不利于我们大清的基业，康熙一听，说的有道理啊，于是这才决定派兵驻守，这就便宜了施琅这条狗了，他把南台湾已开垦土地的一半都归到自己名下，反正天高皇帝远，我有人有家伙，台湾这荒蛮之地，就老子说了算了。之后，施家成了台湾广大耕地的世袭业主，人住在北京，每年靠收租也能过的滋润水滑。
　　从1683年，施琅攻占台湾开始，200年的时间里，台湾一直是隶属于福建省的台湾府，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州或地级市这么个级别，直到1885年，台湾才升格为省，刘铭传成为了台湾首任巡抚。
　　老百姓通常都是逆来顺受的，你们一群豪强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都没怎么着，这大清朝占领后，虽然谈不上路不拾遗、安居乐业，但总算一下子太平了两百年，虽说有剥削有压迫，但哪没剥削啊，再说了让谁剥不是剥啊。这太平且不折腾的日子，老百姓已经很知足了，台湾土著本来就不多，经过这千百年来的融合，台湾居民中汉族已经占了大多数，汉族不仅带来了农耕技术，也带来了相对先进的文化，台湾这一时期的发展使他们和大陆的差距已经缩小了很多。你们谁爱当皇帝谁就当，能让我们有口饭吃，我们就不给你捣乱，其实不光是台湾人，此时全大陆的人民也都普遍接受了满清统治的既成事实，奴才当的优哉游哉。
　　也就是这200年，我们可以说台湾是清朝的领土了。有人该批判我了，我们从小学的就是“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怎么到你这变成近代才成为满清的领土啦，而且满清还是你嘴里口口声声说的侵略者，接着满清这个侵略者把台湾割给了另一个侵略者日本，这中间没我们中国什么事了呗？
　　动不动用“自古”做依据来解决领土争端，操作性很差久而久之，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如下观念：
　　一是尊重既成事实，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伐纷争的历史，别说什么“正义必将战胜邪恶”，那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历史上有太多取得了胜利的非正义战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是凭实力说话的。所以当年满清南下伐明，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这是不能更改的事实，但后来他们坐稳了江山，得到了万民的臣服也是事实，按照现在通行的判定准则，世界各国可以认定满清成功取代明成为了这块土地新的主人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的承认，中国对韩国政权的承认上，当你的统治和管辖已经成为事实时，大家就会承认。那怎么才算是即成事实呢，约定俗成是50年有效且无争议统治。
　　二是不承认武力威胁下的条约，你刀架脖子逼我签的东西，我可以随时撕毁反悔，所以国民政府可以理直气壮的不承认《马关条约》，可没有武力威胁下你签的条约，如果想撕毁，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你只能凭借绝对的实力，做一个新的“既成事实”出来，否则别无他法。我们上学时，说苏俄占据了我们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现在不提了，还告诉我们说中俄边界勘界完毕了，如果真是如此，我们除了感谢下令签字的人的祖宗十八代，过过嘴瘾，实在也做不了什么了。
　　综上所述，台湾在1945年光复符合上述两条，第一我们成为了战胜国，有实力保证台湾的回归成为既成事实，第二我们当然可以撕毁那个武力威胁下的条约。
　　回到大家关心的问题，台湾到底是不是中国领土呢，回答是肯定的，当然是。我们把整个事件的脉络理顺一下：
　　1.        顺灭明，清灭顺，占领了原来归属明的土地，孤悬海外的台湾也被满清纳入版图。
　　2.        200多年的稳定统治，使台湾作为大清国的领土成为了既成事实。
　　3.        《马关条约》生效，台湾无可争议的成为了日本领土。
　　4.        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写了《退位诏书》，将大清国的各项权利义务转给了中华民国，当时中国处在家天下的封建社会，国家属于他皇上的，所以皇上签字盖戳的退位诏书是具备法律效力的，也就是说中华民国无可争议的继承了清朝的领土。而这个《退位诏书》的颁布虽非皇族本意，但却也不是刀架脖子，那时的义军还在江南，皇帝的下台，是被自己的总理大臣袁世凯“说服”的，整个过程中，袁世凯并没有武力威胁皇帝。退一步说，袁世凯当时那么做就等于是武力威胁了，但人家皇帝后来没反悔，皇帝又无后，所以这个《退位诏书》作为法律文件，永久生效了。
　　5.        既然台湾作为大清领土已经是既成事实，而中华民国对于台湾的主权又因为一纸《退位诏书》而具备了法理基础，所以台湾自然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这其中《退位诏书》至关重要，如果清帝不是自动退位，而是被义军给拉下马，那中华民国能否成为清国的合法继承人，恐怕还需要凭实力做出一个既成事实来。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说明中共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既成事实被国际社会所承认。
　　7.        在一中各表的前提下，不论从哪算，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
　　

宝宝寒

　　一手灭掉郑氏政权的康熙在评价一生与己为敌的郑成功时说：“朱成功（即郑成功，被赐姓朱，所以又称国姓爷）明室遗臣，非吾乱臣贼子”，还写下楹联：“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这点我们还真应该向康熙先生学习，一码归一码，别瞎搅合。及至清末，政府更是将郑成功树立成了忠贞的典范，鼓励大家学习他忠君爱国的精神，借以“正风俗、正人心”。
　　等台湾割给日本后，日本对郑成功的恭维吹捧，有过之无不及，日本人说了，郑成功生在日本，长在日本（长到7岁），母亲是日本人，他是我们大和民主的英雄，当年他已经在台湾建立了我们的政权，但最后被满清给抢跑了，现在，台湾又回到我们日本的怀抱了。于是在台湾的公学校，教孩子们唱“郑成功之歌”，把郑成功的延平郡王祠改为日式的“开山神社“，还整修为神社样式。
　　后来国民党败退台湾，又把延平郡王祠改为了中国北方宫殿式建筑，蒋介石亲自题词“忠肝义胆”，号召官员和人民向“民族英雄郑成功”学习，我们现在和郑成功一样退守台湾，我们也要向郑成功一样，矢志反攻大陆。
　　中共对郑成功的评价在“文革”中有所反复，这不奇怪，因为“文革”中绝大部分观念都有反复。很有趣的是，国民党重点推介的是郑成功“矢志反攻大陆”，而共产党这边，宣传的重点是郑成功“收复台湾”。
　　日本打满清，民国灭满清，国共联手打日本，国共对打，这帮子打的不可开交的政治势力，竟然都在郑成功身上找到了为己所用的东西，国姓爷当含笑九泉了。
　　说完了台湾的历史，我们再回到194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暴乱，逼的陈仪要求国民政府紧急派兵增援呢？
　　事情是这样的，当初清政府把台湾割给日本后，人家日本还真没见外，就拿这地方当自己家那么治理，在中国大陆战乱频仍之际，台湾却在日本的治理下渡过了太平的50年，和当时世界上大部分殖民地一样，在外来殖民者的治理下，台湾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日本在台湾推行了日本文化教育，鼓励说日语，穿日本服装，供奉日本神仙。可别小看50年，1895年六七岁不懂事的孩子，等到1945年台湾光复的时候，已经是年近六旬的老人，整整三代人完成了“台湾自古就是日本领土”的教育，心向祖国（日本），心向天皇，已经不是一两个人的思想了，二战时期，日本在台湾征兵20万投入战争，这帮小子还真把自己当皇军，表现一点都不比正宗皇军差。

宝宝寒

　　就在这种情形下，国民政府进驻台湾，面对显而易见的困难，国民政府采取了最为偷懒的做法，他们直接从大陆调人来充任了台湾各级官员，就没给当地人留下参政的机会，你就是想大权独揽，起码也要和当地人充分的沟通一下，做做征求意见的样子吧。再加上到达台湾的接收大员们和在大陆的那帮人没太多区别，除了不要脸什么都要，该做的他们什么都没做，不该做的一样都没落下，跟之前日本那些官员没法比。老百姓是最实际的了，这样的政府想赢得支持真的很难啊。国民政府在台湾折腾了一年多，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生活比抗战时还要困苦，老百姓怨气自然很大。一个炸药包一样的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导火索是偶然的，但爆炸是必然的。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一群专卖局的缉私队员在街上横冲直撞的抓小贩，其情景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估计他们是世界第一特种部队“中国城管”的前身，中年寡妇林江迈带着一儿一女在街边摆烟摊，别人都跑了，她一个妇道人家又带俩孩子，行动慢了点，被城管们抓个正着。当时国民政府在台湾成立了专卖局，烟酒属于专卖范畴，和现在的国企垄断意思差不多，反正就是这钱只能你赚你造，普通百姓是不许沾光的。
　　林江迈卖的烟里有专卖局制的公烟，也确实有走私烟，显然违法了，缉私队员要罚没林江迈所有的烟和现金。尽管“法律”定的不着四六，但几个缉私队员循章办事，也确实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他们毕竟是小人物，法律又不是他们定的，上行下派而已。要说“城管”们也挺可怜，咋咋呼呼半天，自己除了挨骂，嘛也得不到。不过这次他们得到了“名垂史册”的机会，因为一个炸药包被几个人意外点燃了，他们是叶得根、 钟延洲、赵子健、刘超群、盛铁夫、傅学通，还有四个配合他们行动的警察。
　　接下来 “城管”秉公执法，坚决罚没，小贩拉住“城管”苦苦哀求，周围群众越围越多。林江迈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这些家当对于她实在太重要了，所以她的哀求撕心裂肺，你们把走私烟拿走，把公烟和钱给我留下吧，我们一家还要活命啊。林江迈没有能感动“城管”，却激发了周围群众的同情心，大家纷纷加入求情的队伍，“城管”们显的非常孤立，如此对峙下去很是尴尬，想要脱身又被林江迈抱住，情急之下，叶得根一枪管打在了林江迈的脑袋上，鲜血就流了下来，两个孩子被吓哭了，周围群众被激怒了，场面出现了混乱，大家除了喊“猪仔太可恶”、“换给香烟”外，还有一句极具煽动性的话“阿山不讲理”，这个“阿山”是台湾非汉族山地原住民对来自大陆的外省人的称呼。
　　缉私队员们见犯了众怒，是非之地，哪敢久留，撒丫子就跑，群众发力猛追，这么长时间以来，对付的都是逆来顺受的草民，对于百姓明火执仗追打国家公务人员，毫无心理准备，可把这几个人吓坏了，缉私员傅学通匆忙中就开了一枪，怎么那么巧，一枪命中了看热闹的陈文溪，从这一枪开始，和现在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一样，一个城管对小贩的个体事件迅速发酵成为了一起至今还争论不休的历史大事件，因为事件在第二天也就是2月28日达到高峰，所以这个事件被以“二二八”命名。
　　

宝宝寒

　　27日的时候，群众砸烂查缉员的卡车，要求枪决傅学通等人，以平民愤，这不过是群众在万分气愤之下的一次情感表露，枪决谁是需要走法律程序的，总不能喊喊口号就杀人啊，所以，面对蜂拥而至、义愤填膺的市民，台北市警察局、宪兵队理所当然的拒绝了这一要求。 可这次的林江迈事件不过是一个导火索，因此一次理所当然的拒绝却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28日晨，广大群众因事件未获解决，沿街打锣通告罢市，冲入专卖局台北分局，打死2名职员，殴伤多人，长期以来酝酿的对国府台湾当局的不满情绪在此刻一下迸发了。围观群众越聚越多，台北市宪警仅500人，不敢妄动。下午1时，一批群众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陈仪欲对群众讲话，忽然有人拔枪向陈仪射击，警卫闻声，立即开枪还击，当场死3人，伤3人，事态以决堤之势，迅速的向着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倾泻而下。
　　此时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参与了事态发展的各方势力：
　　一．        如林江迈一样受压迫受凌辱的百姓，他们没有更高的人生理想，也没有远大的雄心抱负，什么自由、平等、博爱，离他们还是那么的遥远，他们所追求的不过是“吃的饱、穿的暖、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不关乎人权的、作为动物的最低生活底线，可窝囊的国府官员们，却连作为动物的尊严也不能给予，那就不要怪他们不能继续保持情绪稳定了。这群人中，有台湾土著，也有大陆移民，他们是事件的主题，却不是事件的主导者。
　　二．        有着民族主义情绪和民主思想的台湾山地原住民，长久以来，统治者换了一拨又一拨，而原住民却始终处在社会的底层，没有政治权利也没有经济地位，更可怕的是根本见不到向上发展的可能与希望，因此建立一个由台湾本省人为主的高度自治的政权结构，就成为了这个群体的奋斗目标。
　　三．        受日本教育毒害的一群人，这群人比较年轻，真把自己当日本人了，他们推崇武士道文化，以效忠日本天皇为道德追求，加上国民党搞的确实不如日本人，使着群人也有了一定的支持率。
　　四．        岛内中共势力，“二二八”的发生事出偶然，没有谁事先能够预料到，但利用一切机会打击国民党统治是中共一贯的政策，所以，事件发生后，中共当然不能袖手旁观，虽然当时全岛的中共党员才七十多个，但却很快的加入到了斗争当中。
　　2月28日上午，《中外日报》记者周青、吴克泰所撰现场报道见报，发向全省，吴克泰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尚未得到党组织的命令，只是作为记者自发的行动。下午2时，广大群众聚会中山公园，进而有人抢占了台湾广播电台，开始用闽南语及日语进行广播，此时的台湾民间收音机达几万台，极富民族情绪的广播与对政府严重不满的情绪轻而易举的融合起来，迸发出了惊人的力量，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示威等和平方式迅速被武装暴动所取代。
　　当时国民党的战略重点在大陆，在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台湾本来是他们认为最为稳固的大后方，于是思想松懈，兵力配置严重不足，面对突如其来，又风起云涌的群众暴动，完全乱了章法，整个台湾省的形势迅速失去控制。
　　几股势力虽然各有各的目的，但却拥有共同的敌人；几股势力虽然拥有共同的敌人，却无法产生统一的行动。有很多很多老百姓就是在和平示威，也许他们的目标只是“城管”不要再欺负小贩，这一目标以这样惊天动地的方式表达出来，想必是很容易让政府妥协的。可那些占据了广播电台的民族主义分子，却远远不是这样的目标，他们是希望藉此“唤醒”民众，建立一个高度自治的，台湾人当家做主的台湾，这个目标与当时中央政府的政治理念相去甚远，所以他们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反对暴政，他们的主张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因此确实有很多百姓接受了他们的号召，反正打人不要钱了，不打白不打。而那帮日本皇民们就完全没有道理了，就是用肚脐眼看世界，用后脚跟去思考，你们的祖国也不可能是日本。也不知道是这股皇民势力接受了民族主义分子的号召，还是民族主义分子利用了皇民的勇敢，反正台籍日本退伍军人成为了抢夺武器、攻占军事要地的主力。这些人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人，曾经属于强悍的日本皇军，为数在万人以上，因为这些所谓的皇军，其形成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所以这些人并没有被作为汉奸处理。在这一过程中，来自大陆的同胞成为了暴民的攻击对象。同时，又有很多非暴力的台湾本土组织出面解救被追打的大陆同胞。而中共地下组织在这其中，迅速发挥了他们宣传鼓动的能力，积极促成这次暴动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正因为他们各唱各的调，各做各的事，才使得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定性，变的扑朔迷离，态度迥异。

宝宝寒

　　台湾是当年“名正言顺”的变为日本领土的，日本出色的行政能力，加上岛内长达50年的和平，使之虽然谈不上发达富足，但人民基本做到了安居乐业，和战乱不断的大陆完全不同，而这一切被废物的国府当局给搅和黄了，我们前面讲过，日本人战败，那么大片国土需要接收，使得国府一时间根本拿不出足够多的合格干部，没办法只能火线提拔派往各地，不是我替日本人彰目，和这帮滥竽充数的国府官员相比，日本人绝对可算是珠玉在前。一个腐败无能没有公信力的政府，在发生危机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说什么人家都不信，做什么大家都反对，高高在上的政府终于被彻底架空了，一个小小的纠纷，逐渐演变成蔓延全岛的暴力冲突，而原住民与外省人（阿山）成为了冲突的主要力量。
　　2月28日，陈仪第一次向中央汇报：“奸匪勾结流氓，乘专卖局查禁私烟机会，聚众暴动，伤害外省籍人员。”
　　3月2日，事态更加混乱，陈仪只好向中央求助，要求派兵平乱，也就是本节开始时那个发给中央的那份电报。之前中统局台北站早已密电南京，“今日之问题，已非陈仪能否统治台湾，而为祖国能否保有台湾。若情势再恶化，后果不堪设想，中央宜速增兵。”3月6日，中统局从台北再次发出呈蒋介石的情报说：“参加暴动者，有前日军征用之海外回来浪人，全省约12万人……如3月10日前，中央无答复，决定11日再举更大暴动。”
　　 就在中央政府对“二二八事件”的定性拿捏不定之时，3月7号，一个叫“二二八处理委员会”走向了前台，这个处理委员会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当局以及贴紧当局的“半山”（在大陆居住一段时间再返台的台湾人）；第二，热心于政治改革的中间偏左集团；第三，中间与右派的保守系大地主、地方士绅等。其结构十分复杂，组建相当仓促，吵吵闹闹、乱乱糟糟的，自己内部的意见都很难形成一致，最后，委员会宣传组长王添灯，和中共地下党员苏新、吴克泰、蔡子民等一起起草了一个提案，递交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因总共有32条，而被俗称为《32条》其内容如下：
　　一、对于目前的处理
　　１．政府在各地之武装部队应自动下令暂时解除武装武器，交由各地处理委员会及宪兵队共同保管，以免继续发生流血冲突事件。
　　２．政府武装部队武装解除后，地方之治安由宪兵与非武装之警察及民众组织共同负担。
　　３．各地若无政府武装部队威胁之时，绝对不应有武装械斗行动。对贪官污吏不论其为本省人或外省人，亦只应检举转请处理委员会协同宪警拘拿，依法严办，不应加害而惹出是非。
　　４．对于政府改革之意见，可列举要求条件，向省处理委员会提出，以候全盘解决。
　　５．政府切勿再动兵力，或向中央请遣兵力，企图以武力解决事件，致发生更惨重之流血而受国际干涉。
　　６．在政治问题未根本解决之前，政府之一切施策(不论军事、政治)，须先与处理委员会接洽，以免人民怀疑政府诚意，发生种种误会。
　　７．对于此次事件不应向民间追究责任者，将来亦不得假藉任何口实拘捕此次事件之关系者。对于因此次事件而死伤之人民应从优抚恤。
　　二、根本处理
　　甲、军事方面
　　１．缺乏教育和训练之军队绝对不可使驻台湾。
　　２．中央可派员在台征兵守台。
　　３．在内陆之内战未终息以前，除以守台湾为目的之外，绝对反对在台湾征兵，以免台湾陷入内战游涡。
　　乙、        政治方面
　　１．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以便实现国父建国大纲之理想。
　　２．县市长于本年六月以前实施民选，县市参议会同时改选。
　　３．省各处长人选应经省参议会(改选后为省议会)之同意，省参议会关于本年六月以前改选，目前其人选由长官提出，交由省处理委员会审议。
　　４．省各厅处长三分之二以上须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担任之(最好秘书长、民政、财政、工矿、农林、教育、警务等处长应该如是)。
　　５．警务处长及各县市警察局长应由本省人担任，省警察大队及铁道工矿等警察即刻废止。
　　６．法制委员会委员数半数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主任委员由委员互选。
　　７．除警察机关之外，不得逮捕人犯。
　　８．宪兵除军队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
　　９．禁止带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
　　１０．非武装之集合结社绝对自由。
　　１１．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废止新闻纸发行申请登记制度。
　　１２．即刻废止人民团体组织条例。
　　１３．废止民意机关选举办法。
　　１４．改进各级民意机关选举办法。
　　１５．实行所得统一累进税，除奢侈品税相续税外，不得征收任何杂税。
　　１６．一切公营事业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
　　１７．设置民选之公营事业监察委员会，日产处理应委任省政府全权处理，各接收工厂工矿应置经营委员会，委员须过半数由本省人充任之。
　　１８．撤销专卖局，生活必需品实施配给制度。
　　１９．撤销贸易局 。
　　２０．撤销宣传委员会。
　　２１．各地方法院院长、各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
　　２２．各法院推事、检察官以下司法人员各半数以上省民充任。
　　
　　这还不算完，在下午表决时，又稀里糊涂的加了10条：
　　１．本省陆海空军应尽量采用本省人。
　　２．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应改为省政府制度，但未得中央核准前暂由二二　八处理委员会之政务局负责改组，并普选公正贤达人士充任。
　　３．处理委员会政务局应于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其产生方法，由各乡镇区代表选举该区候选人一名，然后再由该县市辖参议会选举之。其名额如下:台北市二名、台北县三名、基隆市一名、新竹县三名、台中市一名、台中县四名、彰化市一名、嘉义市一名、台南市一名、台南县四、高雄市一名、高雄县三名、屏东市一名、澎湖县一名、花莲县一名、台东县一名，计三十名(实为二十九名)。
　　４．劳动营及其它不必要之机构废止或合并，应由处理委员会政务局检讨　决定之。
　　５．日产处理事宜应请划归省政府自行清理。
　　６．警备总司令部应撤销，以免军权滥用。
　　７．高山同胞之政治经济地位及应享之利益应切实保障。
　　８．本年六月一日起实施劳动保护法。
　　９．本省人之战犯及汉奸嫌疑被拘禁者，要求无条件实时释放。
　　１０．送与中央食糖一十五万吨，要求中央依时估价拨归台湾省。
　　这显然是一个很扯淡的提案，难怪陈水扁说这是“台独”先驱呢，陈仪当场断然拒绝了这份提案。王添灯等人仍于当天下午六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播出了该大纲内容，第二天陈仪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名义在《新生报》发表声明，正式拒绝该提案。
　　

宝宝寒

　　这许多天来，国民政府对于“二二八事件”定性一直摇摆不定，虽然2号就接到了陈仪要求派兵增援的电报，但却苦于师出无名，现在这个32+10条，终于促使国府抓到了口实：台湾现在发生的事情，已经超出了一般的请愿范畴，而是阴谋推翻政府，所以必须武力镇压。8日21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敢于阻拦者，一律用机关枪回应，蔓延台湾全境骚乱在无所顾忌的武力镇压下被迅速平息。
　　“二二八事件”，不仅暴露了国民党执政能力的缺陷，也暴露了面对突发事件危机公关能力的不足，如果咱们来文的，让民众畅所欲言，多听听民众的诉求，然后留个“严肃调查，督促整改”的活口，百姓们耗个几日，除了自行散去还能怎么着，如果陈仪在听取百姓诉苦到伤心处时，适时的抹下眼泪，被高呼“青天”也未可知。退一步说，咱们这些当官的没有很好的接受过民主启蒙，认为官威不可犯，那你就一横到底，咱中国老百姓到底没见过世面，不明白民主多少钱一斤，见到官老爷吹胡子瞪眼，拍桌子砸板凳，一群拿枪的大兵再跟着一起喊“威武”，也许真能被吓唬住，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了，可当局却在两种方法之间逡巡犹豫，横是横的不够坚决，软却又放不下身段，台湾这帮老百姓也确实够土包子的，看见政府软了几天，还真以为拿着烧火棍喊喊口号就能成功，整出那么个只有金太阳才能整出的狂妄无知的42条，这不找CEI吗？
　　暴动可以迅速平息，但人们的心理创伤却不会因此而自动愈合，一包香烟引起的血案，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有说几千也有说几万的）和绵延至今的原住民与外省人的矛盾。
　　国民党当局在用残酷手段对台湾民众进行了镇压后不久，1949年初，国民政府开始在全国实施《戒严法》（1949年1月14日进行了修订），但因为很快就丢掉了大陆，所以这个《戒严法》事实上只在台湾实施。
　　戒严期间，最主要的就是党禁、报禁和刑法100条。
　　所谓党禁，就是在戒严时期，新政党不能自由成立，维持国民党一党独占优势。保留着青年党及民社党两个实力薄弱的政党，他们自己无法执政也无能力监督执政党，其作用就是为国民党独裁统治当花瓶，党禁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限制政治异议分子，由于不能组党，那些反国民党人士便自称“党外”，后来这个“党外”最后发展成了民进党。
　　 报禁就是不新设报纸，你想自己办报，政府反正是不批了，原来有的报纸，如《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青年日报》等，都成为了党和政府的喉舌，这下就放心了。
　　 刑法一百条是一九三五年制定的，属言论内乱罪，就是说你敢说我坏话，我就说你颠覆政府，然后用此条收拾你。戒严本来应为临时性行动，可这一临时，竟然就是半个世纪。
　　　　这许多天来，国民政府对于“二二八事件”定性一直摇摆不定，虽然2号就接到了陈仪要求派兵增援的电报，但却苦于师出无名，现在这个32+10条，终于促使国府抓到了口实：台湾现在发生的事情，已经超出了一般的请愿范畴，而是阴谋推翻政府，所以必须武力镇压。8日21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敢于阻拦者，一律用机关枪回应，蔓延台湾全境骚乱在无所顾忌的武力镇压下被迅速平息。
　　“二二八事件”，不仅暴露了国民党执政能力的缺陷，也暴露了面对突发事件危机公关能力的不足，如果咱们来文的，让民众畅所欲言，多听听民众的诉求，然后留个“严肃调查，督促整改”的活口，百姓们耗个几日，除了自行散去还能怎么着，如果陈仪在听取百姓诉苦到伤心处时，适时的抹下眼泪，被高呼“青天”也未可知。退一步说，咱们这些当官的没有很好的接受过民主启蒙，认为官威不可犯，那你就一横到底，咱中国老百姓到底没见过世面，不明白民主多少钱一斤，见到官老爷吹胡子瞪眼，拍桌子砸板凳，一群拿枪的大兵再跟着一起喊“威武”，也许真能被吓唬住，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了，可当局却在两种方法之间逡巡犹豫，横是横的不够坚决，软却又放不下身段，台湾这帮老百姓也确实够土包子的，看见政府软了几天，还真以为拿着烧火棍喊喊口号就能成功，整出那么个只有金太阳才能整出的狂妄无知的42条，这不找CEI吗？
　　暴动可以迅速平息，但人们的心理创伤却不会因此而自动愈合，一包香烟引起的血案，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有说几千也有说几万的）和绵延至今的原住民与外省人的矛盾。
　　国民党当局在用残酷手段对台湾民众进行了镇压后不久，1949年初，国民政府开始在全国实施《戒严法》（1949年1月14日进行了修订），但因为很快就丢掉了大陆，所以这个《戒严法》事实上只在台湾实施。
　　戒严期间，最主要的就是党禁、报禁和刑法100条。
　　所谓党禁，就是在戒严时期，新政党不能自由成立，维持国民党一党独占优势。保留着青年党及民社党两个实力薄弱的政党，他们自己无法执政也无能力监督执政党，其作用就是为国民党独裁统治当花瓶，党禁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限制政治异议分子，由于不能组党，那些反国民党人士便自称“党外”，后来这个“党外”最后发展成了民进党。
　　 报禁就是不新设报纸，你想自己办报，政府反正是不批了，原来有的报纸，如《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青年日报》等，都成为了党和政府的喉舌，这下就放心了。
　　 刑法一百条是一九三五年制定的，属言论内乱罪，就是说你敢说我坏话，我就说你颠覆政府，然后用此条收拾你。戒严本来应为临时性行动，可这一临时，竟然就是半个世纪。

宝宝寒

　　那么各方政治势力是如何对“二二八”定性的呢？
　　蒋介石时期的国民党：这是在中共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阴谋颠覆政府，分裂祖国的叛乱，政府对其进行镇压是正确的。
　　马英九时期的国民党：“二二八”是官逼民反，是当时政府犯下的罪行，我们表示歉意；“二二八”有着全球性的二战和国共内战的背景，有台湾与大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距，有族群间陌生的敌意和彼此畏惧、猜忌，还有就是贫富落差、阶级性落差所持续累积的不平和愤怒的空气；现在大陆人在台湾已经到了第四代，还被称为“外省人”公道吗，民进党和一些政客宣扬“台独”，会导致“二二八”族群冲突的悲剧重演，我们必须严正的对族群撕裂说“不”。
　　陈水扁时期的民进党：将“228事件”定位为所谓的“官逼民反”或“警民冲突”，这是为过去的独裁者粉饰太平，完全是以施暴者与加害者的史观来诠释历史，这是绝大多数台湾人民所不能够接受与理解的。这是一次台湾人民反对外来奴役的斗争，是“台独”运动的先驱，和中共的组织与领导无关。
　　中共：“二二八”是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是台湾人民争取自治和民主权利的斗争，和“台独”没有关系，陈水扁你别把不挨边的事往一起拉。我们现在主张用“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方针解决台湾问题，是符合台湾人民利益和要求的。
　　最后，说说本人观点：
　　1.        这是无可争议的“官逼民反”；
　　2.        被逼反的民中，有“皇民派”，有“民主派”，有“打酱油派”，毋庸讳言，确实也有“台独派”。
　　3.        台湾原住民的独立意识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单靠骂“台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4.        事情的发生虽然不是中共策划，但在事件进程中，中共地下党确实做了一定的宣传鼓动工作。
　　5.        之前的错误，肯定在国民政府，但在42条出台，局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如果不进行武力镇压，台湾不是没有独立的可能。

宝宝寒

　　第五十五章 蒋经国上海打老虎
　　就在台湾岛的风波被镇压的同时，内战也在不停的进行着，庞大的军费开支，压的国民政府喘不过气来，没办法，只好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苛捐杂税，生活在当今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二的国家的人民也许并不觉的那税有多么离谱，可事实上，其征收种类之多、征收数量之大，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而且是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上来的，人民的痛苦感受极其强烈。可即便如此，也无法满足政府日益增长的对钱的需求，所以干脆直接加印钞票，改明抢了。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发了一条电讯，它给出了一个很具讽刺意味的物价比较：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头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只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
　　为了应付愈演愈烈的通过膨胀，国府决定进行金融改革，于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金圆券”，具体方法就是：金圆券一元折法币300万元；东北流通劵三十万元；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同时，强令全国货物价格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平。这玩意儿是不是很眼熟啊，不错，和最近朝鲜搞的那套货币改革确有几分相似。这个手段，要想平稳度过磨合期，必须有两个要素，一是新的货币“金圆券”必须严格控制发行量，二是保证市场上有充足的货物销售，不许抬价也不许囤积。这第二条尤其难以办到，大家对政府的信心不足，对金圆券的信心不足，在产品匮乏的时期，哪那么容易把商品上架销售啊。
　　此时，蒋介石的长公子，时年38岁的蒋经国走到了前台，坚定的支持政府金融改革的决定，其实这个时候，蒋经国的职务不过是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但他必经是蒋介石的儿子，他的全力支持，对于上任不久且在政界没有什么根基的翁文灏政府至关重要，8月20日，蒋经国亲自督战全国最大工商业城市上海。
　　蒋经国虽然出身名门，却非纨绔子弟，15岁即只身赴苏求学，在那里他结识了邓小平，两个人经常于晚饭后并肩出来遛弯，说是好友并不为过。由于“四一二”的缘故，蒋经国被扣苏联12年，直到抗战爆发，才被允许回国。此人向有报国之志，对于党国如今的贪腐行径深恶痛绝，决心以一己之力，挽救危局。
　　蒋经国所依仗者有三：
　　一是自己牢牢掌控的“三民主义青年团”，这是一个成立于抗战时期的进步知识青年的组织，在经过了严格的政治教育后，普遍接受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思想，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忠贞有加。
　　二是自己的“太子”身份，这个头衔比什么官衔都好使。
　　三是一腔热血，惩治贪腐、打击投机，利国利民，他自信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
　　蒋经国到了上海后，先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了十万青年大检阅，宣告成立由3000人组成的“行政院戡乱建国大队”和“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大群摩托开道，后面跟着一大群轻型装甲车、一大群战马加一大群群众，沿途高喊“严格执行八一九限价”、“不准囤积居奇”、“打倒奸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运动式反腐，蒋公子恐怕算是先驱了。
　　这招敲山震虎，还真有几分作用，也许是人民从小蒋身上似乎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因此响应政府号召，也许是政府以没收相威胁，使人民摄于压力而服从政府命令，总之大部分的市民，都将积蓄的金银外币拿出来兑换成了金圆券。
　　8月21日，也就是蒋经国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大公报》刊出记者季崇威的新闻稿《豪门巨富纷纷收购金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股票》，文章说道：“19日上午，有某匿名之人从南京乘夜车抵沪，下车后不洗面不吃东西，匆匆赶到某熟悉证券号，一个上午向市场抛售3000万股永纱(永安纱厂)，照昨天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大约可获利四五千亿元。”
　　“币改”乃是国家核心机密，如果这个报道是真实的，则说明有人事先知道了这一机密，并预测了“币改”措施出台将引起股市暴跌，所以先行抛售股票获利。这等于是给小蒋一个下马威啊，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蒋经国身上，看你怎么办？蒋经国还真不含糊，马上带着人杀到证券交易所，也不多废话，只把枪一横，说把账本给我交出来。这可把交易所这帮人哪见过这阵仗啊，乖乖的把账目交了出来。
　　经查，19日抛售股票的两个大户，一个名叫李国兰，是财政部机要秘书陶启明之妻，陶启明供出是从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处获悉机密消息的，没说的，直接给陶启明来了个斩立决，其余二人收监。另一个叫杜维屏，他是蒋介石多年老友、上海青帮老大杜月笙的儿子，蒋经国到底没敢像对付陶启明那样一杀了之，打狗还得看主人，何况人家老爹是杜月笙呢，但既然是“打老虎”，打不死也得给你打残了，蒋经国下令捕了杜维屏，然后公开审判，最后以“金融投机罪”判了小杜八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