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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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00）

　　刘湘对冯玉祥的练兵法始终念念不忘。虽然他已经实施了“新战法”，但还是觉得川军作风不够硬朗，若真的和蒋介石刀兵相见，必处下风。
　　你说标准高不可攀，那我就汤下面，因陋就简一点行不行，就算练不出正宗的西北军，能端出个“准西北军”也可以啊。
　　老冯早就今非昔比，刘湘一抛来橄榄枝，他便马上接了过来，并答应派人入川帮刘湘训练军队。
　　刘湘话语谦卑，表示完全拥护冯玉祥的抗日主张，并希望冯玉祥在这方面把自己当成他的直属部下。
　　冯玉祥的现状是他没了部下。尽管华北的宋哲元和山东的韩复榘都是他在西北军的部属，如今也发展得不错，可是冯玉祥对他们的影响力很有限，尤其韩复榘，和冯玉祥不像是老上司和老下级，倒像是几世仇家。
　　这时候有人口口声声要投至麾下，还是“四川王”，老冯那个高兴，认为自己今后又有了实力拥趸，跟蒋介石讨价还价，也再不愁没有筹码了。
　　刘湘当然不是真心要给冯玉祥做小弟，否则他又何至于跟蒋介石闹到剑拔弩张，你死我活？
　　除了要引进冯氏练兵法外，冯玉祥能够吸引刘湘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可以通过冯玉祥为桥梁，与宋哲元和韩复榘联系，以作唇齿相依。
　　冯玉祥不仅一一应允，还授刘湘以计：同共产党交朋友！
　　刘湘和谁联盟都可以，惟独对此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他说：“我跟红军打过仗，现在要化敌为友，如何让我的部下同意，这是一个大问题。再说交朋友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要双方都同意才行，共产党肯和我交朋友吗？”
　　冯玉祥于是向自己的驻川代表高兴亚传达指示，让他以聊天的方式给刘湘“作对比”。
　　高兴亚依言告诉刘湘：“冯先生说，你是军人，你的军队质量和数量，与他在极盛时期相比，何如？”
　　冯玉祥的极盛时期，也就是西北军的极盛时期，当时拥有若干方面军，三十二个军，八十一个师，而且全部训练有素，战力凶猛，乃名符其实的中原第一军团，哪里是川军能够比得上的。
　　刘湘连忙答道：“万万不如！”
　　高兴亚又问：“冯先生的将领都是多年由行伍训练提拔起来的。他本人当旅长有八九年没有升迁，长期扎根于一个旅，与部下有长时间的感情培养，因此这些部下都对冯先生非常尊敬。你与你的将领的关系，比冯先生如何？”
　　刘湘回答：“我的部属军官，多数是半途来归的，不如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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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01）

　　确实，刘湘的一些嫡系将领，像王缵绪、范绍增，都是从敌方营垒过来的，不是亲儿子，就难免隔着肚皮，这也成为刘湘的一块心病。
　　高兴亚引用了“冯先生”的话：“中原大战时，蒋介石以五百万元收买了韩复榘，三百万元收买了石友三，一下子拉走十来万部队。要是蒋介石来挖你的墙角，恐怕还用不着五百万、三百万这样的代价吧？”
　　刘湘老实承认：“很对。”
　　高兴亚继续发挥：“冯先生与蒋介石是把兄弟，一块磕过头换过帖的，表面上他对冯先生非常推崇，即便决裂之后，还称冯先生为大哥。你同蒋介石有这种关系吗？”
　　刘湘回答没有。
　　不仅如此，高兴亚还提到了冯玉祥对蒋介石的“恩”：“知道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来又是怎么上台的吗？”
　　随后他自问自答：“那一次，他是被新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逼下台的。之后，冯先生认为白崇禧指挥无方，于是约阎锡山联名通电，请蒋介石复出担任总司令，统一军权。这虽然是战事危机下的无奈之举，但事实上蒋介石就是赖此才得以重新上台的。可以说，冯先生对蒋介石个人有着莫大的恩惠。你对蒋介石有这样的恩惠吗？”
　　刘湘只能回答：“当然没有。”
　　按照冯玉祥和高兴亚的说法，冯玉祥对蒋介石这个把兄弟称得上是恩重如山，可是蒋介石却恩将仇报，不择手段地收买冯玉祥的部下，把冯玉祥给整得好惨。
　　高兴亚问刘湘：“蒋介石对有恩于他的把兄弟都是如此，对你，难道还会有所顾忌，不好意思下手吗？”
　　这些话，差点就将刘湘予以当场秒杀。照你这么说，我不是注定要完蛋了吗？
　　高兴亚滔滔不绝，当然不只是为了恐吓刘湘。
　　冯玉祥以己及彼，对南北诸侯的心理都摸得很透。在高兴亚奉命入川之前，他就特意关照高兴亚，对着刘湘绝不要多谈革命的大道理，因为诸侯也好，军阀也罢，个人利害都是占第一位的，此辈即算嘴里也谈革命，其实不过是打官腔，说空话。
　　要谈，就谈个人存亡，并让刘湘在既怕“蒋”又惧“共”之间做出选择，不是多项选择，而是单项选择。
　　在做足铺垫之后，高兴亚终于进入了正题：“冯先生跟蒋介石打交道，吃够了亏，但是他跟共产党交朋友，就从来没有吃过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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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02）

　　冯玉祥所说的这些皆有出处。比如他与张作霖、吴佩孚在南口大战时，曾经惨败到几乎溃不成军，后来在苏联的帮助下才得以重整旗鼓，而“抗日同盟军”更是直接得到了延安方面的支持。
　　高兴亚转述了冯玉祥的原话：“就以浅薄的眼光来看，共产党是与蒋介石争天下，不是与你刘甫澄争天下。现在蒋介石的刀已插进你的心脏，为什么对与共产党交朋友还心存顾虑呢？你是不是怕共产党比怕蒋介石还厉害，你看看我的情况，就知道不会吃亏！”
　　在中国的国情之下，这哪里是浅薄，简直都是一条条活生生的真理，所谓革命云云，倒真是“打官腔，说空话”。
　　刘湘听完这些话，顿时茅塞顿开，兴奋异常，他用手在茶几上一拍：“冯先生真知我爱我者。我决定与共产党交朋友。”
　　经过冯玉祥的说服，刘湘一改出道以来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仇视态度，一面答应释放管辖范围内的政治犯，一面与延安方面建立了直接联系。
　　刘湘的代表自延安返回后，向刘湘汇报了毛泽东的话：“只有坚持抗日和民主，才能制蒋，譬如牵只老虎给他（蒋介石）骑在背上。骑上，他就不能有所作为，下来，就要被老虎吃掉。”
　　刘湘大为叹服，从此将这句话引为圭臬。
　　延安也向四川派出代表，四川地下党的领导人罗世文即于此时入川，他们与冯玉祥的驻川代表（部分也是地下党员）一起，被刘湘聘请为高级幕僚。
　　刘湘虽然并没能如他所愿，训练出“准西北军”，但在地下党的建议和帮助下，却得以建立起一个神秘组织——“武德励进会”。
　　“武德励进会”的前身为“武德学友会”。学友会与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很是相似，虽然人数众多，但其内部结构极为松散，有的人交过会费，却从来没有去过会址，更有甚者，还不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学友会就相当于现在大学高校的同乡会，要做能做的事无非两样，一是联络感情，大家空下来打打扑克，推推麻将，或者吹吹牛聊聊天。二是办一本会刊杂志，也无非是证明尚有这个组织存在而已。
　　刘湘新办的励进会与学友会并非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二者并存，学友会属于外围组织，完全公开，励进会属于核心组织，对外始终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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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03）

　　励进会的入会手续很严格，必须由两个老会员介绍，并经刘湘亲自批准，才能成为正式会员。
　　入会之初，会员要宣誓，首要一条便是拥护“会长”，也就是刘湘。毒誓由每个会员自己填写，申明如有违反，须受的各种惩罚：有人填“枪毙”，有人填“杀头”，有人填“家破人亡，断子绝孙”……
　　念完毒誓，还要按手印，整个程序弄得跟加入黑社会差不多。
　　刘湘最初发展的会员，都是营长以上的实职军官，后来逐渐推广到王陵基的保安队，最后连县政、财政训练班也被纳入其中。
　　参加过蒋介石峨嵋军训团的军官，被刘湘认定为有“中毒”嫌疑，这些人是不能马上介绍入会的，必须先要到他举办的军官教育团回炉再造。军官教育团名义上是上军事课，但主要仍是“精神讲话”，不过是跟军训团反着来，而且由刘湘亲自主讲，这叫“消毒”。
　　只有消过“毒”，再经逐个考察，才能拥有加入励进会的资格和机会。
　　在嫡系将领中，潘文华、王陵基得以被批准入会，成为刘湘暂时能信得过的“自己人”，唐式遵、王缵绪、范绍增则受到励进会的严密侦察和监视，因怀疑王缵绪加入了复兴社，每天负责在其身前身后盯梢的竟达二十人之多。
　　继“以神治军”过时之后，依靠励进会，刘湘成功地从“以神治军”过渡过“以会治军”。最盛时，励进会员达到八百多人，形成了以刘湘为中心的所谓“甫系”。
　　在刘湘的护持下，地下党逐渐进入励进会的核心决策部门，并在刘湘与蒋介石的暗斗中扮演起重要角色。
　　康泽的复兴社无孔不入，到处搜集情报，地下党就在励进会中设立情报训练组，专门训练反蒋特工人员。
　　别动队持有武器，并受过军事训练，一般人不敢惹，励进会便也相应成立了特务队，对别动队进行打击。
　　曾次有几次，特务队在深夜向别动队员发起暗袭，用麻袋罩住，捆绑后丢入沟内淹死。
　　别动队在明处，特务队在暗处，四川地方又大，以致于吃了亏后，都不知道应该找谁算帐。康泽气急败坏，找到刘湘大发雷霆，质问是怎么一回事。刘湘推说他会慢慢调查，就把这个不可一世的锦衣卫头目给打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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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04）

　　除发起情报和特工战外，地下党的舆论宣传也很有力量。小说《红岩》中除罗世文外的另一个地下党著名领导人车耀先，当时就在刘湘手下担任杂志主编，进行抗战宣传。
　　蒋介石发现要打入刘湘的军队，变得越来越困难。
　　参谋团成员去看望一位老友，此人便是加入励进会的少壮军官，他直言不讳地说：“中央入川帮助打红军，我们竭诚欢迎，但如果要征服四川，那将受到抵制。”
　　用“征服”二字，等于把“中央”等同到了异族或者外敌，其敌意可见一斑。
　　在励进会的明争暗攻下，一贯叫得最凶的康泽率先支持不住，政训活动被迫停顿，并于年底自行撤销，他自己也被调去“禁烟缉私”。至此，除少数隐藏得较深的复兴社骨干外，重庆行营、成都军校以及宪兵团、别动队都偃旗息鼓，躲到了一边，蒋介石的势力在四川遭到了极大削弱。
　　刘湘能够“联共”，并不是真的对共产党和红军起了好感，说到底还是利害关系使然，但他却着实从中尝到了甜头。
　　“七七事变”以前，延安的物质条件非常困难。据说毛泽东曾亲自致信刘湘，说延安想办一个图书馆，可是缺乏图书资料，希望刘湘能予以帮忙。
　　众人议定送一万元，在没有通货膨胀之前，一万元不少了。上报刘湘，刘湘说：“一万元未免太小气了，我们要同人家合作嘛，既然合作就得出点力。”
　　随手一批，便是五万。
　　在“联共”的基础上，刘湘再派张斯可赴广西南宁，那里也驻有延安代表，三方代表共同签定了“红（军）、桂、川军事协定”，商定要联合反蒋。
　　刘湘还希望将省外的这盘棋做得更大一些。
　　1936年9月，他召集励进会骨干成员，在成都公馆举行秘密会议。刘湘亲自出席会议并讲话，就如何交结更多的“朋友”，让众人支招。大家一番讨论，所提交的“朋友”名单中有山东韩复榘，山西阎锡山，还有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
　　最后刘湘选定联络陕西。因为根据情报，蒋介石要调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去福建，调杨虎城及其第17路军（又称小西北军或后西北军）去甘肃，另由胡宗南进驻西安，取代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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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05）

　　陕西是杨虎城的地盘，张学良则是继“九一八”、长城抗战后便居无定所，只能在陕西寄食以存，蒋介石动了他们的窝，那二位能不跳起来吗？显然，现在联络张、杨反蒋，恰在其时，反倒是韩复榘和阎锡山，小日子一直过得不错，很难下决心“造反”。
　　经过物色，刘湘决定派黄慕颜完成这一使命。黄慕颜首先去广西，与李宗仁谈定了“川、桂、陕”合作反蒋的事宜，接着再由成都乘机去西安，对外则宣称前往洽谈川陕联防事宜，以避人耳目。
　　黄慕颜的大舅子在西安绥靖公署任交际处长，为杨虎城的得力助手之一。通过这一关系，黄慕颜顺利地见到了杨虎城，并交付对方一份关于“川、桂、陕”联合反蒋的电稿。
　　杨虎城说他和刘湘在见解和想法上“完全吻合”，但他要黄慕颜稍等几天，待他和张学良研究之后再行答复。
　　实际情况是，张、杨正在酝酿一起惊天大行动。
　　1936年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张、杨在华清池捉住了蒋介石。黄慕颜得知详情后，立即电告刘湘，并建议刘湘解决在川的“中央”势力，以响应西安。
　　西安事变发生时，刘湘正在大邑养病。闻知消息后，急忙赶回成都进行处置。在接到黄慕颜的电报，确证消息属实，刘湘君臣又惊又喜。
　　惊的是，这张、杨也太牛了，我们撑破天，也只敢打打擦边球，玩玩合纵连横，他们竟然能给老蒋来个瓮中捉鳖，瞧瞧人家这胆识，惭愧啊。喜的是，不用自己费吹灰之力，嚣张一时的老蒋已经束手就擒，眼看着连小命都要保不住了，真应了那句话，什么圈到最后都是花圈，什么坛到最后都是祭坛。
　　当天，四川发出两封通电，一封出自于国民党四川党部，一封出自于刘湘，前者声讨张、杨，后者看似态度模糊，实质是寓支持于模糊之中。
　　刘湘举止暧昧，弄得贺国光惶惶不安，一再找刘湘和邓汉祥探问，并竭力劝说刘湘拥护南京政府，但收效甚微。
　　刘湘尚保留着一丝模糊，是受邓汉祥之谏，采取观望态度，多看几天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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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06）

　　先看南京。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要举兵讨伐张、杨。早已倾向于蒋介石的孙震闻讯，立即附和，并要开拔入陕，刘湘电令其撤回川境，不准擅自行动。其他如邓锡侯、李家钰、刘文辉，一看事情这么复杂，马上都不动了。
　　再看西安。“讨逆军”已攻入潼关，并拟派飞机轰炸西安。刘湘一合计，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张、杨恐怕不会再留着蒋介石做人质了，只会将其咔嚓了事，就算“讨逆军”暂时攻不进西安，飞机炸，也得把老蒋给炸死。
　　那还等什么，动手吧。
　　正要下达进攻令，有幕僚劝止：“西安那边激战正酣，如此做法，会把“讨逆军”的注意力转移到四川来的，那样四川就要吃苦头，何必呢。如果能确证蒋介石真的完蛋了，到时再动手也不迟。”
　　刘湘认为有理，于是决定：先布置包围，然后再动手。
　　刘湘随即以潘文华为总指军，傅常为副指挥，将成都军校和重庆行营完全包围起来。
　　蒋介石在川的主要武装力量就是成都军校，另外还有宪兵团和别动队。发现自己被包围后，他们当然不甘于坐以待毙，所有大小官员全都自动自发地出来抢筑工事，昼夜和衣不睡，且不论文武，全部持枪在手，欲作困兽之斗。
　　成都市区由此一片肃杀，街上连行人都看不到几个。
　　刘湘等着老蒋毙命，便好下达进攻令，但黄慕颜那边又迟无消息。
　　1936年12月16日，刘湘召集高层会议，以便敲定最终立场。会上，傅常、潘文华主张立即响应张、杨，对成都军校和重庆行营发起进攻。
　　听完傅、潘之言，刘湘问邓汉祥以为如何。
　　邓汉祥说：“策之上者，莫若静观其变。蒋败，不过是瓮中之鳖，万一事有反复，则我未轻举妄动，大可免遭嫉恨。”
　　邓汉祥不同意此时发动进攻：“如果张学良杀了蒋介石，军校、行营就能搬得走吗？南京政府必不会善罢甘休。又假设张学良放了蒋介石，到时候我们怎么下台？”
　　有了“两广事变”时的教训，刘湘已不敢再随便头脑发热，他认为邓汉祥分析有理，遂力排众议，采纳了其建议。
　　邓汉祥立即出面安慰贺国光及其他在蓉人员，刘湘对外也换上一副新面孔，宣布就任川康绥靖主任，领着邓锡侯等人，口口声声要“营救领袖（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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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07）

　　这当然都是做给人的表面文章，如果是真心“营救领袖”，他也犯不着把孙震给硬拉回来。
　　最好是张、杨把蒋介石给杀了，那得省多少事啊。
　　可惜天不遂人愿，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调解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陪送其回到南京。
　　刘湘既失落又诧异，但又无可奈何，只得下令对重庆行营和军校全部撤兵解围。
　　邓汉祥说得是对的，依靠他的远见卓识，刘、蒋的关系才未达到公开破裂的程度，继“两广事变”后，刘湘又躲过了一次莫测风险。
　　可是另一方面，刘湘却没有办法将他兴兵包围的事也都一慨抹去，相关报告早就飞到了蒋介石的案头，双方原有的梁子不仅没有解开，反而越结越深。
　　暗斗仍将继续，只是进入了一个更为激烈而微妙的阶段。
　　1937年2月，社会上谣言纷传，一边说蒋介石要下手搞刘湘，一边又说刘湘也将有所行动，驻川“中央军”与川军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双方都忙于构筑工事，以备不测。
　　已升任代行营主任的贺国光急忙下令将工事全部铲除，刘湘也通过讲话辟谣，事态方告平息。
　　所谓“谣言”都不是没来由的。蒋介石给刘湘发来电报，让他派全权代表到南京商议要事。
　　刘湘敏感地意识到，蒋介石要下手“搞”他了。跟蒋介石打交道，环顾幕中，惟邓汉祥能胜此任，在送邓汉祥出发时，他把自己想好的策略告诉对方：“无论蒋介石出什么题目，我们都要抱一个拖字来应付，拖一天有一天的机会，总以避免和他打仗为上策。”
　　1937年3月18日，邓汉祥由贺国光陪同，乘专机飞至南京。
　　一下飞机，邓汉祥就感觉到了压力，因为当地舆论都在纷传，说四川企图“造反”。
　　在这种舆论包围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了。
　　果然，蒋介石第一时间召见，一开口就来了一句：“四川的军队太多了。”
　　怎么个多呢，蒋介石的说法是，“四川一省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哪里要这么多兵，你们都在防谁啊？
　　蒋介石给出的处方是：“应该缩编！”
　　传说中的铁砂掌来了，好在邓汉祥已有心理准备，不慌不忙，以刘湘所传的“拖”字诀应之：“如果四川各军都按照一个标准同时进行，自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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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08）

　　蒋介石同样已荷枪实弹，铁掌刚出，飞剑又至。
　　“甫澄身体多病，兼管军民两政，一直深恐他力有不逮，所以这次我准备派能够同他合作的人去担任省主席，让甫澄专负绥靖地方的责任，这样也便于他休养，对地方和他个人都是有利的。”
　　这不但是飞剑，还是穿心剑，一通乱七八糟的台词，眼瞅着直奔对手的胸口致命之处而来。
　　邓汉祥既不能退，也不能闪，更不能拖，只能硬生生接招，当然他不能说刘湘不肯退位分权，得说军民分治尚不合“川情”。
　　“四川在防区时代混乱多年，人民深受其苦，自省政府成立，防区制取消后，关于地方治安及用人、用钱方面，始稍有眉目。现在截然划分军政、民政，由两人负责，恐难收辅车相依之效，反而会转增中央西顾之忧。”
　　蒋介石气势如此之盛，是因为“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与“两广事变”时相比大为不同。在国内声誉上，蒋介石一下子到达顶点，看上去已正正经经像个全国领袖，国内没有任何人能撼动得了他的地位，因此不管邓汉祥当着面如何巧舌如簧，他始终是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
　　眼见相持下去甚为不利，邓汉祥想了想说：“委员长日理万机，不便多来麻烦。可否指定一位负责人从长研讨，使汉祥多有陈述机会。”
　　蒋介石料想邓汉祥也耍不出什么特别的花招，便点头应允，并指定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其商榷。
　　邓汉祥反复权衡，在蒋介石势大，又不能打仗的前提下，要想缩着脑袋一刀都不挨是不可能了，按照刘湘“拖一天是一天”的策略，他选择了舍卒保帅。
　　邓汉祥对何应钦说：“缩编军队和军民分治两件事，如果同时进行，逼得过紧，恐难免滋生事端，何不分两个步骤办理？”
　　邓汉祥提出，可以先缩编军队，过一些时候再搞军民分治，“同样可以达到中央的愿望”。
　　通过何应钦的转述，蒋介石合计下来，左一刀右一刀，反正都是一刀，排着队砍也未尝不可，于是在第二次接见邓汉祥时，不再提及军民分治，只决定于7月1日在重庆召开整军会议，并派何应钦为代表到渝主持。
　　邓汉祥返回成都，将前后情形跟刘湘一说，刘湘也意识到此番不同往日，蒋介石是专门针对四川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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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09）

　　假如当初不听邓汉祥之言，向行营和军校发起进攻，不管攻得下攻不下，有一点可以确定：蒋介石绝不会跟你这么啰里啰嗦，他早已直接率兵打到四川。
　　现在还能分步骤，允许你“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那真是给足了面子，再不学着乖一点，就太没智商了。刘湘立即致电蒋介石和何应钦，表示拥护整军会议。
　　1937年4月16日，刘湘再作让步，声明接受南京政府提出的“川军国军化，政治中央化”。第二天，川军腾出位置，由“中央军”正式进驻重庆。
　　这是刘湘备受煎熬的一段日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曾像金钟罩、铁布衫那样的合纵之术正在式微，面对蒋介石在军政两面的凌厉攻势，南北诸侯均噤若寒蝉，没一个敢上台过招。
　　1937年4月30日，西安事变的发起者之一杨虎城被蒋介石革职，而事实上，在此之前，他的“小西北军”就已经瓦解，握枪杆子的人一旦失去枪杆子，你怎么摆布都没问题。
　　当天，刘湘便离开成都市区，移居金花桥别墅。
　　金花桥别墅是一座乡村别墅，坐落于成都至双流的公路附近，有专用汽车道与公路连接，在紧张情况下随时可以沿公路逃生。
　　过去刘湘养病都是去大邑老家，这次破例住进金花桥别墅，实在是被杨虎城的先例给吓到不轻。
　　四天之后，见周围尚无异样，他这才返回成都，一回来即将蓉、渝两市的警察局长予以撤换。
　　他还是安全的，至少在整军会议之前。
　　尽管害怕，但一天天过去，那个日子还是在不断逼近。何应钦即将飞抵重庆，同时电告刘湘如期参加整军会议。
　　刘湘的嫡系部下闻讯，大多劝止刘湘赴渝，刘兆藜等三个旅长更是跪在地上痛哭，说到重庆凶多吉少，万一被扣，就毫无办法了。
　　刘湘尽管答应与会，其实心里也一点底都没有。彼时蒋介石正在庐山，邓锡侯、刘文辉、杨森在山上都驻有代表，他们发回的电报，无一例外都说蒋介石欲借整军会议来收拾刘湘。
　　这些电报当然不是给刘湘看的，但刘湘有办法偷看，他那个侦察电台可不是吃干饭的。
　　看完电报，刘湘更有顾虑了，就担心何应钦邀他不是开会，而是去看硫酸雨。
　　谋士和武将数不胜数，到头来能抓住的救命稻草却还是只有一个，那就是邓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