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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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的一个多月里，64名参与投机的商人被关入监狱，舞弊勒索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张亚民、第六稽查大队大队长戚再玉、囤积居奇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被公审枪决。接着蒋经国发表《上海何处去》的演讲，说：“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小蒋雷厉风行、不徇私情、敢打硬仗的表现，赢得了广泛支持，也极大的震慑了奸商和贪官，接着，蒋经国将战场从码头、商号、仓库、菜市场转移回自己的办公室，夜以继日的招见沪上企业家，奉劝他们把硬通货拿出来，面对杀红了眼的蒋经国，没人敢拿身家性命开玩笑，上海的刘鸿生就被他生生“劝”出了800根金条和250万美元。到10月份，上海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钞3 452万元、港币1 100万元、银子96万两，合计价值2亿美元。各商业银行也在9月底前将存留的外汇储备向中央银行作了申报。在整个“币改”过程中，上海是收兑成效最好的地区，市场价格被生生的稳定在了八一九水平。
　　9月底，浦东大楼，工商业代表齐聚一堂，听蒋经国训话，带着初战告捷的喜悦，蒋经国重申“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势与奸商贪官斗争到底。这时，一位瘦削、冷峻的老人站了出来，冷冷的说道：“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一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说话的人就是显赫一时的杜月笙。
　　杜月笙作为青帮老大，其势力原本就遍布上海滩各个角落，在抗战时期，他立场坚定、行动果敢，杀汉奸、筹军饷，做了很多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和国共两党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再加上他年少之时，与蒋介石私交甚好，使他成为任何一任官员都不敢得罪的角色。
　　这次，杜老大出场，话虽不多，却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看蒋经国如何作答。杜月笙提到的这个扬子公司可非等闲之辈，他的老板叫孔令侃，是孔祥熙与宋霭龄的长子，此人从小好吃好喝好生活，养成了飞扬跋扈的少爷脾气，是一个十足的不学无术的公子哥，依仗着父母的权势，二十四五岁上就在中央信托局当上了常务理事，大事小事都由他管，真正的局长叶琢堂反而不知道自己该摆哪。当时的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曾发牢骚说，这位孔大少爷给我打电话，就像训孙子一样，一点礼貌都不讲。要知道，我和孔祥熙是同辈份的人呐。
　　就这么个孔大少，在抗战胜利后，当起了“官倒”，迅速的积累了令人咋舌的财富。孔、宋、蒋三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世人皆知，扬子公司的所作所为无人不晓，谁都知道在孔令侃面前，被蒋经国打掉的那些老虎，至多算是病猫。要不是蒋经国直接把杜公子给判了，杜老大也不会拿孔公子给蒋公子出难题。
　　面对杜月笙的刁难，蒋经国回答：你能拿出证据，不管是谁，我一打到底。杜月笙显然是有备而来，随即出示了一份非法囤积物资的公司名单，其中扬子公司赫然在列。蒋经国有点发懵，这些自己怎么都不知道呢？轮到杜月笙冷笑了，你手下人把我父子挑出来刻意打压，实际上是故意放跑那些大奸大恶，你明明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蒋经国岂能受这个挤兑，你等着，我倒要大家看看，我能不能打老虎。
　　10月7日，蒋经国查封了扬子公司，逮捕了多名该司职员，将孔令侃也给软禁了起来。宋美龄闻讯急了，一个是她的继子，一个是她亲外甥，这下弄的鸡飞狗跳的，好看是怎么的，于是紧急赶往上海从中斡旋，以第一夫人兼长辈的身份将二人叫到了一起，说你们是兄弟啊，何必弄成这个样子为外人笑话，蒋经国当然不肯相让，这是国事不是家事，孔令侃自然也不肯轻易就范，别以为你抓住了我的把柄，我抓的把柄也多着呢，你最好撤诉，你好我好大家好，否则鱼死网破。
　　这个外甥的脾气宋美龄是知道的，说的出做的到，蒋经国更是那种认死理的人，这回后面杜月笙和整个上海工商界都看着自己呢，怎肯在孔令侃面前折了面子。两兄弟，一个执着，一个嚣张，一个步步紧逼，一个不肯退让，势成骑虎。一贯温文尔雅、处事稳重的宋美龄也慌了，蒋、宋、孔三家其实是一荣皆荣、一辱皆辱，这么整下去，不定又捅出什么事来，这俩孩子怎么不听话呢？
　　万般无奈，只好把北平前线主持军事会议的蒋介石给叫了回来，两个人可以不给宋美龄面子，却绝对不敢违抗蒋介石。最终的解决方案让人啼笑皆非。
　　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也就是说孔令侃是合法商人，据说作为回报，孔令侃拿出600万美元交给政府，然后自己卷铺盖卷去了香港。
　　孔令侃都放了，杜维屏当然也不能再坐牢了，怎么办呢？你杜家不是有钱吗，就拿钱冲抵刑期吧，按3元金圆券一天的价格，你交720块钱，把这八个月的刑期买走吧。这次币改，是一元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也就是说这次杜维屏缴纳的赎身费高达21.6亿法币，看上去真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很快大家就会发现这个天价的赎身费原来不过是一把废纸。杜维屏出来后，随杜月笙去了香港。
　　在将孔、杜两家赶走后，11月5日，蒋经国辞去了督导员职务，黯然离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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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经国的背影是落寞和孤寂的，很多人认为蒋经国的辞职，宣告了他“打老虎”运动的失败。我倒不这么看，他把孔令侃、杜维屏这样的大老虎都收拾了，虽然没有打死打残，起码也打伤打跑了，另外还打了一群小老虎呢，可说战果颇丰，怎么能说失败呢？所以说，蒋经国下台的真正原因不是“打老虎”的失败，而是“币改”的失败。
　　通货膨胀的原因无外乎货币发行过量或商品严重匮乏，政府发行金圆券，初衷是控制货币发行，这应该没什么错，但是采取限价令，由政府做主强行将价格设定在“八一九”水平，则是违反经济规律的莽撞之举，因为商品匮乏的情况没有改变，这时候结果只能是两个，一是商家囤积居奇，待价而沽，则货架上看不见商品。二是在政府强行干预下，以明显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上架，然后货物被迅速抢空，货架上依然没有商品。此时，那些手里有商品的人自然可以再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你打击一两个囤货的大商人可以，但如果这些货已经散布到许许多多小经销商甚至居民手里的时候，你还有办法遏制价格的上涨吗？蒋经国遇到的就是第二种情况，老百姓信任了他，将金银外币都换成了金圆券，而他却无力阻止价格的上涨，11月初，政府被迫取消了“物价管制”。
　　其实，在限价令和打击囤货的同时，再加一条以凭票供应为手段的“限购令”，也许物价真的可以被限制住，只可惜这个“币改”政策出的过于匆忙，缺失了一个关键环节，以至于蒋经国之前的总总措施，都演变成了一场毫无成效的政治秀。更为可悲的是，在蒋经国挂冠而去后不久，“三大战役”开打，政府为了应付高额的战争开销，放弃了金圆券发行20亿的限制，并一而再再而三的突破了自己制定的限额，最终干脆变成了无限制印发钞票，最后印也印不过来了，干脆就印大面额，开始是100块一张，最后市场上竟然出现了100万一张的钞票，不花个几百万，想吃碗阳春面门儿都没有。
　　这次受损失最大的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没有大资本家的财力和资源去保护自己仅有的财产，也不像乡间农民或无产阶级那样无产可贬，其次是城市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和乡间农民相比，他们绝对属于富裕阶层，革命意愿远不如农民强烈，毕竟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和别人分，毛泽东被迫“农村包围城市”与普通市民对中共的不支持是有关的。这部分人本来是和那些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及最多话语权的权贵阶层属于一个战壕，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可政府与民争利、涸泽而渔的行径，使政府信用一落千丈，原本支持他们的中产阶级转而支持中共，反正有产变无产了，老子也信仰共产主义了。权贵资产阶级和精英知识分子们，本来是反共最坚决的群体，此时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资本开始转移境外，你国民党如果光是“打老虎”也就罢了，你他妈的连那些小市民一块打，人心都丢光了，我们是不能陪你玩儿了，没有转移资本的，也处在观望状态，他们看不到国民党的希望在哪里。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则干脆直接倒向中共，中共虽然土包子了些，但再怎么着也不会比国民党更操蛋了，不如让共产党打赢了，谋得个国家太平吧。
　　中共向来是以“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美好前景，来发动最底层的穷苦百姓的，简单说就是以正义的名义，暴力的手段，剥夺富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其实中共这套主张是有内在逻辑错误的，他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人有勤劳致富的可能，忽略了好吃懒做和头脑愚笨也可以成为穷困的根源。但是，中共这些干部们没有什么私产，没有姨太太，官兵一致，官民平等，充满着理想和奉献精神，这样的干部看着就让人信得过，当他们告诉大家，穷是因为富人剥削所致，我们就是要带领大家打碎这个旧世界，把本来属于我们的东西抢回来时，还是很快的得到了穷苦百姓的支持，老百姓就爱听这种简单的道理，要的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所以他们愿意选择共产党。
　　自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先是以不公平的价格，用法币兑换伪币，然后不断加印法币，始终贯彻的一条原则就是“与民争利”，随着金圆券的发行，这种抢劫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民心尽失，也正因为此，国共实力对比最终发生了质的逆转。这时，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叫冀朝鼎的人，他参与制定了国民政府几乎所有的混蛋经济政策，特别是“金圆券币改”政策，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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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圆券崩溃之时，冀朝鼎已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飞赴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后来，傅作义在冀家在北京的老宅里决定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中共建国后，冀朝鼎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1963年因病在北京去世。开始只安排了一个一般规模的追悼会，没想到的是，报告送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周恩来手中，他做了三点批示：第一要在治丧委员会中加入我和邓颖超的名字；第二我要亲自参加追悼会；第三，追悼会不能在一般地方举行，要改在首都剧场。最终，这个副部级干部的追悼会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李先念，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致悼词，这种规格显然超出惯例。周恩来在审阅悼词时，亲笔加上了一句话：“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立污泥而不染”。原来，冀朝鼎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高级特工，在潜伏敌营的日子里，他直属周恩来领导，只有周恩来唯一一个上级。30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出现在了追悼会上。这个单位就是国家安全部的前身。罗长青之子，军事专家罗援，对冀朝鼎的评价：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时至今日，我们只能从陈立夫的指责中知道，国民政府那些个祸国殃民的混蛋政策大都和冀朝鼎有关，但这些政策有多少出自中共的授意，我等草民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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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六章 百万雄狮过大江
　　西柏坡，是一个背靠太行山的小村子，地处河北平山县，平山县山地多、耕地少、交通不便，极其贫困。前二年，河北省大力发展西柏坡红色旅游，才使这里的百姓看到了些脱贫致富的希望。红色旅游这事，得从1948年初夏说起。在陕北兜了两年圈的中共中央来到了这里，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会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五大书记”终于再次兵合一处。
　　要说这地方发展旅游事业还真靠谱，不发达地区，通常都是白云蓝天，西柏坡虽然庄稼长的不多，但各种绿色植被不少啊，山清水秀的，最适合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城里人休闲了。
　　毛泽东他们老哥几个，选中西柏坡，当然不是为了看风景，事实上他们也没有看风景的心情。经过三年的此消彼长，中共已经今非昔比，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心存高远，且拥兵数百万的中共都必须放弃演练了20年的游击战术，转而进行硬碰硬的大兵团作战。具备夺冠可能，却又没有夺冠把握的时候，是最紧张的，现在的国共之争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这时候，把指挥部移到西柏坡，一是因为这地方穷乡僻壤，易于隐蔽。二是群众基础好，谁让这地方穷呢，越是穷人越喜欢共产党。三是这地儿处于东北、西北、华东和中原野战军的中心地带，指挥方便也安全。
　　国共对弈，本来没有什么悬念，蒋介石也没想陪中共耗上几年，在他的思想里，几个月到半年，天下大定。谁成想，中共越打越多，实力越战越强，除了咱们前面提到的经济、政治原因外，实力占优的国军却被广阔土地所累，处处据守，处处分兵，反而处处薄弱，给了中共部队太多的生存空间，林彪通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土改、剿匪，壮大着自己的实力，并在1948年春，攻克了四平。四平这地方，国共两军在三年里打了四次大仗，我们这里沿用中共这边的叫法。第一次，叫“四平解放战”，打了两天，中共从国民党手里抢下了四平。第二次，叫“四平保卫战”，打了一个月，共军被打败，接着一路狂奔，差点被追出国境。
　　第三次，叫“四平攻坚战”，47年夏天打的，林彪率兵攻打71军镇守的四平，该军军是从缅甸回来的远征军，打完日本就跑东北来了，武器装备、官兵素质和作战经验都相当好，四平守将叫陈明仁，黄埔毕业，很有两把刷子。二战四平国军获胜后，陈明仁就率领71军在四平驻扎下来，这期间，陈明仁做了一件非常重要也非常浪漫的事，就是帮助手下营以上未婚军官找老婆。手下这些人百战杀场，适逢国家危难，国将不国，何以家为，现在日本人投降了，林彪也跑了，国家和平指日可待，那就赶快成个家吧，当时的妙龄少女们都以嫁给国军军官为荣，于是一对对情侣走人了婚姻的殿堂。可是期待中的和平并没有到来，更激烈的冲突还在后头，在“三战四平”的时候，林彪的部队已经冲入了四平，一度将陈明仁的指挥部也给占了，铁路以西尽归中共，在四平岌岌可危之中，陈明仁想出了“撒豆成兵”的妙计，在街道上撒黄豆，共军冲过来根本站不稳，不断的有人摔倒，勉强不摔倒的也跑不快，国军趁机各色火器猛轰，算是将城东给巩固住了。待到援军开到，共军退出四平。后来，陈明仁受到了处罚，理由是“浪费粮食”。
　　第四次，叫“四平战役”，这一次，共军一举攻克了东北重镇四平。四次战役，双方总共投入40万人马，累计打了52天，造成了10万人的伤亡。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更惨烈的战斗，更令人瞠目的伤亡还在后头。
　　到48年初，林彪手下已有精兵百万，主要屯兵于北满（黑龙江）和南满（辽东半岛），而国军在东北只有55万人，屯兵于长春、锦州和沈阳三处，将三座坚城之外的广大农村，拱手让给了林彪，此时的林彪已经控制了东北97%的土地和86%的人口，占据了绝对优势。
　　此时美国方面显示了他们对于全局的判断能力，他们建议蒋介石，放弃那几座没有战略意义的城池，将部队撤回关内，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在写给国防部的报告中说：“我深信继续据守被孤立的满洲城市是徒劳无益的，这些城市的军需民食完全依靠空运，而中国民用及军用航空运输能力的总和，犹远不足以满足需要的浩大吨位。空运的补充、保养和燃料的花费——在一个缺乏现金信用的国家中——足以导致经济上的灾难。另一方面，空运对于供应上，仅能做无效的帮助。”
　　事件的发展，最终证明了美国人的判断和建议是正确的，东北平原沃野千里，无险可据，单凭几座坚城是无法保证国府在东北的存在的。如果主动放弃东北，将部队调往平、津、山海关一线，依靠冀北山区屏障，配合平津一带守军，将东北野战军堵截于关外，是完全有可能的，届时，就可集中优势兵力于华东，将孤立无援的华东、中原野战军歼灭，则国共内战将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
　　毛泽东确非等闲之辈，他敏锐的觉察到了在形势一片大好之中隐藏的危险，1948年2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三人发了封长电，归纳起来有如下内容：
　　1.        你们打的很好，可再这么打下去，蒋军有可能放弃东北向华北撤退。
　　2.        如果我军无力阻止其撤退，则撤退后的蒋军有可能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地区，并打通津浦路北段，将使之后的战局对我不利。
　　3.        我军是否可以在锦州方向寻求战斗，进而控制阜(阜新)、义(义县)、兴(兴城)、绥(绥中)、榆(榆关，即山海关)、昌(昌黎)、滦(滦县)地带，阻止蒋军撤退。
　　从这封措辞极其缓和，满含商量口吻的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并没有沉浸在东北战局一切顺利的喜悦之中，相反却显露出了几分忐忑和犹豫，从战略上考虑，他即不能让东北敌军入关，也不能让他们拖住东野前进的脚步，可这又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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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站在全局角度进行的分析和建议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前敌指挥官林彪拒绝接受，“我们同意与亦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但锦州在东北的最南端，我的人马却大都在北满，要饶过敌人重兵布防的长春和沈阳，劳师远征，那是开玩笑的吗？这么长的补给线，是非常容易被握有制空权的敌人切断，如果锦州不能速战速决，而补给线又被敌切断，那势必面对弹药粮草不济的窘境，到时关内和关外的敌人一夹击，非但拿不下锦州，弄不好，老本都得赔在这。“敌主力自锦州以北撤退的时机，大约在我军歼灭吉林、长春、四平等地敌人以后，又加上关内他的局势甚紧张时，即会开始。但只要吉林、长春敌被我抓住和歼灭前，沈阳的敌人不会退的”。而“锦州附近敌守城不出，守兵亦较多。我军在该处无主力。故该处无大战斗”。继而，东北一干领导人，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他们先打长春的计划：
　　1．        先围长春，用10-15天扫清外围，但对长春围而不打，逼沈阳之敌来救，我主力南下打援，最大限度的歼灭敌人。
　　2．        如敌不来救，则我集中全力在10-15天内拿下长春。
　　3．        如沈阳之敌趁我全力攻打长春，部队消耗与疲劳之际，派兵施救，则我分兵打援。
　　4．        如沈阳与锦州之敌联手来救，则请中央调“晋察冀四个纵队或三个纵队兵力，开到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歼灭和钳制敌人”。
　　林彪等前敌指挥官的这一设计，非常细致，对于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做了预案，相比于毛泽东笼而统之的攻克锦州的计划，最大的特点就是留有回旋余地。这正是林彪的用兵之道，总是谋定而动，决不弄险，总是盘算着如何以最小的伤亡换取最多的战果，后来许多东野的将领回忆林彪时不约而同的提到了一点——“跟着林总打仗伤亡小”，这可能正是瘦弱、内向，缺乏威严的林彪，能够降服东野一众骄兵悍将的原因。你想啊，谁都想打胜仗，但谁都不想死，而跟着林彪既能打胜仗又能活着享受胜利，大家还不心悦诚服吗？林彪这个特点，毛泽东当然心知肚明，他知道林彪既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那么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他也知道林彪对于自己的作战指挥才能极其自负，他如果认定的事，会一力坚持，极难改变，况且攻克锦州的设想只是毛站在战略高度的一个理想结果，自己对于能否攻克锦州并无把握，至于如何攻克锦州则更不是他想的事，既然如此，就批准林彪他们的计划吧。批准的同时，毛泽东不忘提醒几句，“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山海关至锦州)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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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让毛泽东给说着了，出现了林彪事先没有料到的一个结局，沈、锦的敌人没有驰援长春，长春郑洞国死守不出，而林彪面对号称“坚冠全国”的城防攻势一筹莫展。要搁彭德怀，去他妈的，给我上，拿不下长春提头来见，也许半个月内解决战斗也并非不可能，可林彪毕竟不是彭德怀，只有精神而无战术含量的战斗，林彪是不打的，那得死多少人啊，况且战略目的是全歼东北守敌，为一个长春把老底都赔进去，后面怎么打啊。所以，林彪提出，我不和你费劲了，我就用少量的部队给你来个围而不打，同时屯重兵于长春和沈阳之间。你来援兵，我就打援，反正我人比你多，敢在开阔地上跟我打，我弄死你。你要继续抻着，我就地休整等着你。长春的郑洞国，有能耐你就跟我耗，等你饿的受不了了，我不信你不突围，你突围我就给你闪开，然后在中途追歼你，就人多欺负你人少，怎么地吧。
　　毛泽东一听林彪的计划就急了，你这不是瞎胡闹吗，你说你们城外打半个月，再加上攻城半个月，最多一个月就拿下长春，我这才批准了你们。现在已经是六月初了，你却要改用蘑菇战术，这么打，对于你东野固然是安全的，但你100万人被敌人三座城池50万人遥遥无期的拖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光想着你东北，其他地方你不管了？你不管我得管啊，你回答我，如果我军不惜伤亡，两个月能不能拿下长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对于毛泽东的质问，当然也不服气，我们攻城的部队不到敌人的三倍，面对长春如此坚固的永久工事，强攻伤亡必大，能否攻下很难说，更别说让我们确定什么时候攻下了。毛泽东说，赵本山十年后才出生呢，你们搁哪学的忽悠和扯蛋啊？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建议攻长春呐？
　　计划赶不上变化很正常，有问题说问题，随机应变呗，林彪哥几个继续阐述他们的观点，如强攻长春不下，再行撤兵南下，去打沈阳、锦州，败军之将何以言勇啊？再说，长春不拿下，我们南下也有后顾之忧啊，不如就久困长春，即使他不突围，到时候我们再强攻也会容易些，虽然多耗去几个月时间，但有把握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看到东野的将领这么坚持，毛泽东只好批准他们久困长春的方案，但规定，你别光想着长春，在围长春的三四个月时间里，你要做好南下张家口、承德、锦州的一切准备，包括粮草、弹药、被服、新兵和运输。林彪领命，开始了长春困城。
　　这会儿的东北剿总司令是卫立煌，国民党五虎大将之一，1938年2月，卫立煌曾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而18集团军，也就是八路军正好隶属于第二战区，因此林彪可说是卫立煌的老部下，而且二人还曾有过不错的私交。当年卫立煌顺访延安，曾专程去看望被阎锡山士兵误伤的林彪，并且送出了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和牛肉罐头一百八十箱，以资慰问。现如今，二人各为其主，曾经一个战壕里挥戈对外的渊源就先抛到一边吧。
　　就在毛林为打不打锦州争执不下之际，蒋介石和卫立煌也产生了分歧。二人都认为东北不能放弃，只要维持东北的存在就可以拖住东野，不使其加入关内作战，而一旦如美国人所说，撤到关内，林彪百万大军顷刻将挥师南下，反而会加重中原腹地的压力。但在具体实施环节，二人则想法不同，蒋介石的意见是打通沈锦线，将沈阳主力调至锦州一线布防，掐断关内关外重要的通路，守的住，即可让东野不能前进，守不住，调头就跑还有退路。毛泽东之所以催促林彪要不速决长春，要不绕道南下袭取锦州，怕的就是蒋介石经由锦州撤退关内，可说双方最高统帅都看到了锦州的重要，也都揣测出了对方的心思。而卫立煌认为，林彪等的就是你出城，等的就是在平原地带围歼你，沈阳锦州相距甚远，林彪另一屯兵地辽东半岛正好在当间，此时出城太过冒险，所以就要学学司马懿，高悬免战牌，坚守待变。
　　长春郑洞国认头做缩头乌龟，你攻我就守，你歇着我也不动，就跟你死扛，沈阳、锦州方向按兵不动，不打算救援长春，也不打算撤出东北。比耐心，林彪怕过谁，你不动，我也不动呗，这会儿正是东北最好的季节，气候宜人，景色不错，我们在外面可以看风景，你们在城里就只能看我们了，你总有粮草消耗完的时候，看咱们谁耗的过谁。毛、林、蒋、卫加一个美国，每个想法都有道理，于是大家继续电报对垒，纸上谈兵，在电报的滴答声中，战场上出现了两个月的宁静，这正是大战前的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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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越来越焦急，口气越来越严厉，要不迅速拿下长春然后南下，要不直接南下去攻锦州，林彪你二选一。
　　1945年6月结束的中共七大，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虽没有像国民党那样提出“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这样极端的口号，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无上权威却已用党章形式确定了下来。此时主席发怒了，林彪哥几个心里也打鼓，攻长春的建议毕竟是自己做出的，一个月拿下也是自己定的，现在进行不下去了，总要有个交代，权衡再三后，林彪留下10万人继续围长春，70万大军迅速南下，直扑锦州。
　　奔袭锦州是一步显而易见的险棋，一旦失利，东北三年苦心经营的成果将付之东流，但这又是一次足以左右全局的冒险，毛泽东不光要拿下东北工业基地，还要将50余万国军精锐全歼于辽沈，因为他的目光已经盯在了华北和华东，他要下的这盘棋很大很大。
　　1948年9月29日，东北野战军先后攻克河北省的昌黎、北戴河和辽宁省的绥中、兴城，切断了辽西走廊，完成了对锦州、义县的包围。锦州危险，辽沈就危险，辽沈危险，华北、华东就都危险了，一个不起眼的锦州，此时已经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毛泽东能看到这步棋，蒋介石当然也看到了，1948年10月2日蒋介石亲赴沈阳，把不听号令的卫立煌给晾在一边，亲自排兵布阵，告诉大家，我已从华北和山东调集三个军7个师海运葫芦岛，加上原来驻守葫芦岛的阙汉骞的第54军4个师，共计4个军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华北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统一指挥；以沈阳地区的5个军11个师，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东西对进，要在锦州对东野实施反包围。
　　蒋介石亲自调动，效率是真高啊，就在他宣布组成东西两个兵团的时侯，海运葫芦岛的部队已经开始陆续登陆了，此时林彪正在南下锦州的火车上，听得此消息，急忙命令停车，别往前走了。林彪不愿先打锦州，怕的就是关门打狗没关住，再让人家把自己给打了。可怕什么来什么，没想到关外的敌人来的如此之快，“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人”。葫芦岛距离锦州只有50公里，待敌人兵员到齐后，可是一眨么眼就会兵临城下。林彪这个人本来就寡言少语，遇到问题时，更是可以长时间不动窝不说话，他习惯于倒骑在椅子上，目不转睛的盯着地图，偶尔机械的往嘴里塞上一颗炒黄豆。2日晚，东野前委拟了一份电报：估计攻锦时需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援敌，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士气必甚低，故目前如攻长春把握大为增加，以上两个行动方案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3日一大早，罗荣桓和刘亚楼就来到林彪住处，这二位昨天晚上是同意了林彪的想法的，但这时罗荣桓跟林彪说，打锦州是咱们和主席酝酿了很久的决定，这个决心还是不变为好。林彪何尝不知道打下锦州对全局的重大意义，打锦州虽险，但富贵险中求，这个风险还是值得一冒的，于是让秘书去查一下，那封电报如果还没发就撤回来，秘书说，这都过了八九个钟头了，按照惯例，这封电报不光发了，而且已经翻译好交到中央首长手里了。
　　原来，毛泽东不光看到了这封电报，而且当即回电，口气极其严厉的斥责了东野前委，认为不论打长春还是打锦州，本来都是可行的选择，但因为前敌指挥员的畏敌情绪，导致长春拿不下，锦州打不成。不过现在我看到的资料，三人在商量的时候尚未看到毛泽东的回电。
　　林彪当即命令再拟一份电报，告诉军委攻锦决心不变。4日，毛泽东复电：“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之前我们与你们之间的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10月5日，东野前指来到了牤牛屯，此地位于锦州西南，距锦州只有30里。在这里，林彪下达了一系列命令：
　　令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率领第4、第11纵队及2个独立师紧急开进打渔山、塔山和虹螺蚬一线，阻击葫芦岛和锦西方向的“东进兵团”；
　　令万毅率第5纵队、黄永胜率第6纵队（欠第17师）、梁兴初率第10纵队（附第1纵队第3师），陈兵新民以西、以北地区，堵击由沈阳出援的“西进兵团”；
　　令李天佑率第1纵队（欠第3师）陈兵锦州和塔山之间的高桥，作为战役总预备队，既可北攻锦州，也可南援塔山。
　　令第3纵队司令员韩先楚为北突击集团总指挥，率领第2、第3纵队和第6纵队之第17师，以及炮兵纵队主力和坦克营，做由城北攻击锦州的战斗准备；
　　令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为南突击集团总指挥，率第7、第9纵队及一部分炮兵，做由城南攻击锦州的战斗准备；
　　令第8纵队司令员段苏权为突击集团总指挥，率领第8纵队及第1纵队炮兵团，从由城东攻击锦州的战斗准备；
　　东野虽然已经形成了对锦州的大包围，但要想马上发起强攻，条件还不成熟。首先，部队集结到攻击位置，需要时间，其次林彪强调的“三猛战术”的第一猛“火力猛打”，是需要布置的，600门大炮进行火力配置、弹药补给和进入阵地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必须由阻援部队争取回来，而最为凶险的是敌“东进兵团”，从葫芦岛到锦州太近了。因此，塔山阻击战，就成了左右战役全局的重中之重，为此林彪专门说明咱们这次打的是完完全全的阵地战，每个师长、团长都指定了作战位置，你就给我钉在这里，一步不许后退，就这还不放心，又派了作战处长苏静到前敌监军，这个人是只带耳朵不带嘴巴，不参与作战指挥，只负责把前线的真实情况报告林彪，林彪怕的就是打惯了运动战的四纵习惯性的给你来一个“打不过就跑”。林彪对塔山阻援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你们必需利用东自海边西至虹螺蚬山下一线约20余里的地区，作英勇顽强的攻势防御，利用工事大量杀伤敌人，使敌人在我阵地前尸横遍野……而使我军创造震动全国的光荣的防御战。”
　　塔山其实根本没有山，它只是一个位于锦西与锦州之间百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东临锦州湾，西靠虹螺岘山和白台山，东边靠着锦州湾的山包就是打渔山岛，涨潮的时候是岛，退潮的时候是和海岸连成一片的滩涂，林彪之所以将阻击地点设在了无险可据的塔山，是因为实在没有比这个地方更适合阻击的了。从葫芦岛到锦州的路段中，只有此处突然变窄，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最窄处只有12公里，过了塔山道路就是一马平川，而北宁铁路从村子的东侧穿过，山海关至沈阳的公路与铁路并行，也在此通过，要想堵住潮水而来的敌军，也只有在这里布防了，如果此处被突破，后面将是一马平川，敌人顷刻可到锦州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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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日下午，侯镜如来到了塔山前线，重新进行攻击配置，调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主攻塔山村，该师战斗力极其强悍，号称自建军之日起就没丢过一挺机关枪，把塔山这个硬骨头交给95师，从排兵布阵上说没有错误，但问题是在战斗开始两天后才到前敌的95师需要熟悉地形，需要研究步炮协同啊，于是侯镜如命令给95师一天的调整时间，这就大错特错了，前两天已经被打的手忙脚乱的东野守军，趁此机会巩固阵地，调配弹药，埋设地雷，重新站稳了阵脚，最为重要的是，在锦州之战箭在弦上的时候，侯镜如的这一安排等于为东野又争取了一天的时间。
　　侯镜如是黄埔一期生，是中共1925年的老党员，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参加过东征，并且协助周恩来指挥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四一二”后，他立场坚定的跟着共产党，以贺龙二十军教导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了“南昌起义”，在随起义军转移过程中身负重伤，从此离开中共部队，但在伤愈后依然为中共工作，顾顺章叛变时，他正在上海，因此事变，侯镜如与中共失去了联系，后辗转投入国民党部队，抗战爆发，正是用人之际，侯镜如作为黄埔嫡系，得到了重用，抗战八年，侯镜如率部参加了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枣宣会战，因战功累有升迁。抗战结束后的1947年，老领导周恩来、贺龙派人与其接上了头，希望他重回中共阵营，侯镜如表示自己会相机行事。这次，至关重要的塔山阻击战，作为“东进兵团”总指挥，侯镜如先是晚到两天，到了后，再安排休息一天，错过了攻取塔山的最佳时机，不动声色的为围攻锦州争取了时间。
　　13日清晨，“赵子龙师”开始强攻塔山，该师不光训练有素，而且军官身先士卒，他们的团营军官身背大刀，胸前挂一排手榴弹，冲在队伍最前面，这完全是一种拼命的打法，也是最为提气的打法，塔山因为“赵子龙师”的加入，而变的异常血腥。塔山激战之时，东野攻城部队没有闲着，至13日夜，锦州外围守敌已被肃清，攻击部队全部到位，就等14日发动对锦州的强攻。
　　至14日清晨，塔山已经九易其手，程子华向东总报告，敌人攻势太猛，我军伤亡很大，本该下达总攻命令的刘亚楼犹豫了，塔山一丢，敌人一个小时内就可能兵临城下，那时我军腹背受敌，非但无法攻入锦州，还极有可能被敌粘住不得脱身，敌援军还在源源不断的开进，到那时，东野几十万大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林彪默默的看着地图，前指里人来人往，但这些似乎都没有影响到林彪，他似乎完全游离于紧张与嘈杂之外，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时间就在林彪的沉默中一分一秒的流逝着，大家焦急的等待着林彪，但没人去打搅他。突然，林彪向刘亚楼挥了挥手，示意下达总攻命令，刘亚楼刚拿起电话，已经很久没有说话的林彪说道：“告诉程子华，我只要塔山，不要伤亡数字！”
　　上午10点，对锦州的总攻开始了，东野这边不论兵员还是火力，都远远好过困守孤城的范汉杰，15日18时，东野攻克锦州。此时的塔山阵地前已经是尸横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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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七章 雪白血红，悲情长春
　　郑洞国，出自那个将星云集的黄埔一期，自1924年参加平定广州反动商团叛乱的战斗开始，他已经转战沙场24年。早在1933年，作为第17军2师4旅旅长的郑洞国就参加了长城抗战，战斗的紧要关头，为示必死的决心，他曾脱掉军衣，只着白衬衫，提着手枪，亲自率领部队冲锋。之后郑洞国又率部参加了徐州会战、昆仑关会战、枣宜会战和第二次长沙会战，后调任驻印远征军新一军军长，位列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参加了抗战期间最为辉煌的缅北大反攻，最终晋升为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副总指挥，载誉归国。
　　现如今，这个战功赫赫的将军，却被困于孤城长春，离自己最近的友军远在300公里外的沈阳。最要命的是，长春机场被东野攻占了，在陆路补给线被完全切断后，空中补给线也被切断，很显然，死守下去，必死无疑。自东野主力南下之后，围城和守城部队人数相当，如集中一点突围，从任何方向都可轻松破围而出，但冲到辽阔的东北大平原上，东野必会派大兵团合围过来，失去了坚固的城防屏障，断无生还之理，郑洞国久经沙场，在等死和找死之间选择了前者，只要自己坚持住，只要沈阳、锦州坚持住，就可以50多万的兵力死死拖住林彪百万大军，一旦关内解决战斗，里应外合再取东北，转机不是没有可能。
　　应该说长春是做了长期坚守的准备的，市长尚传道3月1日上任，4日就将中央信托局长春分局储备的100万斤大豆全部买下，开战后，趁尚未完全封城的时候，又抢运了不少的粮食，可城内有守军10万啊，一人一天1斤粮，那些存粮也就维持半个月20天，好在5月份进行存粮普查时，民间存粮尚可维持到7月，部队如果靠空投粮食补给，省着点吃，坚持到8月当无问题，可问题是林彪的耐心远远跨越了8月。
　　林彪派出了东野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肖劲光、政委肖华率领第一兵团10万人，实施久困长春。东总给他们下达的命令当中，除了部署控制机场，限制敌人出逃等措施外，特别提出，“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严禁城内百姓出城”。等到6月28日，围城工作会议上，围城指挥所再次强调封锁粮食、蔬菜、燃料、牛马及一切可供敌人使用的生活资料，断绝城内外人员往来和商业关系，“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将匪军困死在城里”
　　东总开始布置的包围圈有150里，布置了两道防线，也用不多少人，剩下的人该吃吃，该睡睡，大家轮替，过的比较悠闲，反正郑洞国也不想突围，大家相安无事的对峙就完了，可偏偏有位好事者，不愿意友好相处，这整天大眼对小眼的，算打的哪门子仗啊，咱找点事呗。
　　这个好事者叫钟伟，此人身材短小，形体精瘦，大耳朵大嘴，小鼻子小眼，和传说中的齐天大圣没什么两样，就这副形象，搁现在连个对象都不好找，自卑转抑郁都有可能，可那是针对碌碌之辈的，前有钟伟后有马云，就不用为自己天生异像操心。别看钟伟长了个人皆可欺的小样，可性格刚烈，打仗有湖南人特有的狠劲，说起话来，声若黄钟大吕，气冲斗牛霄汉，雄辩滔滔，狂放不羁，热血上来了，彭德怀、林彪的将令他都敢违抗。
　　钟伟1915年生人，14岁入团，15岁入党，红小鬼出身，受教育不多，就靠着战场上的摸爬滚打，现如今已经是东野12纵司令员了。不过你要以为钟伟就是个只靠猛冲猛打混上来的猛张飞，那就大错特错了，此人“勇猛似虎，机警似鹿，狡猾得像只老狐狸”，而且酷爱书法。原来，钟伟的父亲是一个乡儒，写的一手好字，钟伟这一爱好是受家学影响，连年征战间，缺笔少墨的时候，他就以沙土做纸，树枝做笔，苦练不辍。等后来成了将军，手下有一大票人马了，他这书法造诣也有了用武之地，每遇攻城，胜券在握，钟伟都会临阵挥毫，就写几个字“某某部缴获”，下发至士兵。敌城陷后，枪械、弹药、粮食、物资，别管是什么，上去就贴，贴完了就据为己有。友邻部队不服，大家一起攻城，这些战利品怎么让你一家占啊，官司打到东野总部，钟伟振振有词——有封条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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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钟伟的十二纵作为机动部队布置在城西和西南，这哥们好动不好静，屯兵北满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师长，一打完仗，他把部队交给副师长和政委，自己就哈尔滨跳舞去了，多会打仗了多会再回来，现在长春是围而不打，钟伟干坐着闲的慌，也没地方去享受生活，就命令手下进行土工作业，挖地道，挖交通壕，然后部队顺着地道交通壕向前推进，东北是平原，长春外围更是开阔地，用这种土工方式可以最大限度的接近敌人减少伤亡，凭这一招，十二纵一连拔掉国军6个营级据点，其他部队一看这招不错，也急忙跟进，硬是将包围圈缩小的百里范围内。
　　在国军完全收缩于城防后，双方进入了漫长的相持之中，百里战线上，双方远不过千余米，近则只有五六百米，然而却是咫尺天涯，冰火两重天。这长春城中不光有10万国军，还有数十万的百姓，巧妇难为无米炊，和城外有吃有喝有希望的东野比，城内的国军境况日益窘迫起来，在无尽的、不知终点的等待中，进入了流火的七月，蒋介石电令郑洞国：“尽收长春人民所有粮食物资，由政府统一分配”，这和苏联实行过的战时共产主义类似，但此举遭到了市长尚传道的坚决反对，因为之前做过统计，知道百姓余粮仅能维持到7月，因此此时老百姓手里已经没什么东西了，收也收不上什么，“而且在饥饿威胁生产之际，我无法保证市属职员廉洁奉公，此举徒然骚扰人民，毫无裨益……”。
　　饥饿摧残着国军将士们的身体，更消弭着他们的斗志，即使没有蒋介石的命令，即使尚传道顶着不办，人民也无法改变被骚扰的命运。这时正值东北的夏收季节，东野的围城指挥部下了死命令“不让一粒粮食落在敌手，不让快要饿死的敌人复活”，抽调了十分之一的兵力，五分之一的牲口和大车，按照先前沿后后方，熟一块割一块的原则，前沿部队掩护，夜间抢收，快收、快打、快运、快藏，给当地老百姓留上三个月口粮，剩下的全拉后方去，让你就是突围也找不到粮食。国军曾试图出城抢粮，结果损兵折将，收效甚微，饿着肚皮的士兵开始三五成群的抢劫百姓了。
　　长春实行的是分城而治，以新七军守西城，60军守东城。新七军是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扩编而来，其中新一军的王牌新38师就在长春城中，属于国军王牌中的王牌，而60军属于滇军，是当年第一支出滇抗日的部队，在台儿庄战役中，该军表现英勇，阵亡旅长1人，团长5人；负伤旅长1人，团长4人，营连排长和兵员伤亡过半。一个是嫡系中的嫡系，一个则属于地方部队，从6月起，守城部队一天的粮食配给是一斤半，高粱大豆各半，7月1日开始，减到5两，可即使到了8月初，新七军每周还可吃一顿大米饭，而60军除182师还能吃上高粱掺大豆外，其余部队就都发粮代金了，告诉你，钱我发了，你们自己去买粮，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吧。哪都没粮，让这帮当兵的到哪去买啊。
　　6月2日的时候，4万东北流通券可以买一斤高粱米，等到10月15日的时候，一斤高粱米涨到3500万，整个围城期间唯一正常开工的企业恐怕就是造币厂了，瞎印吧。后来买东西，钱都数不过来了，直接上秤要，再到后来，根本就没人卖粮了，一个金镏子只能换一张大饼，几张大饼就能换个大闺女。这种情况下，你让60军去买粮，不难为死他们啊。没办法，抢吧，哪有炊烟就抢哪，尚传道在报纸上发表倡议，说“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败兵们只当他放屁，尊严、军纪终归当不了粮食。中央军和地方部队的装备和待遇从1937年共同抗日开始就是不一样的，这么多年下来，地方部队也认头，毕竟中央军打的硬仗也多。可这时不一样了，我们吃的差点没关系，但不能饿死我们啊。
　　再说那空投，面对东野在城外建立的火力网，飞机根本不敢往低了飞，三千米高空就开始往下扔了，本来就扔不准，物资带着个降落伞飘飘摇摇的，有不少就扔到共军阵地了，最后干脆就不带降落伞了，这回大都可以扔到长春城里了，可这一袋袋物资从三千米高空往下扔，跟扔手榴弹的威力也差不多少了。等物资落了地，各路人马就出动开抢，老百姓和军人抢，军人和军人抢，本来一个战壕的战友，为了点粮食，竟然可以刀兵相向。作为城内的军政一把手，郑洞国面临了巨大的压力，不论政令还是军令，都无法贯彻，他用杀人的方法，都无法严肃军纪。
　　长春作为伪满洲国的首都，经过14年的开发与发展，在抗战胜利时，城内有居民70万人，去掉14万战后回国的日本人，围城之时，城内应有百姓50万左右，随着存粮的日益减少，昔日繁华的北方大都市，正一步步走向死亡。7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让百姓出城吧，哨卡一律放行，许出不许进。因为之前就知道百姓存粮只够吃到7月，此时应该大部分家庭已经断粮，靠空投的粮食尚不能保证军队，又如何去保证百姓呢。所以放老百姓出城，即可减轻城内粮食压力，又可给百姓一条活路，毕竟放出的饥民，共产党总不能不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