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草鞋军团（310）

　　刘湘问邓汉祥，他究竟是去好还是不去好。
　　邓汉祥说：“假使我替蒋介石策划，就绝不会采取扣留你的办法，光扣你有什么呢，你的几十万军队仍然会成问题。”
　　那蒋介石会用什么办法呢，“不如用绳子勒！”
　　刘湘被吓一跳，但邓汉祥并非那些不上档次的暗杀特工，他所说的“勒”是指政治策略。
　　“蒋介石可以先缩编你的军队，再逼你实行军民分治，最后再调你到中央当个部长，岂不省事得多？”
　　谁都能听出“勒”法之巧妙，若不是蒋介石的首席幕僚杨永泰早已被刺身亡，没准他献给蒋介石的就是此计。
　　刘湘当然不愿意被活活“勒死”，不过这起码可以给他以拖的时间，比直接扣留要能接受的多了。
　　一切都是推测，毕竟邓汉祥不是蒋介石的幕僚，所以他又给刘湘想出了一个最稳当的办法。
　　按照邓汉祥的布置，他和刘湘同时出发，只是所乘交通工具不同，刘湘乘的是汽车，邓汉祥乘的是飞机，这样邓汉祥便提前到达了重庆，而刘湘则一路慢行，最后停于璧山。
　　邓汉祥与刘湘约定，由邓汉祥先同何应钦密谈，摸到底细后再到璧山与刘湘会合。假如整军方案危及川局，刘湘接受不了，便马上以旧疾复发为借口，中途折回重庆，倘若开出的条件平易，尚不难接受，那么自然就可以大大方方进重庆。
　　邓汉祥在重庆机场接得何应钦，寒喧已毕，首先就说：“你不知道，这里的谣言很多。”
　　何应钦忙问是什么谣言。邓汉祥便告诉他：“不外整军就是在整刘甫澄。”
　　何应钦不听则可，一听赶紧“辟谣”，并且信誓旦旦地对邓汉祥保证：“我带来的是一张白纸，刘甫澄想要如何写就如何写。”
　　这正是邓汉祥想得到的答案。他和刘湘怕就怕蒋介石利用整军会议，或直接扣人，或卸其兵权。
　　为了进一步加以确证，邓汉祥故意说：“蒋先生的把戏很多，谣言也不能认为毫无根据，特别是我不知道你给我讲的到底是不是真心话。”
　　何应钦急了：“我是贵州人，川滇黔向称一家，而且我对甫澄素无恶感，如果委员长真要收拾他，我肯来当刽子手，同四川人结不解之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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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11）

　　杨永泰、张群、何应钦，合称为邓汉祥的三把“钥匙”，大家平时私交不错，同时，邓汉祥和何应钦还是同学同乡，彼此之间很了解对方的性格脾性。何应钦究竟说没说假话，邓汉祥是能觉察出来的，他注意到，何应钦在说话的时候，态度很自然，没有一丝一毫装出来的表情，因此判断何应钦没有欺骗他。
　　当夜邓汉祥赶到璧山，将经过详告刘湘，刘湘这才决定去重庆。
　　1937年7月1日，整军会议在重庆开幕。
　　何应钦先代表蒋介石讲了一通会议的意义，刘湘、邓锡侯等人赶紧假惺惺地表示拥护，接着便进入了实质话题。
　　何应钦定了个调子：“川康军队，从数量来上讲，报中央备案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个团，竟然比日本常备部队的两倍半还多。以四川一省来供养这么庞大的军队，无怪乎质量难以提高，所以四川军队急需整理。”
　　说一千道一万，不过还是要缩编。握枪杆子的有哪一个舍得朝自己身上砍这一刀。会场上立即鸦雀无声，谁都不表态，刘湘也缄口不言。
　　会议形成僵局，何应钦着急万分，他虽然带来的是一张白纸，但总得往上面填点啥，否则如何交差。
　　无奈之下，何应钦便通过顾祝同去说服范绍增，要他在会上带个头，主动裁减军队，条件是将来另外成立一个军，由范绍增出任军长。
　　范绍增早就跟刘湘离心离德，觉得这个买卖不错，于是一拍胸脯，应承下来。
　　再次开会，范绍增第一个开口：“服从中央，裁减我师！”
　　范绍增的表态，一下子打开了裁减川军的缺口，会议随后完全被何应钦一人所掌控，由着他哗啦哗啦地把价码往上抬：川军缩减十分之二、川军团长以上军官以后由“中央”直接委派、川军军饷每月由南京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
　　何应钦从南京带来的确实只是一张白纸，可是转瞬之间，纸上已经密密麻麻，刘湘不仅要裁军，而且眼看着连军队的用人权和财权都保不住了。
　　刘湘和各军头领皆瞪目结舌，有一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味道，尤其刘湘，心里面真是恨死了窝里反的范哈儿。
　　正在大伤脑袋之际，何应钦突然宣布中止会议，紧急启程返回南京。
　　会议无疾而终，决议自然也就无法落实。包括刘湘在内，川军将领们犹如上晚自习遇上断电的学生，那个喜出望外和欢呼雀跃，真是难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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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12）

　　何应钦中途离场的原因很简单，“七七事变”爆发了！
　　正如很多人所议论的，是“七七事变”救了刘湘。刘湘也再次认识到，只有以抗日为旗号，才能继续与蒋介石对抗，也只有出川抗日，才能保住川军不被裁减。
　　刘湘遂主动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战，同时又通电各省，号召全国总动员。
　　1937年8月7日，应蒋介石电召，刘湘偕邓汉祥等人，由成都飞赴南京。去之前，他对外发表谈话，表示将把四川人力财力都拿出来贡献国家。
　　到达南京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就约见了刘湘，对刘湘说：“知道你今天要来，因此决定今晚召开国防会议，请甫澄兄回去休息一下，务必准时参加。其余事情，另约时间再谈。”
　　如此举足轻重的国防会议，居然是要等他刘湘来了才开。如此礼遇，不由得刘湘不激动。要知道与会者除南京的文武群臣外，还有南北各地诸侯，要论彼此实力，四川也就排个中等而已。
　　开会了，蒋介石先作报告，接着阎锡山发言，再接着，就轮到了刘湘。
　　刘湘说：“四川的人力物力，可作抗战的有力后盾，目前就能出兵三十万，今后还可出壮丁五百万及大量粮食物资，以供抗战之用……”
　　外界印象中的刘湘，从来是一副木木讷讷，不擅言辞的样，没想到这回他精神饱满，侃侃而谈，一讲就是十分钟，俨然已成为主战派的活标本，全场空气也都逐渐趋向于对日作战。
　　凑巧的是，蒋介石给刘湘安排的居住地，乃张学良旧年在紫金山麓的自建别墅。这是一座中西风格合璧的建筑，外型美观，内部陈设也非常华丽，只是因座落于郊外无人区，得多加警卫。
　　有客前来拜访刘湘，都忍不住啧啧称赞，说别墅真漂亮。刘湘那几天心情特好，连说话都像个顽童，他提出疑问：“张汉卿（张学良）真怪，怎么想到跑这里来修别墅的？”
　　俄倾，又大发感慨，认为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京却因而被囚，很不值当：“张汉卿也太天真了，让他（蒋介石）走路，也就够了嘛，还要亲自送上来门来。”
　　让刘湘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其实也差点“自投罗网”。
　　何应钦约请邓汉祥，并转给他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大意是说要贯彻整军会议的决议案云云。
　　邓汉祥大吃一惊，原来“另约时间再谈”的就是这个，还有完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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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13）

　　他对何应钦说：“现在既决定抗战，何必还要执行决议案呢？刘甫澄个人对此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川军官兵必然会由此产生误会，认为中央不相信川军，减少他们出川抗战的勇气。”
　　正说着，刘湘串门子来了。
　　邓汉祥无法回避，只得把信件交给刘湘看。刘湘一看，恰如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顿时就沉不住气，脸色刷地变了。
　　邓汉祥夸口刘湘没有问题，其实最有问题。何应钦见势不对，赶紧起身打圆场：“这件事还在商量，甫澄兄不要着急。”
　　何应钦重新给蒋介石作了汇报，返回时两手一摊：“蒋先生对整军案，认为必须贯彻执行，意甚坚决。”
　　如此粗暴而绝决的回应，让刘湘的脸色更难看了，他以低沉的语调对邓汉祥说：“你把四川的情况找何部长谈谈吧。”
　　邓汉祥对何应钦说：“目前急于抗战，若要各军整军，就调不出军队来，怎么办呢？”
　　何应钦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答应再去找老蒋。
　　何应钦前脚刚走，刘湘就对邓汉祥说：“要不我们还是先想法子溜回四川再说吧。”
　　关键时候，邓汉祥比他的“主公”要冷静和理智得多：“就算要溜，也不要露出马脚，不然就恐怕走不成了。”
　　两度碰壁，使蒋介石不能不亲自出马，他约邓汉祥前去谈话，见面就问：“你们这几天商量得怎么样？”
　　邓汉祥说：“出兵的事已经商量好了。至于执行整军会议案，刘主席向来服从命令，也没有什么意见。不过——”
　　抬头看了看蒋介石，邓汉祥才小心翼翼地继续说道：“不过我替委员长设想，当此抗战用人之际，整军会议案可否暂缓执行？”
　　话没说完，蒋介石就来了气。
　　吞吞吐吐半天，不就是想拖着不办吗，告诉你，这个“藩”我是削定了。他说：“世界上无论任何国家，军政不统一，那个国家还有办法么？”
　　话一挑明，都无法再藏着掖着，邓汉祥急不择言，鼓起勇气反驳道：“云南、广西、山西，军政都还依然如旧，也不仅四川一省特殊，何必独责四川？”
　　蒋介石出身军人，口舌之辩并非所长，何况对面坐着的是邓汉祥——也许只有杨永泰和邓汉祥单挑，才可能演出伶牙hold住利齿的好戏。
　　越口拙越生气，越生气越口拙，蒋介石像被困在箱子里的猴子一样，变得怒不可遏，抓狂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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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14）

　　邓汉祥也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可既然已经触了“龙须”，那就只好硬着头皮触到底了。
　　“如果一定要贯彻整军会议案，万一因此影响川军抗战，一时无法调出四川，那怎么办？！”
　　话一出口，连邓汉祥自己都吓了一跳，这话可以私下说，可以对着何应钦说，但直接跟蒋介石说，这不变成以抗战来“胁迫领袖”了吗？
　　然而恰恰是这句话，把蒋介石给震住了。他很快冷静下来，表示可暂缓执行整军会议案，不过“暂时可以，永久则不行”。
　　邓汉祥立即答复：“抗战结束后，全国军政统一，四川自然不会例外。”
　　要的就是“暂时”，“永久”以后再说吧。
　　邓汉祥回到居所，将经过告诉刘湘，刘湘仍然犹疑不定：“蒋介石的话靠不住，我们总以设法溜走为妙。”
　　不管邓汉祥怎样劝说，刘湘总是坚持：“应付应付，混回去再说。”
　　两人正在窃窃私语，侍从跑来报告：“蒋委员长来了。”
　　刘湘急忙跑到门口迎接“御驾”，握手之后，蒋介石便说：“甫澄兄，我们两兄弟，自北伐以来，你对国家和我个人的维护，我是不会忘记的。现在要抗战，四川对国家的关系更重要了，以后希望你多负责任，整军案可以等抗战结束再说。”
　　蒋介石还跟刘湘共享了他的从政经验：“过去我总认为事必躬亲，才放得下心，必须与我有关系的人，才是人才，才肯重用，这一念之差，几乎把国家误了。我现在则不然，只给部下提供一个方针，至于他如何安排，如何去做，我决不过问，所用之人，也有许多是素昧平生的。”
　　说到这里，几乎已是推心置腹：“过去我的这些短处，甫澄兄或多或少亦不免有相同之处。四川地方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欧洲的大国，希望甫澄兄在军政方面提纲挈领，多延揽人才，自然会收事倍功倍之效。”
　　显然，蒋介石已经完全换了一种态度，现在他对刘湘既“放得下心”，也肯“重用”。整个谈话过程中，蒋介石语气亲切，待刘湘真跟自家兄弟一样。
　　蒋介石交了真心，刘湘也动了真情，当面表示愿为国家效忠，为抗战尽力。
　　蒋介石走后，刘湘异常高兴地对邓汉祥说：“这回蒋介石算是说了几句知心话。”
　　邓汉祥一语中的：“恐怕还是‘川军调不出来怎么办’起了作用。”
　　邓汉祥说的没错，蒋介石再无心思顾及“削藩”，因为“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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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15）

　　1937年8月13日，刘湘被南京政府任命为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第二天，刘湘即与随行人员赶回成都，为出川抗战作准备。
　　跟其它省的诸侯相比，川军颇有地方特色，比如他们彼此打仗的时候可以打到你死我活，仗打完了，同样也会没事人一样，你哥子我老弟的把酒言欢。
　　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川军喜“内战”，不喜“外战”，也就是尽在本省之内混战不休，极少向外省扩张地盘，以致于四五百场大小战役打下来，都是在家里摔桌子打板凳。
　　久而久之，外界都看清了川军的这个“软肋”。岷江大战爆发时，川省旅外同乡会纷纷来函相责，其中一封电文直斥川中诸侯“有野心而不务远略”：你们就知道屋里横，一味关起门来厮杀，有种的，到外省去争个输赢啊！
　　谁会去外省呢，都不愿意去。
　　民国时期的四川，称得上是近代中国的缩影。这个“天府之国”，历来以土地广大、人口众多、物质生活条件优越而著称。诸侯们在这里既有财源，又有兵源，不愁吃，不愁喝，也不愁玩，不到万不得已，没人肯背井离乡——你就说刘存厚吧，被人家赶出去那么多次，他不还是厚着脸皮，哭爹喊娘地要回来吗？
　　其它省份可不是都这样，比如云南滇军和贵州黔军就乐于出省作战，甚至长期“赖”在四川不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滇黔两省相对贫瘠落后，要养活军队颇不容易。
　　当然不是说川中诸侯们都无远略，其中拔尖的也曾跃跃欲试。
　　蒋桂战争时，刘湘曾派一个师出川“拥蒋讨桂”，但那一次纯粹是形式大于内容，相当于出省旅行了一趟，除了来回赶路，什么都没做。
　　川军仅有的几次省外之战大多集中在湖北。比如，刘湘和熊克武共同策动过“援鄂之战”，杨森在“宁汉分裂”时，也曾站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一边，举兵“讨伐”武汉政府，然而两次都以惨败而告终。
　　杨森在兵败之后沮丧不已，说：“我这次率数万之众出川，是为四川人争省格，外省人常骂我们四川人是川耗子，不出夔门一步，只有关起门来打内战的本事。我总想这次能为四川人争口气，哪知道全军崩溃，真使我痛心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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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16）

　　惟一说不上败的一次，是王陵基领兵与贺龙在洪湖作战，可就那一次，实际上也是寸地未得，一点好处都没捞到，等于白辛苦了。
　　以后川军基本上是足不出省，就算是偶尔出川，刘湘也要反复叮嘱带兵官：我的策略是“内重于外”，你们出去后意思一下就行了，千万别傻乎乎地去拼命啊。
　　就算是省外作战，其实也是内战，不过是更大范围的内战而已，现在川军不仅要出省，还要进行“国战”，以抗敌御侮，川人的民族自豪感一下子全被调动和激发出来。
　　刘湘回川动员时，四川正处于沸腾之中。游行队伍天天在街上示威请愿，成都多次举办有十万人参加的抗战动员大会。“五老七贤”中的尹钟锡诙谐地对人说：“现在要实行总动员，可惜我老了，已经动不得了，不然也想上前线哩。”
　　民众踊跃，大部分川军官兵一谈到要出川打日本，全都是笑逐颜开，精神百倍。
　　在川军出川誓师大会上，唐式遵推开麦克风，走到前台慷慨陈词，且声若洪钟，响彻全场。他还当众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会后唐式遵说到做到，将自己的一处房产捐作抗战经费。过去“二瘟”最受人诟病之处，便是说他缺少阳刚气质和铁血精神，现在如此给力，自然受到舆论的一致称道。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激昂。
　　唐式遵的诗，细细听来，其实也有一股荆轲易水送别的味道。川军虽有二十余年战史，积累了四五百次作战经验，但活动范围很小，交战对象也有限，除杨森所部外，从未与外国兵真正对阵。此次远征千里，一去就要与现代化装备的日军开打，这日本兵听说有的是大炮、飞机、坦克，这些东西连见都没见过，一打起来，十之八九是真的要埋骨它乡了。
　　人总是怕死的，这是自然规律，像杨森那样天生刚猛的毕竟不多，而临时焕发出来的激情也不可能永远持久。于是，有关系的便请假调职，或者以闲散名义留守后方，甚至不要名义，也情愿缩居成都、重庆当寓公。没有关系的中下级军官和职员，只好自叹命不如人，狠着心肠在驻地与娇妻爱儿话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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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17）

　　营连以上的高级带兵官一般跑不掉，硬着头皮到战场上“走一阵”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因此大多“预立遗嘱，处分家产”，表示自己将以“有死之心”出川抗战，实质上为数不少的人都心情阴郁，预感到此番将“无生之望”。
　　刘湘本人也甚为忐忑，他忐忑不是怕死，是希望能旗开得胜，来改变川军连年打内战的“恶名声”，提高他和川军在全国的声誉地位。
　　这时候，又想起了久违的“刘神仙”。
　　早在半年前，刘湘就将刘从云接回了成都，他也不时走访，过从甚密。刘从云的信徒都以为刘湘将再度重用刘从云，因此纷传：“刘恩师落难两三年，现在又可以东山再起，重振旗鼓了。”
　　刘从云的信徒哪懂政治，就算刘湘想用刘从云，在四川“门户开放”的情况下也根本做不到了——那样的话，刘湘恐怕一辈子也摆脱不了“迷信落后”的帽子了。
　　有时候，迷信就是一味镇定剂，可以让你在六神无主的时候得到一点安慰。出川前，刘湘不光找刘从云卜卦，也曾将那个不取酬的“民间相师”王篾匠请来成都给他看相。
　　王篾匠怎么说，现在已经无人知晓，但是刘从云的卜卦清清楚楚，因为后来川军出师的“良辰吉日”就是由刘从云掐指算出来的。
　　在算好“良辰吉日”后，刘湘又专门配备了精兵良将。除他自己派出六个师外，一道请缨出征的邓锡侯、孙震、李家钰也都各出兵两个师，全部加起来有十四万之众。这些部队的战斗力都较强，属于川军中最基本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刘湘所部，无论装备、训练还是实战能力，在川军中都数一数二。
　　邓锡侯、孙震、李家钰都是亲自统兵，刘湘虽未即刻亲征，但受命出发的潘文华、唐式遵，向为刘湘座下的哼哈二将，全都有组织和指挥大战役的经验。他们以下，则囊括郭勋祺、刘兆藜等新生代川将，可以说所有能征惯将的兵将基本都调出去了。
　　如此配置，在刘湘看来，不说大获全胜，打几个漂亮仗扬扬威总是可以办到的。
　　蒋介石分派给川军的活，是在河南担任一个方面的作战任务。刘湘考虑仅由长江水路出川的话，一者容易贻误战机，二者这么多部队挤一块，沿途给养和交通工具也很成问题，因此决定分成两路纵队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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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18）

　　北路纵队包括邓、孙、李三部，由邓锡侯、孙震率领，从陆路步行，出剑阁向西安集中，东路纵队即刘湘所部，由唐式遵、潘文华率领，自水路乘船，出夔门向武汉集中。
　　刘湘的计划是，待两路纵队到达指定地点后，再令他们分别从西安、武汉出发，以便北渡黄河作战。
　　1937年9月1日，东路纵队率先乘轮东向，接着是北路纵队，川军陆续踏向了光照他们一生的戎马征程。
　　在东路纵队出发的同一天，有一支川军也正启程向前线开去，不过其出发地并非四川，而是贵州。
　　贵州是个民情非常复杂的省份，尤其黔西南一带，尽为崇山峻岭，乃苗彝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苗彝都各自拥有武器，且不服政府管束，非常难于治理。
　　清末名将胡林翼最早就是在贵州获得了“平乱专家”之名，可想而知此地混乱的程度，到了民国还是这样，即便王家烈统治贵州，其政令也无法在这些地方推行。
　　当时蒋介石已视杨森为自己的可靠力量，便派他带整训后的第二十军前去摆平。
　　杨森用了一年多时间在黔西南进行“清乡”，光搜缴的民间枪支就达万支，其部队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恢复元气并得到发展。“清乡”结束，他按照南京政府的整军要求，老老实实地在贵州进行了缩编。
　　原有的三师缩成了两师，但由于汰弱留强，部队剩下的全是体力较好、技战术过硬的兵员，军官多出来后，杨森又在各级增设副职，使指挥系统也得以充实，因此第二十军的战斗力反而得以提高。
　　当淞沪会战的消息传来，听说前线战事剧烈，急需增援部队，杨森立即向蒋介石请战，遂使第二十军成为川军中第一支参加抗战的部队。
　　第二十军开拔前，蒋介石致电杨森，让他乘机先来南京。
　　到南京后，杨森住在第二十军办事处，有人劝他移居中央饭店，杨森回答说，中央饭店固然舒适，但战争期间，还是跟随行将校住一起比较方便。
　　当时南京经常遭遇空袭，杨森倒也不惧，他住在办事处，始终镇定如常，并随时掌握着部队行军的进展情况。
　　第一个接待杨森的南京大员，不是蒋介石，而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林森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问第二十军现在到了何处，杨森现在作何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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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19）

　　杨森就第二十军行止作了汇报，至于个人打算，他也早有想法，那就是趁部队尚未到达，对南北战场作一考察。
　　打仗算是杨森一生的功课，在这方面他从来都一丝不苟。既然未来的敌人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强敌，与以往内战中所有的对手都大为不同，那么打仗之前，多少得做到心中有数才行。
　　林森是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时期同样打打杀杀，如今虽改而从政，对军事却并不陌生，可谓是知人亦知兵。他对杨森的计划表示赞同，并拨给一万元旅费。
　　第二十军穷得叮当响，没这笔旅费，杨森还真的没法动身，当下他就启程前往上海。
　　淞沪会战正在激烈进行当中，黄浦江上日舰排列如山，贴着红膏药的日机每天轮番轰炸，中日两军在街巷中对峙，这座东方大都市面临着血与火的考验。
　　不过这里还不是最前沿，杨森更想了解的，是上海郊外战场，也就是第二十军到达后的作战区域。
　　跟接待的部队长一说，对方说去也可以，但为安全计，必须晚上去。
　　晚上，杨森终于来到了前沿战场。他在中方阵地上看到了高昂士气，然而同时也见识了日军飞机大炮的厉害。
　　战场及其附近上空已经全部为日机所控制，前方的部队调动，只能在黑夜中进行，前线官兵白天受伤后，也只好先躺在战壕里，到晚上运至后方救治，否则的话，几颗飞机炸弹扔下来，伤者还没等运到目的地，半途之中就可能被炸光。由于都要等晚上，所以一到那个时候，公路上就会变得特别拥挤不堪。
　　这是以平面战对立体战，以血肉之躯对钢铁打击，尽管事前杨森已有心理准备，真正到了现场，还是大受震撼。
　　后来杨森巧遇一位空军中尉，还特地问他：“我们空军现在究竟有多少战斗机？”
　　对方的回答是：“我们没有买战斗机，只是航空学校在意大利买了几架教练机，作教学训练之用。”
　　杨森的一位部下插话说：“我在军校受训时，参加过为蒋委员长举办的献机祝寿典礼，不是见到有几十架飞机，在机翼下面漆有四川号、云南号、广东号，然后在空中排成中正两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