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正所谓希望大，失望更大。之前中国几乎把所有能押的宝都押在国联和英美上面了，本来官司已经打赢，上上下下就准备搞庆祝活动了，万没料到随着日本的退出，一切竟都成了电光泡影。

　　剌激，强烈的剌激。伤害，巨大的伤害。

　　曾经坚定地认为“外交为无形之战争，其成败胜负之价值，则超于任何一切战争之上”的老蒋也大失所望，认为这些西方国家说得好听，其实到头来也就是骂了日本人两句罢了，对中国什么忙也没帮到（“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

　　国内舆论也一改先前对国联和英美的推崇，愤愤不平之声不绝于耳，更有人连李顿调查团都恨上了，说他们就是一旅行团，跑中国来旅游一趟，什么实事也没给我们办（这一点日本陆相荒木贞夫倒有同感）。

　　一年后，文字辛辣的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对国人无比失落的心态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不仅丧失了自信力，连“他信力”都一并丢掉了，只能“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

　　这种沮丧的场面和心情，倘若硬要拿一个东西来作比方的话，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九十年代初北京申奥失败了。当时还没什么网络啊论坛什么的，但我清楚地记得，身边的一哥们红着眼睛骂了一句：狗日的美帝，真不是只好鸟！

　　立刻引来应和声一片。

　　中国申奥不成功，是不是美帝在后面捣了鬼，抑或是别的什么“老外帝”们要挫咱们的蹩脚，这个我也不知道，但那种义愤填膺的表情到现在都忘不了。

　　《日本真相》的作者高宗武回忆，在日本退出国联以前，一般中国人都认为英美会出来给自己主持公道，而像英美这样的强国，拿捏一个小小的日本也肯定不在话下。

　　但现实给了人们狠狠的一击，至此依赖英美的梦破了一大半。

　　按高宗武的说法，当时中国外交以英美为中心，要在外交部混，没有一个英美出身的文凭，人家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所以就连办日本外交的，都是一些英美留学生。大家都以为，只要把英美那一关打通了，就一通百通，日本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日本退出国联后，国联的决议没法执行，英美派就蔫了，这才知道西方大国也有搞不定或者说不肯搞不敢搞的时候。

　　高宗武本人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政法系，虽然也是学的政治外交，起初却根本进不了外交部（“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嘛，小高把次序弄错了），只能在大学里教教书，写写文章。也就在这时候，他发表在报刊上有关评述日本政坛的文章，先后得到了国内军政两界的顶级人物老蒋、汪精卫（以行政院院长身份兼外交部长）的重视和垂青。老蒋甚至亲自把高老师请到家里，聆听他的见解。一年后，他正式进入外交部，没多长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科员，升为亚洲司科长、副司长。第二年又成为亚洲司司长，参与对日重大交涉。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一下子连升三级，成为对日外交执牛耳的人物，这在民国前后的政坛上也是相当少见的。可见当时“国联外交失败”对中国外交政策以及人事安排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的这次外交大战似乎真的是“失败”了。但我们要知道，松冈的所谓“胜利”也不过是皇帝的新装，那是假的，日本才是惨败。

　　同样一场战争，难道是两败俱伤？

　　（330）

宝宝寒

　　我们现在有条件可以看得更远（当然未必能站得更高），所以我愿意拿巴黎和会来作一个对比。

　　如果我要告诉你，巴黎和会其实是中国赢了，你很有可能会说我是胡扯。但在这个问题上，事实胜于雄辩。

　　在那次外交活动中，顾维钧们采用了拒签的办法，一般的解释都认为是中国外交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此举来维护国家的尊严。

　　难道仅此而已吗，或者说，他们此举的意义，只是为了证明中国可以向列强说不吗？

　　倘若是这样，那我们就等于是把顾维钧看成了又一个松冈，无形中降低了中国外交官的层次和份量。

　　是的，顾维钧是拒签了，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日本在山东的统治权无法获得国际公法的承认。

　　但另一方面，拒签不是退场。顾维钧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当时由于代表团团长陆征祥住院，实际已由顾维钧主持），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注意到和会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说，只要参加和约签署，就能成为即将成立的国联的创始会员国。但这个规定并没有说所有和约都要签，而之前中国已经签署了对奥和约。

　　老顾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我不签对德和约，其实一点事都没有，中国照样能进国联，参与国际事务。

　　退路，已经找好了，哪像松冈，跟个愣头青差不多，做的事那叫一个蠢，简直是自绝于世界人民啊。

　　结果第二年，国联成立，中国顺理成章地以创始会员国的身份进入（就象二战结束，同样以这个身份加入联合国一样）。这时的顾维钧已是名声大噪，国联里面没有不认识他的，在他的操持下，中国当年就被选为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

　　这个事情当时是被大书特书的。因为按照规定，国联理事会设4个常任理事国（英、法、意、日），4个非常任理事国，中小国家能抢的就是后4个，那真是要挤破头的。结果给中国抢到一个，作为一个标准的小国（不是以面积大小而论的），能跟大国们并排坐一起纵论天下大事，那感觉不要太好呵。

　　中国国内为之欢欣鼓舞，连当时与北洋政府唱对台戏的南方政府都专门发来贺电，庆祝这一外交胜利。

　　可是有谁知道，这一机会其实早在一年前的巴黎和会上就已经被中国牢牢捕捉到了。

　　好运还没有结束。

　　第三年，作为中国驻国联代表的顾维钧官运亨通，先是被任命为修改国联盟约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理事会主席（这两个位置有多重要，同志们就自己想吧）。

　　老顾成了国联里面炙手可热的高官了。这就表示咱上面也有人了！

　　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其实都差不多，有人就好办事。

　　正好那一年年底开华盛顿会议，顾维钧往里面一坐，中国代表的声音都高了好几个八度——在座人等，谁不卖国联理事会主席三分薄面。结果山东问题竟成了那次议题庞杂的大会的主题，所有历史遗留问题，前面的，后面的，一道打包，同时解决。

　　除胶济铁路由中国赎还，管理权仍为日本保持5年外，会议要求胶州、青岛等必须归还中国。当然这里面还留了点尾巴，比如日本实际一直保持着对青岛的影响力，但已无碍大局。

　　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假设，要没有顾主席亲自坐镇，以中国这样弱小的国力和微不足道的国际地位，要达成这样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是相当困难的，换一个位置思考，日本就真的是吃大亏了，毕竟它参加一战的很大一部分动因，就是指望着给它山东，现在出了钱（军费），死了人（伤亡），却竹篮打水一场空，等于什么都没捞到，你说它冤不冤。

　　（331）

宝宝寒

　　民国老记者曹聚仁就在《采访本记》中记载，华盛顿会议召开后，回国的日本代表曾备受舆论的指摘，而日本军界闻知消息，也一片沮丧，相当气馁。

　　甚至我们还可以做一个相反的假设。假使山东仍牢牢掌握在日本手里，那到昭和军阀“崛起”时，这里完全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满洲，而山东一旦出事，对中国的危害无疑是心脏上又插了一把利刃。

　　从很早开始，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我们必须同时知道，就是我们这样的弱国，曾经依靠一批很强的外交家，愣是在丛棘密布的国际外交舞台上杀出过一条条血路。

　　下棋要布大局，看事要看长远，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我以为，国联交涉和巴黎和会一样，别看当时好象被“将”住了，但真正被“将”住的不是我们，而是对手。

　　我说过，松冈作秀和日本退出国联，是一种自绝于人民的愚蠢举动，后面还要跟一句，那就是绝没有好下场。

　　日本退出国联，就等于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此成了地道的孤家寡人。在它自己，更加不知收敛，朝着疯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想收都收不住了。

　　这就跟个人一样，没人管，然后吸毒，抢劫，杀人，什么都干，越干越离谱，而他自己还浑然不觉。

　　不是说了吗，上帝欲教谁灭亡，必先教它疯狂，至理名言啊。

　　你杀人，放火，为所欲为，以为真没人管，这个世界我最大？

　　错！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罢了。

　　先前英美法都只盯着一个国家，那就是德国，就怕这孙子像一战前那样突然发狂，弄出乱子来。所谓绥靖政策，表面上都在让你，甚至不惜牺牲弱国小国的利益来迁就你，但这并不等于它们不防你。

　　为什么大家都堆着笑脸恭维你，讨好你？

　　你一定会脱口而出：那还用说，怕我呗。

　　当然没错。可是怕你的同时，他们在家里可都没闲着，都在准备呢。就准备等你发狂制不住的时候抽你。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不是没来由的。

　　二战爆发，为什么最后同盟国战胜了轴心国？

　　抛开正义和非主义不谈，实力也是决定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如果这些国家都不进行积极的备战，打不打得赢德国人还真得两说，至少得多拖两年吧。

　　现在日本退出国联，把自己的位置就搬到德国一道去了。从此，英美警惕的国家就多出了一个日本，把它也当成了自己的假想敌。

　　一个不遵守国际秩序，不尊重国际公法的国家，难道不是最危险的敌人吗？

　　后来珍珠港事件爆发，英美对日开战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日本当然挑衅在先，但一个巴掌拍不响，英美要是对日本好点，还会弄到那个地步？

　　这个道理，日本是直到水淹到脖子上的时候才清醒过来的。

　　据说，在鸦片之类毒品还没大量面世之前，有人为了找剌激，就用砒霜来代替。当然不能一次灌一大包，那是要立刻翘辫子的。他是“每天爱你多一点”，小剂量地服用，你还别说，吃下去也能找到一点飘飘欲仙的感觉（此处依据史料，请勿盲目尝试）。时间一长，吃砒霜就上了瘾，到了欲罢不能的程度，心里知道不能再吃了，可就是停不下来，直到最后中毒而亡，宣布game over。

　　如果把“砒霜客”换成国家，二战中的日本肯定能够入选。某种程度上，它后来就是这样被自己亲手毒死的。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推后，看看李顿调查团离开东北前后，民族英雄马占山的表现，因为他也一直在坚持着。

　　（332）

宝宝寒

　　二次复出的马占山这次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要跟小日本死磕到底，为此，他把老家的几个老婆都给疏散掉了（那个时代的人有三四个老婆不算什么大事，只要你养得起），一人发个几千块钱，让她们自谋生路。女人们见此情景，抹眼泪的，擦鼻涕的，拉衣服的，哪里肯走。

　　马占山把眼一瞪：老子是上前线拼命，可不是带你们去享福的，再这样就不客气了（“如不走者，当即死去”）。

　　真正的毁家纾难，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不斩楼兰，誓不生还，马革裹尸，在所不惜。

　　马占山迷途知返，不仅为自己正了名，而且使整个已趋于萎靡的江省抗战形势重为之一振。

　　王者归来，英雄还是那个英雄，好汉仍是原来的好汉。

　　复出后，很多旧部已难以召回，马占山一开始能指挥调度的只有一个步兵第3旅（自兼旅长）和吴松林骑兵旅，仅相当于江桥抗战鼎盛时期人马的八分之一。但名将就是名将，他果断使出两招，很快化解了自己所处的困境。

　　第一招是不拘一格降人才。马占山敏锐地看到了东北义勇军所蕴含的力量，不仅集中各县民团武装，还重点招纳了“胡匪”、大刀会等正规军一般不怎么待见的江湖人士，共集中11支义勇军，整编为9个旅，使所部在短时间内就接近5万余人。

　　在下面，我们将看到，虽然马占山并非东北义勇军首创之人，但能将正规军和义勇军结合起来，并使其各自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而相得益彰的，马氏实为东北第一人。

　　第二招是在战术上见功夫。

　　事实证明，马占山在江桥抗战中的表现绝非浪得虚名。他重新出山后，仍然是东北抗日将领中最懂得打仗的Number one。

　　本来马占山还有两手棋，那就是在出走齐市时，留下了旧部程志远“代理省政”，这是准备里应外合时用的。同时，在嫩江驻扎的徐宝珍部也曾表示愿意响应配合，这支在江桥作战中以勇悍著称的部队已扩编为旅，如能得其相助，自然也是如虎添翼。

　　但这两手都落空了。程志远被日本人收买，转而以伪军的身份向马占山反戈一击，而徐宝珍口是心非，令人遗憾地选择了驻足观望，不愿再服从马占山的调遣。

　　只有靠自己了。

　　马氏新战术第一课：险中求胜，敲山震虎。

　　哈尔滨是当时日军重兵驻防的地区，从国内调来的第10师团（姬路师团）和从上海赶来的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都在这个地方，关东军在东北四个主力师团，一个城市就占了两，日本人认为肯定万无一失，除非吃了熊心豹胆，否则任何抗日部队也不敢轻易来触这个霉头。

　　但有人就敢。

　　马占山找准的第一个目标，偏偏就是哈尔滨。

　　因为他发现，这座大都市虽然名义上驻有重兵，但内部兵力却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充裕。

　　姬路师团和宇都宫师团竟然都不在城里。

　　这两位老大干什么去了？

　　忙啊，忙得不可开交，气都喘不过来。

　　（333）

宝宝寒

　　南满北满刚刚平静了一会，东满又被抗日武装折腾得不行，连车都通不了。

　　说来说去，跟鬼子过不去的就是两条江：松花江和牡丹江。

　　于是姬路师团去了松花江下游。

　　吉林自卫军余部都等在那里：李杜、冯占海、丁超、邢占清，人家虽然退出了城市，但还有把力气，当然要继续斗下去。加上这里不是哈尔滨，沿江都是原始森林，自卫军往里面一躲，日军的那点兵力根本就不够撒的。就这样，李杜他们还不让鬼子兵省心，一有空就从林子里面钻出来，搞点奇袭、暗袭、夜袭什么的，使得姬路师团大伤脑筋。

　　宇都宫师团则去了牡丹江。

　　这里情况更糟糕，因为有个硬钉子——王德林的救国军。

　　熙恰在吉林公开投敌后，原任延吉镇守使兼第27旅旅长吉兴也跟了日本人。但他下面有个第3营，营长就是王德林，他不甘心就这么变节，便拉着部队到了东满，并以国民救国军的名义举旗抗日。

　　要说就这么一个营也没什么特别的，辽东义勇军的唐聚五起家还有两个营呢。何况东北军怎么说以前也是正规军，要粮有粮，要饷有饷，现在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只能天天过苦日子，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天长日久，这王德林也犯起了嘀咕：咱的大旗到底还能打多久？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有了答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可惜王德林是旧军人，他不懂这个。

　　不懂就要教，教他的人懂。

　　此人是他的参谋长李延禄。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姓李的怎么会懂这么多革命道理，莫非他是——

　　共（和谐）产党？

　　没错，答对了。

　　李延禄不仅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在做别人的活思想方面也绝对是一把好手。

　　一番思想工作做下来，王德林果然被说动了，同意跟日本人干到底。正好当时自卫军的李杜送来1万军饷，意思是要他们加入自卫军序列，可王德林不想干：你是自卫军，我是救国军，大家一个等级嘛，凭什么你来领导我？

　　李延禄啼笑皆非，他便劝这位王旅长，人家送来军饷是好事，如果你不想把这个3营给人家管，可以用这些钱再扩编一个团出来，名义上是自卫军的，其实还不是都由你老人家来指挥。

　　王德林一听，着啊，我这个参谋长没白请，真有头脑。

　　于是就接受了军饷，并从3营抽出一些老兵作为骨干，编了一个扩充团，团长由李延禄兼任。原来的3营则被称为老3营。

　　有了一个自卫军，现在又出来了救国军，把当时负责东满防务的仙台师团师团长多门搅得寝食不安，可他又实在抽不出这么多兵力来用于“剿匪”，只好把问题上交领导，让本庄繁想办法。

　　本庄繁又能有什么好办法。参谋本部正把精力集中于南方，暂时调不来部队——后来的两个师团：宇都宫师团正在往上海赶，姬路师团呢，此时猫在国内，一时半刻也来不了。

　　（334）

宝宝寒

　　想来想去，只有看铁路的独立守备队能勉强一用。

　　就这么着，原驻哈尔滨周围的独立守备队步兵第6大队被看中了。以他们为主力，编成了一个支队，由第6大队大队长上田利二郎中佐为指挥官，称为上田支队，总数有6百多人。

　　日军进攻的消息一传过来，救国军指挥层的思想就乱了。

　　此前救国军风头正劲，已经连下敦化等三个县城（我估计这三个县城里都还没鬼子），很多人主张避开日军主力，撤出县城后分散进山。

　　理由是自卫军有好几个旅，还不是只能在林子里和鬼子兜圈子，咱们这点人手，干不过他们呀。

　　但救国军的老大王德林一直沉默着，因为他最看重的是李延禄的态度，王老大就听这个参谋长的。

　　李延禄在会上坚持：要打，坚决打，而且是正面迎敌。

　　当然了，我党的纪律，所有意见都不单纯代表个人，那是要集体讨论决定的。

　　李延禄当了补充团团长后，就把一些地下党员都安排了进来。按照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他也在团里建了秘密支部。支部讨论的结果，这仗非打不可，灭小鬼子还在其次，主要是得让王老大坚定信心，不然他又要念叨自己的那杆旗要不要继续打下去了。

　　当然了，主战是一回事，谁去打又是另外一回事。

　　救国军高层在讲到这个事的时候，没人应声，全哑了。

　　李延禄说我们补充团上。

　　真有种。要知道，补充团成立刚刚一个多月，虽说有700多人，但除了老3营过来几个老兵外，其他全是清一色的新兵蛋子，有的连枪都没放过。

　　到这时候，你要说这位李同志不是共产党，我都得跟你急。试问这种胆魄，谁有？

　　王德林大为感动，当即表示可以让李延禄“打打试试”，并且把所有库存的手榴弹全都拨给补充团使用。

　　又一位英雄即将出世了。

　　与前面的诸位好汉不同的是，他还是党的人。

　　如果你要认为李延禄一番豪言，是准备和日军去死拼，那你就错了。要都这么蛮干，共产党的那点人马还能撑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家底薄，就得学会算计。

　　他首先命令部队撤出敦化县，给上田支队一个惊喜先，然后判断日军占领敦化后，下一个目标肯定是救国军的总部宁安县。

　　再然后，大家应该猜得出来了吧。

　　当然是打埋仗。

　　这是我们的看家绝活，到哪里都不能丢。

　　问题只是在哪里设伏。

　　最容易选的路径是从瓦房店到宁安县。

　　如果这条路径只有一条道可走，那倒用不着动什么脑筋了，可偏偏有两条，非左即右，非东即西。这要是弄错了，就是空欢喜一场，最后大家全得钻山沟。

　　一条道在牡丹江的北岸，这是一条大路，两旁杂树丛生，不过这条路绕远，而且需要过江。

　　另一条道在镜泊湖的南端。选择从这里走的话，必定要经过一个一面是江，一面是“墙缝”的狭长小道，即当地人说的西墙缝。

　　所谓“墙缝”是一个形象说法，是指山石好象墙壁断裂一样，听听这比喻，你闭着眼睛也能猜到这地势有多险要了。

　　更令人叫绝的是，西墙缝还挺长，蜿蜒竟有5里多路。

　　毫无疑问，这是一切伏击者的最爱。

　　（335）

宝宝寒

　　那我们就选这条道吧。性急的兄弟肯定已经按捺不住了。

　　且慢。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想，别人也会这样想，上田更会这样想。

　　哦，人家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就为了“吃”你的埋伏啊。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大道路远，要过江——

　　我愿意，我不怕麻烦，怎么着吧。

　　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选择。选惊险一点的，意图看上去太明显，很容易被识破，选平实一点的吧，打起伏击来又无把握。

　　有人说，那咱不能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边埋伏一点，那边埋伏一点，这样不管日军走哪一边，都有着落不是。

　　我告诉你，要真这么做了，最大的可能就是哪边都没着没落。

　　700个人，都是新兵，本来战斗力就不强，还把他们拆开来，不打败仗才怪。

　　必须二选一。

　　李延禄选了西墙缝。

　　在我看来，他可能更多地是从利于埋伏这个角度考虑。北岸大道很难设伏，别看有树木遮掩，藏几个人还凑合，要躲几百个小伙子着实困难，而且还很容易挡住进攻者的视线。西墙缝则不然，一边是陡峭的山岩，一边是结冰的牡丹江，再往前面去就是封冻的镜泊湖，日军从小道中间经过，一遇意外袭击，除了拿脑袋撞“墙”（爬上去就别指望了，除非是攀岩高手，还得自带工具），就只能跳江上溜冰，更妙的是路上没有一点杂草树木，要扔手榴弹尽管扔，保准一炸一大片。

　　这种选法，你要说没有一点碰运气的成分，我也绝不相信。

　　反正押大押小，总得这么来一次。

　　从1932年3月18日这一天起，李延禄便带着补充团在西墙缝进行埋伏。

　　第一天过去了，没有动静。

　　第二天，连鬼子的影子也没见着一个。

　　伏击这东西，其实就是等目标出现前的那段时间最折磨人。别的不说，让你等一个小时公共汽车试试，准得骂娘。

　　一二不过三，眼看第三天就要到了，别说普通官兵了，连李延禄本人都有些不自信起来：莫非我真看走了眼，选错了路？

　　不用急，机会真是垂青于耐心者，很快它就要降临我们身边了。

　　这是一个鬼使神差的机会。

　　事实上，在第二天的晚上，上田支队已经到达了山下的瓦房店。

　　但这些人需要一个向导。

　　人生地不熟，深更半夜的，就算出钱，到哪里去找一个合适的向导呢。

　　幸运的是，瞎打误撞之中，总算让他们找着一位。

　　这人说他是当地猎户。

　　上田当然不敢贸然相信。但是经过盘问，对方对答如流，毫无破绽，最妙的是这人身上穿的棉衣上有血迹。一闻，还真是野兽血。

　　杀人杀多了，人血兽血，上田还是分得清的，所以他认为猎户说的是实话。

　　这下好了，有了向导明天上路不愁了（猎户总不大可能迷路），今天晚上抓紧时间睡觉吧。

　　当然不用愁，因为这个“好向导”明天将会告诉你们阴间之路究竟往哪边走。

　　要是上田知道这个情况肯定得吓得做恶梦：“巧遇”的这位也在山上等了他们两天，实在等不及才下山来探情况的。

　　这人叫陈文起，猎户倒真是个猎户，在当地还很有名气。

　　他听说补充团要在山上打鬼子，便主动要来显摆一下自己的枪法——打枪那是猎人的老本行，只需要把鬼子当成虎狼熊豹处理就可以了（貌似《我的兄弟叫顺溜》里面的“顺溜”也是干这个出身）。

　　可是左等右等不见人。

　　（336）

宝宝寒

　　这么回事呢，那些“虎狼熊豹”怎么还不出现受我一枪？

　　在日军久久不能“光临”的情况下，陈文起便趁着夜幕下了山，想看看究竟，没想到被上田迎面逮个正着。

　　陈文起要是想跑其实也能跑，因为鬼子赶路累了一天，没人盯着他。但他没跑。

　　怎么能跑，明天这些孙子走“错”路怎么办？

　　他在村子里找到一个老汉，让他赶紧去给李延禄送信。

　　3月20日凌晨，上田支队睡好了觉，养足了精神，出发。

　　从瓦房店到宁安，上田同样遇到了李延禄那样的二难选择，两条路，走哪一条呢？

　　有现成的地导，怎么不问他。

　　一问，陈文起强烈建议走西墙缝。

　　这条路好啊，近，如果你们要想过江走大道也成，就是不知道天黑之前能不能到宁安了。

　　上田一听，权威都发话了，当然听他的。

　　于是一班人就奔着这条死亡之路来了。

　　补充团提前得到消息，早就在候着了。

　　射击还没练好？不要紧。手有些哆嗦，也不要紧。因为大家的任务只有一个，把王德林从仓库里拿出来那批手榴弹往岩石下面扔！

　　这比投弹训练都安全，岩石挡着呢，又炸不着自己，弹片飞来飞去，反正是鬼子倒霉，所以你就算闭着眼睛扔都没事。

　　有的兄弟投着投着，胆子越来越大，干劲越来越足，竟然不怕大冷天着凉，连棉衣帽子都脱掉了，就穿件短褂做这种最简单的投掷运动。

　　上田支队之惨状无以形容，整整５里长的路，根本没处躲，跑都跑不出去哇。

　　李延禄后来回忆，他当时听到日军指挥官发出歇斯底里的惊呼，声音非常之尖锐剌耳，可以清晰地辨别出其中交织的恐怖和绝望。他坦言，在他的整个军事生涯中，经历大小战斗无数，但这种疯狂而凄厉的叫喊，以后再也未有听到，故印象极为深刻。

　　战斗一直打到下午2点，共打了10多个小时，长达5里的阵地渐渐平静下来，这时李延禄得到一个情况，由于负责封口的一个独立营擅自撤退，导致没能把鬼子全部封住，后续日军在西墙缝路口之外已有所动作。

　　这个“有所动作”可以解释为多重含义，其中一个就是，日军可能会绕道从山后对补充团进行包抄。

　　李延禄意识到，既然已经占了大便宜，那就得见好就收，不然反被上田支队封住口倒打一耙就糟了。于是他立即命令部队撤退，只留下7个人负责掩护（一说是8个）。

　　整个墙缝伏击战补充团一方就战死了这7个人。

　　另外立下大功的猎户陈文起也同时遇难。本来他可以脱险，只是为了去战场上捡把好枪，结果反被日军发现后杀害了。

　　上田支队此役大伤元气，当场被打死的就堆成了三垛，同枪支一道烧毁（这个太混蛋了，知道我们缺枪，就是不给），伤员也有好多，按照级别不同，尉级的用飞机运，当兵的用卡车载（谁让你是兵，只能坐猪仔车了），连驮枪炮的马匹都卸下来拖伤员。

　　等日军一撤，李延禄带人又摸了回来。和牺牲的陈文起一样，舍不得战场上的那些好东西啊。

　　他们除找到被焚烧的武器残件1500余件外，还意外地搜出了完好的三八式步枪2000余支。当时救国军也有小型兵工厂，所以那1500个残件也没浪费，都拿到后面去修复了。

　　这个结果后来导致了一个颇有争议的推论，那就是这一仗，究竟打死了多少日军。

　　（337）

宝宝寒

　　因为参战的大部分是新兵，又是在岩石后面扔手榴弹，你要他们现场记住自己打死了多少敌人也不大现实。李延禄本人从武器缴获上推断，死伤日军当在3600到4000以上。

　　有关于中日战争中双方的伤亡数字，我曾经多次说过，出于宣传和抬高己方胜利成果的目的，确实存在着很多的夸大和不实，以致于一场战斗，可以各说各的，即使一国的史料，数字也千差万别。这个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参考相对更符合实际一点的说法来作为佐证。

　　上千我认为不可能。上田支队总共才6百多人，惨是惨极了，但哪里能变出这么多来。要知道，扔手榴弹毕竟不是发导弹，而且严格说来，国产手榴弹的杀伤力也不是很强，能炸死炸伤百人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这个我们还是实事求是一点为好。

　　有关缴获的武器，包括兵工厂修复的武器残件，当时都有明确记载。不过缴到枪支多少，恐怕还是不能和鬼子的伤亡数字完全划等号。我们要注意到，当时上田支队来的时候是牵着马，拉着大车来的，很多枪支可能都是车上的——日军说是辎重不行，那也比我们强多了，我们那是根本就没有。至于日军把2000余支好枪藏起来而没有带走，则说明在遭遇伏击后，上田支队一方面是极度惊恐不安，惟恐再遭打击，所以只有轻装撤退，另一方面，可能很多驮运武器的马匹和车辆都同时遭到了毁损，毕竟手榴弹不长眼，不是说你是匹东洋马，我就不炸你。

　　在这里，我采纳我能认同的一个观点：西墙缝伏击战确实打得漂亮，但杀伤日军绝无上千，实际数字应该是“小川松本大尉以下120余名毙命”（《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如果把伤的也算在里面，可能接近200多人左右。

　　事实上，对于上田来说，西墙缝一战只是拉响了上课铃，他的恶梦还将继续，因为他碰到了一个伏击战方面的高手，后者创造了东北抗战中叹为观止的一个经典战例：镜泊湖连环战。

　　我以前想跟人学下象棋，摸了两天后，果断放弃了。因为我发现自己根本不是这个料——不是说“当头炮，马来跳”这些规矩我不懂，是实在不会算棋。

　　有人告诉我，如果是能在棋盘上下下的，一般能算到两到三步，再好一点的，可以算到四步、五步，更好的，那就是象棋大师了，整盘棋他都了然于胸。

　　如此说来，李延禄绝对是大师级别，不然我们也就没有连环战这场好戏看了。

　　西墙缝这里刚刚打完，李延禄已经在准备下一步棋了。

　　他很清楚一点，对于上田来说，不把脑袋撞到残，是绝不会回头的。两人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既然在西墙缝吃了苦头，你就别指望这兄弟上第二次当了。

　　那么，往宁安去的路径，除了镜泊湖这一条，还有吗？

　　有。

　　而且跟西墙缝的情形酷似，那里也有两条道可供选择。

　　（338）

宝宝寒

　　面对这张新的考题，李延禄和上田都立即拿起笔，填上了他们心目中所认为的A或者是B。

　　这不是多项选择题，是单项选择，所以标准答案只有一个。

　　史料看到这里，连我都觉得饶有兴味，简直是智力大冲浪啊，大家就一齐来跟着猜谜吧，看看它们背面写着的究竟是“生”还是“死”。

　　A、阎王鼻子；

　　B、松乙沟。

　　光看这两个名字，可能你就只能闭着眼睛瞎猜了。那我给你提供一点背景资料。

　　我看到有一位高人把这两个地方做了一个很形象的对比，阎王鼻子，相当于一张弓的弦，也就是说这是一条近路，松乙沟呢，相当于弓的背，这是一条远路。

　　再具体一点。阎王鼻子非常之险，都是怪石啊，峭壁什么的。松乙沟则是个大草甸子（东北平原上对成片草地的称呼），道路平坦，连个大点的石块都不容易见到。

　　怎么样，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阎王鼻子就是翻版的西墙缝，松乙沟就是搬了地方的江北大道。

　　你选哪一个？

　　选A，out，因为李延禄和上田都没选它。不过A的后面贴着一个“生”字。

　　选B，yes，你跟上田的选择是一样的，当然李延禄也选的是它。

　　翻开来，B后面写的是一个“死”字。

　　这里我要特别表扬一下上田同学，他充分吸取上次的惨痛教训，没有轻信任何一位向导的话，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为指导，亲自到现场考察了一下，最终才选了B。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看到了那个“死”字，就责怪上田没脑子，瞎指挥。要知道，西墙缝之战的确是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不过这也不是上田一个人的错，好多人都会象他那样做：上次在险路上吃了大亏，这次肯定要选条好路走走，况且阎王鼻子这个名字多不吉利，听上去简直象是在走黄泉路。

　　李延禄真是把上田的心思都摸透了。他自己战前有没有到松乙沟转一转不得而知，但就算他没去转，他对那地方也比去转过的上田要熟悉得多——因为他本人就是宁安人，这个地方就是他的老家，一草一木都记得清清楚楚。

　　上田留意的是路，李延禄关心的却是路上那些干枯的荒草。

　　此时此刻，他是不是想到了小时候跟伙伴们在原野上“放野火”的情景？

　　至少我是想到了。

　　俗话说干柴烈火，但你要看过或亲身实践过“放野火”，就会明白，其实干草烧起来的那才真叫烈火呢。

　　为什么想到放火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对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的两本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某种意义上，这是两本民间兵书。

　　这两本册子告诉我们，打仗不光是用人的力量，还可以充分借用自然的威力。典型的就是两种，火和水。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相关战例不胜枚举。

　　所以一般情况下，别说军队，就连一般中国老百姓，最容易想到的两大绝招，也不外乎是火攻和水淹。

　　（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