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地中海古文明——美索篇（图文版）----有_的_人

宝宝寒

　　首先，星占学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天象观测记录。
　　
　　别小看这些记录，年代越是久远的资料对天文学研究越是珍贵，天文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在时间尺度上都极其巨大，而现代天文学的出现和形成也就几这百年，要靠这几百年收集的资料做研究肯定不现实，所以必须求助于古代的观测记录，以便获得数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的数据资料。
　　
　　其次，星占学促使人们对恒星位置进行精确测定并建立天球坐标系。
　　
　　“通天一族”们要根据天象来搞预测没个方向感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只有在天空划分区域，西方是星座来划定天区，中国是划分为“三垣二十八宿”及各种“星官”，这样才能对天象发生于何处进行有效的陈述。
　　
　　再次，星占学还极大地促进了对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运行规律的研究。
　　
　　前面的这三项都是占星学为天文学所做的贡献，接下来的这一项就可说是“意外之喜”，这些占星学保存下来的原始天文资料为历史断代问题提供了独特的依据。
　　
　　前面我们已经用土木汇合推断出了耶酥同志的生年，为了便于理解，我们暂且把视角拉回东方，以我们中国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来举例说明。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武王伐纣可说是一件绝对大事，由于文献的稀少和互相矛盾，（姬）发同志跟帝辛同志的真人PK时间始终无法确定，从古至今，居然让这两哥们在上百年的时间里狂K了44次，不知道这两哥们知道这事会不会气活过来。
　　
　　现代科学进步了，测年断代常用碳14测年法，再结合考古学研究，测出武王伐纣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之间，还是有好几十年的误差，具体哪天K的根本无从谈起。
　　
　　既然常用方法解决不了问题，上海交大江晓原教授和他领导的课题组独辟蹊径，根据历史上关于武王伐纣的天象记载，运用电脑和现代天文学星历表进行推算，终于成功地考订出3000多年前周武王讨伐商纣的日程表。
　　
　　江教授用到的史籍中记载的有关武王伐纣天文现象多达16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用少了根本不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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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个例子，《淮南子•兵略训》中有如下一小段记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这段话说的是武王纠集人马去砸纣王场子，向东进军时，东方天空曾出现过一颗彗星，而且彗尾指向西方。
　　　　
　　已故的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珏哲（1902～1986）推算的结果是：武王伐纣时出现的这颗彗星就是著名的哈雷彗星，从公元1910年往前数的第40次回归，当时这颗彗星过近日点的确切日期是公元前1056年3 月7 日。而它恰在公元前1057～前1056年之交的四个月间行至地球附近，明亮可见。
　　　　
　　张台长最后的结论是：假使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星，那么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前1056年。
　　　　
　　虽然张台长说得这么热闹，不过根据测算，当初那颗在东方天空出现的彗星是哈雷慧星的概率只有0.3%，把武王伐纣的断代推论建立在这么小概率的事件基础上显然不可能，所以江教授选取了16种有关的天文现象，经过分析筛选，最后保留下了7个。
　　　　
　　这7个天象是：1克商之日的日干支为甲子（据利簋铭文，簋，gui，古代盛食物器具，圆口，双耳；利簋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又叫武王征商簋）；2克商之日的清晨岁星当头（据利簋铭文）；3周师出发时能在当地东方见到岁星（据《淮南子•兵略训》和《荀子》）；4在周师出发前后，“月在天驷”和“日在析木之津”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所述天象及《三统历》）；5从周师出发到克商之间应有一段日子，这段日子的长度应使得周师从周地出发行进至牧野有合乎常理。（据《武成》、《世俘》及《三统历》）；6周师出发后、甲子日克商前，应有两次朔发生，第一次干支为辛卯或壬辰；第二次则约在克商前五日，日干支为庚申或辛酉。（据《武成》与《世俘》所记历日）；7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见到“星在天鼋”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伐纣天象）。
　　　　
　　确定7个天象之后，下面的工作就是寻找一个符合这７个天象的年代。很幸运，江教授推算出了一个让7个天象都符合的年代，不光这样，连日程表也一并得出：
　　　　
　　武王于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出兵，于次年——公元前1044年的1月9日在牧野之战中克商。
　　　　
　　这是通过天文学解决断代问题的一典型案例，虽说还不是最后定论，但起码要比其他方法的推论靠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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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楔形文字
　　
　　美索不达米亚人民创造了无数个世界第一，其中意义最重大的无疑是楔形文字的发明，楔形文字不但使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得以记录和保存，更使其文明能够广泛传播，由此启迪更多的民族和人群走向文明。
　　　　
　　啊！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话说17世纪奥斯曼帝国版图下的西亚地区，那叫一个乱，政府官员忙着捞钱，土匪强盗忙着杀人越货，人民群众忙着四处掐架，传染病到处流行，这会谁要是想到美索地区旅游探险，那绝对是寿星公上吊——嫌命长了。
　　　　
　　可世事无绝对，还真有不怕死地。这位意大利籍的“驴友”名叫彼埃罗•德拉•瓦莱（Pietro della Valle），是一位古董商和学者。
　　　　
　　从这位驴友的头衔（先是古董商然后再是学者）就能看出瓦莱同志此行的目的，观光旅游肯定不是，探险寻宝才是真正目的。
　　　　
　　从1616年到1621年，瓦莱同志游历了西亚，到了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乌尔和比尔斯-尼姆鲁德等地，后经波斯到过印度。这位不但精通《旧约》而且熟读希腊古典名著的驴友很快就能把见到的古迹与《旧约》或古典作家的某些叙述联系起来。
　　　　
　　1616年，凭借一把鹤嘴锄，单枪匹马的瓦莱在巴比伦遗址胡乱挖了起来，他这一挖也标志着从以搜集地表文物为主的古物学向以挖掘地下遗存为主的考古学的过渡。不过当时的瓦莱可没这个觉悟，这个半吊子学者压根不知道什么是考古学，他的眼里除了古董就是文物，而且还是自认为值钱的那种。
　　　　
　　瓦莱不但把首批楔形文字样本带回了欧洲，还在1621年写给他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楔形文字，并随意在波斯波利斯的古波斯铭文中抄写了五个古波斯楔形文字符号。这封信于1658年在罗马发表，第一次把楔形文字形象地展示给了欧洲读者。
　　　　
　　瓦莱在他的《游记》中还首次作了解读的尝试，即根据组成文字的楔形笔画的走向，猜测这种文字是从左向右书写的。虽然是半吊子学者，但他的这个猜测无疑是正确地，他的这一猜测也被视为人们在破解楔形文字漫长道路上迈出的正确的第一步。
　　　　
　　瓦莱的发现引起了欧洲的骚动，但迫于西亚那边的形势（欧洲国家跟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不咋地），真正行动的人不多，文物虽好，也要有命去拿不是。
　　　　
　　转眼到了1760年，丹麦一把手弗雷德里克五世（Frederick Ⅴ）“为增进知识”，组织了一支近东探险队开始对美索不达米亚、波斯、阿拉伯半岛和埃及进行考察。
　　　　
　　经过一番准备，公元1761年1月，这支由五名成员组成探险队开始了他们的探险之旅，确切的说应该是死亡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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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玩命”探险队从1761年到1764年，短短四年时间以每年挂一人的速度减员八成，最后就剩了一根“独苗”。
　　
　　这跟出生于德国汉诺威的“独苗”名叫卡斯腾•尼布尔（Karsten Niebuhr，1733～1815年），尼布尔老兄之所以没像他的四位同伴那样出师未捷身先死，主要得益于他精通阿拉伯语，而且每到一处便和当地群众同吃同穿。
　　
　　1765年，在没有任何同伴的情况下，尼布尔依然继续着考察之旅，独自来到了波斯波利斯。
　　
　　在波斯波利斯，尼布尔逗留了三周，发现了有2000年历史的波斯王宫遗址，并绘制了遗址图，标明各建筑的相对位置，不过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用来描摹楔形铭文，这其中的11篇，被尼布尔发表在了自己写的《阿拉伯及临近国家游记》里。
　　
　　尼布尔的《游记》于1772年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他描摹的铭文准确，完整，为后世破译楔形文字提供了宝贵资料。不但如此，尼布尔还亲自上阵，进行破译工作。
　　
　　尼布尔发现，他描摹的波斯波利斯铭文并非只用一种语言写成，是用了三种，而且都用了同样的楔形文字，书写方式都是从左向右。可惜铭文实在太过简短，其中的两种语言无法破译，但尼布尔还是基本破译出了第三种语言——伊朗地区在公元前6～4世纪使用的古波斯语。
　　
　　在破译古波斯文方面，引航者尼布尔的贡献不可谓不大，但做出最大贡献的则是一位年轻的中学教师。
　　
　　1802年7月，27岁的德国哥廷根中学教师乔治•弗里德里希•格罗特芬德（Georg Fredrich Grotefend ，1775～1853年）因为一个赌约开始了他对古波斯文的破译之路。
　　
　　 在此之前，格罗特芬德是一个东方学的小白，不过他脑袋里始终有个破译楔形“天书”的念头，为此他还跟自己一个朋友打了赌，他的这位在哥廷根皇家图书馆工作的朋友先是很不厚道地嘲笑了这位小白同志，可能是为了让格罗特芬德能输得心服口服，接着又很厚道的为小白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一切资料，这里面就包括尼布尔的《游记》，而《游记》中的铭文B和G正是“破译之匙”。
　　
　　格罗特芬德虽然在东方学方面是小白，可对希腊历史文本很了解，因而格罗特芬德很熟悉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一把手们在碑志中常用的套语——“X,伟大之王，万王之王，...之王，Y之子，伟大之王，万王之王...”。 格罗特芬德之所以会把铭文和阿契美尼德王朝联系起来是因为尼布尔发现铭文的地点波斯波利斯正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首都。
　　
　　格罗特芬德仔细检查了波斯波利斯的铭文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尼布尔描摹的铭文B上面。
　　
　　他首先注意到了一组反复出现的符号，这组符号在短短的三行就出现了四次，按照套路，他把这组符号断定为“王”字，这样的话在第一个“王”字之前的那组符号就应该是某位波斯一把手的名字，第二个“王”和第三个“王”构成“万王之王”，而第四个“王”就应该是“万国”或“万民”之王了。
　　
　　就这样，格罗特芬德在根本不知道任何字母如何发音的情况下正确猜出了铭文B的大意“X，伟大之王，万王之王，万国之王。Y之子，...”
　　
　　虽然这时候楔形文字远没达到破解的程度，但格罗特芬德的破解之路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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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格罗特芬德把铭文B和G做了对比后发现，铭文B的第一组符号在铭文G的第三行又出现了，还是按照套路，他断定铭文B上的一把手是铭文G上一把手的老爹，不光这样，格罗特芬德还发现了一条线索。
　　
　　这条线索正是出自铭文B，格罗特芬德发现B铭文中的Y很有意思，作为一把手X的老爹，名字后面却有作为某某之王的修饰，也就是说铭文B和G提到了三个人名，这三个人是祖孙三代，其中祖父是平民，父亲和儿子是古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两个一把手。另外格罗特芬德还发现两个一把手名字的长度差不多。
　　
　　照着这些依据，格罗特芬德在希罗多德编制的阿黑门尼德王朝一把手表中吻合的人选。
　　
　　格罗特芬德首先排除了居鲁士和冈比西斯，因为这两人名字长度不一样，接着他很快就找到答案：铭文B的作者是大流士，铭文G的作者是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而大流士的老爹胡斯塔普斯是居鲁士大帝手下一位非王室血统的总督，并不是一把手。确定人名之后，这两段铭文的意思就很明了了。
　　
　　铭文B意译为：大流士，伟大之王，万王之王，万国之王，胡斯塔普斯之子，阿黑门尼德王朝之王，是建成这做王宫之人。
　　
　　铭文G意译为：薛西斯，伟大之王，万王之王，大流士王之子，阿黑门尼德王朝之王。
　　
　　格罗特芬德最终确定了15个字母（其中错了4个），并在1802年9月4日在哥廷根科学院宣读了他的论文，这位在短短几个月，主要凭借自身敏锐洞察力的天才解读家的研究成果为楔形文字的最终破译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终真正解开楔形文字之迷的另一位年轻人——英国军官亨利•克瑞斯维克•罗林森（H.C.Rawlinson）。
　　
　　罗林森1810年出生于牛津郡的查德灵顿公园（Chadlington Park），从小酷爱阅读希腊罗马作家的历史著作，这为他后来从事古代文献解读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罗林森从16岁就受东印度之雇来到印度，在印度学习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印地语，到达印度的第二年，罗林森成为了孟买第一近卫兵团的翻译和军需官。在此期间，罗林森还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波斯问题专家和学者。
　　
　　罗林森不光脑子好使。身体素质也是特级的，身强体键，热爱运动，他曾为一笔可观的奖金参加过一项“十项全能”挑战赛，比赛项目包括“跑步、跳远、掷圈、网球、台球、射鸽、猎野猪、障碍赛马、国际象棋及牌戏。”他还曾经在6天内骑马穿越波斯沙漠以完成一项外交使命。
　　
　　“十项全能运动员”罗林森在孟买服役五年后，于1833年成为了詹姆斯•邦德的同事，作为英国情报局的特工人员，罗林森在1835年被派往波斯，任克尔曼沙赫省省长的军事顾问，于同年4月走马上任。
　　
　　也就在这时，罗林森正式开始了对楔形文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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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林森在上任途中听说哈马丹（Hamadan）附近的阿勒万山（The Mount Alvard）的山坡上有楔形铭文，没有多做考虑，立马骑着他的爱驹一溜烟的跑去“瞻仰”了。
　　
　　这时的罗林森跟当初的格罗特芬，在楔形文字方面也是小白一个，格罗特芬好歹还有那个厚道朋友找来的资料，罗林森可是两眼一摸黑，对格罗特芬等“先人”的破译的成果一无所知，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对描摹回来的“阿勒万铭文”破译工作。
　　
　　罗林森用到了和格罗特芬同样的方法，从“阿勒万铭文”（用三种语言写成的两个短篇）中成功释读出了“大流士”和“薛西斯”两个人名，这为他的破译工作开了好头。
　　
　　到达克尔曼沙赫（克尔曼沙赫省会）之后，好打听的罗林森又得知达克尔曼沙赫以西20英里（约32公里）的贝希斯敦小镇附近峭壁上有许多雕刻，得，什么都甭说了，去“瞻仰”吧。
　　
　　策马狂奔，到达目的地的罗林森着实吓了一跳，这些比真人还大的雕刻离地足有340英尺（约104米），用望远镜倒是能看清人的形象，可看铭文就模糊一片了。
　　
　　罗林森心想：得亏哥们以前练过，要不然还真没辄。心动不如行动，“十项全能运动员”罗林森手脚并用爬上峭壁描摹铭文。现代人搞攀岩玩的是心跳，罗林森玩的可是自己的小命，借着人工梯架，罗林森成为2000年来第一个成功登上贝希斯敦悬崖的人。
　　
　　前后共花了三年时间，罗林森总共描摹了200多行古波斯铭文，可事不凑巧，因为军务，罗林森不得不中止他的描摹工作，这一耽搁就是好几年。
　　
　　1844年夏初，罗林森重反贝希斯敦，这时的他已经是大英长驻巴格达代表，熟门熟路的罗林森很快完成了全部414行古波斯铭文的描摹工作，以及第二部分铭文全部263行。描摹工作到了收尾阶段，不过最后的铭文把罗林森彻底难住了。
　　
　　为了描摹铭文，罗林森做“空中飞人”的次数并不算少，可这回他想破脑袋也没想出个接近铭文的法子，直到1847年，一个“未开化的库尔德少年”为了酬金自愿冒险才为罗林森攻克了最后的难关。
　　
　　库尔德少年带着绳子爬过几乎垂直的石碑正面，把绳子栓在碑两端的木桩上，中间吊着一块类似吊板的装置，拖着他一点点爬过铭文的表面，在罗林森的指导下把共112行铭文拓印到铸型纸上。
　　
　　为了破译楔形铭文，罗林森又深入学习了希伯来语和古叙利亚语，到了1949年，他完成了自己所描摹的《贝希斯敦铭文》的释读工作。
　　
　　贝希斯敦雕刻描绘的是公元前520年左右，波斯一把手大流士以胜利者的姿态审判10位反叛首领，《贝希斯敦铭文》则罗列了他的生就。
　　
　　《贝希斯敦铭文》由三种语言写成，第一种是古波斯语；第二种，也就是第二段铭文是用埃兰语写成；第三种，即那个为了钱而勇敢的库尔德少年拓下来的铭文就是传说中的巴比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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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88 罗林森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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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89 贝希斯敦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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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比伦语跟亚述语一样，都是阿卡德语的晚期方言，区别只是一南一北，属闪米特语系，随着19世纪美索文物的不断出土，大量的楔形文字被释读，一门新学科也随之诞生。
　　
　　1857年，一个非常值得牢记的年份。在这一年，英国数学家，业余东方学家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1800～1877年）翻译出一份亚述一把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的铭文，于1857年3月17日寄给了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并建议被称为“楔文三杰”的罗林森和爱德华•兴克斯（Edward Hincks，1792～1866年，著名爱尔兰语言学家，各自独立翻译此铭文，以便检查学者们迄今为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否可靠。
　　
　　此时恰好“楔文三杰”的另外一杰，德国学者朱利斯•欧佩尔特（Jules Oppert,1825～1905年）也在伦敦，皇家学会看着这么牛的一个人才放着不用怪可惜，所以也向他发出了邀请。
　　
　　6周之后，皇家学会对四篇译文进行评议，结果表明四篇译文所有重要细节全部吻合，这一研究成果也终于得到了权威学术机构的认可，在正式命名阿卡德语的同时，亚述学也宣告诞生，罗林森也因为其成就被尊为“亚述学之父”。
　　
　　随着对阿卡德文字越来越深入的研究，学者们越觉得它透露着古怪，阿卡德文字跟商博良破译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很不一样，并不能很快建立起现代词语与其起始的象形符号之间的时间联系，楔形文字似乎并不太适应闪米特语言模式。
　　
　　就拿在美索地区（特别是亚述地区）满处可见的狮子来说，阿卡德语中并没有专门的符号来代表它，有的只是一个意为“大狗”的符号，狮子变大狗，这事还真玄乎。
　　
　　早在1850年，兴克斯就指出：“亚述和巴比伦境内说阿卡德语的闪米特人并不是楔形文字的发明者。”他还推测闪米特人可能从早期的非闪米特人那里借用了这种文字，并尽量改变成自己的语言模式。
　　
　　罗林森在1855年的一次讲座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依据是在“阿淑尔巴尼拔图书馆”发现的一种未被确定语言写成的文本，罗林森推测使用这种未知语言的可能就是楔形文字的创始人。
　　
　　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不知道楔形文字的创始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罗林森曾误认为巴比伦的西徐亚人创造了楔形文字，法国学者奥佩尔在1869年的一次讲座中纠正了这一错误，他根据一些阿卡德铭文中提到的“苏美尔与阿卡德的君主”这一称号，提出楔形文字的创始人是苏美尔人。
　　
　　奥佩尔灵光一闪的推测并没有得到广泛赞同，其他学者压根就不觉得存在什么苏美尔人，未知语言只不过是阿卡得语的一种古体形式，用于宗教和其他仪式（还是古埃及文字研究多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没人认可苏美尔人其实很正常，因为根本没有任何有关苏美尔文明的文物被发现，大伙都围着巴比伦——亚述文明忙活，没人去思考是否还有其他文明存在。
　　
　　不过1877年的一次意外使苏美尔文明重见了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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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意外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叫德•萨尔泽克（M.de Sarzee，1837～1901年）的大胡子。
　　
　　这个大胡子压根没想过自个能把苏美尔文明挖出来，他只想多捞点巴比伦、亚述文物，所以在被任命为巴士拉副领事不久，就利用职务之便满处寻找巴比伦尼亚古代遗址。
　　
　　最后在当地人的帮助下，萨尔泽克来到了铁罗（Tello），时间是公元1877年，当看到大量半埋半露的石雕后，哈喇子流了一地，也顾不上查看一年代，更顾不上土耳其政府的禁令，挖就一个字，大胡子说了N次。
　　
　　为期三个月（3～6月）的发掘第一季，大胡子挖到了大量文物。第二年在更大的遗址又挖了5个月（2～6月），这下大胡子发了。
　　
　　大胡子把他挖到的文物一股脑倒卖给了卢浮宫，获赃款13万法郎，这批文物在巴黎一经展出就引起轰动，大胡子再接再厉，不但通过法国政府拿到了土耳其政府颁发的发掘执照，顺道还从政府那拿到了专项拨款。
　　
　　再次回到铁罗的大胡子身份已经有了质的转变，从以前那个偷偷摸摸的文物贩子变成了一个牛气冲天的考古学家，并于1880年1月起，大张旗鼓地对铁罗进行再次发掘。
　　
　　这一挖就是11年，成功扫荡铁罗17个遗址后，大胡子几乎挖出了迄今所知的所有拉格什文物，苏美尔文明也重见了天日。
　　
　　再往后随着越来越多苏美尔文物的出土，亚述学也正式有了一个分支——苏美尔学。
　　
　　作为亚述学和苏美尔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同时也是美索文明最突出的成就，楔形文字有着太多与众不同之处，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楔形文字是怎么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