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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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30）

　　日军乘两军移交之际，突然发动攻势，桂军刚到阵地，立足未稳，阵地转眼又丢了。杨森见状，急忙集中残余部队，由团长李介立指挥，回身进行反击，将阵地收复巩固后再次交到桂军手上。
　　李介立亦是四川讲武堂学员，战斗中受伤被送至后方医院进行治疗，军委会传令嘉奖，授其陆海空甲种一等勋章，并由中校提升为上校。
　　这次反击，给第二十军带来了更大伤亡，一个旅撤下来后，能收容到的士兵仅剩四十人左右。
　　第二十军在淞沪战场激战七昼夜，伤亡士兵七千余人，连排长以上两百多人，除因故未能参战的那个旅外，余者仅能勉强编成一个旅，其中还有很多是轻伤未离队的。
　　中方在淞沪战场的布局，取自于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的建议。上海郊外河川纵横的地形既限制了日军机械化重装备的运动，同时也增大了防守密度，诸如第二十军防守的顿悟寺一线，其防守正面都在千米左右，这样就使得中国军队可以采取类似于车轮接力赛的办法，一支一支地上，要不然可能早就支持不住了。
　　第二十军撤防后，另一支川军接力，这支川军同样来自于贵州，而且他们以前也叫第二十军。
　　当年杨森统兵万县时，郭汝栋是其手下的一名师长，曾与范绍增等人一道组织“四部倒杨”，跟杨森争抢第二十军军长头衔，演出双黄蛋奇观的，也正是此君。“四部倒杨”失败后，郭汝栋自知难以立足，便早早出川投奔了蒋介石。
　　这以后，郭汝栋改了番号，成立了第四十三军，但这个军其实下辖仅第二十六师一师，师长是刘雨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支川军都同处贵州一省，杨森在黔西南，郭汝栋在黔南。郭汝栋出征比杨森还早，8月初就出来了，而且直奔上海，是川军中启程最早的一支部队。
　　可是走得早，不等于到的早，沿路负责领军的刘雨卿系文书出身，办事过于细致，与杨森那种大刀阔斧的作风迥然不同，倒跟“二瘟”唐式遵很像。这样一来，行军速度就拖慢了，以致于杨森的第二十军都在前线构筑工事了，第二十六师呼哧呼哧才刚刚赶到。
　　此时正值蕴藻浜战场另一侧的大场吃紧，薛岳便令刘雨卿前去接防，对于这个命令，很多人觉得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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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31）

　　装备条件上，第二十六师和第二十军相仿，都是脚穿草鞋，身着土布夏装，手持川造或汉阳造步枪，一样寒酸可怜，但给外界的印象却大为不同。
　　杨森早已名声在外，只要在军界混的，无人不知他能打仗，就连一惯对川军不屑的陈诚，都对杨森另眼相看，将他与叶挺并称为“全国知名的将领”。反过来，郭汝栋的名气就要小多了，出了四川，就没几个人知道，更何况刘雨卿这样的初出茅庐之辈。
　　除了第二十军，先后防守大场的还有宋希濂师、税警总团，这些部队不是“中央军”精锐，就是当时知名的美械军团，然而无一不损失惨重。它们都不行，换“草鞋军团”上场，能守得住吗，别半天就给丢了吧？
　　战区方面也心中无底，只是手中能使用的资源已接近耗尽，就算是稻草人都只得先拿去摆上一摆。
　　刘雨卿的表现，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他还是那副不慌不忙的样子，上阵后，一边誓言“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一边从容部署，哪些团突前防守，哪些团坐镇大场，哪些团留作预备队，全都布置得井井有条。
　　第二十六师上阵时，第二十军尚未完全撤防，两支川军一左一右，形成默契，相互进行火力支援，从而有效地阻击了日军的进攻。
　　原先从上级同僚到部下，都认为刘雨卿有些“瘟”，没想到他还是个温柔杀手，不由得不对其刮目相看。
　　第二十军撤下后，第二十六师在防守上更加艰难。守到第六天，其掩体和战壕大部被敌摧毁，部队伤亡剧增，能集合起来的战斗兵，多数是缠着绷带的轻伤员，预备队也早就用光了。
　　温柔杀手的定义是，看似很平常，其实是一道很猛的菜。刘雨卿一咬牙，把师部所有的卫兵和勤杂人员组织起来，甚至连到阵地上送饭的炊事兵也留下，全部编入战斗行列，自己亲自领兵，以机枪为掩护，趁着夜色全体出击，主动向敌阵发起冲锋。
　　日军未想到对手已经摇摇欲坠的时候，还能突然荷尔蒙大爆发，当下被川军抓住衣领纠在一处，想脱身都脱不了。一场肉搏战之后，第二十六师连夺两个前进阵地，借此又撑了一天，直到友军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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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32）

　　两支川军在淞沪战场上都没给川人丢脸，这一点，只要与接防友军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来：接防刘雨卿第二十六师的是湖南湘军，交防第二天，大场便遭日军攻陷，且再未能予以收复，成为导致中方淞沪兵败的直接起因之一。
　　在拼尽全力的同时，两支川军的损失也都非常惨重，伤亡率均达百分之七十，第二十六师的团长解固基以身殉职，战死后连遗体都未能找到，被称誉为“裹革无尸，沉沙有铁”。
　　省外川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下面该轮到省内川军了。
　　因前线战事不断发生剧烈变化，蒋介石重新划分战区，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原纵队编制也分别由集团军所替代。
　　某个相声段子，说：人这种东西，干了好事总想让鬼神知道，干了坏事总不想让鬼神知道，这也太让鬼神为难了。
　　对邓锡侯、孙震、李家钰而言，刘湘就是那个让鬼神为难的“人”。蒋介石入川，一个劲挤兑刘湘，刘湘感觉无法忍受，但与此同时，在四川神气十足地“压迫”着邓、孙、李的，也正是刘湘。
　　三人之中，李家钰曾受过刘湘的恩惠，一度对其感恩戴德，到了后来，也几乎与刘湘翻脸，以致于重庆整军会议召开时，他还想趁机告刘湘的“御状”，说上次他正在前方跟红军作战，刘湘却在后方收编他的军队，他实在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
　　何应钦见状不妙，立即制止：“我们这个会议有一定的范围，李军长（李家钰）的话是横生枝节，出了范围了。”
　　主持人不让说，李家钰才没有再说下去。
　　邓锡侯也是“被压迫者”之一。在刘湘统一四川之前，水路被刘湘紧紧掐住，邓锡侯无法从省外进口武器，统一之后，刘湘在继续实行禁运的同时，又收回防区，限制经费，弄得邓锡侯只能靠起家时的那点破铜烂铁混日子，“事业”越来越窘迫。
　　蒋介石举办峨嵋军训团，邓锡侯被任命为军训团团附，看着“副团长”刘湘当众挨老蒋和陈诚的讽刺挖苦，尽管他有时也不无兔死狐悲之感，但更多的却是一种别人帮着报了仇的兴奋。陈诚请到他上台讲话，其调门和口气也与刘湘完全不同，加上邓锡侯讲话比较通俗诙谐，尽用四川口头语，因此还很受学员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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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33）

　　学员欢迎并不顶用，四川说穿了，不是刘家的，就是蒋家的，跟他姓邓的依旧一点关系没有，猴子还是很郁闷。
　　抗战军兴，大家都认为可一举两得，刘湘是要借此抵御老蒋的“入侵”，邓锡侯则巴不得早一日摆脱刘湘的“魔掌”，好到外面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顺便还能置换多少年未置换的装备。
　　就要出发了，底下有个师“闹饷”，扬言“不发清所欠薪饷不出发”。
　　这都是防区取消前就欠下的军饷，数目不小，邓锡侯哪有钱发，而且欠饷的责任其实也不在于他。
　　防区制时代，邓锡侯与其他人不同，实行的是“无为而治”，各师军费完全独立，均在各自驻防区内筹款。于是，他在召集官兵训话时便理直气壮：“你们的欠饷是应该发清，可是过去军部没有收到过你们的分文税款，军部没有经费，比你们的师还穷哩，大家是知道的。”
　　欠饷跟邓锡侯无关，却跟“闹饷”的自己有关。
　　邓锡侯说：“你们都背着枪，拿起碗在吃饭，为何过去别人来夺你们的饭碗，你就让他拿走呢？你有一支枪还保不住饭碗，又怪谁？”
　　邓锡侯并不是故意要翻防区制时代诸侯争雄的老帐，他是要以彼及此，把官兵的士气和斗志给激发出来：“从现在出川抗战起，我要按时发饷，如不兑现，你们来找我。欠饷也不是不发清，只是前线情况急如星火，怎么能说要发清欠饷才出发呢？”
　　闹的人都低下了头。见火候已到，邓锡侯大声发问：“你们是等发欠饷还是马上出发？”
　　台下齐声响应：“愿立即出发杀敌！”
　　出川首先要解决的是武器，而不是欠饷。在邓锡侯的部队，本来质量就不算好的枪支因使用太久，很多已不堪使用，打一两枪就扳不开枪机，此外，除为数不多的重机枪和迫击炮外，攻坚所必须的山野炮一门也没有，堪称家徒四壁，是急着要换换家当了。
　　当时军中对补充武器传得神乎其神，都说：“蒋委员长准备抗日多年，在外国买了很多武器，秘密存在几个战略仓库。”
　　按照此类传说，在宝鸡就有一个这样的战略大仓库，川军到了那里之后将一律更换新家伙，还要照“中央军”装备起来，“不然，我们这些破铜烂铁怎么去打日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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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34）

　　大家都对此深信不疑。个别旅团长竟偷偷地将部队中能用的枪支提留起来，以便作为失败后“重起炉灶”的资本，更有甚者，以废枪换好枪，换出来的好枪私运回家，以致于一连之中，竟然只有一两只枪能打得响。
　　出川时秋季将尽，冬季即将来临，传闻北方已是冰天雪地，但官兵们仍是单衣短裤，最多再加一件棉背心。
　　不是不怕冷，也是认为北上后可以更换冬季被服——说起来，都是穷字惹的祸，邓锡侯连欠饷都无法发清，还不是能省一点是一点。
　　1937年10月中旬，第二十二集团军到达宝鸡。
　　目的地是西安，可不是有说宝鸡有军火大仓库吗，应该就在这里换枪换衣了吧？
　　停了一天，换的是火车，枪和衣都无影无踪。
　　官兵们在火车上还相互打听：“换枪呢？”“补充呢？”
　　有人答道：“枪吗？在西安！到西安去换。”
　　于是传说中的军火仓库又移到了西安，谁知那里等待他们的仍是一场空。
　　川军是靠双腿从成都走到宝鸡的，中间耗去了三十天，再转乘火车到西安，又是好几天，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前方战情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尤其是晋东娘子关一线异常吃紧，急需兵力增援。
　　蒋介石下令，临时改变北上川军的指挥系统，晚来的李家钰赴河南，归程潜第一战区节制，在中条山区域作战，早到的邓锡侯、孙震划入阎锡山第二战区序列，直接驰援娘子关。
　　补充来不及了，邓锡侯、孙震率川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
　　沿途老百姓见这些四川兵皆单衣短裤，赤足草鞋，莫不为之骇然，纷纷以家存鞋袜相赠，还告诉他们：“我们山西高寒，不比你们四川。像这样的寒冬，如果冬天不穿棉鞋，我们的脚也会烂掉，不穿棉裤，就会变成‘老寒腿’，你们千万保重才是。”
　　除了衣，当然还有枪，邓锡侯心急如焚，给南京军令部长白崇禧通电话，答复是：“在太原由战区负责配发。”
　　1937年10月30日深夜，邓锡侯、孙震抵达太原。第二天一早，两人就赶去谒见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问补充装备的事。
　　阎锡山一推干净，说太原所有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都已运过黄河，储存于黄河附近，实在没有办法给你们补充了，“还要南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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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35）

　　皮球从南京踢到太原，再从太原踢回南京，原先允诺的补充宣告彻底泡汤。因川军先头部队已经陆续投入娘子关战场，阎锡山才抠抠唆唆地拿出了二十挺晋造机枪，作为礼物送给川军。
　　邓、孙还不甘心，又在太原住了两三天，想找阎锡山多少再要些补充，或掉换少数武器，但始终没有下文。
　　川军以前打仗，多数是摸着石头过河，从军部到师部全都缺乏通信器材，邓、孙也没法跟前线取得联系。
　　不知道部队在哪里，至少得弄清楚娘子关一带的地形吧，问阎锡山要地图，阎锡山支支吾吾，连这个都舍不得给。还是孙震手下的高级参谋，凭借与阎锡山的参谋处长是陆大同学，以私人关系弄到了两张晋东地图。
　　翻着地图，听着战报，邓、孙都坐不住了。
　　开赴晋东前线的川军，现在全归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指挥。不是自己的娃不心疼，这黄绍竑不会把我们的“政治资本”一股脑儿全都给输光吧？
　　太原呆下去也不可能再弄到一支枪，邓、孙起身向阎锡山告辞，急急赶往晋东，以便切实掌握各自的部队。
　　1937年11月1日，邓锡侯、孙震率一众幕僚乘火车到达前线，见到了黄绍竑。
　　一问，黄绍竑竟然说，他也不知道川军都在哪里。
　　由于日军迂回部队已威胁后方，黄绍竑被迫采用了填坑式战法。川军一下车，不管一团还是一营，都先调去抵挡一番，因为是逐次零星使用，加上川军师旅团严重缺乏通讯器材，黄绍竑早就失去了对川军的掌握，他自己还盼着邓、孙能早一点把“失踪”的部队给找出来呢。
　　这算是怎么一回事，邓、孙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当下便驱车继续前行。
　　终于看到士兵了，全都是从娘子关败退下来的兵，已成“兵流”，情形非常狼狈，川军也在里面。邓、孙这才得以与部队取得了联系，也大略知道了战场的大致情况。
　　短短几天时间，川军各部都打了败仗。
　　一个没几支枪能打响的部队，要想取胜，那真是一件艰巨无比的任务。上阵后，能让川军发挥出一点战斗力的，还是背上的一把大砍刀，有的士兵既无砍刀又无刺刀，短兵相接时，竟然只能抡起枪托与敌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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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36）

　　填坑式战法，把川军填进去不少，其余部队已无招架之功，不得不逐一撤离。
　　日军野战部队之所以强悍，除官兵训练有素外，其标准化的作战配置也不容忽视。从娘子关方向进击的日军，为原驻朝鲜汉城龙山的第20师团，这是一个老师团，兵种从步兵、骑兵、工兵、炮兵无所不有，后勤分工也非常细致，除辎重队外，尚有通讯队、卫生队、野战医院，甚至连军马都有专门配备的兽医服务。
　　可怜川军一无所有，更谈不上什么医药救护。负轻伤的，血淋淋地自己往后方走，重伤的大多遗弃阵地，无人过问。重伤员们痛呼：“弟兄们，我们都是四川人呀，出来都是打鬼子的呀，打鬼子负了重伤就没有人管了吗？天啊，打国战就是这样打的吗？”
　　一些伤员为免受辱被杀，便先行自尽，其状甚惨。即便是仓惶撤退中的官兵，也大多丧魂落魄，有人边走边哭，有人愤慨绝望，军心士气一落千丈。
　　这可都是邓、孙的基本部队，看到这种样子，二人不免既失落又心痛。好在彼此取得了联系，已是不幸中之大幸，只得赶快予以收容和掌握。
　　1937年11月3日，在晋东和晋北相继失守的情况下，阎锡山决定集中兵力固守太原，川军被列为总预备队，要求限时集结于太原以南的北营。
　　邓、孙奉命率川军昼夜兼程，争分夺妙地赶往北营。在四川时，像他们这样的高级指挥官及其幕僚，出行一般不是骑马就是乘坐滑竿，但因为要抢时间，等不及载运乘马的列车到来，众人就与普通士兵一起徒步行军南行。
　　1937年11月6日，川军总部及少数先头部队到达太原南郊，但距离北营尚有一段距离。这时马也送过来了，邓锡侯便想抢先一步赶到一座叫南盘村的村庄，以便侦察一下北营的地形。
　　走着走着，士兵在路边捡到一只纸盖盒子，上面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前方，旁边还用铅笔标注着外国文字。邓锡侯及其幕僚没一人识得外国字，邓锡侯看了看也看不懂，就把盒子扔掉，继续打马前行。
　　行距南盘村不远，有士兵报告：“前面发现敌人。”
　　邓锡侯不相信，太原城里还有晋绥军守着，南郊怎么可能出现日军呢，当下便笑着说：“军人，连常识都没的，太原还在那边，敌人从哪里来的？一定是汉奸扰乱，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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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37）

　　一直走到南盘村村口，才发现村内已用包谷杆堆成工事，隐约还有人影晃动。邓锡侯到这时仍以为村里驻扎的是友军，还叫卫士不要轻易射击。
　　幕僚眼尖，一眼看到了一个将脑袋从土屋探出的日本兵，赶紧指点着说：“看，日本兵！”
　　邓锡侯方才猛醒过来，大喊一声：“集合！”
　　话音刚落，村里便枪炮声大作。幕僚翻身下马，朝邓锡侯所骑战马的屁股上猛击一鞭，助其先驰向小道。
　　由于事出突然，人忙马慌，在越过一座壕沟时，突然马失前蹄，邓锡侯被掀翻跌入泥沼。沼深过腹，他的一条大腿也摔伤了，一时之间难以自拔，而后面追兵却越来越近，情形真是万分危急，眼看着就要悲催了。
　　在三国演义之中，刘备乘马陷身檀溪，想来也是这样一番惊心动魄的场面，多亏了他座下之马非同凡响，竟能奇迹般凌空跃起，从而帮助主人脱离了险境。
　　邓锡侯没有这么厉害的马，不过他有一个忠心的副官，副官跟随在后，冒死将他扶出泥沼，又一路背着狂奔。
　　一个人跑还不一定能跑得脱，何况还背着一个，正在惶急之中，忽见路边趴着一当地老乡。老乡认识路径，经他指点，二人才得以摆脱追兵。
　　脱险后，邓锡侯藏身于北营的一座村庄。村里残垣破瓦，空无一人，显然遭受过敌机轰炸。时已深夜，邓锡侯不敢再往别的地方去，又找不到吃的，只得忍冻挨饿，在民房土坑上蹲了一夜。
　　天亮后，殿后的孙震也带着大部队到达西营，在村子里找到邓锡侯，众人一阵唏嘘。
　　按照阎锡山固守太原的军事计划，由傅作义守太原，其余部队则“依城野战”，但各军都知道败局已定，除傅作义属晋军体系，不能不遵命守城外，其他人全都心猿意马，以致于太原周围并未能形成严密防线，从而给日军的小股尖兵创造了乘隙钻入的机会。
　　邓锡侯派兵侦察得知，进据南盘村的正是日军尖兵部队。他在路边捡到那只纸盖盒子，乃日军的联络标志，“外国文字”就是日文，可惜无人识得日文，不然也可以多留个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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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38）

　　当天南盘村的日军尖兵有四百多人，配置数十挺机枪和数门迫击炮。他们先用机枪向邓锡侯等人射击，后来还派了骑兵出村追赶，而邓锡侯随身卫士很少，加上突遇意外，如此险境下尚能保住性命，真可谓是大难不死。
　　邓锡侯自己也感叹，说：“当日虽不死，险矣！”自此以后，他把11月6日作为抗日遇险日，每年到了这一天都要纪念一下。
　　日军在进攻方面有个分工，从晋北南下的一路负责攻打太原城，从晋东而来的另一路则进袭城外乃至城南的中国军队，南盘村的日军尖兵即属晋东一路。
　　南盘村遇险，意味着日军的大部队随时会追踪而至。太原攻守城尚未正式打响，城外已经看不到任何中国军队的踪影了。
　　此时阎锡山自己已经离开太原，与邓锡侯失去了联系，邓锡侯也就得以“便宜行事”。他与孙震一商量，城外的都跑光了，我们城南的也得跑啊，不然难道坐以待毙，把部队全赔进去不成？
　　为避免被阎锡山套上“擅自行动”之罪名，从而受到军法处分，邓锡侯发挥他水晶猴子的聪明劲，留了一个旅在原地，其余大部队悄悄向南撤离。
　　半途之中，因太原失守，阎锡山终于发来了撤退命令，于是邓锡侯趁势把“放线”的那个旅也给收回，全部急行撤入晋南山地。
　　从北上川军被改变指挥系统起，坐镇四川的刘湘就陷入了极度焦虑和不安之中。
　　尽管抗战已成主旋律，但以刘湘为首，川军各头领仍对南京政府保持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疑惧，最怕老蒋乘势而入或拉走他们的军队，除李家钰所部倾巢而出外，其余各军都在四川留下了看守部队，以防不测，同时刘湘还再三强调，所有部队出川后都必须归他统一节制。
　　邓锡侯、孙震动身前，刘湘在成都为二人饯行，又特别叮咛：“川军出去，一定不能分割建制。北上后，必待全集团军集中才能渡过黄河，然后所有川军集中才能参加作战。”
　　邓、孙当时都深以为然，唯唯受命，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不单是蒋介石有严令，变化万端的形势也逼得北上川军根本做不到集中了再如何如何。
　　关于是否提前渡河，邓锡侯曾从西安打电话给刘湘请示，情况一讲，刘湘同样无话可说，只能让邓、孙按照军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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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39）

　　第二十二集团军就像放出去的风筝，刘湘已毫无办法，飞就飞了吧，横竖也不是自个嫡系，第二十三集团军就不一样了，那是十代单传的亲儿子，若再有个闪失，则前途尽毁。
　　从四川到武汉的船只既少又小，光等船就需要花去很长时间，因此第二十三集团军东进的速度一直很慢，至1937年11月初，其前卫部队才刚刚到达武汉。
　　刘湘认为一切还来得及，他必须亲自出川，把嫡系部队掌握在自己手里。
　　所有高级幕僚都被刘湘召集起来开会。众谋臣各抒己见，但口头上都不主张刘湘出川。
　　一种看法是蒋介石这个人极不可信，刘湘出川恐被其挟制，陷于被动。钟体乾便直言不讳地说：“川军精锐都调出去了，如果老帅（刘湘）再出去，那就变成腾空交价，以后再无任何筹码了。”
　　另一种看法是前线不同于后方，刘湘的胃溃疡又一直没好过，连每天结鞋带都弯不下腰，需侍卫帮忙，以如此病号之体来承受重荷，累垮了怎么办？
　　邓汉祥劝刘湘还是以养病为重，不必躬亲赴敌，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派一得力亲信将领去前线代劳，以照料前方部队，自己则继续坐镇后防，调度军政要务。
　　刘湘后期的个性，正如他得意之时跟邓汉祥透露过的，遇到事情开始也许会犹犹豫豫，一旦考虑决定后，便有一种撞了南墙也不轻易回头的牛脾气。
　　事实上，除了担心嫡系部队会遭到分割乃至吞并外，他始终有个想法，即要在国人面前展示一个真实的刘湘。
　　长期以来，刘湘等地方诸侯以抗日为号召，与蒋介石展开明争暗斗。由于口号用得过多过滥，有人便出语讥讽，说他们只会坐地冲锋，高呼抗日，其实不过都是内战专家而已。
　　别人可能无所谓，刘湘听到这些话却很不是滋味。现在见众人都反对他出川，不由当场动了气。
　　“我过去打了几十年内战，都报不出帐来，脸面上甚不光彩。今天大敌当前，好不容易有了枪口对外，一致抗战的机会，正好尽力报效国家，昭信于国人，从而洗刷自身污垢。”
　　说到这里，刘湘质问他的谋臣：“战幕已经拉开，难道我刘湘反而退缩不前，在后方苟安？这岂不是要贻讥于后世，坐实了不实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