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宝宝寒

　　第六十四章 中共风光建政
　　蒋介石以泪洗面，黯然南逃之际，北京的毛泽东却是意气风发、豪情满怀。想当初，红军开始长征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际已经不复存在，后来中共接受国民政府招安，这个国号彻底成为了历史，现如今中共已经“打过长江去”，眼看就要“解放全中国”了，重新建国当然的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年，宛平城头一声炮响，吹响了中国各路军阀与党派的集结号，大家迅速抛弃成见与芥蒂，掉转枪口一致对外，但这种应急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只不过大敌当前，大家暂时搁置了争议。随着美国取得太平洋战争的完全胜利，苏联红军战胜强大的德国法西斯，大家都预感到鬼子的末日就要到来，于是大家不得不开始考虑抗战胜利后自己的政治地位了。为了在抗战胜利后，能够取得最大的政治利益，国共两党都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和努力，国民党希望继续其“党国”政治，使其成为国内政治绝对和永远的主角，而中共当然不愿意买这个帐，他的对策就与其他在野党进行深入和广泛的合作。
　　除了我们前面大篇幅介绍的国共之间的龙争虎斗，国内还有几个小的党派，他们手上没有军队，党员人数也有限，但这些小党派的党员大都由高级知识分子、学者和上层精英人士组成，少而精，在国内政坛享有一定的话语权，不论从这些党派个体利益还是国家整体利益考虑，国民党一党独大都是与民主共和背道而驰的，因此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成了抗战胜利前后，以共产党为首的在野党共同的政治诉求，而最大的在野党中国共产党当然的成为了这支争取民主力量的领袖。这些小党派中，最著名的是中国民主同盟，它的前身是1941年在重庆秘密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首任主席是黄炎培，后来由张澜继任。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和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中，民盟成为了中共最忠实的盟友。
　　不论是国民党还是蒋介石，都有独裁的欲望，其实大家谁也不用唱高调，任何人如果能够独裁，都不会愿意与别人分享权利的，因此民主只能依靠争取而非某党某派的施舍。好在国民党的对面有一个强大的、拥有足够话语权的共产党存在，还有诸如民盟、青年党、民社党这些小的民主党派存在，使得蒋介石不能也不敢公开的反对民主。在这种相互制衡的条件下，国共不光签署了《双十协定》，使双方暂停了刀兵，而且促成了46年初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中共虽然较之长征结束时要强大的多，但因为所据多为穷困之地，手中几乎没有大城市，自然也就没有工业，经济水平远远落后于国统区，加上共军八年抗战主要是和战力稀松的皇协军躲猫猫了，和打了无数硬仗的国军相比高下立判。因此，在《双十协定》已经明确了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中共只是希望通过政治协商会议给予自己一个合理的政治地位，真还没有过高的政治诉求。大家放下刀枪，由各自的代表在会上拍桌子瞪眼去解决问题，真是时代的进步，实在不行，像现在的台湾一样，蒋介石和毛泽东吵急了眼打一架，只要不回去拉军队来开战，也是一个无比和谐的景象。
　　还好，这次政协会议大家都很绅士，摆事实讲道理而已，还真没到泼妇骂街的地步。各党派代表在此会议上畅所欲言，纷纷为自己所代表的群体争取利益。在会上，张君劢提出了一个两院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制的宪政方案供大家讨论。这个张君劢是国社党（民社党前身）领袖，此人学贯中西，却无职无权，一生精研政治，却始终没有学会合格政治家所必须的无耻，颇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安贫乐道、威武不屈的品格。在那个大家普遍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社会里，他却一直不遗余力的鼓吹非暴力改良，极力反对暴力革命，对动辄武力相向的国、共两党都有无所顾忌的激烈的批评。1927年，在国共分裂的血雨腥风中，他创办《新路》，在上面发表文章，坚决地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批评国民党以民智未达为借口，始终拒绝实行宪政的卑劣行径，直到被国民政府查封。1938年底，他在国社党的机关刊物《再生》重庆版创刊号上发表了一封致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公开信，公然反对毛泽东不久前提出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的独立自主原则，认为共产党“自有军队，自有特区，自标马克思主义”，这有碍于在国民党蒋介石领导下举国的真诚团结，共同抗战。因此他要求共产党将“八路军之训练任务与指挥权”完全交给蒋介石，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这个主张很自然的遭到中共的严厉批判。
　　尽管让国共两党都不舒服，但人家张老先生依然我行我素，我不为一党之私，不为个人荣辱，你们能把我老头子怎么样，这不，你一说开政治协商会议，我就认认真真的给你来份提案。老爷子一生研究政体和宪政，借此次会议机会，提出了他设计的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以孙中山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宪政之实的宪法方案。张君劢批评“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度是间接民权，不是直接民权。他主张直接起用公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权利代替国大；以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限制总统权力，使之成为虚位元首。这一提案可以给与不同党派平等的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明显是针对蒋介石的。虽然中共对于张君劢旗帜鲜明的反对共产主义不满意，但他的提案核心的东西是给与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其他在野党更多的合法权益，从整体上讲，这份提案使中共实现了自己想要实现的大部分目的。正如梁漱溟记述的：“张君劢这种设计，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尤其是周恩来简直是佩服之至，如获至宝。”，共产党满意，其他在野党也纷纷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方面负责宪法草案的讨论孙科也支持，令人没想到的是蒋介石也不反对，也许不是不想反对，而是一时没有找到反对的理由，于是张氏宪法竟然获得通过，张君劢由于在中国宪政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而被冠以“中华民国宪法之父”的美誉。
　　

宝宝寒

　　这次政协会议显然不能算是一个团结的盛会，但却是一个民主的盛会，尽管这个民主并不纯粹。之所以说它不纯粹，是因为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亦或是其他党派的代表资格，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实力或者因为他们所处的精英地位，并没有来自最广大的底层百姓的授权。
　　有人该骂我矫情了，军事实力怎么来的，没有人民的支持，国民党能从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吗？没有人民的支持，共产党能从那么弱小变的如此强大吗？因此，军事实力就代表着他们受百姓拥护的程度，再说了，参政议政不让知识精英们去，弄点子大老粗上台，他们能讨论国家大事吗？其实，这些说的都对，我完全赞同，但却不能改变我的观点。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军事实力代表人民的支持度，但是并非所有时候，军事实力都可以代表人民的支持度，如果开了以军事实力强弱来分配代表席位的先例，则军政府时代就会一直继续，枪指挥政府就不可能改变，枪指挥政府不改变，何谈民主呢？
　　其次，人民支持共产党是因为你土改，因为你给农民分得土地，但农民是否认可你搞多党制和两院国会制呢？我想未必吧，因为那些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根本不知道这两个词当什么讲，同理，这些知识精英们，为国为民设计了这么一个在我看来相当不错的政治体制，但开会前没有在向人民充分陈述观点，亦未获得授权，在开会后也没有向百姓充分阐释和获取承认，那么这个制度不论多么好，其产生过程也不能叫做民主决策，而只是精英政治。
　　但我们不能苛责前人，在连续多年战乱和外敌入侵后，我们确实不具备广泛充分民主的条件，在这里我说不具备条件，是指物质条件而非因为广大底层百姓知识水平低下不适合民主。我们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向全国大多数的百姓去宣讲政治主张和组织普选，但各政治派别又必须在短时间内达成妥协，因此，选择精英政治，并让各路精英平等表达意见，并由新闻媒体充分报道，已经是那个时期最民主的选择，而这次会议的成果，如果能够实施的话，是有可能将中国带入民主的道路的。
　　早在1944年，中共就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构想，在遭到国民党拒绝后，又多次刊发文章，表达了对美式民主的向往，希望藉此使中国走向繁荣与富强。而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对于中共来说，不光实现了当初联合政府的构想，使中共的合法地位进一步巩固，而且由于之后国民大会代表要实现普选，在农村拥有众多支持者的中共，完全有可能通过民意而使国民代表大会中本党人数达到相当多数，进而推举中共党员成为国家元首，这怎能不让人欢心鼓舞。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刘少奇主持起草、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即将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党及我党所创立之军队和解放区走向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新阶段是已经到来了。” 还提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个新形势。”为此，中国共产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准备整编军队，学习合法斗争、上层斗争和大城市的斗争。

宝宝寒

　　刘少奇当时的兴奋之情可谓溢于言表，他告诉大家，以后咱们党的任务就是和平、合法、非武装的议会斗争了，开枪打手榴弹这些力气活，在之后的和平环境下用武之地越来越少了，因此我们广大同志要积极学习，提高自己，适应新形势，我们以后要“参加中央政府，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参加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省政府、县政府也可能参加，从此我们就成为政府党之一了，不是在野而是在朝了。”同一天，在重庆的周恩来会见蒋介石时，转达了毛泽军党分离，长期合作的愿望。可以说，当时中共在推进国家民主、军队国家化、多党制等方面态度非常积极，连准备参加联合政府的中共党员名单都拟好了。
　　当时，国民党内部并非意见一致，国民党强硬派对于蒋介石一再的退让并不满意，而中共方面，毛泽东虽然非常希望政协会议的成果付诸实施，但相比于刘少奇和周恩来，他对蒋介石的不信任要多很多，因此民主进程是在平息内部纷争和相互提防和妥协中艰难前行的。好在和平已经到来，民主的曙光业已显现，似乎大家只需要耐心等待、按部就班，总可以看到旭日东升，普照大地了。
　　可惜一场无关紧要的激烈争执，最终将美好的前景给葬送了。当时政协会议达成了一项共识：“国民政府委员会所讨论之议案，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造成始得决议。”中共相对弱小的态势，使他根本不可能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支持率，但是如果拥有三分之一多数，就具有否决权，你不合我意的政策，我可以不让你通过。但事实上，这个三分之一多数完全没有意义，因为政协通过的《政府改组案》还规定：“某一议案如其内容是否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发生疑义时，由出席委员之过半数解释之。” 按照政协会议的约定，国府委员总共40个名额，国民党占一半，另一半由其他四个党派分配，但具体分配方法当时没有商定。因为国民党已经占有半数席位，亲她的青年党和按规定由政府主席指定的社会贤达中只要有一票倒向她，就可以认定这个议题不涉及施政纲领改变。因此只要国民党不想让你用，这个三分之一多数就用不上。再说了，这个名额分配实际上只是一个临时政府框架，之后一普选国民大会代表，再由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统副总统，谁有多少名额还指不定呢，你说你们大家争个什么劲儿。
　　可问题是，一大帮精英谁都没在意这个制度有这么一个后门，急赤白脸的才争呢。中共和民盟达成了共同拥有14席的约定，其中中共10席，民盟4席，只要咱们精诚合作，就可以保证在国府之中的话语权。可国民党不干，提出中共8个名额，民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各4个的分配主张。共产党还不干呢，青年党是亲国民党的，社会贤达由国民政府主席提名，主席肯定是国民党当啊，那这社会贤达不也是亲国民党的啊，我们和民盟拥有14席，咱们可是达成过默契的，国民党说，谁和你有默契啊，咱们当时说的就是另行商定。中共、民盟坚称有过默契，国民党坚决不承认，于是大家就吵架吧。
　　这个民盟和中共的共同理想，都是建立英美式宪政，这是大家团结在一起的基础，另一方面，民盟对中共的共产主义理想，武装斗争和拥有军队的做法是不赞同的，他站在共产党一边，迫使国民党出让一部分权力，是希望相对弱小的共产党感觉实行宪政自己的利益不会受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共最终放弃军队，真正实现军队国家化。可惜，这一次争吵，将国共本就不牢固的信任打破了，国民党强硬派本来就不屑于和中共和谈，论军队数量，论地盘数量，我20席你8席都是便宜你们的，就这你们还争个不休，给脸不要别怪我们不给你脸了，这时候和平的大门实际尚未管上，毕竟国民党里有强硬派也有温和派，再说还有其他党派呢，可中共因为自身的弱小，所以警惕性很高，反应十分敏感，行动不免过激，什么联合政府，不陪你玩儿了，大家在东北的摩擦很快也就就上升为了一场大战。

宝宝寒

　　中共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国共双方积怨太深，历时太久，谁都不在乎以恶意去揣度对方。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是不能相信军事失利之后，自己还能够在政权中争取到满意的待遇的。当时的中国除了国共两强，剩下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统称第三方面，共产党不参加，民盟抗议，第三方面要是都跟着起哄，这个国大就不好开了，于是国民党方面做出了很诚恳的表示，希望第三方面派代表参加国大，咱们继续中国的民主大业。在大家何去何从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张君劢站了出来，老头不忍大家当初谈了那么久才达成的协议付之东流，不忍中国的宪政曙光就此夭折，他对第三方面建议说，咱们给政府联名写封信，请求将国大延期到12月1日，这中间，咱们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了，然后一起参加国大，各党派来签名，签字人就作为国大代表，咱们先把会开了，把宪法通过了，以后大家在宪法范畴内，再去解决问题呗。大家一听，张老说的有道理啊，宪法通过了，大家再商讨问题，总比现在瞎嚷嚷效率高啊。于是包括民盟代表在内，第三方都把字签了，给蒋介石递了上去，蒋介石看了当然是很高兴了，没有共产党咱们国大照开，只是别把日子拖那么久了，就往后推三天，11月15日就把会开了吧，大家一想也无所谓，政府7月4日提出的召开国大的日子，这还几个月时间呢，时间也差不多了。
　　不久，周恩来就知道了这事了，张老爷子，你这不对啊，咱们大家都是在野党，你招呼大家跟着国民党走，怎么也得跟我们打个招呼啊，这不是把我们卖了吗？于是周恩来在第三方面人士会议上表示：现在国民党向大家要名单，就是要分化我们和第三方面，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有武装，与大家团结在一起可以同国民党周旋，而没有我们，光有诸位进国大，不过是为国民党脸上搽粉，难免受压迫。我们愿意谅解诸位的苦衷，希望有一天仍能在一起为和平民主奋斗。周恩来希望这番表白，能够让第三方面回心转意，至少不能让新败的中共在政治上陷于完全的孤立。在国大召开前一天，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民盟，最终决定暂不参加国大，青年党提出参加国大，但要以民社党参加为先决条件，而民社党尚在犹豫，于是国大开幕式的会场上除了几个无党派社会贤达，剩下的清一色的是国民党员，蒋介石一看，这是开国民党代表大会还是开国大啊，咱们休会，虚席以待，人凑够了再开会。
　　现在这事就看民社党了，而民社党就看张君劢了。周恩来的话肯定对张老爷子有所触动，没有强大的中共，就凭这些个文人墨客参与政府，被利用，当花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他在犹豫。蒋介石显然看透了这位和自己同龄的老先生的心思，向他承诺：保证不推翻他起草的宪草的基本原则，采行内阁制，总统没有实际权力；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监察院是立法院之外的另一民意机关；考试院不考核公职候选人；国民大会现在不行使创制和复决两权；法官独立于党派之外，军队须超出于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之外；现役军人不得兼任文官；中央与地方权限之划分，省县实行自治等，都依照张君劢起草的宪草通过。老头一听，这还差不多，这就是自己一心向往的宪政啊，如果能够实现，岂不是国之幸甚、民之幸甚啊。
　　张君劢以学者身份混迹政客群体多年，自己虽然出淤泥而不染，保持了思想者的特立独行，但耳濡目染，也知道政治家通常就是言而无信的代名词，所以蒋介石的这个承诺，老爷子还是将信将疑，于是给蒋介石写了封公开信：提出：“倘宪草能一本政协之决议，……早日自动表示结束党治，一面彻底执行停战命令，一面彻底实现政协决议之精神……在此还政于民之日，自当出席以赞大法之完成”。他是希望蒋介石当众表态，以便不能反悔，蒋介石也痛快，第二天就回信说没问题，于是民社党参加国大，青年党也就跟着参加了国大，《中华民国宪法》在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和无党派社会贤达四方会议上得以通过，只不过为了这部宪法倾注心血最多的张君劢，并没有出现在民社党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中，混迹政坛不是老爷子的追求，该做的事他已经做完，此时他选择了站在远处，默默的观望。
　　民社党和青年党的做法对中共的伤害太大了，中共曾经是那么的渴望宪政，渴望通过和平的方式主张自己的权力，可张君劢极其领导的民社党的妥协，使中共之前的一切努力变的毫无意义，当48年底，中共在军事上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后，提出了一个43人战犯名单，说这些人“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一辈子反对暴力的张老爷子赫然在列。

宝宝寒

　　三年时间，原本弱小的中共出人意料的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剩下秋风扫落叶的事就交给底下人做吧，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他们当下的任务就是着手建国了，第一件事就是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外华侨发出邀请，并努力促使他们能够北上参加新政协，咱们一起商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吧。
　　中共一贯宣扬民主建国，与一党独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赢得了国内上层知识分子的普遍赞誉和支持。此时国民党大势已去，和平有期，久已泯灭的“共和”理想再度燃起，于是纷纷北上，参加了9月21日在北平召开的新政协一次会议。来的人还真不少，民革、民盟、民进、民建、民联、民主促进会、农工、救国会、华侨社团等都派出了代表，连新疆都有人来，一时间文人雅士汇聚一堂，何香凝，张澜、黄炎培、赛福鼎、司徒美堂、李济深、蔡廷锴、郭沫若、孙起孟，北京谈判结束就没走的的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张治中，国母宋庆龄和国民党元老程潜等，共46个单位662人，其中非共产党代表占到了56%。
　　这么些个还没学会装孙子的知识分子凑一块，当然不是为了给中共歌功颂德，人家就是参政议政来的，况且这些组织，很多都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他们也许反对蒋介石，但不反对国民党，起码不反对三民主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等，就主张以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原则，而不愿用新民主主义，希图结合资产阶级右翼，形成反对派，以防中共控制，主张保留国军‘起义’部队的编制，并联络地方军阀，建立非共产党控制的武装力量。民盟的张澜则提出未来的联合政府里得允许有反对派存在。
　　中共当然不会允许再保留一个可以和自己军事抗衡的党，也不会允许在联合政府内有反对派存在，好在对于可能发生的争执中共早有准备，明着说欢迎大家都来，但实际上光复会、中国民治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要求参会的党被以“成员十分复杂，性质多属反动”为由被拒绝与会，接着对于允许参会的党派的代表名单，也必须由中共统战部审核通过。刘少奇在1949年7月访问苏联时，给苏共中央斯大林报告中也谈到：“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134人，其中党员43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的只有12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委会中另外还设立了常务委员会，有委员21人，同样可以保证我党的领导”。
　　那时的中共手下多为没文化的工农干部，有知识有文化的也大都被充实到了部队之中，一下要接手这么大个国家，人才匮乏的窘境不亚于清兵入关之时。参会的这几百位精英当中，肯定不乏摇头晃脑、滥竽充数之辈，但整体素质之高还是应该予以认可的。虽然参会代表资格得中共说了算，但总体还不算框外，给予这些精英足够的礼遇，可谓“礼贤下士、求贤若渴”，这不是装出来给人看的，而是真的在认真倾听大家的意见，真的渴望大家的帮助。对于不同意见，能满足的就满足，不能满足的也给你留面子，不断然拒绝。这种亲和的态度，让死要面子的知识分子们很开心，有什么事大家商量着干，不是民主吗？你中共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当然愿意拥护你们了。
　　三年时间，原本弱小的中共出人意料的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剩下秋风扫落叶的事就交给底下人做吧，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他们当下的任务就是着手建国了，第一件事就是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外华侨发出邀请，并努力促使他们能够北上参加新政协，咱们一起商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吧。
　　中共一贯宣扬民主建国，与一党独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赢得了国内上层知识分子的普遍赞誉和支持。此时国民党大势已去，和平有期，久已泯灭的“共和”理想再度燃起，于是纷纷北上，参加了9月21日在北平召开的新政协一次会议。来的人还真不少，民革、民盟、民进、民建、民联、民主促进会、农工、救国会、华侨社团等都派出了代表，连新疆都有人来，一时间文人雅士汇聚一堂，何香凝，张澜、黄炎培、赛福鼎、司徒美堂、李济深、蔡廷锴、郭沫若、孙起孟，北京谈判结束就没走的的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张治中，国母宋庆龄和国民党元老程潜等，共46个单位662人，其中非共产党代表占到了56%。
　　这么些个还没学会装孙子的知识分子凑一块，当然不是为了给中共歌功颂德，人家就是参政议政来的，况且这些组织，很多都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他们也许反对蒋介石，但不反对国民党，起码不反对三民主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等，就主张以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原则，而不愿用新民主主义，希图结合资产阶级右翼，形成反对派，以防中共控制，主张保留国军‘起义’部队的编制，并联络地方军阀，建立非共产党控制的武装力量。民盟的张澜则提出未来的联合政府里得允许有反对派存在。
　　中共当然不会允许再保留一个可以和自己军事抗衡的党，也不会允许在联合政府内有反对派存在，好在对于可能发生的争执中共早有准备，明着说欢迎大家都来，但实际上光复会、中国民治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要求参会的党被以“成员十分复杂，性质多属反动”为由被拒绝与会，接着对于允许参会的党派的代表名单，也必须由中共统战部审核通过。刘少奇在1949年7月访问苏联时，给苏共中央斯大林报告中也谈到：“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134人，其中党员43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的只有12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委会中另外还设立了常务委员会，有委员21人，同样可以保证我党的领导”。
　　那时的中共手下多为没文化的工农干部，有知识有文化的也大都被充实到了部队之中，一下要接手这么大个国家，人才匮乏的窘境不亚于清兵入关之时。参会的这几百位精英当中，肯定不乏摇头晃脑、滥竽充数之辈，但整体素质之高还是应该予以认可的。虽然参会代表资格得中共说了算，但总体还不算框外，给予这些精英足够的礼遇，可谓“礼贤下士、求贤若渴”，这不是装出来给人看的，而是真的在认真倾听大家的意见，真的渴望大家的帮助。对于不同意见，能满足的就满足，不能满足的也给你留面子，不断然拒绝。这种亲和的态度，让死要面子的知识分子们很开心，有什么事大家商量着干，不是民主吗？你中共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当然愿意拥护你们了。

宝宝寒

　　在互谅互让的友好氛围中，与会代表很快达成了一致，现在战争还没结束，咱们一帮精英来论政只是权宜之计，万事不求全，搁置争议，面向未来，先把架子搭起来，然后再慢慢补充，别跟上次政协会议一样，争到大打出手也嘛事没弄成，等和平了，咱们要普选代表，建立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
　　既然如此，那就先把几个大事定了，首先是国体，要实行民主共和是没的说的，大家都不反对，至于民主形式，中共提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说新中国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话听的有点绕，但仔细想来不无道理，这个国家是谁的，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而这个统一战线涵盖了中国所有的阶层，翻译过来就是说，这个国家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多说几个字，虽然显的啰嗦，但有利于消除猜忌不是？说这个国家由工人阶级领导似乎会产生些争议，其实也是似是而非，实际是没问题的，工人阶级领导怎么领导啊，总得有个秩序吧，以后咱们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代表由人民选，工人阶级就是靠选自己的代表来参与国家政治，工人阶级选谁啊？当然是选择有能力代表他们的人，能够为他们说话的人，直接选了炼钢工人出来恐怕不行，最终还得通过选择知识阶层的人来代表大家，所以既然中共愿意写工人阶级领导就写吧，不要纠缠细枝末节，反正这只是一个临时文件。
　　下面就是选国号了，之前中共已经在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称谓，这会儿交由政协会议讨论，老先生们来劲了，这定国号不是闹着玩儿的，吵吵嚷嚷群策群力说了好多意见，首先民主和共和意思似乎重复，也太长，要不叫中华人民民主国吧，简称中华民国，毛泽东说费这劲儿干什么啊，干脆就还叫中华民国算了，大家说那不行，怎么也得换一个名以示区别啊，最后采纳了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的意见，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即昭示了国体政体，又区别于之前的民国。
　　选完国号选国歌，大家在征集的稿件中选了半天，觉的都不合适，最后著名画家徐悲鸿建议，就用“义勇军进行曲”吧，大家一听是个办法啊，这歌曲调铿锵，歌词悲壮，表现了中国人民面对外侮时的果敢与坚决，很适合作为国歌，而且这歌已经诞生了14年了，作为最著名的抗战歌曲广为传唱，还被著名的国军200师选为军歌，就是它了，暂定这歌为代国歌，以后如果有合适的再换。
　　下面选国旗，稿件三千，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足够让与会的老头老太太们挑花眼，最后选定了构图简练的“五星红旗“，我们通常的解释是，红底代表革命，黄星醒目同时代表我们是黄种人，左边一颗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簇拥在大星周围，寓意全国人民心向中国共产党。可共产党当时不光没有说自己要一党执政到永远，而且还在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那么多非共政协代表们之所以愿意和共产党共事，正是因为中共是民主革命的先锋队，这些政协代表怎么可能同意弄一个全国人民围绕共产党的图案作国旗呢？事实上，这个图案的原设计在大五角星里面还有一个镰刀榔头图案，设计者是中共38年的老党员曾联松，我们后来的解释，其实就是这位老党员的设计初衷，可最后镰刀榔头的图案在代表的众议之下拿去了，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关于拿下的原因，有两种解释，一说因为太像苏联国旗了，我们主权国家为什么要像他们？另一说，四个阶级是平等的，为什么要在大星里加一个工人农民的标志啊？我想这两条理由都站的住脚，但也许还有一条原因，镰刀榔头不单纯是工农的标志，而且还是中共党旗的主图案。那么，当时这个国旗的寓意应该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毛泽东说的：五星红旗这个图案表现革命人民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国都虽然是大事，但却没有太多可讨论的，此时南方不稳，定都北平是唯一的选择，既然又建都了，那就把名字改回叫北京吧。框架有了，口说无凭，立字为据，新政协以极高的效率通过了三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中共这次完全是一副进京赶考的谦虚谨慎，本着“来的都是客”的原则，尽量照顾到大家满意，比如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中的第三条规定“……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第十三条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的组织形势。其组织成分，应包含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主义分子的代表。”；第二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这些保护私产，平等对待资产阶级，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规定，是在中共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可以看做是中共的一种表态，而这种表态无疑得到了政协的广泛支持。《共同纲领》中没有任何关于各级政府首脑必须由中共党员担任的条款，而是规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有思想、言论、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也没有任何关于“党指挥枪”的条款，而是清清楚楚的写明军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
　　《共同纲领》虽然是一部临时法规，却做的面面俱到，将大政方针规定的清楚明白，在普选尚不能进行，人大不能组成的情况下，政协暂时替代了人大的职能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自遵义会议时，长期与朱德并列的中共二号人物周恩来，此时没有担任有名无实的副主席，而是做了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不论是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中共，还是一起孕育了新中国的其他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都欢欣鼓舞，一个宪政民主的共和国跃然纸上，并且呼之欲出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率领着一众老哥们新朋友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看着下面的旗幡招展，人山人海，随着象征中共28年奋斗的28响礼炮响过，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天安门广场霎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而身处海洋中心的毛泽东却面沉似水，没有人知道他此时的心境。少年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狂放不羁，中年时“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豪气冲天，现如今，他超越了一个个前辈，击溃了一个个对手，终于站到了权力之巅，也许他会想到罗霄山，想到湘江，想到漫漫长征路，但他肯定想不到，他还将在中国大地掀起更大的波澜。

宝宝寒

　　在修改原文的过程中，添加了一章
　　
　　第三十五章 方志敏畅想可爱中国 瞿秋白遗墨多余的话
　　现在红军虽然号称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但战力却不可同日而语。四方面军人数最多，打的仗也不少，但军事干部大多是工农出身，未受过正规军事教育，这点上影响了他的能力发挥。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只有七千多人，但这些人是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转战两万里，身经数十战，大浪淘沙筛选出的精华，不论单兵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信仰忠诚度都是经过残酷战争考验的，他的干部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又会合了原来陕北的武装，因此仍然颇具实力。而二方面军就差了很多，一是人数少，也就和一方面军差不多，二是打仗少，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未遇大战，三是士兵素质差，这是红军队伍里唯一一支允许抽大烟的部队，主要是在湘西活动时，这里的老百姓几乎家家种鸦片，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抽鸦片，以至于如果你不招抽大烟的，就无法扩红，没办法，只得允许他们挎着烟枪上路。所以，三大主力中，实力最强的还是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但发展前景最好的是一方面军，而二方面军实力最弱。
　　在这三大主力之外，还有两支中共部队，一支是在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团，为掩护大部队撤退而东出的红七军团后来也并入十军团，另一支是由项英、陈毅率领的红24师，他们为了掩护在主力撤退，留在了江西。
　　先说红十军团，在中央红军疲于奔命的时候，这支小股红军在刘畴西、方志敏等人的率领下也开始了亡命天涯，35年1月，红10军团主力在赣东北的怀玉山被国军14个团包围。刘畴西，方志敏率部反复冲杀，始终不能突围，除先行南下的参谋长粟裕所率领的800人外，红十军团几乎全军覆没，刘畴西、方志敏被俘。
　　蒋介石一听说刘畴西被俘了，喜出望外，对于这个学生他再熟悉不过，此人黄埔一期毕业后留校，在蒋介石手下工作，后又随蒋介石东征，在决定党军生死的棉湖之役中表现极其英勇，还丢掉了一只左臂。黄埔一期总共就几百人，到了35年，除了死了的，几乎个个都是上将之选，蒋介石说大家都别闲着啊，刘畴西被俘了，你们这帮老同学老同事们都去看看啊，一定要将刘畴西“争取”过来。好家伙的，刘畴西的监室成了接待站，国军高官络绎不绝，自己当年的教官，现在的驻赣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就来了三趟，面对真挚的友情、爵禄的诱惑和死亡的威胁，刘畴西丝毫不为所动。
　　方志敏是刘畴西的政委，他本来和粟裕一起已经突出了重围，可却勇敢的留了下来，等待落在后面的刘畴西，而最终未能逃脱。人家刘畴西整日里迎来送往的紧忙活，方志敏在这里没什么熟人，干脆塌下心来写东西，在不降必死的压力之下，竟然认认真真的写了十三万字，其中《可爱的中国》和《清贫》两篇散文，笔触清新，行文流畅，温和雅致，波澜不惊，娓娓道来的轻松与泰然，让人感觉不似在蹲监倒向是在观景，而就在平和的文字背后，一个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硬汉形象已经呼之欲出。
　　8月6日，宁死不降的刘畴西和方志敏英勇就义。让我们再重温一下方志敏最后的遗言吧：“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恨，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突出重围的粟裕，手头只剩一个无炮弹的迫击炮连、一个无枪弹的机枪连、一个步兵连和部分伤病员、机关人员，英雄出于乱世，此话一点不假，南昌起义时就已经是连级干部的粟裕，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温和恬淡，在井冈山时期一直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甚至可有可无的角色，可兵败怀玉山，使粟裕得到了证明自己的机会，尽管是带着几百败兵在风口浪尖上起舞，但那毕竟是独当一面，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粟裕，就是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眼下这支残破之旅将被他逐渐锻造成无敌之师。
　　再说项英、陈毅他们率领的红24师，被迫化整为零，利用南方山高林密的特点，打开了游击，竟然也活了下来。这里要提一下瞿秋白，这位继陈独秀后中共的第二位掌门人，从外形到性格都是传统意义上的书生，文静清高，缺少威严，他在文学书画方面造诣颇深，如果不去从政，那绝对是一个国学大师的料，只可惜正直的足够迂腐的瞿秋白，趟进了政治的浊流，他竟然仍尊所有错误一肩挑的陈独秀为学者，去看望他，表达对其的尊重，这样的品格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不败阵等嘛呢？长征开始前，他就已经被边缘化了，他曾强烈要求与中央红军同行，却不被允许，谁让你当过老大呢，让你跟着大队走，肯定不利于中央团结啊，所以他们宁可带上毛泽东，也一定要抛弃瞿秋白。1935年2月，无职无权也无事可做的瞿秋白和何叔衡、邓子恢等人一起向香港转移，途经福建上杭时，与国军36师指挥的福建保安14团遭遇，中共创始人何叔衡牺牲，邓子恢侥幸的脱，瞿秋白被捕。
　　被捕后，不管你怎么施以刑罚，瞿秋白就一口咬定自己是个大夫，叫林琪祥，在上海行医云云，反正现编现招，倒也能自圆其说，国民党还真就信了，说你写信到上海找个担保人，证明你确实和共产党没关系就放了你。信写给谁呢？瞿秋白想到了自己在上海的好友鲁迅，这哥们天不怕地不怕，口无遮拦，谁都敢骂，且骂的艺术，骂的入木三分，瞿秋白天性文静，却和这位年长自己甚多、张扬无忌的老兄交情莫逆，这时恐怕也只能找这他了，无独有偶，方志敏的手稿也是先辗转送到鲁迅的手里，才得见天日的，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可谓至高无上，说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瞿秋白以林琪祥的名字把信分别寄给了鲁迅和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哥俩从笔迹中知道是瞿秋白，马上和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一起准备营救，可已经来不及了。先有叛徒报告说那日被抓的人中有中共前掌门瞿秋白，又有叛徒到监狱指认林琪祥就是瞿秋白，瞿秋白万分无奈的笑了，不错，我就是瞿秋白，之前的口供你们就当小说看吧。
　　虽然瞿秋白已经没有实权，但其却具备“共匪首犯”的象征意义，如果能够动员瞿秋白投降，那将对已经风雨飘摇的中共以巨大的心理打击。所以正在医院养伤的36师师长宋希濂得到消息急忙赶到上杭，做瞿秋白的工作。这个宋希濂在中学的时候就读过瞿秋白的文章，后来在黄埔军校还听过瞿的演讲，对其佩服有加，来了后，以师长之理敬之，先找了个叫陈克非的军医给已经非常虚弱的瞿秋白看病，然后又给瞿秋白换了一间比较大的房间，按照瞿秋白的要求给他准备了书、纸、笔和烟，吃的呢就按照长官待遇，总之，瞿秋白在狱中的这段日子享受了人生中少有的清闲，可以静下心来回忆过往，高兴了，还给陈军医刻枚章，写几个字什么的，不知道陈军医的后人是否保留住了这些东西，那可值了老鼻子了，不过，文革时瞿秋白被定格为叛徒，保留他的东西是要掉脑袋的，所以为了虚无缥缈的老鼻子，实在没有必要把命搭上。
　　瞿秋白在狱中，没有透露一丝一毫党的机密，没有出卖一个同志，后来宋希濂提出，我们不要求你出卖朋友和组织，只要你发表一个退党声明，我们就可以安排你去一个山乡当老师，瞿秋白明知道拒绝就意味着死亡，可还是断然拒绝了这一很不失体面的建议。
　　瞿秋白是6月17日知道第二天自己将被枪决的，当时36师参谋长和那个陈军医到囚室与瞿秋白对饮，席间告诉他，明天送你上路，瞿秋白表现沉稳，显然对结果早有预料并不意外，他平静的与二人碰杯，然后托付陈军医将自己这些日子写的东西转寄出。
　　那一夜，瞿秋白安然入睡，还做了一个“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的美梦。第二天一早，收拾的紧趁利落的瞿秋白先是在中山公园八角亭留了张影，然后面对宋希濂准备的酒菜自斟自饮一通，酒足饭饱，说道：“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眠，为真快乐也！”。 言罢起身，夹着香烟，悠然自得的欣赏着周边景色，慢步走出公园，走向刑场，兴之所至，引吭高歌，唱的是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走到群山环抱的罗汉岭时，瞿秋白留给了人间最后一句话：此地甚好。然后盘腿坐地，饮弹而亡。瞿秋白的就义，浪漫、静霭又不失壮怀激烈，后来许多影视作品中描写的共产党人临刑前的表现，或多或少都有瞿秋白的影子。
　　不论你是何种政治派别，都不得不承认这个清秀文弱的书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绽放出耀眼的、强者的光辉，本可毫无疑义的接受后人的敬仰与崇敬，可他却画蛇添足般写了一大通多余的话，让日后对他的评价变的十分的纠结，对，他写的那个东西，就叫“多余的话”，他自己命名的，就包括在他最后托付给陈军医的那些手稿之中，据说手稿已经遗失，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复制的版本，在其中瞿秋白以和方志敏相若的文采，几乎相同的冷静和轻灵，回顾了自己的过去，最大的不同是两个人的心境，方志敏是激昂的奋进的，而瞿秋白是悲观的落寞的。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除了回忆自己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就是不断的自我批评，以批评自己软弱、无能、懒惰和信仰不坚定为主，间或批评了中共的一个个路线错误，“立三的错误……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上，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认为自己从政根本是个错误，因为自己根本不是这块料，不过是一个半吊子文人，而且说自己实际早已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事实上早就脱离了政治舞台。特别是文章的最后，他说：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清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地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不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是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
　　说真的，文革时很多的东西都是莫须有，但是以“多余的话”为证据，说瞿秋白是叛徒，真还不算多离谱，因为你虽然没有出卖同志，没有泄露机密，但确实对共产主义理想，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产生了动摇，并且表示自己退出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也就是说退党了，从轻了说，这是背叛了自己的理想，从重了说，就是叛党。可这和他从容就义及刑前高唱国际歌的表现，十分的矛盾，给人的感觉在被关押的那段时间里，瞿秋白精神分裂了，他文字中塑造的自己，和现实中的自己是完完全全的两个人。
　　后来在国共内战中被俘的宋希濂，讲述了瞿秋白临终前的表现，证明他决不是叛徒，宋希濂的旁证的证明力，很显然高过瞿秋白的“自证其罪”，那么瞿秋白到底想的是什么呢？
　　我总结了如下可能，大家一起琢磨吧：
　　1.        瞿秋白确实烦透了这个内斗不断的组织，确实后悔自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但是他不屑于向一个同样内斗不断的组织投降，宁可一死，也要保留自己“士”的尊严。
　　2.        “多余的话”是以一个中共领袖的身份，回顾了当年的那些错误，对于研究那段历史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对于中共检讨自己，提高自己非常重要，可以算作是瞿秋白为中共做的最后一个贡献，也许他写的消极一些，一方面是真情实感，令一方面，是为了免于被国民党当局销毁的命运。

宝宝寒

　　之前有一章关于抗战时延安的，写的比较简略，以至于在修改时发现，张国焘、王明的下台没有体现，后面刘少奇突然就出现在核心领导层了，这些之前都没有交代，因此改写了一章
　　
　　
　　第四十六章 为了理想 到延安去
　　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同时存在着四个政权，一是定都新京（长春）的伪满洲国，名义领导是被日本人扶持上台的溥仪，此人在任期间无任何作为，典型的傀儡。二是定都南京的伪国民政府，领导人是汪精卫，日本人希望他成为第二个溥仪，但和溥仪不同之处在于，汪精卫为摆脱傀儡地位，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努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独立于日本人的自治。三是定都重庆的国民政府，领导人是蒋介石，这个政府领导了全国八年抗战。第四个，是名义上隶属于重庆国民政府，而实际上却自行其是、处于半独立状态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所在地在延安，领导人是毛泽东。
　　那个从长征开始就和毛泽东争斗不止的张国焘，此时已经没有了争下去的资本，当初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已经宣布了他在党内彻底孤立，接着西路军全军覆没，使得他失去了赖以自重的最大力量，靠着失去了徐向前、陈昌浩的红四方面军残部，已经无法在陕北掀起波澜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他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顺带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一股脑推到他头上，说他“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张国焘除了任凭他们扯淡，已无反击之力，连带着自己的红四方面军都受到排挤和打压，在“抗大”批判张国焘的会议上，四方面军的一个军长叫许世友的实在听不下去了，跳上台去和他们理论：“怎么能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你们跑了两万五不叫逃跑，我们四方面军怎么就是逃跑了？老子说了两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派，操你娘的我都不知道托洛茨基是干什么的。”这下可算捅了马蜂窝了，大家一气狂轰滥炸，差点没用口水把个暴脾气的许世友给淹死，这个许世友自幼在少林寺习武，功夫好坏不论，胆子却是很大，哪里咽得下这口气，马上联合了三十多位四方面军的将领要造反，结果被泄了密，一群人都被抓了起来。
　　好在毛泽东他们倒也没赶尽杀绝，这些人造反是不对，但批张国焘连四方面军的同志捎带着一起骂，也确实不仗义，所以没要许世友等人的性命，只是判了一年半监禁，给张国焘一个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的头衔，这和当初毛泽东在瑞金当人民政府主席意思差不多，就是告诉你别掌军了，张国焘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服气，但人在矮檐下，只得先低头了，于是纷争不断的中共高层，似乎终于可以消停了，可王明一通搅合又给搅合出事了。
　　王明1925年入党，1931年初，不到26岁就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层。共产党也太不拘一格降人才了吧？其实哪跟哪啊，那会儿中共领导人的任免都是由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说了算，可深山老林里的毛泽东，朱德，共产国际不认得啊，他就认识身边这几个青年学生，王明啊，博古啊，张闻天啊，不仅俄语流利，且认真系统的学习了俄式马克思主义，把共产国际当朝廷那么拥戴，把斯大林当皇上一样热爱，苏联一想，那就用他们吧，反正中国那帮土包子啥也不懂，而我什么都明白，这哥几个只要能认真履行翻译职责，就完全可以胜任中共领导人了。要说苏联真没看错，井冈山上这帮人就是土包子，建了个共和国，钞票上印的是列宁，完完全全把人家当宗主国了，那王明博古当然就是钦差大臣，敢不言听计从？
　　1931年9月，当了8个月中共一把手的王明去了苏联，直到1937年10月才回国，职务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这可比较麻烦，按照以往的惯例，这个被伟大的苏联钦派回国的书记，自然应该堂而皇之的成为中共领袖，可问题是此延安非彼瑞金啊，瑞金的失败证明，跟着你们共产国际混也没什么好果子吃，毛泽东虽然还没读过什么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啊，唯物辩证法啊，起码比王明是差多了，但人家带着一伙人跑了两万五千里啊，安顿好了，也太平了，你这时候回来，往哪摆啊？经典俄式马克思主义派，遇到了正宗农民起义领袖，相互瞧不起是必然的。
　　张国焘和毛泽东一样，都瞧不上这个心比天高的小个子，从哪论也轮不到你来领导我啊，可王明不管那套，找张国焘谈话，说，你的得意干将李特，黄超已经被证明是托派，在新疆迪化给枪决了。托派，就是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是强势领导，俩人观点不和走向对抗，最终斯大林在内斗中获胜，然后所有反对派，都给戴了顶托派帽子进行残酷打击，在中国就更可笑了，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托洛茨基到底是什么政治主张，没受过外语训练的工农们，利索的说出托洛茨基这几个字都费劲，但既然斯大林反对，那么我们也反对，你如果意见跟我不和，我就说你是托派，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是托派。
　　张国焘听闻此言，极为震惊，李特是西路军的参谋长，没死在敌人手里，却不明不白死让你们这帮孙子给害了，斯大林他们神仙打架，关李特什么事？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张国焘有些怒不可遏，毕竟是领过兵打过仗，枪林弹雨过来的，瞪起眼来，自然透着一股狠劲，王明是爬格子作报告出身，看着张国焘发飙，心里害怕，急忙说，你不是托派，你只是被托派利用了，你另立中央就是被他们利用了，你先歇着，咱们以后再谈。
　　其实王明也是狗拿耗子，这次回来，共产国际给的任务是贯彻“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简称“两个一切”，托不托派的并非主要任务。共产国际认为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原则出发，从中国的民族利益出发，从苏联的安全出发，中国都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俄战争也才过去三十多年，俄国人对于日本人的超强战力记忆犹新，心有余悸，这要是我在前面对付希特勒，日本人从后面抄过来可就麻烦了，所以指示中共一定要用“两个一切”的精神，维护统一战线，打不赢，也得把日军拖住。王明、博古这些人，虽然经验不足，但对于组织的忠诚却是没的说，按照当时的组织原则，中共应该无条件听命于共产国际，因此，王明回国后不久就转到武汉领导长江局，率领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和国民党进行深入接触、协调立场，中心工作就是在保证共产党独立存在的前提下，承认、拥护、支持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号召全国各阶层紧密团结在以蒋介石为领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围，一致对外。在王明、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国共合作进入了蜜月期。
　　王明走后，张国焘越想越不是滋味，现在自己人单势孤，毛泽东那帮地方实力派批判自己也就罢了，王明这个钦差大臣也和自己过不去，王明这小子左的一塌糊涂，一根筋六亲不认，自己也不比他强多少，肃反那会，也杀了不少自己人，中共党内斗争的残酷他是深有体会的。于是趁着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机会，张国焘离开了延安，辗转到了战时首都武汉，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来，晚上，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凯丰、李克农一大群长江局的领导来到小旅馆和张国焘会商，希望他回延安，事已至此，张国焘索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再有所顾忌，长征途中南下北上之争，难说谁有理谁没理，不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北上一样是失败，你毛泽东偷偷摸摸带兵北上搞分裂的时候，还根本不认识张学良，更不会知道他要“兵谏”。我张国焘即是中共的缔造者，也是军队的缔造者，西路军的西征本来就是凶险万分的事情，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红军的生存，我们服从命令听指挥，没有二话，结果非但无功，反倒有过，你们不觉的太过分了吗？
　　王明倒还聪明，不和张国焘讨论这些问题，有什么事咱们回办事处或者回延安，自有公道，你作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不辞而别，总不能说你有理吧？张国焘说少来这套，都弄成这样了，回去你们能放过我吗？周恩来见劝说无效，说那你总得有个交代吧，张国焘说我拟个电报，你给我发给中央：
　　毛、洛甫(张闻天)：
　　 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
　　 国焘
　　中央书记处给张国焘回了封电报：
　　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先是在武汉的所有高级领导人登门拜访，再有留在延安的所有高级领导人电报劝说，可见张国焘之于中共的重要性，别看军权给抹了，但作为中共团结的象征意义仍十分重要。可不管大家怎么劝，张国焘固执己见，绝不愿再与他们为伍，说：“我感觉极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做老百姓。我家里饭有得吃的，我此后再也不问政治了。”李克农急了，废什么话啊，派俩人过去，拉胳膊拽腿，塞汽车里就给拉长江局办事处来了，在哪住不是住啊。从此，张国焘虽然还是边区代主席，却失去了单独行动的自由，走哪后面都有人跟着。张国焘也喝出去了，愿意跟你们就跟着，先是拜会了陈立夫、周佛海和陈独秀，又去拜访蒋介石，溜了一个遍后，出去就坚决不再回办事处了，爱咋咋地，有本事你们大白天绑架我，奉命跟着他的吴志坚只得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饭店，然后回去报信。
　　第二天，也就是4月17日，王明，周恩来，博古来到太平洋饭店，提出三个方案，由你张主席选择：第一，回到办事处，回中共工作，这是大家所希望的；第二，暂时请假，休息一个时期；第三，自动声明脱党，中共宣布开除其党籍。张国焘说第一条是不可能的，第二第三你容我考虑考虑。
　　王明他们刚走，张国焘就拨通了戴笠的电话，晚上，军统就来了两辆车，人多势众的特务们下车就把看守张国焘的丘南章给控制住，然后接走了张国焘。周恩来他们只看到了一张字条：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接下来，中共全面否定了张国焘，张国焘顶着中共领袖的帽子委身军统中统，但百无一用，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毛泽东多次去狱中看望许世友，和许世友相谈甚欢，而张国焘的出走，也使得许世友等对他产生了看法，从此实心实意的跟定了毛泽东，连许世友都服了软，由四方面军为班底组成的八路军129师也就稳定了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和王明一个在延安一个在武汉，各管一摊，还算和睦，不过，可不久之后武汉告急，国民政府继续西迁入川，长江局被迫取消，王明等回到了延安，这下两个人得天天见面了。王明只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年轻知识分子，离老谋深算的合格政治家尚有很大的差距，如果一心一意搞统战，凭钦差大臣的身份，起码可以在中共核心层继续混，混着混着也许就混成政治家了，可王明同志显然并没有打算老老实实当实习生，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明确批评了毛泽东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思想。关于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问题上，二人也有明显的冲突，毛泽东表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可以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并将名单交给国民党；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军队内发展秘密组织等，其核心就是消除敌意真诚合作，王明等鉴于蒋介石中心思想是“欲借此溶化我们及孤立我们”，对此保持警惕，认为三青团是国民党的团体，“既不能成为改造国民党之各阶级联盟，也不能成为统一青年运动的团体”，最终毛泽东赞助三青团的想法没有实现。在保卫大武汉的战略方针上，王明等曾电请蒋介石不惜任何牺牲坚决保卫武汉，他与周恩来等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等文件中，认为战略中心应是保卫大武汉。毛泽东则主张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上则给敌以消耗，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阻滞敌进，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
　　要说这些分歧没什么不妥，属于正常的党内争论，可王明同志年轻气盛啊，动不动自作主张，总把自己当一把手看待，这不就麻烦了。已经政治家好多年的毛泽东，根本也没想培养一个和自己平起平坐，甚至坐的比自己还高的政治家。一山不容二虎，何况一个真老虎，一个纸老虎。
　　李大钊、瞿秋白、何叔衡、蔡和森牺牲了，陈独秀、张国焘被打倒了，周佛海、陈公博当了汉奸，其他中共创始人，不是脱党就是淡出人们的视野，只剩一个董必武，还没有权力欲，心甘情愿的站在人后，在中共党内，论资历已经无人能够比肩毛泽东了，你王明只凭借共产国际的任命就想坐稳“一字并肩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不光毛泽东很不爽，跟着毛泽东从江西一路打到陕北的这群老哥们也不爽，我们在这里出生入死的，你寸功未立，凭什么来了就领导我们啊？
　　既然大家都看王明不爽，那找个茬把王明废了，就变的顺理成章了，而王明可以被找的茬太多了，为期三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整顿学风，针对的就是王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主观主义，什么事只要共产国际说了就要不折不扣的执行，做什么事都要请示他，他离这十万八千里的，根本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他说的准对吗？让你维护统一战线，好家伙，你就一个劲的跟国民党点头哈腰，毛泽东当初委身国民政府，是在西征失败、走投无路下的无奈之举，自始至终，毛泽东表态归表态，却没有想过真心归顺，而你王明是实心实意的归顺，这叫右倾投降主义。
　　要说王明教条，一点不假，一切为上的作风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至今不绝。但要说他向国民党投降，则是典型的扣屎盆子，路线方针是共产国际定的，是中共中央认可的，是毛泽东同意的，毛泽东1938年9月29日致蒋介石的信中，十分明确地写道：“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戟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光明，希望无穷。” 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初，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著名报告中，一开始就多次讲到拥护“蒋介石先生的领导”、“去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全中国就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明所作所为，根本也没有超出毛泽东这个口径吧，凭什么栽赃一个具体办事的人呢？可王明却是百口莫辩，因为针对他的何止千口万口。共产国际牛逼却不傻逼，这个毛泽东还真是很有群众基础和威信咧，看来王明是不顶事了，于是见风使舵，宣布承认并支持毛泽东的中共核心地位，王明彻底失势，从此去负责妇女工作了。
　　在这一过程中，原来并不显山漏水的刘少奇脱颖而出，成为毛泽东最有力的支持者。刘少奇是1921年的老党员，之前一直负责工运，没有特别有影响的事迹，但和其他留苏派一样，他还是通过获得了很高的党内地位，于1931年成为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再后来，参加了长征，参加了遵义会议。全面抗战开始后，刘少奇先是以一篇《论共产党的修养》，论述了共产党并非一切都好，也需要通过自我改造，而寻求进步，接着他多次上书总书记张闻天，分析左倾机会主义传统在白区工作中的“八股化”和“机械服从”、照抄国际原则指示的事例。认为，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还是我们……如何估计形势的问题。”他指出：“过去我们党内的思想方法，形式逻辑占极重要地位，”成为“上述许多错误的根源”。因此必须对过去十年左的错误进行批评。
　　刘少奇拥有留苏派共同的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比较深厚，这点上是毛泽东其他支持者，如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所不具备的，而毛泽东在斗倒博古、王明、张国焘过程中，厄需将自己的思想上升到理论高度，厄需在理论上对几位前领导人进行批判，此时刘少奇的高调出现正好弥补了毛泽东等人的理论不足，实战派大师毛泽东与理论派大师刘少奇实现了强强联合，以毛刘联合为标志，之前一直变化不断中共高层终于有了一个长期稳定的组织架构，也就是后来被邓小平命名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陕甘宁边区政府，脱胎于当年的苏维埃政府，但其执政纲领上有了很大转变，首先他建立起自己的法律及司法体系，很少使用国民政府的法律，实现了事实上的自治，另一方面，他放弃或暂时搁置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再延续井冈山时期的严厉打击地主、富农的做法，不再沿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主动弥合与国民党及国军的紧张关系；在边区实施民主政治。1941年，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及边区政府提出了施政纲领，总结如下：
　　一、民主选举，候选名单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如果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则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
　　　 二、保证包括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在内的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治权利，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
　　　 三、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叛徒分子、反共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
　　　 四、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这叫“俸以养廉”。
　　　五、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佃农须向地主缴纳租额，地主得减租减息。
　　　六、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
　　　七、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增强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纪律，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
　　　八、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
　　　九、尊重优待知识分子，普及国民教育，扫除文盲。
　　　十、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
　　　十一、依据男女平等原则，提高妇女地位，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
　　　十二、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
　　　十三、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一律实行宽大政策，愿意参军就留下，不愿就释放，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即使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举行攻击者，也照此办理。
　　　十四、只要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就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经商、传教或参加抗日工作。
　　看到这些，不禁眼前一亮，很多条目时至今日依然有其现实意义，说明在经历了井冈山失败之后，中共在执政理念上已经开始从幼稚转向成熟。
　　中共是这么说的，也是努力这么做的，在贫瘠的陕甘宁地区，开拓出了一个民主的新气象。从晚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几十年来，无数先烈为之奋斗的不过就是铲除专制、建设民主。而中共此时提出并实施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及主动让出三分之二的候选名额并将其制度化的做法，凸显高风亮节，将保护私产列入施政纲领，与早期共产党狂热的“左”倾做法完全不同，为其赢得广大民众支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武汉会战后，正面战场的国军与日军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少有动作。这时候，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却在敌后干的风生水起。维持沦陷区秩序的除被过长的战线拉的人数不足的日军外，剩下的就是伪军，这些玩意儿们跟着汪精卫投降日本，自觉理亏，加上自身战斗力也确实上不了台面，所以他们总是尽量避免与正面战场的国军作战，日本人何尝不知道他们大都是原来的国军，也怕把他们搁到正面战场再直接投降了过去，所以也就不强人所难，把他们放在了后方。在敌后战场上，虽然同时存在着许多国民党游击队，但要说真正打出一片天地的还得说游击战的绝顶高手八路军，本来和国民党打了十年，大家就不是特别和睦，现在你们投降了日本人，打你丫的于公于私、对天对地都说的过去。中共说他抗击了几乎所有的伪军，应该是没问题的。经历过长征的洗礼和百团大战考验的八路军，在战斗中逐渐提高着自己的战力，萎靡的伪军成了八路军最好的陪练，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各种各样的小规模战斗，日积月累、反复争夺之下，日伪始终无法对广大农村实施有效统治，重庆国民政府任命的地方官因为和群众缺乏沟通的也起不到作用，倒是共产党在敌后广大农村逐渐建立起了坚实的基层组织。
　　在中共武装割据时代，其很多的表现更像流寇，“左”的那一套搞的风声鹤唳，往往调子唱的高，却无法给信任他们的百姓带来实际利益，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更是对过头的“暴力革命”嗤之以鼻，在红军改编之前，其民众支持率已经下降到了冰点。及至抗日战争爆发，人们才惊奇的发现，这群印象中的“土匪”，竟然是崇尚民主的，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在沦陷区他们不间断的对敌进行骚扰和蚕食，和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了广泛的相互信任。当时，有大批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放弃了沦陷区相对安稳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到大后方去”，投身到抗日的洪流当中，开始大家更多的是去国统区，但到了抗战的中后期，开始有大批青年来到了陕甘宁，他们的口号是——到延安去。
　　对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我充满了崇敬，他们学习了近现代的知识和文化，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同时他们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博大胸怀，和“舍生取义”、“宁折不弯”的优秀品质。那是一个识字率很低，文盲遍地的时代，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却用他们并不坚实的臂膀肩负起了民族的危亡，中华民族得以存续繁衍，依靠的就是这些民族的脊梁。不错，那个时代有很多的知识分子成了汉奸，但你能说出哪个知识分子是因为贪生怕死、因为贪财好色而成为汉奸的吗？不敢说没有，但敢说不多。
　　除了沦陷区，还有许多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也闻讯来到了延安，这样一个伫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破败的边北小城，是用什么吸引了那么多知识青年，甚至是知识精英一批批来到这里，并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坚定的留了下来，乐观的生活下去呢？答案很简单，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就是那么“贱骨头”，名利难动其心，钱财不夺其志，他们追求的就是前辈们尚未完成的民主与共和，他们渴望的是百姓的安康、国家的富强，而在延安，他们似乎看到了实现这一愿望的可能：
　　在延安，将军与士兵穿着一样的粗布军装，官兵平等，亲如兄弟，十八集团军上将总司令朱德被误会成马夫，即是一个笑话，又是这支部队性格的真实写照；
　　在延安，没有官员只有公仆，“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
　　在延安，调动大家积极性，不靠封官许愿，而是一个“天下大同”的奋斗目标。
　　有理想的人是快乐的，实现理想的过程是快乐的，因此延安处处充满了欢声笑语。根据美国学者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Ｗ•克莱因的统计，1938年末，等待批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有2万人。到40年代初期，延安已经形成一个约４万人的知识分子群体，此时陕甘宁边区统共才有200万人口啊。
　　延安时期，是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蜜月期，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横看竖看都无比的顺眼。蒋介石当然知道心高气傲的毛泽东绝非池中之物，因此处处提防，军统特务们在抗日之外，还忙里偷闲的挤出了很多闲工夫，收缴红色书籍了、跟踪有红色倾向的老师学生了，总之什么没用就做什么，人就是有这臭毛病，你越不让我看，我越想看，你越说那东西不好，我就越想亲身见识一下这东西哪不好。反观共产党这边，就聪明的多，不做劳而无功的思想桎梏，来了欢迎，想走欢送，我也不派特务跟踪你，这份从容与自信，反而让广大知识分子感觉到了自由与民主。思想这东西，靠堵是堵不住的，我每发一贴，你都审半天，还要整天说自己是言论自由的，鬼才会信。
　　抗战中的陕北，虽然物质匮乏，但没有日军的骚扰，生活还是很悠闲的，悠闲的生活往往就会生出事端。在延安，有一个美国女记者叫史沫特莱，虽然说不上漂亮，却有着美国人惯有的活泼与豪放，她可以当众拥抱朱德，顺便亲上两口，她还教大家跳那种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交际舞，这在女人大都裹脚的陕北，可算相当出位了，而毛泽东还就非常喜欢和这个长自己一岁的美国女人聊天，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的神侃，给毛泽东充当翻译的是演员出身的吴光伟，号称延安第一美女，后来吴光伟已经不是翻译，而是毛泽东一个很谈的来的聊友了。看来主席和我的爱好差不多，我也喜欢在美女面前卖弄自己的口才和文采。
　　有时候毛泽东会主动到史沫特莱和吴光伟的窑洞，有时候是史沫特莱写个便条，邀约毛泽东，搁现在来看，似乎也没什么，可对于贺子珍来说，这就实在难以忍受了，不光抱着这个美国女人扭来扭去，还跑人家窑洞一唠就半天，成何体统啊。终于有一天，贺子珍冲入了史沫特莱的窑洞，正撞见毛泽东和那个第一美女聊着正欢，可把贺子珍气坏了，没说两句就动了手，史沫特莱闻声从里面冲了出来，俩打一个，异常尴尬的毛泽东急忙和警卫员将三个女人拉开。吴光伟受到贺子珍的辱骂，自然不肯罢休，四处告状，贺子珍让史沫特莱打了个五眼青，嚷嚷着要宰了她，于是闹的沸沸扬扬。很快，三个女人，以各种不同的理由离开了延安。
　　我讲这段，不是对领导绯闻感兴趣，本文重点就不在这里，之所以写这个，是因为要为一个重要人物的登场做个铺垫。
　　就在这三个女人相继离开延安的那段日子里，又有一个女人来到了延安，并且将走入毛泽东的生活，她叫李云鹤，但在当时，大家都更熟悉她的艺名——蓝萍，她是一个演员，确切的说是一个电影明星，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绝不输给吴光伟，比吴年轻三岁，名气却比吴光伟大的多，属于当时的准一线明星。更重要的是，此人是1934年的老党员，在讲究政治信仰和理想的时代，这个在中共最困难时候入党的同志自然是应该得到信任的，蓝萍来到延安后，将名字改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江青，意为“青出于蓝”之意。
　　江青幼年在山东诸城，随给人帮佣的母亲生活，母亲的雇主姓张，张家有个少爷叫张宗可，此人我们之前提到过，就是那个跟随周恩来，抄了顾顺章满门的赵容，此时他也在延安，已经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党校校长了，名字也改了，叫康生。江青的到来和这位当年的少爷并无关系，她甚至不知道这位旧相识已经官居要职。
　　贵为大明星的江青，远没她那些80后、90后的后辈们大牌，在穷乡僻壤且官兵一致的陕北，她得不到什么特殊照顾。当然，如果是追求物质生活，他们也不会来陕北。在陕北的江青，还干她的老本行——演戏。终于，在一次演出中，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头一天看完，第二天又看了一场，然后指示警卫员说：鲁艺学生生活困难，给他们送点大米吃。这是一个极高的礼遇了。接着，江青和毛泽东开始了频繁的交往，相差21岁的两个人相爱了。
　　很多人热衷于探寻二人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大部分版本认为是江青主动和毛泽东接近，以博欢心。其实，不要说当年，就是狗仔队猖獗的今天，你知道张柏芝和谢霆锋是怎么回事吗？此时的毛泽东有地位、有才气、有阅历，正处于男人一生中最具魅力的时期，且单身一人独处延安，而江青成熟、稳重，才色俱佳，也正耍单，所以我们只需要知道，二人很般配就行了。
　　于是，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要娶江青为妻，现在大家想结婚已经不需要组织批准了，可那会结婚却不单纯是两个人的事。贺子珍虽然离开了延安，但之前她已经把“吴光伟事件”弄的尽人皆知，让很重名节的共产党人多少会对毛泽东产生看法，尤其是那些参加了长征的将军夫人们，很为贺子珍不平，吴光伟和史沫特莱就是在这种压力下离开的。毛泽东此时的处境比要娶宋庆龄时的孙中山还要尴尬，宋庆龄好歹是大家闺秀，黄花闺女，可江青算什么啊？她是一个戏子啊，不是常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吗，她仅仅24岁的年龄，之前却有过三段婚姻了，你堂堂中共的一把手，我们还指望你领导我们向前进呢，你可不要沉迷女色啊。自己这帮哥们们反对也就罢了，哥们的老婆们也反对，你现在要娶上海来的明星啊，那贺子珍算什么啊？她可是跟着你从井冈山走了两万五千里到的陕北啊。
　　那怎么办呢？毛泽东就是要和江青住在一起了，咱这党中央倒是批还是不批呢？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最后来了个约法三章：
　　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从约法三章中我们看到，一、中央不承认他们的婚姻，二、找个女明星照顾领导起居，这算是中央给你老毛的特权。三、江青，你无名无分，我们也不准备给你名分。
　　这个约法三章是由台湾方面披露的，据说是后来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缴获了一批中共文件，内中有王若飞的一个笔记本，其中记载了这些内容。
　　在约法三章的背景下，毛、江没有举行婚礼，就搬到了一起，在毛、贺婚姻关系解除后，江青的毛夫人地位依然未被正式确立，这个曾经叱咤上海滩的明星，这个有着极强表现欲的女人，从此开始了二十多年的低调生活，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巨人背后的女人，竟最终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在“整风运动”开始不久，在中共的号召与安排下，又开始了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大部分来源于国民政府调拨以及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1938年，外援占边区经济总收入的51.6%。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从1940年起，国民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军饷，而且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边区的一切外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难以维持。出现这种情况，通常认为有三方面原因，一方面在旷日持久的战争压力下，中央政府财政困难愈发严重，另一方面，国共不断的摩擦及八路军的不听号令，使得本来的嫌隙进一步扩大，第三呢，中共扩军速度之快，势力增长之猛，让国民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危机感。其实这三条原因不错，但却不全面，它是把中央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救济当做理所当然的前提下总结出来的。可大家要考虑一下，中央政府的钱从哪来呢？油印机里可以印出钞票，却无法印出钱来啊。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靠的是各地上交的税款（当时的外援还微乎其微），而陕甘宁边区自收自支，没看到过给中央交税的记录，中央政府也未强行征收，按理说它是可以做到收支平衡的。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更多的是因为，只有200万人口的控制区，却要负担数十万战斗部队及非生产人员大部分的补给，而这战斗部队超过中央政府给予的编制十数倍，中央政府的断绝给其的拨款，实在是在情理之中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安排军队屯垦，“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边区今年的生产运动是认真进行了的。须继续总结经验，达到解决困难之目的。”，“开展生产运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第一个根据是人类几十万年来都是自己搞饭吃，全中国的农民都是用自己的手来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双手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呢？况且，就部队来说，全体都是劳动者，年富力强，怎么还会有饿饭的事情呢？第二个根据是留守兵团的农副业生产取得了成绩，既然部分的生产运动有成绩，为什么普遍的就不能搞呢？第三个根据是边区地广人稀荒地很多，只要降一点雨下来，就可以耕种”。在大生产运动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359旅，他们被调到了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人们战天斗地的热情终于换来了相当的回报，中共的政权和部队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得以长足发展。
　　“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的成功，给予了毛泽东乃至中共宝贵的经验，同时也使他们对于运动的迷恋与依赖与日俱增。

宝宝寒

　　第三部 1949-1976
　　第六十四章 战火平息山河已破 重担在肩百废待兴
　　南方的军事行动渐入尾声，惶惶不可终日的国军，已无法组织像样的抵抗，一野将西北纳入囊中，划归西北军区。二野席卷西南各省，划归西南军区。三野在渡过长江后，没有像其他野战军那样大规模运动战，而是将自己的脚步停在了其发家之地的华东，划归华东军区，陈毅当上海市长比他当部队统帅更加得心应手。四野这支虎狼之师从松花江一路南下，纵穿中国，最总攻克了海南岛，因为每打下一处就分兵驻守，维持秩序，恢复当地治安和生产，从天涯海角往回一看，好家伙，四野将士已经遍布中南各省，从此划归中南军区，大批东北军人在南方安家。而国民政府迁到了台湾。
　　1949年底，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中共已经领先了十个球，最后的胜利只剩一声哨响了。可这场即将到来的胜利，却是一场惨胜，从东北到海南，从西藏到新疆，战火燃遍了全中国，其作战规模和破坏力，足可以保证其在世界战史上拥有一席之地，何况这种破坏是在八年抗战之后紧接着展开的，面对着残垣断壁和千疮百孔，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远没有指挥作战那么气定神闲，搞建设比搞破坏复杂多了，别看毛泽东在瑞金当过几天有名无实的国家主席，可那不过是一群成年人在过家家，还真无法给毛泽东留下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没的说，还是继续麻烦苏联同志们吧，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得不了天下，我们得了天下，你们基于无产阶级友谊，有必要也有能力扶上马送一程。
　　要说苏联对中共还真够意思，这边开着开国大典，那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照会就已经发到了中南海，第二天人家苏联就断绝了和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做的完全不拖泥带水。苏联之所以反应这么快，是因为他们就中共夺取政权之后诸多问题的磋商，早在西柏坡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中共表示完全倒向苏联，我当初是受你们领导的一个支部，我们夺取政权后，所有政策也和你保持一致，再说，人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说国富民强，这不正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吗，所以和人家学再正常不过了。二战结束后，苏美两强都处在拉人入伙、扩充实力的阶段，中共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让斯大林十分满意，这小兄弟说话办事还是满上路的嘛，有什么要求就说说吧。在这种其乐融融的氛围下，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了莫斯科，国民党大势已去，中共的承诺就可以算作是中国的承诺了，既然我表达了跟着你混的坚定决心，你当大哥的总得有个态度吧，斯大林表现的十分慷慨，要什么给什么，绝对让你满意。表面上看双方可算是各取所需，但却有一个问题被搁置了下来。
　　这个问题就是1945年，苏联和国民政府签订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咱们讲过，是国民政府在苏联的威逼利诱下签订的一个丧权辱国的玩意儿，通过这个规定，苏联迫使中国变相承认了外蒙独立，同时获取了在东北的许多超越主权的特权，作为交换是出兵东北打日本，和承诺不支持中共，结果苏联玩儿了手阴的，直接把国民政府给卖了，单方面撕毁了这一协议，国民政府于是宣布了这个协议无效，所有条款国民政府一概不予承认，现在台湾出的中国地图上，外蒙仍赫然在列。

宝宝寒

　　现在国民党跑了，烫手的山芋落在中共手里，不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当然都不愿意主权受损，换咱们任何人都不愿意，国民党不高兴了还可以瞪瞪眼，再不就骂两句闲街，可中共和国民党的情况不一样，从中共一大人家给报销会务费开始，这些年始终是在人家的领导和资助下走过来的，这会儿又要全面倒向苏联，那就得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跟着苏联走，连骂闲街都省了，这不，米高扬作为特使到西柏坡谈判，毛泽东只能和风细雨的跟他商量，当初我们支持外蒙独立，那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咱不是共同对付国民党吗，现在革命马上就要成功了，政权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们也不能让蒙古民族分裂不是，你看是不是该让外蒙回到祖国怀抱了。米高扬把毛泽东的意见转达给斯大林后，斯大林反应十分迅速，第二天就给回了电，可见人家是早有准备。斯大林电报中说，外蒙古独立是人民的选择，是通过公投的，是已经确定的事实，不容改变。现在有人要把内蒙古合并到外蒙古去我们坚决反对，为了中国的利益，我们希望还是不要谈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这话说的太霸气了，要想蒙古族不分裂，就得把内蒙一起合并到外蒙去，毛泽东你自己看着办。
　　也许是对斯大林的霸道缺乏准备，也许对于强大的苏联确实无力反击，当然，也可能是为了眼前利益，总之毛泽东忍气吞声了。几个月后，渡江战役结束，中国大局已定，刘少奇秘密访苏，才又把这事提出来，说我们商量了三个方案，请你们看看哪个合适，第一，新政权承认1945年的条约；第二，宣布废除1945年的条约；第三，暂时继承，日后修改。这等于什么都没说，都谦卑到他姥姥家去了，结果人家斯大林还不拾这个茬，这个问题等毛泽东来了，我们谈吧。
　　毛泽东早就想去苏联了，放眼望去，自己周围这帮人，几乎都出过国，大部分去过苏联，可偏偏自己整天在山沟里打转，哪都没去过。整天说学苏联学苏联，苏联到底什么样啊？可斯大林就是不让去，有一次眼看就要成行了，在山西一个打谷场还弄了个简易机场，可最后斯大林又变了卦，没有批准毛泽东访苏，斯大林是给自己留着退身步呢，谁知到你毛泽东打不打的赢啊。终于，毛泽东把实实在在的胜利摆在了斯大林眼前，开国大典也开完了，提出来，斯大林我要去莫斯科和你面谈，发了好多封电报，说的很清楚，我主要是想和你谈谈签订新的同盟条约，苏联同意了毛泽东访苏，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新同盟条约的问题，斯大林未作只字回应。
　　要说这在外交上是很无理的举动，我堂堂国家元首，通过外交部跟你联系访苏和会谈内容，你可以答应可以不答应，也可以谈判商定，可我叨叨叨说半天，你就不理我，这算怎么回事啊。这我倒是去是不去啊，以什么名义去啊，总不能说我去苏联公费旅游吧，正好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大寿，无奈之下的毛泽东就打着给你斯大林祝寿的名义去了莫斯科。毛泽东和斯大林见面后，把虚头吧脑的客套话讲完，就单刀直入了，关于四五年这个中苏条约啊，我来之前中共中央开了个会……，斯大林生硬的打断了毛泽东，说我们苏共中央也开了个会，我们已经决定45年的同盟协议不能修改。一下就把毛泽东给噎了回去，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别看苏联第一个承认了共产党中国，但却根本没把你当一个独立的国家看待，斯大林也没把毛泽东看做是一个对等的谈判主体。
　　著名学者沈志华说“从公开的材料、照片、报纸看，斯大林对毛泽东非常尊敬，在斯大林祝寿的会上，站在最前排的就是毛泽东，其他所有人都在后面，在照片上一般看不到外国领导人，就只有毛泽东和斯大林站在一块，然后是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对毛泽东还是非常关照的”。对于沈先生这话，我只能说“大谬”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曾有渑池会的故事，说强大的秦王请赵王到渑池饮酒，酒至半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不敢不从，只得鼓瑟一曲，秦国的御史马上记录下来：“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堂堂国家主席大老远专程跑去给别国元首祝寿，岂不比赵王鼓瑟更丢人现眼啊，而苏联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敏感性，又远强于两千多年前的秦国御史，于是全世界都知道毛泽东给斯大林祝寿了。
　　毛泽东本来是打着祝寿的旗号来谈中国主权和中苏联盟问题的，结果除了祝寿什么正事也没干，尴尬自不必说。刘少奇来电说，别和他扯淡了，回来从长计议吧。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回来，就在宾馆里呆着，闲着没事找个茬发发脾气，什么坐不惯马桶啊，什么床垫太软啊，一个多月过去了，你叫我参加活动我也不去，你叫我公开场合露面，我也不答应，可我就是不走。终于等到了塔斯社记者的采访，毛泽东告诉记者，我来这里一方面是为了给斯大林同志祝寿，另一方面我是来谈判的。这算是对外界发出了一点声音。
　　斯大林被毛泽东这么硬泡着，也怪难受的，说你要谈就谈谈吧，毛泽东一听高兴了，只要你谈我就算没白来，叫周恩来马上过来谈判，自己则逛逛冬宫，坐坐地铁，看看电影，一天的乌云满散，毛泽东心情很好，他认为斯大林答应了他的条件，高高兴兴等待着签字。可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苏联拿出的协议，还是45年那些条款，毛泽东很气愤，拿我当猴耍吗？恩来啊，你给他另起草一个，旅顺港五二年之前必须收回，大连港的行政权立即收回，无偿立即收回中长路（中国长春铁路），但外蒙的事没有再提。就这斯大林还不干呢，鼻子都气歪了，毛泽东你没睡醒啊，大笔一挥，圈圈点点一通，把周恩来起草的协议改的面目全非。
　　可这份改的面目全非的协议最终并没有交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手中，因为1950年1月16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一个长篇演讲，大谈中美友好，告诉中国人，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我们可是没占你们便宜，我们在你们那也没租界，抗日战争我们支援了你们，外蒙被割出去，是苏联人干的吧，东北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他们抢的吧，这玩意儿不是个东西，你们中国人和他交往可得小心点，反正就是挑拨中苏关系。斯大林一看这个就明白了，美国开始和自己争夺中共，自己如果不马上和中国结盟，这事还真要麻烦。那就签吧，2月14号《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苏联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承认外蒙独立，这算把美国彻底一脚踢开。
　　卖国不分先后，国民政府卖完了回款出现问题，让苏联人摆了一道，新中国政府继续卖，好在比国民政府卖的少了些，而且真金白银换回来了，可问题是你跟老大哥这么呛呛，尤其是毛泽东赖在人家那不走，最后挟美国之力逼苏联人就范，这玩意儿风险还是蛮大的，你想啊，俄国人向来有把交朋友当买卖做的传统，你喊喊口号，我就往里扔钱，这也太便宜了吧，我得找找补找补，1月底，在苏联决定和中共签订条约之后，斯大林给朝鲜的金日成发去了一封密电，说：我同意你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