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草鞋军团（340）

　　大家关在屋子里商量事情，本来都是胳膊肘往里拐，所有利益得失，全以刘湘和川军为第一出发点，未料到刘湘突然出言豪迈，说出了一番大道理，而且看样子说的还不是假话，便有些动摇起来。
　　刘湘又说：“这次我调出去的部队，占川军全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而且都是我多年辛苦训练出来的精锐，我若不出去亲自指挥，可能不到半年就会被蒋介石给整光。再说，我虽出去，还有你们在家看着，这个时候我看他（指蒋介石）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张斯可、傅常、乔毅夫平时出谋画策，就喜欢出奇制胜，风格上与钟体乾、邓汉祥的老成持重大为不同。听了刘湘的分析，张斯可、乔毅夫均认为出川未尝不可。
　　“这是一个与蒋介石争夺天下人心的大好机会，事关抗战大局，又有我们在后方扩大武装力量，互为声援，蒋介石想下毒手也难，因此出去一趟就回来，应该问题不大。”
　　刘湘出川，傅常作为参谋长自要跟随左右，因此他以众人意见为准，算是投了中立票。
　　五个核心谋臣，两个反对，两个支持，一个中立，而刘湘又去意甚坚，少数服从多数，出川一事便由此敲定下来。
　　刘湘随后交待了他走后的军政安排：省政府主席由邓汉祥代行，川康绥靖主任由钟体乾代行，省保安司令由王陵基代行。
　　明知无可挽回，邓汉祥私下仍竭力劝说刘湘，请他再考虑一下。刘湘说不用再考虑了，“人生不过数十寒暑，在历史上争点个人的篇幅，这是很好的机会。将来的历史，也才知道我刘湘是个什么样的人。”
　　1937年11月9日，刘湘携同傅常一行，从成都乘飞机到达汉口。第二天，他即向已到达汉口的前卫部队下达命令，指示其乘平汉路火车，赶赴河南集中待命。
　　集中地点的改变，也说明刘湘已意识到，他无法完全按原计划行事了。
　　1937年11月12日，应蒋介石之邀，刘湘到达南京。蒋介石匆匆忙忙地跟他见了个面，便消失了。不仅是蒋介石，刘湘连何应钦也见不到，整天跟他打交道的全是孔祥熙、张群这样的文臣。
　　军人已经无法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因为上海就在这一天完全失守，历时几个月的淞沪会战以中方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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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41）

　　这还没有完，日军正向溃退中的中国军队进行疯狂追击，形势危如弹卵。
　　再开国防会议，刘湘就有话说了。他在发言中认为，如果能够早点将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归还第七战区序列，由集中起来的川军赴沪参战，淞沪会战将是另一个局面。
　　在别人听来，刘湘的话也许纯属事后诸葛亮，甚至还有点自吹自擂的味道。淞沪战场上的那些军队，个顶个哪一个又比川军弱，而以邓锡侯在山西的作战表现，真的难以想像他在上海就会有大作为。
　　可是这时候将要现身的川军，在蒋介石眼里的地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是指邓锡侯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是指刘湘嫡系的第二十三集团军。
　　经淞沪一战，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也就是“中央军”主力，几乎都被消耗一空，即便他引以为傲、显赫一时的德械部队，也已损失大半，不说普通士兵，仅基层军官就伤亡过万，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
　　要命的是他还得守国都南京，可是手中却空空如也。换句话说，你可以看不起川军，但绝对不能是这个时候。
　　既然刘湘说川军行，蒋介石别无选择，便当面托以卫戍南京的重任，刘湘不甘示弱，立即允诺下来。
　　蒋介石防卫南京的总体部署，分内外两层：以唐生智守南京城内，以刘湘守南京城外围。
　　唐生智指挥的部队不到三个军，均非其基本部队，而且大部为淞沪战场上退下来的残破之师，相比之下，外围的川军被寄予了更多期望。
　　1937年11月13日，已到达河南的川军前卫部队接到刘湘发去的电令，立即转乘火车南下。
　　两天后，第二十三集团军陆续到达南京。蒋介石大喜过望，对各师师长一一接见，安排他们住最好的首都饭店，还向每个师长赠送了一万元。
　　江南自来繁盛，所谓“南京看石头，苏州看丫头，无锡啃骨头，杭州看潮头”，在战火尚未完全延伸过来时，石头城仍能引起极少出川的师长们的极大兴趣。
　　有些人尚知前线紧急，需要枕戈待旦，所以颇能注意节制约束，也有些人却忘乎所以，拿到钱就在城里尽情玩乐，其中一个师的师长竟然玩到连部队出发都不知道。
　　大家都高兴，只有刘湘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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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42）

　　刘湘不高兴，是因为他向蒋介石拍胸脯时，要求的是将整个川军都调来，其中也包括邓、孙、李三部，可是这三部早已分别划归第二、第一战区，那边军情同样紧急，当然也需要人，所以并没有能一道调来。
　　刘湘对此十分不满，又不好直接向蒋介石开火，便朝替他缮发电稿的傅常等人大发雷霆，实际傅常不过遵命办事而已。
　　既然你不管我的生活，那对不起，我也就管不了你的死活，刘湘决定自己给自己做主。
　　南京外围主要包括江苏溧水、溧阳等地，川军已奉命前往布阵，但到达后又突然接到刘湘的命令，让他们移兵浙皖两省。
　　与以前所有电稿都由傅常负责缮写不同，这封电稿乃刘湘亲笔所拟，川军各部不敢怠慢，赶紧又跨省前往。
　　川军一下子全部撤出南京外围，令蒋介石大吃一惊，连忙询问刘湘。刘湘装糊涂：“队伍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等我马上去弄清楚，再来回话。”
　　知道刘湘是在打太极，蒋介石再给川军下达命令，也是毫无作用。
　　川军田冠五独立旅本应驻守溧阳，在下达命令的同时，蒋介石又派高级参谋去做说服工作，田冠五的回复是恕难从命，因为他只听从刘湘一个人。
　　刘湘临时撂挑子，并不完全是与蒋介石怄气之下的一时头脑发热，而是他与幕僚部下们反复商讨后得出的策略。
　　虽曾在蒋介石面前大拍胸脯，但刘湘随后就感觉到了接过的山芋有多么烫手。日军是奔着南京来的，其主力也都沿着溧水、溧阳这一方向奔袭，若川军据此防守，难免损兵折将，最后被“整光”。
　　部属中有一种典型说法是：“中央军尚抵挡不住，我们这些地方军在武器装备上不及他们，现在都还有使用旧式双筒枪的，打起仗来，咋个得行嘛！”
　　不是那张脸，就不要冒那个险，相反，如果能移往浙皖，不仅可减少损失，还能以皖南的黄山和浙江的天目山为中心，建立第七战区今后在江南发展的根据地。
　　刘湘当即决定改变原有作战部署，放弃护卫南京外围的任务，在浙皖重开一个局面。
　　刘湘君臣思虑长远，已经设想到了抗战胜利：新的防守区域处于京沪杭之后方，到将来收复失地时，便能抢在他人之前率先占领这几个重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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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43）

　　在调兵之后，刘湘便设第七战区长官部于芜湖，主力则重点部署于广德和泗安。
　　当蒋介石拿到刘湘的修改方案时，川军一方的部署早就是铁板钉钉，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同意刘湘作出的改变。
　　1937年11月23日，郭勋祺奉命率第144师（模范师）由溧阳移往广德和泗安，在经过江浙交界的长兴附近时，遇到了一个人。
　　此人是过去峨嵋军训团的教育长陈诚。郭勋祺曾在军训团受训，论起来两人还是师生关系。
　　尽管刘湘事后大加“消毒”，但有些东西却是很难消除得掉的，加上郭勋祺本人年纪轻，比较容易接受新思维和不同意见，所以他对峨嵋军训并没有那么大的抵触情绪，甚至于，当年同在峨嵋军训团，川籍和“中央军”学员常有争论，在很多观点上，郭勋祺都能够跳出原有的狭隘圈子，哪怕是暗地里站在“中央军”一方。
　　陈诚时任淞沪战区前敌总指挥，他正组织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部队向芜湖转移。
　　军队还有很多，但大多已成残破之师，必须先到芜湖进行休息和整训，缓过气来后，才能有望逐渐恢复作战能力，这是军事常识。
　　在他们背后，则是日军从各个方向发动的闪电式追击，其计划就是要截断上海至芜湖的救命通道。陈诚已尽力组织力量，以太湖为轴，在太湖北岸组织拦阻，他所顾虑的是，日军还会从太湖南岸或直接渡过太湖，实施超前迂回，以截杀撤退中的中国军队。
　　陈诚知道郭勋祺要去哪里，但他希望郭勋祺能留在长兴，承担起这两路的阻击任务。
　　陈诚还表示：“我会在宜兴指挥你们川军作战，坚决与日寇鏖战到底。”
　　陈诚的话不是命令，即便是命令，对郭勋祺也无硬性约束力。在川军中，田冠五不过才是个旅长，郭勋祺却是刘湘最倚重的模范师师长，他当然更有必要惟刘湘之命是从。
　　不过郭勋祺并没有像田冠五那样拔脚就走，因为他自己就想留下来好好地打上一仗。
　　出川前，朋友为郭勋祺饯行，郭勋祺在席间对朋友感慨道：“我做了二十多年军人，参加过的战争不下数十次之多，除了十七岁应募当兵那年，随尹昌衡西征，平定受英国人操纵和挑唆的川边叛乱之外，其它都是阋墙之争。作为军人，不能保家卫国，御敌于国门之外，却热衷于打内战，实在令人痛心，也深感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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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44）

　　郭勋祺脸色凝重，停了片刻，他提高嗓门：“勋祺决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此次出川抗战，不赶走日本强盗，誓不回川。请大家放心。”
　　说完，他将手中酒杯一饮而尽：“宋朝大词人李清照有两句诗，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我愿以此策励自己！”
　　说过要做鬼雄，不做狗熊，郭勋祺朝思暮想都要“与日寇鏖战到底”，他之所以左右为难，还是担心刘湘那里通不过。
　　知道郭勋祺为难，陈诚又赶往广德，面见并竭力说服郭勋祺的顶头上司、川军前敌总指挥唐式遵，让唐式遵对原有部署进行微调。
　　若在平时，唐式遵也不敢擅自作主，但这时一个意外的变故，让他在前方拥有了独立裁断的机会。
　　这个变故恰恰发生在刘湘身上。
　　刘湘从汉口到南京，坐的是轮船，途中船泊芜湖港，看到岸上有当地有名的阳澄湖大闸蟹在贩买，只只看上去都肥大味美。
　　刘湘在吃穿上并不讲究，但生平最喜欢吃两样食品，即炒沙葫豆和螃蟹，前者不易消化，后者为凉性，刘湘自患有胃溃疡后，都遵医嘱避而远之。
　　跟戒烟一样，也是憋得久了，反正旁边无人监控，刘湘一时馋虫上脑，便让人买来大吃了一顿。
　　抵达南京，四川驻京办事处特别叮咛厨房别买螃蟹。谁知刘湘在芜湖吃螃蟹还吃上了瘾，又偷偷地让副官去买了螃蟹，拿到房间大快朵颐。
　　这正是便宜舌头苦了胃，之后，见邓、孙、李三部没有能调到南京给他指挥，刘湘觉得上了当，又为此动怒发火，用中医的说法就是内外交感，由此种下了病因。
　　改变计划，将川军撤离南京外围，很自然地把刘湘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蒋介石和何应钦等人脸色难看不用说，唐生智也指责刘湘私心太重，半途掉链子，使得固守南京变得更加困难。
　　1937年11月24日上午，刘湘参加高层军事会议，回办事处时情绪显得很是低落。他告诉身边幕僚，会上有些人说川军在“梭边边”，他很生气。
　　“梭边边”是重庆话，意思是偷奸耍滑，一开始高调，关键时候却打退堂鼓，乃至一走了之，有道是“吃饭垒尖尖,打架梭边边”。对军人而言，这些闲话都极具杀伤力，于是刘湘又为此憋了一肚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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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45）

　　下午，张群宴请刘湘。刘湘来者不拒，饭桌上管不住自个的嘴，多吃了一碗甜银耳，而银耳也是凉性，对患有胃溃疡的人来说，都是需要忌口的食物。
　　当天晚上，刘湘已得到前方汇报，他当然不同意陈诚作出的调整，因此顾不得休息，便让人作纪录，要向部队直接口述调动命令，当口述到第五条命令时，突然昏倒。办事处急忙请来医生诊治，诊断结果为胃溃疡和糖尿病并发症。
　　经过打针吃药，一顿忙碌，刘湘很快清醒过来。他的高级幕僚包括傅常等人闻讯都赶了过来，见刘湘健康状况不佳，均劝他还是返回四川养病为好。
　　幕僚们纯粹是为刘湘的身体着想，可刘湘的思维却还停留在兵力部署上面：“你们可能求战心切，但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现在还不能和敌人硬打，只能慢慢来，慢慢拖。据我看来，大概要拖到宜昌、沙市一线，战事才稳定得下来，敌人那时也会被拖疲了，我们就可以挥师反攻……”
　　刘湘并且说，在一个时期内，他决不能回四川，而应坐镇前方，这样才能顶住南京方面的压力，控制住部队，以免川军被“整光”。
　　大概是白天被刺激深了，当着自家幕僚，刘湘滔滔不绝，兴奋异常，接下来连觉都没能睡好。
　　第二天上午，又昏了过去。
　　这次比上次严重，一直昏迷不醒。张群到办事处来看望，守了半个小时也没能醒。临走时，张群关照众人：“看情况敌机要大肆轰炸南京，你们赶快撤走。”
　　幕僚们一商议，非得让刘湘离开南京不可了。
　　由于医生嘱咐昏迷中不能移动，办事处一直等到很晚，才等到刘湘从昏迷中醒来。
　　醒过之后，刘湘也觉得无法再硬撑下去，便答应先去武汉治疗。当天深夜，趁刘湘处于熟睡状态，办事处人员将其用汽车送上轮船，连夜护送至武汉。
　　在陷于昏迷和转送的过程中，刘湘暂时放松了监控，自主权又回到了前线将帅手中。
　　唐式遵没有问题，他不仅按照陈诚的要求，同意郭勋祺第144师沿太湖西岸布防，还命令刘兆藜第146师布防于太湖南岸，与郭勋祺协同建立了一个三角形防守阵地。
　　纵然如此，唐式遵批准还只是个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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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46）

　　唐式遵和潘文华各有嫡系，刘兆藜听唐式遵，郭勋祺跟潘文华，换句话说，尽管在前敌指挥的位次上，唐式遵居首，但郭勋祺那边仍需潘文华点头通过才行。
　　郭勋祺对潘文华说：“敌人沿太湖进兵，势头很猖狂，只有予以迎头痛击，使日军遭受重创，才能振奋人心，之后也才能逐步退却。若不战而退，敌势嚣张，我们想退也无法退了。”
　　潘文华出川时亦有“胜则生，败则死”的豪言，给郭勋祺一激，遂放权郭勋祺：话不多说，自己掌握。
　　陈诚出身保定，是个既具备较高军事素养，又富有实战经验的高层指挥官。他让郭勋祺设防的长兴，位于太湖西南，既能抵御南岸尾追之敌，又能拦阻横渡太湖的日军，更重要的是，这里多为山地，尽管山不高，但毕竟可作依托，另外还有森林作为隐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日军飞机大炮的威胁。
　　1937年11月26日，日军前卫部队追到长兴，随即在太湖西岸的夹浦与郭勋祺第144师展开激战。
　　战前，郭勋祺从撤往南京的“中央军”那里借到两个连的山炮，他充分利用山地森林为掩护，采取隐伏战术，对日军实施突然打击，山炮和机步枪齐开，从而一举击退日军，守住了夹浦。
　　由于没能抓到俘虏，郭勋祺对日军番号以及主官姓名尚不清楚，相比之下，日军的战场情报则较为精准，知道对手是川军，后面还有括号：草鞋兵，装备差。他们想不到的是“草鞋军团”内竟然藏有这么多山炮，导致挨了顿打还摸不着头脑。
　　从川军构筑的三角形防御阵地来看，郭勋祺防守的北面临近太湖，且地形有利，日军单纯从陆路进攻比较被动，在判明形势后，日军第二天便转向南面，沿公路进攻，以便发挥其机械化优势。
　　刘兆藜同样是个能打仗的，而且和郭勋祺一样，也借到了“中央军”的两连山炮。他诱敌深入，用山炮对坦克战车进行射击，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吃了大亏。
　　陈诚曾预计日军会直接横渡太湖，当天下午，日本海军陆战队果然攻占太湖内的东西洞庭两山，控制了太湖。从傍晚开始，陆战队即动用大批汽艇，运送从华北战场抽调而来的第9旅团（国崎支队），配备轻重机枪，在夹浦后侧实施抢滩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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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47）

　　战况紧急，郭勋祺亲自赶到太湖岸边进行阻击。期间，他的左腿被日军开枪射中，卫士忙给他裹好伤，要抬往南京医院，他死活不肯去，硬要坐在担架上继续督战。
　　郭勋祺一边指挥，一边号令官兵：“我们师是长胜师，谁要是擅失阵地，不论职级大小，一律枪毙！”
　　尽管第144师在川军中的后勤配置算是好的，每个团都有十到二十副担架，但仍不够用，同时药品也极度缺乏，部属担心时间耽搁下去，郭勋祺会因伤致残，一齐苦劝，加上当晚已击退日军的沿湖进攻，他才答应去后方治伤。
　　郭勋祺走后，第144师每天通过电报，将前线战况逐一上报，但竟然未获得任何回电，弹药和给养也无补充，这对官兵情绪造成很大影响，有的团开始不服指挥，嚷嚷着要调往广德、泗安一线。
　　无奈之下，代理指挥官只得向坐镇宜兴的“中央军”告急，由对方抽兵接防，随后正式撤出了长兴。
　　满打满算，第144师在长兴一共只守了两天，不过已经非常不错了，假如没有这两天，无论是陈诚还是上官云相，要在短时间内找到如此整齐且具备足够战斗力的防守部队，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自川军放弃守卫南京外围后，南京政府对川军本已无过高期望，但长兴一战，“草鞋军团”却对主力部队的安全撤离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事后郭勋祺、刘兆藜都得到了极高评价。
　　第144师的撤离，并非偶然。
　　川军作战的情况，刘湘在武汉也接到了报告。郭勋祺、刘兆藜杀敌立功，当然是脸上有光的事，但按照陈诚的命令作战，则违反了他的初衷。
　　刘湘一贯喜用双头将，即让唐式遵居前，潘文华押后，一个指挥前敌部队，一个督率预备军，这种设计的妙处就是一不高兴就可以随时走马换将。
　　于是，刘湘通过越省电话，传令下去，将唐、潘予以对调，潘文华率部到广德布防，唐式遵则被调到广德后方的誓节渡。
　　对郭勋祺在长兴扬威，潘文华一方面既得意又高兴，说：“翼之（郭勋祺的字）作战带伤，真是家常便饭，他太勇敢了。”
　　另一方面，他又不舍得自己的嫡系主力在其它地方被消耗掉，因此对长兴之战，开始抱消极态度，除不给予弹药给养补充外，随后又给第144师直接发去命令，限期撤回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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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48）

　　应刘湘之命，潘文华重新作出部署，派饶国华率第145师推进至泗安，准备在那里建立一线作战阵地。
　　饶国华毕业于刘湘所办军校，乃其得意门生，同时也是武德励进会的主要骨干之一，在编制上，他直辖于唐式遵，但因为这层关系和原因，他内心里对唐式遵极为鄙视，反倒更愿意接受潘文华的调遣。
　　潘文华、饶国华皆为刘湘心腹，不过到了前线，两人也都遇到了他们难以解决的问题。
　　潘文华的问题在于他自己。他和唐式遵可以说是一进一退，唐式遵进了，处事变得果敢，与以前人们印象中的“唐二瘟”相比，判若两人，潘文华却是退了，身上“潘鹞子”的影子越来越少。
　　潘文华的变化，是从他“战而优则仕”开始的。在出川抗战前，潘文华已兼任重庆市长达八年之久。应该说，他任上取得了很多政绩，也证明其颇有治政之才，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潘文华的家族企业也借势得到发展，号称西南财阀，其经济实力甚至在刘航琛之上。
　　潘文华是不是从中营私舞弊，很难说清，能说得清的是，潘文华有钱了，并俨然已成大款。
　　成为大款之后的潘文华不像军人，更像政客，刘湘在召开幕僚会议时，经常见到他与傅常等谋臣一起说这个论那个，基层官兵眼中的潘文华则是“长期生活奢糜，打仗亦有些松驰”。
　　傅作义曾有一句名言：“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怕死”，套用到军官身上，则是“军官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打不好仗”，虽不能太绝对，但命中率也不低。
　　潘文华选择泗安为作战阵地，此处并非有利的防守地形：地势上十分平坦，且又位于芜湖至杭州的公路之上，在来不及对公路进行破坏的情况下，日军可以把他们的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
　　果然，饶国华第145师一上阵就傻了眼。日军坦克战车大批涌来，官兵们从来没见识过这么多刀枪不入的铁家伙，纷纷往两侧后退。
　　第145师既无大炮，也没有任何可以抵御坦克的武器，定下神后只能向坦克投掷手榴弹，然而坦克战车岂是川造手榴弹就能伤得了的，照旧前行不误。
　　看到田里有不少稻草，官兵们又抱来稻草，堆在路上进行阻挡。坦克的回应很简单：绕道或直接辗过。
　　还是不行，众人便选择了一段夹道，铺满稻草，并从位于泗安的广德飞机场运来汽油，泼在上面，以火引燃，这才算暂时拖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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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49）

　　泗安是座镇，全镇为上泗安、中泗安、下泗安，饶国华左遮右挡，仅能勉强守住上泗安，中、下泗安都丢掉了。
　　见战事危急，潘文华的头脑更显迟钝乏力，他既没有在第一时间主动调整布局，增强兵力，也未到前方督阵，而是打长途电话向刘湘报告：“第145师怕支持不住了。”
　　刘湘远在武汉，身体还不好，又如何能代替潘文华切实调度，于是指挥责任又交到了唐式遵手里。
　　1937年11月28日，在唐式遵的指挥下，刘兆藜第146师向泗安日军发起反攻，先用手榴弹炸，继而用马刀肉搏，将中小泗安予以全部收复。在反攻过程中，该师还首开纪录，用将集束手榴弹塞入坦克瞭望孔的办法，炸毁了两辆敌坦克。
　　饶国华刚到泗安布阵时，他的第145师只有先头部队上阵，到刘兆藜协助其收复中小泗安时，师主力已经全部集结于泗安，因此当天战斗结束后，刘兆藜便撤回了原防地。
　　1937年11月29日，日军再度猛攻泗安，第145师抵敌不住，把整个泗安都丢掉了，只得退至广德前方五里的界牌。
　　与潘文华相比，饶国华的问题既有将的关系，也有军的关系。
　　出川之前，刘湘为了控制住军队，真可谓是绞尽脑汁。除编制上不肯让人拆开分割，以及让唐式遵、潘文华互为牵制外，还实行师、旅、团长混调，以防止基层军官们拉走自己的部队。
　　因个性有所差异，每个人治军带兵的方法都会不一样，有人凶神恶煞，几天之内就能镇得住手下的兵，有人则需要时间慢慢打磨，方能得心应手。
　　饶国华毫无疑问属于后者，他待属下宽厚，人称“饶菩萨”，带部队靠的是以情动人。第145师并非他的老部队，官兵与师长之间还缺乏了解，双方感情也不深，以致多次出现指挥不灵的情况。
　　饶国华自感力不从心，当晚便坐车前去誓节渡总部，面见唐式遵，请其派兵增援。
　　听到泗安又丢了，唐式遵气不打一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