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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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50）

　　按照出川时划定的建制，归唐式遵直辖的是饶国华第145师、刘兆藜第146师，归潘文华直辖的是郭勋祺第144师、杨国桢第147师。
　　长兴之战后，潘文华令第144师后撤，但却又保存实力，不让这个“长胜师”参与广德战役，而是绕城而走，去了郎溪。第147师更好笑，在南京城里玩得连部队什么时候出发，到了哪里都不知道的，便是该师师长杨国桢和他的参谋长。两个活宝找不到部队，在六神无主的情况下，竟然又跑回了汉口，试想，指挥官都缺了席，第147师的作战状态又会好到哪里去。
　　刘湘曾将田冠五独立旅临时配属给唐式遵指挥。田冠五与唐式遵不和，就像饶国华一样，不肯听从唐式遵指挥，执意让刘湘改变其配属。刘湘听后不怒反喜，说：“不用顾虑，必要时我亲自在电话上指挥你好了。”
　　事实上，唐式遵虽移前指挥，但他真正能调动且管用的主力部队，不过一个刘兆藜师。
　　唐式遵自然有理由感到气愤：哦，平时你心比天高，连我都瞧不上，也不服从指挥，到打仗了，却命比纸薄，哭着喊着叫别人替你担责任，怎么想的你？
　　饶国华分辩说是部属不听约束，唐式遵的回复是：人不行，不要怪路不平。
　　打仗不是念佛，你心不狠，怎么能站得稳？谁不听话，你是他的上级，难道不会杀他的头？
　　唐式遵最后声色俱厉地给饶国华撂下狠话：“广德作战关系重大，你应决心与城共存亡，否则提头来见。”
　　饶国华碰了一鼻子灰，只得返回前线督师再战，并下令刘汝斋团投入反攻。他以为刘汝斋团尚未投入战斗，但其实这个团早就打过仗了，只是打得七零八落，无法收拾而已。
　　听饶国华说还要让自己反攻，刘汝斋扭头就跑，当晚饶国华又丢了界牌。
　　这个时候，刘湘对将领的评估，不是看他能不能打仗，而是看他究竟是否“忠心”。乖不乖，各人猜，所有人滤下来，饶国华无疑是最乖的之一，因此他在听到汇报后，不仅未责怪饶国华，同时还下达严令，让田冠五与刘兆藜包围泗安，以解饶国华之困。
　　刘兆藜接到命令后，一时还弄不清楚广德是否沦陷，他决定先增援广德，并且采取了比较保险也甚为聪明的做法，即将第146师的两个旅分开来，从两个方向平行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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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8旅沿公路向广德前方穿插，在到达界牌时，忽然听到从广德方向传来机车的声音，而且越来越近。
　　听声音以为是坦克战车，官兵们又惊又疑，因为这显然意味着广德已被日军占领。这个旅的人都跟他们师长一样，打仗猴精猴精的，当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散向公路两旁隐蔽埋伏。
　　离得近了，才发现是一辆辆满载军用物资的大卡车，于是立即进行伏击。这一战意外地打掉了日军的一个辎重车队，缴获大批物资，仅黄呢军大衣就有600余件，军毯800多条。
　　另一个第437旅由刘兆藜亲自率领，沿山间小路直接开往广德。行至广德以南的芦村，没想到竟然进入了日军后方。
　　双方都吓了一大跳，二话不说便开打起来。经过三小时激战，刘兆藜击退日军，并夺得了两门野炮。
　　川军没有炮兵，当然也不会用炮，而且日军在退却时，已将这两门野炮上的重要零件卸走，于是后来又只好将野炮扔在原处。
　　除了野炮，还有其它军用品。先前川军一直搞不清楚对面日军的番号，通过翻译缴获的文件，才知道是第18师团，师团长为牛岛贞雄中将。
　　这两战当时合称“广德大捷”，成为川军在江南战场取得的重要战绩之一。后来陈诚在给川军将领进行讲评时，认为刘兆藜在调动兵力和战术运用上都极其灵活，是值得各部学习效仿的经典范例。
　　“大捷”背后，却是广德的全面失守，在刘兆藜增援之前。要不然日军怎么会把后方阵地设于广德以南呢。
　　1937年11月30日，自感回天无力的饶国华在广德城外的十字铺拔枪自杀，他信奉佛教，自杀前还从容沐浴净身，焚香祷告。
　　饶国华给刘湘留下一封遗书。因不满刘湘将他调离老部队，以致兵败，饶国华在信的末尾说：“甫公误我，我误国家！”。
　　饶国华的遗书是在他死后好些天，才辗转送到刘湘手里的，当刘湘在汉口病榻读到时，一度为之伤心不已。
　　饶国华溃败以及广德的失守，顿时让川军陷入了极度被动。刘兆藜虽勇不可当，但孤掌难鸣，唐式遵急得直跳脚，说：“如果第144师能从郎溪开来十字铺，那我还想与日寇再打一仗，可是我手里已无部队了……”
　　到了这步境地，潘文华就算是肯把第144师再拉回来，也来不及了，一时之间，全军上下均惶惶不安，不知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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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骨眼上，蒋介石给刘湘推荐了一个救火队长。
　　不是别人，正是陈诚。
　　刘湘对陈诚不仅久有戒心，还向无好感，但这个时候前线新败，一片纷乱，自己又鞭长莫及，确实希望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帮他收拾整理。
　　在赴武汉治病之前，刘湘曾寄望于设在芜湖的第七战区长官部代劳。可惜被他派去组织长官部的人实在太过窝囊，见广德丢失，日军又在继续推进，一时丧魂落魄，连芜湖也不敢呆，就坐船跑去了武汉，被外界笑话成是“刘长官病了，长官部也病了”。
　　刘湘的手下逃到武汉，陈诚却始终坐镇芜湖，为将胆略，一看便知。在这种情况下，刘湘只得同意陈诚出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以便先将川军从险境中捞出来要紧。
　　陈诚做事雷厉风行，上任后即审时度势，撤销了合围泗安的命令，并以刘兆藜第146师为后卫掩护，将川军全部撤往淮南。
　　脱离危险之后，他亲自主持会议，对参战将领逐个进行奖惩。
　　郭勋祺、刘兆藜自然是记功升职，就连田冠五，因在奉刘湘之命合围泗安时作战勇猛，也得到了“记名师长，遇缺先升”的嘉奖。
　　有奖必有罚。潘文华首当其冲，以“作战不力”被停职，第147师师长杨国桢、在广德失守上负有责任的刘汝斋等人都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
　　陈诚赏罚令一出，在川军中大得人心。
　　大部分川军军官跟着刘湘排斥“外来势力”，说一千道一万，不过是攀龙附凤，借以求个好的前程罢了。现在好了，只要你肯在战场上出力流血，就能往上升，反之则降，对于职业军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受欢迎的了。
　　对此最感不安的自非刘湘莫属，因为这意味着他对川军的掌握和维系将越来越弱。
　　事实也是如此，在撤到淮南后，第二十三集团军就接受了江防和阻击芜湖之敌的任务，而这些任务的授予人并非他刘湘。
　　与刘湘一样沮丧的尚大有人在，比如北方的邓锡侯、孙震、李家钰。
　　邓锡侯和孙震的军队长期驻扎于曾经“三不管”的成都，原先军纪保持并不好，出川抗战后，因一边想着“打日本，要纪律好”，一边以为可得到充裕补给，所以沿途行军时比较自觉，也很注意维护川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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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53）

　　川军在北方没有配属兵站，第二战区便给邓锡侯发放了一笔兵站费，另外还有一批胶轮车和大车，成为他在粮草不继时的心理依赖。
　　可是后来川军奉命从晋南山地撤往晋西，途中行军匆忙，兵荒马乱，军需“怀款潜逃”，溜掉了，而用于运送粮草的车辆也难免损失不少，问题就开始慢慢暴露出来。
　　从晋南到晋西，中间长途跋涉，需徒步行军达一周有余，对官兵们的体力提出了极大考验。别的东西尚能姑且忍受，比如没有棉衣穿，咬咬牙，挺一挺也就过去了，惟独奔波一天，没粮食入口很要命。有一个团级军官事后追忆说：“我在转移途中硬是饿得住，曾经抢购了三块冷豆腐吃，后来却连冷豆腐也得不到一块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日不餐饿得慌。在连餐不得食，口袋里又没有钱的情况下，官兵们看到有吃的眼睛就发绿，军纪已经完全谈不上了。
　　直到抵达洪洞县，得以收容整理，秩序才算初步稳定下来，邓锡侯也想到要提振一下士气。
　　按川军规矩，打仗都要发“作战费”，实际上相当于给各部队长发奖金。邓锡侯向来信奉财散人聚，兵站费报了“阵亡”，他便又设法把军部的一点费用挤出来，当成“作战费”发给师长，再由师长逐级分予下面的团营连长。
　　不发还好，一发就打起架来。因为“作战费”系按编制人数发放，作战后编制不满，就会产生所谓的“吃空缺”现象，师长拿了足额的钱，给旅长的却大打折扣，旅长当然不满，于是有脾气火爆一些的就会当面去向师长讨要。
　　师部与军部同在一个大院，这些师旅长吵架时连邓锡侯、孙震也不避，且全是大嗓门，搞得声震屋瓦，鸡犬不宁。
　　养儿不要金银，只要触景生情，邓锡侯想不到自己如此够意思，下级们竟然用这种方式来回报他，气得呆在屋子里不愿出来，只让参谋长出去劝解拦架。
　　让邓锡侯最为郁闷的，倒还不是这个，而是一直不受顶头上司阎锡山的待见。
　　“阎老西”好象出了娘胎就没受过苦一样，在先后丢失晋北、晋东、太原后，他不怪自己嫡系的“老晋军”不管用，却恨蒋介石给他派来的非晋军不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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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54）

　　在这些增援山西的非晋军里面，川军最弱，阎锡山便一股脑地把所有责任，包括晋北之失、晋东之败，乃至于太原的不守而溃，都给扣到了川军头上，三天两头拿川军开涮，猛刮邓锡侯和孙震的鼻子，今天一个电责川军“作战不力”，明天一个电骂川军“军纪太坏”，整个把川军当成了二战区的坏典型。
　　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啊，想当初川军刚到西安时，是谁催着求着让尽速增援山西的？一眨眼的工夫，救星就沦落成为灾星，听阎老西那口气，好象山西抗战，还是因为有了川军才崩溃下来的。
　　邓、孙咽不下这口气，看来不打个胜仗什么的，在山西是难以立足了。
　　要打胜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当时太原已被日军占据，川军本身又是这种状况，双方强弱分明，哪有多少便宜可占。
　　其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正驻节临汾，邓锡侯决定去谒见卫立煌，以便不测时还可得其相助。
　　主意已定，邓、孙带上几个高级幕僚，坐压道车到达临汾车站。临汾车站离卫立煌总部尚有几里路程，邓锡侯在南盘遇险时又摔伤大腿，至今尚未痊愈，无法行走。最后还是央请一位赶着牛车入城的老农，将邓锡侯扶上牛车，其他人则随侍车后，亦步亦趋，其凄惶可怜之状，犹如是戏剧“重耳逃国”的现实版本。
　　在与卫立煌接洽，得到保证后，邓锡侯才派王铭章率一个师四处搜索侦察，结果发现平遥虽被日军占据，但敌人数量很少，于是趁势杀入，之后给阎锡山发去电报：“经过激战，收复平遥。”
　　本以为不说提高地位，多少也会夸上两句，孰料阎锡山对他们的态度仍是老样子，丝毫未变。
　　费了半天劲，敢情拍马拍在了大象腿上。
　　邓锡侯想不通阎锡山有什么理由这样对待自己：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难道你只会用它来翻白眼？
　　再检点军队，自参加娘子关战役以来，川军伤亡及失踪人员已达三千余人，大部分师旅损失都在三分之一以上。
　　邓锡侯越点越伤心，越点越生气。后来他在召集连以上军官训话时说：“阎锡山说我们武器不好，作战不力。武器不好，我承认，是事实，可那是你不肯给我们配备新武器啊！作战不力，就不是事实，我集团军官兵伤亡了三千多人，连我本人在南盘村都几乎送命，还能说作战不力吗？请问，究竟要怎么个出力才算有力？他这是对川军的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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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55）

　　万箭穿心，习惯就好，邓锡侯常常觉得万箭穿心，可他总是难以习惯。
　　人在不同的处境下都会有不同的想法。过去在四川，邓锡侯老觉得刘湘不是东西，就知道变着法“压迫”他，现在回过头来看，一切都有了新的诠释和感受。
　　因心中闷闷不乐，邓锡侯请假到陕西临潼华清池休息了两天，行前专门致电刘湘驻西安军事联络组的两位负责人，邀请对方前去恳谈。
　　在华清池，大家边吃边聊，邓锡侯对他们说：“川军出川以后好象没有妈的娃娃，被人东支西舞，弄得东一块西一块，实在不是个办法。”
　　邓锡侯言语恳切沉痛，一扫水晶猴的滑头形象，他请两位负责人辛苦一趟，去武汉把情报汇报给刘湘，“请他向蒋委员长力争，无论如何要把川军集中起来使用。”
　　说到此处，邓锡侯几乎声泪俱下：“川军出了川才感到格外亲热，死，我们都愿死在一起……”
　　邓、孙在山西难以自处，困窘万分，适值日军从津浦铁路南北两面向徐州推进，战局紧张，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需人手，所以肯接纳川军，“阎锡山不要，我们要！”
　　邓、孙求之不得，便自愿调离山西，前往山东。
　　与邓锡侯在华清池谈话的那个军事联络组，其主要任务就是联系第二十二集团军，也包括延安和八路军。这次会面结束，联络组移驻郑州，李家钰及其参谋长、邓锡侯的参谋长都来到郑州，再次催促联络组致意刘湘：“愿归还第七战区建制，由甫公统一指挥。”
　　1937年12月25日，联络组负责人一行乘火车到达汉口，在万国医院病房内向刘湘进行了报告。
　　刘湘听后低下了头，眼睛看着地板，沉思半晌才说：“你们代我向他们问候，就说他们的情况和苦衷我都清楚，希望他们各自保重，掌握好自己的部队。集中使用问题是大家的心愿，我已经请求过了，还要继续请求……”
　　对于刘湘来说，把北方川军收回第七战区只能是第二步，第一步还是如何确保自己的老巢不被攻破。
　　早就南京沦陷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就已迁至重庆，蒋介石及其军委会虽尚在武汉，但入川也是迟早的事，从刘湘到他的幕僚都有了一种“鸠占雀巢”的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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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56）

　　在德国医生的诊治下，刘湘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回川的心情也变得急切起来，他电告成都，让派飞机来接他回去。
　　这可不是“滥飞机”，是让李宗仁、白崇禧代购的一架新式飞机，名叫“飞速号”，机如其名，在川军所拥有飞机中速度最快。
　　可惜的是，“飞速号”从重庆起飞后，突然爆炸坠毁。
　　不能坐飞机，便只好坐轮船，可是这样时间就延长了，还没走到四川，就免不了引起舆论关注。
　　刘湘怕舆论关注。
　　想当初川军出川时，何等雄纠纠气昂昂，那是非得在国人面前打上一场大胜仗不可的，但结果是先在南京保卫战中退却，再失利于广德泗安，直至退缩淮南，这个样子回去，若让媒体盯住，实在是很没面子。
　　当然还有前线川军，刘湘也始终放心不下，他都恨不得亲自跑去淮南进行掌握呢。基于这些顾虑，此后探病时，只要有人劝他回川养病，刘湘便立刻截住不让说下去。
　　钟体乾等人追随刘湘多年，哪能猜不透其中缘故。经过商议，他们在成都定下一计，并派乔毅夫飞至汉口与刘湘具体协商。
　　乔毅夫刚到汉口不久，就传来了一个令刘湘君臣大吃一惊的消息。
　　1938年元旦，军委会武昌行营发出命令，将原由刘湘兼的“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一职正式授予唐式遵。
　　刘湘阵营事前对此一无所知。刘湘的一位幕僚闻讯当场暴跳如雷：“咋咯，蒋介石要动手啦，唐二瘟这个家伙想做啥？”
　　刘湘自己也惊骇不已。握枪杆子的人，最怕别人在军队里挖他的墙角，何况是唐式遵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想不到“二瘟”还真的经不住“诱惑”，做出了 “卖主求荣”的事，顿时刘湘的玻璃心碎了一地。
　　他很难过地说：“子晋（唐式遵的字）要干，说一声嘛，由我们报上去多好。”
　　傅常还有些不相信：“恐怕这未必出于子晋的本意吧。”
　　乔毅夫则在一旁嘿嘿冷笑：“其实甫公兼不兼总司令都是那么回事，没什么了不得。我们一个命令过去，他唐式遵不动下面照样动，有啥关系。”
　　乔毅夫所说的，正是钟体乾所定之计，或可名之为“釜底抽薪”。
　　在乔毅夫向刘湘备述“釜底抽薪”的各个步骤后，刘湘点点头：“哦，总要有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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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57）

　　釜底抽薪，是要抽锅底下的柴火，但如果能直接把柴火上面的那口锅给端掉，岂不更是省事？
　　傅常是主张直接端锅的，刘湘便写了一封密令交给他，让他以慰劳唐部为名前去淮南，相机行事，将唐式遵予以撤换。
　　傅常素来是个“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喜欢放大炮是他，胆小畏难也是他。到前线后，一看唐式遵那气势，早非昔日“二瘟”可比，他便害怕起来：一旦我宣布密令，唐式遵不接受事小，会不会大发雷霆，要了我的脑袋啊？
　　越想越怕，傅常当下连密令都不敢留在身边，深夜拿出来焚毁了事，然后一溜烟跑回了汉口。
　　傅常碰了壁，刘湘才决定采用“釜底抽薪”。
　　他任命战区参谋处长周从化为集团军代理参谋长，表面上是说怕唐式遵指挥能力薄弱，让周从化予以协助，其实是一面监视唐式遵，一面暗中执行“釜底抽薪”计划。
　　周从化负责在前线穿针引线，他联系了被认为最可靠的几个师旅长，见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愿不愿意甫公回川养病？”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周从化就要求对方像加入武德励进会那样，赌咒发誓，写下誓约交给刘湘。
　　这实际上是在撤换唐式遵不得的前提下，利用部属架空唐式遵，以便逼他执行刘湘的命令和指示。
　　一旦这个步骤能得以顺利实施，便要在汉口选择一个能在部队中代表刘湘的人，也在刘湘面前盟誓，由他充任“钦差大臣”，监督唐式遵下令，并到前线具体指挥军事。
　　饶国华自杀后师长尚有遗缺，所以刘湘曾打算派副参谋长余中英去接替，顺便担任“钦差”这个角色，但余中英过去效命于刘文辉，在刘湘部队中历史较浅，他担心官兵不听调遣，以致重蹈饶国华之复辙，因此坚辞不就。
　　幕僚怯阵，刘湘就找部队里下来的。潘文华、杨国桢、郭勋祺当时都在汉口医院养伤，也全是刘湘的亲信心腹。其中，潘文华、杨国桢并没有受伤，他们窝在医院是被削了职后无处可去，先找个地方遮遮脸，自然暂时难以派上用场。
　　郭勋祺是真受伤，而且仍担任着主力师第144师的师长。在刘湘的“自己人”网络中，潘文华属于刘湘的绝对亲信，郭勋祺又是潘文华的绝对亲信，虽然一时还不能出院去当“钦差大臣”，但可遥控指挥前线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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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58）

　　假如前两个步骤实施顺利，便可转入第三个步骤：反攻芜湖。
　　按照计划的要求，这次反攻行动务必倾注前方部队的全力，在短期内拼死夺回芜湖，为此哪怕牺牲惨重，也在所不惜——打完了还可以回川再重组部队嘛。
　　说白了，反攻芜湖不仅是军事仗，更是政治仗，为的是呼应四川。
　　四川方面由钟体乾等人张罗，准备一接到攻克芜湖的报捷电，便在成渝两地举行盛大的军民祝捷大会，在会上高呼口号：“请刘司令长官回川养病！”
　　与此同时，刘湘的那两艘水军炮舰“巴渝”、“长江”将载军民代表至汉口迎接刘湘，并派留川部队在宜昌以下沿岸警戒，如果蒋介石出手阻拦，不让刘湘回川，便不惜一拼。
　　因此发生事端，责任问题可以请全国公论：有攻克芜湖之功在前，何惧舆论不偏向四川。
　　整个计划看上去缜密有序，可谓环环相扣，而且前期推进也相当顺利。
　　1938年1月上旬，唐式遵果然给尚在医院的郭勋祺下达了进攻芜湖的命令，理由是要牵制津浦线日军。
　　郭勋祺当即给副师长下令，要求代他指挥，必须打下芜湖，其间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前线发去电报督促。
　　其时包括川军在内，中国军队并无足够的反攻能力，日军在芜湖又建立了坚固防御工事。激战一周之后，川军不仅未能攻下芜湖，还伤亡了五百多生力军。
　　自始至终，郭勋祺的参谋长都非常不解。原因是芜湖这里打得如火如荼，津浦线上的其它友军却动都没有动过，这样牵制，究竟有何意义？
　　很多人都被蒙在鼓里，只有刘湘和一部分亲信知道内幕。
　　除带来“釜底抽薪”的舞台脚本外，乔毅夫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即商讨在刘湘入川之后，如何对付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刘湘倒也干脆，蒋介石要挤他，他就反过来挤刘文辉。
　　在刘湘看来，刘文辉据有的西康，迟早要统一过来，才能运用自如，而且刘文辉部队不多，缺乏战斗力，跟过去的刘存厚一样，已呈老朽之状，完全有把握迅速解决。
　　至于亲情，在刘湘自身都难保的情况下，也就顾不上了。怪只能怪刘文辉自己不行，谁让你“老”了呢，老了就有疲态，疲态了就要被淘汰，这是自然规律。
　　解决刘文辉之后，刘湘便准备将四川省政府和川康绥靖总署全都迁到西康，以免被蒋介石“吞并”成为真正的地方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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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59）

　　实力才是争霸的最终决定因素，有二十多年川战经验的刘湘对此再清楚不过了。
　　前线部队抽不回来，还有留守部队和保安团、保安队，可以用库存和从外国买来的武器弹药进行再装备，立刻就能编成几个健全师，然后用他们来控制全川。
　　蒋介石要刘湘交出成渝两地的兵工厂以及钢铁厂，没问题，交就是了，但是在此之前，可以把原有设备全部分散到各个修械所，军火还是照造不误。加上外购武器，刘湘的计划是每年都能装备出一个健全师。
　　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在政治上与国民政府抗衡，例如要求在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中占上一席，还可以推荐一人任内政部长。
　　见万事俱备，刘湘也病体渐愈，乔毅夫着急回去与钟体乾一道筹备，便向刘湘辞行，临走时他高兴地对刘湘说：“我要回去了，你就放心好好养病吧，希望你早点回来。”
　　刘湘两眼盯着乔毅夫：“唔，事情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要多辛苦一点啰。”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你们”并不包括“留守宰相”邓汉祥。从“釜底抽薪”到回川安排，刘湘都不让邓汉祥知晓或参与，他把前方交给傅常，后方则托于钟体乾、张斯可、乔毅夫。
　　过去让邓汉祥回避，是担心影响他取信于蒋系阵营，现在却不是这个概念，因为在刘湘心目中，邓汉祥很可能就是后方的唐式遵！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刘湘的监控名单上，就有了邓汉祥的名字，只不过级别比王缵绪略低一些：刘湘派二十人监视王缵绪，派十人监视邓汉祥。
　　有人对此非常不解，说你疑心王缵绪已经加入复兴社，随时可能投入蒋介石的怀抱，所以才对他监视侦察，这完全可以理解。邓鸣阶（邓汉祥的字）与之不同，而且你还在重用他，古人云用人不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刘湘的回答是：“我不是用人而疑，而是疑而重用。”
　　依刘湘看来，邓汉祥长袖善舞，能够跟蒋系阵营打交道，搞好关系，这是其他所有谋臣都不具备的，必须重用，但与此同时，也正因为邓汉祥长期跟蒋系阵营接触，就难保不“染上毒”。
　　刘湘还打了个比方，称邓汉祥就像章鱼一样，会伸出多少触角，与方方面面交接。万一哪一天这条“章鱼”突然心怀不轨，将自己暗中反蒋，甚至是“同共产党交朋友”这些事报告给蒋介石，那可怎么办？此人不侦察不监视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