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宝宝寒

　　第六十五章

　　中共刚刚建政，千头万绪，忙活是必然的，但从农村走向城市这样的巨大成功鼓舞下，中共高层还是意气风发。先把经济稳住，成为了中共高层的一致意见，经济稳住吃饭就没问题，没有吃饭问题，其他的事都可以从长计议，首先是农村，分到土地的农民干的起劲，这两年又风调雨顺的，收成不错。其次是城市，城市工商业主在经历了短暂的彷徨后，心理也逐渐稳定下来，经济形势呈现了非常不错的复苏景象。本来嘛，不论有皇帝没皇帝，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谁上台，农民也得种地，工人也得上班。
　　朝鲜战争，中共替社会主义阵营出头，一百多万志愿军爬冰卧雪流血牺牲的，换来了苏联的全力支持，打仗的巨大开销由苏联贷款顶着，起码不用马上还，老百姓的摊派不算多。但这才哪到哪啊，中国提出，苏联你得帮我成为工业化国家，苏联倒也爽快，既然大哥喊的这么肉麻，我好歹也得有个大哥样，中共你们放心，说什么都是瞎的，咱们看行动。很快，156个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上马了，这些项目涉及炼钢、机床、发电、造船、煤矿、汽车、飞机、火箭、化工、轴承、电子、制药、纺织、拖拉机等众多高技术领域，还为中国建立了中科院近物所，新疆医科大学，沈阳航空工业学院等高校。我们大家熟悉的本钢，鞍钢，包钢，华药，一汽，沈飞，西飞，中石油都是在苏联保住下建立的。中国的工业在洋务运动期间打了个并不牢固的基础，之后内忧外患，发展缓慢，及至新中国成立，也不过还是一个基础，而苏联在这一阶段的帮助，实现了中国工业的一次飞跃，苏联专家不是单纯为我们建了一百多个项目，而是将他们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教给了我们，使得这次飞跃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内更深远的影响我们。
　　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共并没有忽略制度建设，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人大审议通过了。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要有宪法且宪法不是摆设，因为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一般情况下，政府正常更迭是不涉及宪法改变的，至多是根据实际情况修修补补，很可惜，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54年到1982年28年间，出了四部宪法，每一部宪法的出台都是建立在对前一部否定基础上的。民国时期的宪法及类宪法包括“袁记约法”，“曹锟宪法”，“训政约法”和《四六宪法》，加上民国初的《临时约法》新中国初的《共同纲领》两部临时宪法，在推翻帝制后的百年间，我们为宪政所作出的贡献，似乎就在于不断的出台宪法。可笑的是，大家一个劲的编制宪法，却并没打算去遵守，一部部新宪法的作用仅仅在于给不遵守老宪法找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就说这部“五四宪法”吧，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除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外，还包括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这算是给资本家个定心丸，还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告诉农民地分给你了就是你的了，好好干吧。事实证明，这些承诺都不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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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有个特点，根本大法可以呼来唤去任意调戏，但具体的法律制定却并不含糊，这和宪政没关系，历朝历代都需要立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中共当然概莫能外。中国现代法律体系的建设中，袁世凯时代可谓居功至伟，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从帝国到民国的转变中，很多的旧法律是不能用了，之后的民国虽然对袁世凯极尽鞭挞，但就法律来说，大体保证了法律的延续性。而受马克思主义熏陶的中共，认为法律知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无产阶级在推翻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后，自然对于为其服务的法律也应摧毁，并且用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法律取而代之。推倒重来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啊，中共倒不畏难，我主要负责推倒，重建的事交给苏联同志们吧。
　　建政之初，毛泽东即宣布废除伪法统，接着废除“六法全书”， 否定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旧法院制度，把国民党的法院定性为：“是反动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只能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面，镇压革命，压迫人民。它不但对共产党、对工人农民肆行血腥的残害，就是对一般人民也竭尽其欺凌的能事。” 剩下的则是“拿来主义”，直接以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移植了苏联法律体系。这一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三级二审、公开审理、人民陪审员制度、法院承担宣教职责、严刑峻法和审判独立。
　　这套体系要说还真不错，不光有原则，而且对执行的办法、监督的程序都进行了详细有序的规定。其中的亮点是审判独立，要求审判员在审理案件时不应当接受上级法院、司法部以及任何其他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对于某一案件应如何加以解决的指示，而只是根据法院所审理的事实材料，而使审判员对于刑事诉讼中的被告的有罪或无罪，对民事诉讼请求有理或无理自由地形成自己内心的确信，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涉和压力。为了保证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原则的贯彻，当时的中国法学界还提出了加强对法院工作的监督、实行陪审制度、集体领导、公开审判、辩护制度等一系列配套的措施。在党指挥政府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能提出这一点并获得通过相当不易。
　　这套体系中的最具特色就是严刑峻法了，一次一个审判员将一个腐败分子判了半年，列宁就非常不满意，建议将这个审判员开除，他说。“不把受贿者枪毙，而给了这样开玩笑似地软弱而轻微的判决，这对共产党人及革命者乃是可耻的行为。”列宁这套无情打击理论被充分体现在了司法实践中，它不追求人道，不追求刑罚统一，而是突出判决的震慑作用，使法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利工具。毛泽东对列宁这一理念非常赞同，他说，“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咱们不是写法律的，详述起来枯燥无味，所以点到为止，我们只需要知道这套制度在移植过程中虽然稍有水土不服，但我们还是努力做到了“全盘苏化”。 本人对苏联（俄国）印象不好，因为他们霸道蛮横，但这个国家的文学、艺术、军事和科学技术都取得了匪夷所思的成就，所以我从来不反对向苏联学习，包括学习他们被证明有效的政治制度。中国人喜欢自作聪明的“扬弃”，都没学会呢，你知道哪个是糟粕哪段是精华啊，所以先学会再实践之后，我们才有资格完善前人的东西，才有能力改正前人的错误，总之任何时候，向先进学习不会有大错。这一阶段，苏联认真的教，中国人虚心的学，进步很大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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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经济也好，建立法律体系也罢，需要专业人士，共产党这边的人整天在山沟里摸爬滚打，经济就是春种秋收，一下子又是金融又是计划，又是工业又是商业的，不把头搞大才怪，判案子那是不论刑事案件还是民事纠纷，来个政府官员，连起诉带判决捎带执行一个人就把案子办了，律师是干嘛的，莫名其妙嘛。其实这也难不倒共产党，打仗的时候把俘虏兵开个会教育一下，换身军装，或者干脆军装都不换，只换顶帽子，直接上战场不也照样打胜仗吗？我们这里没人没关系啊，国民政府这方面人才不少啊，好多人不都留下了吗？只要我们给他们配个好领导，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建设美好的新中国，他们还能拒绝不成？
　　那派谁来领导呢，共产党之前的一切工作是服务于战争的，大量的优秀人才都被充实到了部队，这会儿国内已经太平，朝鲜战争打的再激烈，也不过激战了一年，剩下的时间大家就是相持了，累计也才一百多万部队轮战，三大战役时扩的军这会儿是真用不上了，当兵的大批复原回家去追寻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将军们也用不了这么多了，抽出一些有文化有能力的部队干部充实到政府部门是必须的和必要的。
　　罗荣桓从秋收起义就跟着毛泽东，属于元老中的元老嫡系中的嫡系，因此，1949年9月，其他将军们还在东挡西杀之际，他就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1952年7月，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被调回北京，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邓小平有过留法和留苏的经历，是中共四大野战军高层领导中唯一一个即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活经历，又有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生活经历，且系统学习过俄式马列主义的人，邓小平从38年开始在部队履职了十几年，充分体现了他的组织和权衡能力，此时中共人才库中，能够主管经济和财政的，邓小平恐怕是不二人选。
　　1954年，华东军区司令兼上海市长陈毅调任政务院副总理，后来接周恩来的班兼了外交部长，前文我们说过，陈毅在上海市长的位置上比当三野司令来的更像模像样，此次调任中央，是对陈毅过去几年地方工作的肯定和嘉奖。
　　林彪本来是中南局第一书记，但他在1950年6月参加完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后，就主动脱离部队举家迁往北京，在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上提了些反对意见未被采纳后，即告病不出，开始了军政两不顾，安心养身体的神仙生活。另一位大将刘伯承，则是刚一解放就辞去了所有军职，在南京创办了一所解放军军事学院，自己优哉游哉的当起了院长。
　　至此，除了在朝鲜打仗的彭德怀，四大野战军所有高级将领都交出了兵权，而贵为中共部队总司令的朱德，实际上在三大战役开始时，其战略指挥地位就已经被毛泽东越厨代庖了，建国后，开始让他当副主席，再后来任号称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级别足够高，说话不算数，朱老总为人忠厚，本就与世无争了几十年，这会儿年岁大了，对于名利看的更淡，于是干脆无怨无悔的打起了酱油。
　　入朝作战的主要是原四野、三野的部队，后来陆续有原二野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部队入朝，彭德怀的嫡系一野无人参战，唯一掌兵的彭德怀指挥的是别人的部队，即使有二心，也不可能搅动的起风浪，当然指挥别人的部队时间也不能太长，1954年停战后，彭德怀到北京当了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从这些人事调动来看，可谓知人善任，让这些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战将们任文职，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封官提拔的同时，不声不响的削了藩，将部队牢牢掌控在了中央政府手中，这帮人一个个手握重兵独当一面，在战争时期是必须的，但仗打完了，如果还允许他们拥兵自重岂不危险，借此机会剥夺兵权既合情又合理，比之古人的“杯酒释兵权”，毛泽东显然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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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建政伊始，实行中央和大区两级中央政府的行政分权体制。大区体制是在统一全国的军事行动中形成的中央和地方分权的格局，大区政府既是中央政府的代表机关，又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这种体制并非谁的创造发明，而是在国共争锋的战争年代自然形成的，四野打到南方，中南军政就由四野负责，三野占据了华东，华东自然归三野打理，他们全都是军政一体，虽然统一受中央节制，但在国民党残余势力逐渐被消灭之后，各自为政的态势已经比较明显。如果这些大区相互串联起来，是足以形成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势力的。所以，毛泽东把这些部队的老军头都调中央任文职，首先使其军政分离，接着将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等主政一把手调任中央，于无声处消弭了地方割据势力，从此实现了中央集权。
　　但要说毛泽东调这些久经战阵又忠心耿耿的亲信进京，只是为了削藩，那就冤枉毛泽东了。在中共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因为斗争地域斗争模式的不同，发展出很多的党内派别，俗称“山头”，比如红军时期的井冈山派（中央苏区派），鄂豫皖派（张国焘派），湘鄂西派（贺龙派），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国共争锋时的四大野战军等。除了这种显而易见的派别外，还有一个很少为人公开论及的山头，就是“苏区党”（红区党）和“白区党”，刚才咱们说的所有派别，归拢到一块，都属于“苏区党”，这些人不论是做部队工作还是地方工作，都是在苏区（根据地），其中的高层领导大都有比较高的出身和学历，但中下层干部则多为泥腿子干部，而“白区党”是指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同志，比如南方局、北方局等，刘少奇、周恩来是这批同志的代表，在国共合作时期，有部分同志是以公开的身份与国民政府进行协调和沟通工作，但不论在国共争锋时期还是在国共合作时期，都有大批人员身处秘密战线，就是俗称的地下党，这些人与苏区党不同，他们普遍文化水平较高，且习惯和了解城市生活，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他们自成体系，与毛泽东领导的苏区干部几无接触，其实大多数白区普通党员在战争年代相互之间也无接触，但相似的受教育经历，共同的生活环境，很容易使他们拥有相同或相似的立场和观点，从而天然的亲近，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白区党”势力。
　　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冲锋陷阵这套本事，在城市和现代经济的管理上毫无用处，要想使国家机器精确稳定的运转，必须建立专业化、知识化的“新型技术官僚体制”。因此，首先走到国家管理前台的，自然是党内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现代经济知识较多的干部，可巧这些干部大都出自白区系统，谁让人家熟悉城市又眼界开阔呢，谁让人家有文化知识，即使原来不会，学起来也比泥腿子快呢？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就确立了毛泽东是党的正确路线在根据地的代表，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的代表，是毛泽东的第一助手和接班人，事实上已经使“白区党”人拥有了充分的话语权，这会儿夺得天下了，不光刘少奇、周恩来身居要职，刘少奇还在中央政府大量的任用了他在北方局的老部下，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廖鲁言、胡锡奎等人。四个野战军兵锋所向攻城略地后，建立的地方政府，主要有“苏区党”人当家，白区党”人就是做些辅助工作，可天下大定回头一看，中央却成了“白区党”的天下，部队干部很多并不了解白区工作的艰辛和危险，总觉的自己枪林弹雨的打下了天下，结果一帮子从来没打过仗的文人却骑到了自己的头上，怎么想都想不通，不免很有些失落。
　　每个山头下面都有一群小弟，这会儿到了聚义厅排座次的时候，作为总瓢把子的毛泽东，想的就得多些，一是必须要把各个山头的利益都考虑进去，二是在考虑大家利益的同时，还得保住自己的领袖地位。因此，毛泽东在各地局势稍稳后，陆续将高岗、饶漱石、罗荣桓、邓小平、陈毅这些苏区党中的秀才调入京师，一是让这帮亲信大将“入京勤王”，以对抗“白区党”人势力，同时也是也给苏区干部一些心理安慰，正好搂草打兔子，还削了藩，一举多得一箭好几雕，毛泽东小试牛刀，已是技惊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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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小山头林立的中共党内，苏区党和白区党的说法是一个禁忌，这可能是出于维护党内团结的需要，因为其它山头不过是老大不同，但思维模式、值观差距不大，而苏区党和白区党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客观存在，二者工作内容、生存环境、受教育程度的巨大差异，导致他们在治国理念上会有不同甚至是难以调和的矛盾。中共建政前后，所采取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治国方略，《共同纲领》里也明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这个新民主主义算是中共的发明创造，是指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前资产阶级领导的那个就算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中国还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没有达到马克思学说中进入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虽然我没闹明白整天在山沟里转，是怎么领导个资产阶级的，但承认民主的优势，追求民生的发展总是不错的。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以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为目的的土改，看到了中共高官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合作、拉拢、安抚等，刘少奇是这一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为了能使这一政策能在他的理想轨道上行进，他一方面对土改中的暴力倾向进行严肃批评，另一方面支持党员雇工单干，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安抚惶恐不安的资本家，竟然说出了“剥削有功”这样没有原则的话。
　　让人人都成为地主的土改和马克思不沾边，对资本家的妥协和立志埋葬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更是南辕北辙，可以说刘少奇主持的这些经济政策是与共产党的终极理想背道而驰的，但不可否认，中共正是凭借着这些政策博得了极高的民众支持率，并最终夺得政权的。刘少奇认为，必须先要稳定，不能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1年，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急于否定农民个体经济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刘少奇的作法，遭到了苏区党大佬，同为国家副主席的高岗的激烈反对。高岗，陕西人，是中共高层中极其罕见的贫农出身的人，作为一个贫农子弟能上到高中，确实已是难能可贵，可这仍然无法改变他在中共高层中学历最低的地位，当然，学历低是相对于富裕家庭出身的其他中共高官而言，在整个中共阵营中，特别是在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苏区党人中，高岗依然算是个秀才。此人是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但并非一把手，比他资历深的有刘志丹、谢子长，和他资历相同的有阎红彦、王泰吉、杨森，但在漫长的战争年代，这些人大都牺牲，没死的阎红彦还在内斗中被排挤出去，不经意间，高岗成为了西北根据地这个山头当之无愧的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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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根据地比较特殊，他的规模不大，能人不多，不论是中共中央还是蒋介石政府当年都对这个处于经济极端不发达地区的根据地并不在意，基本就是人家几个人自己搞起来的。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致使中共几乎丢失了所有的根据地，当毛泽东率领着不足万人的红一方面军残部，连滚带爬误打误撞的跑到陕北时，已经败落的如叫花子模样，毛泽东一到陕北先以中央的名义解救了因“肃反”被关押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几个人也投桃报李，接纳了毛泽东，之后中共在张学良的帮助下站稳了脚跟，并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因此可以说，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对于中共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帐毛泽东认，所以建国初期的政府中，毛泽东为他们留出了一个副主席的名额，这个名额自然而然的落在了唯一幸存的高岗头上。
　　高岗性格刚烈、作战勇猛，有过赤臂冲杀、抡砖砸敌这样在中共高层绝无仅有的壮举。此公好女人，却不遮遮掩掩，玩儿的坦坦荡荡。说话粗鲁，甚至夹枪带把脏话连篇，但却歪打正着的更容易和底层民众沟通和接触，他做的报告没有大道理，净是大实话，不唱高调，只做实事，雷厉风行、风风火火，使他当初在陕北就拥有了极高的民众支持度，颇得毛泽东赏识。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往东北，前文咱们已经说过，中共是从各根据地挑选的最精锐的干部派往东北的，因此对高岗的任用本身，就说明了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之后高岗与林彪配合默契，林彪名义上虽然是军政一把手，但实际上只主军，东北黑土地的政务工作是由高岗负责的，而高岗不负众望，与林彪一起为中共谋得天下立下首功。
　　高岗成为国家副主席后，并未留在京师，而是继续兼着东北局书记，成为了事实上的东北王。他认为刘少奇对资本家的妥协是无原则的，允许中共党员雇工、放贷，不就是允许剥削吗？无产阶级革命了半天，把自己革成剥削阶级了，算个球？当时，邓子恢、李立三、刘少奇等主张工会应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有相对独立性，要说这也没什么错，当年刘少奇他们搞工运的时候，工会就是这么定位的，但高岗则表示反对，工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应该是一致的，你们独立了，也和反对国民党一样反对政府，那还了得？基于和刘少奇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观点的尖锐对立，也基于其在东北的独立地位，更是基于毛泽东对其立场观点的完全支持，高岗对刘少奇的那套政策采取了不留余地的硬顶硬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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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党内规定，刘少奇作为党的二把手管党务，按照《共同纲领》设置的权限，政务院大致相当于责任内阁，周恩来作为总理管政务，两个人还都挺尽职尽责，事无巨细废寝忘食的批文件派任务，弄得毛泽东反倒没什么事做，难免有些失落，同时毛对这两个实权人物的很多做法也不苟同，他认为二人思想右倾，刘少奇只想着为资本家服务，周恩来更是通过薄一波搞了一个号称“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新税制，弄得毛泽东很是恼火，你出台新税制，没有向中央汇报，却和资本家商量了，你们立场都不对，根本跟不上形势，只想着新民主主义，没有做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准备，甚至根本不准备搞社会主义，而这对于立志“只争朝夕”的毛泽东是难以忍受的，他是多么希望在自己任上，实现马克思所描绘的那个天下大同啊。所以，他一方面对高岗在东北的工作公开表示赞赏和支持，将其合作社互助组的经验批发全国，另一方面亲自上阵，批评刘少奇在政治上的摇摆，又罢免了李立三的总工会职务，接着又陆续将一干苏区党亲信调入京师，对刘少奇周恩来施压。其中让邓小平任副总理，进而取代了薄一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财政部长的职务，可算是毛泽东意欲亲自主抓经济的信号。
　　这些调任京师的地方大员中，高岗的职位最高，他是唯一一个在地方任职的国家副主席，出身西北，主政东北，与一野四野都有很好的关系，得到了军内大员彭德怀和林彪的力挺，而他的各种政纲与毛泽东的意见十分一致，也使毛泽东深为倚重，在国家副主席基础上，先任命其为军委副主席，再命其兼任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可谓权倾一时。这个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是现在发改委的前身，按照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并无这么个机构，更谈不上行政级别，但因为直属毛泽东领导，又有国家副主席坐镇，以至于大家普遍认为其权力地位堪比周恩来的政务院，后来，毛泽东将原属政务院下属二十个部门中的最重要的八个，也就是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划归国家计委，如此一来，实际在政务院之外，又多了个权力极大的“经济内阁”。
　　毛泽东连续出招之下，完成了对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制衡，这俩人也很知趣，从此谨言慎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政策方针，就不再坚持了。毛泽东索性一不做二不休，1952年底，在得到斯大林的批准后，以党中央的名义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这事荒唐的可笑，中共一党的决议就这么轻松的变为了行政命令，根本忽略了这是一个多党联合政府，根本无视其他党的存在。而未经政协审议修法（当时人大尚未成立，政协暂行人大之职），就决议改变政体，本是涉嫌公然违宪（共同纲领），可却没有受到任何的抵制，久而久之，习惯就成了自然，宪法也就只能顶个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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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毛泽东的咄咄逼人，刘少奇未加抵抗一味退让，失宠之势越发明朗，有毛泽东撑腰为人强势的高岗取代刘少奇成为新的接班人的希望大增。这一点大家看得到，高岗当然也看得到，他自信在党性上高过刘少奇，更自信自己的履职经历使自己拥有比刘少奇更普遍更坚定的支持。
　　刘少奇是作为留苏干部空降中央的，除了皖南事变后短暂的新四军政委经历外，几无军方背景，大部分时间在白区工作，与苏区干部甚少私交。而高岗就不同了，一野本就是他的西北红军班底，后又与林彪共同领导国共东北争锋，成为四野的重要领导人，并与林彪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抗美援朝战争中，他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与时任志愿军司令的原一野主帅彭德怀相交甚笃。这次和他一批进京的五个地方大员（史称五马进京）中，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是他的老部下。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和他竟然还有师生之谊，1927年高岗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年长他一岁的邓小平时任该校政治处处长、中共组织的书记，二人虽然交往不深，但也无矛盾。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和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因为长期在新四军工作，算是和刘少奇有些渊源，但一是刘少奇在新四军工作时间短，难以建立自己的关系网，二是如果有了彭德怀、林彪的力挺，新四军班底本就不足为虑，何况自己现在还兼着军委副主席呢。
　　和毛的几次私下交心后，高岗乐观的认为，毛的换将决心已下，自己只需联合相关力量，继续坚定的支持和执行毛泽东倡导的社会主义改造路线，打击刘少奇等的右倾势力，取而代之将水到渠成。所以，他开始在各个山头做工作，深入浅出，讲大道理，是反对刘少奇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讲小情谊，那是捍卫咱老大的领袖地位，并且在活动中提出了轮流坐庄的主张，意思是你刘少奇可以休息休息了。台上的事台下定，是中共的传统，高岗此举可算是依惯例所为，但台下的事总归有太多不可预知，稍有不慎即身败名裂万劫不复，在中共高层浸淫多年的高岗当然不会不知道，很不幸，高岗错误的估计了形势，在一派乐观氛围中高歌猛进的高岗祸起萧墙。
　　形势是急转直下的，快的让人瞠目结舌，当高岗发现情况有变的时候，已是四面楚歌、十面埋伏。毛泽东1953年12月25日离京赴杭州休假，说顺便带几个秀才去起草《宪法》，日常工作交给刘少奇打理。1954年1月18日，刘少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将其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派发，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意见，这个决定的中心内容就是告诫党内领导干部，不要搞独立王国，不要搞小山头，“如果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高岗马上判断出这份决定是针对自己的，但并未惊慌，而是托回京传达毛泽东指示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带信，要求赴杭州与毛泽东面谈。1月22日，高岗收到了回电，电报是发给刘少奇的，其中写道：“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高岗这才如梦方醒，马上联想到毛泽东离京前一天，也就是1953年12月24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请大家讨论在其离京时，何人主持日常工作，刘少奇首先发表意见，谦虚的建议由书记处轮流主持，或者由恩来同志主持。这本来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之前不论是毛泽东去重庆谈判还是去苏联磨叽斯大林，代理主席职务的一直都是刘少奇。高岗把这理解为毛泽东对刘少奇失去信任意欲换将的信号，所以附议了刘少奇的建议，可除高岗外，其余所有人都推举刘少奇代为主政，当时高岗并未特别在意，可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次试探或者干脆就是钓鱼，在毛泽东离京前，自己已经被孤立。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不动声色悄无声息中，形势已然逆转，有此能力者非毛泽东莫属，而现在毛泽东拒绝面见自己，连单独回信都不肯，还让刘少奇等代为谈话，则更清楚的表明毛泽东完全站在了刘少奇一边。高岗也许思考过各种可能，设计过多种应付方案，但他无论如何想不到，对自己下手的人会是毛泽东。党内斗争的残酷开始回荡在高岗的脑海，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宝宝寒

　　高岗只得迅速的做出别无选择的选择——退守，他分别找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谈话，言不由衷检讨自己的错误，说的轻描淡写，诸如说话随便、嘴上没把门的、是自由主义等，他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也不知道对方需要自己承认什么？1月2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找高岗谈话，直截了当的指出高岗搞非组织活动，拉帮结派意欲破坏党内团结，逼迫刘少奇、周恩来下台。哈哈，高岗只有苦笑了，没有“马背上的阴谋”，何来遵义会议的胜利？军事三人组为什么博古、李德下台了，你周恩来却毫发无损？王明是怎么出的局，你刘少奇难道不知道？中共自建党以来，哪一次的党内斗争不是以私斗定胜负的？又没外人，你们几个扯得着这个高调吗？奇怪了，这里面怎么还有邓小平啊？论党内职务，我是政治局委员，而你不是，论政府职务，我是副主席你是副总理，我是计委主席你是计委委员，论军内职务，我是军委副主席你是军委委员，从哪论也轮不到你和我谈话啊。可想归想，气归气，高岗却很无奈，他发现突然之间，自己已是既无内应也无外援，他能判断出是毛泽东做的局，但却无法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做，更无法探知毛泽东是怎么做到的。他继续忍让敷衍，他需要见到毛泽东，只有毛泽东可以给他答案。
　　高岗没有等到毛泽东，等来的却是一场批斗会，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列席全会的有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52人，而毛泽东继续在杭州休假。会上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人做了重要发言，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直到这个时候，高岗才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不，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不是一个人挨批斗。
　　饶漱石发表了深刻的检查，从1943年说起，通过深挖历史根源深挖思想根源，来证明自己分裂党，反对刘少奇的错误，他说：“我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个别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对党对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和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的成见……要维护党的团结，就必须首先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特别是维护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的团结和威信。我们都知道，刘少奇同志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之一，一向为全党同志所爱戴和尊重；而我在处理自己和安子文同志这个关系问题上，却对刘少奇同志表示了不尊重，甚至发展到对他表示不满。这种极端错误的行为，必然是损害党的团结的，必然是损害中央威信和妨碍中央统一领导的，因而也必然是危害革命利益和人民利益的”。
　　高岗都听傻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抽自己嘴巴子能抽的这么潇洒这么有型，你饶漱石肯定是绝无仅有了吧？高岗还真是没见过世面，这才哪到哪，几年之后，饶漱石这样的检讨绝对属于避重就轻，会有更多的领导干部们以比饶漱石潇洒的多的方式抽自己的脸，只可惜高岗没机会见识那些充满喜感的表演了，因为这一次，他就不准备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他只是让秘书随便写了个稿子，上去敷衍了事的念了念，不深刻也不彻底。一众中共高官岂能如此轻松放过不老实的高岗，纷纷爆发出墙倒众人推的激情，向高岗发难。有二杆子之称的高岗此时犯了驴脾气，非但不肯就范，面对排山倒海般的指责，他选择了于奋起反击。

宝宝寒

　　有人说他反党，他厉声反驳：“我没有反党，我就是对少奇同志有意见。反对少奇本人就是反党？我不这么看。我还是认为，少奇并不代表党，只有毛主席才代表党！”
　　有人马上指出：“你这是顽固坚持反党立场，继续分裂党中央！”
　　高岗继续争辩：“我承认我有自由主义，我承认我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不好，发展下去就会分裂党。但这个后果是客观上的，不是我主观故意的，也不是现在就有了的！”
　　有人揭露高岗：“你不是自由主义的问题，也不是宗派主义的问题，是搞阴谋活动、地下活动、非组织活动的问题。不要避重就轻嘛！”
　　高岗竖起眉毛大声质问：“你们对我这么搞就对吗？符合四中全会精神吗？决议说要团结，要治病救人，不要夸大人的缺点、错误，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抓住不放，一棍子打死吗？”
　　有人随即接上去批判说：“决议是个整体，不能断章取义！决议说得很清楚，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斗争，给以严厉制裁，直至清除出党！”
　　……
　　其中周恩来的发言最为严厉，他说“要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以避免这样的干部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或者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并且举张国焘分裂党失败的例子，说“以前出过张国焘，今后会不会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绝不能说没有……”
　　高岗陷入了完全的孤立，他的反击在山呼海啸之中显得绵软无力，虽拼尽全力左支右挡，可在外人看来，他不过是大战风车的唐吉可德，可笑、可怜、可悲。高岗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窘境，没有人同情他，没有人真正听他的辩解，所有人只是要将自己批倒批臭。于是，高岗再次沉默了，脑海里只有千篇一律的红口白牙……
　　这个四中全会上，主持会议的刘少奇也做了自我批评，主要是检讨自己右倾错误，原来高岗攻击他的内容，他基本上做到了礼节性接受，表示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开展农村合作社建设。刘少奇的检讨做的也是浮皮潦草敷衍了事，可是不光却轻而易举的通过了，还有邓小平站起来为刘少奇鸣不平，说是有些人把小事说大，把非原则问题上升为原则问题，“有些流言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总之，刘少奇的自我批评享受了和高饶完全不同的待遇。
　　2月10日，四中全会闭幕，会上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1954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讨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及其他有关的各项问题。最后，留了个尾巴，说高饶问题移到会后另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