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宝宝寒

　　2月15日，周恩来主持了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对高岗继续予以“公开揭露”，性如烈火的高岗实在无法忍受这样一轮又一轮的攻击，终于在2月17日拔枪自杀，幸亏秘书反应快，在子弹出膛的刹那，把他的手推开了。好你个高岗啊，跟你讲道理让你做检查，这是还把你当同志啊，给脸不要脸，来这一手，显然是对党中央不服啊，在周恩来主持下，高岗被停止一切职务，隔离审查，然后深入揭批，说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一直忙活到25日，经过周恩来的总结提炼，给高岗列了十条罪状，主要的有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硬说毛泽东同志代表红区，刘少奇同志代表白区；中国党的骨干是军队锻炼出来的，白区干部现在要篡夺党，这就是阴谋分裂党；诬蔑中央领导同志有宗派，实际是掩盖着自己的宗派活动，以便打击中央领导同志，使自己获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在中苏关系上，播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等，最后还不忘说一下高岗私生活腐化，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好像高岗好女人他们才知道似的。最后的结论就是高岗从一个共产党员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活中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泥坑里去，企图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
　　野心是美德、内斗是传统，喜欢女人是天性，碍着资产阶级什么事了？况且高岗自己不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没套过近乎，一直坚定的信仰马列主义，就算是野心家，也应该是堂堂正正的无产阶级野心家啊，拜托以后别老把这好事往人家资产阶级身上推。半年后，高岗终于自杀成功，但他到死都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1955年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捎带脚拿下了一群和他们有联系的干部，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 “高饶反党联盟”或者叫“高饶反党集团”，团伙犯罪，怎么也得罪加一等吧？当时就有人质疑，这俩人有关系吗？从哪能证明他们是联盟或者集团呢？关于这一点，毛泽东给予了如下回答：
　　“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扬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既然毛主席说他们是联盟，那就联盟吧，不争论了。可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高饶呢？这个蹊跷结果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现在我们都知道，在高岗如日中天和急转直下之间，发生了两件事，就是陈云和邓小平告密事件，这事并不神秘，当事人也承认，就是陈云和邓小平前后脚找到毛泽东，把高岗私下里拉拢他们，封官许愿的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认为高岗此举一经暴露出了极强的个人野心，超出了党纪允许的范畴。邓小平曾经是高岗的老师、陈云是高岗在东北的老部下老同事，在这之前邓、陈二人与高岗没有过结，在这之后几十年的表现来看，邓、陈都是刘少奇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实践者，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此时邓小平和陈云对高岗的反对，是出于公心而非私人恩怨。
　　这二人在背后捅刀，肯定是出乎高岗意料的，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听到二人汇报后，马上转向，最终至高岗于死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下面，本人用严重不全的资料，加上个人揣测，为这件中共建政初期的大事勾勒出一个并不严谨的轮廓，寄希望于抛砖引玉。

宝宝寒

　　毛泽东忙于朝鲜战争，国内事务交由刘少奇、周恩来负责，但二人的的权力过大，令毛不安，而二人的政治经济政策也使毛多有不满，故调五马进京，并使高岗一马当先，其目的是想让高岗取而代之，还是仅仅是对刘、周分权，恐怕只有天知道了。高岗虽然不是天，可他却天真的以为自己窥测到了毛的内心，开始为取而代之进行私下活动。五马之一的饶漱石，则纯粹是自己撞枪口上的，他以为就他聪明，看出了毛泽东削藩之意，深更半夜跑去质问毛泽东，毛泽东能不生气吗？把你们几个招进京来，当然有削藩之意，但入京勤王才是主要任务，信任你看来是错了，既然你不识好歹，那就别怪人家搂草打兔子了。
　　高岗在下面积极活动的事情，毛泽东不是听不到，只是并未往深处想，或者根本不想往深处想。陈云前来告密时，对毛的触动也许还不算大，毕竟陈云是白区党人，他和刘少奇一个鼻孔出气，反对高岗在情理之中，可邓小平作为自己的苏区党骨干亲信，又是军队将领，此时也来反对高岗，则让毛颇感意外，由此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作法。难道说高岗真的已经急不可耐，意图篡位？联想到高岗与苏联高层接触频繁并深得斯大林赏识的传闻，恐怕会使毛泽东惊出一身冷汗，本来毛泽东已经提出过分一二线的主张，就是具体工作别人负责，自己退居二线只做高屋建瓴的事情，但在此之后，这个提法不了了之了。
　　毛泽东批刘批周，二人唯唯诺诺谨小慎微，这样的表现令毛心情舒畅的同时，却也无法继续深入，人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不住手恐怕也不好意思。可高岗呢？此人的性格，使他不可能象刘少奇周恩来这么能屈能伸，同时拥有两大野战军的领导经历并得到两大野战军主帅支持的高岗，如果真的得势之后进而谋逆，而刘、周嫉恨前仇不予援手，何人可以制约高岗？
　　所以，即使开始毛泽东还有用高岗取代刘少奇的想法，在得到陈云、邓小平密报后，这个想法马上就会打消。让刘少奇、周恩来、高岗分权，而将没有军队背景的刘少奇至于高、周二人之上，这将是一个最理想的结局，起码我是这么想的，不知道毛泽东是否也有我草民一般的见识，反正他马上约见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告诉二人，高岗一直针对你们俩，我是支持你们的，咱不能纵容他这种分裂党的行为。他的这个表态，当然的得到刘周二人的拥护。接着，就是咱们前文提到的，毛泽东安排刘少奇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并让刘少奇主持七届四中全会，自己则躲在杭州遥控。目的很明确，就是敲打敲打高岗、饶漱石，你们老实点，让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别有非分之想，同时告诉刘少奇，你也做个自我批评，这样一是给高岗个面子，二是也算在路线之争上让刘少奇彻底屈服。
　　批判国家和军委双料副主席这么大的事，作为党政军一把手的毛泽东躲到杭州不出面，说他在天堂玩儿的开心乐不思蜀肯定说不过去，起草宪法也不过是托词，七届四中全会总共才开了4天，起草宪法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毛是耍了个小聪明。他只是想杀杀高岗的威风，让他干什么事悠着点，弹几个闹崩儿，顺便刮刘少奇两下鼻子，让他们相互接个短，长长记性就行了，自己躲在后面看热闹，然后出来两边揉揉，在终止了刘、周向资产阶级妥协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同时，迫使二人转而支持自己的社会主义改造，又不使高岗权力过大超出控制。毛泽东想的挺多挺美，却忽略了一个最不该被忽略的细节，那就是周恩来会做什么，他能做什么？
　　周恩来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一身兼跨留法学生派、黄埔军校派、南昌起义派、井冈山派、八路军派、苏区党、白区党等多个山头，并因为自己留法时的小弟陈毅入主新四军，而使他间接拥有了新四军这个山头，几乎与现在主政台前的所有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中共军中，周恩来更是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共军队孕育于黄埔，诞生在南昌，而周恩来是中共在黄埔的最高领导和南昌起义的前委书记；
　　中共军队的主帅朱德，就是周恩来介绍入党的；
　　二野的刘伯承是周恩来南昌起义时的合作者；
　　二野的邓小平、三野的陈毅是周恩来留法时的小弟；
　　四野的林彪，解放军总参谋长徐向前，是周恩来黄埔军校时的学生；
　　当年八路军的参谋长，现如今的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聂荣臻，那是周恩来黄埔时候的老同事。
　　周恩来如此的人脉、如此的资历、还有卓尔不凡的能力，却时时刻刻被谦恭的外表掩盖着，他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尽心尽责极少差池，从不抢功却风头出尽。这一次，刘少奇只是起草了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七届四中全会上他也是一个做检讨的角色，在会前、会中、会后向高岗高调开火的是周恩来，此前，向毛泽东密报，并迫使毛转向的邓小平、陈云二人，向毛泽东反应饶漱石问题的陈毅，都是周恩来的人。高岗只反刘少奇，绝少得罪周恩来，至于计委分了政务院的权，那是毛泽东做的，还真不是高岗主动为之。刘、周本来就拥有中共党内除毛泽东外最大的权力，且建政初期二人的工作确实成绩显著，至于他们是建设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大家也没怎么在意，这时拿了毛泽东的令箭出场，周恩来又声色俱厉，大家自然以为风向已转，高层这帮人，多是久经考验的墙头草，见风使舵的功夫炉火纯青，那就跟着一起声讨高岗饶漱石呗。
　　毛泽东棋错一招，他不该在打击刘少奇的同时，硬压周恩来，他没有预见到，对高岗的打击犹如雷霆万钧，更没想到高岗强硬到底，以死相抗。当他得知高岗自杀未遂时，局势已经不可扭转，《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是自己审定的，全会由刘少奇主持是自己批准的，让刘、周、邓和高岗谈话也是自己的主义，毛泽东此时如果出面去保高岗，不光是与全会为敌，也是对自己之前行为的否定，所以只能任凭周恩来再接再厉，将十大罪状兜头泼在高岗脑袋上。从此以后，毛泽东搞过很多很多的人，但再也没有动过周恩来。
　　通常理想主义者往往清高的脱离现实或不懈为现实所左右，而现实主义者根本只把理想当幌子，而毛泽东是却是一个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于一身的矛盾体，他会用现实主义者的手段和方法服务于他心目中的理想。他自小胸怀大志，渴望超越一切先贤，建立一个前无古人的理想社会，现如今，刘少奇已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重任，牺牲高岗也就在所不惜了。

宝宝寒

　　高岗一硬到底，一死百了，饶漱石可惨了，本来以为按照他们的意思承认错误就能过去，没想到坦白从严，开始还只是高饶反党联盟的从犯，转而就荣升了饶、潘、杨反革命集团首犯，潘指的是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原中共隐蔽战线重要领导人潘汉年，杨指的是时任上海市公安局长的杨帆。
　　前文，咱们讲抗战谍战时，专门讲过潘汉年将女谍关露安排在76号李士群身边，而李士群最终也敌我难辨。日伪心脏的险恶生活已经过去了十年，潘汉年万万没想到当年的一件压箱底的旧事，会因为饶漱石的倒台而被人翻了出来。当年，通过关露的关系，潘汉年和李士群取得了联系，并在李士群的引荐下，在汪公馆会晤了汪精卫，至于说见面后谈了什么，所有资料都敷衍了事。潘汉年把这件事一直压在心底从未示人，就算当时的国民党报纸揭露了此事，潘汉年仍然一口否认。为此，毛泽东还亲自批发了刘少奇、康生署名发给饶漱石的电报，说“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
　　因为当事人汪精卫、李士群已经离世，如果潘汉年不说，恐怕也没人会知道，可是，在深挖饶漱石的过程中，长期在华东局领导下工作的潘汉年、杨帆自然成了怀疑对象。潘汉年多年的隐秘战线工作的经验，好像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他虽然感觉到了质疑的目光，却没有感受到目光之后的凶险，或者他感觉到了危险的靠近，却出错了应对招数。
　　1955年3月下旬，潘汉年赴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在谈高饶问题时说，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如果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都应当主动向中央讲楚，否则罪加三等。潘汉年不想罪加三等，就在4月1日，向陈毅讲了1943年奉党之命与李士群接触时，曾与汪精卫见面的事，毛泽东看后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第三天，潘汉年被捕。又过了一个半月，妻子董慧被捕。之后，一直到1977年离世，22年中潘汉年有17年在监狱服刑，另外5年在劳改农场劳改。
　　关于潘汉年，我一直存有难以解开的疑惑，首先，当年联络李士群也好，会晤汪精卫也罢，都是正常工作，不和敌人接触，算什么地下党啊，余则成不也整天和敌人称兄道弟吗？即使不是领导批准的，也算不得什么错，毕竟隐蔽战线都是单线联系，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事事汇报，可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潘汉年时候多年仍对此讳莫如深？其次，时隔十二年，潘汉年把这件已死无对证的事情拿出来坦白，难道仅仅是为了表忠心吗？由此，不禁产生了一个令自己毛骨悚然的想法，他是不是在威胁某个人以图自保？第三，在潘汉年坦白后，他旋即失去了自由，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好像都没有得到自辩的机会，他是毛时代，许许多多中共领导人都曾经有过被拘押的经历，但是如潘汉年这样被封口到死的人，确实不多。第四，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为什么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
　　多了的事我也不知道，也没能力往深里去追究，潘汉年的事就说到这里吧，我们只知道高饶案触发了潘汉年案，而对潘汉年的追查，最终使得他的顶头上司饶漱石百口莫辩，在1965年，被关押十年之久的饶漱石保外就医，倒不是谁良心发现，而是因为饶漱石疯了，可就这么个精神分裂患者，也仅仅在狱外待了两年，就又被抓回监狱，直到死去。
　　和其他人比起来，高岗是令人羡慕的，不要说同时被打倒的饶漱石、潘汉年，就是此时在台上咄咄逼人的刘少奇、彭德怀、林彪，又有哪个人死的比高岗更有尊严？当高岗俯视着人间一切的时候，没准会开怀大笑。
　　高饶事件，属于党内高层间的角逐，普通百姓不知道也不关心，他们得到的只是一个结论，一个对于他们无关痛痒不知所谓的结论。毛泽东是一个胜利者，他压制住了高岗势力（虽然压的重了些），逼使刘少奇改弦易辙，刘少奇也不是失败者，至少他依然被毛泽东信任，周恩来更是一个胜利者，在此事件中，他让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人看到了他的能量。还有一个受益者，就是邓小平，高饶事件使他同时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信任，由此，邓小平得到了一个展示其治国能力的舞台。

宝宝寒

　　第六十六章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古之中国，不是刀把子里出政权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朝代更迭少不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及至天下大定，论功行赏，几成铁律。中共当然也概莫能外，二十多年枪林里驰骋、弹雨中冲杀，如今“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自然应该“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之前文臣武将该加官的加官，该进爵的进爵，都已经安排妥帖，只差给军人们一个荣誉称号——军衔。
　　中共部队自建军之日起就只有职务，比如师长、军长、军团长、纵队司令、野战军司令等，但没有军衔。抗战时候，中共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国民政府曾给予中共高级将领，如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授衔，但中共似乎对这些个将衔并不买账，既不佩戴相关标识，也不对外提及。夺取全国政权后，实行军衔制的问题很快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9月，朱德明确提出建立军衔制度的问题，他说：“部队三等九级的等级制必须建立，尽量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把阶级标明出来。”
　　但事实上，军衔这事没能按照朱德的预想迅速的做完，一是因为朝鲜战争开打，和实际战斗力提升无关的军衔事宜自然得推后，再一个原因，虽然军衔不事关战斗力，也不事关物质待遇（解放军的待遇还是按职务走），但却事关荣誉，弄不好反增矛盾，因此不可造次，需要慢慢来。
　　因为是第一次授衔，所以就必须一次把之前二十多年的所有经历都得考虑到了，下级军官按战功来分相对容易，而那些将军们就不那么简单了，首先就是战功的不可比性，南昌起义指挥几万人被打的大败，算不算功，功劳和几十万人大胜对手的淮海战役谁大？其次是资历的不可比性，红四方面军的资历算不算？怎么算？还有那帮国民党起义将领，战功、资历怎么算？
　　方方面面的考虑了几年，最后在1955年，终于完成了授衔工作。其实也没有想出一个多全齐美的办法。大元帅这个位置本来是留给毛泽东的，毛没要，军衔就是一个虚头巴脑的东西，我带头不要，你们也就别为这个虚无的称号争来争去了。如此一来，周恩来、邓小平这些虽曾为高级将领，但目前已经有了文职的，也就不再参加评审。我们都高风亮节了，你们也就别费那茄子劲了，咱就以山头为单位论资排辈，在各个山头都要有代表都要照顾到的前提下，再考虑军功，有不服的吗？在战功不是那么容易量化的情况下，论资排辈无疑是一个减少纷争的好办法，你说说我老哥带你出来革命的，打枪还是我教你的，你好意思爬我上面吗？于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成了元帅，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庚、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官封大将。
　　叶剑英就没有独当一面带兵打仗的经历，让他力压粟裕，当然不是因为军功，好在粟裕恬淡，根本不争。大将之尾的许光达，咱们就在南昌起义的时候提到过一句，之后就没他什么事了。他之所以能够位列大将，只是因为他是红六军的代表。红六军是干嘛的？咱们之前提到过吗？提到过啊，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军团就是由贺龙的红二军与红六军合并而成的。红六军实力不强，也没什么战功，但作为解放军发起股东的地位，是必须有人能够进入大将之列的，可是红六军军长孔德清、政委周逸群早已亡故，这个开国大将的名号就阴差阳错落到了实力平平的红六军参谋长许光达的头上。
　　历史长河浩如烟海，许许多多大人物，不过似流星般璀璨的划过，然后在后人的记忆中逐渐的模糊、淡去乃至消失的无影无踪。几十年过去，当人们大都已经想不起那些个大将的名字的时候，没怎么打过仗的许光达，却和战功卓著的粟裕一起，长久的印在了人们的脑海中，并且在岁月的打磨下，越发的光鲜和清晰起来，这一切都是因为下面这封信：
　　降衔申请书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我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愧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勋授衔。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做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喝牛奶，吃面包。自苏联返国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呢？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的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指贺龙）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宝宝寒

　　毛泽东看后激动坏了，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合格的干部啊，没的说，不光这个大将是你的，而且还要号召大家向你学习。也难怪毛泽东激动，这次授衔为了摆平各个山头利益，各个将领的位次是左思量右考虑，但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还是有那么多不满意的。许世友就跑去找周恩来，听说许光达不想当大将，没关系，我当吧。许世友在红军时期，就是红四方面军的军长了，职位和红一的军团长彭德怀、林彪相若，既然是论资排辈，咱不说当元帅了，给大将也不框外啊。可问题是，红四是张国焘的人马啊，不是都给你们定性了吗？你们分裂红军分裂党啊，这次把你们和贺龙的红二等同对待，一家给了一个元帅一个大将，要说太，够意思了。你们红四的总指挥徐向前和副总指挥王树声把这俩名额占了，哪还轮得着你许和尚啊？不过周恩来倒也没有接他的疮疤，只说了一句“粟裕也才是大将啊”，就把许世友给堵了回去。
　　长春围城时的12纵司令钟伟干脆把少将的牌牌挂狗尾巴上，这破玩意儿老子不稀罕，也难怪钟伟有气，当年自己当纵队司令相当于军长吧，被围在城里的曾泽生也是军长，结果这小子来了个阵前倒戈，这会儿竟然混成中将了，论资排辈，老子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这小子还是国民党反动派呢。不过，这事你让一帮大佬们也没法办，你钟伟在井冈山时期不过是个红小鬼，论资历还真不行，所以只能论战功，可你的12纵也不属于战功卓著主力部队，总共也没有消灭一个军的敌人，可像曾泽生这样的降将，怎么说也是黄埔生，打过鬼子，关键是人家投诚之后，不光消灭了国民党一个军还使中共多了一个军啊。所以，中共总的来说对这些降将仁至义尽，起码比对自己人好，后来的动乱年代，主要收拾的也是自己人，大义灭亲的一塌糊涂。
　　投降失败者，那是叛徒，投降胜利者，就叫起义，所以别把起义当什么好词儿，无非是谁写历史而已。那么波澜壮阔的一场内战，除了起义的、战死的、逃亡的，还有一群被俘的。普通小兵换身行头就成人民军队了，要是碰巧冲原来的袍泽放过几枪，那还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贡献了呢。当官的可就没这么便宜了，这些人从各个战场被俘，先就地关押，前线也没个正经地方，不过就是辟出间民房什么的，把这些国军高级将领往里一塞，好歹安排俩人看着就行了，反正全国都解放了，他们也没地儿跑。等中共建政后，这些人就被陆续集中到了北京一个叫功德林的地方，这是始建于清末的一座监狱，里面用甲乙丙丁命名了很多个胡同，胡同里当然是一间挨一间的牢房。别看都是房子，民房和监狱区别可大了去了，民房再破也充满了和气，监狱再奢华也会透着肃杀与恐怖，可是对这群百战沙场出生入死的将军来说，高墙内的凄风冷雨实在不值得他们留意，只是他们必须适应从战俘到战犯的身份转变。
　　功德林既然是监狱，自然有监狱的共性，比如有囚头，就是那种心向政府的改造积极分子，监狱里往往用他们帮助管理囚犯，也有不同，最重要的是罪犯身份不同，这帮人官大脾气硬，着实不好伺候，拍桌子摔碗，奚落小狱卒是常有的事。好在，共产党对待俘虏向来是不错的，小兵们对这帮大爷是骂不能骂打不敢打，多会儿看他们脾气好的时候，就凑过去聊聊天什么的，联络一下感情。监狱还根据他们被俘前官职大小，给他们定了就餐标准，总体来说高出当时普通民众的平均水平的。不过，怎么说你们也是犯人啊，咱除了吃了喝喝了睡以外，怎么也得干点活吧，当然，你们岁数也都老大不小的了，咱干活嘛就是意思一下，主要任务还是弄学习班，改造一下你们的思想，提高你们的觉悟，让你们彻底认识你们之前的罪恶。
　　这可麻烦了，学习班里谁教谁啊？这帮将军们可大都拥有高学历，全都拥有高阅历，干脆你们还是自己组成学习班，然后任命一个学习小组组长，看着怎么合适怎么来吧。学习小组长的地位，就相当于普通监狱的囚头，比如董益三吧，被俘时是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这在将军帽子满天飞的国军里，真算不得什么大官，在高官云集的功德林，就更算不得什么了，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这哥们一被俘，就交代了他直接掌握的军统的组织与训练，又交代了他间接掌握的军统电讯密码的侦译，和其他或有骨气或有怨气或根本是顾及脸面而不肯交代的顽固分子相比，董益三无疑使追求进步并且已经取得进步的了。
　　这天，董益三大模大样的组织自己的甲字胡同小组学习，由他负责念一个叫《四大家族》的学习稿子，刚念完，角落里一个慵懒的声音响起，“我不同意书中的言论——什么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都是四大家族的，都是蒋介石一家的。按照这种言论，那么共产党现在不是有个中国人民银行么？这个银行也就是毛泽东一家的。”董益三循声望去，大通铺的尽头，斜靠在墙上的正是十二兵团司令黄维。
　　当年，黄维被俘后，拒不合作。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长杨松青，动员十二兵团的高级将领给被围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写劝降信。这种劝降不过是聊胜于无的游戏，八十五军一个叫陈振威的少将参谋写好了信，大家起哄一样纷纷签字，本来嘛，人在矮檐下，稍微低低头，无伤大雅的事，里面的人反正无从知道签名的真假，可黄维就是不签。一个年轻的新闻记者采访黄维，说你为什么不早些投降。黄维把桌子一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我要战斗到一兵一卒！记者还火了，说你代表什么国家民族利益？你代表的官僚集团，你代表的是资产阶级！要说这记者也没溜，你记者就是忠实记录历史的，谁让你来辩论的啊，黄维显然也没有和这个孩子辩论的兴趣，大喝一声放屁，就作势要打，被旁边共军士兵给拉开了。

宝宝寒

　　进了功德林，黄维依旧是那副满不在乎颇不服气的样子，可董益三堂堂小组长，岂能让你黄维摆架子占上风啊，于是反驳道：“你这个家伙太反动了！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蒋介石是反动头子，你竟敢这样相提并论！”，他们这个学习小组一共五个人，年龄最长的陈长捷和梁培璜出身晋绥军，另外三个则出自黄埔，黄维和中共大将陈赓同班，林伟俦和中共元帅林彪上下铺，其中林伟俦因为在被俘前协助陈长捷守天津，算是老相识。
　　林伟俦进了功德林，就立志和稀泥，见俩人吵了起来，就向黄维摇了摇头，意思是他乐意扯淡就扯呗，你跟他较什么真儿啊。梁培璜则跟着董益三批判黄维，蒋介石丢掉大陆前，贪腐横行通货膨胀已经弄得怨声载道，所以一些中下级或杂牌系军官对于蒋介石的忠诚自然是无法和黄维这种嫡系黄埔系媲美的，而梁培璜就是一个看不上老蒋的杂牌将军。老成持重的陈长捷则是一言不发、冷眼旁观，陈长捷当初拒绝执行傅作义的投降命令，死守天津，最终被俘，如今人为座上客，自己已是阶下囚，但他并未表现出任何悔意，在功德林的几年里，休息时间人家聊天辩论打牌下棋，老头根本不参与，就自顾自的读书，读什么书呢？您可能猜不到，老头认真研读资本论。
　　董益三只是一个小小的处长，梁培璜是个杂牌老军头，要搁平时，怎敢和国军大将黄维造次，可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大家都是囚犯，我们就是要让你明白明白跟蒋介石混死路一条。堂堂黄维沦落到和这二位逞口舌之快，自己可能也感觉有失体面，于是住了声，在本子上写写画画。结果梁培璜发现黄维写的是“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于是大怒，厉声喝问，“虾”指何人？“犬”指何人？黄维眼皮都不抬一下，全当梁培璜是空气，老头气的浑身发抖，喋喋不休之际，董益三从斜刺里杀出，说时迟那时快，啪啪两记耳光结结实实抽在了黄维脸上。
　　抽嘴巴子相比于直、勾、摆的杀伤力差了很多，但古今中外强势者却乐此不疲，因为大家普遍认为，抽脸不仅仅是一种伤害，更是一种羞辱，所谓“打人不打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董益三这招太过突然，突然的匪夷所思，饶是黄维大风大浪几十年，却无论如何想不到董益三如此下三滥，好歹也年近半百，好歹也是挂过将星的，怎么一点不江湖啊？董益三强势出手后有些发呆，琢磨自己哪根劲搭错了，黄维从短暂的惊愕中缓过神来，转而变成了暴怒，挥拳打向呆立着的董益三，梁培璜手疾眼快，拉了董益三一把，黄维一拳走空，巨大的惯性使他根本站立不住，人没打着，把自己摔了个鼻青脸肿。
　　监狱的姚处长带着狱管跑来，把斗殴的双方拉开，然后给董益三来了个一分为二的评价，说你立场正确方法错误，你身为小组长，那是领导干部啊，怎么可以打人呢？以后注意，下不为例。对于黄维，则什么也没说，这事就这么拉倒了。之后的生活依然继续，原来怎么样还怎么样，给这帮子见多识广的大官兼大叔们洗脑，本就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洗不洗的干净是水平问题，洗不洗是立场问题，所以稿子还得念，心得还得写，黄维不认罪、不配合，依然故我，董益三则在立场正确的道路上奋勇前进，不过大家之后倒也相安无事。
　　同样是学习小组长，邱行湘就和董益三大不同，邱行湘被俘前是洛阳警备司令，206师少将师长，也是黄埔生，因为这里关押了大量黄埔出身的将领，以至于我很怀疑大陆的黄埔同学会是诞生在功德林的。上面给他一本小册子，叫《人民公敌蒋介石》，他毕恭毕敬双手接过，等狱管员一走，他“啪”的一声就把这教材给摔桌上了，怒吼道“哼，打败了就叫人民公敌，打胜了就叫人民领袖，有什么是非不是非！”，事后，狱方也没把邱行湘怎么地。这部书读到后面，大家也许会怀念功德林，因为这里是当时乃至之后十几二十年中，中国言论最自由的地方。
　　功德林每天会给犯人们提供一种印有文字的白纸，叫《人民日报》，一般认为它的主要作用是糊墙，在普遍使用专业壁纸的今天，《人民日报》直接从报社送废品站，似乎不会对其效用产生任何不利影响。终于有一天，《人民日报》副秘书长邓亚萍当众宣称，《人民日报》创刊62年来从没出过假新闻，才使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目光短浅，事实上《人民日报》最大的功能是娱乐，只要你耐心的把这几十年的《人民日报》翻上一翻，就会深刻领会“理不歪、笑不来”的深刻含义。不过，对于和外界缺少沟通的犯人们来说，那些文字远比糊墙更重要，至少，文强是这么认为的。
　　文强，是个高高瘦瘦的国民党中将，此人不像黄维那么张扬，很有几分儒雅，到了功德林，不跟你吵不跟你闹，你让干啥就干啥，但其内心的强悍却绝不输给黄维，悔过书是坚决不写的。生逢乱世，不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不论是高官还是草民，恐怕活的都不会太顺，但像文强这么经历奇特的，恐怕也算少见。他是文天祥23代孙，文家的人必须会背“正气歌”，以延续文家的正气家风，文强也一直以文天祥后人为荣。他父亲早年追随孙中山，以至于文强早早的就和这些大人物有了交往，1924年17岁的时候，他就见过了孙中山、程潜、李烈钧、蒋介石等大人物。在湖南益群美专学习时，校长是徐特立，后来被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周恩来的婚礼，他都有份参加，可见关系不一般。他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是邵力子，在黄埔四期读书时，还是林彪的班长。他在中共还有一层更硬的关系，毛母文七妹是他的亲姑姑，也就是说，他是毛泽东的亲表弟。
　　大革命失败后，他坚定的跟着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和组织失去联系后，他又执着的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被任命为川东特委书记，管着23个县，好大一片啊。再后来，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保守了党的机密，可在被营救出狱后，却因为党内的左倾路线而被怀疑，无端给了个“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年轻气盛的文强一气之下带着妻子出川去找周恩来，本来是希望申诉一下，可周恩来没找到，反而被老上级程潜、张治中策反，投入到国民党阵营，彻底和中共决裂。
　　以他和中共高层如此亲密的关系，如果搁现在，早就有明白事理头脑灵活的干部把这事给解决了，根本不用毛泽东他们说话。可那时候，人好像挺傻，毛泽东、周恩来、林彪都没有对这位小兄弟动过恻隐之心，文强只得和其他战犯们一视同仁，文强倒也不在乎，毛大哥、周老师，我的情况你们也了解，我是你们带出来的，如果真是我错了，也是你们没教好，写悔过书也是你们写，我反正是不写。

宝宝寒

　　美军仁川登陆的消息，文强就是从《人民日报》上得到的，他敏锐的预感到，朝鲜战争的爆发，意味着美苏公开对抗的开始，而美苏开打势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是这样，国军反攻大陆可期，哈哈，文强兴奋异常。没想到，狱方对于朝鲜战争的事情，并不避讳这帮国民党将领，当天晚上，管理处的一位李科长走进胡同，要文强写一篇“美朝战争的预测”，文强大放厥词，写了一篇洋洋五千余字的得意文章。文章的结束语是：“美国是不可战胜的。”文强这么写，当然不是在赌气，而是建立在理性分析基础上的结论。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元气大伤，没有十年八年恢复不了。美国得天独厚，在本国土地上没有受到战争的蹂躏，已成为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胜利的力量。第三次世界大战除非不打，一打准定是美国必胜。只要苏联一败，完全依附于苏联的中共政权必将难以为继。
　　几乎所有在功德林中的将军们，都和文强一样，他们有的喜形于色，有的或许喜怒不形于色，但他们的内心都充满了憧憬，《人民日报》一时非常抢手，将军们在纺纱织布，挑粪种粮之余，热衷于沙盘推演纸上谈兵，不管怎么推，结果都使他们感到乐观。此时，似乎只有一个人表现出了超出常人的冷静，他就是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的四十三名头等战犯之一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杜聿明。
　　杜聿明自被俘后，一直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他身体很差，劳动时被排在第四档，比划比划就行了，没人真敢让他干活。大家能够想见，杜聿明这样的人怎么会接受改造？拒不认罪是他唯一的选择。这次，有了朝鲜战争的话题，老杜终于可以放下手中的农活，重新体验一下久违的战场感觉了，他发表了与众人完全不同的观点：美国人的武器是好的，火力是强的，但是由于训练简单，特别是缺乏战略战术的研究——美国人并不是从敌情、地形、敌我兵力对比及士气等有形无形要素而策定他们的战略战术——因此整个战斗力是不行的，尤其是步兵最差，只要中国将领指挥得法，士兵浴血奋战，中国有可能击败美国。
　　杜聿明这一痴人说梦般的分析，逐渐被之后的战争进程所证明，将军们从飘渺的幸福之巅，慢慢回归到监狱的现实中，黄维继续发难，你们凭什么把日本战犯和我们这些抗日将军关一起？关一起也就罢了，为什么我们只有病号吃小灶，而小日本却人人小灶？为什么我们要下地劳动，他们狗日的却在那打网球？没人回答这些问题，也没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这些个狱管还不服气呢？你们一帮战犯，有牛奶喝有细粮吃，我们怎么就只能吃粗粮呢？这算什么，那个小日本上村，不过是个宪兵队长，中国政府给他老婆在北京安排了住处，让小子定期回家享受，小子回家显然没少忙活，入狱三年，添了俩小孩儿。
　　朝鲜战争爆发后，一批美国战俘也来到了功德林，人家和日本人一样也是大爷，不用劳动还享受西餐。你日本人打网球，我们就拉队伍打排球。没过多久，美国人滚回老家了。再不久，日本人也滚回老家了。只有中国人还关着，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按部就班，不审、不判、不放、免费吃喝、免费住宿，无尽的等待终于将这群老头的抵抗意志消磨殆尽，眼瞅着蒋介石反攻大陆无望，大家开始争先恐后的交代罪行了。
　　所谓交代罪行，不过就是把自己曾经如何与中共对抗的事迹讲述一遍，然后认个错，凡是认罪态度好、狱中表现好的，就可以享受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待遇，放你回家。杜聿明、陈长捷、宋希濂、林伟俦等一大群国军将领，低下了曾经高傲的头颅，于是他们被陆续特赦了，这些除了打仗再无长技的军人，又都老大不小的了，放出来能干什么呢？周恩来有招，为这帮百无一用的武人特设了一个职位——文史专员，基本工作就是闲着。
　　黄维、文强选择了硬到底不认罪， 1975年距他们淮海战役被俘过去了二十六年后，两个人才被放出来。二人此时彭德怀、陈毅、彭德怀、刘少奇均已作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周恩来在病榻前召见了文强，跟他说你小子为什么就不写悔过书呢，早写不早就出来了。我看周恩来是病入膏肓老糊涂了，在监狱里有什么不好，没人打没人骂的，早先放出去的廖耀湘被红卫兵拉出去揍，引发了心脏病离世，陈长捷两口子干脆以惨烈的自杀和这个世界再见。与其被批斗甚至批死或者像杜聿明那样小心谨慎唯唯诺诺的了此残生，还真不如呆在监狱里安安静静的看戏，波澜壮阔的活剧啊。
　　这里还要提一个没写悔过书人，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抗战结束后，她被国民政府逮捕，在法庭上，陈璧君对于指控之罪状完全不认，说汪先生卖国，请问哪一寸土地是在汪先生手里丢掉的？我们是赤手空拳从日本人手里收复被你蒋介石丢掉的国土，非但无罪而且有功。当法庭判决她无期徒刑时，她冷冷的说道“我有枪毙的勇气，无坐牢的耐心！”审判长说：“被告对本判决如是不服，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 陈璧君高声说：“我当然不服，但我绝对不会提出上诉。判我无期徒刑，是最高当局早就决定了的，不过借你的嘴巴宣布而已。即使上诉，绝无可能更改。这一点，我比你们更清楚。”审判长面红耳赤，对陈璧君斥责道：“不许污蔑神圣法庭?” 陈璧君哈哈大笑：“什么神圣法庭﹖你们其实是被蒋介石一手操纵的牵线木偶?”
　　不久后，国民政府败逃台湾，陈璧君被共产党接手，宋庆龄何香凝去找毛泽东、周恩来求情，说陈璧君岁数不小了，看看是不是能把她放了。陈璧君一老太太，又和蒋介石不睦，已经根本不可能搅起任何风浪，毛泽东乐的送个人情，就跟宋、何二人说，让她写个悔过书，然后就把她放了吧。于是，宋庆龄与何香凝联名写信给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陈璧君：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在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介石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可马上恢复你的自由。
　　陈璧君固执的拒绝了二人的好意，回复道：“我固守受审时公开宣布的立场，对日本的和与战都为救国，属殊途同归，无罪可言，无罪可悔，但愿在牢房中送走最后的岁月。”

宝宝寒

　　虽然被关了二十六年，但黄维、文强的释放仍然叫特赦，意思是，依法不该放你们的，但我们由国家主席批准，特事特办，还是把你放了。有人该跟我抬杠了，说我国特赦权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家主席只是受命发布命令，对于这样的调侃，我只能说，不许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在1975年，他老人家还在世的时候，全国人大算个屁。事实是，周恩来给毛泽东打的报告，说这些人还不放，要关到死啊？毛泽东说放就放了吧。
　　在这二十六年里，不论是国家还是小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事以后会慢慢提及，只说一下文强小家的情况吧，弟弟弟媳因不堪折磨，跳河自尽，伯父被活活饿死，二叔被枪毙，二婶被淹死，还有几个人，是文强二叔跟文强推荐了一下，不姓文，文强也不认识他们，只是普通老乡，文强就跟长沙县长打了个招呼，就把这哥几个安置了工作，结果这几位在土改时被枪毙了，历史告诉我们，走后门是要死人的。还有是一个文姓教员，他在敬信学校教书，怎么那么巧，那一年，文强衣锦还乡，跑学校请这帮人吃饭，然后赠送了这位教员一张照片作为纪念，结果土改时这张照片被搜出，这个没招谁也没惹谁的教员就被拉出去毙了。
　　最为可悲的是文强的第二任妻子葛世明（第一任妻子死于抗战期间），她原本带着儿子已经逃到了台湾，为了不至于一家失散，她先返回大陆寻找文强，后又带信，让自己的奶妈带着孩子们返回上海，这一切都源自她和文强都以为按照《日内瓦公约》，最多半年，作为战俘的文强就会被释放。当时中共执政根基尚未稳固，对国民党官员及其家属的政策，还是优待为主，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早前就与文强相识，所以他按照有关政策安排葛世明进入中苏友好协会和妇联，还让她在学校任教，吃住条件都相当不错。可不久之后，“镇反”运动就开始了，风声鹤唳之下，葛世明把所有文强的照片都剪碎销毁了，以至于年纪尚小的四子、五子根本不知道父亲长的什么模样，即便如此，仍然不能逃脱打击，作为国民党反动派中将的妻子，又在他们家壁炉里发现了一支勃朗宁手枪，葛世明被判管制三年，失去教学权利，去清理厕所，工资减了三分之二。学校里的师生对她呼来喝去，她的心理无法承受这样的羞辱，回家后常常泪流满面。街道里也开了斗争会，将“罪状”一一公布，邻居不敢再与她有来往。其四子文贯中回忆说，“像她这样一个美貌、聪慧、性格刚强而又喜欢无拘无束与人往来的女子，世态炎凉使她痛苦万分而又无处倾诉。她意识到管制结束后日子也许更难熬，一天天趋于消沉、绝望。”
　　1955年春天，一次晚饭之后，葛世明把孩子都召集在身边，要自己的奶妈（孩子们称她为阿婆）也坐下。给孩子们讲了个“一根筷子轻轻被折断，十根筷子紧紧抱成团”的故事，再讲“阿婆是我们家的恩人，我是她带大的，你们也是她带大的，你们应该永远对她好”，最后又说，一个父亲临死前对孩子说，我在后院葡萄园埋了很多金银财宝，忘了在哪儿，我死后你们去挖。孩子们将葡萄园挖了一遍又一遍，什么也没发现。到秋天葡萄结得特别大，孩子悟出来了：金银财宝就是勤劳。那年文贯中上小学一年级，觉得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但并未意识到这是母亲的留临终遗言。就在这天半夜，葛世明将厨房里所有门窗缝都用布条堵上，厨房到厕所的排气管也被碎布严严实实地堵死，然后打开煤气自杀身亡。之后，劳动人民出身的阿婆，不离不弃、含辛茹苦的带大了文强和葛世明的三个儿子。
　　与世隔绝的文强，并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他的信息来源只是《人民日报》和狱管员的介绍，被灌输的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的观念，偶尔把他们组织出来参观，也是让他们参观诸如南京长江大桥、上海万吨水压机之类的建设成就，以证明“国民党做不到的，共产党做到了”，根本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因此，文强不知道大饥荒，不知道“文革”的荒诞与恐怖，期间，监狱搬了一次家，功德林监狱变成了我们更加耳熟能详的“秦城监狱”。唯一让他感觉到外边有变的是，战犯们被取消了单间待遇，腾出原来的单间来关押新揪出来的共产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看来国民党已经不是主要敌人了，因为仅仅一墙之隔，晚上传来的拷打声、喝斥声、受审者的嚎叫声，以及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和“我是革命的”这样的表白声，不绝于耳，非常恐怖。其他战犯诧异共产党怎么打自己的人这么狠！文强却不惊讶，毕竟几十年前当中共党员时就经历过类似的残酷内斗，认为这在共产党内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当特赦他的时候，工作人员态度和气的跟他说，留在大陆我们欢迎，去台湾我们欢送，到世界任何地方定居都可以，如果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助创造条件。文强毫不犹豫的选择的留在大陆，他对国民党的认识，停留在逃台之前那个腐败严重的刮民党，对共产党的认识来自《人民日报》中那个伟光正，傻子才会选择去台湾。老人在其94岁高龄口述自传时，表示对这样的选择并不后悔。他是真心的拥戴当年淮海战场上的对手、后来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作为一个世纪老人，他认为，俄国搞乌托邦把自己搞垮了，中国如果不受俄国的影响，可能共产党还搞得好一些。后来中国共产党从俄国的乌托邦之下解放出来，有了自己的新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没有邓小平的基础，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一切，甚至表示自己要写本书，叫“邓小平主义”，可是??事件，使他讴歌邓小平的热情消失了。
　　1985年，文强获准去美国探望老朋友老部下，当时两岸已经开始有了走动，但直接的互访没有，各种沟通通常是在美国进行。大陆和台湾方面对文强访美都非常积极，大陆方面表示，文老你去的费用都由我们来程度，美国方面负责接待的是台湾的国大代表，文强的老部下蒋志云，蒋志云表示，长官你在美国的费用不用担心，你什么都不用管。文强在美国三个月，见了很多老朋友。最让他兴奋的是在蒋志云这里，得到了一张24寸的大照片，是自己40岁那年，晋升中将时的戎装照，英姿飒爽。文强虽然不好意思告诉人家自己当年的照片早就被自己的妻子销毁了，可看来人家已经知道了。最让文强意外的是，蒋志云告诉他，你在台湾还有百万美金存款，希望你去台湾领走，文强听的云里雾里，我从来没去过台湾，怎么会有这么一大笔存款，蒋志云告诉他蒋志云说：“你是国民党中将，每月固定工资400美金，每月还有1200美金特别费，一个月就是1600美金，到现在三十多年了，积累下来差不多有100万美金了。你知道吗？台湾方面认为你是在职，你在大陆坐牢，应该给你钱。”国民党这方面做的真不错，起码让文强感觉为了他们坐牢还是值得的。可是，在不胜感激之余，文强还是决绝的拒绝领取这笔巨款，一是觉得自己拿了国民党这笔钱，回去和邓小平，邓大姐（邓颖超）不好交代，人家二人对自己真的不错。再说，自己一个败军之将，怎么有脸跑台湾去拿这笔钱呢。不拿这笔钱，不论对中共，还是国民党，自己都能保持一个高大的形象，拿了这笔钱，就对国共两党都对不住，与其弄得两头不是人，还不如自己清高一把呢。
　　之前我写了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人方志敏、刘畴西、瞿秋白，这会儿，又写了共产党监狱中的国民党人文强、黄维、陈璧君，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抛开他们所坚持的信仰、主义不谈，他们的勇敢与坚贞，难道不值得我们钦佩吗？而文强是他们中唯一一个国民党和共产党监狱都坐过的人，而他在两个监狱都表现出了宁折不弯的军人气节，不辱乃祖之风。

宝宝寒

　　第六十七章
　　1952年10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时，征求斯大林的意见，说《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能否先临时下去，至多做些补充和修改，等到社会主义改造完了，咱再制定宪法，制定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斯大林说那哪行呢，共和国连个宪法都没有，敌对势力还不趁机说三道四啊。
　　毛泽东他们一听，斯大林同志说的有理啊，为了堵住敌对势力的嘴，咱也得尽快制定正式宪法。于是毛泽东挑头，率领着朱德、宋庆龄等32人，组成了个宪法起草委员会，周恩来另外带领23人，组成了选举法起草委员会，认认真真的为中国的法治铺轨。
　　为什么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要和选举法同时开始起草呢？这是因为，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人民享有立法权，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也就是说，得先有人民代表，才能组成人大去审议法律。所以，宪法制定的前提，必须组织人民选举人民代表。
　　《选举法》很快制定完了，中心内容就是选举的普遍性和平等性，士农工商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不管你是谁，一人只一票，然后按照人口比例确定代表名额，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稍微照顾一下，保证各阶层各民族都有自己一定数量的代表。在人大没有之前，1953年2月11日，先由中央人民政府审议通过并颁布实施。老百姓上一次参与选举，得追溯到宋教仁时代了，实在太过久远，况且那一次的代表性并不强，并非群众广泛参与，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对于选举还是十分陌生，加上大部分人还是文盲半文盲，他们只知道改朝换代，哪里知道民主为何物啊。但这难不倒共产党人啊，投票选举你不清楚，举手表决总会吧，咱就举手表决，你看谁顺眼就选谁不完了。第一级文盲多，第二级就少点了吧，等选到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不光大都识文断字而且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了。
　　第一次人代会选举确实十分粗糙，人大代表们有没有参政的欲望和能力，以及他们所持的立场观点，选民们并不怎么关心，组织选举的干部们也不怎么关心，大家认认真真的走着过场，但这毕竟是向民主迈出的坚实一步，路走对了，走不快可以走慢点，走不动可以爬，总会一天天靠近目标。你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顾左右而言他的找出各种理由，最终证明趴在原地喊口号是最稳定的姿态，再经过一帮吹鼓手旁征博引声泪俱下的论证，新的理论就此诞生了，顶个球啊？这不，嘁哩喀喳1226位全国人大代表诞生了，其中中共党员只有668人，占54.48%，剩下的都是其他党派或无党派人士，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人大在京开幕。
　　这次选举的候选人和当选人数量相等，由党团组织或由党团控制的农会、妇女会来提名候选人，先保证了候选人是党信任的人，再保证这些党信任的人可以顺利当选，这种制度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等额选举，其实就是脱裤子放屁，意在用放屁这件人之常情的事情，掩盖脱裤子的不雅。这样完美的制度设计，人代会想不团结不胜利都难，后来刘少奇蚍蜉撼树，想改成差额选举，只有自决于人民了，此是后话，暂且不表。先说毛泽东轻松全票当选了国家主席，朱德也不遑多让，全票当选副主席，相比于第一届政协选举的六个副主席，这次大幅度缩水，上届的非共副主席宋庆龄、张澜、李济深这次连候选人资格都没有了，刘少奇成了全国人大委员长，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周恩来任总理，只几年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多党联合政府顺利过渡到中共一党执政。
　　人大代表中工农比例极大，大家见到毛主席就激动的不行，什么参政议政啊，听毛主席的话不就完了。这次全国人大代表中有一个来自山西的小姑娘，叫申纪兰，此时她还不过是普通农民代表中的一个，投票对于她与其说是权利，不如说是荣誉，所以她毫不犹豫的投赞成票，因为既然是党说的那肯定是对的，既然是对的，投赞成票还能有什么错吗？头脑如此简单，不得到信任天理难容，于是一直到2012年，中央政策左了右的天翻地覆的变了好几个来回，申纪兰依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一届都不拉，一如既往的投赞成票，有人说她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活化石，我看恰如其分。几十年过去，第一届人大代表们大都淹没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而以铁杵磨成针的恒心，坚持在人大代表位置上什么正经事也不做的申奶奶，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宝宝寒

　　什么都共产党说了算，那其他党派干什么去了呢？这些党经过合并解散等工作，还剩八个，然后纷纷修改党章，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怎么会这样呢？当初开政协会议的时候，不是这种情况啊，其实这也好理解，这么些个党加一块儿，总共也才一万一千多人，其中民建、民革、民盟、农工四个党派党员超过一千六百人，其余几个党派只有一二百人，这玩意儿请你参加政协是给你面子，说白了，会议需要你们站脚助威、滥竽充数，别管你背后代表着几个党员，起码是一个党，但你们千万别把自己真当根葱，因为你们充其量只能代表那一万多人，实在不值一提，本就实力不济吧，还混入了一部分中共党员，那不认中共当老大，有更好的选择吗？中共也就不客气的给他们分了工，民革你就以原国民党员及在职的旧公务人员的中上层为主；民盟呢，以文教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民建以工商业资本家及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为主；民进以中小学教师和文化出版界人士为主；农工党以公职人员和医务工作者为主；致公党是归国侨胞及与华侨有联系的人士；九三学社以科学技术界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台盟以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同胞为主。这么一界定，足以保证各个党派不光现在人数少，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多了。这么折腾完，周恩来说话了，你们得扩招，这几个人哪行啊，毛泽东也亲自过问，在中共的帮助下，到1953年，民主党派总人数长了三倍，变三万二了，这些人怎么扩进来的不是很清楚，但对中共的向心力反正是更强了。

　　既然共产党说什么你就听什么，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那干脆解散算了，留这八个普通百姓记都记不住的名字，瞎耽误功夫干什么呢？历史告诉我们，做婊子是需要勇气的，我想那会儿人们脸皮薄，加上刚夺取政权，底气不足，不太好意思明目张胆的喊“我是流氓我怕谁”，这点上我特佩服朝鲜金日成家族，敢作敢当，做什么事都理直气壮，你们探测不到，就说我们卫星发射失败了，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我们卫星就是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切，我们只骗外国人，从不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