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尚未凝固的国家历史（系列连载）----金满楼

宝宝寒

十六、唐绍仪南京组阁
　　
　　就在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一天，在孙中山的坚持下，南京临时政府也公布了由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因为袁世凯即将就任临时大总统，因而南京的参议员们也紧赶慢赶，终于在老袁就任之前将条文拟定。
　　
　　前面说到，孙中山为了防止袁世凯独裁专制甚至走上帝制的回头路，特意设立了三道紧箍咒，可惜前两道都已经失效，如今剩下的最后一道，这便是《临时约法》了。《临时约法》是宪法性文件，清廷在前两年也搞过一个类似的东西叫《钦定宪法大纲》，后来在革命风潮吃紧的时候还弄了一个《十九信条》，但终究未能挽救王朝覆灭的命运。当然，清廷搞的君主立宪式的宪法文件，与《临时约法》不可同日而语。
　　
　　《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共和的宪法性文件，它在第二条明明白白的写着：“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在整个第二章，规定的全部是人民的权利，很有时代的特色，比清廷那个山呼万岁、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大纲》要进步许多。
　　
　　当然，以上说的都是些虚的，《临时约法》中最具杀伤力的其实是关于大总统的权力限制问题。本来呢，在南京临时政府的组织问题上，章太炎、宋教仁等人是提倡责任内阁制，以限制总统的权力，但他们的主张遭到了孙中山的强烈反对。孙中山认为，责任内阁制只适合于和平时期，但现在是革命的非常时期，革命党人怎么能够对自己信任的领袖设立防范的法律制度呢？孙中山还说，我不会听从这样的意见，高高在上，变成一个废物，误了革命的大计。所以，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南京临时政府采用的是总统制。
　　
　　说到这个内阁制和总统制，其实都是欧美国家的舶来品，这里稍做简介。西方国家民主革命之发源，最初是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其中经过了数次反复，最终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将国王变成了议会的傀儡。换句话说，英国的国王虽是国家元首，但只是国家的象征，并不掌握实际权力，权力则主要掌握在议会手中。因此，英国是民主国家却非共和国家，因为他们的元首是继承而非选举产生的。但是，国王不掌握权力也导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议会只具有立法权而不具备行政权。在多年的政治运作中，英国最终形成了政党政治，哪个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就由谁来组织政府，也就通常说的“组阁”，这也就是历史上最初的责任内阁制，首相和全体阁员对议会负责。
　　
　　在英国革命一百多年后，美洲大陆的英属殖民地也闹起了革命，结果美国独立，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国家。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美国倒是毫无专制历史的包袱，由此产生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也是因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所赐。美国的国会和英国的议会类似，但在行政权上，美国人却独辟蹊径，那就是将国家元首和行政权合二为一，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总统制了。美国的总统并非由国会选举产生，而是由各政党推选候选人进行竞选，获胜者组织新一届政府，与国会并无瓜葛。由此可以看出，在行政权力上，总统制比责任内阁制要宽松许多。
　　
　　民主革命搞得最激烈的法国，却将英美两国的特征加以调和并形成了另外一种独特的体制，那就是法国既有总统，又有内阁总理。法国之所以有总统，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国家元首，而之所以要设立内阁总理并总揽行政大权，就是为了防止总统擅权。结果，法国的总统反成为了一个摆设，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这里的讨论只限于二战前，二战后法国的政体又有了新变化，总统的权力增大不少）。
　　
　　以上三种都是民主政体，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中，还有一种打着民主旗号的特殊政体，这便是德国和日本的伪君主立宪制（这也是指二战前）。之所以说德国和日本的政体是伪君主立宪，因为它们虽然在形式上和英国类似，但君主的权力却和传统专制国家没有什么两样，所谓的议会、内阁，都只是君主的襄助机构，正如宪法第一条的规定，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
　　
　　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清廷的本意是想学德国和日本的模式来糊弄一下老百姓，但结果却是“假立宪引发真革命”，因为民主这东西仿佛孽种，一旦孳生便会自行生长，当权者要是让民众尝到了民主的滋味，那立宪的进程就不会按当局所设计的发展，清朝的覆灭其实就是证明了这个道理。最后，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全国各地群起相应，这时清廷匆忙间制定《十九信条》，想学英国搞君主立宪的真民主，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不管是真君主立宪还是假君主立宪，在中国都行不通，因为革命党第一个要求便是要共和，不要皇帝，更不能要一个满人皇帝，因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对立宪制基本不予考虑。但是，中国毕竟是个有着上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如何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民主政体也的确是个难题。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便在责任内阁制和总统制之间来回摇摆，最终在孙中山的坚持下采取了美国的总统制。
　　
　　随着清帝的退位，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又犯愁了：这袁世凯是个旧体制下的旧官僚，对民主共和制度可谓是一无所知，如果按照总统制来运作的话，弄不好就会权力失控，搞出个新的皇帝来。于是，孙中山在和革命同志们精心商议过后，又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总统制改成了《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这时的大总统名义上虽然好听，但他的权力却受到内阁总理特别是参议院的严格限制，这显然是南京革命党人为防范袁世凯而特意量身定做的。
　　
　　《民国往事》：连载三十一

宝宝寒

对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袁世凯也并不在意，只要他先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取得合法地位，南京方面发来的文件一切都好说，他都一概同意。毕竟，现在那边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临时的，到时候老袁真干上了总统，到时凡事都要一切重来的。要知道，翻云覆雨，一手遮天，那可是袁世凯的强项。

《临时约法》颁布后的第三天，袁世凯便按照约法第43条，向南京临时参议院举荐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并组织新内阁。本来呢，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南京的革命党是很想拿下总理这个职位的，但当时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在民国初建时遇到颇多的挫折（主要是经费、派系等问题，后叙），因而在政治上也渐趋消极，他们无意去竞争国务总理这个职位。袁世凯提名唐绍仪做内阁总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唐绍仪早年在美国接受教育，外加上他又是广东人，因此比较容易被南方革命党人接受。3月11日，临时参议院的会议上，袁世凯的提议顺利通过。

说起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却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生于1862年（同治辛酉年，也就是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上台的那年），与孙中山是地道的老乡。唐绍仪的父亲在上海经营茶叶的买办，其族叔唐廷枢做过上海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总办，唐家算得上是一个熟悉洋务、思想开通的家族。

在很小的时候，唐绍仪便在上海读书，接受新学知识。1874年，年仅12岁的唐绍仪作为清廷第三批官派留学的幼童前往美国，由此在美国念完中学并进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前面提到的蔡廷干也是香山人，是第二批留美幼童）。可惜的是，由于国内顽固派们的阻扰和责难，这些留美学生在未完成学业的情况下便被全部召回。唐绍仪在美国呆了7年多，回国的时候只有19岁。

由于学业未成，李鸿章觉得这批半拉子“海归”闲置可惜，于是便将这批人分别送到天津的各洋务学堂回炉再造，譬如蔡廷干被送到天津水师学堂，后来进了北洋舰队；唐绍仪也得以继续深造，并于1885年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袁世凯在担任清廷驻朝鲜通商代表的时候，唐绍仪被派往朝鲜协办税务，由此与袁世凯结下不解之缘，并一直追随袁世凯，成为袁总统的老部下。

在袁世凯的帮助下，唐绍仪在仕途上也是一帆风顺，他先后做过外务部侍郎、奉天巡抚和邮传部尚书。1908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踢下台后，唐绍仪作为袁世凯集团的重要成员，也就自觉的辞职赋闲，直到袁世凯再度出山。在同南方革命党的谈判中，唐绍仪一直担任南北议和的总代表，足见袁世凯对他的信任。

万事开头难，首任总理不好当。3月25日，唐绍仪到达南京，开始组阁工作。由于民国刚刚建立，派系林立，南北冲突，因此唐绍仪首先要做的是调和各派系矛盾，在权力分配上达到平衡。为此，唐绍仪提出将南京临时政府的九部分为十三部，除了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七部外照旧外，将实业部分为工业、商业和农林三部，另将商业部拆分为交通和邮电两部。

唐绍仪分拆各部的目的，无外乎可以多安排几个部长，调和些人事安排上的矛盾。可惜的是，唐绍仪的提议很快遭到临时参议院的反对，参议员们最后只同意将实业部分为工商和农林两部，邮电仍属交通部，不必分离。因此，南京临时政府便由最初的九部变成十部。

在内阁各部总长的人选问题上，唐绍仪也颇为思量。首先是陆军总长的位置问题，非常棘手。按南方革命党人的想法，黄兴既然不做内阁总理，那他作为南方军界的领袖，就应该担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但陆军总长这么重要的职位，袁世凯岂能让革命党人染指？袁世凯的意中人乃是他的心腹大将段祺瑞，他声称：“如果段不能担任陆军总长一职，他就辞去大总统一职”。南方革命党人听后群情激奋，反非要争这个职位不可。

在这种情况下，黄兴顾全大局，自甘退让。在3月28日的南方军界会议上，黄兴公开声明自己不接受陆军总长的职位，并恳求大家不要再争。说到动情处，黄兴竟然声泪俱下，终于使这场风波平息。黄兴一生淡泊名利，其座右铭是“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功成亦不居”，可谓是革命党人中的道德楷模，结结实实的一个厚道人。

3月29日，唐绍仪向临时参议院提交了首届内阁的各部总长候选人名单：外交总长陆征祥、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财政总长熊希龄、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交通总长梁如浩。

从名单上来看，外交总长陆征祥是无党派人士，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外交好手；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和交通总长梁如浩是袁世凯的人马；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和工商总长陈其美是南方革命党的同志，南北双方可谓是平分秋色。

在随后的投票中，除了交通总长梁如浩因票数未过半而被被否决外，其他人选都得到顺利通过。由于交通总长人选被否决，唐绍仪随后又提名汤寿潜为总长人选，但再次被临时参议院否决，最终由唐绍仪自兼交通总长一职。

3月30日，袁世凯根据临时参议院的议决结果发布任命，由唐绍仪组织的民国首任内阁宣告成立。有意思的是，在南北议和和南京组阁过程中，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党人颇多交往，双方倒很有共同语言，似乎其早年的共和、民主观念被再度唤醒。在内阁成立的当晚，唐绍仪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欣然加入了同盟会。因此，唐绍仪的这届内阁也有人称之为“同盟会内阁”。

按唐绍仪的本意，他可能是想借此调和南北矛盾，以顺利的开展内阁的工作；但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和革命党人走得太近了，已经有离心的倾向。由此，唐绍仪也与袁世凯埋下了不和的祸根。

《民国往事》：连载三十二

宝宝寒

十七、新内阁危机重重

1912年4月1日，在唐绍仪内阁成立后，孙中山按照约定向临时参议院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在解职前，孙中山在临时参议院发表演说，他颇为感慨的说：“本总统受职以后，没有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便建立了如此大的事业。这三月以来，南北统一，战事告终，中华民国完整无缺，真乃是国民幸甚、国家幸甚！”

事实上，孙中山的话颇为言不由衷，按他的本意应是直接扫荡北方，一统民国，但由于财政、军权等各种原因，最终还是以妥协而告终。尽管当时的国人都在为战争的和平解决而欢呼、为共和的胜利和国家的统一而感到兴高采烈，但民国的起步从一开始便显得不是那么的顺利。

危机首先在内阁中爆发。在唐绍仪组建内阁后，部分内阁成员对职位安排并不满意，他们纷纷向唐绍仪提出辞职。譬如农林总长宋教仁，这位3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他认为当前有着更重要的事情要办，这小小的农林总长，完全满足不了他的雄心（他要自己组阁！）。因此，宋教仁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辞职，弄得唐绍仪非常难堪。

内阁中的另一位同盟会员陈其美，他认为给他的工商总长职位不过是调虎离山，因此他根本就没有去北京上任，只是委托了王正廷作为次长前往北京代替他处理事务。财政总长熊希龄本是介于袁世凯势力和南方革命党之间的统一党成员（原为清末立宪派），他鉴于当时的财政问题极其困难，加上内阁中派系复杂，因此也打起来退堂鼓，再三向唐绍仪请辞。

按约定，南方的国务员们在组阁之后应当即时前往北京就任，但在这种情况下，唐绍仪在发布内阁任命后只能一直滞留南京，百般劝说宋教仁等人，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早日北上。眼看首届内阁难产，袁世凯也非常着急，他通过电报不断地对各方进行疏通，以求事态得以圆满解决。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还是南北双方的互不信任。由于南方革命党和袁世凯的北洋军曾经交战过，加上不久前北京又发生兵变，因此南方革命党担心北上会有危险，主张派兵护送国务员北上。这种做法，显然是将南北矛盾提前激化。

这时，身在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站了出来，他一封接着一封地给南京发电报，劝告国务员们尽快北上。在电报里，黎元洪几乎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劝说道：“民国初建，国本未定，民心动摇。即使大家群策群力，尚难图存，何况各部虚悬？各位要是以灭种为旁观，以覆邦为快事，那我黎元洪宁愿垂手待毙，也无怨言！如果各位还看得起我，还请大家按照约定尽早就职，在北京的总长可以先行筹办，在南京的总长还望轻车简从，迅速启行！如果各位北上招致危险，请杀我黎元洪以谢天下！要是各位拥兵自重，以致祸端，那也当罪诸位以谢天下！要是五日之内各位还在延宕观望，那国民必认为诸位是有意弃我民国，如何得了？”

在舆论的压力下，南京的国务员们也只好勉为其难的前往北京就职。4月15日，蔡元培、宋教仁及其部分参议员随同唐绍仪一起赴京。由于当时津浦路尚未通车，一行人首先从上海坐轮船到天津，然后由天津转乘火车进京。

4月20日，唐绍仪和南京的国务员、参议员们抵达北京，袁世凯照例布置了一个极为隆重的欢迎仪式，车站前彩旗招展，军乐齐鸣，面子功夫做得很足。当天，新任内务总长赵秉钧与总统府代表及北京各界人士都前往车站迎接，南北双方代表纷纷握手寒暄，仿佛已经抛弃前嫌，如同一家人一般。

次日，由唐绍仪组阁的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办公地点就设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前清陆军部公署内）。在各方的努力下，唐绍仪内阁的大部分成员都出席了当天的成立大会，只有工商总长陈其美和财政总长熊希龄未能就职，职位暂由他人代理。

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也宣布休会，并随之北迁。由于之前的参议员都是各省都督选派的，因此在南北统一后，各界代表都纷纷要求在“民主共和”原则下进行改选。随后，各省都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将原咨议局改成了省议会，并由省议会选出新的参议员。在新的参议院中，同盟会虽然仍旧是第一大党，但已经不占据绝对多数了。

4月29日，新的参议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开院仪式，国务总理唐绍仪和各部总长及中外各界人士纷纷出席观礼，连袁总统也亲自前来祝贺并发表演说。不过，在是袁世凯第一次到参议院，也是唯一的一次。说句实话，议会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什么样的权力和地位，恐怕袁世凯当时也不甚了了。在潜意识里，他可能还是将参议院看成是前清的资政院---不过是起个咨询襄助的作用罢了。

由于参议员经过改选，临时参议院随后又对议长进行了重新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共和党与统一共和党进行了合作，使得同盟会的议长候选人落选，结果前奉天咨议局长吴景濂（统一共和党）和原湖北咨议局长汤化龙分别当选为正副议长。由此，同盟会的势力在新的临时参议院中被进一步削弱。

不管怎么说，到1912年四月底，距清帝退位才两个多月（离武昌起义也不过半年），民国已经初具规模，参议院、内阁、大总统都已确定，虽然它们前面都还挂着“临时”二字。

《民国往事》：连载三十三

宝宝寒

尽管有各种矛盾和冲突，但在南北双方的协调与合作下，民国初步的政治构架总算是搭了起来。这种民主尝试，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毫无先例，而中间不过短短的两三个月，其速度不可谓不快，其成绩不可谓不大。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叫“欲速则不达”，这民国元年的气象看起来虽说是姹紫嫣红，颇有欣欣向荣之势，但其内部隐藏的各种汹涌潜流也绝不容小视。

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也是前面所提到的《临时约法》关于总统与总理的权限划分问题。按《临时约法》的规定，临时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过国务总理副署方能生效，这等于在制度上限制了袁世凯的权力扩张，而这也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最开始的初衷。可惜的是，中国的问题往往在于，设想看起来虽然很美，但在现实中却是行不通的。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国家，陡然从原来的威权体系转换到一个全新的共和民主体制，其中的障碍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克服，甚至非数十年不能完成这个转换过程。正如梁启超所言，即使清帝退位，当时最适合中国的仍旧是开明专制，话虽然不好听，却未必没有道理（就怕开明专制也不可得，百姓就要遭殃了）。

譬如袁总统和唐总理的关系，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唐绍仪便一直追随袁世凯，其僚属身份保持了近三十年，忽然有一天，袁世凯发布命令还需要唐绍仪来副署，非经唐总理的签署不能生效，这叫袁世凯如何接受得了？再者，以唐绍仪的身份地位和能力才干，如果没有袁世凯的支持，他岂能掌控当时如此复杂的局势？倘若唐绍仪从属于袁世凯，局面可能会好一点，但《临时约法》中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度想用总理去钳制大总统，特别是中外所看好的袁世凯，那就是书生之见甚至是出于私心了。事实上，在清帝退位后，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袁世凯，孙中山不能，黄兴不能，其他人就更不能了。假如袁世凯那次真的被刺死，那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提前上演，应是定局。

可惜的是，唐绍仪虽然追随袁世凯近三十年，但他的骨子里却还是个书生。在清帝退位前，唐绍仪受命前去南北谈判时，他登上南下的火车后便剪去了脑后的长鞭，貌似利于谈判，实则是已与清廷决裂。在南北谈判和南京组阁过程中，唐绍仪与南方的革命党相处甚欢，这就不得不引起袁世凯的怀疑与猜忌了。按袁世凯最初的想法，他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最初可能是希望唐绍仪作为自己的副手帮助处理政务，而如今唐绍仪与革命党过往甚密，那就未免有借南边的势力与自己对抗之嫌了。

事实上，唐绍仪虽然与革命党关系密切，但实际上仍是袁派中人，不过是因为责任内阁起见，为政见而屡屡与袁世凯相争。可问题是，袁世凯是旧派人物，哪里懂得什么总统、总理、责任内阁相互牵制的道理？在他看来，唐绍仪实在是小人得志，无礼至极，难以忍受。

就连总统府的人，每次见了唐总理前来商讨政事，都私下里愤愤不平的说：“今日唐总理，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么？”下人的观念尚且如此，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他的角色如何转换得过来？现实毕竟是现实，不能用想象来代替。

有一次，唐总理因为某事与袁总统起了争执，老袁听得不耐烦了，勃然作色道：“少川，我现在已经老朽了（其实袁世凯就比唐绍仪大一岁），你来做这个总统，可好么？”唐总理骤然听得这么一句，当场就被吓得冷汗直流----这多年的僚属在官长面前，终究是硬气不起来。

由于与唐绍仪之间的抵牾过多，袁世凯干脆就撇开这个国务总理，直接指挥赵秉钧、段祺瑞等人。有了袁世凯的撑腰，原本就对袁世凯言听计从的赵、段等人更是不把这新官上任的唐绍仪放在眼里。弄到最后，赵秉钧这些人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如此一来，唐绍仪这个总理怎么做得下去？

譬如内阁各部人员的安排问题上，唐绍仪主张南北兼顾，但袁世凯直接命令各部仍按之前的委任，只做微调而已。在陆军部，总长段祺瑞先是推荐自己的心腹俆树铮为次长，但由于南方革命党人的不满，唐绍仪改任了原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蒋作宾为新陆军次长，并委托蒋物色几个司长、部员人选随同入京，但还没有等到蒋作宾进京，段祺瑞已经安排了五个司长，以至于蒋作宾带来的人根本没有位子可以安置，结果引起了一场大风波，最后唐绍仪只得用增加司长职位的办法来摆平这事。

至于其他部的人员安排，情况也大抵如此。当时的内阁明显分为两派，袁世凯的势力与南方革命党明争暗斗得不亦乐乎，而唐绍仪本是袁派中人，立场却又接近南方革命党，当时被夹在中间又无法调和双方的矛盾，实在是苦不堪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之内阁，乃背包内阁，多任总理一日，即多负罪一日！”

《民国往事》：连载三十四

宝宝寒

十八、唐绍仪负气出走

人员安排还是小事情，当时最困扰新内阁的是财政问题。中国的古话说得好，“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没有钱，再美好的蓝图，你说得天花乱坠、天女散花、哪怕是说破了喉咙，那也是白搭，最终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中国人的问题往往在于，他们不喜欢在台面上谈钱，似乎谈这个东西很俗气，但其实不然，比如辛亥革命，光有革命精神完全不顶用，非得要有钱才能继续革命---所以革命失败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为新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同样遇到没钱这个问题，而他当时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去搞钱了。也许有人会问，堂堂一个中华民国，怎么会没钱呢？岂不荒唐！但现实是残酷的，当时的情况是的确没钱、真的没钱---要是有钱，袁世凯岂能善罢甘休、革命党又岂会妥协退让？要知道，被专制思想熏陶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在权力斗争上向来就爱走极端，胜王败寇，你死我活，从来也不懂得什么叫有风度的对抗，而辛亥革命达成清帝退位、实现共和这种皆大欢喜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回到钱的问题上来。清朝在入关初期的财政收入大概有一千多万两，到康熙朝时发展到三千万两，雍正朝则接近四五千万两，尽管在一些灾年里会有各种赈灾和减免田粮的举措，但到乾隆朝的顶峰时仍积累了超过八千万两的库银（峰值在乾隆四十二年，此后仍旧维持在库存六七千万两的规模），这也是在工业化时代之前国库积累的最高水平。可惜的是，到了嘉庆、道光年后，清王朝盛极而衰，每况愈下，到太平天国时期财政更是几近崩溃。

太平天国后的晚清财政收入主要有四项，即田赋正税、盐税、厘金和海关关税。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光绪年间，一般都有七、八千万两的财政收入，刨去开支每年还能剩下个四五百万两银子，但甲午战败后一下就赔掉两亿三千万两，基本把老底掏空，还得借债（这场战事加上军费支出和借债付出的利息，总亏损不下三亿五千万两，相当于清廷四年的财政收入，这还不算日军在中国破坏掠夺的财物损失及被割占的领土）。等到庚子年，那些颟顸无知的亲贵们一通胡搞，结果导致八国联军侵华，在随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国民每人赔款一两银子，共计四点五亿两。为了支付这笔赔款，清廷又举借了沉重的外债，这利滚利的得赔出近十个亿（由于清廷向西方国家支付了大量的白银，导致1902-1903年的世界银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

庚子年后，慈禧太后为挽救即将崩溃的王朝而决定实行新政，但办事就得花钱，搞新政譬如练兵、教育、警政、宪政、实业等，外加沉重的赔款，哪个地方不需要大把大把的银子？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清廷居然能够通过增加新税、扩充旧税、发行公债、兴办银行等办法，使得每年的财政收入以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长，1903年清廷财政收入创纪录的超过一个亿，而到1910年，财政收入已经接近三亿两。

但是，由于新政所需费用极大，譬如编练和维持新军每年就需要五千万两以上。由此，清廷的财政收入虽然每年都在增长（但国民的税负程度也是有限的，再加税可就要造反了！），但其亏空也是十分惊人的（譬如1903年亏空即达三千万两），最后是东挪西借、寅吃卯粮，但仍旧无法摆脱破产的边缘。

财政上的困窘并不会因为建立了民国而有所改善，相反，由于朝代更替，原本应缴纳的税收大都没有正常收取（即使收取了，各级地方也不解送给中央）。因此，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唐绍仪的北京内阁，其实都是一贫如洗的穷光蛋，只恨自己不能生出钱来。

当时还有个救急的办法，那就是向洋大人们借款。那有人要问，洋大人们为什么要发善心，借给中国钱呢？道理很简单，各位想，西方列强搞了上百年的资本主义，财富积累丰厚，而资本的天性是逐利的，中国当时有接近五万万人，那该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哪怕从每个中国人身上赚到一两银子，那就有五亿的利润，简直是不得了的数字。再者，如果拿到中国的政府项目，譬如修建铁路或者直接借款，那利润是十分可观的。但是，要是中国一直混乱不堪的话，外国的资本也就赚不到钱了，因此他们需要一个人出来稳定局势，很显然，这个人就是袁世凯了。

《民国往事》：连载三十五

宝宝寒

事实上，孙中山在回国前，就曾经找过美国、英国、日本等列强商洽借款事宜，但洋大人们都是些精于算计的商人，他们并不相信孙中山具备控制局势的资质和能力，因而都对其借款要求加以婉拒，害得孙中山回国后在有记者问他带回了多少巨款时，只好以“革命精神”相搪塞。

革命精神固然是个好东西，但毕竟不能当饭吃，更不能生出钱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当时聚集在南京准备发动北伐的各路民军有二十多万人，可是临时政府没有钱给他们发军饷，这就非但不能北伐，反倒连吃饭都成问题。北洋军那边也好不到哪里去，隆裕太后的内孥都给袁世凯连逼带骗的给弄了出来，可见当时财政之窘状。

洋大人们之所以乐意借给中国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借款乃一本万利的好生意。拿庚子赔款来说，《辛丑条约》中规定不过四点五亿两，但清廷为了支付这笔赔款，却落下了近十个亿的债务，这利滚利的，可都是洋大人的巨额利润啊。当然，有人会说，万一这清廷破产或者倒台后，难道洋人就不担心他们的债务无人负责么？这种情况的确是偶有发生，但一般来说，新政府大都会承认之前的外债继续有效，何况当时洋人一般都会以盐税、海关税等做抵押呢。

由此，等到袁世凯当上了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洋大人们便组成了一个四国银行团（即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及美国银行），他们主动找上门来，表示可以借给巨款（利息当然不是小数字），但要求给予他们优先权。袁世凯正愁没钱办事，这送上门来的岂有拒绝之理，于是便欣然同意，并要求四国银行团先垫付四十万英镑。四国银行团财大气粗，四十万英镑当然不在话下，次日便予以交付。

随后，袁世凯又指示唐绍仪继续与四国银行团商谈善后大借款的事宜。唐总理在同四国银行团的谈判中，心情很不愉快，因为洋大人们不仅条件苛刻，而且还动辄要安插人手进行财务监督、要求抵押担保等，于是他转头一想，便用起了当年老领导李鸿章“以夷制夷”那套招数，并暗中找了比利时银行借得一百万英镑的垫款。

有了这笔借款，唐绍仪这才信心满满的前往南京组阁，在武昌、南京和上海花掉数百万两银子后方才欣然返京。但还没有等到他向袁总统报功，四国公使却发来一个照会，抗议唐总理无视四国银行团的优先权，擅自向他家借得巨款云云。

袁世凯见此照会，也知道自己理亏在先，只得推说不知此事，将责任推到唐总理的身上。唐总理正要辩解，袁总统却教了他一个方法，让美国公使从中斡旋调停，届时退掉比利时银行的借款而只从四国银行团告贷。四国银行团本都是些见利忘义的商人，见唐绍仪答应退掉比款，便也不再追究，双方继续进行善后大借款的谈判。比利时银行人微言轻，总归是干不过四国银行团，只好忍气吞声的将本金和利息索回了事。

在同四国银行团随后的谈判中，唐绍仪按袁总统的指示，要求借七千五百万两的巨款，比之前提出的数额多出数倍。四国银行团的洋大人也很是吃了一惊，问唐总理借款将作何用途，唐总理未经思考便随口答道：“无非是遣散军队等用处”。洋大人接口问道：“遣散军队到底要多少款项？”唐总理一时也没有具体测算，只说至少要三千万两。洋大人听后便露出一副很不信任的样子，称借款可以，但必须要派人监督借款用途，不然就不肯出借。唐绍仪听后方知事态重大----那四川的保路运动不就是因为大借款引起？

正当借款谈判陷入困境时，内阁的财政总长熊希龄正好来到北京上任，唐绍仪也就趁势将这个借款重担推给了熊财长。熊希龄，字秉三，原是湖南凤凰厅（今凤凰县）人，人称“熊凤凰”，其人从小就天资聪慧，十四岁中了秀才，十八岁中举人，十九岁顺利的通过会试，正等着参加殿试一举登科之时，却被考官挑剔说书法不合殿试要求（想必是考官嫉妒其少年英才），给打回去练习书法。一直等到1894年，二十五岁的熊希龄才点了进士、进了翰林院。熊希龄虽然是科举中人，却思想新潮，赞成维新。在戊戌变法期间，熊希龄被湖南巡抚陈宝箴任命为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新官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邀请梁启超来担任中文总教习。好在戊戌政变的时候，熊希龄正好因病在乡，这才逃过一场劫难。

1905年，清廷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熊希龄也作为随员一同出发，在考察结束后，编写考察报告的事情便落在了熊希龄的身上。据称，五大臣的那份考察报告实际上出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和杨度之手，而熊希龄正好是朝廷大臣与梁、杨等人的中间桥梁。1909年，熊希龄奉命前往奉天省（今辽宁）整理地方财政税收等，一时脱颖而出，被誉为朝中的理财高手。在辛亥革命后，熊希龄因赞成共和，便辞官回到上海并参加了章太炎组织的统一党（后合并为共和党）。在被唐总理提名为内阁财政总长后，熊希龄开始加以婉谢，但后来也是盛情难却，只得答应就任。不过，他没有立即前往北京，而是先在南京帮黄兴解决民军的军饷问题，之后才赴北京。

《民国往事》：连载三十六

宝宝寒

在离开南京时，熊希龄也十分清楚南京那些民军缺乏军饷的窘装及其潜在的兵变危险，于是他上任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筹集一笔借款先给黄兴，用以裁撤部队。这位新上任的财政总长的确有几分本事，他不但善于理财，而且口才很好（这点却比唐总理强），硬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将整个借款计划、用途及其归还方式等说得是头头是道，洋大人们也听得心悦诚服，当即便答应先垫款三百万两，随后再议善后大借款的具体事宜。

等到熊希龄兴致勃勃的要将好消息告诉黄兴时，南京方面却发来一纸电文，称：“垫款章程不但要监督中国财政，还要监督我国军队，是可忍、孰不可忍？军队乃是国防之命脉，岂能容许外国人干涉到这种地步？熊财长难道忘记保路运动是怎么发生的吗？难道不知道埃及借债亡国的教训了吗？这二十年来，无数中华志士赴汤蹈火，不惜一死，方换得民国的今天，难道为了区区三百万的垫款就要将民国葬送？我们这些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会承认这亡国的借款条件，请熊财长务必取缔借款”云云。熊希龄被这么大义凛然的电报一吓，慌忙看这落款是谁，却见电报下角清清楚楚的写着“黄兴”及南京诸多民军将领的大名。

熊希龄这下被气得是脊梁后得几乎要冒出火来----我这么辛辛苦苦的去和洋人们周旋，好不容易借得三百万银子，图的啥？不就是为了给你黄兴解燃眉之急吗？这下好，你倒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难道你忘了当初在电报里又是如何急吼吼催款的吗？

一怒之下，熊希龄便将黄兴催款的电报公之于众，并将南京民军因为缺饷而可能哗变的危险及其自己的委曲求全添油加醋的叙述了一番。不仅如此，熊希龄还在电报中讽刺黄兴缺乏政治经验，不懂经济，说要是黄兴在位的话，非得将民国葬送不可。

革命元勋黄兴与新任财长熊希龄的电报战，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地的都督、议员、报纸等等，纷纷各抒己见，有指责熊希龄软弱外交的、有大骂财长卖国的，也有批评黄兴不顾大局的，不一而足。

在舆论声浪的喧嚣中，临时参议院也来干涉，一些议员要求唐绍仪及其阁员前往参议院说明情况。在会议上，年轻气盛的议员们对唐绍仪群起责问，他们不但追问比利时银行借款的用途，还指责唐总理失信于国民、见嫌于邻国，甚至有人大骂唐绍仪是“亡国总理”。唐绍仪哪里见过这般架势（这下知道民主的厉害了吧），竟至于在会场疲于应付，到后来干脆就失去反应，在那里呆若木鸡，一言不发。而熊希龄得知垫款一事已经泡汤之后，干脆就赌气不去部里上班，政务陷于停顿。

唐绍仪无端受了参议院的这番逼迫之后，也是气得无处发泄，当天晚上就向袁总统提请辞职。袁世凯虽然对唐绍仪不满，但他也不想让首任内阁这么快就垮台，只好温言挽留，劝唐绍仪稍安勿躁，姑且忍耐一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借款一事暂时搁下不提，直隶都督的人选问题又起波澜。原来，在辛亥革命后，各省都流行由本省人担任都督，如黎元洪督鄂、李烈钧督赣等，当时直隶一些议员如谷钟秀等人便提议由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王芝祥，直隶通县人，原为广西布政使并兼巡防营统领，在辛亥革命中反正参加革命，后来由于陆荣廷出任广西都督，王芝祥在广西立足不住，便率部前往南京准备参加北伐。可惜北伐未果，南方革命党便想让他出任直隶都督，以扩大革命党的势力。

各位想，直隶是北洋军的心腹地带，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因此，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的提议置之不理，而是任命了自己的心腹张锡銮出任直隶都督。唐绍仪在南京组阁期间，试图调和南北矛盾，当时也附和了南方革命党的要求，并向袁世凯提出由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袁世凯虽然心中不快，口头上却不作反对，只说让王芝祥先来北京。唐绍仪以为袁世凯已经同意任命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于是兴冲冲的给王芝祥发电报让他来京。

等王芝祥到了北京，唐绍仪请求袁世凯发布任命书的时候，袁世凯却拿出几份电报，却是直隶五路军界反对王芝祥就任都督的通电。唐绍仪看后极为气愤，说：“大总统前面已经答应，如何能失信于人？何况，军人干涉政治，恐怕非民国之福。”

袁世凯哼了一声，说：“之前那是你答应的，我何曾答应？王芝祥是革命党人，他要是来做直隶都督，岂不是引狼入室？”唐绍仪忿忿然道：“任命不任命那是内阁的职权，岂能因军人干涉就随意改变？再者，王芝祥已经到京，叫我这个内阁总理如何交代？”袁世凯掀须一笑，道：“这却不难，老夫自有办法”。

要说这民主社会，军人即当保持中立，不该干涉国内政治，但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却极难做到。譬如在民国期间，军人干政几乎是稀松平常之事，之前的北京兵变、这次的五路军界通电与登峰造极的军阀政治想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唐绍仪在年轻的时候亲身感受过美国的民主政治，他也意识到军人干政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手头没有枪杆子，又能奈何？倘若他有枪杆子，那岂不也是军人干政？这似乎是个奇特的悖论，而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始终无法跳出这个怪圈。

正当唐绍仪被弄得十分被动、不知道如何向王芝祥解释的时候，袁世凯却单独召见了王芝祥，答应给他一笔丰厚的经费，让他改任南方军队宣慰使，回南京协助江苏都督程德全遣散军队。唐总理的面子毕竟不如袁总统的大，而王芝祥原本也是个见风使舵的官僚，他在得到袁世凯的保证后，竟对朋友的支持置之不顾，一口答应了袁世凯的新任命。

等到王芝祥拿着任命书到了唐绍仪那里要他副署时，唐总理竟然完全蒙在鼓里，丝毫不知道这回事。等唐绍仪回过神来，这才知道他被上司袁总统和朋友王芝祥双双出卖！愤懑之下，唐绍仪断然拒绝了副署的要求，而王芝祥却是个很在乎官位的人，他竟然拿着没有内阁总理副署的任命书，径直赴南京就任去了！

当天晚上，唐绍仪一夜未眠，彷徨终夜。此时的他，想起就任总理一个多月来的种种挫辱和非难，心中仿佛打翻了百味瓶，伤心、愤懑、孤独、无奈，真是百感交集，一时俱来。独坐寒窗临孤月，唐绍仪不免自言自语道：“民主共和，乃《临时约法》所定。既然大总统的命令不需要内阁副署，我这个总理还当它做甚？”

言毕，唐绍仪心意已定，待到天色渐亮，他就收拾行囊，携家眷直接奔火车站往天津去了。

《民国往事》：连载三十七

宝宝寒

十九、陆征祥组阁难产

袁世凯听说唐绍仪挂冠而去后，正要派人前去挽留，这时唐绍仪的辞呈已从天津电报局发来。唐在电报中说，自己“偶感风寒，牵动旧疾，所以赴津调治，请立即开缺，另请人选”。袁世凯见首任内阁即将垮台，脸上也很挂不住，随即便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前去天津劝驾，看事情有无转机。等梁士诒到了天津后，见唐绍仪去意已决，也只得怏怏而回。

唐绍仪的不辞而别，看起来是个偶然事件引起（即王芝祥任命书的副署问题），但实际上却隐含着权力体系构建与现实情况冲突的基础性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临时约法》中不切实际的规定所引发。如果从遵守法律、遵守《临时约法》的角度出发，唐绍仪的辞职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情，因为他用自己的个人牺牲挽救了法律的尊严，而不至于使责任内阁制陷于袁世凯的淫威之下。但从实际情况来说，唐绍仪当时能做的也只能是辞职，作为跟随袁世凯多年的僚属，他的力量实在是无法与袁世凯抗衡。

如果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的话，唐绍仪的辞职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民国初建最需要的是大局稳定，而当时唯一具有号召力的莫过于大总统袁世凯，可惜的是，唐绍仪的组建的第一任内阁便以这种闹剧收场，这也实在是出人意料又不得人心的。

正因为如此，唐绍仪的辞职引起了参议院中共和党、统一党议员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发表文章责骂唐绍仪是“擅离职守、乘间潜逃”，并声称“同盟会员不宜在担任内阁总理”。面对共和党、统一党人的攻击，同盟会则对唐绍仪进行了辩解和还击，他们认为唐绍仪在这次的事件中完全是受逼而退，真正需要追究的应该是另有其人。

唐绍仪已去，内阁总理不可久悬，袁世凯只得在6月27日批准了唐绍仪的辞职，随后提名外交总长陆征祥为总理人选。最开始的时候，袁世凯并不想让陆征祥来接任总理，而是另有人选。在袁世凯还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时候，有两个人在政务上对他的帮助特别大，一个是唐绍仪，另一个是徐世昌，可谓“左膀右臂”。如今“左膀”闹翻了脸，袁世凯当时就想提名徐世昌来接任总理一职。可惜的是，徐世昌当时对清朝还有感情，不愿出山；而同盟会的人认为徐世昌是前清老官僚，对共和民主一窍不通，他们对此反应十分激烈，坚决反对提名徐世昌做内阁总理。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在6月29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名陆征祥担任总理职务。陆征祥是上海人，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相当于现在的外语学院），后来又进了京师同文馆学习，精通多国语言。陆征祥做过多年的驻外公使，在外交界享有盛誉，对外情也了解至深，而且还娶了个比利时太太（某将军之女）。更重要的是，陆征祥是个超然派，他不属于任何政党势力，因此容易被各方接受。 在当天的投票中，临时参议院以74票通过、1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高票通过了陆征祥出任总理的提案。

在陆征祥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后，同盟会本部会议鉴于唐绍仪混合内阁相互倾轧的教训，决定让内阁中的同盟会籍的国务员集体辞职，以免政党之争妨碍将来的施政。同盟会此举，一来可以成全陆征祥组建一个超然内阁，二来也表示同盟会元甘于牺牲，决不贪恋权位。但当蔡元培、宋教仁、王正廷等人派出代表向袁世凯提请辞职时，袁总统却故作挽留，以示包容。原来，袁世凯并不懂什么政党内阁、超然内阁，不过希望延揽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如果大家都辞职了，反是拆他的墙角，显得他没有威信。因此，袁世凯挽留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他还不想这么快就与同盟会决裂。

但同盟会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陆征祥内阁也就是个过渡内阁，因为过段时间后参议院需要重新选举（由临时参议院变成正式国会），届时由胜出的政党进行组阁，内阁中全是一党，岂不更方便？当时同盟会中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少，宋教仁便是其中最坚决的。

为了表示辞职的决心，蔡元培等人写信给新任内阁总理陆征祥，称同盟会国务员在7月14日后不再到部办公，同盟会员也不再参加新的内阁。在同盟会员去意已决的情况下，袁世凯于7月14日签署命令批准了蔡元培等人的辞职，同一天被免职还有交通总长施肇基（交通总长原是唐绍仪兼任，后由唐绍仪的亲戚施肇基出任，这次自然是与唐绍仪同进退）及财政总长熊希龄，而工商总长陈其美一直没有上任，自然也被免职。当然，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及其海军总长刘冠雄这三人却仍旧巍然不动。

至于新总理陆征祥，他开始并不是袁世凯的最佳人选，只是因为徐世昌不肯出山也不能通过，这才被袁世凯推到了前台。陆征祥常年在国外办外交，外手是把好手，但他对于内政却是一窍不通，因此他对组阁也缺乏信心，好在袁总统答应帮他物色新的内阁总长人选，陆征祥这才答应出任总理职务。

《民国往事》：连载三十八

宝宝寒

尽管同盟会的声明不再参加新内阁，但袁世凯不知是真的爱才如命还是故意挑拨同盟会内部的关系，他非得提名同盟会员孙毓筠、胡瑛及沈秉堃为教育、农林、工商三部总长。孙毓筠、胡瑛及沈秉堃三人均为老同盟会员，孙毓筠担任过安徽都督，胡瑛担任过烟台都督，沈秉堃则担任过广西都督。不过，他们到北京就任参议员后，政治表现稳健，与袁世凯相处甚恰，因而得到提名。

对此，同盟会方面非常生气，宋教仁指责袁世凯这是在“逼奸”，并要求袁世凯尊重别党决议。袁世凯自然不知道什么“别党不别党”，他只管搞他的人才内阁。后来，因为共和党对胡瑛有异议，因而袁世凯用王人文替换了胡瑛，最后提出的新内阁成员名单如下：

财政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胡惟德
司法总长章宗祥、农林总长王人文
工商总长沈秉坤、教育总长孙毓筠

7月18日，陆征祥前往临时参议院发表施政演说，同时也提请参议院批准新的内阁人选。由于陆征祥常年在外国办理外务，之前又是高票通过，很多参议员都很想一睹其风采，因此对他的演说极其期待。

等陆征祥翩然进入参议院后，众参议员们都拍着巴掌表示欢迎，会场气氛很是热烈。可惜的是，陆总理擅长外语却不擅国语（大概是工作关系），加上又是个说着吴侬软语的上海人，而且说话声音太轻，很多议员都听不太清。等到大家竖起耳朵要倾听期待已久的一番宏论时，陆总理却尽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真真是应了“盛名之下、其名必副”的那句古谚，让众议员好生扫兴。

你猜陆总理说些什么？他说的不是什么国家大政方针，也不是什么激动人心的计划战略，而是说了一番轱辘话，淡得如白开水一般：“兄弟我第一次来贵院，十分之荣幸。鄙人二十年来一直在外国，二十年间，第一次回国仅三个月；第二次回国还是在前年，呆了有十一个月。回来之后，和外界交往也少，鄙人又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亲戚也抱怨我不肯引用己人，不肯借钱，因而在交际场中颇为冷淡。如今以一个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不肯引用己人、不肯借钱的人来办一番大事业，鄙人实在是诚惶诚恐。如今有了国务总理，断不可无国务员，若国务员没有才干，单靠着一个总理，也断断不能成事。譬如人家过生日，也须先开列菜单，挑选可口的菜蔬，何况是重大的国务员呢”。

陆征祥的演讲内容大大出乎议员们的意料之外，他们本以为新总理会有一番高论，帮助新政府渡过当前的危机，不料却是一番极其琐碎甚至是猥琐的发言。听到这里，众议员面面相觑，非但没有一点掌声，反而在台下私自议论起来，弄得台上的陆总理极为尴尬，也无意继续演说下去，只得将新提名的国务员名单交给议长，自己却提前告退---也没人送他。

等到陆征祥走后，众议员不免抱怨起来，说：“民国初立，本希望来个有才干的总理方能兴利除弊，要是这一位来做总理的话，恐怕没有什么指望了”。在这种情绪之下，等到议长公布新内阁人选名单，议员们一股脑儿全投了反对票，六位候选人无一通过。

在听说新人选全被否决后，陆征祥干脆躲进医院装病，并以“无组织内阁之能力”提出辞职，连兼任的外交总长一职也要一并辞掉（不肯留恋官位，倒也值得尊敬）。袁世凯得知后颇为诧异：这些议员们前几天还高票通过了陆征祥的总理提名，今天却又将提名的内阁新成员给全部否决，这变化也未免太快了吧！

要说起来，中国人过惯了太平日子，突然搞起了民主，没有经验情有可原，乱搞一气也实属正常。就说那些年轻气盛的参议员吧，这些人的年龄大都是三四十岁，他们大都是按照西方的教科书来行使权力，却无意中造成了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冲突，而中国的传统是没有立法权的。作为一个新诞生的共和国家，在传统的皇权缺位的情况下，不为人知的立法权导致新内阁的难产，这使得当时的局势更为扑朔迷离，也更加的不稳定。因此，当临时参议院否决新内阁人选的消息传出后，一些党派团体和舆论都纷纷发表看法，批评临时参议院不顾实情，过于意气用事，导致了这场政治危机。

但话说回来，参议员们其实也没有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非是出于私心，而是希望能够组建一个合格、健全、有力的政府内阁，如果他们苟且迁就，到时成立一个无能之政府，亡国丧邦，又如何对全体国民交代呢？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在当时局势混乱的情况下，有政府胜于无政府，这次的组阁风波应该由临时参议院完全负责。

《民国往事》：连载三十九

宝宝寒

如果是在西方国家，内阁难产这种政治危机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但中国当时是初试民主，又是共和新立，危机才显得极为敏感而迫切。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自然要对此事件要负责，而受到舆论压力的临时参议院也主动派出代表到总统府与袁世凯协商解决办法。这倒是个好现象，那些参议员们虽然很年轻，但毕竟是很诚恳并且真心想把国家建设好的。

袁世凯混迹官场三十余年，多年修炼的权术已经是炉火纯青，他一方面要维护大总统的威信，另一方面又要使得临时参议院就范，这就不得不使用软硬结合的手段了。7月21日，袁世凯在总统府宴请全体参议员，以加强双方的沟通。当天虽然下着瓢泼大雨，但参加宴会的参议员仍旧达到60多人（接近临时参议院人数的三分之二），而袁世凯表现也很谦恭，他一早就到各个休息室同参议员们握手寒暄，彼此闲谈，形象极为亲和。

晚上六点半，众参议员来到宴会大厅后，袁世凯便首先发表了一通演说，无外乎是当前的内政外交、金融财政，却比陆征祥说得入情入理、娓娓动听（何不让袁世凯兼任内阁总理算了），听得众议员也是频频点头。袁世凯演说完毕，参议院副议长汤化龙代表全体参议员发言，表示参议院愿意诚心诚意的扶助大总统稳定局势，建设国家。袁世凯随后又对众议员鞠躬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今天说过的话。众议员也集体鞠躬回礼，现场气氛极为融洽。

与场内的和谐气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的军警界高级军官却在场外召开大会，到会人士个个义愤填膺，正义凛然的斥责参议员们毫无政治责任感，置国家于无政府状态，并声称再这么“无政府”下去，他们就要“被迫”出来维持局面。会后，军警代表们又炮制出一份攻击临时参议院的电文，遍发黎元洪副总统、各省都督、各军队、各党派团体及其各家报馆，他们甚至气势汹汹的威胁说：“由于临时参议院阻扰新政府的成立，导致外国借款的谈判无法进行；如果再不发军饷，届时军队哗变，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自从上次北京兵变以来，军队干政已经是第二次，后来更是发展成常态，成为民国难以医治的痼疾（是谁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是袁世凯还是北洋将领，抑或是起义新军？）。在这些军人的挑动下，各省都督、议会和报馆也纷纷指责临时参议院，声讨的电文雪花般飘来，堆起来足足有一尺多高。

在舆论的斥骂下，临时参议员们反倒成了过街老鼠，落到人人喊打的地步。最过分的是，北京甚至出现匿名的传单，悬赏十万大洋取议长吴景濂等人的狗命；更有署名为“健公十人团”的某团体给临时参议院送了103份信（参议员人人有份），警告参议员们要是再胡搞的话，届时给每个人奉送十枚炸弹，好生享用。

对于北京军警的恶劣行径，南京民军的主要将领则在第一军军长柏文蔚的领衔下，向袁世凯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社会各界特别是军人尊重国家的立法机关。柏文蔚等人指出，一旦军队构成压迫议会的先例，民国未来的政治必将后患无穷（这倒是明智之言）。

袁世凯接到这份抗议电报后见好就收，随后便通电军界各级军官，禁止他们再发出如此无聊的传单，并命令内务部和陆军部对此事进行调查（结果当然是口头警告，不了了之）。在舆论有利的情况下，袁世凯迅速提出第二份内阁人选的新名单，如下：

财政总长周学熙、司法总长许世英
教育总长范源濂、农林总长陈振先
交通总长朱启钤、工商总长蒋作宾。

袁世凯这次提出的名单，除了蒋作宾为同盟会员外，其他均是袁世凯的夹袋中人。由于同盟会已经决议不参加新的内阁，蒋作宾随后便表示不能出任，请求请选贤能。事实上，袁世凯并非是不知道同盟会的决议，但他仍旧坚持提名蒋作宾为工商总长的人选，似乎要以此打击同盟会的政党内阁政策并提升自己的威信。

7月25日，临时参议院再次开会讨论内阁新人选，总理陆征祥没有出席这天的会议，而是委派了陆军总长段祺瑞前来说明提名理由。段祺瑞倒是没有废话，但他一身戎装，雄赳赳、气昂昂的走进会场，让参议员们感到十分的不自在。在段祺瑞说完离场后，参议员们也陷入了矛盾：要是迫于军警和舆论压力屈服的话，议会将丧失存在的价值；可要是继续坚持给陆征祥内阁投反对票的话，可能会继续受到威胁。在现实和理想信念之间，参议员们也实在是左右为难。

经商议后，临时参议院决定以新人选需要“资格审核”为名推迟投票，并希望袁世凯发布禁止军人干政的公告，以表示参议院并非在压力下进行国事讨论。对于参议员们的心思，袁世凯自然是心知肚明，当晚他就安排了一个军警界与各党派参议员的茶话会，让各方相互交流，彼此沟通，以促成明日的投票。不仅如此，在投票的当天上午，袁世凯又公开发布禁止军人干政的电报，算是给参议员们留足了面子。

随后的投票过程自然就波澜不惊了，除了工商总长蒋作宾因为票数不足而未能通过外，其他五位总长均顺利过关。蒋作宾的被否决，一来是同盟会参议员按照其政党决议所为，二来也是临时参议院挽回面子之举---他们毕竟没有完全屈服于袁世凯和外界的压力。

在蒋作宾被否决后，袁世凯随后又提名同盟会员刘揆一为工商总长人选，似乎不打开同盟会的缺口决不善罢甘休。最后，袁世凯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刘揆一决定接受这个职务并声明退出同盟会，袁世凯这一次终于又笑到了最后。

至此，组阁危机在袁世凯的运作和各方的妥协下宣告化解，陆征祥内阁在名义上得以成立。之所以说“名义上成立”，因为总理陆征祥考虑到自己已不被参议院所信任，于是他干脆称病不出，也不到部处理政务。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只好让内务总长赵秉钧暂时代理总理职务。

总理人选的不确定，让袁世凯也很是头疼。不过，好在孙中山、黄兴马上要来北京了，这个问题可以留到那时再协商解决。

《民国往事》：连载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