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小张无奈之下，只好用上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绝招，致电蒋介石，说你们这么逼我，我左右为难，好象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

　　既然如此，干脆，辞职了算逑。

　　这下子轮到老蒋不适应了，第二天就回了电，意思就一个：不准辞职。至于易帜，可以再从长计议。

　　继续会谈。老蒋停止进攻热河，易帜时间也再次定为8月初。

　　但是到了8月份，又搞不定了。原因是日本田中内阁向张学良派出了特使，阻止“东北易帜”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

　　与之相配合的是，关东军也在同一时段举行了大演习。

　　张学良只好临时决定东三省易帜再缓三个月，并通报蒋介石。

　　再拖下去，老蒋的胡子估计都要拖白了。他决定去找外援。

　　这时，随着一北一南两个中国政府合二为一，英美两国对中国的态度也趋于明朗化。他们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满州是中国领土，对南京政府统一东三省的举动也表示支持。

　　日本人嫌贫爱富的思想根深蒂固，它在亚州可以耻高气扬，但在西洋鬼子面前，甚至比中国人还自卑。

　　现在，英美做了带头示范，日本人的思想不通也得通了。

　　其实说白了，大家都是想到中国去摘桃的，现在洋老大走在了前面，眼看不跟着干或者晚干了就会吃亏，所以赶紧改变对华策略才最为要紧。

　　于是田中内阁开始采取所谓务实主义，即在能保住“满蒙权益”的条件下，可以默认东北易帜（“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权，即不反对”）。

　　不仅默认了，田中内阁连态度都软了下来，表示希望能跟南京政府会谈，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

　　这就是统一的好处。

　　日本人都不反对了，老蒋认为“东北易帜”已经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这下小张你总不该推托了吧。

　　约定的三个月期限还没到，他就心急火燎地发了个文件，自说自话地让张学良当上了国民政府委员，而这个任命，事前压根就没和东北方面沟通过。

　　然后他趁热打铁，给张学良发电报，要他赶快易帜。

　　时间是两天后，理由是：兄弟，你委员都当上了，再不易帜就太那个了吧。

　　没想到张学良并不上当。老蒋的“热情提议”被他毫不客气地一口拒绝：说好三个月就是三个月，一天也不能早。

　　显然，日本干涉已不成问题，问题出在张学良自己身上，而对他而言，要想提高要价，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候了。

　　看到新加的条件，老蒋马上来了火。

　　其中最剌眼的两条就是：维持保安司令政治制度和东三省税款自征自用。

　　作为中央政府，我既管不了你，又收不到你的钱，这算什么狗屁统一？

宝宝寒

　　接下来又是一番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地搞了好几个回合，最后还是以老蒋让步而告终。双方意见达成一致，大喜日子就这样定了下来。

　　1928年底，张学良代表东北方面，发出“易帜”通电，表示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

　　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更让东北人激动不已的是，自己的少帅还跟国府主席攀上了亲——老蒋和小张桃园结义，成了异姓兄弟。

　　1929年，由于对华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倒霉的田中内阁终于垮台。某种程度上，这一届内阁实在是被爱闯祸的关东军给硬拖下水的。

　　关东军上下也是唉声叹气。满洲最终并入国民政府范围，这是河本策划皇姑屯事件之后，他们所能估计到的最坏结果。费了这么大的劲，却只换来了东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干了。

　　就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而言，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一生中干得比较漂亮的一件事。自此，这个一直陷于分裂和内战的古老国度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基本统一。

　　民国时代挥手远去，北洋政府的最后痕迹随着五色旗的落下逐渐消失，而奉军，这个曾叱咤风云的军阀私家卫队，则成了国民政府的地方部队，我们从此该把它叫做东北军了。

　　全国舆论一片欢呼，包括《大公报》在内，都认为全国能够得以统一，张学良功不可没（“张氏数年来反对内战、促成统一之功，终有不可淹没者在 ”）。

　　东北易帜了，老杨却危险了。

　　在是否“易帜”这个问题上，杨宇霆的态度始终如一：坚决反对。

　　等到事情已铁板钉钉，他知道大势所趋，阻止不了，就干脆来了个非暴力不合作。在宣布易帜的典礼上，当众拒绝参加合影，并愤然离席。当时在场记者极多，小张领导又一向以好面子著称，被部下当众给甩脸子，可想有多么尴尬。

　　当时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东北易帜”的老臣子不少，但像杨宇霆这样令张学良印象如此“深刻”的却绝无仅有。等到发生老虎厅事件，杨宇霆的罪状之一就是“破坏统一，阻挠新政”。

　　命运早已亮起了红灯，可是杨宇霆并不知道。

　　三国时代有个著名谋士田丰，因劝阻其主公袁绍进攻曹操，而被袁一怒之下关入大牢。不久袁军果然惨败。消息传来，监狱的牢头认为田先生这回肯定能得到平反，连忙给他道喜。

　　田丰却一反常态，说出了一番令牢头大吃一惊的话：

　　“如果前方部队打了胜仗，我还有活命的机会。现在打了败仗,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

　　话没说完，负责给田先生催命的使者果真就到了。

宝宝寒

　　杨先生的情况正好相反，假如“易帜”不成，他的下场或许还会好点，现在“易帜”成了，阎罗王可就得向他频抛媚眼了。

　　在此之前，杨宇霆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兵工厂的总厂长，但多年在朝野积累下来的声望，却让他实际上仍然处于显要位置。大家也都一致看好老杨，认为他是只潜力巨大的绩优股，少主迟早还得予以重用。

　　平时谁对领导有意见，也不敢当着面公开提，惟一的办法就是去找这位老革命诉苦，因为都知道老杨能讲，敢讲，也最有资格讲。

　　在老杨眼里，这位他原本就不怎么看好的少帅也的确越来越不像话了。

　　张作霖在的时候，开会听汇报那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决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迟到早退。没想到这个纪录被小张领导本人打破了，因为他听着听着就犯困（其实是毒瘾犯了），实在熬不住，众目睽睽之下就扔下一帮老少爷们，自己跑回房扎针去了。

　　这件事情传到杨宇霆耳朵里后，他就来了气，三天两头跑去教训小张领导，就差没拖着他去戒毒所了。

　　那年头，毒品还没到沦落到现在这样人人喊打的地步，当官的哪怕是军阀首领好这一口的大有人在，似乎也不怎么丢人。张作霖本人高兴时，也爱弄根大烟抽抽，提提精神。但似乎都没搞到像小张这么上瘾，开会时候也要扎上几针——也许他抽的毒品提纯过了，有些类似于海洛因？

　　杨宇霆的思维其实很简单，扫黄打非抓毒贩那是警察的事，我管不着。我要骂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吸着吸着，把公事都给耽误了。

　　迷网游不怪你，可不能不上学呀！

　　张领导其实也不想开会时溜号，那是毒瘾上来，实在支撑不住了。毕竟单位里一把手吸毒，那在当年也是了不得的丑闻，捅出去要上娱乐版头条的。他是很顾面子的人，巴不得谁都不要再提这件事。没想到老头子闹上门来，不仅像老子训儿子那样训了他一通，还闹得群众都来围观了。

　　这下可好，面子里子都别想要了。

　　文武大臣对少主人的另外一个最大意见，就是老不上朝。

　　老不上朝是有原因的，忙嘛。

　　内忧外患够忙的了，但按照一般规律，领导还有比这更忙的。

　　那就是忙着找小蜜。

　　民国时候的狗仔队其实是很活跃的，八卦新闻也非常之多。据说有好事人士弄了一个美男排行榜（与现在的超男好有一拼），还隆重推出四大天王，当年的风云人物老汪（汪精卫）、周公（后来的共和国总理）、梅兰芳都赫然在列，其中排第四位的就是小张（张学良）。这里插一句，窃以为年轻时候的老蒋也很有型，不知为什么没能挤进前四就被PK掉了。

　　这样集财色势于一身的东北大老板，简直就是上帝的嫡亲儿子，他不惹别人，别人也得狂追他。何况小张本身也是情种一个，属于《红楼梦》里贾宝玉一样的人物，不忙得无处分身才怪呢。

　　东北的官们要向领导汇报工作，却找不到这位领导，回答说是出差去了。

宝宝寒

　　出差回来，也找不到，回答说是正在府里休息呢。

　　其实都是一回事：外地出差是为了找小蜜，回来休息是为了泡小蜜。

　　老张家的家教其实还是很严的，并不像外界想像的那样，高干之家就一定溺爱纵容子女。事实上，张作霖本人是苦出身，艰苦朴素惯了，虽然做了大帅，却仍然像个东北老农民一样，吃高粱米，抽旱烟袋，平时穿的衣服也只是一般料子的长袍马褂，跟现在某些出则进口宝马，入则一身名牌的大款们相比，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老张不仅在生活上对自己苛刻，在家里也是搞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尤其注重对子女的管教。平时吃饭不准挑食，穿衣不准讲究，想出去到娱乐场所逛上一圈，更是连门都没有。张学良虽说从小最受老爸宠爱，但也不能例外。

　　直到小张长大从军，挨老头子的批也不是一次两次。

　　有回老张去街上逛街，看到几个兵欺负老百姓，拿东西不给钱。一问，原来就是他宝贝儿子手下的第三旅所为。回去后就拿小张劈头盖脸臭骂一通，还关了三天禁闭，连老好人张作相帮着求情也没用。

　　大家都觉得，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不够勤勉。要我看，他其实也有很委屈的地方。

　　那么快就接班纯属意外。克服九九八十一难坐上这把交椅后，才发现其实并不舒服。什么都得自己亲自过问，早上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一天累得半死不活，还得忍受叔叔大爷们不停的唠叨：当年老帅在时可勤奋，可威严了……（意思当然是现在的少帅既不勤奋，也不威严）。

　　亲身经历一把手的苦楚后，小张完全有理由同情自己的老爸。

　　在他眼里曾经威风八面的老爸，原来一直以来干的都是这种“周扒皮”式的活——长工还没爬起来，自己就得先到鸡窝边去蹲着。折腾完长工，还得再防火防盗，总之，一天都是这样：玩心眼，斗心机，最后累得骨头散架，做着梦还在学打鸣。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加其乐无穷。这说的是老张。与小张的理想生活可就差得太远了。

　　所以他虽然披上了那件大元帅服，却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实现角色转换，再像老爸那样去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老头子虽然走了，自己一把手也做了，念紧箍咒的人却还在。

　　这不，杨宇霆又气呼呼地找上门来了。

　　当然，是因为小张又玩“失踪”了。

　　这回“失踪”是有名堂的。原因是新招了一个“小赵秘书”（即赵一荻，后来著名的赵四小姐），必须进行一下“个别辅导”，自然时间就比较紧张了。

　　领导不露面，一堆厅长处长只好没着没落地在外面等。一等就是好几天，有的人远道而来，手里还拿着一叠公文等待批阅，领导不批，事情就没法干，急得直跺脚。

　　有位处长估计是实在等得吃不消了，只好找到杨宇霆，把情况如此这般地说了一下。老杨觉得作为长者无论如何得管一管，当下办公室也不去了，带着这个处长直奔张的住宅。

　　看到卫兵，也不转弯抹角，来了个单刀直入：司令起床了没有？

　　卫兵老早就领教了老杨的厉害，知道这位极不好惹，连少帅平时都畏他三分，只好老实回答：还没起床。

　　日上三竿，还在睡觉，你当自己在幼稚园啊。老杨听了巨愤怒，推开卫兵就往里闯，冲着张司令的卧室就杀将过来。

宝宝寒

　　卫兵猝不及防，拦又拦不住，只好一边喊，一边劝。杨宇霆正在气头上，也顾不了礼数，“咚咚咚”地就敲起了门：我是杨邻葛（邻葛是杨宇霆的号，取效仿诸葛之意），你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

　　这边听到卫兵报警，还沉醉在温柔乡里的张司令已经知道麻烦到了，赶紧安排好自己的“秘书”，披着衣服就跑来给老杨开门。

　　刚坐下，老杨便数落开了：各位厅处长有公事等待你裁决，你却好几天都不露面，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的。

　　小张红了脸，又羞又恨。

　　你一管兵工厂的，又不是我老子，怎么这么多事？

　　当下也来了脾气：不干了，你来干吧！

　　一个君王对属下说要撂挑子，那话里都是饱含杀机的。

　　杨宇霆作为一个政治老手，哪里能听不出来，但他不怕。

　　他只是觉得好笑，自己现在身上就只有一个兵工厂厂长的闲职挂着，大不了把这个也免了呗。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小家伙，你学着吓人还早点。

　　杨宇霆叹了口气，对面前这位脸红脖子粗的领导说：别提这个了（提了对我也不起作用），如果你身体真的不好，遇到事情，我可以帮你张罗张罗，出出主意，这比什么都强。

　　杨先生，这话错了，真的错了。

　　我们要记住，如果你想帮领导张罗一切（在违背领导意愿的情况下），领导一定会想方设法预先帮你“张罗”一切。

　　一直以来，小张虽然内心里非常非常不喜欢这个老杨，但他毕竟对自己还没有足够信心，不知道能否真正支撑得住眼前这个局面。

　　凭心而论，张学良不是枭雄一类的人物。

　　张作霖一生踌躇满志，从扎根东北，到出兵入关，一直对雄霸天下有一股子执着的劲头。对自己未来的接班人，他自然也是如此期许。

　　据说，他曾对张学良说过：“你将来要做李世民”。在老张看来，这可能是一句很平常的勉励之辞。但后者的回答却显得很现代也很突兀：“时代不同了，你不是李渊，我也做不了李世民。”

　　抛去反对万恶的封建社会等等伟大意义不提，一个无情的事实是，要论治国平天下，老张做李渊或许还绰绰有余，而小张却确确实实如他自己所说做不了李世民。

　　因为他身上根本就没有唐王那样的能力和魄力。

　　首先，在治军上，拿不出什么办法。这个我不是凭空瞎说，只要看看后来东北军在一系列战役中的表现就知道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战场上就能看出一个部队平时的训练质量和实效如何。过去，他手下的三旅打得好，以及在“整军经武”上取得成绩，其实大半要拜敬爱的郭老师所赐。现在郭老师不在了，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再加上临阵指挥不行，就是武器再好，这仗也没法打赢。

　　其次，在理政上，压不住阵脚。老张当年虽然没文化，但老谋深算，社会阅历丰富，一句“妈拉个巴子”不仅能把部下骂得服服帖帖，还能把对方的心拴住。这叫什么？这叫本事。所以下面的一众人等，老派新派的没有不服他的（郭鬼子那样的愤青是特例）。反观小张就不行了。大家不好意思当他面直接指出来，只好说“少帅太仁厚，缺乏老帅对待部下的那种威严”。所谓威严，实际就是那种打你一嘴巴，骂你两句，你还铁了心要跟着他上刀山下火海的东东，俗称个人魅力。

　　命苦不能怨政府。如果说以上这些还多多少少带些客观因素的话，下面这个就只能让小张自打屁股了：涉毒，还绯闻不断，以致不能把全部精力（自然也包括体力）都用到军政事务上来。

宝宝寒

　　中国有句老话：己身不正，虽令不行。

　　领导自己都管不好自己，当然就不好意思教育和约束下面的广大群众了，所以某些时候也只能以“仁厚”来代替“威严”。

　　小张这些毛病，大概不是在就职东三省总司令后两三天内就强化培训完成的。先前在地方上估计也好这一口，之所以老子知晓不多，是因为没人告诉他（明知道是选定的接班人，谁愿意去触这个霉头）。老张那里得到的信息，都是儿子如何好学上进，才华横溢，成绩突出。

　　创业难，守业更难，更何况守业者还跟“黄赌毒”沾上了边。

　　一旦东北政局动荡，就象人们猜测的那样，像杨宇霆这样的国之栋梁，不可能没有用武之地。

　　但是，“改旗易帜”成功了。经过各种挫折和交锋后，少帅终于冲了出来，对这个三十岁还不到的年青人来说，足可称得上是名利双收。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认可，而这种自我认可，对好为人师的杨宇霆来说却非常危险。

　　易帜典礼（就是老杨不给面子的那个典礼）举行后一个星期，张学良以东北边防公署长官的身份，亲赴杨宅为其父祝寿。

　　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的事。

　　东北文武百官都来了，张司令到时，大家正围着桌子赌钱（纯属节庆娱乐，不属查处范围）。

　　听到总司令到了，虽然赌兴正浓，多数人还是赶紧欠起了身，以示尊敬。这种姿态相当于半起半坐，因为还得时刻准备着坐下来继续赌呢。有的人虽然脸上毕恭毕敬，眼睛却还都描着赌盘，惟恐有不上路的家伙乘此机会耍点老千什么的。

　　这种时候，自然是领导显示亲民作风的最佳时机。张司令亲热地拍拍手下们的肩膀，示意赌局可以继续。众人如遇大赦，欢天喜地地继续投入赌局。

　　就在小张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厅堂里司仪喊了一声：督办下来了！——也就是杨宇霆本人下来了，他是东三省兵工厂督办。

　　让张司令惊讶的场面出现了：所有围桌赌钱的官员，齐刷刷地站了起来，肃然而立（请注意，不是半起半坐），其中很多甚至是政府大员，官衔远远超出杨的督办职务！

　　直到杨宇霆笑着和大家逐一握手寒喧，众人方才落座。

　　震惊了。

　　我说的是张司令。

　　说了几句套话后，他就匆匆离开了。

　　一个小小的兵工厂督办，竟然比总司令还吃香。他们到底听谁的？东北又竟是谁家之天下？

　　撤掉他的督办？！

　　有用吗？没用。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来，众人不是因为他这个督办职位才对他敬畏三分的。换句话说，这个人可怕可恨之处不是那个小小的职务所能容纳得了的。

　　真是忍不下去了。所有的前尘旧事都一股脑儿涌了上来，它们被统一打上了标签，上面一共八个字：“奸险性成，日甚一日”。

　　奸臣啊，这样的人不除怎么得了。杀机就在这一刻汇聚于心。

　　但是杀一个人，不等于宰一只鸡，何况是如此举足轻重的人物。

　　万一事泄不成功怎么办，万一引起骚乱如何处理，想想杨宅祝寿那一幕，张司令自己也紧张起来。

　　万般无奈之下，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向死去的老爸学习：赌！

　　杨宇霆，是生是死，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宝宝寒

　　他掏出一块银元，当空抛出，心里默念：银元落在正面，最多扣押（反正不能放过），如果落在背面，死路一条。

　　连抛两次，均为背面着地！

　　张夫人也在身边赔他搞这种迷信活动。此时提醒他，也许银元背面较重，影响了下落轨迹。

　　张司令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把默念秩序重新颠倒过来：正面处决，背面扣押。

　　连抛三次，全部是正面！

　　一个人的生死问题就这样被别人用一种极其荒唐的办法确定下来了。

　　一生之中，张学良对自己作出的这个决择从来没有后悔过。

　　如果我还是当初那个地方部队的长官，即使有“讲武系”与“士官系”的矛盾，即使亦师亦友的郭老师死于你下达的一纸命令，我也绝不会痛下此杀手。但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我现在是东北第一人，这一点不容任何质疑和挑战。

　　还是那句话：走上这条路，就不能回头。

　　黑白无常已经出来抓人了，蒙在鼓里的老杨却还在不停地为他的少主人热心“张罗”。

　　对待那个“一衣带水”的东瀛岛国，杨宇霆的办法向来都是长袖善舞，软硬兼施。可以说，当初张作霖跟日本打交道，幕后都有这个超级智囊在支招。

　　杨宇霆认为，对于日本人，忽悠永远管用。

　　据说，张作霖生前曾答应通过借款的方式，由日本承建“满蒙五路”（也就是东北地区的五条铁路）。日本方面派人来找杨宇霆（因为杨是当事人），问有没有这个事，五条铁路还建不建。

　　杨宇霆马上说，有啊有啊，当然有这事，而且铁路也一定得建。

　　其实老杨早就成竹在胸。“老将”（张作霖）生前答应小鬼子的事情多了，有的人家还有证据捏在手上，黄口白牙是赖不掉的。

　　但是，路反正我不想建（就是建也不找你们，南满铁路的祸害到现在还没完），激怒你们的傻事我也不干。老杨的策略说起来简单，就是一个字：拖。两个字：扯皮。

　　交道打到现在，日本人见了老张老杨这主仆二人都怕了，知道这都是两撒谎不过脑子的家伙，怕杨宇霆这回又在玩忽悠，赶紧提出要求：请您好好给少帅说说。

　　那意思就是你说了还不算，得最高领导认可。

　　说完了又担心老杨不敢跟老大提，又补充一句：您这样跟少帅说没关系吧？

　　杨宇霆皮笑肉不笑地哼哼了两声，随口答道：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定会提出这个建议的。

　　一转屁股，老杨就喝茶去了：得了您呗，跟我玩，你还嫩点。

　　当然没去跟张学良提什么让日本人建五条铁路的建议。

　　过了几天，来人信心满满地来找张少帅了，唾沫横飞地说了一大通，结果被小张一个“现在全国统一，此问题已移交南京政府交通部管理”给推掉了。

　　只要用心，张少帅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忽悠苗子。

　　但通过这件事，张学良对杨宇霆又生出了新的看法。因为日本人口口声声说老杨支持“满蒙五路”方案，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

　　莫非想勾结日方架空我？如此看来，真是死有余辜。

　　日本人被这么来回一扯皮一忽悠，虽然跑得气喘吁吁，却还是两手空空。说要再不生气不着急，那就变成石头人了。

　　他们又找到杨宇霆，声称要把当年的“满蒙五路”密约公布出来，丢丢中国人的脸。

　　让你们耍赖皮。

宝宝寒

　　杨宇霆知道，得另想别的招了。他把过去的老部下常荫槐叫来，一起商议对策。

　　这常荫槐也是个让日本人头疼的狠角色。

　　此人在张作霖时代同为重臣元老，一直主管东北铁路，“易帜”后新近才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黑龙江省省长。杨宇霆担任总参议时，他经常到总部来办理事务，跟杨在许多观点上都非常接近。

　　这里得补充一点关于东北铁路的历史。

　　甲午战争后，输得一干二净的李鸿章痛定思痛，捉摸单挑干不过日本人，便祭起以夷制夷的法宝，千方百计想把俄国拉进来。

　　老毛子来个正好，心说，你就是不让我来我还想来呢，现在你请我，实在是件巴不得的好事。

　　它把太平洋舰队开进旅顺和大连，并通过李鸿章签订了租地条约，然后就开始修建这条横跨东北全境的著名铁路——中东铁路。

　　按照当初的约定，这条路通车36年后，中国只要给钱，就给你收回去。可要是没钱，对不起，那就好多年后再说吧。

　　好多年是多少年？

　　80年！

　　中东铁路一成，日本很自然地就感受到了威胁：这不等于把欺负中国人变成你老毛子的专利了吗，那怎么成？！

　　一句话不合，一东一西两个狗强盗就这样打了起来。

　　日俄战争打完，俄国人输了。按照谈判结果，把长春以南的路段，即南满铁路转让给了日本人，而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控制。

　　以夷制夷，变成了前门赶走豺，后门跟来狼。

　　这就是所谓的“满清修补匠”李鸿章的修补工艺，要我看，实在也不咋的。

　　十月革命后，立足未稳的苏联政府曾表示，愿将包括中东铁路在内的一切在华特权无条件归还中国。

　　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一愣神，没想到列强中还有思想境界这么高的。可也就这一愣神的工夫，到了斯大林掌权，又不认了。

　　在中国的力争下，双方总算达成了一个共管协议，即在中国未赎回中东铁路之前，铁路业务由两国共管。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苏方并没认真履行这一协议，中东铁路还是没中国人什么事。

　　现在日本人正好吵着要新建满蒙铁路，两人就想了一招，借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索性把东三省的铁路都集中管理起来（当然包括中东铁路）。两人还商定，由搞铁路出身的常荫槐担任公署署长。

　　对日本和苏联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很“阴险的毒招”。两个国家其实都想动东北的脑筋，他们能借助的最重要渗透手段就是铁路。

　　当年老张不怕日本人威胁的杀手锏之一也是拿铁路做文章。

　　当时由于奉军主力都集中在关内作战，有人担心日本从东北抄后路。老张却镇定自若，因为他早就想好了办法——破坏日本人的铁路。

[ 本帖最后由 宝宝寒 于 2010-11-12 12:14 编辑 ]

宝宝寒

　　如果日军敢有所动作，首先召集南满铁路沿线的各县县长和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把南满铁路全给扒了，然后全都埋到地下去，让你临时修路都找不着材料。

　　没了铁路，日本人在东北就成了只能靠爬行才能前行的东洋龟。然后再派重点抢占旅顺大连，关门打狗，易如反掌。

　　按照杨常的设想，督办公署一成立，整个东北的铁路就都要被东北人自己管起来了。

　　既然领导机构新建，原来的ISO标准当然全都过期，得重新认证。以后谁要建路，报批；谁要行车，报批；谁要经营，报批。至于批不批，什么时候批，那都是领导商量着办的事，别人管不着。

　　至于以前张大帅李大帅答应的事，不好意思，我们都是新培训上岗的公务员，对历史问题，第一不清楚，第二不承认——除非你们有本事把大帅从棺材里再拉出来做证人。

　　所谓定标准者定天下，一切我们说了算。这样，就算你是外国的孙猴子，也跑不出我们中国如来佛的手掌心。

　　两人计议已定，不禁附掌大笑，甚为得意。

　　成立这么重要的机构，当然需要东北的最高首长同意并批准（严格的话还要过一下中央政府的手续关），二人谈得高兴，兴致勃勃地就来找张学良商谈有关事宜。

　　当晚，在张氏府邸便发生了“老虎厅”事件。所谓老虎厅，实际上是张府的一个会客厅，杨宇霆、常荫槐就在那里被张学良手下的卫兵当场处决，血染厅堂。

　　在得知要处决他们时，二人“顿时木然，一句话也说不出”——当然说不出，因为他们对此毫无任何心理准备。

　　第二天，包括张作相等人在内的所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都被招进张府，说明事件经过。众人闻言，皆“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哑然无声”。

　　总部秘书长被命令草拟电报，正式将此事件报告南京中央政府，同时布告东北各地，以安定人心。但是任凭如何威胁，秘书长都木然不动，不愿执笔，最后只得通过其他人才将电报稿拟好发出。

　　按照规定，国民政府严禁军人干预政治，而常荫槐当时还是中央刚刚任命的省部级官员，就这么被军区司令给先斩后奏了（此举张学良开了先河，以后这样做的还有山东的韩复榘）。但东北刚刚“易帜”，南京方面竟无人敢予以追究。

　　这是一幕巨大的悲剧。一个在无声中足以制约苏日、捆绑其手脚的计划还没露脸就胎死腹中。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英才的毁灭，类似这样深谋远虑的计划将永远没有机会继续出台。

宝宝寒

　　杨宇霆戎马一生，烟酒不沾，几乎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成名后，对家乡教育出力甚多，所以故土之人至今对他都十分感念。

　　此人在东北军政大计上有宏阔远见，也是当时东北唯一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才。他被处决后，很多人都认为是东北军自毁长城之举。有人甚至找出论据，证明是痛恨他的日本人从中使用了反间计。

　　对于他本人来说，只能用谋士田丰临刑前的一声长叹来形容：“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

　　是啊，谁让你眼睛不睁大点，没找一个好领导呢，须知这也是一种愚蠢。现在引颈就戮，再叹息悔恨也晚了。

　　至于常荫槐，则实在是受杨宇霆连累，他本来是可以定定心心做他的省部级高干的。

　　“老虎厅”事件发生时，离“东北易帜”仅仅两周不到。

　　传闻，出事前，有人曾给杨宇霆卜了一卦，卦语云：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杨不解，此人谓天机不可泄露，只透露此卦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未几，果死于非命。

　　民间遂盛传：“炸烂吴(俊生)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言鸟尽弓藏之意也。

　　全国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意气风发，在外交上也想有所作为。

　　从清末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就理解了一句话的深刻含义。

　　那就是：弱国无外交。

　　弱国虽无外交，但弱国却从不缺少最好的外交官。这就好象孱弱的国足一样，球队既然进攻乏力，就只能依靠优秀的守门员帮忙，争取让别人少进两只球了。

　　王正廷，美国耶鲁大学硕士生，专业为法律，时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

　　当年的巴黎和会，王正廷是见证者之一。

　　那时候他还是四十岁不到的小字辈，是中国五人代表团中的南方代表。在出席和会时，忽然接到通知，日本率先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

　　事出突然，中国代表团手忙脚乱，经过紧急磋商，决定由北方代表的顾维钧临时代替王正廷出席会议进行答辩。

　　与王正廷一样，顾维钧也是一个“海龟”，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学位，他的美国老师曾经担任过美国助理国务卿。

　　顾维钧临危受命，在凡尔赛宫雄辩滔滔，口若悬河，愣把日本代表说得没了脾气。

　　这是一个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的祖国成功正名。被称为“外交奇才”的顾维钧自此一举成名

　　作为南方代表，王正廷原本与北方代表顾维钧是不和的，双方在出席和会的顺序上也暗地里你争我夺。

　　但是这一刻，他叹服了。

　　他终于体会到了一个中国外交官的真正价值所在。

　　然而，弱国无外交的铁律终究是难以打破的。日本见说不过中国人，马上当着大家的面撒了一回娇，声称要退出和会。几个大国一商量，反正得罪谁都是得罪，柿子捡软的捏，那就牺牲一把弱国的利益吧。

　　中国代表纵然使尽浑身解数，面对的仍然是“必须无条件接受日本提议”的黑暗现实。他们只好愤然拒签。

　　中国可以说“不”，清末以来，这是第一次。

　　对于外交官王正廷来说，巴黎和会既是耻辱，也是光荣。

　　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担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以后，王正廷提出了一个标志性的外交政策，即革命外交。

　　所谓革命外交，就是要逐步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列强在华特权。

　　国民政府主席、实力派人物蒋介石对此表示支持。

　　忘了说一句，王部长是浙江奉化人，他和老蒋是近得不能再近的老乡，而老蒋素来对自己的同乡是照顾有加的。

　　革命外交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交涉时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