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谍影》完结-格林盛赞：“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间谍小说！”-作者: 约翰·勒卡雷

black白夜

到了厅里后，那位妇人热情地和利玛斯握手。“欢迎，欢迎来到‘海市蜃楼’。旅途愉快吗？”

“愉快。”利玛斯答道。

“你们是乘飞机还是乘船来的？”

“乘飞机。”基沃说，“航班飞行很顺利。”说话的口气好像航空公司是他家开的。

“我去给你们准备午饭。”她说，“一顿特别的午餐。我要为你们准备特别可口的饭菜。现在你们有什么需要吗？”

“哦，天哪。”利玛斯咕哝的时候，门铃响了。那个妇人跑进了厨房，基沃去打开了前门。



进来的人穿着带皮扣的风雨衣，身高和利玛斯差不多，年纪要大几岁。利玛斯估计对方年龄在五十四岁左右。他脸色发灰，皱纹很深，应该当过兵。他伸出手说：

“我叫彼得斯。”他的手指细长干净。

“你们旅途顺利吗？”

“是的。”基沃马上回答说，“一切顺利。”

“利玛斯先生和我有很多事情要谈，我想我们就不留你了，山姆。你可以乘门外的大众车进城去。”

基沃微笑着。利玛斯知道那是如释重负的微笑。

“再见，利玛斯。”基沃说，话中透露出兴奋，“祝你好运，老朋友。”

利玛斯点了点头，对他伸过来的手视而不见。

“再见。”基沃再次告别，接着悄悄地走出前门。

利玛斯跟着彼得斯走进后间。房里挂的窗帘上有花边和流苏，窗台上放着盆栽植物，有大仙人掌、烟草和其他一些奇怪的阔叶植物。家具是仿古的，很厚重。房间中央放着一张桌子和两把雕花椅。桌上铺着铁锈色的绒布，像块地毯。两个位子前都放着一沓纸、一支铅笔。旁边的柜子上放着威士忌和苏打水。彼得斯走过去，调了两杯酒端来。

“喂，”利玛斯突然开口说，“从现在开始，我就不客气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们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都是行家。你们得到了一名叛逃者，运气很好。你们没必要装出一副喜欢我的样子。”他说话的口气显得紧张而心虚。

彼得斯点了点头。“基沃告诉我说，你是个骄傲的男人。”他冷静地说。接着又认真地加了一句：“不然的话，有谁会打一个卖杂货的呢？”

利玛斯猜他是俄国人，但不能确定。他英语说得非常好，并且有着文明社会中常有的修养和习惯。

他们在桌边坐下。

“基沃对你说，我会付钱给你的，是吗？”彼得斯问。

“是的，一万五千镑，在波恩的银行里提取。”

“没错。”

“他说你在今后的一年里，可以继续问一些问题，”利玛斯说，“如果我配合的话，你再付我五千块。”

彼得斯点了点头。

“我不接受这个条件，”利玛斯接着说，“你我都明白，那是没法做到的。我拿到一万五千块后，我们就两清了。你们的人对叛徒不留情，我们这边的人同样毫不客气。你们按我提供的情报去收网抓人的时候，我可不想坐着等死。他们也不是傻瓜，他们知道要找谁算账。你我都清楚，他们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了。”

彼得斯点头说：“当然了，你也可以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愿意吗？”

“住到你们那边去？”

“是的。”

利玛斯摇了摇头，接着说：“我想你们的初审需要三天时间，然后再回头谈论细节问题，对吗？”

“那也不一定。”彼得斯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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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斯感兴趣地看着对方。

“我明白了，”他说，“你们派专家来了，要么是莫斯科派人来了？”

彼得斯不说话，只是看着利玛斯，让他表演。最后才拿起面前的铅笔说：“我们从你战时经历开始，可以吗？”

利玛斯耸了耸肩。“随便你。”

“好，那我们就从你战时的经历说起。你说吧。”



“我1939年进技工学校学习。快毕业的时候，看到招收懂外语的人担任海外特别任务的告示。因为我懂荷兰语和德语，法语也不错，加上我那时已经厌倦了烧电焊，于是就报了名。我对荷兰很熟，我父亲曾在莱顿从事机械工具业务，我在荷兰生活过九年。通过常规的面试之后，我被送到牛津附近的一所学校，学习那些常用的鬼把戏。”

“那所学校的负责人是谁？”

“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后来认识斯帝德—俄斯佩里，才知道学校由他和一个叫费尔丁的牛津学者共同管理。1941年我被派到荷兰，在那里工作了将近两年。那段时间，我们损失的特工很多，常常来不及补充人员，斗争非常残酷。荷兰是个很难开展间谍活动的国家，它几乎没有什么偏远的地方，很难找到隐秘的地方做活动基地或架设电台。我们那时候一直没有固定的居所，经常换地方，工作得非常艰难。我1943年离开荷兰，回英国待了几个月。然后又被派到挪威。比较起来，挪威的工作环境要好多了。1945年的时候，他们让我退役，我于是又回到荷兰帮我父亲打点生意。因为生意不好，我和一个老朋友去布里斯托开了一家旅行社。那家旅行社经营了十八个月就被卖掉了。不久，我收到‘组织’的一封信，问我愿不愿意重新工作。那时候我不想再做特工了，就回复他们说要考虑考虑。我在仑迪岛租了一间房子，在岛上住了一年，吃了很多好东西。后来我厌倦了岛上的生活，就给他们写信。1949年年底，我又成为正式的组织成员。当然了，他们不连续算我的服务年限，这样我的养老金就少了，他们是成心整我。我说得是不是太快了？”

“没有。”彼得斯说着给他加了一些威士忌。“我们以后还会再谈细节问题，如名字和日期等。”

有人敲门，那位妇人送来了午饭。饭菜的量很大，有冷肉、面包和汤。彼得斯把记录纸推到一边，两人无言地吃了起来。审讯才刚刚开始。



餐具收走后，彼得斯说：“你后来又回圆场工作了，是吧。”

“是的。他们让我先做了一段时间的案头工作，处理报告、评估铁幕国家的军事力量、收集有关资料等。”

“你在哪个部门？”

“四处。从1950年2月到1951年5月在那里工作。”

“你的同事有哪些人？”

“彼得·吉勒姆，拜伦·德·格雷，乔治·史迈利。史迈利在1951年年初离开我们去了反间谍部门。1951年5月，我被派到柏林担任地区副主管，负责所有的特别行动。”

“你手下有哪些人？”彼得斯记录的速度很快，利玛斯猜他用了特别的速记方法记录。

“哈克特、萨罗和德·扬。德·扬在1959年死于交通事故。我们曾怀疑他是被谋杀的，可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他们都有各自的组织网络，我是总负责。你要这方面的细节吗？”他淡淡地问了一句。

“当然要，不过不是现在。你接着说。”

“1954年下半年，我们在柏林捕到了一条大‘鱼’：佛里兹·费格。他是东德国防部的第二号人物。在那之前的工作很艰难，但在那年11月我们和佛里兹搭上了。他和我们的关系持续了两年整，直到有一天他永远地消失了。我听说他死在了监狱里。那后面的三年，我们没有找到什么可以与他媲美的人。到了1959年，卡尔·雷迈克出现了。卡尔在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他是我见到的最优秀的间谍。”

“他已经死了。”彼得斯说。

利玛斯的脸上似是露出了一丝羞愧的神情。

“他被枪杀的时候我在场，”他低声说，“在那之前，他的女人过来了。他把一切都告诉了那个女人—她知道他那该死组织的全部情况。他不出事才怪。”

“我们以后再谈柏林的事。先说这个。卡尔死了以后你飞回了伦敦。你剩下的职业生涯都是在伦敦度过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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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尽管已经算不上什么了。”

“你在伦敦做了什么工作？”

“在资金调配部，主要是监督特工的酬劳发放，为海外的秘密特工行动提供资金。是些小孩子都能干的工作，只要按指示签发汇票就行了。就是保密工作有点麻烦。”

“你们直接和那些特工联系吗？”

“那怎么可以。国外的‘线人’先提出资金要求，经上头批准后转给我们，再由我们进行支付。通常情况下，我们把钱汇到潜伏特工所在国家的一家外国银行，再由‘线人’提款后交给间谍。”

“间谍用什么标志？用假名？”

“用数字。圆场给他们都指定了代号，数字前面加一个字母。卡尔的代号是A-1。”

利玛斯出汗了。彼得斯冷静地看着他，像个职业赌徒打量着他的对手一样：利玛斯还有多少价值？什么能够使他屈服、害怕，什么能吸引他，什么是他所痛恨的。最重要的还是他知道些什么。他会不会把最有价值的情报放到最后说，等着卖个好价钱？不过彼得斯没有那样认为，他觉得利玛斯现在已经稳不住了。他是一个跟自己过不去的人，一个选择了背叛过去的人。对此，彼得斯并不觉得奇怪，他有这样的经验：他见过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信仰的人，见过经过内心挣扎背叛自己事业、家庭和祖国的人。那些人就算认为他们找到了新的信仰或希望，还是摆脱不了背叛行为给他们留下的阴影。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费尽全力保守住了部分最高机密，他们还是会感受到背叛的耻辱。就像过去那些背叛基督教的人也不敢烧十字架一样，叛节者常常在主客观之间摇摆不定。而彼得斯作为经手人，必须在给予安抚的同时，摧毁叛节者的自尊心。他们双方对这种事都有清醒的认识，利玛斯也说过要和他公事公办，因为利玛斯的自尊心让他必须这么做。彼得斯也了解，利玛斯不会全说真话。他会有意地隐瞒一些情况，那也是一种欺骗。这都是他的自尊心或职业习惯在作祟。他必须让利玛斯把情报一点一点全提供出来，要让他知道，隐瞒情报会损害他自己的利益。利玛斯会有选择地提供情报，而彼得斯要的是毫无保留的坦白。利玛斯有能力预见彼得斯需要的情报内容，他有意隐瞒的一些细节，很可能对彼得斯来说就十分重要。在这场挑战中，彼得斯还要考虑到对手是酒鬼，因而更具有不确定性。

“我想，”他说，“我们应该更详细地谈谈你在柏林的工作情况，也就是从1951年5月到1961年3月的情况。再来一杯酒。”



利玛斯看着他从桌上的烟盒里取出一根烟点上。他注意到两个情况：彼得斯是左撇子，他点烟时又一次点的是靠香烟商标的那一端，这样香烟的商标会先被烧掉，这是利玛斯很欣赏的习惯。而这些都说明彼得斯和他一样，也曾做过秘密潜伏工作。

彼得斯的脸长得有些怪，脸色发灰，没什么表情。这种脸色应该是他早年革命时期坐牢造成的。那种特征一旦形成，到死也难以改变。彼得斯头上灰白的头发以后会变得全白，但他的脸色不会变。利玛斯有点想知道彼得斯的真实姓名和婚姻情况。在彼得斯身上有一种正统的气质，这是利玛斯所欣赏的。他的正气来自他的实力和自信。彼得斯这种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撒谎。他如果要撒谎的话，那也是经过算计并且必须要撒的谎，他不会像阿什那样说一些拙劣的谎话。

从阿什、基沃到彼得斯，他们的素质和职位一个比一个高，给利玛斯展现了情报系统里的森严等级。利玛斯估计他们的思想也是一个比一个好。阿什像个雇佣兵，基沃是跑腿的，接下来才是彼得斯。当然他们的目的和手段是相同的。

利玛斯开始谈柏林的事。彼得斯很少打断他的话，很少发问或作评论。可只要彼得斯一开口，他的问题就很有针对性并且很有提问技巧。利玛斯觉得对方在这方面的本事和自己不相上下。利玛斯甚至对彼得斯的审问技巧有些赞赏，有些惺惺相惜的感觉。

要在柏林东区建立一个像样的间谍网，需要很长时间，利玛斯这样解释说。开始阶段，那个城市里有很多的二流特工。那时候特工人员的信誉度很差，有时候在酒会上就能招进一个人做特工，在饭桌上给对方稍稍介绍一下就行。那种人往往到第二天早上就暴露了。这种情况对职业特工人员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众多的手下，却有很多是对手派遣来的；工作上千头万绪，有价值的情报来源太少，施展拳脚的空间太小。1954年，他们失去了和费格的联系，完全失去了。1956年的时候，当每个部门吵着要发展高层次间谍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却毫无进展。实际上费格总是提供一些价值不高的情报，很多情报只比新闻报道快一步。而他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情报，这让他们又等了三年才等来了机会。

有一天，德·扬去东柏林的一处森林里野餐。他车上挂的是英国的军用牌照，当时他把车等在运河边一条僻静的小路上，把车上了锁。野餐后，他的孩子们提着篮子，跑在前面。孩子们跑到车边停了下来，犹豫了一会儿，扔下篮子转身往后跑。有人撬开了车门，弄坏了把手，使车门半掩着。德·扬想起照相机还放在车里，不禁骂了一句。他上前去检查车子，发现门把手被人用钢管之类的工具撬坏，所用的工具应该不大，是便于隐藏的那种。车里的照相机还在，放在车里的外套和他妻子的几样东西都没有丢。驾驶位上有一个香烟铁盒，烟盒里放着一个小金属圆桶。德·扬一眼看出那是什么：微型照相机的胶片盒，用的可能是美乐时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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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扬开车回家，把胶卷冲了出来。照片上是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记录。正巧他们手上有从其他来源获得的同样情报，经对照，确认照片内容是真实的。

利玛斯把这件事接了过来，他那时候十分需要获得一次成功。因为他到柏林后，工作上一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加上他年龄越来越大，快超过担任全职特工行动的年龄限制了。他在一周后，把德·扬的汽车停到同样的地方后，到别处去散步了。

德·扬所选的野餐地点比较偏僻，在运河边的狭长地带上。那里有一些弹痕累累的废弃碉堡和一些干燥的沙地。东面有片稀疏的松树林，离运河边的石子路有二百米左右的距离。那地方的好处就是僻静—这样的地方在柏林并不多，而且那里还很难被监视。利玛斯走在树林里，他没有试图去观察汽车旁的动静，因为他不知道对方会从哪个方向接近汽车。如果他从树林里监视着汽车边的动静，也许会让送情报来的人失去信心。他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当他回到车里时，发现车里并没有东西。只好开车回到柏林，骂自己是个傻瓜：中央委员会怎么会隔两周就再召开一次啊。三周以后，他又借了德·扬的车，把二十美元票面的一千美元放在一个野餐盒里。他没有给车上锁，离开两个小时后再回去。发现车里多了一个香烟铁盒，装钱的野餐盒不见了。

这次的胶卷上拍了很多有价值的文件。随后的六周内，他又这样做了两次，每次情况都一样。

利玛斯知道他钓到了大鱼。他给这个情报来源起了个代号叫“梅费尔”，而给伦敦的汇报信中，他对此表现得并不乐观。因为利玛斯知道，如果稍微对这件事情乐观一些，那么伦敦方面就会把它接管过去，这是他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他把这个情报来源看做是他证明自己的唯一渠道，而伦敦对那么有价值的情报来源是要直接插手的。就算他在向上汇报时有所保留，可圆场还是在插手：定规矩、提意见、提醒注意和催促行动等。圆场会提出送新的美元票子给对方，以便进行追查。他们还要他把胶卷盒送到圆场检查。他们还想进行拙劣的跟踪。照他们那样做，对方恐怕很快就会暴露。圆场的人最主要的还是想借此向上邀功。利玛斯像发疯似的工作了三周，把东德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个人档案全都研究了一遍，还把可能接触到会议记录的所有人员列了个名单出来。

从文件最后一页上的分发人员名单上，他把情报提供者的范围缩小到三十一个人，包括职员和文秘人员。

要从这三十一个人的不完整记录中，确定谁是情报提供者，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利玛斯再次研究对方送来的文件。他后来说过，他早就应该把精力放在研究文稿上了。胶片上的文件都有编号，但都没有盖保密章。在第二和第四次送来的文件中，有用铅笔或彩笔修改过的痕迹。他最后作出了一个重要的认定：胶卷上拍的文件不是正本，而是文件草稿。这样就把情报来源限定到了秘书处，而秘书处的人员并不多。从拍摄文件草稿的方式来看，拍得很好很仔细，这说明拍照人有充足的拍照时间，还有自己的办公室。

利玛斯又去研究人员名单。发现秘书处有个叫卡尔·雷迈克的人，他以前在军队医疗队里当过下士，曾被当做战俘在英国坐了三年牢。当苏联军队占领波美拉尼亚时，他有个姐姐住在那个地方，他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他姐姐的消息。他已婚，有个女儿叫卡拉。

利玛斯决定冒一次险。他从伦敦查到雷迈克做战俘时的编号为29012，他被释放的日期是1945年11月10日。他买来一本东德的儿童科幻读物，在书的扉页上用德文模仿孩子的字体写下：“本书属于卡拉·雷迈克，1945年11月10日出生于北德纹市，月光仙子29012签名。”在下面他又加了一句：“希望飞向月亮的人要向卡拉·雷迈克亲自提出申请，申请表已附上。人民民主共和月亮国万岁！”

他在一张练习簿纸上画了一个表，有姓名、地址和年龄栏，并且在纸的底部写上：“每个候选人都需要经过面试。可将希望的面试时间和地点注明后送到老地方，申请的评估时间为七天。卡拉·雷迈克。”

他把这张纸夹在书里。利玛斯又开车到老地方，开的还是德·扬的那部车。在书里夹上五张旧的一百美元钞票，把书放在了车的座位上。当利玛斯再次回到车里时，书不见了，车位上放着一个香烟铁盒。烟盒里有三卷胶卷。利玛斯连夜把胶卷冲了出来。一个胶卷拍的是最新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第二个拍的是东德和经互会关系的文件草案；第三个胶卷内容是东德情报部门的组织结构情况，有完整的机构设置情况和详细的人员情况。彼得斯插了一句：“等一等。”他说：“你是说这些情报都是雷迈克提供的？”

“不奇怪啊，你应该了解他有那个能力的。”

“不太可能。”彼得斯说，很像是自言自语，“他肯定有同谋。”

“后来确实是有的，我就要说到了。”

“我知道你要告诉我什么。可你就没有想过‘上面’还有人帮他弄情报吗？包括他后来从情报部门人员那里得来的情报？”

“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

“现在回头看看，你觉得有那个可能吗？”

“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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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把那些情报全部送到圆场时，他们就从没有想到这样一个问题：雷迈克那样级别的人能搞到那么多情报吗？”

“没有。”

“圆场没有问过你：雷迈克的照相机是哪里来的？谁指导他拍文件的？”

利玛斯犹豫了一下。

“没……有。肯定没有问过我这些问题。”

“好极了。”彼得斯平静地说，“对不起，你接着说。我并不想打断你的叙述。”

利玛斯接着说：一周后他又开车到运河边，这次他觉得有些紧张。当他把车开到土路上时，看到前面的草地上倒放着三辆自行车。二百米开外的运河边，有三个钓鱼的男人。他像往常一样从车里出来，开始朝另一边的树林走去。他刚走了二十米左右，听到一声喊声。他转过身来，看到一个男人在叫他。另外两个男人也转头看着他。利玛斯穿着一件旧风衣，手插在风衣口袋里，还来不及拿出来。他知道旁边的两个男人在保护中间的那个男人，如果他现在把手从口袋里拿出，对方很可能会开枪，对方会认为利玛斯的口袋里有一支转轮手枪。利玛斯在离中间那个男人十米处停下。



“有什么事吗？”利玛斯问。

“你是利玛斯吗？”他是一个矮胖的男人，非常沉稳，说的是英语。

“是的。”

“你的英国身份证号码是什么？”

“PRT-L58003-1。”

“日本投降那天，你是怎么度过的？”

“我在荷兰莱顿我父亲的工厂里，和一些荷兰朋友度过的。”

“我们去散散步吧，利玛斯先生。你不用穿风衣了，你把它脱下，放在你现在站的地方，我的朋友会帮你照看。”

利玛斯犹豫了一下，耸了耸肩，脱下了风衣。接着他们一起快速地向树林走去。



“你我都知道那人是谁，”利玛斯疲惫地说，“他是东德内务部第三号人物，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人民保卫事务协调委员会负责人。我想他看过你们情报部门的反间谍资料，所以才知道了我和德·扬。他身兼三项职务，所以能接触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和经济机密，也能调看东德情报部门的档案材料。

“他只能看到部分资料，情报部门以外的人是没办法看到所有资料的。”彼得斯坚持说。

利玛斯耸了耸肩。

“确实如此。”他说。

“他是怎么处理那些钱的？”

“从那个下午开始，我没有再给过他钱，这事被圆场立即接管了。后来钱都是汇到西德银行去的。他甚至把我以前给他的钱还给了我，让圆场把那些钱通过银行汇给了他。”

“你把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伦敦圆场吗？”

“从那以后，全都汇报上去了。我不得不那样做。圆场再朝上汇报。那以后，”利玛斯怨恨地说，“完蛋就是迟早的事情了。圆场有上头撑腰后，就变得非常贪婪。不断地催我们向他要更多的情报，给他更多的钱。最后，我们只有建议卡尔去发展别的情报员，我们帮他形成一个情报员网。那样做其实很愚蠢，给了卡尔很大的压力，让他承担更多的风险，也影响了他对我们的信任。那是事情败露的开始。”

“你从他那里搞到多少情报？”

利玛斯犹豫了一下。

“多少？天哪，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持续时间已经比预期的要长很多。我认为他在被抓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暴露。最后几个月里，他的情报质量下降不少，估计那时候他已经被怀疑，不让他接触到重要资料了。”

“他一共给你多少情报？”

利玛斯一件一件地回忆卡尔·雷迈克给他的情报。像利玛斯这样喝那么多酒的人，还能有很好的记忆力，连彼得斯也觉得很是佩服。利玛斯不但能记得日期和姓名，还能记得伦敦方面的反应，以及情报的查证情况。他记得对方索要的金额和他们支付的金额，记得别的成员加入情报员网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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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彼得斯又说，“可我不相信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小心、多么勤奋，能够弄到那么多情报。就算他弄到了，也没能力全都拍到照片上。”

“他确实有那个能力。”利玛斯坚持说，突然发火道，“他就有那个本事，事实就是那样。”

“圆场从来没有让你去向他打听，问他是怎么获到那些情报的？”

“没有。”利玛斯马上回答，“雷迈克对那种事很敏感，伦敦方面也没有多问的意思。”

“好吧，好吧。”彼得斯若有所思地说。

过了一会儿，彼得斯问：“你听说了那个女人的事吗？”

“哪个女人？”利玛斯警觉地问道。

“卡尔·雷迈克的女人，就是那个在雷迈克被枪杀的晚上跑到西柏林的女人。”

“怎么啦？”

“她一周前死了，被人杀死的。离开她公寓时被人开枪打死。”

“那公寓以前是我住的。”利玛斯呆板地说。

“也许她比你更了解雷迈克情报网。”彼得斯试探说。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利玛斯反问。

彼得斯耸了耸肩。

“真是奇怪。”他说，“是谁杀了她呢？”

说完卡尔·雷迈克的案子后，利玛斯开始说别的不太重要的情报人员。接着是他在柏林办事处的工作程序、联络情况、人员情况和其他一些细节，包括住处、交通方式以及录音和拍照设备等。他们的长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晚上，直到利玛斯倒在床上睡着。整整两天里，利玛斯把他所知道的柏林情报工作全都说了出去。在此期间，他喝了两瓶威士忌。

有一件事情让他不解：彼得斯为什么一直坚持说雷迈克有同谋，认为有一个高级别的人在帮他搞情报。头儿曾经问过利玛斯同样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头儿确实问过雷迈克的情报来源问题。怎么对立的双方都怀疑雷迈克有别的情报来源呢？雷迈克的帮手是肯定有的，就像那天在运河边见面时旁边的两个男人。可那些帮手都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卡尔也都说过他们的情况。可彼得斯，也只有彼得斯，能清楚地了解卡尔能搞到什么样的情报，所以彼得斯才拒绝相信卡尔是单干的。在这点上，彼得斯和头儿的看法倒是一致的。

也许真是那样，也许还真有别的情报来源，也许这是头儿严防蒙特知道的机密。那样的话，卡尔·雷迈克就是和某个特别人物合作，共同提供他们两人弄来的情报。也许那是头儿和卡尔那天晚上在柏林的利玛斯住处单独会面时商谈的内容。

不论怎样，明天就会揭晓。明天他要显显手段了。

他不知道谁杀了艾尔维拉，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杀她。当然可以作这样的猜测：艾尔维拉知道雷迈克的秘密同谋是谁，所以被那个同谋杀了……不对，那样太牵强了。这样的猜测没有考虑到从东柏林到西柏林的难度，毕竟艾尔维拉是在西柏林被杀的。

他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头儿从来没有告诉他有关艾尔维拉被杀的情况。如果头儿及时通知他，那么彼得斯问起这件事，他也好有个思想准备。现在想得太多也没有用，头儿做事一定有他的理由。他们都是很难琢磨的人，往往花很长时间都猜不透他们的真实用意。

他入睡前还低声说了一句：“卡尔真是个傻瓜。都是那个女人害的，肯定是她。”现在艾尔维拉死了，一切都结束了。他想起了丽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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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二天
彼得斯第二天早上八点来了，没什么客套，两人坐到桌边继续谈。

“回到伦敦后，你做了些什么？”

“他们让我坐冷板凳。我在机场见到人事部来接我的那个蠢货时，我就知道完蛋了。我不得不自己去找头儿，汇报卡尔的事情。我只能说卡尔死了，还能说什么呢？”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他们开始的时候说我可以在伦敦圆场混些日子，混到能拿养老金的年限。我对他们这种做法非常反感。我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对我的待遇问题那么较真的话，他们应该算一下我工作的总年数，没必要说我的工作期限曾经中断过。我这样一说，他们就变得更不讲理了。他们把我调到资金调配部，让我和一群娘们一起工作。在那里工作的情况我不太记得了，那时起我喝酒有些多，日子过得很倒霉。”

他点上一根烟。彼得斯点了点头。

“后来他们整我也有这个因素，他们不喜欢我喝酒。”

“你把你能记住的资金调配部工作情况给我说一说。”彼得斯建议道。

“那个部门的工作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了解自己，不是坐办公室的料。所以我才一直赖在柏林，知道他们调我回去的话，我肯定要坐冷板凳了，可……天哪！……”

“你在那里做什么事情？”

利玛斯耸了耸肩。

“办公室里坐在我后面的是几个女人。一个叫周比，一个叫拉里特，我叫她们俩‘周四’和‘周五’。”说着他露出一丝傻笑。彼得斯疑惑地看着他。

“我们就做一些案头工作。金融部送封信来说：‘经批准，支付给某某七百美元，自某日起生效，请处理。’大意是这样。收到后，‘周四’和‘周五’先评说一番，再编号盖章，然后我就签发一张支票，或者去银行汇款。”

“什么银行？”

“布拉特—罗德尼银行，是市里一家俗气的小银行。圆场选那样的银行的理由是：真人不露相。”

“那样说来，你知道世界各地间谍的姓名？”

“不是那么回事，没那么简单。我确实签发支票或到银行汇款，但收款人的姓名那一栏是空着的。我所做的是进行签发汇款事务，完成后我们把文件送到‘特别调配部’。”

“那是个什么部门？”

“那里的人才掌握所有间谍的资料。由他们填上收款人的姓名后，把支票或汇票寄出。他们这样做，是个聪明办法。”

彼得斯看上去有些失望。

“你是说你根本无法知道收款人的姓名？”

“一般来说无法知道，没有办法。”

“有例外吗？”

“有时候我们多少知道一些。文件在‘资金调配部’、‘金融部’和‘特别调配部’之间转来转去，难免会出些问题。所以有时我们会意外地知道一些东西，也算让工作有点意思。”

利玛斯站起身来。“我已经把我记得的资金调配细节都写出来了，”他说，“就在我房间里，我去拿来。”

他走出房间。自从到了荷兰以后，他走路就不太稳当。回来时，他拿着几张从低档练习簿上撕下的纸头。

“这是我昨天夜里写的，”他说，“我想这样能节省一些时间。”

彼得斯接过纸头，仔细地慢慢读着，似乎比较满意。

“好。”他说，“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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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关于‘滚石’的事情。为了那件事情，我还出了几趟差，去过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去把钱存到银行里。”

“多少钱？”

“在哥本哈根存了一万美元，在赫尔辛基存了四万德国马克。”

彼得斯放下手中的铅笔。

“给谁的？”

“天知道。我们为‘滚石’制定了一套存取款程序。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份伪造的英国护照，让我去哥本哈根的皇家北欧银行和赫尔辛基的芬兰国民银行。我用假名在银行开出可由其他某人共同取款的账户，把钱存进去。另一个授权提款人的姓名也是假的，但我会把那个假名的签字样本留给银行，样本是圆场的人给我的。把存款单和一份假护照给那个人，他就可以去银行取钱了。据我所知，这当中用的全是假名。”他听自己这样说着，觉得荒唐得有些可笑。

“所有的程序都是这样的吗？”

“不。这是特别制定的支付方法，有专门的申请名目。”

“什么名目？”

“那是仅限于很少人知道的一个姓名代号。”

“哪些姓名代号？”

“我已经告诉你了，就是‘滚石’。它包括在不同的首都城市不定期地支付一万美元。”

“每次都是在首都城市？”

“就我所知，是这样的。我从文件中了解到，在我去资金调配部前，就已经开始给‘滚石’付钱了。但以前采取的是资金调配部委托当地特工人员支付的方法。”

“在你进资金调配部前的那些支付工作是在哪里进行的？”

“有一次是在奥斯陆，其他的我记不清了。”

“收款人用的假名都是同一个吗？”

“不是。为保密起见，用不同的假名。我后来听说这一套方法是从苏联人那里学来的，是我见过的最精心设计的支付方式。同样，我每次出差也用不同的假名和不同的护照。”这样吊对方胃口，让对方去想象。

“他们也要给那名特工准备假护照，让他能去取款。你见过那些假护照吗？护照的内容和送交方式是什么？”

“不知道。只知道那个人去取钱必须获得那些国家的入境签证和入境章。”

“入境章？”

“是的。我估计给那个人准备的假护照只用在取钱时作身份证明用，而入境时用的是他自己的护照，按合法方式进入那些国家。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

“你说开始的时候支付是由当地特工人员实施的，而后来改为从伦敦派人去送钱，为什么要作这种改变？”

“我知道原因。我问过资金调配部‘周四’和‘周五’那两个女人，她们说头儿有些担心……”

“头儿？你是说头儿亲自插手这项工作？”

“是的，他亲自运作。他担心当地的特工在银行会被人认出，所以就派我当跑腿的。”

“你几次出差的时间是什么？”

“我6月15日去的哥本哈根，当天晚上就飞回伦敦。去赫尔辛基是在9月底，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在28号左右回去的。我在赫尔辛基找地方乐了乐。”他说时笑了笑，彼得斯无动于衷。

“还有呢，其他的送钱时间是什么？”

“不记得了，对不起。”

“可肯定有一次是去奥斯陆？”

“是的，在奥斯陆。”

“由当地特工付钱时，两次付钱之间的间隔时间有多长？”

black白夜

“我不知道。应该不会长吧，我想在一个月左右，也许更长一些。”

“在你的印象里，以前由当地特工进行的支付工作持续了多长时间？文件里有这方面信息吗？”

“没有印象了。那些文件里只有实际支付金额。第一次支付是在1959年早期，别的日期就没有了。这是特工工作的规矩，不会让人了解详情。一项工作在每份文件里只有部分信息，只有能看到所有文件的人才能了解全貌。”

彼得斯在不停地记录。利玛斯估计房间里某个地方还藏着一台录音机，当然根据录音整理出文字材料也很费时间。而彼得斯现在进行记录，他晚上就可以据此发电报向莫斯科方面汇报了，同时在海牙的苏联大使馆里，女职员们会连夜把录音材料按时通过电报发到莫斯科。

“告诉我，”彼得斯说，“那些钱的数目都很大，支付工作也花了不小的精力和财力。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利玛斯耸了耸肩。

“我怎么看？我想头儿肯定找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情报来源，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些情报，所以我不清楚。我不喜欢那件事情的工作方式—太重视、太复杂、太讲究了。他们直接和那个人见面，把现金亲手交过去不就行了吗？有必要让那个人带着真护照，而凭假护照出国去拿钱？对此我有怀疑。”利玛斯说。现在他该给这件事布上疑云，让对方去揣摩。

“你的意思是？”

“我是说，就我所知，那些钱从来没有被取出过。假使那个人是隐藏在铁幕国家的高级别官员，那么存在银行的钱就要那个人等机会去提取。这都是我的推测，我也没有多想这个问题，没那个必要。它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也仅知道一小部分情况。这些情况你也都明白。你对它就是再有兴趣，也没有办法。”

“如果像你所说，钱没有被提取的话，为什么还要费劲给那个人伪造护照？”

“我在柏林工作的时候，也给卡尔·雷迈克做好了独自逃亡的准备。我们为他准备了一份伪造的西德护照，冒充是杜塞尔多夫市的居民。他只要按事先确定的方法，可以很方便地拿到那本护照。而且那份护照永不过期—‘特别旅行部’会对它进行定期的更新。头儿在这件事情上，采取的也是类似的办法。当然这些也都是我猜的。”

“你怎么能肯定确实有那些护照呢？”

“这在资金调配部和特别旅行部之间的公文中有记录。‘特别旅行部’专门安排有关假身份证件和假签证方面的事务。”

“我明白了。”彼得斯想了一会儿，接着问，“你去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出差所用的假名是什么？”

“罗伯特·朗，来自德比市的电气工程师。这是去哥本哈根用的。”

“你去哥本哈根的确切日期是什么？”

“我刚才说过了，是6月14日。我早上11点半到达那里。”

“开户银行是哪家？”

“哦，够了，彼得斯，”利玛斯突然发火了，“是皇家北欧银行，你都记在纸上了。”

“我只是核实一下。”彼得斯回了一句，还在不停地记录。“你在赫尔辛基用的假名是什么？”

“史蒂芬·伯内特，来自普利茅斯的海洋工程师。”他用讽刺的口吻加了一句，“我是9月底去那里的。”

“你到达那里的当天就去了银行？”

“是的。那天是24或25日，我说过，我记不太清了。”

“你把钱从英国随身带到那里？”

“当然不是。每次都是把钱汇到当地特工的账户上。当地特工把钱取出来，带着装钱的手提包到机场接我，再由我把钱送到银行。”

“哥本哈根的当地特工是谁？”

“彼得·杰生，大学书店的会计。”

“在银行开户时，给取款人用的假名是什么？”

“在哥本哈根用的是赫斯特·卡尔道夫。我想是这个。对了，就是这个，我想起来了。我那时候老是把名字错说成卡尔肖斯特。”

“个人资料是什么？”

“经理，来自奥地利克拉根福市。”

“在赫尔辛基呢？用什么名字？”

“费特曼，阿道夫·费特曼，来自瑞士的圣盖仑。还加了个头衔，对了，费特曼博士，文献学家。”

“明白了，都说德语？”

“是的，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可那人不可能是德国人。”

“为什么不可能？”

“我做过柏林组织的负责人，对不对？如果是德国人，我应该知道。在东德的高级别间谍都是由柏林站负责联系的，我不会不知道的。”利玛斯站起身来，走到柜子旁边，给自己加了些威士忌，并没有给彼得斯添酒。

“你说过，在这项工作中采取了特别的保密程序，也许他们认为这件事没必要让你知情。”

“别冒傻气了。”利玛斯立即不客气地反驳说，“我肯定会知道的。”这一点无论怎样他都必须一直坚持，这样才能让对方自以为比他掌握的情况更多，也更相信他提供的情报。头儿对利玛斯说过：他们会作出他们自己的推断，我们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些线索，还要对他们推断出的结论表示怀疑，充分利用他们的自以为是、相互猜疑的特点，这是我们必须做的。

彼得斯点了点头，像是发现了一个不愿见到的事实。“你是个很有自尊心的男人，利玛斯。”他又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彼得斯很快就离开了。他和利玛斯道别后，沿着海边的路走了。那时是午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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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三天
彼得斯那天下午没有出现，第二天早上也没来。利玛斯在焦急中等待着消息。他去问旅馆的那个女人，她只是微笑着耸了耸她那厚实的肩膀。第二天早上十一点左右，他决定去海边散散步，一个人抽着烟，沉闷地对着大海发呆。

海边有个姑娘在给海鸥喂面包，背对着他。海风吹动着她的长发和衣服，使得她的身材像把弓，一把瞄准大海的弓。他知道这种感觉只能在丽兹身上找到，如果他还能回到英国的话，他一定要好好地去追寻。追寻一种平淡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拿着一片面包，走到海边喂海鸥。这些平常小事，对利玛斯来说都是奢求。无论是追求平淡还是追求爱情，无论他还能不能回去，他心中都有丽兹的影子。也许一周或两周以后，他就能回家了。头儿说对方付的钱全归他，那么多钱足够了。有了那一万五千镑，加上圆场给的退役津贴和退休金，他就能像头儿说的那样：苦尽甘来了。

他在外面转了一圈，回到旅馆的时间是十一点三刻，旅馆的那个女人一言不发地让他进了门。可他走进房间后，听到她拿起话筒打电话的声响，她通话的时间很短。十二点半的时候，她送来了午餐。令他高兴的是还送了一些英文报纸来。他于是看起报纸，一直看到三点钟。利玛斯平常不读报，现在却认真地看了起来。他看得很仔细，用心地记住报纸文章的细节，像姓名、地点和人物等。他简直不是在看报纸，而是以他独特的方法背诵着报纸内容，非常地专心。

三点整的时候，彼得斯来了。利玛斯一看到他就知道出事了。他们没有坐到桌边，彼得斯连外衣都没有脱。

“给你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说，“他们开始在英国追查你了，听说是今天早上开始的，在各个交通出入口都有了布置。”

利玛斯无动于衷地问：“追查我的理由呢？”

“名义上是说你在出狱后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去警察局报到。”

“实际上呢？”

“听说是要指控你违反公务员保密法。伦敦的各家晚报都登了你的照片，报纸的描述都非常模糊。”

利玛斯一动不动地站着。

头儿开始动手了，开始造声势了，这是唯一的解释。即使阿什或基沃已经被抓住，即使他们都已经坦白交代，头儿还是要造这样的声势。头儿曾说过：“几周后，我估计他们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审讯，可能还是在另一个国家。有几周的时间，够他们把你看穿了。这以后就要看你见机行事，必须保持低调，让事态自行发展，对此我很有信心。我决定要对你的行动提供支援，直到蒙特被消灭为止。照这样做，是我们最佳的选择。”

现在事情成了这样。

当初讨论计划时，没有这一条，现在，事情大不一样了。他们到底要他干什么呢？如果现在终止行动或拒绝和彼得斯一起走，那么以前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彼得斯也可能是在撒谎，这是对他的一次考验，使他能下决心和彼得斯一起走。如果他同意离开，同意向东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其他什么地方，他们完全没有必要把他叛逃的事泄露出去；而且，既然他是西方正在追捕的目标，就更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泄露出去。

通缉他这件事是头儿指使干的，他能肯定。这次行动中，头儿给他的待遇太优厚了，他就知道没这么好的事情。头儿他们的钱不是好花的—除非他们觉得你不可能活下来向他们要钱时，才会变得很慷慨。拿他们的钱都要付出痛苦和危险的代价。当然这些都是头儿不肯公开承认的。其实同意给那么多钱就是一种警告，而利玛斯没有察觉到这是个警告。

“现在我麻烦了，”他平静地说，“怎么会这样？”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于是说：“有可能是你的朋友阿什或者基沃出卖了我……”

“也有可能。”彼得斯回答说，“你我都清楚，有这种可能性。我们这个行当本来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他似乎有点不耐烦地接着说，“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在追查你。”

利玛斯好像没有听到彼得斯说的话。“现在我是上了你的钩了，对吧？彼得斯。”他说，“现在你们的人都开心了吧，恐怕都在等赏钱了？”

“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彼得斯尖刻地说。

“那你为什么还要派人跟踪我？你说啊。我今天早上出去散步，就有两个穿棕色西装的矮个子男人，一前一后，相隔二十米，沿海边跟着我。我一回到旅馆，旅馆的人马上就给你打电话。”

“我们还是说说我们知道的情况吧。”彼得斯建议，“你自己方面的人是怎么发现你的问题的，这一点我们并不关心。我们看重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确实在追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