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外勤人员的告密搅动了英国情报机构，约翰·勒·卡雷

black白夜

“嗨，劳德，等一会儿。你见到比尔了吗？有紧急的事找他。”

接着从同一方向发出来托比·伊斯特哈斯的中欧腔：“马上得找他，劳德，我们已经发出了紧急通知。”

他们已经到了最后一条拥挤的走廊。劳德大约领先三步，正要回答时，吉勒姆已到了门口，向里一看，只见布兰德趴在办公桌上，他已脱了上衣，手中抓着一张纸，胳肢窝尽是汗渍。小个子的托比·伊斯特哈斯像个侍者领班似的弯腰站在他旁边，他一头银发，下巴突出，是个腰板挺直、短小精悍的大使。他伸出一只手，指着那张纸，仿佛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布兰德突然看见劳德走过的时候，他们显然正在一起阅读一份文件。

“我刚才还见到了比尔·海顿，”劳德说，他有一种本领，能把别人的问话重复一遍，听起来更加得体，“我想比尔应该快来了。我们刚才还在走廊上见到他，还和他说了几句话。”

布兰德的眼光慢慢地转到吉勒姆的身上就停止不动了，这种冰冷的打量使人不舒服地想到海顿的眼光。“哈啰，彼得。”他说。听到这话，小托比伸直了身子，眼光也直盯着吉勒姆，褐色平静的眼神就像一只猎犬。

“嗨，”吉勒姆说，“怎么啦？”

他们的招呼不仅是冷冰冰的，而且是充满敌意的。吉勒姆曾经和托比·伊斯特哈斯在瑞士一起从事一件非常惊险的活动，共度三个月的患难，在这三个月中，托比没露过一次笑容，因此他的白眼并不使吉勒姆感到奇怪。但是罗埃·布兰德是史迈利提拔的人，是个热心肠，容易冲动，一头红发，身材魁梧，且是个淳朴的知识分子，他心目中最惬意的事，便是晚上在肯特镇附近的酒店里谈论维特根斯坦18。他曾做过十年的共产党文人，在东欧的学术圈子里活动，现在像吉勒姆一样转入内勤了，这甚至成了一种束缚。他平时见到人的作风是满脸堆笑，拍拍肩膀，喷你一脸昨天晚上的啤酒味，可是今天却不然。

“没怎么，彼得老兄，”罗埃说，勉强装出一副为时已晚的笑容来，“没想到会见到你，就此而已。我们这一层没有外人进来，已经习惯了。”

“比尔来了。”劳德说，为他的预测马上得到证实而感到很高兴。吉勒姆注意到海顿进来的时候，在一道光线的照映下，脸颊上有一种很奇怪的颜色。颧骨上面泛起一片红，颜色很深，是许多微血管组成的。吉勒姆神经紧张之下感到这使海顿有了一些格雷19的样子。



他与劳德·斯屈克兰的会见前后达一小时又二十分钟。吉勒姆有意拖得这么长，他一边和他谈话，一边心里老是惦记着布兰德和伊斯特哈斯，不知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好吧，我现在该到道尔芬那里去请她批准了，”他最后说，“她对瑞士银行的看法，我们都是知道的。”管理组办公室与财务组距离两扇门。“我把这条留在这里。”他把会客条丢在劳德的办公桌上。

狄安娜·道尔芬的屋子里有一股刚刚喷过芳香剂的味道。她的手提包放在保险箱顶上一份《金融时报》的旁边。她是圆场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但没有人娶的待嫁小姐之一。他厌烦地说，是呀，活动计划已送到伦敦站去了。是呀，他也明白，随便收送赃钱现在已不时兴了。

“我们研究一下再告诉你结果。”她说，这意思是说她要去请示坐在隔壁的菲尔·波特奥斯。

“那我就去告诉劳德。”吉勒姆说完就走了出去。

动手吧，他心里想。

在男厕所里，他在洗手台前等了三十秒钟，看着镜子里的门，竖起耳朵听着。整层楼意外沉寂。他心里说，动手吧，你有些老了，快动手吧。他穿过走廊，大胆地走进值班室，砰地关上门，然后向四周一看。他估计他有十分钟时间，他也估计砰地关上门在那一片沉寂中比悄悄地关上门更不会引起注意。快动手。

他带了照相机，但光线太差。挂着纱窗帘的窗户外面是个全是黑烟囱的院子。他即使带了一个亮一些的灯泡来也不敢用。因此他只能凭他的记忆。自从领导换人以来，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白天这个地方以前是情绪低落的女职员的洗手间，从廉价香水的气味来看，现在仍旧是如此。一面墙前有个卧榻，夜里马马虎虎充作床用，旁边是个急救箱，上面的红十字已剥落了，还有一台旧电视机。铁柜仍在原处，一边是电话总机台，一边是锁起来的电话，他就直接朝铁柜走过去。这是个旧铁柜，用开罐器就可以打开。他却带着凿子和一两件轻金属工具。这时他想起来开锁号码是31—22—11，他就试了一下，倒着四下，顺着三下，倒着两下，再顺着，锁就开了。拨盘已经拨惯了，转动很自然。他打开门的时候，底层扬起了一阵尘土，卷成一团，在地面飘过，慢慢地向黑暗的窗户升去。在此同时，他听到了像是从笛子吹出来的一个声音，很可能是外面街上汽车停下来的声音，也可能是文件手推车的轮子在漆布地板上发出的声音。但是在当时听来，却像卡米拉练笛子时的那种音符，拉得很长，使人听了难受。她高兴时就练笛子。有时在午夜，有时在清晨，不分晨昏。她一点也不在乎邻居会怎么想，她简直是没有神经的一样。他还记得她第一夜就问：“你睡床上哪一边？我的衣服放哪里？”他在这些事情上素以作风优雅自赏，但是卡米拉却大大咧咧的，技巧本来已是一种妥协，是跟现实的妥协，她还会说是脱离现实的逃避。那么好吧，就把我从这个险境中救出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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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记事簿订成厚册，放在最高一层，书脊上贴着日期，看上去像家庭账簿。他把四月份的一本拿下来，查看了内封里的名单，心里在想，院子对面的影印室里会不会有人看到他，如果看到会不会放在心上？他开始查看一条条的记载，找十日和十一日之间的那一夜，伦敦站和塔尔就是在那时交换电报的。香港时间早九小时，史迈利指出：塔尔的电报和伦敦的第一个回电都是下班后发的。

走廊里突然传来了一阵谈话声，刹那间他甚至觉得可以听出阿勒莱恩的苏格兰边界土腔在说一句并不好笑的笑话，但是现在瞎想已没有用了。他反正已预备好了借口，自己也有一半相信。如果被逮住了，就完全相信。如果沙拉特的审查人员拷问他，他还有个退路，他出门总是预备好退路的。但是他还是吓坏了。说话声远去了，潘西·阿勒莱恩的鬼影也一起远了。他的胸膛上都是汗珠。有个女人走过，嘴里哼着歌剧《毛发》中的一个曲调。他心里想，要是比尔听到，他会宰了你，比尔最恨有人嘴里哼着歌。“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这穷小子？”

接着使他感到好玩的是，他真的听到了比尔生气的咆哮声，不知从多远的地方传来：“别哼了。哪个笨蛋在哼？”

快动手。你一停下来，就无法再开始：有一种特别的怯场使你忘了台词，一走了之，使你一碰到东西手指就哆嗦，让你胃开始翻搅。快动手。他把四月份的一册放了回去，随便又拿了四册，是二月份、六月份、九月份、十月份的。他很快地翻了一遍，找可以比较的地方，然后又放回架子去。他蹲了下来，求上帝赶快让扬起来的尘土落下来，可是它似乎没完没了。为什么没有人对此有意见？多人共用一个地方就总是这样：没有人负责，没有人放在心上。他找夜班警卫的值勤登记本。他在最底下的一层找到了，夹在茶叶包和炼乳罐之间，放在信封式的卷宗夹里。警卫填写好以后，在你值班的十二小时之内送来给你两次，一次在午夜，一次在清晨六点，请你签名证明正确无误——天晓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夜班工作人员四散在大楼里，各处都有——然后把第三联保存起来，放在柜子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洪水”20以前的手续，看来现在也是如此。

有一层架子上全是尘土和茶叶包。他想，有多久没有人自己泡茶了？

他再一次查看四月十日到十一日之间的那个夜里。他的衬衫湿得黏在背上。我怎么啦？天呀，我这身体不行了。他前后翻来翻去，两次，三次，然后把柜门关上。他等了一会儿，仔细听着，担心地最后看了一眼地上扬起的尘土，然后大胆地走过走廊，安全地回到对面男厕所里。在走过去的时候，他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译码机、电话铃、一个女人在说“那个该死的东西在哪里，原来就在我手里”，还有那神秘的管乐声，但不再像半夜卡米拉的吹笛了。下次我让她来干这活，他这么恶狠狠地想。毫不妥协，面对面，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在男厕所，他发现斯巴克·卡斯帕和尼克·德·西尔斯基站在洗手台前，面对着镜中的对方在低声说话，他们两人是为海顿的苏联间谍网跑腿的，加入已很多年了，大家干脆管他们叫俄国人。他们一见吉勒姆就不说话了。

“哈啰。你们两人，真是难兄难弟，形影不离。”

他们都是金头发的矮胖子，比真正的俄国人还像俄国人。他等他们走了以后，才洗去手指上的尘土，又晃晃悠悠地回到了劳德·斯屈克兰的办公室里。

“我的天，那个道尔芬说话真是没完没了。”他漫不经心地说。

“她很能干。我们这里几乎少不了她。极其能干，我可以向你保证。”劳德说。他在签会客单之前仔细地看了一下表，然后把吉勒姆带到电梯前面。伊斯特哈斯正在栅栏旁，跟那个态度不客气的年轻警卫讲话。

“你回布里克斯顿吗，彼得？”他的说话口气随便，表情仍旧莫测高深。

“怎么？”

“我车在外面。我可以顺道‘开’你去，我们在那边有事。”

开你去！小托比什么话都说不好，但他都会说。在瑞士的时候，吉勒姆听他说过法语，有德国口音，他的德语又有斯拉夫口音，他的英语尽是小毛病和元音错误。

“没事，托比，我想回家去。晚安。”

“直接回家？我可以开你去，没别的。”

“谢谢，我还得去买些东西。给那些教子教女。”

“是啊。”托比说，好像他没有教子教女似的，小下巴缩了进去，感到很失望。

他究竟要干什么？吉勒姆心里又想。小托比、大罗埃，这两个人为什么瞪我白眼？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什么文件，还是因为吃到了什么东西？

他到了街上以后，漫步走上查令十字街，浏览书店的橱窗，同时查看人行道的两侧。天气变冷了，开始起风了，路人匆匆忙忙走过去的时候，脸上都有一种期待的神情。他的情绪高了起来。他觉得迄今为止，他都生活在过去之中。现在是再度赶上潮流的时候了。在兹温默书店里，他翻看了一本图文书，名叫《历代乐器》，他想起卡米拉要到她的笛子老师桑德博士那里去上课，很晚才能回家。他又往回走，一直走到福尔斯书店，一路眼光扫去，把排队等公共汽车的人群一一都瞧在眼里。史迈利说过，要当做身在国外一样。吉勒姆一想到值班室的事和罗埃·布兰德的怀疑眼光，就觉得这样做不难理解。还有比尔·海顿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起了疑心？不，比尔另属一类。吉勒姆这样得出结论，无法抗拒对海顿的一片忠心。首先是，比尔绝不参与不是他自己首创的事情。放在比尔旁边，其他两个不过是侏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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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荷区，他叫了一辆出租车，要司机开到滑铁卢车站。到了滑铁卢车站后，他又到一个肮脏的公用电话亭拨了萨里区米切姆街的一个号码，给特别分局以前的督察长孟德尔，这是他和史迈利不再做谍报工作时认识的。孟德尔来接电话时，吉勒姆说要和詹尼讲话，孟德尔马上回答没有詹尼这个人。吉勒姆说了声对不起，就挂了电话。接着他拨了报时专线，假装与那自动报时器愉快地交谈，因为有个老太太在外面等他把话讲完。他心里想，现在他总该到了。他于是挂了电话，又拨了米切姆街的另外一个号码，那是孟德尔住的那条街上的公用电话。

“我是威尔。”吉勒姆说。

“我是阿瑟，”孟德尔高兴地说，“你好。”他是个古怪、吊儿郎当的人，目光敏锐，神色警觉，吉勒姆可以想像他打电话的样子，拿着一支铅笔随时准备在警察笔记本上记下谈话。

“我先把重点告诉你，以防万一我被汽车撞死。”

“你说得对，威尔，”孟德尔安慰道，“还是小心点好。”

他慢慢地把要说的话说了，用的是他们商量好的学术用语，以防万一有人偶然窃听到：考试、学生、弄丢的报告等。他一停下来就听到对方的轻轻书写声。他想像孟德尔在慢慢工整地书写，等他写完一句，他才继续说下一句。

“我从店里拿来了那几张好照片，”孟德尔把记下来的话核对一遍后，又说，“效果很好，没有一张漏掉。”

“谢谢你，我很高兴。”

但是孟德尔已把电话挂了。

吉勒姆心里想，对地鼠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地道又长又黑。他为外面的老太太打开门时，注意到听筒已放回到电话机上，都是斑斑汗渍。他想了一下他给孟德尔传的话，又想到了罗埃·布兰德和托比·伊斯特哈斯在门廊上向他投过来的眼光，心里不禁很焦急，不知史迈利现在在哪里，不知他是不是放在心上。他回到伊顿公寓，很需要卡米拉，但又有点怕自己要她的原因。真的是他的年纪已经突然与他作对了？他这一辈子第一次违反了自己的荣誉观，做出了犯罪的勾当。他感到了卑污，甚至憎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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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些老头子回到牛津去，会发现建筑石块上过去的青春在向自己招手。史迈利不是这种人。要是在十年前，他可能会这样，如今却不会了。经过博得利图书馆的时候，他隐隐约约地想到，我曾在那里念过书。看到公园路上他指导老师的房子，他想起了战前在那个长长的花园里，杰比第第一次问到他是不是愿意和“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两个人谈谈”。听到汤姆钟楼敲晚上六点钟时，他想起了比尔·海顿和吉姆·普莱多。他们大概是他到伦敦去的那一年到这里来的，后来又因战争而聚在一起了。他漫不经心地想着他们两人当时在一起的样子：比尔是个画家、辩论家、交际家，吉姆是个运动员，一切都听他的话。他想到在圆场他们两人最红的时候，这种差别几乎拉平了：吉姆在动脑筋方面开始灵活起来，而比尔去搞外勤无人能望其项背。只有到最后，原来的两极差别又明显起来，拉马车的马回到了马厩，思想家回到了书桌。

天空开始落下雨滴，但他没有注意到。他坐火车来，从车站步行，一路绕弯：布莱克威尔书店、他以前的学院，什么地方都去了，然后才朝北走。由于树木繁茂，这里黄昏降临得早。

他走到一条死巷子前面，又放慢了脚步，再仔细看一眼。一个围着披巾的妇女骑着自行车在盏盏路灯穿破浓雾的光圈下，从他身边经过。她在一道栅栏门前下了车，推门进去，消失了踪影。马路对面，有个模糊的人影带着一条狗散步，他看不清是男是女。除此之外，路上空无一人。公用电话亭也是空的。接着突然有两个人从他身边走过，大声谈论着上帝和战争。主要是年轻的那个在说。史迈利听到年纪大的那个表示同意，猜想他是个教师。

他沿着一道很高的围篱走，围篱上面不时出现枝叶繁茂的树丛。十五号门的铰链很轻，这是一道双扇门，但经常只用一扇。他推门的时候，门闩掉了。房子远远地在花园深处，大多数的窗口都有灯光。楼上一扇窗户里，一个年轻人俯身在一张书桌上。另一扇窗户里，有两个小姐似乎在争论。第三扇窗户里，有个非常苍白的女人在拉中提琴，但他听不见声音。一楼的窗户里也都有灯光，但是窗帘都拉了起来。门廊铺的是花砖，前门嵌着五彩玻璃。门框上钉着一张旧布告：“晚上十一点后，请走旁门。”几个门铃上各有一张条子：“普林斯按三下”，“卢姆贝按两下”，“布兹：整晚外出，以后再见，珍妮”。最下面的一个门铃上写着“沙赫斯”，他就按这个铃。马上有狗叫了起来，一个女人开始吆喝。

“弗勒许，你这个傻孩子，来的只是个笨蛋学生。弗勒许，别叫，傻瓜。弗勒许！”

门开了一半，仍挂着门链，门缝里填满了一个人影。就在史迈利拼命张望屋子里还有谁时，那双像婴孩般水汪汪的眼睛精明地也在打量他，注意到了他的公文包、他溅了泥浆的鞋子，然后眼光抬到他的肩上，窥看他身后的车道，回过来又打量了他一下。白皙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动人的笑容，前圆场研究组女王康妮·沙赫斯小姐由衷地高兴起来。

“乔治·史迈利，”她叫道，一边把他拉进屋子，一边羞怯地笑着，“原来是你这个老朋友，我还以为是有人来推销胡佛牌吸尘器呢，谁知道敲门的却是乔治！”

她马上在他身后关上了门。

她是个高大的女人，比史迈利还高一个头。宽阔的脸上一头蓬松的白发。她穿着一件褐色的运动夹克衫，裤子腰部是松紧带的，小肚子鼓鼓的，像老头子一样。壁炉里在烧着焦炭。炉前躺着好几只猫，还有一只灰色的长毛垂耳狗躺在卧榻上，胖得动不了。小推车上放着她吃的罐头和喝的酒。她的收音机、电炉、卷发夹子都用同一个插座。一个长发垂肩的男孩子趴在地上烤面包，一见史迈利进来，他就放下了铜叉子。

“哦，琴格尔，好孩子，你明天再来好吗？”康妮央求他，“我难得有个老情人来看我。”他已经忘记她说话的声音了。她说话经常像弹琴，时高时低，什么音阶都有。“我放你整整一个小时的假，怎么样？他是我收的一个笨学生。”她向史迈利解释，那孩子还没有走远。“我还在教书，也不知为什么，乔治。”她轻声说，高兴地看着他从公文包中取出一瓶雪利酒，斟满了两个玻璃杯。“我认识这么多的老朋友，可就是他来了。他还是走路来的！”她向垂耳狗解释，“你瞧他的皮鞋。从伦敦一直走来的，是不是，乔治？哦，上帝保佑。”

她喝酒有点困难。她的手指患关节炎，都蜷缩起来，就像是在意外事故中跌断一样，而且她的胳膊僵硬。“你一个人走来的吗，乔治？”她问道，从运动衫口袋里掏出一根烟来，“我们没有陪客吧？”

他替她点了烟，她像玩具枪一样举着，手指抓着一头，精明、发红的眼睛顺着枪管看着他。“那么，你这个坏孩子，有什么事情要来求康妮？”

“她的记忆。”

“哪一部分的？”

“我们要回到一个老地方去。”

“听见吗？弗勒许？”她向她的狗叫道，“他们先是用一根老骨头把我们撵了出来，现在又来求我们了。哪个老地方，乔治？”

“我带来了拉康给你的一封信。今天晚上七点，他在俱乐部里，你如果有疑问，可以用外面路上的公用电话找他。我想你最好不用那样，不过你如果一定要，他会向你作必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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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原来一直挽着他，这时她放下了手，在屋子里周游了半天，哪里是憩脚的地方，哪里是扶手的地方，她心里都很明白，她的嘴里嘟囔着：“哦，该死的乔治·史迈利和他的同伙。”她到了窗边，大概是出于习惯，拉开了窗帘的一角，但是外面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引起她的注意。

“哦，乔治，你这该死的，”她嘟囔着说，“你怎么可以让拉康插进来呢？那还不如让国安局的人插进来呢。”

桌上有一份当天的《泰晤士报》，字谜栏朝上。每个空格都填满了工工整整的字母，没有一格空着。

“今天去看了足球赛。”她在楼梯下面的暗处说，一边从手推车上拿起酒杯来喝，“乖威尔带我去的。他是我最喜欢的笨学生，这样的学生不错吧？”她突然夸张地撅起了嘴，用小女孩的嗓音说，“乔治，康妮着凉了。康妮冻僵了，连脚丫子都冻僵了。”

他猜她是在哭，因此把她从暗处扶了出来，带到沙发旁边让她坐下。她的酒杯已空，他又斟了半杯。他们并排坐在沙发上喝着酒，康妮泪如雨下，从面颊上掉到衣襟上，又掉到他的手上。

“哦，乔治，”她继续说，“你知道他们把我撵出来的时候，她怎么说的呀？那个管人事的婆娘？”她拉住史迈利的衣领一角，用手指揉着，情绪慢慢恢复。“你知道那个婆娘怎么说的吗？”她换了带兵的口气：“‘康妮，你脑子糊涂了。该是让你到现实世界去见识见识的时候了。’我讨厌现实世界，乔治。我喜欢圆场和里面所有的孩子们。”她拿起他的手，想把自己的手指和他的手指缠在一起。

“波里雅科夫，”他轻轻地说，按照塔尔的发音，“苏联驻伦敦大使馆文化参事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就像你预测的一样，他又复活了。”

外面马路上有一辆汽车停下来，他只听见轮子的声音，引擎早已熄了。接着是脚步声，很轻。

“这是珍妮，偷偷带男朋友进来。”康妮轻声说，她眼眶发红的眼睛盯着他，和他一样因为外面的动静分了心。“她以为我不知道。听到吗？他的鞋后跟的金属片。等等。”脚步声停了下来，接着一阵轻轻的窸窣声，“她把钥匙交给他。他以为他开起门来声音比她轻。其实不然。”锁打开时，一声很响的咔嚓。“唉，你们男人。”康妮叹口气，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笑容。“哦，乔治。你为什么要把阿力克斯拉出来？”她为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哭了一阵子。

史迈利记起来了，她的兄弟都是教书的，她的父亲是教授之类。老总在打桥牌的时候认识了她，为她因人设事，安排了工作。



她像讲童话一样开始讲她的故事：“从前有个叛逃的，名字叫斯坦莱，那是早在一九六三年的事。”她讲故事能自圆其说，想像力极其丰富，但是只有思想永远不成熟的人才具有这种本领，一半是靠灵感，一半是凭急智。她平淡苍白的脸上露出了老奶奶回忆往事时的那种得意。她的记忆和她的身体一样广袤无垠，可以肯定地说，她更喜欢她自己的记忆，因为她把别的都放在一边了：她的酒、她的烟，甚至有一阵子还有史迈利被动的手。她不再坐着蜷成一团了，而是挺着腰背，脑袋侧在一边，出神地卷弄着她的白发。他以为她会立刻从波里雅科夫说起，但是她却从斯坦莱说起——他忘记了她对家谱有偏好。她说，斯坦莱是审问组替莫斯科中心一个五流叛逃者所起的代号。那是一九六三年三月。剥头皮组从荷兰人那里把他转买到手，送到沙拉特，要不是正好碰上淡季，审问组没有事干，谁知道这件事会透露出来呢？事实是，斯坦莱身上有金子，少少的一点点，结果被找到了。荷兰人没有找到，审问组找到了，他们的报告副件送到了康妮那里。“这事件本身又是一个奇迹，”康妮得意地说，“因为大家，特别是沙拉特规定的绝对原则是，他们的报告副件不再送研究组。”

史迈利耐心地等待那点金子，因为像康妮这样年纪的人，你能给她的东西只有时间。

她解释道，斯坦莱当时是在海牙执行暗杀使命时叛逃的。他原本是职业杀手，他被派到荷兰去暗杀一个俄国流亡者，因为那人让中心不安。结果，他却决定投案自首。康妮轻蔑地说：“他上了一个女人的当。荷兰人对他施了美人计，他闭着眼睛一头栽了进去。”

中心为了训练他进行这项使命，在派他出国之前，把他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一个训练营学习“黑色艺术”：破坏和灭音枪杀。荷兰人搞到他以后，一知此事，极为吃惊，因此把审问集中在这个焦点上。他们把他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要他绘出氰化物子弹和中心最喜欢用的其他可怕武器的图样。但是在沙拉特训练所，审问组对这些东西早已熟悉，因此在审问时集中注意于训练营本身，这个训练营是新设的一个，外界知之不详。她解释说：“像一个百万富翁开设的。”他们画了训练营的地形草图，这个地方有好几百英亩的森林湖泊。他们把斯坦莱所能记得的所有房子都画了进去：洗衣房、餐厅、教堂、练靶场，一点不漏。斯坦莱到过那里好几次，记得的不少。后来斯坦莱停下来不说了，因此他们以为快要完了。谁知他拿起一支铅笔在西北角又画了五座房子，外面围上双层铁丝网，还放了警犬。斯坦莱说，这些房子是前几个月新盖的。要走一条不对外开放的路才能到那里，他是与他的教官米洛斯在外出散步时，从一个小山顶上看到的。据米洛斯说（康妮话中有话地说他是斯坦莱的“朋友”），卡拉为了要训练军官从事秘密活动，最近办了一个专门学校，就设在这里。

“就是这样，亲爱的，这就是我们弄到的东西。”康妮大声说，“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听到谣传说，卡拉要在莫斯科中心内部创建他自己的一支私人军队，但是，他并没有这样的大权。我们知道，他在全世界到处都有情报员，很自然地，他很担心，他年纪越来越老，地位越来越高，要靠自己一个人是无法应付的。我们知道，像其他人一样，他把他们都当做自己的私产，不肯把他们交给派在目标国的合法常驻站。他当然不会这样做，你知道他最恨常驻站：人员过多，保密不严。这和他不喜欢保守派一样，他叫他们地面虫。这话不假。现在他有了大权，他就要想办法，凡是真正的男子汉都会这样。于是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她惟恐史迈利忘记了这个日期又重复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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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当然没有发生什么。“仍旧是老规矩：因循蹉跎，忙着别的工作。等待发生什么新动向。”她这么等待了三年，终于发生了苏联驻东京大使馆助理军事武官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科马罗夫少校，从日本防卫厅一个高级官员那里收受六卷底片的最高机密被当场抓住的事。科马罗夫是她第二个童话中的主角，他不是个叛逃者，而是一个佩戴着炮兵军官肩章的军人。

“还有勋章，亲爱的！各式各样的勋章！”

科马罗夫得马上离开东京，走得这么匆忙，结果把他的狗反锁在屋子里了，后来竟然饿死，这是康妮绝对不能原谅他的一件事。科马罗夫的日本特务当然也遭到了应有的审问，巧的是，圆场竟能够从东京买到了一份报告。

“咦，乔治，我记起来了，这次交易就是你安排的！”

史迈利表示这很有可能，还做了一个鬼脸，其实却很得意。

报告的内容很简单。日本防卫厅的那个官员是只地鼠。他是在战前日本侵略满洲前，被一个看来与共产国际有关系、名叫马丁·勃兰特的德国记者搜罗过去的。据康妮说，勃兰特就是卡拉在三十年代用的一个名字。科马罗夫本人从来不是大使馆内正式东京常驻站的人员，他是单枪匹马，只有一个跑腿的，自己和卡拉单线联系，他们在战时并肩作过战。他在到东京之前，还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新设的学校里受过特殊训练，这是卡拉为了训练他精选的学员而办的学校。康妮说：“结论就是，科马罗夫是我们卡拉训练学校的第一个毕业生，可惜成绩并不怎么突出。他后来被枪毙了，那个可怜虫。”她又补充一句，为了加强戏剧效果，还把声音放低一些，“他们从来不用绞刑，太性急了，这些可怕的人！”

康妮说，那时，她觉得可以加紧脚步了。她知道该找什么线索，她把卡拉的档案翻了一遍。她在白厅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跟陆军方面对付莫斯科的人一起检查了苏联军队的任命名单，寻找伪装的成员，最后从一批嫌疑对象中确定了三个人，她估计是卡拉新训练出来的。这三个人都是军人，都和卡拉本人相识，都比他年轻十岁到十五岁。他们的名字据她说是巴尔丁、斯托科夫斯基、维多洛夫，都是上校。

一听到第三个名字，史迈利脸上露出了倦容，他的眼光特别迟钝起来，好像是在竭力打消困意似的。

“这三个人后来怎样呢？”他问道。

“巴尔丁改名索科洛夫，又改名鲁萨科夫，参加了苏联驻纽约联合国的代表团。和当地常驻站没有公开来往，没有参加日常的情报活动，不盯人，不招人，规规矩矩地在做掩护他的工作。据我所知，现在仍在那里。”

“斯托科夫斯基呢？”

“转入不法活动，在巴黎以法籍罗马尼亚人格罗德斯库的身份开了一个照相馆。在波恩开了一个分店，据说是负责指挥边境那边卡拉在西德的一个谍报来源。”

“第三个呢？维多洛夫？”

“销声匿迹，毫无踪影。”

“哦。”史迈利说，他似乎更困倦了。

“受过训练以后，就从地面上销声匿迹了。当然也可能死了。自然的原因，很容易忘记掉。”

“是的，的确是那样，”史迈利表示同意，“太容易了。”

他从多年间谍生活中学会了这门艺术：前一半脑子听别人讲话，后一半脑子把一些主要事实一一陈列在自己前面，看一看它们有没有历史的关联。现在这个历史的关联通过塔尔到了伊琳娜，又通过伊琳娜到了她那个可怜的叫做兔子的情夫。说他可怜是因为他不仅为这个名字感到得意，而且也因能为一个叫做格里戈尔·维多洛夫的上校服务而感到得意。那位上校“在大使馆工作用的假名是波里雅科夫”。在他的记忆中，这些事情像童年往事的一部分，他永远不会忘记的。

“有没有照片，康妮？”他闷闷不乐地问，“你有没有弄到什么体形上的特征？”

“在联合国的巴尔丁，当然有。斯托科夫斯基，也许有。我们有一张他当兵时的在报纸上刊登的照片，但是我们无法确切证实。”

“那么那个销声匿迹的维多洛夫呢？”好像是在说个随便什么名字一样，“也没有什么漂亮的照片吧？”史迈利说，一边走到屋子那头去拿酒瓶。

“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康妮若有所思地微笑道，“在斯大林格勒英勇作战。可惜我们从来没有弄到他的照片。他们说就他最行。”她又精神一振，“不过别人的情况究竟怎样，我们当然也并不知道。五幢房子，两年训练——亲爱的，经过这么多年，这加起来，不应该只有三个毕业生吧！”

史迈利轻轻叹口气有点失望，好像是说，讲了这半天故事，没有什么东西使他这费力的搜寻有什么进展，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身上更不用说了。因此他建议回过头来谈谈那个完全与此无关的另外一个人，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也就是康妮喜欢叫他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的那个人，确定一下他在卡拉阴谋计划中的地位以及当初为什么不允许她进一步调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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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她现在比刚才精神亢奋多了。波里雅科夫不是个童话中的主人公，而是她的心上人阿力克斯，尽管她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也许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他。她挪到另外一把椅子坐，那是靠近落地灯的一把摇椅，可以使她身上的痛楚减轻一些。她在哪里都不能坐很久。她把脑袋向后仰了一些，史迈利就看到了她一圈圈肥白的脖子，她一只僵硬的手妖娆地摇晃着，一边回忆着她干过而并不感到后悔的有失检点的事。在史迈利看来，她的猜测似乎比刚才更荒诞不经了。

“唉，他这人真厉害，”她说，“阿力克斯在这里待了七年，我们才听到一点风声。七年，亲爱的，滴水不漏！你无法想像！”

她背诵了他原来在大约九年以前提出的护照申请书的内容：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生，二等秘书衔文化参事，已婚，夫人未同行，一九二二年三月三日生于乌克兰，运输工人之子，幼年教育不详。她声音里带着笑意，继续转述点路灯组提出的第一份例行的特征报告：“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体格魁梧，眼睛绿色，头发黑色，没有其他显著特征。真是个大个儿。”她笑一声说，“很喜欢开玩笑。这里右眼上面有一绺黑毛。我敢说，他一定喜欢摸女人的屁股，不过我们没有当场逮过他。如果托比肯合作，我原来是打算让他有一两次机会，但是托比不肯合作。这并不是说，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一定是会中计的。阿力克斯太机灵了，”她得意地说，“声音悦耳，和你的一样好听。我常常把录音带放两遍，就是为了要听他说话。乔治，他仍在那里吗？你瞧，我连问都实在不想问。我担心他们人都换了，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了。”

史迈利叫她放心，他仍在那里。仍旧用那个掩护身份，仍旧用那个头衔。

“仍旧住在托比的监视者讨厌的、海格特那栋难看的郊区小房子？米多克罗斯四十号，顶楼。唉，这真是个鬼地方！我喜欢名副其实过着伪装生活的人，阿力克斯就是这样。他是大使馆里历来最忙的一个文化参事。如果你要他们很快替你安排什么人演讲、什么音乐家演奏，阿力克斯一定有求必应，办起手续来比别人都快。”

“他怎么能够做到的，康妮？”

“可不是像你所瞎想的那样，乔治·史迈利，”她一边说，一边涨红了脸，“不是。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是货真价实的文化参事，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你不信的话，可以去问托比·伊斯特哈斯或者潘西·阿勒莱恩。他像积雪一样纯洁，一点也没有弄脏变形，托比会立刻这样告诉你！”

“嗨，”史迈利喃喃地道，一边给她斟酒，“嗨，别激动，康妮，坐下来。”

“胡说！”她大声叫道，一点也没有安静下来，“纯粹是胡说八道！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我敢确定是卡拉训练出来的头等特务，但是他们根本不听我的！托比说：‘你这是杯弓蛇影，怀疑床下也有特务躲着。’潘西说：‘点路灯的忙不过来，我们这里没有余力搞多余的事。’多余的事！”她又哭了。“乔治，”她不断地叫道，“乔治！你想尽力，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自己地位不高呀。哦，乔治，别跟拉康那样的人打猎去，千万别去。”

他悄悄地又把她的话题引回到波里雅科夫上来，为什么她那样有把握说他是卡拉的手下、专门学校的毕业生。

“那是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她抽咽着说，“我们拍到了他挂勋章的照片。”



又回过来到头一年，她跟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搞了八年关系的头一年。她说，奇怪的事情是，她是打从他一到达以后就看上他的：“我当时想：好啊，我要跟你好好地玩一玩了。”

她究竟为什么有这想法，她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他一副自信的样子，也许是因为他从检阅场走过去时，腰板挺直的姿态：“一副硬汉的样子，摆明了是个军人。”也许是因为他生活的方式：“他选择了伦敦一幢那些点路灯的无法接近五十码以内的房子。”也许是因为他的工作：“已经有三个文化参事了，两个是特务，另外一个的工作只是到海格特公墓替卡尔·马克思送鲜花。”

她有点儿晕了，于是他又搀着她走一走，她脚下一不稳，整个身体的重量就压在他身上。她说，起先，托比·伊斯特哈斯同意把阿力克斯列入甲级名单，叫他在阿克顿的点路灯组一个月随便抽十二天盯住他，他们每次盯他梢的时候，他总是白璧无瑕，无懈可击。

“亲爱的，那简直好像是我已经打了电话给他，告诉他说：‘阿力克斯·亚力山德罗维奇，你得行动小心，我已经让小托比的狗腿子盯上了你。所以你可不能胡来，只能当你的文化参事。’”

他去参加各种典礼仪式、演讲会，在公园中散步，偶尔还打打网球，行为举止得体，只差没有送糖果给路上碰见的小孩子。康妮坚决主张要继续盯他，但是没有成功。按照规定，波里雅科夫改列到乙级名单上：隔半年，或者条件许可，对他复查一次。这样半年一次的复查也没有搞出什么结果，三年以后就把他转为丙级：经深入调查发现没有任何谍报价值。康妮没有办法，几乎也只好同意这个判断了，但是谁知十一月间有一天，特迪·汉克从阿克顿洗衣店打电话给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她，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终于丢掉了他作为掩护的身份，升起了他真面目的旗帜，在桅顶上迎风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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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迪是个很老很老的老朋友。他是圆场的老人，一个十全十美的好伙伴，即使到九十岁我也要他。他那天工作完毕，在回家的路上看见苏联大使的伏尔加汽车驶过去，举行献花圈的仪式，其中有三军武官。后面一辆汽车中还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波里雅科夫，胸前佩戴的勋章比圣诞节树上的装饰还要多。特迪带着照相机赶紧跑到白厅，隔着马路拍了他们的照片。亲爱的，天公作美，虽然下了小雨，但是傍晚出了太阳，他在三百码以外也能把一只苍蝇屁股上的笑容拍下来。我们把照片放大以后一看，共有两个作战英勇奖章和四个战役纪念章。原来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参加过大战，但是他七年来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唉，我真是兴奋极了。我甚至不用再策划什么活动争取支持了。我马上打电话给托比说：‘托比，你这次得听我说，你这个匈牙利毒心肠的矮小子。这一次虚荣心终于占了上风，顾不得伪装的掩护了。我要你把阿力克斯·亚力山德罗维奇给我调查得一清二楚，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康妮的直觉终于证明是对的。’”

“那么托比怎么说呢？”

灰毛狗丧气地叹了一声，又睡着了。

“托比？”康妮突然显得很孤寂，“哦，小托比死样怪气地对我说，现在潘西·阿勒莱恩是头头。调拨人员是潘西的职权范围，不是托比的事。我马上就知道出了问题，但是我当时还以为是托比的问题。”她沉默不语。“这该死的炉火，”她不高兴地自言自语道，“你一转过去，它就灭了。”她已经失去了兴趣。“下文你都知道了。报告递给了潘西。‘那又怎样呢？’潘西说，‘波里雅科夫曾在俄国军队里待过。俄国军队很大，并不是在俄国军队里打过仗的人都是卡拉的特务。’真奇怪。批评我的推论不科学。我问他：‘这是谁说的？’他说：‘这还算不上是推论，这是归纳。’‘亲爱的潘西，不论你是从哪里学会这些术语的，你说话的口气听来像个蹩脚大夫。’亲爱的，他听了很不高兴！但是为了安慰我，托比派人去盯阿力克斯，结果当然没有什么。我就说：‘搜查他的房子、他的汽车，什么都搜查一遍！拦截他，派人去窃听！假装弄错人，搜他身上。不管是什么，反正都要试一下，因为可以打赌，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一定是英国地鼠的联络员！’因此潘西把我叫了去，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又是苏格兰腔——“‘你别再管波里雅科夫了。把他忘掉吧，懂吗，你这个傻女人？你和你的波里什么夫可叫人烦死了，以后别管他了。’接着又来了一封不客气的信。‘我们已经谈过话，你已经表示同意’，副件给了管人事的婆娘。我在下面批了‘同意前句，不同意后句’退给了他。”她改用带兵的口吻：“‘康妮，你脑子糊涂了。该是让你到现实世界去见识见识的时候了。’”

康妮已烂醉如泥。她一屁股坐在自己的酒杯上，双目紧闭，脑袋不断地往一边倒。

“我的天，”她又醒了过来，轻声说，“我的天。”

“波里雅科夫有没有一个跑腿的？”史迈利问。

“为什么他要个跑腿的？他是文化参事，文化参事不需要跑腿的。”

“科马罗夫在东京有一个。这是你自己说的。”

“科马罗夫是军人。”她不高兴地说。

“波里雅科夫也是。你瞧见过他的勋章。”

他握着她的手，等着。终于她说，兔子拉宾，大使馆的文书兼司机，一个笨蛋。起先她弄不清楚他是什么人。她怀疑他就是化名为伊夫洛夫的勃洛特。但是她无法证实。反正也没有人愿意帮助她。兔子拉宾大部分时间在伦敦周游闲逛，看女人，又不敢搭讪。但是后来她逐渐弄清楚关系。波里雅科夫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拉宾帮忙斟酒。半夜里波里雅科夫把拉宾叫了进去，半小时后拉宾出去，大概是去发电报。波里雅科夫飞到莫斯科去时，兔子拉宾就搬到大使馆里，住到他回来。康妮口气坚定地说：“他是在代替他值班，没有问题。”

“这你也报告了？”

“当然也报告了。”

“后来呢？”

“康妮被辞退了，拉宾高高兴兴地回国了。”康妮吃吃一笑。她打了个呵欠。“啊呀，”她说，“冬至前后，可真冷。乔治，我没有泼你冷水吧。”

火已经灭了。楼上传来了“砰”的一声，可能是珍妮和她的情人。康妮慢慢地哼起来，接着随着曲调摇摆起来。

他仍不走，想使她高兴起来。他又替她斟了酒，这终于使她高兴起来了。

“来，”她说，“我给你瞧瞧我的勋章。”

于是又东搬西找的。她放在一只旧公文包中，史迈利得从床底下把它拉出来。她先拿出一个真的勋章，放在一个小盒子里，还有一张打字的奖状，上面的化名就是她工作的名字康斯坦斯·沙林格，列名于首相传接见嘉奖的名单上。

“因为康妮是个好小姐，”她解释道，脸颊贴着他，“而且爱她所有漂亮的男朋友。”

接着是圆场以前人员的照片：康妮在战时穿着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服装的照片，她站在杰比第和破译专家比尔·马格纳斯之间，那是在英国某个地方照的；康妮与比尔·海顿和吉姆·普莱多的照片，一边一个，他们穿的是打板球的球衣，三个人都显得很高兴，那是在沙拉特夏季训练班照的，身后是一片很大的场地，草都剪得短短的，阳光灿烂，打靶场上的瞄准靶闪烁着。接着是一块很大的放大镜，镜片上刻着缩写字母，那是罗埃、潘西、托比等许多人“送给亲爱的康妮，永远不要说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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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比尔自己的特殊礼物，这是一张漫画，画的是康妮趴在肯辛顿王宫花园，从望远镜里偷看苏联大使馆，上款是“带着爱和怀念送给最最亲爱的康妮”。

“你知道，剑桥这里仍记得他。天之骄子。基督教会学院教员休息室还有他的两幅油画。他们常常挂出来。有一天翟理斯·兰格莱在高街遇到我，问我有没有关于海顿的消息。我记不得怎么回答了，有还是没有。你知道吗，翟理斯的妹妹仍在管理安全联络站？”史迈利不知道。“翟理斯说：‘我们很想念他，他们现在再也培养不出比尔·海顿那样的人才了。’翟理斯至少有一百零八岁了。他说，他在大英帝国成为一个肮脏字眼以前教过比尔现代史。他还问到吉姆的情况。可以说是他的另一个化身，哈哈。你从来不喜欢比尔是不是？”康妮东拉西扯地说着，一边把这些东西都装在塑料袋里，用布包起来，“我一直没有弄清楚是你妒忌他，还是他妒忌你。我想大概是他太时髦了。你总是不相信漂亮的外貌，当然只指男人而言。”

“亲爱的康妮，别胡说八道了。”史迈利这一次可没有防备，感到很尴尬，马上反驳道，“比尔和我是很好的朋友。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没有什么，”她几乎已经忘掉了，“我有一次听说他和安恩在公园里骑马，就此而已。他不是她的表兄吗？我一直以为，要是办得到，你和比尔在一起合作真是很合适的。你能恢复传统的精神。那个苏格兰鬼可不行。由比尔重建班底，”——她又露出了讲童话的笑容——“而乔治——”

“乔治来收拾残局。”史迈利给她提示说，他俩都笑了，不过乔治的笑是假的。

“亲我一下，乔治，亲康妮一下。”

她带他从菜园出去，那是她房客走的一条路，她说他一定喜欢走这条路，不喜欢走另外一条路，免得看到隔壁花园那头哈里逊公司新盖的一排难看的平房。天空在下毛毛雨，夜雾之中隐约可以看到几颗淡淡的星星。在马路上，卡车隆隆而过，穿过夜幕，向北驶去。康妮突然害怕起来，抓住了他。

“你真淘气，乔治，你听到没有？你瞧着我，别瞧那边，那边尽是霓虹灯和罪恶的渊薮。亲一亲我。全世界坏人到处都在糟蹋我们的时代，你为什么要帮他们？为什么？”

“我没有帮他们，康妮。”

“当然你在帮他们。瞧着我。那时候才是好时光，你听见吗？真正的好时光。那时候英国人可以感到骄傲自豪。现在也应该让他们感到骄傲自豪。”

“这不是我可以做主的事。”

她把他的脸拉到自己的前面，于是他就亲了她的嘴。

“可怜的人儿，”她喘着粗气，可能不是由于某一种感情，而是多种感情的交错，像混合酒一样在她身上掺和在一起，“可怜的人儿。为大英帝国受到的训练，为统治海洋受到的训练。可是现在一切都完了，都被夺走了，一去不复返了。你们是最后一代了，乔治，你和比尔。可恶的潘西只是个跑龙套的。”他早知道会这样收场，不过没有想到这么难堪。每年圣诞节在圆场各个角落里举行的小酒会上，他总要一遍又一遍地听她说同样的事情。“你不知道米尔邦兹吧？”她问。

“什么米尔邦兹？”

“我哥哥的房子。很漂亮的帕拉底欧式建筑，有可爱的花园，在纽伯雷附近。后来修马路，砰，砰，建起了高速公路，把花园都占了。你知道，我是在那里长大的。他们还没有把沙拉特卖了吧？我担心总有一天他们会把它卖了。”

“他们没有。”

他一心只想摆脱她，但是她把他抓得更紧了，他可以感到她的心房贴着他在跳动。

“如果情况不好，就别回来见我。答应吗？我太老了，本性难改。我希望你们都像过去我所认识的那样留在我的记忆中，个个都是可爱的孩子。”

他不想就这样把她丢在黑暗中，在树丛下跌跌撞撞，所以他又送她走回半路，两人都没有说话。当他朝马路上走去时，他听到她又在哼歌了，声音很大，简直是尖叫。可是与他心中当时感到的乱哄哄相比，这算不得什么，在这漆黑黑的夜里，加上一个天晓得最后会有什么结局的心境，使他的心中感到一阵阵惊慌、愤怒和难受。

他搭了一列慢车到斯劳，在那里孟德尔租了一辆汽车在等他。他们驱车慢慢驶向伦敦的橘黄色城市夜空时，他听了彼得·吉勒姆调查的汇报。孟德尔说，值班记事册上没有四月十日到十一日夜间的记载。那几页被刮胡刀割去了。同一天夜里警卫保管的签到本也不见了，还有收发报登记簿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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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认为这是最近发生的事。下一页上写着一个条子说‘如欲查询，请询问伦敦站站长’。是伊斯特哈斯的笔迹，日期是星期五。”

“上星期五？”史迈利转身问，他转身太急了，身上系的安全带发出了咯吱的声音，“那是塔尔到英国的那一天。”

“这都是彼得说的。”孟德尔岿然不动。

最后，关于又名伊夫洛夫的拉宾，还有文化参事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这两个人，在托比·伊斯特哈斯的点路灯组的报告中，都没有什么不利的痕迹。两人都受到了调查，两人都列为丙级：最干净的一级。拉宾在一年前奉命调回莫斯科。

孟德尔的公文包中还带来了吉勒姆拍的照片，那是他在布里克斯顿的调查结果，冲洗以后放大了。到接近帕丁顿车站的地方，史迈利下了车，孟德尔从车门中把皮包交给他。

“你不要我跟你去吗？”孟德尔问。

“谢谢你。只有一百码远。”

“幸亏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

“是啊。”

“有的人要睡觉。”

“晚安。”

孟德尔仍举着皮包。他说：“我也许找到学校了，在汤顿附近一个叫瑟斯古德的学校。他先在伯克郡代了半学期的课，后来又转到萨默塞特去了。听说买了一辆旅行拖车。要调查一下吗？”

“你有什么方法？”

“去敲他的门。向他兜售一台胡佛牌吸尘器，通过社交场合去认识他。”

“对不起，”史迈利突然担心起来，“我可能是过虑了。对不起，我不该如此无礼。”

“吉勒姆这小伙子也有点过虑，”孟德尔坚定地说，“他说他在那里看到别人对他都侧目而视。他说肯定有什么事，他们都知道了。我叫他好好地喝口酒定定神。”

“是啊，”史迈利想了一会儿说，“是啊，该这样。吉姆是个老手，”他解释道，“是老派的外勤人员。不论他们怎么整他，他还是很行。”



卡米拉很晚才回来。吉勒姆知道她在桑德那里上笛子课到九点，但是她开门进来时已十一点了，因此他对她说话没有好气，他无法控制自己。现在她躺在床上，一头夹着白丝的黑发铺在枕头上，看着他站在没有点灯的窗口，凝视着外面的广场。

“你吃过饭了吗？”

“桑德博士请我吃过了。”

“吃什么？”

她告诉过他，桑德是个波斯人。

没有回答。也许是在梦中？核桃牛排？爱情？她睡在床上时，除非要拥抱他，否则从来一动也不动。她睡着时呼吸很轻。他有时醒来看着她，心想要是她死了，他会有什么感觉？

“你喜欢桑德吗？”他问。

“有时候。”

“他是你的情人吗？”

“有时候。”

“也许不该搬到我这里来。应该搬到他那里去。”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卡米拉说，“你不懂。”

是，他不懂。先是有一对情人在一辆吉普车后座上搂在一起，接着是一个头戴软帽的独行侠在带着狗散步，后来又是一个小姐在他前门外的公用电话亭中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这些事情不一定有关系，只是接连不断，好像警卫换岗一样。现在又停了一辆送货车，却没有人下车。又是情人，还是点路灯的夜班值勤？送货车到了十分钟后，吉普车才开走。

卡米拉睡着了。他醒着躺在她的身边，等到明天按史迈利的要求去偷普莱多事件的档案，这个事件又称埃利斯丑闻，或者缩小范围来说，叫“作证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