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迈利的人马》史迈利三部曲终章(完结)，作者：约翰·勒卡雷，曾在军情五处接受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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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柜上有一整条高卢牌凯帕罗（法国烟名）香烟，这是瓦拉狄米尔在没有苏联烟抽时的最爱。香烟倒了出来，他注意到，并读着上面不同的文字。“免税品”。“滤嘴”。标示着“输出品”与“法国制造”。玻璃纸包装。他把烟拿下来。一条里原有十包，但有一包已不见了。在烟灰缸里，有三根相同牌子的烟蒂。在空气里，除了食物与油灰的味道之外，现在他也闻到了法国烟淡淡的香味。

而且，口袋里没有半根烟，他回想。

史迈利用两手握着蓝色的包装盒，缓缓转动，想了解其中隐含的意义。直觉——或更好一些，是浮出表面的潜在认知——让他立即感觉到，这香烟有些不对劲。不是外观。不是盒里塞进了小型照相机、高爆破力或软头子弹，或其他这类老掉牙的把戏。

纯粹只是这条烟出现的地方，在这里而非其他地方，不对劲。

这么新，一尘不染，一包不见了，三根烟蒂。

而且，他口袋里没半根烟。

他加快进行的速度，渴望着离开。这公寓太高了。太空虚，也太满溢。他越来越觉得有些东西无法连贯起来。他们为何不拿走他的钥匙？他拉开小衣柜，里头放着衣服和纸片，但瓦拉狄米尔这两样东西拥有的数量都不多。纸片大多是复印的小册，有俄文、英文，还有一些史迈利认为是波罗的海文字。一个卷宗夹放了集团在巴黎旧总部的来信，和一些写着“记得拉脱维亚”、“记得爱沙尼亚”、“记得立陶宛”字样的海报，想来是作为公开展示之用。一盒学校用的粉笔，黄色的，有几支已经不见了。还有瓦拉狄米尔珍藏的诺福克外套，从挂钩上掉落地板。外套之所以会掉下来，或许，是因为瓦拉狄米尔关上衣柜门时太匆忙了。

而瓦拉狄米尔这么好面子？史迈利想。他的外表这么军人作风？却会把他最好的外套丢在衣柜地板上？或者，是另一双不如瓦拉狄米尔细心的手，没将外套吊回挂钩上？

拾起外套，史迈利翻找口袋，然后挂回衣柜里。他用力摔上门，看看外套会不会掉下来。

会的。

他们没拿走钥匙，他们也没搜索公寓，他想。他们搜过瓦拉狄米尔，但依督察长之见，他们并未得逞。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他回到厨房，站在食品柜前，再次仔细地看了放在顶上的蓝色包装盒一眼。接着看着废纸篓。又看了烟灰缸，满怀悼念。接着是垃圾桶，只为了以防万一那包不见了的烟，可能揉成一团丢在里面。但没有，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有些欣慰。

该走了。

但他没走，没真的离开。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史迈利竖起耳朵防范可能的干扰，到处挖掘探测，挪移复原，继续搜寻着松脱的地板，或架子后面可能会有的壁龛。但这一次，他希望什么都没发现。这一次，他希望确认什么东西都没有。一直到他勉强满意了，才悄悄地走到楼梯平台，锁上背后的门。在一楼的楼梯口，他遇见一个戴着GPO（邮政总局）臂章的临时邮差，从另一条走廊现身。史迈利碰碰他的手肘。

“如果有要给六B的信，我可以让你省掉爬楼梯的麻烦。”他客气地说。

邮差忙乱翻找，拿出一个棕色信封，盖着巴黎邮戳，日期是五天前，第十五区。史迈利偷偷放进口袋里。二楼的楼梯口，有一道只能从里向外开启的防火门。他拾级而上，心中作好盘算。他一推，门就打开来。他走下一道粗劣的混凝土楼梯，穿过天井，到一个废弃的马厩。他心中仍不断思考着遗漏之处。为何他们没搜索他的公寓？他觉得很纳闷。莫斯科中央，就像其他的庞大官僚体系一样，有一套固定程序。你决定杀一个人。所以你在他房子外面布设圈套，你派出定点岗哨盯住他的日常路线，你派出暗杀团队，你杀了他。这是标准的做法。那么，他们为何没有搜索他的公寓呢？——瓦拉狄米尔，一个光棍，住在一间陌生人来来去去的建筑里——为何在他采取行动时他们并未布设圈套？因为他们知道他会带在身上，史迈利想。至于对尸体的搜查，督察长觉得如此草率的搜身，有没有可能是他们不是受到阻挠，而是已经找到他们想要的？

他招了一部出租车，告诉司机：“切尔西的水滨街，请走国王街。”

回家，他想。泡个澡，好好想一想。刮胡子。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会带来。

突然，他倾身向前，敲着玻璃隔屏，改变了他的目的地。出租车一回转，高个子的摩托车骑士在车后紧急煞车，并下车若无其事地把他那辆大型的黑色挎斗摩托车转进对面的巷子。一个行人，史迈利想，窥伺着他。一个行人，推着载茶的手推车。像个官方的随扈，弓着背，伸展开手肘。摩托车骑士尾随他们穿过卡姆登水门27外闸，然后，仍保持固定的距离，缓缓爬上山丘。出租车停下来，史迈利倾身向前付了车费。就在此时，那个庞大的黑影从他们身边若无其事地驶过，一条手臂从手肘举起，行了个夸张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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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他站在林阴大道的入口，凝望着一排排山毛榉，仿佛撤退的军队，从他眼前没入迷雾之中。暗色仍徘徊不去，大地犹如室内般幽暗。天色有可能已是黄昏：在古老乡间屋舍喝茶的时间。他两侧的街灯只有微弱的烛光，什么也照不亮。空气感觉起来温暖且沉重。他期待看到警方仍在现场，看到绳索围住的区域。他期望看见新闻记者或好奇的旁观者。他缓缓地望下斜坡，什么都没有，他告诉自己。我一离开，瓦拉狄米尔就高兴地站起来，拄着手杖，抹去可怕的化妆，轻快地和他的演员同伴们到警察局去喝杯啤酒。

拄着手杖，他对自己说，记起督察长曾告诉他的一些事。左手或右手？“他的左手也有黄色的粉笔灰。”莫戈特洛依德先生在厢型车里说，“大拇指、食指与中指。”

他继续前行，林阴大道越来越幽暗，雾越来越浓。他的脚步声在身前微弱地回响。二十码高处，褐色的阳光像微弱的烽火在自己的烟雾中燃烧。但朦胧迷离的此处，迷雾却已凝聚成寒气逼人的浓雾，瓦拉狄米尔也已尸骨冰冷。在警车原本停放的地方，他看见轮胎的痕迹。他注意到落叶不见了，沙砾地也干净得极不自然。他们做了什么？他很纳闷。在沙砾地灌水？扫集落叶，好塞进更多塑料枕头套里？

身体的疲累反而让他的思绪出奇的澄明。他沿着林阴大道继续往上走，祝福瓦拉狄米尔日夜平安，他并不觉得这样做是蠢事。他专心地思考图钉、粉笔、法国烟和莫斯科规则，同时寻找竞赛场旁的锡架凉亭。按顺序来，他告诉自己。从最开始着手。把凯帕罗先留在柜子上。他走到一个交叉路，穿过路口，继续往上爬。在他右边，出现了球门的门柱，再过去，则是一座覆盖波状铁皮的绿色凉亭，显然空无一人。他举步穿过竞赛场，雨水渗进他的鞋子里。小屋后面有一道陡斜的泥堤，留有孩子们溜滑下来的痕迹。他爬上泥堤，走进矮树丛里，继续往上爬。浓雾并未穿透树丛，而当他抵达丘顶时，雾已散去。四周仍空无一人。他折返穿过树林，走向凉亭。这座凉亭只能算是个锡盒子，一侧开向竞赛场。亭里惟一的设施是一张粗糙的木条长椅，刀痕累累，刻满了字。占据其上的，是一具俯卧舒展的身躯，毛毯直拉盖头，只露出棕色的靴子。一刹那，史迈利还怀疑他是不是也被杀了。梁柱撑起屋顶，斑驳的绿色油漆上，许多热切的道德宣言跃然眼前。“浪人是破坏性的。社会不需要浪人。”这个论点让他刹那间有些犹豫。“噢，但社会需要啊。”他想要回答，“社会是由许多少数族群组合而成的。”图钉就在莫斯汀所说的位置，依据沙拉特遵守规律的优良传统，正好与头齐高，圆场出品的铜制钉头，仍然如莫斯汀放在这里时一样，崭新且无记号。

进行会晤，上头说，未见危险。

莫斯科规则，史迈利再次思索。莫斯科，外务员得花三天工夫才能把信送达安全地址的地方。在莫斯科，所有的少数族群都是浪人。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瓦拉狄米尔的粉笔标记非常靠近图钉，潦草的信息，像一条弯弯曲曲的黄虫爬过柱子。也许老人是担心下雨，史迈利想。也许他担心雨水可能冲刷掉他的标记。或者，也许他的情绪状态让他握着粉笔的手太过用力，就像他把那件诺福克外套掉在地板上一样。会面，否则免谈……他告诉莫斯汀……今晚，否则免谈……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虽然粉笔迹很重，但要特别留心才会注意到这个记号，闪亮的图钉也是，不过，即使是特别留意的人也不会觉得它们很奇怪，因为在汉普斯特德石南园里，总不断有人贴上宣传单或信息给彼此，而他们并不全都是间谍。有些是孩子，有些是流浪者，有些是信徒，有些是慈善活动的发起人，有些是遗失宠物的人，还有些是为了追寻新欢而必须在山顶发出渴求的人。而他们，无论如何，并不会全都被莫斯科中央的暗杀武器从正面直射轰掉头。

那么，这个响应记号的目的何在？在莫斯科，当史迈利还坐在伦敦的办公桌前，全权负责瓦拉狄米尔的案子时，这些记号是为随时可能失去踪影的情报员设计的；他们是道路上零碎的细小分支，随时都可能是穷途末日。我没见到危险，依约定进行会晤，这是瓦拉狄米尔留给世界最后——而且是完全错误——的信息。

离开小屋，史迈利回头，顺着来时的路径走了一小段距离。一面走，他一面仔细回想督察长所重建的瓦拉狄米尔的最后旅程，像档案般在心中重现。

那双橡胶套鞋简直是天赐神助，史迈利先生，督察长虔诚地说，北英世纪牌，钻石花纹鞋底，先生，而且无遮无掩地走——所以，如果有必要，你也可以穿过一大群足球观众，追踪到他的足迹！

“我会给你官方说法的版本。”督察长说，他说得很快，因为他们时间不多，“准备好了吗，史迈利先生？”

准备好了，史迈利说。

督察长改变了声调。交谈是一回事，证据是另一回事。他一面说，一面用手电筒照亮封锁区内的潮湿沙砾地。就像放幻灯的演讲，史迈利想，在沙拉特，我可能就必须做笔记了：“他在这里，现在走下山坡，先生。看见他了吗？正常的步伐，脚跟与脚趾运作良好，正常的行进，一切都显得光明磊落。明白吗，史迈利先生？”

史迈利很明白。

“那是手杖的痕迹，你看见了吗？在右手，先生。”

史迈利也看见了，每隔两个脚印，胶环手杖就留下一个圆形的深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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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被射杀时，手杖是在左手，对不对？你也看见了，先生，我注意到。你会不会刚好知道他有毛病的是哪一条腿，先生，如果他腿真有毛病的话？”

“右腿。”史迈利说。

“噢，那么他平常很可能都是右手拄手杖。请从这里下来，先生，他从这里走！正常步伐仍然是，请记下。”督察长说，但却很罕见地失神脱口说出不合文法的措辞。

在督察长的手电筒光束下，还有五个规则钻石花纹的脚印，后脚跟与脚趾，仍然行进无碍。此时，在白昼的光线下，史迈利只能看见隐约的痕迹。雨水，其他的足迹，和违规闯入的脚踏车轮胎轨迹，让大部分的脚印都消失了。在夜里，督察长的幻灯表演中，他清楚地看见那些脚印，就像躺在斜坡上那具裹着塑料布的尸体那般清楚，足迹就在那里结束了。

“现在。”督察长满意地说，略一停顿，他的手电筒停驻在地面一块磨损的区域。

“你刚才说他几岁来着，先生？”督察长问。

“我没说，但他应该是六十九岁。”

“加上你刚才说的心脏病，我想。现在，先生。首先，他停了下来。非常突然的。别问我为什么，也许是有人叫他停下来。我猜想是他听见了什么。在他背后。注意他步伐间的距离缩短了，注意双脚的位置，他半转过身，可能是看背后或什么的。无论如何，他转身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在他背后’的缘故。无论他看到或没看到什么——或者听到或没听到什么——他决定转身。不再往前走，看！”督察长带着运动员般骤起的兴奋之情说，“较大的步幅，脚后跟没有完全着地。一个完全不同的脚印，他尽全力地走。你可以看见他为求保命，拄着手杖离开的位置。”

在白昼的日光里，史迈利不再确定能看见什么，但他昨夜看见了——今天清晨也在记忆中再度看见了——手杖的箍环突然猛力向下刺的深痕，接着又刺向另一个角度。

“麻烦的是，”督察长平静地说，重拾起他高居法庭的神态，“杀他的人是从正面动手的，不是吗？并不是从他的背后！”

这对动手的时机其实是有利的，史迈利此时想。他们驱赶他，但史迈利怎么都想不起来沙拉特对这种特殊技巧的术语。他们知道他的路径，然后他们驱赶他。在目标背后负责制造惊吓的人将他往前赶，射手则好整以暇地躲在前方，等待目标闯进险境。莫斯科中央暗杀小组也知道，即使是最资深的老手也会耗费许多时间担忧自己的背后，担忧自己的侧翼，担忧经过的车辆与没经过的车辆，担忧他们穿过的街道与他们走进的房舍。但只有到了那一刻真正来临时，他们才会明白，自己竟没发现危险早就与他们面对面了。

“他还在跑，”督察长说，一面不慌不忙地朝山坡下移动，“注意到他两步之间的距离拉长了一些，因为坡度变陡了？也显得不规则，看到了吗？脚步到处飞奔。为了宝贵的生命而跑。绝不夸张。手杖还握在右手。看到他改变方向了吗，朝向边缘？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我毫不怀疑。走这边。如果可以的话，请解释这个！”

手电筒照出五六个非常接近的脚印，全部挤在草地边缘的两棵高树之间，那里空间非常小。

“又停了下来。”督察长宣称，“也许不是完全停下来，只是颠颠簸簸。别问我为什么。或许他只是脚步不稳。或许他担心发现自己靠树太近。或许是他的心脏问题，如果你能证实他的心脏病很严重的话。接着，他又像之前一样地走开了。”

“手杖握在左手。”史迈利平静地说。

“为什么？这就是我问自己的问题，先生，但也许你们的人会知道答案。为什么？他又听见什么了吗？想起什么了吗？为什么？当你为保全生命而跑的时候，为什么停下来，是躲避危险的欺敌手法，换手，然后继续跑？直冲进射杀他的那人手里？除非他背后的东西把他赶到那里，或许是绕过树林，转了个弯？你们那行的人有何解释，史迈利先生？”

这个问题犹在史迈利耳际回荡，他们就已抵达尸体旁边。在塑料布的覆盖下，那具尸体宛如胎儿。

但是，经过了这个早晨，史迈利不再袖手旁观。相反的，他将脚上那双浸湿了的鞋子尽量踏在正确的位置，试图模仿出老人可能有过的动作。史迈利缓慢的动作和非常专注的表情，看在两个遛着亚尔萨斯狼狗的裤装女士眼里，活像在演练某种新风行的中国武术。她们一定认为他疯了。

首先，他把两脚张开，朝向山坡下方。接着，他左脚往前，转动右脚，直到脚趾指向一丛幼小树林。在这样的动作中，他的右肩自然地跟着移动，直觉告诉他，瓦拉狄米尔很可能就在此刻将手杖转交到左手。但为什么？如同督察长所问的，为何要换手呢？为什么，在攸关生死的关头，为何还要郑重其事地将手杖从右手换到左手呢？当然不是为了自我防卫——因为，就史迈利记忆所及，他是个惯用右手的人。为了自我防卫，他只会把手杖握得更紧。或用双手抓住手杖，像握住球杆。

难道是为了空出右手？但空出右手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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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史迈利察觉到有人在看他，迅即回头，看见两个穿着鲜艳运动上衣的小男孩，停下来看这个戴眼镜的矮胖老头踏着古怪的步伐。他装出校长的模样，瞪着他们。他们慌忙溜走。

空出右手来做什么？史迈利再次问自己。为什么在片刻之后又开始奔跑？

瓦拉狄米尔向右转，史迈利想，再次模仿出想像的动作。瓦拉狄米尔向右转。他面对树丛，他把手杖握在左手。有那么一会儿，根据督察长的说法，他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然后，他又开始奔跑。

莫斯科规则，史迈利想，盯着自己的右手。慢慢的，他把目光移向风衣的口袋。口袋是空的，瓦拉狄米尔的口袋也是空的。

他是想写下信息，或许？他嘲笑自己这个注定无法成立的理论。写下信息，用粉笔，例如？他是否认出追他的人，想用粉笔写下名字，或在什么地方留下记号呢？但写在哪里呢？当然不会是在湿漉漉的树干上。不在泥土、不在落叶、不在草地！环顾四周，史迈利了解到他所在位置的独特之处。这里，几乎在两棵树之间，极靠林阴大道的边缘，正是雾气转为最浓之处，他几乎隐蔽在视线之外。林阴大道向下延伸，然后又在他前面隆起。但林阴大道同时也是弯曲的，在他所站的位置，两边高处下望的视线都被树干和茂密的小树丛遮断。在瓦拉狄米尔最后的狂乱路程——这条他熟知也记得用来进行相同会晤的路径——这就是重点，史迈利欣喜地发现，这个奔跑逃脱的人站在此处，无论是前方或背后的人都看不见他。

而他停了下来。

空出右手。

把手放进——假设说——他的口袋。

拿心脏病药片吗？不，就像黄色粉笔与火柴一样，药片在左口袋，而不在右口袋里。

是要拿——假设说——尸体被发现时已不在口袋里的某样东西。

那么又是什么呢？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那么，也许他会见我……葛利戈里找麦斯，我有事要找他，请……

证据。证据太过珍贵，不能邮寄。他带着东西。两样东西。不只在他脑袋里，而且在他的口袋里。而且要遵照莫斯科规则。从将军弃暗投明的那一天起，史迈利自己和他的现场项目官员就把这些规则深深灌输进他心中。史迈利觉得有一种如同恶心反胃的刺激感攫住胃部。莫斯科规则规定，如果你身上带着某种消息，你也必须带着毁弃消息的方法！无论是经过伪装或藏匿——微缩文件，秘密文字，未冲洗的底片，还有成千上万种危险的、吹毛求疵的方法——那都还是一个最轻巧、最易到手而且在抛弃时又最不引人疑窦的物体。

例如装满药片的药瓶，他想，就很有可能。例如火柴盒。

一盒用过的天鹅牌火柴，大衣左口袋，他记得。老烟枪的火柴，值得注意。

而在安全公寓，他怜悯地想——他努力压抑自己，不下最后断言——桌上有一包香烟等着他，那是瓦拉狄米尔最爱的牌子。同时，在西河苑，食品柜上有九包高卢牌凯帕罗烟。十包少了一包。

但他的口袋里没有半根烟。没有半根，就像那位好督察长说的，他身上没有半根烟。或者，是他们发现尸体时没有香烟，换句话说。

所以前提是什么，乔治？史迈利模仿拉康问自己——拉康颐指气使的手指控诉似的在他完好无缺的脸孔前挥舞——前提呢？前提就是如此，奥立佛，一个抽烟的人，一个老烟枪，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出门赴一个秘密约会，带着火柴，却口袋空空没带半根烟，虽然他明明有一整条烟。因此若不是被暗杀者发现了之后拿走——瓦拉狄米尔所说的证据，或许不止一项的证据，就是——就是什么呢？否则就是瓦拉狄米尔及时把手杖从右手换到左手。及时把右手放进口袋里。把东西拿出来，当然也是及时，趁他站在视线看不到之处。然后丢掉，依据莫斯科规则。

乔治·史迈利对自己的逻辑推理感到满意，于是小心翼翼地踏过草长没膝的草地，走向小树丛。他搜索了半个小时或更久，在草丛和落叶堆中摸索，反复踩踏相同的轨迹，咒骂自己的粗心大意，放弃，又再开始，还要回答过路人从淫秽到极度关心的白痴质问。甚至还有两位本地的佛教和尚，身罩橘黄长袍，脚蹬系带靴子，头戴编织帽，动手提供协助。史迈利谦和有礼地婉谢。他找到两个坏掉的风筝，许多可口可乐罐子。他找到一些印有女性胴体的碎片，有黑白，有彩色，全是从杂志上撕下来的。他找到一只旧的慢跑鞋，黑色的，但有一些烧灼的白痕。他找到四个啤酒瓶，空的，还有四个空烟盒，但太潮湿也太旧，所以只瞧一眼，他就排除它们。在一根树枝斜斜地从母干岔出之处，有着第五个烟盒——或者也许是第十个——而且不是空的；一包相对而言比较干燥的高卢牌凯帕罗，有滤嘴，且是免税品，高踞枝上。史迈利像采摘禁果一般伸手去取，但它也像禁果一般采摘不到。他跳起来够，却觉得背部撕扯开来。事后，肌肉组织明显的撕裂拉伤，让他痛苦了好些天。他大声骂道“该死”，揉着背，很可能就像欧斯特拉柯娃一样。两个正要去上班的打字员，咯咯笑着安慰他。他找到一根棍子，把那盒烟弄下来，打开它。里面还有四根烟。

在那四根烟后面，藏着半根烟，用玻璃纸保护着，他辨识出某种东西，但却不敢用他潮湿且颤抖的手指去碰。他甚至不敢对这东西有所打算，直到离开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咯咯笑的打字员与佛教和尚无心践踏的瓦拉狄米尔陈尸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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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了一件，我有了另一件，他想。我和凶手分享了老人的遗产。

无视来往的人车，他顺着狭窄的人行道走下山丘，直到南端绿园，希望找到可以喝杯茶的咖啡馆。发现没有咖啡馆这么早开门，他便坐在一间电影院对街的长椅上，对着大理石喷泉与红色电话亭发呆。电话有两部，一部比较脏。天空飘起了温暖的毛毛雨，几个店家开始拉低雨篷，一家熟食铺正运送面包。他缩起肩膀坐着，每一转头，淋湿了的风衣衣领就刺痛他没刮胡子的两颊。“看在上帝的分上，哀悼吧！”安恩有一次曾对史迈利暴跳如雷，因为他在面对另一位朋友的去世时漠然冷静。“如果你不为死去的人悲伤，又如何能爱活着的人呢？”坐在长椅上考虑下一步的当下，史迈利很想告诉她当时他无以言对的回答。“你错了。”他心神狂乱，“我真心诚意地哀悼死者，还有瓦拉狄米尔，此时此刻，非常深沉的。”爱活着的人，有时候反而是个问题。

他试着电话，第二部是好的。奇迹似的，不仅S到Z的电话名录完好无缺，更神奇的是，北区伊斯灵顿快稳出租车服务还特别付费刊登庞大的篇幅。他拨了号码，但电话铃响时，他却有些惊慌，怕自己忘了瓦拉狄米尔口袋中那张收据上的签名。他挂掉电话，收回他的两便士。兰安？兰恩？他再拨一次。

一个单调似吟诵的女声回答：“快——稳——！贵姓——时间——和地址，请说。”

“我想和兰伯先生说话，麻烦你，他是你们的司机。”史迈利很有礼貌地说。

“抱——歉，这个电话不能接私人电——话。”她唱道，挂掉电话。

他拨第三次。这不是私人电话，他怒气冲冲地说，对自己的立场更有信心。他要兰伯先生来载他，只要兰伯先生，不要别人。“告诉他是长途车。到斯特拉福28。”——信手挑了一个城镇——“告诉他我要到斯特拉福。”她坚持一定要有名字。“桑普森”他回答说，中间有个P的Sampson。

他回到长椅上继续等待。

打电话给拉康？为了什么？赶回家，打开香烟盒，找出藏在里面的珍贵的东西。这是瓦拉狄米尔首先丢掉的东西，他想：在间谍这一行，我们会先放弃我们最爱的东西。毕竟我还是占了上风。一对老夫妇在他对面坐下。先生戴着僵硬的汉堡帽，用一只锡哨吹着战争曲调。太太对着过路人露出空洞的微笑。史迈利避开她的目光，记起那个从巴黎寄来的棕色信封，拆开来，期望什么呢？或许是一张账单，这位老兄过去生活的旧债。或许是移民们像寄圣诞卡般寄给彼此的循环式战争标语。但这不是账单，也不是传单，是一封私人的信，一个请求，非常特别的一种请求。没有签名，也没有寄件人的地址。用法文手写，写得很快。史迈利读了一次，正读第二次时，一辆福特柯蒂纳轿车驶了过来，一个穿着套头马球衫的年轻男子驾车，在戏院门口煞车停了下来。史迈利把信放回口袋里，过街朝车走去。

“有个P的桑普森？”年轻男子很粗鲁地透过车窗叫道，然后从车内把后门推开。史迈利坐进车里。一股刮胡水的香味混合着陈腐的香烟气味。他在手上放了一张十英镑的钞票，展示出来。

“可以请你关掉发动机吗？”史迈利问。

年轻男子顺从照做，一面从镜子里看着他。他有棕色的非洲头，洁白的手，指甲修得很干净。

“我是个私家侦探。”史迈利解释说，“我相信你一定碰过不少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很麻烦，但我很乐意为你提供的情报付一些报酬。你昨天签了一张十三英镑的收据。你还记得你载的人吗？”

“高个子。外国人。有白色髭须，脚有点跛。”

“年老？”

“很老。拄着手杖。”

“你在哪里载他的？”史迈利问。

“柯斯莫餐厅，普雷德街，早上十点三十分。”年轻男子审慎地说。

普雷德街离西河苑只有五分钟的步行距离。

“你载他到哪里？”

“查尔顿。”

“伦敦东南的查尔顿？”

“尼罗河战役街上的一座圣什么教堂旁边。找一家叫‘挫败青蛙’的小酒馆。”

“青蛙？”

“法国人嘛。”

“你留他在那里吗？”

“我等他一个小时，然后回普雷德街。”

“中途在其他地方停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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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时候，在一家玩具店停了一下。回程的时候，在电话亭停了一下。那人买了一只有轮子的木头鸭子。”他转头，把下巴抵在椅背上，大大咧咧地把手张开，比画着大小。“黄色的。他打的是市内电话。”

“你怎么知道？”

“我借他两便士，对不对？然后他回来借两个十便士，以防万一。”

我问他从哪里打来的，但他只说他有足够的零钱。莫斯汀这样说。

付给年轻男子十英镑钞票后，史迈利手伸向门把。

“你可以告诉公司说我没出现。”他说。

“告诉他们我有多开心，可以吗？”

史迈利迅速下车，赶着在年轻男子以相同的惊人速度飞快驶离之前关上车门。站在人行道上，他又读了一遍，此时，信的内容已深印在他的记忆之中。一个女人，他想，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她认为自己快死了。没错，我们都是，一点也没错。他假装自己漫不经心，漠然以对。每个人的同情心都是有限的，他辩称，我今天的同情心已经用完了。但这封信同样令他心生恐惧，再次升高了他的急迫感。

将军，我不希望显得太过戏剧性，但有两个男人在监视我的房子，我不认为他们是你或我的朋友。今天早上，我有个印象，他们试图要杀我。你不再派你那位神奇的朋友来了吗？

他有东西要藏。要隐匿，就如他们在沙拉特所坚称的。他搭上巴士，换了几次车，注意背后，打着瞌睡。有着挎斗的黑色摩托车未再出现，他也没找出其他的监视者。在贝克街的一家文具店里，他买了一个大型的硬纸板盒，一些报纸，一些包装纸和一卷思高牌胶带。他把瓦拉狄米尔的那包香烟放进盒里，还有欧斯特拉柯娃的信，用报纸塞满空隙。他包起盒子，用手纸缠住思高牌胶带。他对思高牌胶带一向没有办法。他在盒盖写上自己的名字，“亲自领取”。他雇了出租车到萨佛依饭店，将盒子托付给一个男柜台接待员，并附上一张一英镑钞票。

“这重量太轻，不可能是炸弹，对不对，先生？”接待员问，开玩笑地将盒子贴近耳边。

“我可不确定。”史迈利说，两人都一起笑了起来。

告诉麦斯，这是有关睡魔的事，他想。瓦拉狄米尔，他满怀期待地问，你的另一项证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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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垂的天际线拥塞着起重机与煤气筒；烟囱懒洋洋地朝着雨云吐出黄褐色的烟雾。如果这天不是星期六，史迈利就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但在星期六，他准备好要开车，尽管他一向与燃化的发动机相看两相厌。他从瓦克斯霍尔桥过河。格林威治已在背后。他进入船坞遍布的平坦河岸地区。雨刷瑟瑟抖动，豆大的雨点打过他这辆悲惨英国小车的车身。在公车站躲雨的孩子们冲他嚷嚷：“继续开啊！”他已经刮过胡子，洗过澡，但并没睡。他把瓦拉狄米尔的电话账单寄给拉康，要求把清查所有可追踪的电话列为紧急要务。开着车，他的心智很澄净，但情绪却异常起伏。他穿着一件斜纹软呢大衣，是他旅行常穿的外套。他转过一个弯道，爬上坡，一间精美的爱德华式小酒馆，挂着红脸战士的招牌，突然出现在面前。尼罗河战役街从酒馆向上蜿蜒，直到一片长满枯草的土地。园地里耸立着圣主教堂，是个以石块与燧石建成的建筑，对着四周逐渐消失的维多利亚式仓房传布上帝福音。海报上说，下个星期天的布道者是救世军的一位女性军官。在海报前，有一辆货车：六英尺长的巨大拖车，深红色，侧窗挂着一面足球旗，门上贴着色彩杂乱的外国入境登记贴纸。这是眼前最庞大的物体，甚至比教堂还大。隐隐约约，他听见摩托车发动机慢慢减速又再激活的声音，但他连回头望一下都没有。这熟悉的随扈从切尔西就开始跟着他；但是，恐惧，就如同他在沙拉特所传授的，永远是选择的问题。

顺着便道，史迈利进入一个没有坟墓的墓园。几排墓石围起园界，一个攀藤的框架与三幢标准规格的新房子雄踞中央。第一幢房子叫“锡安”，第二幢完全没有名字，第三幢叫“三号”。每一幢都有宽大的窗户，但“三号”有蕾丝窗帘。他推开大门，就只见到阴暗的楼梯。他看着它静止不动，然后看着它下沉，看着它消失，仿佛没入地板，有那么一会儿他满心恐惧地怀疑，自己目睹了另一桩谋杀。他按了门铃，屋里响起悦耳的铃声。门是雕花玻璃做的。他把眼睛贴在门上，看见棕色的楼梯毯和看似摇篮车的东西。他又按了一次门铃，听见一声尖叫。起初声音很低，然后转为大声，他本来以为是孩子的叫声，接着认为是猫，最后知道是哨音壶。哨声高到极点，持续不断，接着突然停止，不是有人关掉炉火，就是壶嘴已经烧掉了。他绕到房子背后。这里跟正面没什么两样，只是多了排水管，一小片菜园，和一个用预铸板做成的金鱼池。池里没有水，当然也就没有金鱼，但在一个混凝土钵里，躺着一只黄色的木头鸭子。侧躺着的木鸭嘴张着，一只眼睛凝望天堂，两个轮子仍在转动。

“那人买了一只有轮子的木头鸭子，”出租车司机边说边用他洁白的手比画着，“黄色的。”

后门有一个门环。他轻敲了一下，试试门把，竟开了。他走进屋里，小心地关上背后的门。站在通往厨房的杂物间，厨房里首先吸引他注意的是已移离炉火正无声冒着蒸汽的烧水壶。托盘上有两个杯子，一个奶精罐和一个茶壶。

“克瑞文太太？”他轻声叫唤，“丝黛拉？”

他穿过用餐室，走进大厅，踏着棕色地毯，站在摇篮车旁，在他心中，他正与上帝谈条件；只要不再有人死，不再有更多的瓦拉狄米尔，我将为我们的生命而敬拜您。

“丝黛拉？是我，麦斯。”他说。



他推开客厅的门，她坐在钢琴与窗户之间角落里的安乐椅上，冷淡坚决地望着他。她并不害怕，但她看起来像恨他的样子。她穿着一件亚洲式长洋装，没有化妆，抱着一个婴儿，是男是女，他无法分辨，也不复记忆。她让婴儿将乱发蓬生的头靠在她肩上，一手放在婴儿嘴上，不让孩子发出噪音。她的视线越过婴儿头顶看着他，充满挑战意味，大胆反抗着。

“伟林在哪里？”他问。

她缓缓地挪开手，史迈利预期婴儿会放声大叫，结果孩子只是一直盯着他看。

“他的名字是威廉。”她平静地说，“搞清楚，麦斯。那是他的选择。威廉·克瑞文。彻头彻尾的英国人。不是爱沙尼亚人，不是苏联人，是英国人。”她是个漂亮的女人，黑色头发，非常平静。坐在角落里，抱着孩子，她宛如黑色背景上一幅永恒的画。

“我要和他谈谈，丝黛拉。我不是要找他做任何事。我甚至可以帮他。”

“我以前就听过这些话了，不是吗？他出去了，去他该去的地方工作。”

史迈利听了并没有发火。

“那么，他的货车为什么还在外面？”他温和地反驳。

“他到仓储中心去了。他们派车来接他。”

史迈利仍没有发火。

“那么，厨房里的第二个杯子是谁的？”

“他到仓储中心去了，他们派车来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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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上楼，她随他去。有一扇门在他的正前方，左边和右边各有一扇门，都开着，一间是婴儿房，一间是主卧室。面对他的门关着，他敲敲门，没人回答。

“伟林，我是麦斯。”他说，“我一定要和你谈谈，拜托。然后我就会离开，还你平静，我保证。”

他逐字再说一次，然后走下楼梯，回到客厅。婴儿开始放声大哭。

“也许你可以泡些茶。”他在婴儿哭泣间歇时建议道。

“你不能和他单独谈话。我不会让你们再引诱他卷入是非。”

“我从来没那么做。那不是我的工作。”

“他仍然怀念着你们的世界。我已经受够了。”

“是有关瓦拉狄米尔的事。”史迈利说。

“我知道是什么事。他们打了大半夜的电话，不是吗？”

“谁打的？”

“‘瓦拉狄米尔在哪里？瓦拉狄呢？’他们以为威廉是什么人？开膛手杰克吗？他没听到或看到瓦拉狄，天知道有多久的时间了。噢，贝琪，亲爱的，安静点！”她走过房间，在一堆洗涤物下找出一罐饼干，塞了一块到婴儿的嘴里。“我并不常这样。”她说。

“谁找他？”史迈利温和地追问到底。

“米凯尔，还有谁？记得米凯尔吗，我们自由电台的王牌，爱沙尼亚尚未就任的总理，要打探消息吗？今天早上三点，贝琪长出一颗牙，该死的电话就来了。米凯尔呼吸沉重地说，‘瓦拉狄在哪里，丝黛拉？我们的领袖在哪里？’我告诉他：‘你疯了，是不是？你以为只要小声说话，就不容易被窃听吗？’我劝他说，‘迷赛马吧，别搞政治了。’我告诉他。”

“他为什么担心？”史迈利问。

“瓦拉狄欠他钱，这就是原因。五十英镑。也许是一起赌马的时候输的。他们常输钱，一定是某一次输钱的时候欠的。他答应要带钱到米凯尔的住处，一起下盘棋。在深夜，我告诉你。他们显然都有失眠症，当然也都很爱国。我们的领袖没出现。戏剧性吧。‘天杀的为什么威廉要知道他在哪里？’我问他。‘去睡觉！’一个小时之后，猜猜谁又打电话来？像之前一样呼吸沉重？我们的米凯尔上校又来了，爱沙尼亚皇家骑兵队的英雄，喀哒靠拢脚跟，道歉。他沿着瓦拉狄的路往回走，用力敲门，大声按铃。没有人在家。‘听着，米凯尔，’我说，‘他不在这里，我们没把他藏在阁楼里。从贝琪的洗礼之后，我们就没见过他，也没听到他的消息。对吧？威廉刚从汉堡回来，他需要睡眠，我不要叫醒他！’”

“所以他又挂掉电话了。”史迈利试探地说。

“他会挂掉才怪！他这个吸血虫。‘伟林是瓦拉狄的最爱。’他说。‘干吗？’我说，‘三点半在亚斯寇特？听好，你该死的睡觉去吧！’‘瓦拉狄总是对我说，如果有任何事出差错，就该去找伟林。’他说。‘那你要他怎么做？’我说，‘开着拖车进城，也去用力敲瓦拉狄的门吗？’老天！”

她把孩子放在一把椅子上。孩子乖乖待在椅子上，满足地啃她的饼干。

一阵用力摔门的声音，接着从楼梯传来快速的下楼脚步声。

“威廉来了，麦斯。”丝黛拉直直地盯着史迈利，警告说，“他既不搞政治，也不滑头，他爸爸是个烈士，但他的心情已经平复过来了。他已经是个大孩子了，而且他正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对吗？我说，对吗？”

史迈利走向房间较远的一端，让自己与门保持一些距离。伟林果决地走进来，依旧穿着运动服和慢跑鞋，他大约比丝黛拉年轻十岁，而且有些太过瘦弱。他坐进边缘的一张沙发里，炽烈的目光在妻子和史迈利身上逡巡，好像在猜谁会先开口似的。在往后梳的黑发衬托之下，他的高额头显得异乎寻常的白。他已刮过胡子，让他看起来更年轻。他因开车而眼眶泛红的眼睛是棕色的，而且充满热情。



“你好，伟林。”史迈利说。

“威廉！”丝黛拉纠正他。

伟林紧张地点点头，同时对两人致意。

“你好，麦斯。”伟林说。他双手放在膝上，交缠着。“你好吗，麦斯？你们的作风就是这样，嗯？”

“我想你已经听到瓦拉狄米尔的新闻了。”史迈利。

“新闻？什么新闻，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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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利耗着时间。看着他，感受到他的紧张。

“他消失了。”最后，史迈利轻声回答，“我想他的朋友在非常不合宜的时间打电话给你。”

“朋友？”伟林依赖的眼光投向丝黛拉，“老移民，整天喝茶、下棋，谈政治？谈些疯狂的梦想？米凯尔不是我的朋友，麦斯。”

他说得很快，对用这种差劲的外国语言代替自己的母语，觉得很不耐烦。然而史迈利说话的速度，却好像他有一整天的工夫似的。

“但瓦拉狄是你的朋友。”他反驳说，“在你之前，瓦拉狄也是你父亲的朋友。他们一起在巴黎。军中袍泽。他们一起到英国来。”

衡量着这些话的分量，伟林瘦弱的身躯似乎正压抑着激动的情绪。他双手分开绷成弧形，他的棕发竖起，又再贴平。

“当然！瓦拉狄米尔，是我父亲的朋友。他的好朋友。也是贝琪的教父，可以吧？但没有政治目的。完全没有。”他看着丝黛拉，征求她的许可。“我，我是威廉·克瑞文。我有个在英国的家，英国妻子，英国小孩，英国名字，可以吗？”

“还有英国工作。”史迈利很平静地加上一句，看着他。

“一份很好的工作！知道我赚多少钱吗，麦斯？我们买了房子，可能还要买车，够了吗？”

伟林的神态里，有某些东西——或许是他的能说善道，或是他生气蓬勃的抗辩——吸引了妻子的注意，此时，丝黛拉就像史迈利一样专注地观察伟林，她漫不经心地抱着婴儿，非常漫不经心。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威廉？”史迈利问。

“谁？麦斯，见到谁？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拜托。”

“告诉他，比尔29。”丝黛拉命令他，目光一刻也没离开他身上。

“你最后一次见到瓦拉狄米尔是什么时候？”史迈利很有礼貌地再问一次。

“很久了，麦斯。”

“好几个星期？”

“当然，好几个星期。”

“好几个月？”

“好几个月，六个月！七个月！在洗礼上。他是教父，我们办了一个宴会。但无关政治。”

史迈利的沉默开始制造出令人手足无措的紧张情绪。

“之后就没见过？”长时间的沉默后他终于开口问道。

“没有。”

“威廉昨天什么时候回来？”

“很早。”她回答。

“早到上午十点钟吗？”

“很可能，我不在这里。我去看我妈妈了。”

“瓦拉狄米尔昨天搭出租车来这里，”他解释说，仍然是对着丝黛拉，“我想，他见过威廉。”

没人助他一臂之力。史迈利没有，丝黛拉没有，连小婴儿都静止不动。

“在来的路上，瓦拉狄米尔买了玩具。出租车在巷口等了一个钟头，又载他回巴丁顿，他住的地方。”史迈利说，依然小心翼翼地保持此刻的紧张气氛。

最后，伟林终于开口：“瓦拉狄是贝琪的教父！”他用力挥着手臂，一口英文开始变得支离破碎，“丝黛拉不喜欢他，所以他只能像个小偷，偷偷摸摸地来，懂吗？他带了玩具给贝琪，不行吗？这也犯法吗，麦斯？有法律规定老人不能送玩具给教女吗？”

再一次，史迈利与丝黛拉都没说话。他们都等待着无可避免的崩溃。

“瓦拉狄是个老人，麦斯。谁知道他能不能再见到贝琪？他是整个家族的朋友！”

“不是这个家族。”丝黛拉说，“再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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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同志！在巴黎，他们一起对抗布尔什维克。所以他带玩具给贝琪。为什么不行？拜托。为什么不行，麦斯？”

“你说那个该死的玩具是你自己买的。”丝黛拉说。她把手伸到胸前，扣上一颗纽扣，仿佛要砍了他似的。

伟林转向史迈利，恳求地说：“丝黛拉不喜欢那个老人，可以吧？她怕我和他搞太多政治，可以了吗？所以我没告诉丝黛拉。她到史丹斯医院去看她妈妈，瓦拉狄就趁这个机会来看贝琪，打声招呼，不行吗？”他绝望地跳起来，不断地挥动手臂抗议。“丝黛拉！”他叫喊着，“听我说！所以瓦拉狄昨晚没回家？拜托，我很难过。但这不是我的错，可以吗？麦斯！瓦拉狄是个老人！孤单的老人。也许他去找女人了，可以吗？他力不从心但仍然喜欢有女人做伴。在这方面，他可是很有名的，我想，不是吗？有何不可？”

“那么，昨天以前呢？”史迈利沉默良久后问。伟林似乎没太听懂，因此史迈利重新提出问题，“你昨天见过瓦拉狄米尔。他坐出租车来，还带了一只黄色木头鸭子给贝琪。有轮子的。”

“没错。”

“很好。但在昨天以前——昨天不算——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有些问题是孤注一掷，有些问题是全凭直觉，有些问题——就像这一个——是基于初步的了解，不全是直觉，但也还算不上是知识。

伟林用手背擦着嘴。“星期一。”他凄然地说，“我星期一见过他。他打电话给我，我们就碰面了。没错。”

丝黛拉低声说：“噢，威廉。”她抱紧孩子——一个小战士，她低头望着细织地毯，等待自己的情绪平复。

电话响起。伟林像个被激怒的孩子，冲过去抓起话筒用力摔回去，接着把整部电话摔在地板上，又踢走听筒。他坐了下来。

丝黛拉转向史迈利。“我要你走。”她说，“我要你离开这里，永远别再回来。拜托，麦斯。现在！”

有那么一会儿，史迈利似乎非常认真地考虑她的请求。他带着父辈的感情望向伟林；他望着丝黛拉。他的手探进内侧口袋，掏出一份折叠起来的第一版《标准晚报》，交给丝黛拉而非伟林，部分原因是他想伟林会崩溃。

“恐怕瓦拉狄已经永远消失了。”他略带歉意地说，“就在报纸上。他被射杀了。警方会找你问话。我必须先听过事情的经过，再告诉你如何回答。”

伟林绝望地开始说起俄文，而丝黛拉，似乎是因他的声调而非字句感染，放下手上的孩子，过去安慰另一个孩子，史迈利在这房间里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他独坐了一会儿，想着瓦拉狄米尔那卷未冲洗的底片——直到冲洗之后才能看清楚，放在萨佛依饭店的盒子里，与那封令他一筹莫展的巴黎来信一起。他也想着第二项证据，猜想那会是什么，老人如何带着它，或许就在皮夹里；但他了解，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伟林直挺挺地坐着，仿佛已在参加瓦拉狄米尔的丧礼。丝黛拉坐在他旁边，手放在他的手上，婴儿贝琪躺在地上，睡着了。伟林述说时，泪水不时滑下他苍白的脸颊。

“对其他人，我什么也不会做，”伟林说，“但对瓦拉狄，我愿意付出一切。我爱这个人。”“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对我来说，瓦拉狄就是父亲。有时候我甚至会叫他‘我的父亲’。不是伯父，是父亲。”

“也许我们可以从星期一开始说起。”史迈利建议，“第一次的会面。”

瓦拉狄打电话来，伟林说。这是几个月来，伟林第一次接到他或集团里任何人的消息。瓦拉狄出乎意料地打电话到仓储中心找伟林，当时伟林正在捆牢要发往多佛的一批货物，并与办公室查对他的转运文件。这是他离开之后集团所作的安排，伟林说。他已经离开了，就像大家一样，多多少少，但如果有紧急需要，他们可以在星期一早晨到仓储中心找他，不到家里，因为丝黛拉的关系。瓦拉狄是贝琪的教父，身为教父，他可以随时打电话到家里。但不谈公事。绝不。

“我问他：‘瓦拉狄！你要干吗？听着，你好吗？’”

瓦拉狄米尔在路上的电话亭打的。他想立刻私下谈谈。伟林违反所有雇员所应遵守的规定，在转弯处载他上车，并让他跟着到多佛跟了几乎一半的路程“黑的”，伟林说，意即非法的。这老兄带了一个装满柳橙的蔺草篮，但伟林可没心情问他干吗带着几磅重的柳橙上车。开始，瓦拉狄米尔谈起巴黎和伟林的父亲，以及他们相互扶持的奋斗；接着，他就谈到伟林可以帮他一个小小的忙。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一个小小的忙。也看在集团的分上，因为伟林的父亲曾是这么伟大的一个英雄人物。

“我告诉他：‘瓦拉狄，我不可能帮你的忙。我答应过丝黛拉了，这是不可能的！’”

丝黛拉的手抽离丈夫身边，她独自坐下。她想为老人的死而安慰丈夫，却又因为丈夫毁弃承诺而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