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宫闹鬼——揭秘明代宫廷秘史----皇帝不称朕

宝宝寒

　　三 诸王身世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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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许多读者已经很烦了，絮絮叨叨说了半天，到底南京孝陵享殿（其位置见附图）众妃的配位你怎么解释？朱棣到底是不是嫡子？碽妃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能光分析，不给出明确的结论啊。大侦探波罗和福尔摩斯，他们在探案时，可都是先给出结论、揪出凶手，再作案情分析的——你整个儿颠倒了！
　　我要拱手作揖道抱歉了。请诸位再稍微保持一点耐心，我以上的分析，是采取排除法，先确定了马皇后凤生五子之中，有2个已不可靠（秦王、周王）。这说明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关于诸王身世的材料，无论它是“正说”，还是“异说”，都是存在问题的，不可轻易偏信的。
　　当然，在这些材料中，以南京孝陵享殿的妃子配位最为难解，因为它是为多人所目击的朝廷祀典——那里面明明有李淑妃和碽妃嘛——当时的典礼即如此，你却说它不可信，你得给出解释啊！对此，我只好本着“大胆假设”的精神，试做一点考察与推测：
　　孝陵享殿里众妃的排列班次，稍思之，你会发觉它其实是蛮好笑的。
　　首先，明代以左（东）为上，明成祖既要尊他生母，何不请她立于东列？则为班首第一人。否则她还是位居站在她对面的李淑妃之下。
　　其次，明代不乏生母卑微，皇帝继位后，追崇生身之母的，如孝宗、熹宗等，都在继位后追封其母为太后，并不惜泄了王气，打开先皇的陵寝，请棺床上的先皇与嫡母往边上挪挪，好给他生母腾出地方。你们去明十三陵神宗定陵去看，皇帝的棺床上，正好3口棺材，并驾齐驱，迎接四方来客。
　　明成祖既然敢在孝陵享殿里布设那样一个绝密的“天罡北斗阵”，那么，他再稍进一步，把他生母的牌位抬上阁去，与马皇后左青龙、右白虎，两旁夹侍太祖皇帝，而睥睨阁下诸妃，岂不伟哉？这么做，有何不可？他生母立在下面，到底还是个妾！与成祖有光吗？
　　再者，朱棣若在孝陵享殿及南京奉先殿秘密地（实际上不可能做到隐秘）为他生母立了灵位，生母之灵算是有托了，可是生母的遗体与坟冢又将如何呢？要不要重修一下，挪个近陵的地方？还是已秘密打开孝陵，悄没声息地和太祖皇帝合葬了？或仍是学享殿的例，只悄悄在坟上做了个记号，暗地里派太监去祭扫下？
　　我想，以朱棣之雄豪刚愎，他不会做这等拘拘小器之事。而且，假如他是冒充的嫡子，肯定会希望永远欺骗世人，而非蒙人于一时。那么他在孝陵享殿里搞这些小动作，布设那样一个迷局，不是为后人揭秘留下罅隙？这似乎很不像他反复洗改实录、玉牒的做派。
　　我很难相信，孝陵享殿的配享妃嫔及其位次，出自朱棣的授意安排。那么钱谦益等人所见不虚，又当如何解释呢？我怀疑，是明代后期看守南京孝陵的太监根据社会上的传闻擅自更易了享殿的神主。如果碽妃、李淑妃之说是永乐时就安排如此，不会在以后一百多年间，毫不为外间所知，直待天启三年《南太常寺志》出，才引起轰动。
　　明末纲纪废弛，南都事体已久不为当国者重视（如根据明朝定例，南内宫殿任其废坏，不准修理），而阉宦不学，好听传闻，于是妄逞私意，乱做改易，在享殿里造了那样一个景，几百年来骗得历史学家们团团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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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诸王身世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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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末年纲纪之废弛，从普通游客也能私自进入孝陵参观可见一斑。
　　本朝皇陵，那可是极其威严肃穆之地，不仅陵区内所有民户都要迁出去，近陵村落的老百姓，也被禁止入内樵采打猎，陵区内的一草一木都沾有灵气，并关乎风水，是绝对禁止砍伐的。大明律内还有专门的禁约条款。谁能设想，本朝太祖的陵寝，有朝一日会成为卖票参观的旅游景点？这还不必等到今天的“新中国”，早在明朝晚期，一些文人雅士，只要掏些钱，已能公然入陵游赏了。
　　比如明末著名才子张岱，在崇祯十五年的七月，就借中元节祭祀，潜进孝陵，大饱其游兴。他还把他的游览见闻，写在《陶庵梦忆》一书。
　　享殿是张岱重点考察区域，他怀着兴奋的心情，推开油漆剥落的殿门，走进灯光昏暗的享殿，只见殿后并不宽绰的暖阁内，周围以黄龙帐幔围护，上面摆列两把交椅，褥以黄锦，正面绣龙，甚为华重。
　　暖阁地上铺着厚厚的毡席，而张岱已为暖阁中的神秘气氛所感染，竟忘了脱鞋，一步踏进去。带他进来的太监忙拍了他一下，张岱慌不迭地蹬掉鞋，高抬脚，轻落步，走进阁中。
　　他太紧张了，喉咙发痒，忍不住咳了几声。那太监恼火了，作色叱道：“莫惊了驾！”张岱连忙掩住口，眼珠子乱转，向太监抛去歉意。
　　其实要我说，那太监一定是受了贿，才放闲杂人等进来参观游览的，张岱不过是他的顾客，他却故作神秘，营造尊严肃穆的气氛，好让游客觉得钱花得值。
　　张岱再不敢放肆，躬身掩口，缓缓地往暖阁里张。“这两把交椅，大概是为太祖皇帝和马皇后准备的吧。”张岱心想。交椅下有许多坐席，其中一座最前，太监告诉他，那就是成祖生母碽妃之位。
　　“告诉你，这是一件大秘密！”兼职担任导游的太监，忘了刚才“莫惊驾”的教训，开始绘声绘色地大讲起秘闻来。“其实成祖不是马皇后亲生的，你不知道吧，成祖的生母就是这位，碽妃！她怀着成祖爷爷时，马皇后也装出大肚子，对外宣称怀了孩子，等成祖一生下来，就被马皇后收养了，当做自己的儿子来养。”
　　“那么碽妃怎么办呢？”张岱问。
　　“这个……”太监眯眼一笑。“宫闱秘事，哪能都那么清楚！”
　　张岱不得其解，所以他在书中最后只交代一句：“事甚秘！”就像那死太监一样，没下梢。不过，各位，太监的话您只可当作导游词来看，不要误以为那真是什么被斯诺登公开的绝密情报。
　　张岱再往下看，愈发奇怪：“再下，东西列四十六席，或坐或否。”
　　据他的描述，当是碽妃独占一行，最前，下面还有46个妃子，分东西排列，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这幅场景，显然与沈若霖《南京太常寺志》所记，或与李清所见，皆不相同。沈、李两位都称碽妃一人独立于西列，而张岱所见，是碽妃“稍前近阁下”，她的坐席在最前面，离交椅最近，在她下面东西分列着46名妃子的席位。从她们“或坐或否”的形态来看，似乎都是塑像，而非神主了（也可能是有的妃有“座”，有的无“座”）。
　　我摸着脑袋生疑：难道孝陵守陵太监为了发展旅游产业，竟如此下本钱，为太祖的妃子们都塑了泥像？
　　不知张岱所记，只出自他的目击，还是参考了他人的记载？嘉靖时人郑晓在《今言》一书中说：“太祖孝陵里不知祔葬了几位妃子。我见祭陵时，旁边列46案，或坐，或不坐，大抵都是太祖的妃嫔。”其中文字与张书相似，大概暖阁中席位太多，张岱不暇细数，就借用了前书的材料，亦未可知。
　　郑晓与我们多次提到的王世贞，同被称为明代的“掌故大家”，郑晓在嘉靖中期还一度任过南京太常寺卿，掌理南京祭祀，其言是可信的。然而 《今言》一书中全无关于碽妃生成祖，或李淑妃生太子的记载，我想如果郑晓能有幸见到孝陵享殿的热闹家宴，这么宝贵的内幕材料，他一定会亟不可待地写在他的书里的。
　　在孝陵享殿内设立46个妃位，显然是将殉葬孝陵者都安排进来了，而不是像《南京太常寺志》所记那样，配享孝陵的仅仅是生有皇子的妃嫔。
　　瞧，同样是当事人、亲历者，张岱与李清两人参观的时间止隔3年，而所记已大不同。这只能说明，南京祀典因为不为朝廷所重，守陵太监任意操弄，胡作非为（张岱就亲眼所见，亲鼻所闻，祭陵之日进膳，“牛羊已臭腐不堪闻矣”。想不到英雄一世的朱元璋，死后只能吃臭肉，他的子孙也不来管管），他们随意改变祀典，是完全可能的，甚至为了迎合游客的需求，增加旅游收入，乃根据社会上的传说来“设计”从祀礼仪都是有可能的！现在一些旅游景点，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这或许是一个可以想见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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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末年纲纪之废弛，从普通游客也能私自进入孝陵参观可见一斑。
　　本朝皇陵，那可是极其威严肃穆之地，不仅陵区内所有民户都要迁出去，近陵村落的老百姓，也被禁止入内樵采打猎，陵区内的一草一木都沾有灵气，并关乎风水，是绝对禁止砍伐的。大明律内还有专门的禁约条款。谁能设想，本朝太祖的陵寝，有朝一日会成为卖票参观的旅游景点？这还不必等到今天的“新中国”，早在明朝晚期，一些文人雅士，只要掏些钱，已能公然入陵游赏了。
　　比如明末著名才子张岱，在崇祯十五年的七月，就借中元节祭祀，潜进孝陵，大饱其游兴。他还把他的游览见闻，写在《陶庵梦忆》一书。
　　享殿是张岱重点考察区域，他怀着兴奋的心情，推开油漆剥落的殿门，走进灯光昏暗的享殿，只见殿后并不宽绰的暖阁内，周围以黄龙帐幔围护，上面摆列两把交椅，褥以黄锦，正面绣龙，甚为华重。
　　暖阁地上铺着厚厚的毡席，而张岱已为暖阁中的神秘气氛所感染，竟忘了脱鞋，一步踏进去。带他进来的太监忙拍了他一下，张岱慌不迭地蹬掉鞋，高抬脚，轻落步，走进阁中。
　　他太紧张了，喉咙发痒，忍不住咳了几声。那太监恼火了，作色叱道：“莫惊了驾！”张岱连忙掩住口，眼珠子乱转，向太监抛去歉意。
　　其实要我说，那太监一定是受了贿，才放闲杂人等进来参观游览的，张岱不过是他的顾客，他却故作神秘，营造尊严肃穆的气氛，好让游客觉得钱花得值。
　　张岱再不敢放肆，躬身掩口，缓缓地往暖阁里张。“这两把交椅，大概是为太祖皇帝和马皇后准备的吧。”张岱心想。交椅下有许多坐席，其中一座最前，太监告诉他，那就是成祖生母碽妃之位。
　　“告诉你，这是一件大秘密！”兼职担任导游的太监，忘了刚才“莫惊驾”的教训，开始绘声绘色地大讲起秘闻来。“其实成祖不是马皇后亲生的，你不知道吧，成祖的生母就是这位，碽妃！她怀着成祖爷爷时，马皇后也装出大肚子，对外宣称怀了孩子，等成祖一生下来，就被马皇后收养了，当做自己的儿子来养。”
　　“那么碽妃怎么办呢？”张岱问。
　　“这个……”太监眯眼一笑。“宫闱秘事，哪能都那么清楚！”
　　张岱不得其解，所以他在书中最后只交代一句：“事甚秘！”就像那死太监一样，没下梢。不过，各位，太监的话您只可当作导游词来看，不要误以为那真是什么被斯诺登公开的绝密情报。
　　张岱再往下看，愈发奇怪：“再下，东西列四十六席，或坐或否。”
　　据他的描述，当是碽妃独占一行，最前，下面还有46个妃子，分东西排列，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这幅场景，显然与沈若霖《南京太常寺志》所记，或与李清所见，皆不相同。沈、李两位都称碽妃一人独立于西列，而张岱所见，是碽妃“稍前近阁下”，她的坐席在最前面，离交椅最近，在她下面东西分列着46名妃子的席位。从她们“或坐或否”的形态来看，似乎都是塑像，而非神主了（也可能是有的妃有“座”，有的无“座”）。
　　我摸着脑袋生疑：难道孝陵守陵太监为了发展旅游产业，竟如此下本钱，为太祖的妃子们都塑了泥像？
　　不知张岱所记，只出自他的目击，还是参考了他人的记载？嘉靖时人郑晓在《今言》一书中说：“太祖孝陵里不知祔葬了几位妃子。我见祭陵时，旁边列46案，或坐，或不坐，大抵都是太祖的妃嫔。”其中文字与张书相似，大概暖阁中席位太多，张岱不暇细数，就借用了前书的材料，亦未可知。
　　郑晓与我们多次提到的王世贞，同被称为明代的“掌故大家”，郑晓在嘉靖中期还一度任过南京太常寺卿，掌理南京祭祀，其言是可信的。然而 《今言》一书中全无关于碽妃生成祖，或李淑妃生太子的记载，我想如果郑晓能有幸见到孝陵享殿的热闹家宴，这么宝贵的内幕材料，他一定会亟不可待地写在他的书里的。
　　在孝陵享殿内设立46个妃位，显然是将殉葬孝陵者都安排进来了，而不是像《南京太常寺志》所记那样，配享孝陵的仅仅是生有皇子的妃嫔。
　　瞧，同样是当事人、亲历者，张岱与李清两人参观的时间止隔3年，而所记已大不同。这只能说明，南京祀典因为不为朝廷所重，守陵太监任意操弄，胡作非为（张岱就亲眼所见，亲鼻所闻，祭陵之日进膳，“牛羊已臭腐不堪闻矣”。想不到英雄一世的朱元璋，死后只能吃臭肉，他的子孙也不来管管），他们随意改变祀典，是完全可能的，甚至为了迎合游客的需求，增加旅游收入，乃根据社会上的传说来“设计”从祀礼仪都是有可能的！现在一些旅游景点，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这或许是一个可以想见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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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碽妃之碽，极为少见。《康熙字典》采了此字，下注道：“明祖妃碽氏。”字典收这个字，显然是根据明成祖生母为碽妃的传说而来，除此之外，尚见不到它用在别的地方的例子。这很能说明，是先有了碽妃的传说，人们再根据她姓氏的音写成文字，所以才出现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怪字。
　　碽妃是什么人，什么来历？谁都说不清楚，在史料上更是毫无蛛丝马迹可寻。很喜欢下断语的吴晗先生，这回也为难了，只好摇头说：“碽妃则行历不详，只好阙疑。”他虽然主张明成祖生母为碽妃，却只能承认，实在搞不清楚碽妃是什么来头。
　　碽妃本是无从考证之人，然而但凡论成祖生母的文章，几乎毫无二致地把碽妃当作一位“达妃”。这看起来合乎情理：“碽”不似一个汉姓，更像一个音译字，自然容易让人联想到碽妃是一位外籍女子。而就元末明初的时势来看，她可能是蒙古人（达达），还有可能是色目人，或高丽人，而绝对不会是红衣大炮国的人或印第安人，因为那时的中国根本就没这一号人嘛。
　　为什么说只有达达人、色目人和高丽人才有可能呢？
　　蒙古人自不必说，他们是刚刚过气的统治民族，现在虽然逃回朔漠去了，但在长城以内留下了大量族裔，他们被通称为达达人。达达人在明朝做官（尤其是武官），与汉人通婚，是非常普遍的。
　　在元朝兴盛的时期，大量来自西域、中东等地区的色目人，进入中原。他们在元朝的种姓排行榜上，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人口数量庞大的汉人与南人（汉人大致等于北人，即中国北方地区的民众，南人则包括了生活在中国南方地区的各个民族，以宋、金疆界为线）。
　　高丽是元朝的属国，高丽国王还兼着元朝的征东行省丞相。高丽男人在中国的不多，女人和“半男人”却不少，他们主要生活在元朝大都的后宫，是服侍皇帝的妃嫔、宫人与阉宦。高丽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才为李成桂建立的李朝所取代，并由朱元璋赐国名为朝鲜。
　　在以上三个种族中，傅斯年先生首先否定了色目人的可能性，他的理由是：来自西域的色目人深目长眉，不符合内地人士的审美习惯，与朱元璋吃不到一个碗里；他又说蒙古人面如大饼，憨厚朴实，缺少风情，与高丽人相比，差之太远，故他将碽妃定为高丽人，至少碽妃是高丽人的可能性最大。可傅先生差矣！如果碽妃是您傅先生的妃子，此理还站得住脚，可那是朱元璋选妃，他好吃哪一口，您替他如此分析，实在让人莞尔不禁。
　　总之，众人在成祖之母是异族女子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但对其具体的种族，却各有高见，这就造成传说在流传过程中，各随传播者的雅号，而发生分流，有说她是“达妃”的，有说是“高丽妃”的，有的干脆说她就是元顺帝的妃子。
　　这种选择所体现的个人取向，在口碑流传中尤为明显，比如现在网上讨论碽妃到底是达妃还是高丽妃，有人就浑说：我宁愿她是一位蒙古人，也不相信她是一个“棒子”。过去的著书家，不也都有各自的喜好和倾向吗？
　　再举个例子：南京南郊的大报恩寺，是朱棣为纪念其父母所建，文献里明明记着：被纪念者，就是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自碽妃出来后，人们再提到大报恩寺，就津津乐道地说，那是为成祖为纪念生母碽妃而建了。可传说毕竟与文献矛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新的解说很快就出来了，称大报恩寺明着是纪念朱元璋和马皇后，暗地里则是纪念碽妃，这就是兵法里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但你凭什么这么说呢？很快又出现了实物“证据”，这就是所谓的大报恩寺地宫之谜和一个所谓的“碽妃殿”。民国时人陈作霖，小时候到大报恩寺游览，见寺院正门内有一座大殿，始终封闭，谢绝参观。有“金陵故老”告诉他：“大殿里供的是明成祖生母碽妃，故名碽妃殿。”这不是很好笑吗？明朝亡国都300年了，大报恩寺数遭兵火，连清朝人的辫子都剪了，还有谁尽忠职守，替隔了一个朝代的明成祖朱棣看守他妈的（呵呵，不是骂人）“碽妃殿”？
　　我觉得不大可能是那位“金陵故老”故意炫耀自己的所知甚博，随口编个故事，拿少年陈作霖耍子玩笑（别说陈作霖，就是张作霖，还不是照样被人耍）。我觉得很可能是大报恩寺的和尚们，同看守孝陵的太监一样，念完经，抛开书，直撞入红尘，开始动起尘凡的念头，他们利用碽妃这张知名的标签，将一间普通的佛堂包装成碽妃殿，利用游客的好奇心，来发展本院的旅游事业，增加门票收入，贴补三界外的用度。结果不单陈作霖上当了，好些历史学者也上当了，把陈作霖所记当作宝贵史料来用，以为是确有碽妃的力证。难道我们随便走到某座山里，见到一个甚么“妃子洞”，听当地导游说，当年黄帝的正妃曾在这里歇脚，您就可以听信她吗？
　　写到这里，我手敲键盘叹息（本应是抚书或抚琴而叹，可惜手下并未压着这两样东西）：有时候我们真不知道，我们读的，到底是历史呢，还是旅游景点的解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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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代晚期，社会上已普遍传言，道成祖朱棣是“达妃”之子。但这位“达妃”姓甚名谁，说法不一，有说洪吉喇氏的，有说甕（瓮）氏的，也有说碽氏的，这些字样都不寻常，皆非汉人姓氏用字，而碽、洪、甕三字音近韵同，很可能是流传中的错讹与变异。
　　成祖之母为“达妃”，除了鼎鼎大名的碽妃，还有一个弘吉喇氏，此人被确指为元顺帝之妃。如果说碽妃说太过讳密，那么此说就过于神奇了。
　　话要从朱元璋称帝后北伐说起。经过10余年的战乱，元帝国早被掏空，只剩下一副空架子了，所以明军进军神速，不消数月，已打到大都（今北京）的郊外。元朝末帝妥欢帖睦儿一听到明军前锋已至通州的消息，马上放弃都城逃跑了。
　　朱元璋因为他没有抵抗，就说他是“顺天应命”，在他死后，追谥他为顺帝——这就是元顺帝的由来。而妥欢帖睦儿的子孙给他上的庙号是惠宗。其实惠宗不是个美号，如我们即将讲到的建文帝朱允炆，天下没守住，把皇位弄丢了，他在宗庙里便没了排号儿的资格，直到明朝看看要亡国了，弘光帝意识到“团结就是力量”，才给这位先祖补上庙、谥，称之为“惠宗让皇帝”（惠宗是庙号，即在皇家宗庙里的名号，“让”是谥号）。
　　我不耐烦去查对谥法书里是怎样解释“惠”这个字的，凭印象来说，好像凡皇位坐之不稳，或坐不长久，带着过渡性质的人物，常被加上这个字。网上有人编新中国的朝代谱系，也在其中安排了一位惠帝呢！至于其他什么太祖、太宗、文景武帝，真是活灵活现，精辟的很咧！
　　除了顺帝或惠宗，这两个带有史评性质的称号，还有人以妥欢帖睦儿的出生之年，称他为“庚申君”，如元末明初人权衡撰写《庚申外史》，讲的就是这位元朝末代皇帝在位时期的事。对于元朝遗民，这种称呼，恐怕是两平之法吧。
　　妥欢帖睦儿本人肯定不会喜欢“顺帝”这个称号，但本书为了行文之便，只好强人所难，还是以约定成俗的“顺帝”来称呼这位不祥而多难的末代君主吧！
　　元顺帝妥欢帖睦儿是达达人的总头目，被称为“达主”，他的妃子弘吉喇氏正是一位“达妃”。
　　在切入正题之前，不妨先抽回身，说一位古人。而要扯住这位古人的衣襟，则不得不往回跨越三个朝代（明、元、宋），直追南宋倒数第二位皇帝宋恭帝。
　　南宋于1276年亡国，恭帝时年仅9岁，他也不晓得投降是啥玩意儿，反正糊里糊涂地就由君降为了臣。元人倒还厚道，没有杀他，封他做了一个瀛国公——按西洋人的说法，就是公爵大人。可惜这位公爵既无封地，也没法世袭，为了避祸，他甚至削去了头发，做了一名游僧，在甘、藏一带修行。可降君难当，数十年后还是因为发了几句牢骚，被勒令自杀了。
　　潦倒的瀛国公与失国后颠沛流离的元顺帝，分别是两个朝代的末代皇帝，应该是八竿子打不着，没有半毛钱关系，可偏偏被人撮合在一起，有人说，元顺帝是宋恭帝的私生子。
　　想象一下，宋恭帝站在珠峰之崖，远望白头神山道：“我失了国，不打紧，我的儿子终将成为你们的可汗和皇帝！你们听着，我的儿子还将断送你们的王朝，让万马奔腾，碾碎你们的财富、荣誉和生命！”——还有比这更令人畅快的复仇记吗？可惜这只是绝妙的想象，毫无事实根据，怪都怪元朝享国太短，居然能让前后两个朝代的末帝扯上父子关系（夏桀和商纣，虽然是一对坏哥俩儿，常被人拉在一起说事，但他们中间隔着八百年，亲戚是怎么也认不上的）。
　　如果细细掰扯宋恭帝与元顺帝的关系，那就彻底跑题了，我们还是继续讲元顺帝与明成祖的“父子情缘”。这又是一幕怪诞喜剧，而贯穿剧情的中介人物，就是顺帝之妃洪吉喇氏。
　　明人王世懋《窥天外乘》说：“成祖皇帝为高皇后第四子，明甚，而野史尚谓（成祖）是元主妃所生。”王世懋是王世贞的弟弟，都是嘉、隆、万时期的人，据他的报告，成祖朱棣是元帝妃子所生的传说，在明朝的中后期已经流传开来。

宝宝寒

　　这位“元主妃”是谁？成书于清康熙元年的《蒙古源流》说她是弘吉喇部的女孩。
　　该书记载了一个在塞外流传的故事，大意说：在元顺帝（原文为蒙古托衮穆尔乌哈噶图汗）岁次戊申年（即洪武元年，1368），朱洪武年25岁，袭取大都，即汗位，称为大明皇帝。
　　“朱洪武”即是洪武皇帝朱元璋，这显然不是本朝士民对先帝的尊称，如朱元璋在《满文老档》中时被称作“朱太祖”；清太宗天聪三年，皇太极致辽东军民书中说：“尔朱太祖原系僧人，赖天眷佑，起为皇帝也。”朱洪武、朱太祖，皆非明朝统辖下人民对太祖皇帝的敬语。
　　《蒙古源流》接着说：朱洪武即位后，自称大明皇帝。此时，元顺帝的第三福晋，即弘吉喇特托克托太师之女弘吉喇氏，怀孕已经7个月了，洪武汗竟将她纳为妃。
　　过了3个月，仍在戊申年，生一男子。朱洪武遂降旨说：“从前我汗曾有大恩于我，其恩应报，可以此儿为我子，尔等勿以为非。”他明知弘吉喇氏所生之子是元顺帝的遗腹，仍将此人认作己子，抚养长大。朱元璋解释说，元顺帝对我曾有大恩，我这是报他的恩德。
　　朱洪武还有一位汉福晋，育有一子，名叫朱代。加上这个野种，朱洪武就有2个儿子了。
　　朱洪武在位30年，在55岁上死了。大小官员就议，两位皇子，该由谁来继承皇位。大家都说，蒙古福晋之子虽然为兄，但他长成后不免与汉人为仇，汉福晋之子虽为弟，乃是嫡子，应奉为汗。于是众人共奉朱代即位，是年29岁。可朱代在位四越月十八日即卒，又没有儿子，群臣只好仍请蒙古福晋所生之子即位。该子时年32岁，在位22年，于庚子年50岁上去世。
　　这就是《蒙古源流》讲的故事。
　　《源流》的作者似乎数学没学好，他讲蒙古福晋之子32岁即位，在位22年，死时不是应为54岁吗？怎么50岁就死了呢？谁偷去了那4年时光？
　　其实这故事错漏百出，它只具有民俗学上的意义，而毫无历史价值，不必细辨。但此说在蒙地流传甚广，如蒙古《黄金史纲》（17世纪初成书）也记载：大都城破时，顺帝的妃子弘吉剌氏已经怀孕3个月，没来得及出逃，躲在一个大瓮中避难。为明军搜出，朱元璋喜其美色，将她纳为妃子，称为瓮氏。——原来瓮氏是这么来的，不知碽又是如何而生？
　　“我已怀有身孕，南朝那个傻皇帝还不知道。可7个月后，足月生产，孩子的身世一定暴露，必然被杀。”弘吉剌氏心中惶惶不宁。怎么办呢？她想：“唯有怀胎满十月，朱元璋才会把孩子当作他亲生之子，抚养他长大成人了。”于是弘吉喇氏虔诚地向天祈祷，请上天多添3月孕期，好保存顺帝所余的一点血脉。
　　幸亏老天作美，弘吉喇氏足足怀了13个月才分娩，产下一子，即是被封为燕王的朱棣。
　　这故事说，朱元璋纳元顺帝有孕之妃，生一遗腹男孩，后来这男孩登上了明帝国的宝座，这等于元顺帝没有失国了。这与瀛国公私生顺帝，顺帝登元朝大宝，讲的都是国家失而复得的故事，其主旨何其相似，难道不是同一故事的翻版吗？
　　朱棣为元顺帝遗腹子的传说非常不可信，傅斯年先生已据常识驳之。其实不烦详辨，朱元璋在称帝以前从未经略河北、中原，到洪武元年兴兵北伐之时，生于至正二十年（1360）的第四子朱棣已经9岁了。他怎么钻，也钻不到顺帝妃子的肚子里去。
　　这个传说不知是先出口再转内销，还是被驱逐出关的达达人，生造出这意淫故事，然后辗转输入内地。此说被野史采纳，在民间广为流传，并经加工，产生了数个变种。如清初人刘献廷说：“成祖非马后子也。其母甕氏，蒙古人。以其为元顺帝之妃，故隐其事。”
　　他听“燕（北京）之故老”说：明宫中别建有庙，专祀成祖生母甕氏，其祀典由太监负责。如其所言，成祖朱棣在北京建有奉慈之庙，“世世祀之”，那么他倒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虽然冒了嫡，到底还不忘本。可是这个庙究竟有没有，需要打一个大问号。因为没有任何材料证据，能够证明，在北京皇城内，有这样一个庙存在过。虽然刘献廷说，此事“不关宗伯”，即不关礼部的事，但明末太监刘若愚写的《酌中志》，记内府事最详，也无只言片语的记载。
　　刘献廷记载的意义，不在于证明北京也建有成祖生母庙；而在表明，自明末以来，在北京地区已流传开来关于成祖生母是元顺帝妃子的异说。惟这位达妃不是弘吉喇氏，而是甕氏（《黄金史纲》则将弘吉喇氏与甕氏糅合成一人）。
　　我们把古今故事做一番梳理，发现其中有一个连环套：元灭宋，宋帝瀛国公生元顺帝，还是赵家人做皇帝，宋廷亡而不亡；明灭元，元顺帝遗腹之子后来拱倒朱洪武的亲子，做了皇帝，仍是元朝衣钵，这是元亡而不亡；还有奇的，明成祖朱棣（即元顺帝遗腹子）推翻他侄子建文帝，死后仁宗立，仁宗死，宣宗立，这位宣宗是谁呢？有传说道：“宣宗皇帝，乃建文君之子。传至世宗，皆建文之后。”原来朱棣白忙一场，还是建文帝的天下。这正是所谓一报还一报，冤冤相报不得了。

宝宝寒

　　三 诸王身世之谜

　　27

　　诸王身世之谜，讲了许多天，今天将终讲，这一章也便结束了。
　　关于诸王的身世，我本制了个表，一目了然，可惜这里发不上来，只好舍弃。用语言来表达这个烦难的问题——

　　在诸王的身世的诸说中，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总是被合在一起说的，其身世存3说：一为马后嫡子（正说），一为“诸母”子（异说本《天潢玉牒》），一为李淑妃子（天启《南京太常寺志》）。在这方面，正统的意见是，懿文太子朱标是马皇后亲生嫡子。在上世纪30年代关于成祖生母之谜的大讨论中，多数学者对此意见较为一致，无甚分歧。我本人也持马皇后生懿文太子说，即便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说，这一点也是不应否定的。
　　但从上文我的考察来看，如我根据《太祖皇帝钦录》发现的新史料得出秦王朱樉是庶子的结论，至少现在可以肯定，懿文太子与秦王并非亲兄弟，则懿文太子与秦晋二王，他们在史料中的结合体即已分崩离析。而以上3说，皆不成立。
　　包括周王朱橚在内的这几位皇子的身世之谜，其实都是被老四燕王朱棣勾出来的，学者们主要是为了弄清朱棣的身世，才不惜烦琐地连诸王身世一并考察，这才发现有关史料疑点重重。
　　燕王朱棣之母，最初并无人怀疑他就是马后嫡出之子，直到到明中后期，渐渐传出异说，认为他是庶出，至于其生母，则有：
　　碽妃（天启《南太常寺志》）
　　高丽妃
　　达妃（见诸野史）
　　弘吉喇氏（《蒙古源流》）
　　甕氏（《黄金史纲》，该书认为瓮氏是弘吉喇氏归明后的别称）
　　一共5说；其中“高丽妃”存两解，一她是元主之高丽族妃子，一她是朱元璋的高丽族妃，如果将其拆开，则关于朱棣生母的“异说”，达到6种说法，若再加上马后嫡子这一正说，则计达7种了！
　　所以各位看官，您不要光嫌我笔力不够，把诸王身世之谜这件事讲得云山雾罩、让人头晕脑昏，实在是说法太多，它要负主要责任哩！
　　傅斯年先生之所以深疑朱棣之母是一位高丽人，是较有代表性的意见。高丽、朝鲜号称“小中华”，其人久染中土文化，元代后宫即多蓄高丽美人。《庚申外史》记：元顺帝的第二皇后祁氏，是高丽人，大臣有权者，辄以高丽女送之。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元顺帝时，宫中给事使令，大半为高丽女，以故四方衣服靴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成为一时风气。此风到成祖时犹盛，朱棣曾多次责令朝鲜国进献“处女”，其后宫宠妃，如贤妃权氏等，多为朝鲜人，这正印证了《外史》所说“高丽女婉媚，善事人，至则多夺宠”的话。因为朱棣爱高丽（朝鲜）女子，对其“情”有独钟，人们因此推断，他的母亲是一位高丽女人，他具有高丽血统，这似乎便是“情”有可原了。
　　“达妃”说也可拆分，有指朱棣生母是一位被其父老朱收编笑纳的达达女人，如碽妃即是；也有指是元顺帝达族妃子的，如弘吉喇氏、瓮氏。这三说，皆可归入“达妃”之列。
　　另外，如果元顺帝的妃子是一位高丽人，那么这位高丽妃也可算是一位“达妃”，其意义则是“达主之妃”。至于有人将“达妃”等同于“达定妃”（齐王、潭王之母），那或许是古人写帖子时胆粗手滑，一时失考，纯属误会了。
　　在朱棣这么多妈妈中，除了马皇后，碽妃算名气最大了，可她的来历也最不清楚，此人简直毫无痕迹物证可以追踪，怕是李昌钰博士来了，也只能同我等一样干瞪眼。不过碽妃即便存在，她肯定不是元顺帝妃，这就像朱棣不是元顺帝遗腹子一样，是可以一言以定，不须争议的。
　　我对这些异辞怪说，算是吃得比较透了，可嚼了又嚼，吞下去后，仍觉难以消化。关于诸王身世，写到这里，可以终篇了，但对于明成祖朱棣到底是嫡是庶，他妈妈是谁？我与大家一样，着实也晕着咧！
　　我只能将朱棣众多的妈妈咪咪中明显不可信的，如与元顺帝有关的人物剔除掉，首先便是弘吉喇氏、瓮氏和元主的高丽妃。我猜，弘、瓮二氏不可信了，那么碽氏大概也是站不住脚了吧，况且我前面已经证明，天启《南太常寺志》这部书颇有可疑，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朱棣生于1360年，在此前一年，朱元璋占领元朝在江南的重地集庆路（即南京），从时间上来看，朱元璋从蒙古贵族府中强纳一达族或高丽女子为妃，然后生下第四子朱棣，并非没有可能。
　　那么现在就变成一个两选一的选择题，A：马皇后；B：朱元璋占领南京后纳妃所生。我们已知，老朱占稳这块地盘后，马上开始广收博览、兼收并蓄，接受四方献纳的女子了，如果选B，那么这位女子可能是汉人，也可能是蒙古人，或高丽人。
　　您选A，还是选B？我倾向于选B，对此我并无确凿的证据，可能会委屈了马皇后。当然，这与在茶餐厅吃饭，选A餐还是B餐，全凭口感不同；我产生这一倾向，源自我对所有相关史料糅合在一起后形成的总体感觉。我怎么选，因为感觉告诉我，朱棣冒嫡的可能性比他是嫡子的可能性，要大那么一点点。
　　当然，我即便是《第六感》中的灵异人士，也可能为感觉所骗，用感觉来推论史事，也不能服人。
　　我觉得，解开朱棣生母之谜的关键，这把钥匙不在朱棣身上，而系在皇五子周王的脖子上。周王朱橚因为替孙贵妃执过丧，由此还钦定编修了一部《孝慈录》，颁行天下，其庶出的身份似乎最为彰显。所以在傅斯年、吴晗等人讨论明成祖生母之谜时，都将周王定为庶子，且认为他与燕王朱棣是亲兄弟，朱棣冒嫡，不得不拉上他一起来冒。
　　然而在诸王身世的多种记载中，除了天启《南京太常寺志》阙载，其他诸说，都将周王记作嫡子。这位周王到底是嫡还是庶呢？简直搞不明白！本帖帖出后，有朋友表示，朱元璋也有可能令其嫡子为他心爱的女人服三年之丧，这倒也是无法否定的，毕竟老朱先生行事，常出人意表，难以常情度之。
　　在官史中，朱棣与朱橚一起称嫡的，朱棣即位后，5兄弟中，仅仅这哥俩还活着，他们的关系异常亲密。要是能破解了周王的身世，或能对他是嫡是庶做出定论，则朱棣是否为马皇后所出，也就能够论定了。但我仍不能解释，秦王非马后嫡出，朱棣干嘛要拉上秦王一起称嫡呢？
　　总而言之，由于明清以来，印刷术大为发达，私家著述极为昌盛，造成大量的历史载记不可称为“史”，只是戴着史的帽子的小说、故事与流言蜚语，作者肆笔乱写，而我们对其真实性极难辨别。这使得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时，不可避免地碰上相关史料左右手互博的情况。
　　傅斯年先生说：“大凡官书失之讳，私记失之诬。”傅先生是主张明成祖生母是碽妃的，他说：明代官史略去成祖的生母，是讳；而野史谓其为元孽，即是诬。成祖愈讳言其生母，私家愈侈言其“真父”，此犹官报与谣言，各有所缺。
　　我们可就傅先生所论稍加发挥：论者谓朱棣生母为达妃，其实是对这位老祖的“污名化”，是对成祖朱棣负面评价的一种另类的表现形式。
　　这并非无故的，缘因明太祖朱元璋肆行惨杀，世人所望，惟在太孙朱允炆。皇太孙浸润儒术，性格宽和，天下归心。惜乎允炆谋国不善，亡于燕王朱棣。而朱棣上台后，益肆屠戮，种种倒行逆施，更不下于其父之下。傅斯年先生在《明成祖生母记疑》一文中说：
　　“在明人心目中，永乐非他，绝懿文（太子）之裔、灭方孝孺之十族者也。偏偏其生母非汉姓，而洪武元年直接至正（顺帝年号），庚申帝（即元顺帝）为瀛国公子之说甚嚣于人心，则士人凭感情之驱率，画依样之葫芦，于是碽妃为庚申帝妃，成祖为庚申帝子矣。”
　　后面我们还将讨论被朱棣篡夺帝位的建文帝是否“逊国”出亡。终明之世，士大夫心中固以建文为正，以永乐为篡，建文君明明死了，偏要凿空编出种种“革除遗事”，不准他死；又凭感情之驱率，以成祖为达妃子，为庚申君之子，虽年代之不合，不问也！
　　总之，对失败者同情，对暴虐者不齿，人们把嬉笑怒骂寄托在各种离奇的故事与传说里，恶人并未一定要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人们将他作为放在一个令他羞耻的地方，也是对他的惩罚和鞭挞。——而史实之真，则不一定是唯一的追求了。
　　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朱元璋长大的24个儿子中，身世存有异说者有：
　　懿文太子标、秦王樉、晋王棡，称李淑妃，或“诸母”生；
　　燕王棣，称为元顺帝遗腹子，或达妃、高丽妃或碽妃生；
　　代王，野合所生；
　　某王，与妓女所生；
　　潭王，陈友谅遗腹子。

宝宝寒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一 朱元璋训子

　　28

　　俗话说，虎不食子。朱元璋从无杀子的劣迹，他对孩子们护爱有加，他最重骨肉之情。他建立的明朝，是典型的家天下。
　　或许有人要问，老朱是家天下，老李老刘们搞的就不是家天下？诚然，过去的历朝历代，没有一个不是家天下，不姓李，就姓刘，皆是一家一姓的王朝。只是朱元璋的心胸看起来比所有君主都更窄，他不止要让自家人世世代代坐稳天下，还不许旁人从他家碗里舀一匙羹。
　　我们不拿他干的某一件具体的事来举例，就说他开创的明代宗藩制度。朱元璋在历史上的地位，最为后人推许的，是其开国定制，洪武三十余年间，他从各方面奠定了新朝的各项制度。开口闭口都是“太祖之制”的明代人自不必说，清代人对朱元璋也都佩服的不得了。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里有一章专门讲明朝的《开国规模》。在顺治皇帝眼里，朱元璋简直是天下第一明君，不单唐太宗比不上，就是“历代贤君”，如汉高祖、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这些人，都不如他。顺治帝的爱自然不同于追星族——“爱是没有理由的”，他推崇朱元璋，主要是佩服他规划了一代王朝的优良制度，他说：“古代贤君，他们做的事，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要三七开、四六开。唯有明太祖所定条理章程，规划周详，所以我说，历代之君都比不上他！”康熙帝下江南时，专程到南京孝陵叩拜，写下4个字的评语：“治隆唐宋”，赠给坟下的前辈。清代以来有一句话非常著名，叫“清承明制”，即清朝的制度，都是从明代承袭而来。而明代大政的基础，则是由朱元璋一手奠定。
　　清人对朱元璋的评价是否恰如其分呢？我觉得有些过分了。其实朱元璋手创的好多制度，在他身故之后，要么被废弃了，要么被偷梁换柱，变成道具（可参看我写的关于明代早朝制度的两篇论文）；有的则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给明王朝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比如宦官制度这块胎记，就是从洪武朝的肚子里生出来时就有的（对于宦官制度，一般认为是朱棣造成的，其实这是误解，可参看拙作《洪武朝内府官制之变与明初的宦权》），还有一个，就是极为不合理的宗藩制度。
　　明代的宗藩问题就历代而言，是最为严重的，从决策科学性的角度来说，也是最不科学的。这个制度概而言之，是只要姓朱，大家都有官做，有饭吃，其继承制度是这样的：皇帝之子除嫡长子继承皇位外，余子皆封亲王；亲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余子皆封郡王；郡王以下为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和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以此类推分封。
　　女性成员也一样，从公主、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也是人人有封，都有禄米吃。如果容我发一句奇论，则我要说：朱元璋是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他坚决地与“嫁出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些根深蒂固的陋习做斗争。瞧，朱家的女儿们，生养死葬，老朱家都要管的！
　　总之，凡朱家男女子孙，生来都有封爵，各按等级吃一份铁杆庄稼。偏偏朱家人的生育能力又从其属相，都很能生，好比封于山西的晋王府，有一位郡王，竟然生了100个儿子，没说的，按照分封制度，硬生生封了99位镇国将军（长子则继承王爵）。再以中原富庶之地河南为例，该省分封亲王达5位之多，郡王更近百人——王爷这玩意儿，在明代是大大贬值的了，不知何故，竟有人要回到明朝当王爷？
　　到明代中期，朱氏宗族人口已相当庞大，每过若干年还要翻一番。这些人被称为“天潢贵胄”，是不准从事任何生产活动的，也不许他们出来参加科举考试做官（直到天启年间，从稍微放松），他们存在的意义，真的很像寄生虫，只管吃喝拉撒睡，别无正事。
　　朱元璋制定的宗藩政策，充分反映了他利用强权以行一己之私。这样不合理的制度，是前所未有的。前朝不说了，就说“承明制”的清朝，爱新觉罗氏也有自己的宗室，若依明朝的制度，康熙帝20多个儿子，就要封20多个亲王，然后在某个省择一善地，让他们“之国”（又名“就藩”），安营扎寨，繁衍生息，世代享受尊荣富贵。然而清朝的皇子不一定就能封王，封亲、郡王的只是少数几位，其他人只能封贝勒、贝子等，这就有个降杀。而不是像明代，大搞平均主义，只要是老朱家的血胤，都一体照顾，人人有封，个个都有皇粮吃，出嫁、送葬等红白喜事，朝廷还有相应的补贴。
　　朱元璋你也不想想，您老先生那么多子孙，白吃白喝，白拿白用，长此以往，国家财政怎吃得消？果然，到了明代中期，大约在孝宗时期，宗禄问题开始严重困扰朝廷及地方政府。到了末年，社会上已存在着大批的“穷宗”，他们没有封号，没有名字（宗室的封号与名字都要请封，由礼部拟议赐给，但因宗室人数太多，请封又需要一定的成本，朝廷又怠政，许多宗室一生都无法获得赐名，也得不到封爵，只是空寄“天潢”的名号），应得的禄米也领取不到；而朝廷却枯守祖制，不许他们自由谋生，许多人竟活活饿死。
　　明朝把宗室名分抬得太高，如果骤见一位朱姓宗人在街上卖炊饼，乍听起来，似乎有点情何以堪——尽管这位朱家子孙，可能只是朱元璋的十几代孙子，他与皇室的血缘关系，早已出了五服。朱元璋的“人情”，是否太过分了？
　　自我写朱元璋，就有朋友批评我把老朱写得太坏，大有“黑朱”的嫌疑。我以前辩解说，因为我写老朱家的家事，所以没法对朱元璋的“功绩”和“历史贡献”多着笔墨。真是不好意思，现在写到最令老朱得意的“开国规模”，讲到宗藩政策，仍是一塌糊涂！我以前还说，如果一定要写朱元璋的好，可能他对孩子们的用情与挚爱，算是他的一“好”吧。我马上就要写到这儿了，可我很担心，会不会又把好事写成坏事？我不知道，且请诸位看官自己鉴定吧——

宝宝寒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一 朱元璋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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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对人如狼似虎，对自己的孩儿，他也似如虎狼。但这是大有区别的，对“别家儿”他狠着咧，连皮带肉，生吞活剥，是吃骨头都不带吐渣儿的鬣狗、豺狼和秃鹫，而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他则立威而不食。

　　在他花了20多年时间，反复修改而成的祖训里，明确规定了：亲王有过失，其情重者，遣皇亲或太监宣他上京，假如召他三次不来，就再遣流官（即文武官员，流官是相对于世官，即世袭勋臣而言的）同太监去召。——多么客气呀！就是请客吃饭也不带这样的，何况对方还是一位犯了重罪的罪人。

　　祖训里就是这么写的，其实文中还有他义：皇帝钦差太监和皇亲，连请三次，有过亲王都不肯来，凭什么再遣流官，他一定会来呢？其未言之意是：事不过三，到第4次亲王还不来，就莫怪朝廷不客气，要发兵来请了。

　　朱元璋本意当如此，只是他忌讳把说挑明，有害于“亲亲之义”，所以把“祖训”写得这么曲里拐弯。足见他生怕委屈了他的孩子们。

　　（注：明代“祖训”有两种，一名《皇明祖训录》，初修于洪武六年，今见本为洪武十四年修订本；一名《皇明祖训》，重修于洪武二十六年，此为定本）

　　朱元璋要求未来的皇帝对宗室至亲必须心平气和，极尽宽仁，对犯了重罪的亲王，皇帝请他来喝咖啡，请了三次，他都强项，硬顶了不来，第4次终于动天兵把这厮押来了，也不许龙颜大怒。

　　祖训的规定是：该亲王所行之非为，如果真的有证有据，不是被人诬陷的，皇帝应亲自下谕，把他所犯的罪过告诉他，然后令在京皇亲及太监陪留他10日。这十天时间里，亲王必须见皇上5次，诚恳地承认自己过失，写出深刻检查。

　　皇帝见他认罪态度良好，到第10天就可以正式给予处分了。对此，祖训规定：虽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则降为庶人。

　　朱元璋惯常使用的甚么挑骨、剥皮、碎砍、凌迟、断足、割鼻挖眼抽筋，一样都不许用在自己人身上，就是后来常用来打书生屁股的“廷杖”，也是断不许用的！亲王就是犯了谋反等十恶不赦的大罪，最重的惩罚，也只是降为庶人——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双开”，开除公职（亲王之爵）、开除宗籍（贬为庶民）。明代被降为庶人的王爷不少，如燕王朱棣有一段时间就被削夺为庶人，称之为“燕庶人”。他把建文帝拱倒了，建文帝的后代，就成了建庶人。还有齐庶人、谷庶人等等。

　　以上说的是亲王犯了重罪的情况，如果亲王所犯之罪较轻，皇帝就不必召他上京了，只是记住他的过失，等亲王来朝时，顺带着“面谕其非”，当面批评他一下，或者派官员到他府中，“谕以祸福”，使之自新。

　　我觉得古人行事比今人坦诚，他们教人做事的道理，核心就是“祸福”二字：你做好事就是积福，做坏事就是招祸，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也！“三言二拍”里的故事，大致都是这些道理，从来不搞什么“感召”的东西来哄人，更不用“煽情”那一套，赚得人鼻涕眼泪像泥石流一样从眼窝鼻孔里滚出来，简直一塌糊涂。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祸福自召”，这也是朱元璋“育子经”的主旨。而对犯了错的孩子，实现民主原则，绝不打骂，只是偶然吓唬他一下，然后再和他慢慢讲道理。好多当代父母，还信奉“棍棒下出孝子”，竟连朱元璋都不如呢！

　　那么，亲王在他的封国里，有什么过失，皇帝怎么知道呢？这就要靠“耳目”了。朱元璋要求御史、科道等“风宪”官员，必须及时奏知亲王之过。但他的心理与普通家长一样，开家长会时，饱含深情地对老师说：“这孩子太皮，您多管教，他不听话，您替我管教他！”让老师还以为家长是以全副肺腑相托了。结果才认真跟家长说了一次孩子不听话，家长肚皮里早鼓起一个大泡，不放还不痛快，不免背后骂两句：“做老师的，也太苛刻！”人情就是这样。朱元璋也不例外，他虽然谆谆嘱咐风宪官、地方守臣及王府内外官员好生辅导亲王们，有过应直谏，并向朝廷汇报。但他本心是愿意多听亲王善行美德的，很不喜欢外人数落自己孩子的不是。祖训就规定了附加条款：

　　风宪官如果以亲王小过奏闻的，就是“离间亲亲”，斩；

　　如果风闻亲王有“大故”（如谋逆），但还没有掌握确实的证据，就轻率上闻的，同样犯了离间之罪，斩！

　　“科道官”，包括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通称台谏，或言路、言官，又称风宪官。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监督政事的执行。明代“监察权”很盛，所谓“宪臣”，相当于今天的纪检监察部门，但职官的范围及权利要大得多。“风宪官”除了在京都察院及科道官，还包括各省按察司官员以及后来新设的巡抚都御史。为了保证监督的有效性及威慑力，朝廷特许风宪官“风闻言事”。风是采风之意，即听到什么消息，不管是空穴来风，还是捕风捉影，都可以奏闻，而不必拿到真赃实据。这是居“言路”者的特权。然而在监督亲王这一块，朱元璋却附加了苛刻的前提条件。

　　譬如“小过”？什么是小，何者为大？谋反当然够得上“大”啦，可还得捉奸拿双、捉贼拿赃，有那么容易？若小事不报，一旦朱元璋认为是大事；或者谋反还未拿到脏、双，未敢上奏，而谋反者已谋成而反了。怎么办？总之是官员掉脑袋。对儿子们，朱元璋始终是羽翼之、偏袒之的。

　　他授予儿子们极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利，洪武十四年颁定的《皇明祖训录》规定：凡王国境内市井乡村军民人等，敢有侮慢王者，王即拿赴京来，审问情由明白，然后治罪。

　　封土内的官民人等，有谁敢故意“侮慢”王爷呢？无非是王爷瞧谁不顺眼，就说他侮慢，抓起来就治他的罪。譬如某王爷在此发帖，众网友都不来点，或点而不勤，点勤而不跟帖，皆属“侮慢”，一旦奏闻，发下旨来，呵呵，第二天，论坛就要一扫而空，只剩下亲王一帖了。

　　朱元璋的儿子们，都在10来岁上就各自奔赴封国，作威作福了。朱元璋将他们视作自己“帝国”统治的基石，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利，也寄予了极大的期待，时时惦挂着他们，处处为他们着想，达到令常人想象不到的地步；他表示他的怜爱、他的愤怒的方式，也是令人诧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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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一 朱元璋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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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担心孩儿们，主要是因为这些龙子龙孙行事举止多有过失，很令他失望，担心他们保不住富贵，乃至于丢了性命。在这方面，这位老父亲是以己之心来忧惧揣度的。此公虽然皇帝做着，却似乎没有享受到高枕无忧之乐的福分，他自述其心态说：“朕自即位以来……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

　　各位，您夜里睡不着觉，起个夜，大概就是上趟厕所，或去厨房喝口水吧？可朱元璋夜不能安席，他披衣起来，却是直奔阳台，仰观天象——但愿他没有拿着一支望远镜，否则人家将以为他在偷窥呢！

　　朱元璋难道夜来无事，溜达出来看流星？非也。跟所有古人一样，朱元璋很迷信星象学，相信天上某颗星星运行不规则（“星变”，或“星失次”），都预示着地球上将发生可怕的灾难。朱元璋睡不着，担心发生对他不利的事件，所以时不时跑出来接收一下来自外太空的警报。

　　有这样一种人，总不敢相信自己得到的是真的，他始终处于一个半醒半睡的状态，怀疑黄粱饭还在锅里煮着，脆皮鸭也烤熟了，香气四溢，却有人怀着恶意，试图摇醒他，令他拥有的全化作南柯一梦。他们是情不自禁自虐的！朱元璋就患上了这样的偏执型精神障碍，总以为身边人要害他，黑手无处不在，令他防不胜防，所以他每日都胆战心惊，忧惕不宁，难以享受人主无忧之乐。

　　我们来看朱元璋自己是怎么说的。他在《祖训》里说：他在宫中，“日夜警备，常如对阵”，那紧张状态，就跟打仗一样。白天呢，仔细观察身边人的言语动作有何异样，夜晚则严密巡察，毫不放松，使“奸人”不得而入。即便是亲信如骨肉，朝夕相见之人，犹然警备于心，这叫人心隔肚皮，“宁有备而无用，而不可无备”。

　　要像老朱先生一样，每日瞪着一对搜索的大眼睛，四处扫描，我看，任谁都会像奸人的！

　　他身边总是护卫环侍，就是与“亲信人”密谋国事，他也要求：常随太监以及带刀侍卫，止可回避十丈地，不许太远。以备“亲信人”突然发难，要弑他时，侍卫们好冲上来救驾。他这个经验教训，不是从被荆轲刺杀的秦始皇那里吸取的，他是从元英宗那里取的经。他说“元朝英宗，遇夜被害，只为左右内使回避太远，后妃亦不在寝处，故有此祸”。

　　他作息自律很严，“要早起睡迟，酒要少饮，饭要依时进，午后不许太饱”，只在外行路时，可以掌握一点灵活度。

　　夜里他经常睡不好，时常惊醒，醒来辄侧耳倾听“城中动静”，“市声何如”？或者走出殿庭，仰观风云星象何如，细察有无臣下篡逆谋乱的迹象。看到这里，我想，假如朱元璋向哪位御医抱怨睡眠不好，御医给他开了一剂安眠之药，结果朱元璋睡踏实了，一晚未起，第二天你们猜会怎样？是重赏御医，还是立刻推出斩首？请回答！

　　老朱不单“警备常用器械、衣甲，不离左右”，他在某一方面性格倒与我相似，喜欢做最坏的打算。为此，我不得不努力工作，以免下岗；而朱元璋则随时为倒台，做好了“跑路”的准备，他下令从众多御厩良马中，调教出“能行速走”的快马数匹，常于宫门及京城四门喂养，又命令凡是皇帝所在之处，近侍太监们都要随时备下鞍辔齐全的马匹——当然，朱元璋没说逃跑，他说的是“一体上古帝王诸侯防御也”！若是防御，该多准备些滚木礌石才是，随时准备下千里驹，这是哪门子的防御也？

　　了解了朱元璋如此这般惶恐的心理，下面再讲他如何给儿子们传经授业，就知道其言之不虚，他的出发点全在于自己的生存之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