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宝宝寒

　　从来藐视权威、桀骜不逊的毛泽东，本就怀揣天下大同的伟大理想，胸中充斥着如火的激情，这一路走来，先是兵不血刃的削藩，接着收编民主党派，再用等额选举将人大雕琢成漂亮的花瓶，一通组合拳虎虎生风的打出后，党的意志可以轻松上升为国家意志，然后在政府的推动下，将国家意志变成人民的行动，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那么水到渠成。执政道路上的诸多绊脚石被扫清了，毛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尽情涂抹中国的未来了。
　　这不就是独裁吗？哪里还能看到民主的影子？说话别这么偏激，那么漂亮一花瓶摆在那，怎么能连个影子都没有呢？再说，花瓶挺漂亮的，里面插的塑料花虽然芬芳差点，但娇艳却犹有过之啊。当然，仅仅弄一堆高喊万岁的人民代表，是完全不能证明民主的，因为这一点皇帝也能做到。其实独裁也并非一无是处，中国古代创造了那么辉煌的文明，都是在独裁统治下完成的。独裁最大的好处就是效率，少了扯皮，少了掣肘，什么事说干就干，快刀乱麻，岂不快哉。当初，国就是皇上他们家的，所以皇帝大都很敬业，偶尔遇到又敬业又有能力的皇帝，没准就弄个“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什么的，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皇恩浩荡和帝制的优越性，自觉生出维护皇权稳定千秋万代的豪情。
　　花瓶制作和置办塑料花这样的工作是由周恩来、邓小平等来完成的，大政方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商量定夺的，建政后的头几年，中共还真是做了不少事情。
　　在朝鲜战争激战正酣的时候，中共就组织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是针对中共及中共领导的政权进行的自我净化运动。
　　前面咱们讲过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的种种丑行，其实中共刚进城时的状况，和国民党从四川出发接收全国政权时的状况非常相似，都是在短时间内用一帮无能力的人在无监督的情况下接手全国政权，国民党那会儿还有一大帮在野党盯着呢，中共这会儿就剩全凭自觉了。
　　中共进城之后，干部的特殊阶层日渐形成。高级干部享受着紧缺和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我们常说的“特供”就是这时候开始的。再按照级别高低，确定几级可配厨师，几级可配勤务，几级可配警卫，几级可配秘书，几级可配专车等，国民党老爷们有的，共产党老爷一样都不少，直接把中共原来宣扬并炫耀的官兵平等升华成了传说，公车私用是必须的，领导干部住豪宅是合法的，1956年上海就堂而皇之的规定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 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 “大花园精美住宅”应该算是别墅吧，经济高速发展腐败遍地开花的今天，有哪个直辖市的领导敢公开给自己配别墅吗？
　　吃的好住的舒服，那只是物质上的，作为革命者理应在精神上有所追求，于是没老婆的找老婆，有老婆的忙离婚，也难怪，农村讨老婆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上床之前不光不认识也许见都没见过，大家都这么过，自己自然也生不出旁的想法。可如今不同了，自己脑袋别裤腰带上打下了江山，枪林弹雨后终于进了城，眼界大开，原来恋爱是和做爱完全不同的情感体验，尤其是和年轻貌美有知识有品位的女学生谈恋爱的感觉，是农村围着锅台转的糟糠之妻无论如何不能给予的，于是一纸休书往农村老家一寄，把所有财产连同孩子都留给糟糠，这婚就算离了。这种事不是一起两起，南下干部中在农村结了婚的，大部分都离了，最高法院还下达文件，要求各级法院简化南下干部的离婚程序，为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离婚提供方便。
　　以上这些，制度虽然定的宽了些，但总归是依章而行，算是中共给予这些跟自己一起打江山的兄弟们的一点点回报吧，离婚讨老婆纯属个人私事，就是谴责也是道德层面的，算不得什么大错。但总有那么些贪婪之人，眯了人民这么多好处还不肯罢手，不是没人管吗？好，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白拿谁不拿，各种名目的腐败行为迅速蔓延，毛泽东急了，当初就说要“进京赶考”，这他妈的考的一塌糊涂啊，得想个办法对付你们。

宝宝寒

　　毛泽东使的招数就是“三反”运动，“运动”这种东西简单直接见效快，毛泽东穷其一生，最钟情的治国手段就是“运动”，只要发起者有足够的威望，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把“运动”搞的风生水起，之前毛已经发动了“延安整风”、“大生产”、“土改”和“镇反”几个运动，都达到了他的预期效果，一个被实践证明实用又省事的招数，一个驾轻就熟用的顺手的技法，毛没有理由弃之不用。
　　1951年10月，中央开始策动“三反”运动，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效果还不错，东北局高岗报告，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5亿人民币；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那会儿是旧币，一万等于后来的一元，所以一个贸易部贪污了五万多，搁现在还真不算什么，谁让咱经济高速发展了呢，连上厕所都涨价了，还不许贪污犯们随行就市一下啊。可毛泽东那会儿不是没见过世面吗，就这点钱就把毛泽东吓出了一身冷汗，知道有腐败，没想到这么严重啊，打击，打击，一定要狠狠的打击。
　　可东北这边还没弄出个头绪，华北局薄一波又报告了，说我们这里抓出俩人来，一个叫刘青山，原来是天津地委书记，案发时已经调任石家庄，任市委第一副书记，另一个叫张子善，时任天津地委书记，俩小子在天津时合伙犯的案，胆子大的惊人，地方粮款、防汛水利专款、救灾粮款、干部家属救济粮款，修理机场民工供应补助粮款，治河民工供应粮款，没有他们不敢动的，还从银行贷款，自己经商赚钱，最后落实他们共贪污了170多亿，相当于新币170多万，他奶奶的，那时普通工人一个月才几十块钱啊。
　　毛泽东恐怕要气疯了，随即批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你们给我拿出个处理意见来。毛泽东震怒，下面人哪敢怠慢，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了对刘、张二人处以死刑的意见。华北局经研究后，12月20日，向中央提出死刑或死缓，周恩来拿着这些报告区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沉吟良久，说了句“死刑”，周恩来又问：“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毛泽东回了两个字“不准”。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在保定举行公审大会，最后，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俩人死刑。
　　贪污腐化，人神共愤，杀贪官顺民意，无可厚非，可是，刘青山张子善是贪污犯，是毛泽东批示的，判处死刑，是河北省委、华北局和毛泽东共同审定的，本该主导这一案件定性与审判的法院，非常遗憾的成了跟班。直到现在，还有人为毛泽东亲自批示“死刑”而叫好，殊不知中国从晚清开始逐渐建立的现代司法体制，在这种越厨代庖成为习惯，习惯成为自然的过程中，正在被无情的摧毁着，其恶劣的影响，不久之后就会看到。
　　刘、张这样的小官，如果不是他们在“三反”运动中勇撞枪口的划时代表现，在高官如浮云、名人如江卿的《风云百年》中，是根本不会有位置的。这俩倒霉蛋纯属自找，本来是生死与共的蚂蚱，为了“工作调动”这样的小事闹内讧，不慎暴露出了“机关生产”的秘密这才给了革命群众以可乘之机，和现在流行的“小三反腐”，“小偷反腐”异曲同工，虽不能触及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但杀鸡儆猴、杀一儆百的功效还是立竿见影的。
　　这次定的标准是旧币1000万，也就是新币1000块钱，超过这个数额就抓就判，一下子收拾了十万之众，其中杀了42人，充分体现了那时人们穷嗖嗖的厉害，用这个标准搁到现在，是公务员就抓，又能冤枉几个？所以几十年来，最有效的反腐手段，就是不断提高腐败标的，现阶段，如果提高到一个亿，我坚信绝大部分干部还是清廉的。我们不禁要思考一下，“三反”运动不过是一时，而现在持之以恒，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苍蝇每年都在拍，时不时还会弄出个真老虎来狠揍一通，仅仅办个地级市的副书记，好意思邀功吗？可为什么腐败分子们依然成群结队、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呢？
　　“三反”进行过程中，发现了诸多官商勾结的事情，趁着热乎气同时开始了“五反”，就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建国之初，各项法规和监督不健全，确实给了一些不法资本家捞取不义之财的机会，对这些人应该也必须予以打击，这本是题中之义，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把干部腐败的责任推给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就幼稚的可笑了。不管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人人都是逐利的，这人是否违法，要看违法所得和违法成本的比值，比值越大，大家违法的积极性就越高，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就越大，挣卖白菜的钱，担卖白粉的罪，恐怕是不会有人干的。所以，别分什么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别管什么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只要违法，该抓抓该杀杀，长期坚持就可以了。把嫖客太多的责任推给小姐已经十分可笑，现在干脆把责任推给女人，那就是可怕了。推卸责任于一时，贻害无穷于后世，一方面没有真正找到干部腐败的根源，另一方面使得资产阶级人心惶惶，一度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毛泽东见势不妙，赶快转向，一方面对守法的工商户鼓励照常营业，对有些小问题的工商户也归入守法户，只是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严重违法资本家。另一举措就是迅速结束“五反”，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6月30日就宣布“三反”“五反”胜利结束了。

宝宝寒

　　中国自从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后，先后出台了《临时约法》、《袁记约法》、《曹锟宪法》、《训政约法》和《四六宪法》等宪法或类宪法文件。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要有宪法且宪法不是摆设，而民国的宪法确确实实真真切切是摆设。
　　中共建政后，几乎抛弃了民国所有的政治经济政策，却毫无保留的继承了编宪法的“优良传统”，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宪法》，史称“五四宪法”。宪法为根本大法，政府正常更迭是不涉及宪法改变的，至多是根据实际情况修修补补，很可惜，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54年到1982年28年间，出了四部宪法，加上临时宪法《共同纲领》，中共对宪政的贡献丝毫不输于他们的前任。
　　大家一个劲的编制宪法，却并没打算去遵守，一部部新宪法的作用仅仅在于给不遵守老宪法找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就说这部“五四宪法”吧，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除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外，还包括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这算是给资本家个定心丸，还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告诉农民地分给你了就是你的了，好好干吧。事实证明，这些承诺都不作数。
　　农村的变革是在当年“五马进京”后就展开了的。先是互助组，你们原先就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劳动效率肯定不高，就算是有协作，也不过是在地主组织和带领下为地主打工，封建社会两千年都是这么干的，而我们现在要建立的是一个新型的，更有活力更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具体来说呢，就是你帮我来我帮你，多好啊。其实，这只是第一步，刘少奇、周恩来以放弃自己原来的经济政策为筹码，重新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并最终在党内斗争中完胜高岗。
　　很快，互助组就被升级为初级生产合作社，各家各户的农民将私有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和使用，你农民在咱这公社里劳动，咱就发给工资。合作社经营收入，一部分用于社员们的集体积累，以扩大再生产，剩下的利润，按你入股的多少质量的好坏，给你分红。入股自愿，入的多，就分的多。这套制度，怎么这么耳熟啊，不错，这种形式其实就是现在的股份公司。在强力推进之下，1955年春，全国已经拥有这样的股份公司67万个之多，耕畜、大型农具的统一使用，肯定可以使效率更高产量更大，那会儿的公司高层，也还不怎么会贪污，所以广大农民的利益还是得到保障了的。
　　初级社的成功，使得中共顿生了改天换地的豪情，开足马力，甩开足以扯蛋的大步，高速驶入了一条荆棘密布的死胡同，这就是建立高级社。高级社和初级社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取消入股分红，实行按劳分配。这不等于说，把大家入股的股本给没收了吗？也不能算完全的没收，只是给充公了，公有就是大家有，你还是咱们公司的主人，有了收益你还是受益人，只不过受益多少就不按你本金多少了。马克思教导我们说，用资本生财，那是地主资本家剥削阶级干的事，你好端端一个劳动人民，不靠自己的双手挣饭钱，好意思吗？可马克思又不是刚教导我们的，打算听马大爷的，直接把地主财产没收建立高级社不就完了吗？何苦绕这么一大圈呢？说的容易，不绕这么一大圈，怎么发动群众？不发动群众怎么打倒地主？不打倒地主，怎么实现马大爷的政治理想？能指望一帮无利不起早的落后农民，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献身吗？切！！！

宝宝寒

　　创造历史的渴望，使毛泽东没有理会党内关于缓进的建议。向有雄心的他清楚的知道，要想真正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拼中胜出，仅有武功是远远不够的。打下江山，至多不过是又多了一个开国皇帝。中国历史最不缺的就是改朝换代，当然也就不缺开国皇帝。所以超越先贤，就必须要在文治上有所突破。苏联的成功经验就摆在眼前，用集体化合作化代替奉行了两千年的小农经济，引入大型机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是一个理论上无懈可击的选择。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社会主义苏联的伟大成就，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加上毛泽东在党内的崇高威望，使得广大基层干部由衷的热情的投入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当中，改造的速度，大大超出了本已十分激进毛泽东的预料，到1956年底，全国96.3%的农民都加入了合作社，其中87.8%加入了高级社。
　　对于地主富农们来说，东西反正已经被抄了，分给张三李四，亦或是让集体拿去，跟自己已经没什么关系，所以他们没道理也没能力反对改造。可对于刚分到了田地，准备全心全意当新时代地主的普通农民，私产充公可不那么容易接受了，但你大字不识的，能说出什么来，东西本来就是地主富农家的，是人民政府分给你的，现在带领你们搞社会主义，大家搞集体所有，建立天下大同社会，你也没少什么东西，你有什么权力有什么资格有什么道理反对？你反对合作社，除了暴露自己的私心，什么好处也得不到。既然毛主席说这么干好，咱们就听了他们的呗。所以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期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
　　问题，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首先就是收入下降。刚土改那会儿，农民们不用给地主交租了，出一分耕耘，得一分收获，老公老婆儿子闺女，热热闹闹勤勤恳恳的在自家土地上，描绘美好的未来，加上战后的和平环境，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的生活明显改善，在充满希望的氛围中劳动和生活是幸福的，因此，心向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成为了这些得到了实惠的百姓的心声，当然，被剥夺了财产的地主富农恐怕不会感谢毛的，但一是他们人少，二是他们也不敢公开表达不满，所以他们的思想属于非主流，暂时可以忽略不计。后来一搞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转眼就蹦到了高级社，可就麻烦了，说好了让我们把自己的生产资料入股，还没分红呢就给取消了，搁谁也不会高兴。再说按劳分配吧，说的好听，可你相关管理制度又没跟上，这个劳的标准怎么定啊，干好干坏干多干少怎么分啊，普通老百姓，也没有那么高的共产主义觉悟，干好干坏一样我就不要好，干多干少一样，我就多歇会儿。如此一来，总收入下降是必然的。
　　其次，基层干部水平不高脾气不小。几千年来，中国的基层管理是“政不下县”的，县官就是最低级干部了，芝麻官嘛。乡村一级都是靠士绅阶层来维护的。所谓士绅，贵在一个“士”字，就是“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的“士”，知识分子的意思，中国古代非常崇尚“士”文化，当你读了书了，有了知识了，不光别人高看你一眼，你自己也得把自己当个人物，各方面要自律才行，这就是道德的力量。所以，管理村子的士绅，必须是公认的有知识有文化且德高望重的人，谁家邻里有纷争了，分家有矛盾了，都会请他来给评理，甚至通奸了、偷盗了、打伤人了这类事情，也由士绅来断案判决并处罚。
　　知识、文化是有价的，没钱上不起学哪来的知识呢，知识和钱既然是正相关的，那么士绅大都是地主也就可以理解了。大家世代生活在这乡这土，如果能被乡里乡亲信任，出来管管事，是莫大的荣誉，也非常有成就感。地主也是人，解决了温饱之后就会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所以为村民义务劳动，这些地主都很愿意，甚至在正常“摊派”以外，一些士绅还会从他们收取的“地租”中拿出一部分，来维持地方事务的开销，如教育、道路、赈济等。反正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地方事务有限，费用也很有限，地方士绅还是很愿意负担这些，来换取更高的心理满足的，村民们对于这样的好干部自然也就没有二话。所以世世代代以来，大家相安无事，这种村民自治结构，一直十分稳固。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开放的进行（虽然是被迫的），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农村中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更多的开始走出农村走向城镇，有钱的地主也开始迁徙到城镇去做买卖，随着人才的外流，农村中士绅候选人的水平逐渐降低。而与之对应的是，连年战乱，横征暴敛，乡村事务越来越多。原来的士绅阶层是维护乡里治安、保护乡亲的物业公司，可物业公司能力有限啊，对付个把小偷小摸尚可，面对荷枪实弹过来征兵抢粮的，可就嘛招都没了，今天这路军阀刚走，明天那路土匪又来了，今天是革命军，明天就是日本人，上面压下面挤，当个士绅两头不落好，干脆好人不愿干，坏人抢着干吧。于是，士绅阶层开始慢慢消亡，土豪劣绅的比例逐年上升。
　　中共上台，丝毫没有打算重建曾经行之有效的基层管理模式，而是通过土改，直接把地主阶级给铲除了，代之以文化水平偏低的干部直接管理基层事务。可你搞合作社，那就是股份公司啊，管十个人和管一百个人不一样，分管各部的部门经理和统管全局的总经理要求也不同，各个岗位如何安排，如何用人之长，如何绩效考核，这是学问啊，不是光有热情就行的。当时，中共党内都充满了共产主义理想，没有人反对社会主义改造，但在高层，却有缓进的建议，就是害怕时机不成熟啊。
　　一群文化素质不强的干部，领受了一项前无古人经验可循的工作，不闹出点幺蛾子倒奇怪了。农民最大的特点就是散漫，这是由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大多数的农活都没有太强的时间性，早一会儿晚一会儿，早一天晚一天的不碍事，现在集体劳作了，你们想多会儿出工就多会儿出工，那怎么给你们记考勤啊，还怎么按劳分配啊，所以干什么，几点干，都得由咱们社干部说了算，大家步调一致才行。本来悠闲的农耕变的紧紧张张，农民们不习惯就有怨言，咱干部们也不是吃素的，面对怨言给你来的简单粗暴，还有的干脆给你来个张嘴就骂抬手就打，连地主都敢打，何况你们普通百姓呢，奴隶主庄园也不过如此啊。深受先进的封建思想浸淫多年的广大农民，岂能接受奴隶社会复辟啊，于是干群关系变的十分紧张。
　　更有甚者，出现了较为普遍的贪腐问题。原来财产是私有的，干部们的权力有限，想腐败没机会，这会儿可不同了，大家的东西都归咱们们管了，有权力没监督，单靠道德素养维系，能有多大力量啊。刘青山张子善官大，就多贪点，咱地方小吏比不得他们，闹不了那么大动静，意思意思总可以吧。江苏省泰县张甸区，4个乡39名干部中，被查出利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有16人，占41%，7个社701个社队干部中，贪污挪用公款的有176人，占25.1%，张宏良之流说那会儿干部们可清廉呢，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至多是不比现在坏吧。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退社吧，自己单干自负盈亏，不给政府添乱，享受当地主的乐趣，继续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于是，退社风潮以风起云涌之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宝宝寒

　　退社风潮来势甚猛，全国各地都在闹退社，闹的最凶最坚决的就是富裕中农，他们有农具有牲口，劳动效率高，土地也多些，让他们在公社里干，他们的收入不可避免的被平均，所以他们意见最大。中央的意思是能教育就教育，能不退就不退，毕竟这是在推行一套全新的社会制度啊，一点阻力没有也不可能，但中央也留了活口，实在想退的话，就退了吧。
　　所以开始还是让退的，但很快就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单干户干活有积极性啊，出工有自主权啊，省下时间还可以搞搞副业，收入岂能是社员可比呢？眼瞅着人家优哉游哉的幸福生活，社员们能不心动吗？别看现在搞退社的只是一小撮，今天放一点儿，明天就会走一批，那这口子必须要堵住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用不几天，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就该土崩瓦解了。
　　于是，干部们开始强硬的拒绝农户的退社申请。社员们不干啊，我尊重你是个领导，才跟你申请一下，可你不批我退社呀，那我自行退社好了，你社里也不用给我计分了，我也不参加你组织的劳动了，赶着自己的马车，带着自己农具和老婆跑自己入社的田地上自顾自的操练起来。社干部也不含糊，组织贫农团，跑单干户门口喊“打倒资产阶级进攻”（注43），一帮没有远大理想的农民想复辟封建小农经济，八竿子打不着的资产阶级躺着中枪了。别说你喊打倒资产阶级了，就是你真打倒资产阶级，和我单干户有个毛关系啊，所以这招不太顶事。一计不成，再施二计，干部们组织人马，去单干户家开抢，谁批准你把公社的牲口农具拉跑了，都得给我拉回公社来，然后再派人跑到单干户田间地头劳作，你入不入社是你的事，我生产安排该怎么进行就怎么进行。
　　老实的农民就给你来个上访，一帮一伙的去乡里县里乃至省里告状，当初说的好好的，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合得来就合，合不来拉倒，怎么这会儿说话不算数了呢？而不老实的呢，就充分展现了受党教育多年的英雄本色，组织各种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抢分粮食，殴打干部，不一而足，浙江仙居有两万多农民折腾了两个月，社干部被抄家430户，107名干部被打。江苏泰县更是有六七万农民参加游行和打砸，你仙居只敢对社干部动手，泰县人连县领导都敢揍，合计打了225名社乡县的干部，抄了300户各级干部的家（注44），甚至有人要携带土枪土炮上山，还要攻打县政府（注45），毛主席搞农会时那一套，都活学活用来了。
　　各地干部在中央的领导下，紧急应对，一是开展绩效考核，二是对确实缺劳力的困难户予以照顾，三是合理安排工作，尽量做到人尽其用，四是推行民主办社，改善干部作风，总之，就是想办法让农民增收，增收马上做不到的，起码让你看到干部还是可亲的。在干部们的努力下，退社户数还是被控制在了较低的水平线上，比如退社闹的最厉害的浙江，退社率是4.3%，但因为退社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县，所以这样也导致了1400个社垮台（注46）。
　　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城市也没闲着，也弄了个热火朝天。可城市问题可不似农村那么简单，你把地主一脚踢开，地该怎么种还怎么种，这个农民不种，换那个农民种，收成可能有高低，但基本是可以保证有收成的。城市工商业可就大不同了，门类多、程序多，做面包的和修理自行车的完全不搭界，复杂程度根本不是农业可比的，像农民那样直接把私产充公，资本家和个体工商户们恐怕不会干，他们不是有技术就是懂管理，如果来硬的，把这些人扔二股道上，也就等于把自己晾了，嘛事也干不成了，所以绝对不能像农村那么搞，毕竟世界上想找到中国农民这么好欺负的群体实在太难了。
　　于是乎，政府想出了一个主义，叫公私合营，就是说咱们共同经营，你的财产咱们清产核资，我们国家再出点钱，同时选派政府干部入主企业接手管理，接手不能白接手，在出的资金之外的股份，就算管理股吧。原来的企业主还在公司担任职务，你原来是为自己谋利益，现在是为国家为集体谋利益了。你在公司工作，咱们按照你职别和技术水平给你开工资。企业员工呢，原来是给资本家干，现在不一样了，咱们都是企业的主人了，干好了是咱们大家的，工人们的干劲也足了，产量自然上升，没关系，咱们实行统购统销，只要你是公私合营的企业，我们首先保证你的原料，然后重点收购你的产品，你生产多少我就收购多少，私营企业呢，那就先靠靠边吧，不是有销路没原料，就是生产出来，进入不了流通领域，反正就是不如国营的经营的好。虽然政府一再发文要求不要对私营企业采取歧视政策，但做做样子而已，谁都有亲有后，公私合营的企业领导都是政府派过去的，能不占便宜吗，怎么着也得帮自己人不是。
　　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像农村那样一哄而上，而是先选重点的，有规模的企业进行，眼瞅着这些企业轻轻松松的赚钱，不论是企业主还是普通工人，收入都有上升，而在政府明显拉偏手的竞争中，大量中小企业根本无法和国营大厂竞争，干脆合营了吧。更有亏损严重的企业等不及了，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支持国家政策，要求公私合营，高喊要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地主们躲在角落里，看着这一切，肯定暗骂：妈了个巴子，都是剥削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干部们看到国营之后的威力，都欢欣鼓舞，说明马克思主义是没错了，说明苏联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既然私营企业主的阻力不大，那就大干快上呗，集体化成为、国有化开始迅速蔓延，也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点可笑的错误。
　　例如把遍布大街小巷的修理自行车摊子统统合并起来高级化，一个小手艺活，合并起来，生产效率一点也增加不了，老百姓还找不到修车的地方了。同样的事，还有剃头挑子，走街串户的，老百姓挺方便，也来个合作化，都并到大理发铺子去了，对工人和郊区农民非常不方便（注47）。
　　但这都不是大事，尽管农村也好城市也罢，社会主义改造都有些问题，但不论是农民、工人还是资本家还都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发声，干部们也不是一步不让，大家互谅互让，都为对方想着点，总体情势还是和谐的，但这一和谐局面因为一件大事而彻底改变，这件大事就是臭名昭著的“反右运动”。

宝宝寒

　　第六十九章 反右
　　国民政府逃台时，运走了大批黄金白银，留下了两百万知识分子。前文咱们讲过，无边战火连天日 尤闻朗朗读书声，即使在抗战最危急的时刻，国民政府依然没有放弃教育。避居陕北的中共，也对知识分子青睐有加，大批知识分子到了延安。国共虽然在很多地方分歧严重，但团结知识分子、重用知识分子这点上还是高度一致的。很多很多的知识精英能够留下来，一是船少人多，大部分人没资格上船，二是故土难离，国民党把国家弄成这个鸟样，中共再差还能差哪去？说也是，解放不到两年，大烟馆、妓院取缔了，永远肃不清的土匪肃清了，耀武扬威的外国军舰开走了，确实比国民党强啊。再说，人家共产党说的多好啊，多党联合政府，搞真民主真宪政，国家步入共和正轨，我们知识分子理应大展身手报效国家啊。不光是国内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就连很多海外学子也都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和生活条件，义无反顾的回到虽然贫穷，但却孕育着希望的祖国，干劲十足的投身到收入微薄却充满着快乐的工作中。
　　尊重知识尊重文化人，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古人云“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后来，湖南株洲一个中学老师，就用这几句话激励学生们，好好学习，当大官、娶美女、挣大钱，然后这个老师就被解聘了。本来嘛，古人云的诗意盎然，岂容你糟蹋如此美好的意境啊。当大官、娶美女、挣大钱只是读书的结果，而非读书的目的。那会儿的读书人大都心高气傲，胸怀天下，纵论古今、针砭时弊，是他们的习惯，同时也是他们的责任，既然大家高看咱读书人，咱就不能整天为稻粱谋。国民党统治后期，动用军警宪特封杀言论、限制思想，让这帮读书人死看不上，牛逼嘛呢？你国民党搞独裁，我们就跟共产党走，谁民主我们就跟谁，推翻你丫的。终于，这些以提意见为己任，不把自己当外人的知识分子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56年初开了几次会，对当前的政治经济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由毛泽东对讨论结果进行了总结提炼，在4月2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在当时还只有高层人士知道。直到12月底，《论十大关系》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才变的尽人皆知。其中在论党内党外关系时，毛泽东说道：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毛泽东之前提出过“百花齐放”，这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百家争鸣”，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劲的整吧。
　　听了毛主席的教导，广大人民群众都感到很振奋，可振奋归振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只是姑妄说之姑妄听之，本来嘛，你字都认识呢，能提什么意见呢？可知识分子们就不同了，相比于知识水平较低的普通工农，他们看的到问题，讲的出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欲望。他们大都脱胎于原来的政府部门、机关学校，国民党当政的时候，何曾有过共产党毛主席这样的胸怀？人家共产党主动要我们监督他们，一是说明他们是真正的要实行民主，二是说明他们对自己充满了自信。
　　既然提意见是为位卑未敢忘忧国，提意见是响应政府和党中央的号召，那还等什么？提吧。中共刚刚建政没几年，大事却干的不少，土改，援朝，三反五反，出台宪法，社会主义改造，中间捎带脚还干掉了一个“高饶反党集团”，这给上至学者专家下至普通科员们多少提意见的素材啊，这些事该干不该干？干的好不好？有没有干的不到位的？有些该干的是不是还没有干？打算什么时候干？好家伙的，一帮酸儒们憋的时间久了，这下可找到了发泄的渠道，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不就是写材料吗？手到擒来啊。
　　毛泽东说“百花齐放”，指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百家争鸣”指科学研究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并不涉及政治。知识分子们也不知道是没明白毛泽东的意思还是明白了装糊涂，直接按照“百家争鸣”的原意去理解了。
　　话说，那是春秋战国时期，各方诸侯今天我灭了你，明天他又灭了我，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世之中，大家都迫切希望通过变革实现富国强兵，于是一大帮自命不凡的家伙粉墨登场，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积极的为统治者出谋献策，史称“诸子百家”。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以吵架为手段，彼此诘难，相互争鸣，学术氛围十分自由。经过长期的辩论中，他们逐渐拉帮结派中形成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一系列政治流派，出现了孔子、墨子、老子、韩非子这些代表人物。各个诸侯国的国君们对着个士阶层十分器重，整个社会都有养士之风，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后人给他们吵架骂战的过程，起了一个文绉绉的名字，就是“百家争鸣”。
　　毛主席一号召大家“百家争鸣”，如今的这些士们，很自然的就不止于在科学研究上，而是学前辈古人，积极高谈阔论治国之道。1957年4月，毛泽东趁着热乎气，下令整风，和42年那次整风相比，这次把反对党八股换成了反对官僚主义，其他两项不变，还是反对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本来嘛，那会儿咱在野，官不多也不大，这会儿不同了，咱们已经执政好几年了，官僚主义自然会抬头，抬头咱就得打，怎么打呢？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动广大群众建言献策，我们哪做的不好，你们自管提。
　　士们更来劲了，诸子百家时代，别说报纸广播了，连纸都没有，光靠在竹简上写字，也能吵的不亦乐乎，还创造了那么多充满哲学智慧的学说，咱们这会儿赶上一个好的时代、遇到了一个开明的领导人，自然不应输于古人，于是将“鸣放”之前加了个“大”字，变成了“大鸣”、“大放”。

宝宝寒

　　不过，治国安邦这等大事，不是认识字有激情就行的，大部分基层的知识分子，也就对身边小事写写评论，对基层小官们提提意见，要说有影响的还得看大儒们的。比如有个老头叫马寅初，时任北大校长。他本科学的是矿冶，去美国读了经济学的硕士和博士，这会儿在研究人口问题。
　　49年后，国内和平了，生活安定了，那会儿文化娱乐生活本来就少，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床第之乐才是力所能及的，加上中国人讲究多子多福，乐完了再生个孩子，挺美满件事。出生率高，成活率高，死亡率低，人口自然就快速增长起来。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是六亿多点，人口增长率千分之二十二，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三十。人口增加说明人民安居乐业，历朝历代，人口增长都被作为当时歌舞升平的证据。可这位马校长却从这么和谐的数据中看出了问题，如果任由人口如此高速发展，人多地少，几十年后，吃饭都成问题。所以，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马寅初将自己的《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交人大代表浙江小组讨论，可小组会上除少数人外，其余的代表们好多不表示意见，好多不同意他的看法。
　　为什么呢？原来在马寅初之前很久，还有个姓马的，叫马尔萨斯，已经提出了人口论，他认为性是无法控制的，因此人口将会成几何基数增长，比如2，4，6，8……，而食物的增长只能是算数增长，比如1，2，3，4……，因此人类数量发展到一定程度，只有通过战争、瘟疫、天灾等把人口控制下来。这个观点发表于1798年，确实不够完善，因为他不知道人类可以有效避孕，也不知道正在进行的工业革命，可以把生产力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更不知道经济发展了，大家有那么多好玩的事了，反而不愿意多生孩子了。但他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考虑到人口增加和资源供给不足矛盾的人，理应获得尊重。可惜的是，在他之后，又出了一个姓马的，就是咱们之前反复提到过的马克思，他与搭档恩格斯联合向马尔萨斯发难，他们认为，马尔萨斯把生产力低下归咎于过剩的人口，实际上是动荡的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后果，危机、失业、贫困等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的产物。恩格斯甚至称马尔萨斯的理论“……是现存最冷酷无情、最野蛮的理论，一个摧毁了爱人如己和世界公民等所有美好词汇的、绝望的系统。”
　　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的，即使曾经看似完美的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变的不合时宜，何况马尔萨斯这一套出来后，就没有得到太多的认可。可问题是，马克思说工人失业上升，人民生活困苦，是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你马尔萨斯却非要说是人口增长过快造成的，那么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就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反动的了。
　　马尔萨斯都反动了，你马寅初还提这个什么意思嘛？马寅初认为自己提的和马尔萨斯的不一样，因为自己提出了通过控制生育来应对危机的办法，可当时感觉气氛不对，还是主动撤回了自己的发言。时隔两年，开始鸣放了，马寅初感觉机会来了，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意见，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在这种鼓励下，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30‰，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本来讲到这就可以了，可马老讲的来劲了，又接着演绎下去：“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

宝宝寒

　　老马头发表演讲，兴之所至，说秃噜嘴，蹦出一两句不太政治的言论，搁现在看也算不得什么，况且他是搞经济的学者，本来就不是政客，实在没必要对他太过苛责。可任何时候都有好事者，老马在饭厅大谈人口多了就要侵略的话，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这不明明就是马尔萨斯那一套吗？毛泽东很不高兴，见到马寅初就跟他说，这样的话以后别说了啊。老马也觉得自己做的不合适了，怎么嘴上没有把门的呢？明明自己和马尔萨斯不一样，怎么说着说着把他的观点给讲出来了呢？于是赶快写了张大字报，来了个自我批评，贴北大校园里。
　　大字报是什么东西呢？简单说就是没有网线不用电脑的微博，随便找张纸，白纸可以，红的绿的也行，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拿报纸也能对付，弄支笔，必须是毛笔，蘸饱了墨，内容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形式不限，可以写短文也可以写杂文，写不出东西喊个口号也作数，不会写画个漫画也凑合。折腾完了，往墙上一贴，就算发贴了，想署名就署名，不想署名就匿名，因为需要大家站的比较远就能看清楚，所以字不能写小了，故而称为大字报。如果你想批评或者支持一下大字报的观点呢，就也写个大字报，找个地方贴了，相当于跟帖。如果直接把自己的大字报贴在人家大字报上面，大概算删帖吧，那些只看不写的，毫无疑问就是潜水了。
　　大字报诞生于充满叛逆精神的北大，1957年5月19日清晨，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了北大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接着，哲学系的龙英华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北大人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他们不光会抬杠，而且可以搞发明创造。
　　这可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普通百姓没有话语权，奢谈什么民主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字报的发明，成功的解决了人民群众低成本表达的技术难题。咱们现在动不动微博反腐，人家那会儿大字报反腐，看谁不顺眼，大字报揭发你，当官的怎么了？不服气大字报伺候。能写的自然毫不客气的加入到作家的行列，不用看谁脸色，不用藏着掖着，由着自己性子来，有用没用的，先痛快痛快嘴再说。不会写的也喜欢看，不认字的还可以让别人念给自己听，一时间，大字报成为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新生事物。五十年代的成年人，小时候大都学过毛笔字，字写的漂亮的不在少数，就着大鸣大放的机会，各式各样的书法作品，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出产过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辜鸿铭、鲁迅、张国焘、毛泽东这些盖世刺头的北大，发明个大字报当然不在话下，可大字报多是宣扬自己观点，揭露批驳他人的，最不济也只是附和他人，哪有自我批评的呢？可马寅初是一个很安分的夫子，整日埋头做学问，不象现在的校长们，一个个都兼具政客的优良品质，所以不经意间，就发明了自我批评体大字报，不过这还真不算什么，在广大知识分子们群策群力下，后面就有了自嘲体、自损体、自抽嘴巴体等多种风格的大字报。和历届校长一样，马寅初似乎也很难融入北大那种激情和亢奋之中，对于学生老师们利用大字报谈民主自由，揭露制度漏洞，指摘官员不是，他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一心一意的鼓捣自己的《新人口论》。
　　大字报的作用确实很大，但不可否认，在那个时代，传统媒体的作用要更胜一筹，身处这个变革的时代，他们当然不会置身事外。比如说《文汇报》吧，这本是上海滩上一家私营报纸，公私合营后迁往了北京，名字改成了满不挨着的《教师报》，后来在周恩来的干预下，1956年10月1日，《文汇报》在上海复刊，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一份有社会影响的民间报纸。复刊之时，正好赶上鸣放，一群主编副主编就热情的“为双百方针鸣锣开道”了，先是弄了个关于电影的大讨论，首先发了两篇稿子，一篇是《国产片上座率不好》，另一篇是《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么少？》，说53-56年，出品了一百多部电影，70%以上收不回成本，甚至有的连10%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号召全民大讨论。开始，是借读者观众之口，指出“题材狭窄，故事雷同，内容公式化、概念化”，“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局”的问题，接着借题发挥，演员导演都上阵了。
　　有个叫上官云珠的女演员，写了篇文章，说“……演员的生命之花，一旦离开了培育它的园地，就会枯萎。但是我们厂的绝大多数的演员，尤其是女演员们，在七年（指49-56）中就偏偏有过这样的遭遇，其中有七年之久只在银幕上露过一个镜头，或只在舞台上演出过一两次戏的……心里一片空白，每个演员都被搁置的快要生锈了！”（注48）。
　　怎么回事呢？原来上官云珠长相十分秀美，甚至有几分妖艳，解放前已经大红大紫，经常出演阔太太啊，交际花什么的，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叫性感明星，可解放后，文艺工作重点是宣传劳动人民，哪有上官云珠这样细皮嫩肉的工农兵啊，所以上官云珠和其他一些旧上海滩上的女明星们，很是失业了几年。实话实说，旧上海生活舒适，娱乐业发达，自然是好演员聚集之所，而且在上海，演员演出机会也多，演技磨练的炉火纯青，不光上官云珠，还有黄宗英、孙道临、赵丹、白杨等一大批优秀的艺人，其业务能力明显高过延安过来的演员，可新中国成立后，这些高水平的艺人并没有得到重用，上官云珠此次开炮，就是为自己和同伴们鸣不平。
　　上官云珠之所以敢说这些话，是因为她积累了些资本，首先是1955年，在导演白沉力挺之下，上官云珠成功塑造了《南岛风云》，英姿飒爽、老练果敢的革命英雄符若华，算是转型成功，从此峰回路转，她用实际行动证明，好演员拼的不只是长相，更是演技。56年初，上官还被毛泽东亲切接见，并陪毛跳舞，算是得到了中央一号的认可，所以这时候相应号召，大鸣大放的勇气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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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官云珠只是一个演员，反映的问题也不过是一个非原则性的小问题，说是开炮，也不过就是一“二踢脚”，动静不小却不见得有什么杀伤力。但凡事都怕有带头的，上官一通咋呼，算是把文艺界这几年的积怨给挑起来了，正好有《文汇报》这个阵地，大家一窝蜂的冲上了上来，有跟着上官一起放炮仗的，有拎烧火棍凑热闹的，但也确实有不少真杀实砍的家伙。
　　有一个叫孙瑜的，少年时曾就读南开中学。那时南开中学有一个学生剧团，经常编演进步话剧，很是火爆，一人身兼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的周恩来，自然就成了学校里的明星，而孙瑜那时就是周恩来的粉丝。只不过，后来周恩来放弃了文艺界这份很有前途的事业，而他的粉丝孙瑜却踏进了娱乐圈，已经拍了不少电影，此时却和上官云珠一样赋闲，嘛也不让拍。原因是他拍了一部叫好叫座的电影《武训传》，讲的是清朝人武训，自幼家贫但好学，常受欺负，他认为穷人之所以受欺负，是因为没文化，所以拒绝和同乡周大一起造反，而是立志办学，最终靠要饭行乞，历尽千辛万苦，办起义学，还被光绪皇帝赏了“黄马褂”。
　　就这么个讲重视教育的片子，在1950年底公映后，反响热烈，好评如潮，孙瑜万万没想到，在拿到中南海请首长们看完并获得盛赞后，风云就突变了，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毛泽东写的文章《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开篇就说：“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你穷人受欺负就应该起义，就应该造反，你丢人现眼的乞讨办学，这不是丑化我们无产阶级吗？打倒陶行知。
　　陶行知死好几年了，不打也站不起来了，而且陶行知不是人民教育家吗，和娱乐圈不搭界啊，怎么批一部电影还把他老人家给捎带了呢？原来，孙瑜本来对武训没啥认识，是陶行知闲着没事给了他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希望他把武训事迹搬上银幕，话说这还是1944年在重庆时候的事，孙瑜这才在1947年开始写剧本，然后把这个故事搬上了银幕。武训都死好几十年了照样拿过来就批，你死几年的有什么了不起呢？
　　你说你孙瑜，没那个政治觉悟还拍电影，这不倒霉催的吗？要不是毛主席眼尖，谁能看出武训这小子这么坏呢？这还不算完，经过两个月的深究，7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说武训是“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操，果然是阶级敌人，批判丫的没商量。
　　孙瑜人在矮檐下，必须要低头啊，就写了检讨，可心里哪能服气呢？这不已经好几年没让拍电影了，趁着大鸣大放的热乎气，就跳了出来发表意见：“今天的观众走进戏院是以主人翁的姿态走进去的。他们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和概念化、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尊重他们，他们要政治，但不要政治口号”。
　　还有一个叫吴永刚的导演，和孙瑜观点一致，他说：“政论不能代替艺术。人们花了时间和金钱，但是得到的不是艺术的欣赏，却是像在听一个报告，读一篇政论，这样的电影怎么能让观众接受呢！”
　　两位导演是假观众之口，来表达自己对政治干预艺术的反感，说的留有余地，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世故与圆滑。可有一位语言大师，本可把意见说的更加艺术的，却把话给挑明了：“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得到尊重呢？恐怕不是。对他们所写的剧本，似乎人人都有权修改，个个显出优越。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后，那些好处即连根拔掉：原来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一成也找不着了”。这话说的简直就是不把领导当领导，不光不当领导，而且直接把领导当成不懂装懂的文盲嘛。说这话的人是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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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一民间报纸都可如此直言不讳，连被全国人民批判过的孙瑜都可以大胆鸣放，而中共似乎也坦然接受，可算是给大家吃了个定心丸，于是《光明日报》也加入了鸣放的行列。这个《光明日报》的历史并不长，1949年6月，大势已定之后，由民盟主办了该报，1953年起由中国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合办，可算是各民主党派的舆论阵地，1957年4月刚换了新主编，叫储安平。
　　储安平曾经在伦敦大学政治系学习，1938年回国后，本来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任职主笔，还兼着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大学研究员，算是得到重用，可此人自负的紧，不堪忍受写作“遵命文章”，又拒绝加入国民党，于是卸职离任。之后走南闯北，都是做报人的工作，同时兼着大学教授，讲一些诸如《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这样的课程，过的虽不富裕，但也能凑合，只要可以不看人脸色，想骂谁就骂谁，就觉的很快活。1947年，他在题为《施用闷药前后的心理与感觉》一文中告诉人们：他不惧怕肉体的死亡，惧怕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完全操之于他人，一切听人摆布，失去表示自我意志的能力。国民党的度量不大，1948年12月25日，将储安平创办的《观察》给查封了，储安平就毫不客气的开骂，“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敢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骂国民党的人，自然是共产党的朋友，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的推荐下，储安平当上了民主党派机关报的主编。储安平虽然在新社会好几年了，却依然改不了他擅长的批判文风，甚至是喜欢卖弄他犀利的文笔，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这不恰逢鸣放吗，1957年6月1日，在统战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储安平就来了一篇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第二天，还把这个发言稿给登在《光明日报》上了，其中写道：
　　……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注54）
　　储安平的言论现在看来是十分尖锐和大胆的，能够有此勇气，除了储安平本人的性格因素外，大鸣大放的氛围和上级领导的支持，都是促成他冲天一炮的原因。储安平的顶头上司，《光明日报》社的社长，叫章伯钧，此人在德国留学期间，被同宿舍一个老兄介绍加入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后来哥俩一起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章伯钧当时是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起义失败后，他旋即脱党，而在起义时没有正经职务的老兄却在危急关头率领陈毅、林彪、粟裕等人千里转战上了井冈山。所以章伯钧现在只是一家报社的社长，而那位叫朱德的老兄已经成为了共和国第一元帅、国家副主席。
　　章伯钧是农工民主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深得共产党信任，那部《共同纲领》就是他起草的。他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的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政论本就是他的特长，当个报社社长很是人尽其才。他资格足够老，社会地位也足够高，生活本应惬意而平静，可1957年的鸣放，使早已不年轻的他，充满了跃跃欲试的激情。他对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无比的信任，曾对人说：“第一代领袖是决心要把国家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领袖，第二代领袖是要能满足人民生活渴望的领袖，而生活又是不那么容易满足的。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途径，他很可能要去完成两代领袖的任务。”（注55）
　　57年春天的一个凌晨，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打来给章伯钧打来电话，说刘少奇有在中国实行两院制的意思，但他在党内不好讲，希望由章伯钧在座谈会上提出来（注56）。所谓两院制，是一种以两个独立运作的议院组成的国会，作为立法机构的政治制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都采用两院制，但名称有所不同，英国叫上议院和下议院，美国、日本叫参议院和众议院，法国叫参议院和国民议会。之所以设置两院，是因为“一国之中，富者少而贫者多，愚者众而智者寡，若听其杂处于一院，则富者智者将为多数贫者愚者之豪暴所压倒，其意思卒不得表见于国会，甚非政治之佳象，故莫如两院并峙，各得其平也” （注57）。为了保证全体人民通过国会行使民主权力，需要建立全民选举的众议院，而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愚民仗着人多而做出愚蠢的决定，就需要一个由德高望重的知识精英组成的参议院予以制衡，两院分别议事，讨论议案，如果一方不通过，这个决议也形成不了。因为两院所代表群体不同，组成人员的知识水平不同，往往会因立场观点的对立，互相扯皮什么决议也通不过。
　　中国的政协是由文化精英组成，很类似上院，而人大则由全民票决，和下院、众院相同，如果在人大产生后，继续保留政协原有功能，那么就是比较标准的两院制，但是在“五四宪法”颁布之后，政协作为临时国家权力机构的使命被人大替代，退而成为一个统战组织，人大成了唯一权力机构，因此中国的政体为一院制。一院制最大的好处就是效率，大家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干净利索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