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宝宝寒

　　刘少奇作为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委员长，主动提“两院制”可说是不恋权，但你想提就提呗，那会儿的民主气氛本就不错，何况正鸣放着呢，普通老百姓都可提意见，何况你刘少奇呢？原来按照马克思的学说，我们实现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特权阶级，实现人人平等、天下大同，大家政治立场都一样了，利益诉求都相同了，还扯什么两院有嘛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发明了一种叫“民主集中制”的东西，意思是说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和展开讨论，这叫民主，但不能你们讨论完了就出个决议，得由党来把关。所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集体、全党服从中央”，这叫集中。这里没说中央服从谁，我想中央应该服从党主席（或总书记）吧。毛泽东对苏联这个发明非常推崇，针对“五四宪法”颁布时，章伯钧等人提出的“两院制”主张，直接予以了批驳，你实行两院制，两院同意了，决议也就通过了，那我怎么集中啊？还怎么体现党的领导啊？
　　中共师从马克思，师从苏联，刘少奇作为中共高级领导干部，直接反对老师，当然有些不方便了。所以，他请“两院制”的一贯倡导者章伯钧出面提出这一建议，算是比较稳妥和委婉的方式。
　　1956年，鸣放开始后，章伯钧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说：“社会主义民主有待我们来创造！”，“民主党派有搞头了，民主党派责任很重……国家机关里的每一级，如司长、局长、科长，都是共产党员做主，知识分子是农奴劳动，怎么叫人去发挥积极性呢？”，传达毛泽东的《十大关系》时，他还说：“现在许多人，都说资本主义不好。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是有活力的。为什么还有活力？就是因为有多党制度，有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所以说，资本主义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说互相抑制、互相监督的作用。”（注58），甚至在中共召开的听取党外人士意见座谈会上，进一步阐释自己的主张，“我主张中国搞两院制，人民代表大会是众议院，政协是上议院。资本主义国家是实行两院制的，这种制度过去发生了作用，今天也还在发生作用。在我们国家实际也在发挥着两院制的作用，不过就是没有取得法律手续。有人大和政协，这就说明已经有了两院制的架子，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发生资本主义两院制的作用…… 具体意见是：政协有监督权和不同意见权，对人大的某些方案，政协可以表示不同意。不同意，两院再协商，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同时，我们也不必强搬硬套别人的东西，我们可以走‘文不成法’的道路。不管什么形式，只要能发挥两院制的作用就行了。所以，我认为不修改宪法也是可以的……”（注59）
　　各级干部们还一个劲的鼓动大家提意见，意见提的对不对，那是能力问题，提不提意见那是原则立场问题，不管是为国为民，还是为党为自己，提意见总是应该的。大家越提越上瘾，还刹不住车了，也就不在意犯不犯忌这样的“小事”了，一边提意见一边还夸共产党呢，我们在旧政府干那么多年，他们什么时候想到让我们提意见啊，不光不让提，还他妈的照死了打压，看看人家共产党，上台前宣扬联合政府，上台后，鼓励大家帮执政党整风，想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也没关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什么叫民主，这就叫民主啊。
　　于是乎，小儒们津津有味的刷着大字报，挑挑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等科长处长的不是，对社会主义改造中不如意的地方发发牢骚，大儒们有报纸这块阵地，有座谈会可资利用，话语权比刷大字报那帮哥们可要膨胀了许多，难免东拉西扯的说些中共不爱听的话，更有如储安平章伯钧之流将矛头直指上层建筑，指向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你共产党说话要算数，不能一党执政到永远啊，咱轮流坐庄好不好？中共在野的时候，确实一贯鼓吹DUO DANG制，可你们一帮人也是读过书的，这都解放好几年了，难道你们看不出中共要坚持YI DANG ZHUAN ZHENG不动摇吗？让你们鸣放是帮着咱党整风，谁让你们把我整下台啊？你们这帮民主党派，不是早就俯首帖耳表示要接受我们的领导吗？你们现在扯这些用不着的，明显是背信弃义，蚍蜉撼树，自不量力啊！
　　在一片歌舞升平热热闹闹乱乱哄哄的氛围背后，已是暗流涌动，1957年6月8日风云突变，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反右运动”就此拉开了帷幕……

宝宝寒

　　第七十章

　　1956年2月14日，大年初三，中国人都在休息，祥和宁静。这一天还是西方的情人节，是一年中最浪漫的时光，近年来中国也与国际接了轨，到这一天买的卖的热闹非凡，但中国人骨子里受孔老夫子教诲，讲究礼教、偏于严肃，所以学了好些年浪漫也只学会个浪，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紫禁城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就连经适房一天也建不成，所以要有足够的耐心容忍我们再浪些时日。只不过五十年代的中国人，并不知道阶级敌人还有这么个流氓节日，于是，和所有的春节假期一样，这一天轻松的划过中国人的记忆，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可今天，当我们要讲述“反右”故事的时候，却发现，原来这个充满血腥的故事，竟然是从这样一个浪漫的时刻开始的。
　　这一天，苏共二十大开幕了，此时的苏共领导人是赫鲁晓夫，这个人出身于贫苦农家，没上过什么学，曾经是一名优秀的钳工和不错的红军政工干部。斯大林死了后，赫鲁晓夫先连手马林科夫等人干掉了实权在握、积极实施自由化改革的特务头子贝利亚，接着联合莫洛托夫等人搞垮马林科夫，最后再将和自己有意见分歧的莫洛托夫边缘化，经过了三年的内斗，等到他在二十大上作报告的时候，自己这个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已是实至名归。其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笼统的批判了个人迷信，称苏共将“坚决反对和马克思主义不兼容的个人迷信，因为个人迷信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缩小了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了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迷信流行的结果就是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大会总的来说和风细雨，其实对于斯大林的非议从他死那天就开始了，所以这种不点名的批评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波澜，2月25日，大会就胜利闭幕了。可就在闭幕后，赫鲁晓夫召集全体与会代表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令所有人万没想到的是，在宣布大会开幕后还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苏共十九大后失去了杰出的领袖斯大林”，并且提议代表们为斯大林默哀的赫鲁晓夫，此时完全变了调，用了四个小时时间，对斯大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总结了斯大林七大罪状：
　　一．通过出书立碑等形式培养对其个人的迷信。
　　二．破坏法治，违法使用肉刑，对党内反对派进行大清洗。
　　三．盲目自大，在二战中出现重大指挥失误。“按照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造成哈尔科夫战役折损几十万士兵。
　　四．强行将车臣－印古什、卡尔梅克等几个民族集体迁徙到远方，同时取消了这些民族的自治共和国，这种野蛮非人道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对立。
　　五．应为战后苏南两国发生了严重的纠纷并且关系完全破裂负责。
　　六．不了解农村情况，几十年不访问农村。“只是从电影上看农村和农业”，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导致了苏联的农业落后。
　　七．违反党章规定，不按时召开党代表大会，晚年不仅不开中央全会，连政治局会议也只是偶尔去几次，将国家至于其个人独裁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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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赫鲁晓夫正在台上骂的起劲的时候，台下传上来一个纸条，上面写道：“赫鲁晓夫同志，你也是上届中央领导成员之一，你现在抨击斯大林，斯大林在台上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赫鲁晓夫中断了自己的讲话，不慌不忙的把这段话念了出来，然后大喝一声“谁写的，给我站出来”，全场鸦雀无声，良久，赫鲁晓夫缓和了语气说道：“你现在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不说了吧”。
　　后来越来越多的资料证明，赫鲁晓夫指出的这些问题，还真没栽赃，但在当时那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曾经那么一个无所不能的伟人，一下子就变成了残暴凶狠、狗屁不通、一无是处的暴君加昏君。这个会议说是秘密的，但赫鲁晓夫显然没有想把这个秘密保留多久，很快，共产主义阵营的兄弟们都知道了苏共中央的这个结论，于是无不拍手称快。
　　斯大林怎么那么招人恨呢？没别的，就是这老小子大爷当惯了，太把自己当盘菜了。大家认你当大哥，你却把大家当孙子，那谁能乐意啊。可不乐意不也得忍着吗？毛泽东本来就是一个个性极强、极端自负和自尊的人，让他整天冲着斯大林卑躬屈膝，心里早是大大的不忿了，这回苏共中央带头否定斯大林了，咱还有什么话说，支持呗。
　　中共先是发表声明支持赫鲁晓夫的报告，接着，1956年9月中共八大开幕，在这个大会上，修改了党章，把七大上确立的毛泽东思想给拿掉了，而且大会从头到尾没人再提毛泽东思想，这可算是对苏共二十大上反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一个呼应吧。
　　和中共仅仅口头上表示支持不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却纷纷迫不及待的拿出了行动。这些国家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苏联红军从法西斯德国手里解放的，为了让这些国家迅速进入苏式社会主义，强势的斯大林毫不犹豫的为他们安排了忠于自己的领导人，和博古、王明差不多，斯大林搞的那套一言堂大清洗，他们也搞。可和苏联人民一样，大家要不敢怒不敢言，要不根本不知道光鲜的马桶下面是怎样的肮脏，所以表面上看还很稳定。如果赫鲁晓夫仅仅是把粪坑扯开个缝，先让大家闻闻味，达成共识后再安排人逐渐清运，效果会好的多。可赫鲁晓夫在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直接揭开了盖子，站在粪坑前慷慨激昂一番，然后往里扔了颗炸弹，大喊我炸烂了你，结果肯定是事与愿违了。
　　东欧国家从上到下压抑很久的怨气终于爆发出来，要求其领导人纠正过去的错误，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呼声高涨，甚至要求摆脱“斯大林模式”、摆脱苏联控制，这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啊。其中波兰的情况最危急，波兰执政党统一工人党（波兰共产主义政党）的总书记叫贝鲁特，率领自己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当时有55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开完会大家都回国了，可贝鲁特却一病不起， 3月12日在莫斯科猝然去世，换了一个新书记，叫奥哈布，奥哈布上台后，坦率地承认党在过去犯的许多错误，并在国内政策上进行调整，斯大林时代那种高压的政治气氛一下缓和了。开始不让你老百姓说话，很多积怨憋了很久，这一下子放开可不得了，有要求释放政治犯的，有要求前总书记哥穆尔卡重新上台的，有要求提高工资的，有要求退税的，有要求俄国佬滚回去的，五光十色琳琅满目，而且不给新领导班子时间，都希望自己的诉求快点解决，解决不了就上街游行、罢工示威、暴力冲突，政府派军队迅速扑灭了在波兹南的抗议烽火，但之后工人党内部对这一事件的定性却发生了分歧。
　　起初，波兰党和政府是将波兹南事件定性为境外敌对势力和和暗藏的反动分子利用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挑起的，是反对人民政权的“严重骚乱”。可在1956年7月18日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上，总书记奥哈布改变了说法，他认为“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煽动者和帝国主义走狗的阴谋上去，那是错误的。通过对事件的分析，我认为极大部分责任要归中央和地方领导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 “波兹南事件是一个警告，它证明在党和人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着重大错误”根据这种认识，他在报告中提出应立即采取措施，克服党和政府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实行经济管理合理化和政治民主化，改善人民生活。”
　　波兹南事件爆发后，苏联党和政府的喉舌《真理报》，已经说了这事是美帝国主义策划的“反人民暴动”，目的是颠覆社会主义国家，这会儿你波兰第一领导人却发出这样的言论，这不是明白着和老大哥唱反调吗？这在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啊，而且在奥哈布的纵容下，要求波苏平等，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的舆论甚嚣尘上，赫鲁晓夫终于坐不住了，说奥哈布你派个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来，咱们好好谈一谈，波兰政治局回应说我们要开八中全会，这会儿没空。赫鲁晓夫急了，思想还没统一到我这来呢，任务我也没给你布置呢，你就要自行其是了，不行，绝对不行，你不是没空过来吗？我过去总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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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说走就走，也没和波兰方面打招呼，带着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卡冈诺维奇、华约组织部队司令科涅夫元帅、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等人，坐上飞机就开奔华沙。这里面咱们提到的华约，全称华沙条约组织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为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成立的政治军事同盟，除南斯拉夫外，东欧这帮社会主义国家都加入了。
　　这种行为搁现在看，简直不可理喻，人家国家没邀请你，你开着飞机就奔人家首都，这从哪论都说不通啊。可在当时，这似乎根本不算什么问题，我苏联的军队就在你波兰驻扎，你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是我们苏联的元帅，那我苏联一把手去华沙和去莫斯科有什么分别啊？所以，赫鲁晓夫非但没有打招呼，还命令在波兰的苏联驻军开赴华沙，又从东普鲁士调动部队进入波兰，并增派了在波兰港口的军舰，形成了对华沙的包围态势，我去跟你好说好商量，如果执迷不悟，我直接推平了你。
　　结果，赫鲁晓夫的飞机在华沙上空就转开磨磨了，一圈又一圈，人家华沙机场说了，没得到通知，所以不允许你降落。波兰八中全会正开着呢，突然得到消息，说赫鲁晓夫带着一帮人来了，要立即跟咱们党的政治局会谈。怎么办？也不能让老大哥一直在空中转悠啊，回头再气出个精神病什么的，先让他下来吧，这会也没法开了，走，咱们先去机场会会赫鲁晓夫同志。
　　赫鲁晓夫气大了，堂堂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溜溜在天上转了一个多小时啊，所以见到匆匆赶来的波兰政治局成员，就大光其火
　　“我们为这个国家流了我们的血，而现在你们却试图把它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办不到，绝对办不到。”
　　这时一个面相斯文的男子回答说：“我们比你们流了更多的血，我们并没有把波兰出卖给任何人。”
　　赫鲁晓夫不认识这个人啊，你是谁啊？
　　对方答道“我是哥穆尔卡，我曾经被你们关在监狱里3年。”原来这个人就是当年因坚持波兰走独立自主道路，而被斯大林构陷入狱的波兰前领导人。
　　赫鲁晓夫心说话，你不是早就被撤职了吗，我这和波兰政治局会谈，哪有你说话的权力啊。于是问站在一边的奥哈布“他在这里干什么？”
　　奥哈布答道：“他来这里，是因为我们决定选举他作为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咆哮起来，这是一种背叛啊，没有我们的允许，你们凭什么自己选举领导人啊。这不仅是咱们两国关系问题，你们威胁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给我派车，我要去你们中央委员会，这个会议我必须参加。波兰领导人们这时候也硬了起来，告诉他不行。
　　僵持中，苏军挺近华沙的情报传了过来，奥哈布质问赫鲁晓夫
　　“那是真的吗？”
　　赫鲁晓夫洋洋自得：“是真的，华沙实际上已被包围了。”
　　哥穆尔卡坚定的回击：
　　“在大炮瞄准华沙的情况下，我们拒绝会谈。如果你们不停止苏联军队的前进，我就要在广播电台向人民讲话。”
　　赫鲁晓夫还真就进退两难了，师出得有名啊，我这时候把军队开进来，理由是对方自己选举新领导人不让我参加，事是这个事，但这么说出去，还是好说不好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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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关键是赫鲁晓夫根本没有预料的波兰会这么横，而他自己却远不如斯大林横，更没想到的是整个波兰社会都支持他们的领导人跟自己耍横。苏联派驻波兰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已经无法调动波兰军队了。硬不起来的赫鲁晓夫，选择了服软，兵撤了，自己带着一帮人也回国了。哥穆尔卡成为了波兰新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跟波兰握手言和，虽然得到了波兰党继续留在北约的承诺，却无疑失去了对波兰的强力控制，人家领导人自己选，不让你批准了啊。所以连续两次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说波兰问题非常严重，你们赶快派刘少奇或者周恩来到莫斯科，咱们好好商量一下。中共朝鲜一仗，打的惊天地泣鬼神，不仅打出了自己的信心，也使得世界广泛认可了共产党中国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国的地位空前提高，这会儿阵营内部出了问题，赫鲁晓夫第一个想起的就是中共。
　　中共马上派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和胡乔木组成的代表团去了莫斯科，10月24日，在苏共中央的主席团会议上，刘少奇也没客气，说这事不赖人家波兰，是斯大林不拿大家当兄弟，犯了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然后说，“尽管发生了一些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拥护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心”（注61）。
　　听刘少奇这么一说，赫鲁晓夫也真觉得自己这事办的不地道，波兰没招我没惹我，我气哼哼的跑去跟人家这通折腾确实说不过去啊。于是准备接受中国的建议，以后调整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可就在这个时候，匈牙利又闹开事了，比波兰来的动静大，哥穆尔卡上台后虽然说：“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 ，但也不忘了表示“他们抗议的并不是人民波兰，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觉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歪曲” 。可人家匈牙利直接宣布建立多党制政府，退出华约，这根本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啊，怎么办？
　　29号，刘少奇还跟赫鲁晓夫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呢，“对东欧各国在政治经济上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搞。在军事问题上，问他们是否要华约、是否要驻军，或者要华约，但苏联撤军，敌人进攻时再去。”（注62）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大家是联盟，谁用不着谁啊，你苏联少装老大。赫鲁晓夫还真就听了毛泽东的话，第二天，就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真拗口啊，拗口归拗口，意思说明白了，就是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要对其他国家平等相待，展开对话。人家不光嘴上说，而且准备行动了，妈的不听老子的，老子不跟你们费劲了，你不是退出北约吗，我从布达佩斯撤军就是，看以后别人打你，谁管你。可就在这天晚上，刘少奇又跑了来说，关于匈牙利问题，毛主席让我来表述一下我们的立场：不应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在还可以挽救的时候应尽最后的努力挽救一下（注63）。
　　赫鲁晓夫自从苏共二十大往粪坑里扔炸弹开始，就被此起彼伏的事情搅和的头都大了，自己早就没了主意。这时候，社会主义阵营资格最老的领导人就得数毛泽东了，在朝鲜战争中所展现的军事实力也使中国稳坐社会主义阵营二把交椅，既然我没主义了，我就听你老毛的呗，可你昨天刚让我放手，今天又让我不抛弃不放弃，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啊？
　　31日晚，中共代表团启程回国，赫鲁晓夫在机场和刘少奇等进行了最后一次对话，其间告诉刘少奇，我们已经决定了，对匈牙利采取进攻方针，不允许他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之后，苏军迅速开进布达佩斯，波匈事件算是告一段落，看来好说好商量，真不如枪炮管事。波匈事件闹成这样，中共一方面对苏联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却又赞同武力镇压匈牙利，还有一个一直和苏联不合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呢，这时候他们主席铁托也跳了出来，说斯大林错误的产生不仅仅是个人崇拜，而是使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和官僚主义组织机构（注64）。
　　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乱了，一没有能震的住场的强势领袖，二没有普遍认可的行为准则，各个国家内部，也是矛盾丛生，别人的事咱不说了，单说自己吧，波匈事件风起云涌之际，也正是退社风潮风头正劲之时。城市也不消停，社会主义改造后，没有经验和能力的工农干部夺了企业的领导权，给工人长长工资，降低下劳动时间，这比较容易，但生产经营的能力不是短期内可以提高的，1956年下半年，许多城市出现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短缺，一些学生、工人和复员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等方面遇到不少困难（注65）。
　　毛泽东此时陷入了多重矛盾之中，进退两难。
　　要想摆脱苏联的控制，真正实现独立自主，就必须以苏共二十大为契机，旗帜鲜明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借机迫使苏共将原来不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调整为正常平等的关系。可反对斯大林，必然要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崇拜，就不可避免的降低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和威望，这不，八大已经剔除了毛泽东思想了吗？
　　波匈这么一闹，给了赫鲁晓夫一记响亮的耳光，凸显了其缺乏掌控社会主义阵营的能力，这无疑有利于提高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如果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我看也顺理成章。可如果全力支持波匈，不仅有可能促成他们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使这一联盟面临解体，更为危险的是，会使国内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势力得以抬头。刘少奇和周恩来两大巨头，就是反对这么早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他们认为应该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可毛泽东否决了二人的意见。
　　面对着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作出了如下选择，一方面指挥中共代表团在东欧斡旋，原则就是希望你们大家退一步海阔天空，只要你苏联真正拿大家当兄弟，我就撺掇大家继续奉你为大哥，如果大哥退让了，你们还执意脱离组织，那就不能客气。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国内发动了新一轮整风，这可是一个一举四得的妙招啊，首先，通过“鸣放”的形式给予民间怨气一个出口，及时泄压，避免出现波匈那样的爆发性事件。其次，通过开门整风的形式，整肃官僚主义，改善干群关系。第三，树立一个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新型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标杆，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看看，我们中国是怎么搞民主的。第四，通过发动群众对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进行整肃，有利于牵制和打击反对自己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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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别说，鸣放真是做出了声势，不光国内知识界一片赞扬之声，就连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也都为之震动，大家都用赞许的眼光在欣赏毛泽东这一民主实践，可事情的发展却大大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之前光听大家喊毛泽东万岁了，难免有些陶醉，所以认为有意见也是个别领域个别人的事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总不是坏事。可没有想到人们的意见如此之多，涉及的领域如此之广，不论是机关还是工厂，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工、农、商、学、兵，就没有谁是满意的，加上那些大儒们对根本制度的质疑，使毛产生了焦虑和不安。其实，在民zhu国家，政府官员都是公仆，主人呵斥你两句，对不对的你不都得受着吗？你作为人民的仆人，做的好是你的本分，做不好就得挨骂，你看李敖质询官员时那个狂妄自大的样子，训孙子也没那么干的啊，可人家就这么干了，你还拿他没辙。再看人家克林顿，不就和一个实习生你情我愿的上了床吗？你看这个不答应劲的，还振振有词，我们爱搞不搞，那是隐私，你管不着。可你总统就是不能搞，否则就要弹劾你质询你，还要把调查报告弄的满世界都知道，怎么了，就是只需百姓放火，不许你总统电灯，谁让我们是主人呢。
　　可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毕竟是刚从帝制时代过来的，完全不习惯这种min主的氛围，加上刚刚建政，海峡那边的蒋介石还在虎视眈眈，以至于神经处在紧张之中，稍微有些风吹草动，都会不自觉的把事情往坏处想，加上这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也确实不是空穴来风，所以毛泽东决定予以反击。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毫不客气的指出“少数右派分子想tui fan gong chan dang的领导，tui fan she hui zhu yi制度，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注66）同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左派右派本身不过是对两种不同意见人士的称谓，原意中并无褒贬，但自中共成立以后，一直是以左为荣，以右为耻，以至于说你是右派，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好东西。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注67），毛泽东认为，反动分子的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基于这种乐观考虑，中央对反右的安排还是比较温和的，也就是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开座谈会，让正反两方面意见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然后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再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的话，然后由党的负责人作一个总结，将空气转变过来。（注68）说白了吧，就是组织力量和你论战，和你说理。
　　辩论是件挺有观赏性的艺术形式，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叫“宁与聪明人吵架，不和糊涂人说话”吗，论战的双方摆事实讲道理，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台下观众也看的不亦乐乎。事情如果到此为止，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一直吵下去呗。可也不知道毛泽东是没有吵下去的耐心还是没有吵赢的信心，总之，他没有让这种双方都能说话的态势维持太久，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话稿中，毛泽东将本是理论层面的论战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将会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注69）。紧接着，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右派们“实质上是要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注70）就在会议开幕的这一天，也就是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一个月以前，还趾高气扬屁颠屁颠给中共提意见的知识分子们，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阶级敌人。
　　这变化也太快点了吧，让我们提意见的是你，这会儿要打击我们的也是你，你总得给我们个理由吧？再说了，之前这半年时间，我们提意见的时候，也没见什么人反对啊，再说我们也不过是替老百姓说话，你毛泽东一句话，就真能号召起老百姓打击我们吗？
　　毛泽东在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其中对第一个问题的解释是，这不是阴谋是阳谋，就是要引蛇出洞，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看见没，人家说我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后一个问题，我看毛泽东和他的团队，之前应该也无把握，他害怕这股反右的火点不着烧不旺，所以重点用在点火和扇风上，完全没有考虑到火太大，失去控制的问题。他在这篇文章中用了很具煽动性的语言，指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民主党派的一些头面人物“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 ，他们“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 ，“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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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谁又成想，各地的反右情绪轻而易举的被点燃了，风借火势火借人威之下，以超出想象的速度迅速蔓延，从高层到地方，都已不满足于报纸上的唇枪舌剑，而是一级级传达布置，实打实的用行动来反右了。几个月前劝说鼓动大家鸣放的那帮人，现如今已经旗帜鲜明的充当起反右急先锋，他们真的支持反右吗？
　　答案是肯定的，完全不用担心他们的真诚。事情还得从头说起，中共高层基本都受过高等教育，但中下层则多为没有文化的工农干部，解放后论功行赏，工农干部们大量的充斥到各级领导机关，从基层一直到省市级都有，形成了一个新兴精英阶层。另一方面，民国时代的精英，我们称其为老精英，包括政府职员、资本家、学校老师及科研院所的其他知识分子等，他们在新政权建立后，大都留用到原岗位，包括警察都大量留用。新精英枪林弹雨中积累的技能和经验，在新的岗位基本没啥用，面对新工作新问题，他们缺乏必要的应对手段，不得不依靠老精英，可为新中国出生入死的经历，使他们坐在领导岗位上，极其心安理得。老精英虽然拥有娴熟的专业技能，可毕竟是服务过那个刚刚被推翻的，被定义为反动的旧政权的，所以必须接受被外行领导的现实，但想让他们服气这些老粗们，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领导内行的外行，心里总不会踏实，他们会担心被夺权，被外行领导的内行，也不会甘于久居人下，他们随时都准备夺权。只不过由于新精英层的足够强势，在过去几年，这种矛盾的存在并没有引起对抗的后果。然而“鸣放”的开展，给予了被压制多年的老精英一个机会，不是让我们帮助你们整风吗？好，那咱们就说道说道，意见很多，有些还很尖锐，许多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缺乏准备，对于鸣放是有抵触情绪的，老子“革命几十年都没有叫人监督，现在革命胜利了反倒叫人监督了”（注72）。在很多领导干部看来，这帮知识分子提意见只是手段，夺权才是目的，他们管理城市、经营企业的能力虽然有所欠缺，但他们这一判断无疑是正确的，老精英们确实希望藉此得到尊重和权力。
　　碍于组织纪律，碍于中央决策，更碍于自己的文化水平，在鸣放过程中，新精英们大都选择了忍让，没办法啊，字都写不好，何况写文章呢。可“反右”风起，他们积聚的怨气终于可以合法的释放了，而人民内部矛盾迅速升格为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也使得新精英们如鱼得水，迅速找到了感觉，少废话，开整吧。
　　鸣放之前，毛泽东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反对意见，所以才会恼怒担忧，开始反右，毛泽东才发现担忧根本是多余的，支持自己的力量是那么强大和坚定。事实证明，秀才造反难成大事，面对气势汹汹杀过来的新精英，一群酸儒们未及抵抗已然交了枪。各民主党派相继召开座谈会，揭发批判右派言论，并决定进行整风，有趣吧，本来是兴致勃勃的帮中共整风，还没怎么着呢，就已经变成中共命令你们整风了。毛泽东把架势端的倍儿足，民主党派你们听好了，现在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绩究竟好不好？第二，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第三，要不要共产党来领导？（注73）很显然，这三个问题没有讨论余地，标准答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答错了，有你们好看。给脸不要脸，反了你们了，还想和我们轮流坐庄，看看你们一个个的熊样，是那块料吗？
　　虽然在经济政策方面，中共高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与毛泽东存在分歧，但在力保中共一党执政，决不允许他人染指政权上，几个人观点高度一致，将反右进行到底是几个人的共识，只不过这反右的底在哪呢，谁也没个准谱。几个人均在不同场合做过控制规模、控制时间的指示，但显然不够坚决，看上去更像是打打官腔。几个大佬完全低估了新精英层的想象力、创造力、号召力和破坏力，这个群体有着天然的对党的忠诚，有着受教育程度低而带来的愚昧。中共反右，本是针对反对社会主义，要求兑现当初民主承诺的声音，胆敢动摇我们的政权，大嘴巴抽你。其实，这些让中共高层极为不爽的声音，并非鸣放的主流，就如冬日北京的雾霾，看似厚重，实则一阵风过去，立马烟消云散。可随着反右越发深入和广泛的进行，没有制度约束的运动体制，已经无法控制潜藏于人性中的自私和野蛮，反右迅速演变成了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事都是少数拥有话语权的精英知识分子们惹的，毛泽东打击他们，也算他们咎由自取，赖不得别人。可他们职位高，挡箭牌多，扒掉西装还有衬衫，真正惨痛的是那些遍布基层的小知识分子。开始吧，还定个右派标准然后套，看谁够格就授予右派光荣称号，没几天，那个右派标准就进了历史垃圾堆，革命形势一日千里，谁还有功夫成天照本宣科啊。只要你给咱组织提过意见，发过牢骚而且还是知识分子，那你就可以荣升为右派。
　　有个教师说了句“希望自己能吃饱饭”，这不死催的吗？社会主义建设形势一派大好，你竟然还说自己吃不饱饭，把右派帽子给他戴上（注74）。
　　有人提出：“为什么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烧饼油条都买不到？”，上面那位饭没吃饱都右派了，你这想吃烧饼油条的跑的了吗？（注75）
　　一位县农业科副科长，相当于今天的副局长，在会上讲粮食问题时说：“大人多小孩少的够吃，大人少小孩多的就不够吃；轻体力劳动的够吃，重体力劳动的就不够吃；加蔬菜多的够吃，加蔬菜少的就不够吃；吃稀点的就够吃，吃稠点的就不够吃；油多的够吃，油少的就不够吃；职工家属买点粮食添上够吃，光靠农业收入的就不够吃；家庭和睦互敬互让的够吃，争争吵吵各顾各的就不够吃” （注76）。这位一看就是深得官场真传，话说的瞻前顾后，艺术性、思想性俱佳，可你拐弯抹角的不还是说社会主义吃不饱饭吗？你糊弄谁呢？打你个右派没商量。
　　反正公开的标准失效了，右派的标准就由当权者说了算，公报个私仇什么的，就方便多了。湖南新邵的几位区乡干部，闲着没事贴了一张大字报，指责县委一些领导与农民妻子离婚另娶，这不狗拿耗子吗？我们有大批优秀的党员，在战争年代脑袋别裤腰带上，九死一生熬到了解放，享乐一下不应该吗？你们这分明是反对党的领导啊，别客气，右派就是你了（注77）。
　　再后来，就限定指标了，你必须抓出多少右派来，这可难了点，只要有蛛丝马迹的，都抓出来了。剩下的人，没提过意见、没发过牢骚、不光不贴大字报，甚至连看都不看，这你怎么把人家达成右派啊？这有何难，没有右派创造右派，也必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有个人会拉手风琴，资产阶级情调，右派。（注78）。有中学语文教师说过一句“要同县委比一比写报告”，叫板县委，右派。（注79）。一位秘书因起草文件时，把人民政府的“府”字错写为“腐”字，恶毒攻击人民政府，右派。有人开玩笑说“赫鲁晓夫脑袋像鸡蛋”，攻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右派（注80）。县里某位领导干部“讲话口齿不清”，有辱干部形象，右派（注81）。广东省梅县有一个5人的小单位，必须划出一个“右派分子”，谁也不愿意当啊，开会时谁也不说话，就这么干等着，终于，一位警惕性不高的老兄起身去小便，留下的四个人马上抓住这一千载难逢千钧一发的机会，完成了民主选举的全部程序，公推撒尿者为“右派”（注82）。

宝宝寒

　　反右开始的时候，可以算是一部逻辑混乱、先天不足的正剧，有着新闻联播般的一本正经，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本正经的闹剧，郭德纲瞪着俩眼认认真真说瞎话的经典形象，不自觉的浮现在脑海。这出闹剧很快就发展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悲剧，右派分子成为了郭德纲嘴下的于谦，任由逗哏的埋汰，只不过社会大舞台远比天桥剧场来的残酷，人性恶的一面被激发了出来，野蛮残忍、背叛出卖、落井下石、报复诬陷层出不穷。打先锋是需要勇气与能力的，落井下石，不要脸就足够了。
　　问题是这些人也没犯法啊，宪法才公布三年，不是说的很清楚有言论自由吗？你让法院判，总得有个理由啊。算了，这点小事也就别麻烦法院了，该降职的降职，该降级的降级，再不行就撤职，没职可撤的，就留用察看，再严重给他劳教不就完了吗？
　　中国的劳教制度源自苏联，这次为了配合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专门为这群倒霉蛋量身定做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8月1日，由全国人大批准，8月3日以国务院令的形式并颁布实施，标志着这个影响深远的制度在中国的正式确立。劳教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公安机关就可以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这个制度最大的优势，就是抛开了公、检、法的相互制衡，侦、审、诉、判由公安机关一家包办，使权力可以少受制约的施展其威力，可以最高效的打击和消灭政治异己分子。至于说该制度在打击轻微违法行为的作用，不过是一个并不合格的副产品而已，轻微违法，拘留个十天半拉月的惩处，交给公安机关，以提高效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没人会有意见，但你要限制人家1-4年的人身自由，也用这种方法难道不草率吗？
　　在劳教制度确立后的一年里，全国建起了一百多处劳教场所，开始形成县办劳教、社办劳教、乃至生产队也办劳教的热闹局面，判的随意产出就高，几年时间就劳教了上百万人，这还能不乱套？对于从事劳教工作的管教干部，政府要求他们对劳教人员像老师对待学生、父母对待子女、医生对待病人那样。这帮人还真听话，不管你有多少知识，我都毫不含糊的把你当学生；不管你多大年龄，我都不把你当子女，直接当孙子；至于说让一帮精神病人冒充大夫，不把大家都整成精神病就鬼了。
　　精神的摧残、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不久之后到来的全国性的饥荒，使得被发配到各地劳教所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处罚较轻的右派分子，则被迫从事体罚性劳动，比如扫厕所、扫马路，即使可以继续原来的工作，也是在异样的目光监视下。反右中，一共有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当时他们大多还是青壮年，无穷无尽的歧视与迫害，荒废了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甚至生命。他们中只有十几万人熬到了二十年后，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对于自己导演的这一幕人间悲剧，毛泽东颇为自得，1958年5月8日，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大发宏论：“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注90）
　　紧接着，刘少奇在和《北京日报》编辑们谈话时，不失时机的再提“做党的驯服工具”的观点，在将不拥护的尽数打倒之后，此观点获得了一致拥护。
　　《文汇报》本来就公司合营了，之后就国营吧。
　　《光明日报》原来是民主党派机关报，现在你们既然都诚恳的表示服从中共的领导了，那也就没必要专门有份报纸了，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吧。
　　从此以后，大陆所有的媒体都成为了党的喉舌，因为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所以所有媒体就都成了人民的喉舌。至于党是否能够永远代表人民利益，如果有朝一日不代表的时候，人民的喉舌在哪里的问题，显的那么幼稚、可笑和反动。打跑国民党之前，中共领导人和中共控制的媒体，对民主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并用duo dang联合政府为号召，得到了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的好感与支持。而今，随着反右的蓬勃开展，没有人再敢提1949年之前的民主承诺，中共终于彻底打碎了束缚于身的枷锁，得以堂而皇之的高喊yi dang专政到永远。
　　章伯钧、储安平、上官云珠、老舍等人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将会在叙述文革时，再次提起他们。本节的最后，咱们还是讲讲待遇最好的右派马寅初吧。
　　一帮愚民在一帮恶官怂恿和组织之下，对发表了《新人口论》的马寅初进行了气势汹汹的大批判、大围攻，马寅初不为所动，坚定的说道：“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因为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这老头又臭又硬，还想和人家进行学术辩论呢，谁有功夫理你啊。好在其发表的见解没涉及政治制度，年岁也确实大了，削职为民退休养老去吧。老头蛰居寓所，仍然不想赋闲，就开始写《农书》，不让说计划生育，我探索中国农业经济总没问题吧？1965年，老头完成初稿，约百万字，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被付之一炬，实践证明，焚书比写书容易的多。就此，中国失去了实行平和计划生育最好的时机，以至于若干年后，不得不采取副作用极大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激进政策，后患无穷。

宝宝寒

　　第七十三章 大跃进
　　马克思设想用计划的手段，解决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诸多弊端，中共加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然就不仅仅是农村合作化和城市的公私合营，需要制定计划，并按照计划进行生产。可制定一个完善的从中央到地方，从工业到农业，从需求到供给的全面的计划，不仅需要大量数据，而且还得有足够多的分析人才和分析手段，这在信息爆炸、分析手段进步、高速计算机进入实际应用领域的今天，尚且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何况当初呢？可毛泽东不信那个邪，苏联可以做到的，我们当然也可以做到。咱们刚开始，定不细可以定的粗些，工业不好定可以先定农业，实在不行就简略过程突出目标。我先笼而统之的定个长远规划，算是给你们打个样定个调，你们下面定细则，咱们群策群力，就不信建不好社会主义。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提出农业合作化，兴修水利，工业化促进农业生产，开垦拓荒，增加农家肥和化肥产量，除四害和增加复种面积等几十条具体措施，目标是通过12年的努力，实现农业单产和耕地面积的大幅度增加。按照这个目标，粮、棉年产量将从1955年的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分别年增8.8%和10.5%（注82）。要说，这几十条具体措施除了合作化，其他的条款都是常识，定的虽然粗了些，但作为纲领性文件，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目标定的离谱了十万八千里，在时隔40年后的1996年，我国粮、棉的产量才刚刚达到9800亿斤和8400万担（注83）。
　　这个发展纲要，像极了当年的中国足球10年规划，那玩意儿本来就是糊弄上级糊弄球迷的东西，牛皮吹爆也就张牛皮而已，还歪打正着的给广大纳税人很多郭德纲式的欢乐，总算也不枉足球作为娱乐工具的本质。可毛泽东没想糊弄谁啊，他根本没觉得自己在做梦。幼儿园的时候，我们的理想是当科学家、当宇航员、当解放军、当警察、当大夫、当老师，天马行空敢想敢说，老师无一例外的会给予鼓励，保护每一个孩子的梦想是老师的责任。可国家领导人要是光有诗人般的浪漫和孩子般的天真，就不只是可笑而是可怕了。这不，他这纲要一出，工业、交通、商业、文教等部门纷纷大幅度修改原订的各项计划指标，这下也简单了，什么专家意见专家论证都省了，就按照中央的指示倒推一下即可，初中文化就够用。反正也没有金刚钻，那就把瓷器捣鼓烂了拉倒。
　　可高层领导里并非都是诗人啊，比如总理周恩来和主抓经济的副总理陈云，就不怎么会作诗，但算数比诗人强，俩人一算，乖乖的不得了啊，如果按照各部门提出的高指标安排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统一分配的8类物资250多种产品中的大部分将是紧张的和短缺的，其中钢铁严重短缺，原材料都没有，你生产个屁啊。计划是科学不是妄想啊，光喊口号能实现共产主义吗？
　　周恩来认为，群众的热情不能泼冷水，但领导干部发热的脑袋必须给他们浇凉了，就是要“反冒进”。56年2月到4月，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几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公开和毛泽东唱反调，要求修改计划，削减基建投资、节约钢材、力促供需平衡，“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不改不行啊，你大干快上，需要财政支持啊，需要原材料供应啊，这些都没有，扯什么都是扯淡。在“反冒进”问题上，陈云给予了周恩来全力的支持。在两个人的主持下，决定从增产、进口、库存、节约、减少出口、调剂等6个方面来缓和物资供需之间的矛盾，特别是钢材缺口太大，为了节约钢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只得将原计划年产500万部的双轮双铧犁，减产到180万部。
　　周恩来在这里开国务院会议“反冒进”的同时，毛泽东却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要求追加基建投资，会上很多人都提出了反对意见，尤以周恩来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毛泽东根本不为所动，瞎吵吵什么，散会，言罢拂袖而去。
　　刘少奇、周恩来从一开始就不希望那么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后虽然被逼就范，但对于毛泽东的激进，依然是不断的拖后腿。毛泽东对于未来的憧憬，早已跨越了时代，他无法容忍别人对自己的伟大理想形成羁绊，而且领袖当得久了，越发的难以听进去不同意见。周恩来和毛泽东共事了二十多年，作为中共顶层领导，一直对外保持着高度一致，这次在会上吵起来，也确实给毛下不来台，所以周又私下里去找毛，陈述自己的理由，没想到还是无法达成一致。最后周恩来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泽东暴怒，你凭良心，我就不凭良心了？二人遂不欢而散。
　　之后，周恩来干脆联合刘少奇甩开毛泽东自行其是，反正经济工作是我国务院的职责范围，我也不和你请示了。也没别的，就是一个字“减”，对于56年的计划是一减再减。为了配合周恩来，刘少奇安排中宣部起草了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特别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倾向反对什么倾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社论写好，刘少奇审阅修改完，批了八个字“主席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刘少奇也不管你看还是不看，反正就是针对你的，6月20日，《人民日报》就把这篇社论给发了出来。接着，在这不和谐的气氛中，“波匈事件”爆发，已经被写入党章“毛泽东思想”在八大时被剔除，然后毛泽东策动“开门整风”，倡导“鸣放”和“反右”，这一系列事件，可能是有逻辑联系的，也可能是非逻辑的脑袋一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支持毛泽东的中下层新精英，展示了他们的力量和对毛泽东的忠诚，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声音被彻底扑灭了，刘少奇、周恩来所依仗的经济学家们被打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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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进”的计划，不过就是导致供需不平衡，至多是资金、原材料不足，导致一些计划无法按时开工或无法按时完成呗，能有多大的事啊？周恩来何以如此重视，不惜与毛泽东公开对抗呢？原来，新中国的计划严重向重工业倾斜，所谓重工业，就是能源、钢铁、机械、化工等行业，这些项目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工业和技术水平，中国要想完成工业化，就必须有强大的重工业，你做个毛巾，生产个酱菜，产量再大能说明什么啊，当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GDP世界第一，有用吗？所以，深深的落后挨打的体验，和苏联发展重工业使国家强盛的经验，使毛泽东急于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可是，用有限的资金和原材料去应付超高速的重工业发展，将会导致和民生直接相关的轻工业的严重失衡。
　　好在1957年的计划在56年底已经做了出来，没有受 “反右”的影响，这仍然是一个保守的“反冒进”的计划。在周恩来的强拉硬拽下，1956年和1957年虽然没有达到毛泽东所希望的高速，但国民经济强劲增长还是做到了，重要的是没有出现严重的失衡问题。带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1957年底，毛泽东率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那会儿的社会主义阵营，相互之间不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大家都往同志加兄弟的情分上靠，和咱们传统的中国农村特像，谁家有点什么事，街坊邻居当家子就一起上手，红事帮白事帮打架也帮。波匈事件，不是弄的兄弟关系出现裂痕了吗？这次借这个由头，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派出了高级代表团，对外我们还是要展现一下团结的。
　　毛泽东这次访苏，已经与49年第一次完全不同，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乏善可陈，那时中共又刚刚夺取，是社会主义阵营中不折不扣的小兄弟，面对傲慢的斯大林，毛泽东很有些挫折感。可这会儿的中国，先是用朝鲜战场上的强硬表现，展现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敢于争勇斗狠的新形象，接着连续几年的经济成就，也是十分令人艳羡。而苏联就不同了，赫鲁晓夫先是接了盖子，出了斯大林的丑，接着在波匈事件中进退失据，出了自己的丑，使曾经威严与强悍的苏联形象大为受损。毛泽东就不怎么瞧得起赫鲁晓夫，那么点小事都搞不定，还充什么大哥啊。赫鲁晓夫看来也很认可中国地位的提升，所有共产党代表团都住在列宁山别墅区，只有把毛泽东被安排在了克里姆林宫。各代表团不光没意见，还纷纷过来拜会，毛泽东的威望似已不输于赫鲁晓夫。
　　毛泽东在莫斯科享受了一通大哥待遇，多少有些飘飘然，加上他讲话不拿稿，拿起嘴就说，嘴上就少了把门的。当时，赫鲁晓夫提出来，咱们社会主义有制度的优越性，发展速度肯定比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快，你看我们都发射人造卫星了，美国还没有嘛。既然我们的实力能超过资本主义阵营，那我们就更要坚持和平共处，跟他们和平竞赛，在谈判桌上用实力战胜对手，而不是用战争解决问题。毛泽东当即表示反对，既然我们力量这么强大，还谈什么，打败他不就完了，大不了就是核战争，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谁怕谁。
　　接着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和谁也没商量，当即表示，我们15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比死3亿人不不着边际多了，反正咱手里也没有原子弹，核战争打不打得主动权不在咱手里，说说大话也无所谓。可你当着社会主义阵营全体说要赶超英国，那就不是过过嘴瘾这么简单了，当时英国钢年产2000万吨，中国的年产535万吨，差了快四倍，就算人家原地踏步等着你，追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宣布的赶超目标。回国后找有关部门进一步了解英国工业和经济发展的情况。12月上旬，中国工会八次会议上，由李富春论证赶超英国的现实可行性。12月8日，毛泽东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通报赶超设想（注84）。全国各族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啊，不用解对手的工业和经济发展水平，未经专家论证，就能制定赶超目标，古往今来只有毛主席能够做到，充分说明了毛主席的伟大，跟着这样的领袖，就没有不敢吹的牛。
　　刘少奇管党、周恩来管政，两人联手似乎可以架空毛泽东，可毛泽东所依仗的新精英阶层的能量实在不可小觑，他们可以在“反右”中轻松得手，这会儿又成为了吹牛的主力军。通过新精英阶层的力量，毛泽东又反过来架空了这二人，你们愿意附和我，我欢迎，不愿意附和我，我也可以将命令直接下达下去，那你们就被抛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了（注85）。周恩来最先服了软，在毛泽东认定“反冒进也促进了右派的进攻”后，周恩来马上在接下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而非全面冒进。甚至还在1958年5月26日晚，给毛泽东写了封检讨，承认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注86）。刘少奇紧跟其后，拥护毛泽东。陈云也跟着做了检讨，至此“反冒进”灰溜溜的失败了。
　　周恩来刘少奇的同盟军——旧精英阶层，经过暴风骤雨般的“反右”，即使没去扫厕所，也已经被吓破了胆，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们举手拥护就是。于是，以春晚的心态，新闻联播的严谨，出炉了1958年的计划，工业总产值增长33%，农业总产值增长16.2%，财政收入增长20.7%，基本建设投资增长41.5%，钢增长33.5%，生铁增长35.5%（注87）。在没有反对声音的祥和气氛中，自上而下的吹牛，演变成了全民自娱自乐的狂欢，这个运动后来被命名为“大跃进”。
　　为了体现自己的先进性和对党的忠诚，下面的同志们已经不满足于完成党中央下达的指标了，纷纷加码，当任务从中央、省市、乡镇下到工厂和农村时，已经辉煌的面目全非，当基层的指标再反馈到毛泽东那里时，他为之无比振奋，深深的被自己感动了，鼓励大家道：不要被名家权威所吓倒……“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要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鼓舞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打掉自卑感……。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注88）。有了毛主席的肯定，外行和所谓“卑贱者”大呼过瘾，更加无条件的支持自己的领袖。毛泽东也借机提出了个人崇拜也不能无原则的批判，对于正确的个人崇拜还是要支持的，至此“八大”提出的反对个人崇拜被束之高阁。
　　最不容易被戳穿的骗局就是自己骗自己，如果这只是一个无底线不要脸的吹牛大赛，我们不妨当相声听当小品看，可问题是参赛者尽皆陶醉于自己设计的骗局而不能自拔。领袖说15年赶上英国，下面喊七年超了他算了，领袖说咱20年赶上美国，下面喊十年就够了。一片喧嚣过后，国家计委隆重登场，提出了个《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说咱们两年（到1959年底）钢产量超了英国，用不了三年咱就全面赶超了它。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注89），他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认为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在被妄想冲昏了头脑的时候，竟然还不忘哥们义气，11月21日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表示，即使我们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也不进去，得等等苏联（注90）。毛泽东都糊涂成这样了，不糊涂的那帮人还信誓旦旦的在那装糊涂，这还能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