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宝宝寒

　　第七十四章
　　北京有一个久负盛名的剪刀铺，叫王麻子。王麻子刀剪不是自己生产的，就靠在采购环节的筛选甄别严格把关，竟然卖出了名气。解放初，北京有二十多家刀剪作坊给王麻子供货。1956年公私合营，把这些作坊联合在一起，就成了拥有三百多员工王麻子刀剪厂，月产刀剪三万五，甚是红火。可到1958年的夏秋之交，这个厂子就剩下了二十多人，产量不足原来的一成，人们呢？罢工了吗？当然不是，他们去干一项更加重要的工作——大炼钢铁。别怀疑自己的眼睛，您没看错，我也没说错，刀剪师傅们去炼钢了。不光刀剪师傅们，连做饭的厨师，做衣服的裁缝，种地的农夫农妇甚至学校的学生老师都成了炼钢工人，炼钢不光是技术活，而且在那个年代还是毋庸置疑的高科技，弄这帮人去炼钢，闹的哪出啊？
　　事情得从58年初说起，毛泽东领导的全民畅想如火如荼，大家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得付诸行动。因此，在党委挂帅下，农业率先行动了，主要做了两项项工作，一是扑杀麻雀，二是人民公社。
　　扑杀麻雀本是基于爱国卫生运动的“除四害”中的一项，把老鼠、苍蝇、蚊子、麻雀列为“四害”是1955年的事，其中消灭麻雀最适大兵团作战，成绩也比较容易展现，可恰恰对于麻雀的利弊，大家有着比较大的争议。
　　其中，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郑作新在实验室做过实验，一只麻雀一年消耗谷物约四斤，由此类推，在野外活动的麻雀，因为终日飞翔跳跃，食量当更大，被它们吃掉和糟蹋掉的粮食一定更多（注91）。这一研究成果成为了麻雀最有力的罪证。可此结论遭到了强有力的质疑，1956年秋，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专门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生物学家朱洗首先站了出来，他摆出了事实，1744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因为讨厌麻雀每天唧唧啾啾叫个不停，而且还偷吃樱桃园里的果子，就下令悬赏除灭麻雀，谁杀死一只麻雀就可以得到六个芬林的奖金。于是大家争相捕雀，结果麻雀没有了，而果树的害虫因没了天敌，越繁殖越多，把果树叶子都吃光了，结不出一个果子来。大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去外国运来麻雀，加以保护和繁殖。美国纽约以及附近城市、澳大利亚为扑灭害虫，从国外引进麻雀，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因此，是否扑杀麻雀，需要进一步探讨，不要轻易下结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西北农学院教授兼院长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几位动物学家，也附和了朱洗的意见，希望判麻雀缓刑。
　　而同时与会的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李汝棋，教育部副部长生物学家周建人则积极支持扑杀麻雀，特别是周建人，还把这一学术争论上升到了哲学和政治的高度，对反对扑杀的学者进行了如下批评：“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过去时代不少人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顺民，不敢有改造自然的想头，当然也不敢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今日已明白地有了这样一种思想：自然是能够改造的，人们也有改造自然的勇气和信心。人类是能支配自然的，决不是顺民。”（注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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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儿没“反右”，舆论条件还很宽松，尤其是学术探讨几无限制，大家为自己认为的真理辩个面红耳赤，实在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可是沙尘暴般的“反右”，彻底使山河变色、花果凋零，58年初的时候，反对扑杀麻雀的声音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回忆，那会儿有个顺口溜，说“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粮食搞破坏”，看见没，麻雀和“右派”是一样一样地，“右派”都被打倒了，麻雀还能任他逍遥吗？
　　但很显然几位专家的意见还是起到了些作用，虽然扑杀麻雀被领袖写入了《农业四十条》，但说杀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林区和市区可以不用消灭。可这等于没说，麻雀又没有户口，你杀了农村的，城市的不会移民啊，所以要想取得成绩，就得赶尽杀绝、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1958年4月19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的凌晨，北京数百万剿雀大军悄无声息的在指定位置完成集结，差一刻5点，无知的麻雀尚在做梦的时候，刘少奇委员长出现在了剿雀总指挥部，他要亲自督战，务求一战必胜。5时整，副市长王昆仑一声令下，刺耳的喧嚣立时划破了长空，大街小巷、城市乡村、院里院外、墙头树上，到处人声鼎沸，他们挥舞旗帜、燃放鞭炮、大呼小叫、敲锣打鼓，逼迫麻雀起飞，换人不歇班，骚扰不停歇，目的只有一个，累死麻雀。这些咋咋呼呼的大军中，竟然还夹杂着一群科学家，他们是中科院的，为首的有华罗庚、钱学森等人，他们拿着响杆扯破了嗓子的东挡西杀，战斗力丝毫不输于街道大妈。要是以为这次行动仅止于此，那算是看低了人类的智慧，事实上，这次行动安排十分缜密，在成交结合部设立了两百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截杀从城市逃亡而出的麻雀。并且在空旷的地方，设立了830个投毒区，投下毒饵，诱杀在此歇脚的麻雀；中午和晚上再派年轻人去掏麻雀窝，彻底抄了这些麻雀的后路。
　　后来《人民日报》为我们记录下了19日这天的创举，一共杀灭麻雀8.3万只。这种行动一共持续了三天，据说一共干掉了40万只。那会儿大家吹牛都吹疯了，这个数字有水分也不稀奇，但如此大的投入肯定是成果巨大。当然，你要以为这个绝户招数是北京人民的创举，四川人民该不干了，事实上，大兵团作战扑杀麻雀的专利，是属于四川人民的，他们比北京早行动一个月，为了制造声势，锣鼓不够，就拿脸盆铁桶充数，最后连尿桶竹筒都用上了，战果十分辉煌，之后这一人民战争模式才被推而广之，在全国的剿雀战场立下大功，全国共剿灭麻雀2.1亿只。一只麻雀一年要吃四斤粮，杀掉这些麻雀等于增产了8.4亿斤啊，加上他们繁殖的小雀以及他们糟蹋的粮食，成绩应该还远不止此，这等于为今年的粮食增产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啊。
　　当然了，干掉麻雀只是我们为农业增产做的一小部分工作，北京拉足了架势不也才干了三天吗？粮食增产，还得兴修水利，这事从1957年冬就开始了，干的时候就发现啊，一两百户的合作社人力不够，多社配合又缺乏统一领导，所以有些小社就自发的并成大社。这农田水利建设还真干了不少活，就是挖沟渠引河水灌溉，建立小的蓄水工程等，当时的水利部长傅作义说：1958年，全国共完成土石方580亿公方，扩大灌溉面积48亿亩，初步治理洼涝面积21亿亩，初步控制水土流失面积32万平方公里（注93）。毛泽东一看这个好啊，联合起来力量大，这样不仅可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还可以使大型农业机械有用武之地，有了这些就不怕洪涝灾害了，粮食增产就有保证了。
　　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毛泽东首席秘书陈伯达写了一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提出“把合作社办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从此，这个大社有了一个好听气派新潮的名字——人民公社。接着在毛泽东的首肯和倡导下，并社潮风起云涌，“人民公社”如春笋般迅速破土而出，又如蝗虫般遍布全国。原来的农业合作社农民拿自己的资产入社，年终按股分红。那怎么行呢？现在把农业社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转为公社所有，原来那个股份就都不算了，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工业农业一把抓；也别在家开火了，吃饭去公共食堂，俗称“大锅饭”；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咱都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谁也不许再说单干了啊。为了体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食堂伙食得搞好，大家敞开了吃吧。这就叫“按需分配”，共产主义。
　　大家看看，“反右“剔除反动思想，兴修水利扩大浇地面积抵御洪涝灾害、扑杀麻雀减少粮食损失，建立人民公社实现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有了这些粮食能不增产吗？农业能不发展吗？那不光夏粮丰收，秋粮丰收也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氛围中，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预计58年粮食将增产60-90%，棉花得增产一倍，农业实现大跃进是没问题了，工业必须要赶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步伐，各省一把手你们要把主要精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上来。这么着吧，今年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注94），明年咱就超了英国。
　　这大白天睁着俩眼做的梦，就是比躺在床上合着眼做的梦有气魄。问题是，睁眼做的梦，不能自然醒啊。好在疯子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困难”这两个字，没高炉就拿石头红砖自己砌，土法上马啊；没资金就让银行拆东墙补西墙；没技术咱就瞎糊弄；没原料，各家各户把你们家铁锅，铁盆，铁勺子都贡献出来，反正都吃“大锅饭”了，你们家这东西留着也没用了，城市里就拆铁大门，铁架子，只要是铁，而且不紧着用，拿来就给你熔了；没人，更不是问题了，只要老师不教学、学生不上课、农民不种田，剩下的不都是闲人吗？于是，本节开头所说的王麻子刀剪厂的的情况就出现了。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党中央下达的任务一定要完成，日以继夜，生龙活虎，五个月时间，造光了本就不多的钱，透支了原本充沛的体力和热情、贡献了家里的锅碗瓢盆，终于换回八百万吨好钢，附带七百多万吨废品（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对外宣称，我们提前超额完成了全年钢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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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炼钢铁的时候，夏粮丰收的喜报飘飘洒洒而来，先是6月8日，《人民日报》说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现在的高产试验田，小麦亩产也就1500斤左右，《农业四十条》说的很清楚，当时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的平均亩产才208斤，你缺少化肥、没有良种、没有先进的农业科技，怎么一下就鼓捣出个两千斤啊，胡说八道啊。可你胡说八道可以上《人民日报》，还被美其名曰“放卫星”，这对其他市县的领导干部是多大的激励啊，吹牛不上税还扬名，谁不吹谁是傻子。
　　接下来那就是惊天地泣鬼神啊，一个个匪夷所思的数据充斥着报纸版面，地方小报先放一边，光看《人民日报》就整天让你见证奇迹，亩产从一千多斤跃升到几万斤，仅仅用了两个月，遂平县估计悔的肠子都青了，我着哪门子急，亩产两千斤自己还当成绩报呢，现在看杀头都不冤了。没有赶上第一拨报喜的县市并不气馁，夏粮咱没放成卫星，不是还有秋粮呢吗？等报秋粮成绩的时候，再没有遂平县这样不着调的了，亩产没几万斤哪好意思说出口啊？最后《人民日报》年度总冠军被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夺得，他们的中稻亩产是13万斤（注95）。
　　可这个总冠军还只是《人民日报》代表队的成绩，要说脸皮厚得说河北人，河北省会天津市（当时天津尚未直辖）的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6万斤，别看人家产量上似乎不如广西的红旗人民公社，但是人家敢让大家去参观，去了一看，可了不得，稻子一棵挨着一棵，不见空隙，如同一个大稻子垛，上面可以坐人。不光敢让你参观，还能说出高产的道理来，首先是深翻土地，增加土地保水保肥的能力。然后是密植，种的多就产的多呗。种的那么密，中间不透风怎么办？白天用鼓风机往里鼓风啊。万物生长靠太阳，晚上没太阳就拿大灯照。最后就是多施肥，农家肥肥力不够，我们用化肥。
　　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是把其它地块里的涨势好的庄稼移植到这一处，才制造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丰收景象，你看他象稻子垛，那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稻子垛。但把农业科技成果编到吹牛嗑里，实在是一个发明创造，最让人钦佩的是，一个小小村干部，竟敢当面把号称农民儿子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傻子糊弄，同样敢当面开骗的还有河北省徐水县，他们创造了亩产山药120万斤的奇迹，一举在吹牛大赛中夺冠。糊弄毛主席，似乎没有耗费太多智商，但毫无疑问必须有大无畏的勇气和颠扑不破的脸皮。
　　在到处“放卫星”，全国闹丰收的形势下，一个巨大的烦恼困扰着毛泽东——粮食多了怎么办？正好这时候赫鲁晓夫访华，毛泽东就很诚恳的像老大哥请教，赫鲁晓夫都被问蒙了，只好实话实说，这方面我们没经验（注96）。于是，毛泽东在8月中旬召集各部部长开会，把“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严肃的提了出来，最后，中国科学院党组把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任务下达给六个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所。
　　粮食丰收的巨大压力就在眼前，可科学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于是毛泽东自己先提了三个办法：
　　第一个，敞开肚皮开吃，他在河北徐水和安国视察时，就多次当面鼓励村干部，带领大家伙多吃，一天吃五顿（注97）。领袖的忧虑深深的感染了广大人民群众，为了给领袖分忧，江苏省苏州地区有个县下发文件鼓励农民“放开肚皮吃饭”，甚至提出了要放吃饭的“卫星”，文件明确规定：一天要吃五顿干饭，如要换换口味改吃稀饭，必须打报告经上级批准后方才可行。
　　第二个，少生产，土地休整，实行轮耕制、休耕制。用不了那么大产量，就让土地歇歇，这不也有利于保持土地肥力吗？
　　第三，就是援外，粮食多了吃不了，扔了又浪费，还那么多社会主义小兄弟呢，咱帮帮他们。
　　《人民日报》也跟着掺和，展开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大讨论。共产主义好像就在眼前，天堂似乎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近，已经触手可及。乐观的气氛感染了每一个人，可他们不知道，地狱的大门已经被他们叩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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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五章
　　三两年时间，家家成为地主的土改，经过初级社高级社，接着就被人民公社取代了，跑步进入了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从根本上抹平了素质高下、勤奋懒惰在物质享受上的不同，以消灭剥削的名义，行后进对先进剥削之实，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高级社时就已存在的矛盾，在人民公社时期更加尖锐的显现出来。多劳不多得，少干混个清闲呗。为了解决这个新矛盾，政府还是做了很多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工作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只要我们大家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可问题是咱《人民日报》扯着嗓子描绘未来，对于文盲为主的广大农民不起作用啊，广播倒是听的懂，可谁家有收音机啊？靠着刚刚脱盲水平的乡镇干部，想把自私的农民整成共产主义觉悟，还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麻烦的是，农业生产不像工厂，不能那么严格的计件和定产，这就为出工不出力留出了免责的空间。一个人免责，就会有一帮人跟进，自私，自私啊。
　　出工可以不出力，肯定要影响粮食产量，粮食打的少没关系，但你把我家的东西都充公了，连锅碗瓢盆都给整成废铁了，这个“大锅饭”我如果再不卖力气吃，不亏大发了？况且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特别担心粮食多了的问题吗，为领袖分忧咱也不能客气。搞大食堂了，不光要吃的饱还得吃的好啊，不然共产主义优越性在哪体现呢，那就可劲造吧，在农家肥产量明显提升的同时，粮食库存大幅度下降了。
　　种粮积极性本就有所下降，还把人都拉出去大炼废铁，而且是各级一把手亲自主抓，弄的一些地方秋粮都没来得及收，直接烂在了地里，反正到处放卫星，全国共产主义，我这里粮食不够吃，别处的匀过来些不就够了，先抓紧把钢产量弄上去再说。
　　要不说那会儿人们没文化呢，光以为自己是吹牛，别人说的都是真的，哪成想全国一盘棋，不同只在于吹的大小和吹的技巧，更不成想的是时代不同了，吹牛要上税。你得交公粮啊，城市也在大跃进，工人数量在增长，这些人也是要吃饭的，再说了，粮食这么多，你们根本也吃不了，储存不好还不都浪费了，交上来，我们拿出去支援社会主义小兄弟，就算我们不全送出去，起码还可以作为战备储备粮，我们的储存条件肯定好过你们乡村，万一打仗不就能用上了吗？道理都跟你们讲清楚了，产量也是你们自己报的，没人逼你们，现在大家都有点觉悟，不许藏着掖着啊。
　　虽然因为“大锅饭”体制导致了农民劳动积极性下降，但因为总人口增加，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还是达到了3898亿斤，比上一年还是略有上升的，只是人均下降了一点，可牛却吹到了7500亿。当时实施的是征和购的政策，粮食征收是指农业税，即公粮。粮食收购是指国家收购农民的余粮，口粮是定好的，因此产量越大征购越多。从1954年开始，为了应付因为工业化而激增的城市人口，把农村口粮定的很低，根本不够吃，每年都征过头粮，然后再根据情况返销一部分给农村。
　　这时候，按照吹牛的标准征购，可就坏了，把所有余粮都扔进去也不够数啊。基层干部们赶忙说实话，我们真没那么多粮食，别这么收啊，给我们留点口粮吧。你这会儿说没有谁信呐，分明是私心作祟、瞒产私分。好在公社大食堂，没吃几天就无以为继了，粮食又分到了各家各户，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是一伙的，明知道粮食无多，当然不能眼瞅着被你搜了去，大家拿出打鬼子的劲头，坚壁清野，没有汉奸配合的反瞒产工作组，成效当然要打些折扣，但即便如此，1958年的征购数量还是比上年增加了44亿斤，而返销却下降了61亿斤，两下一核算，农村比1957年实际多交了105亿斤粮食。
　　屋漏偏逢连夜雨，头年被杀掉的那两亿多只麻雀也来凑热闹索债了，那会儿农药不普及，害虫就靠麻雀收拾呢，现在可好，没有了天敌的制约，虫害还肆虐起来，1959年夏粮减产没有了悬念。
　　公社化，劳动积极性下降；炼钢铁，费工费力不讨好；大食堂，坐吃山空没人心疼；高征收，吹牛上税始料不及；杀麻雀，虫害肆虐农业遭殃；加上“反右”成果犹存，万马齐喑，“跃进”自然是无法无天。这么多问题，起因不同目的不同，却不约而同的在一个时间段，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结果——饥荒。
　　粮食增产，钢材增产，一切的一切都在报着增产，这件美丽的共产主义新衣被吹的天花乱坠，毛泽东喜不自胜，除了“粮食多了怎么办”这一点点烦恼外，这段时间可算是毛泽东最春风得意的时期，热情如火，哪里还感受的到新衣的凄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本色出演了这个著名童话中阿谀奉承的大臣，不光不予阻止，还向大众饶有兴致的宣讲着新衣的美不胜收。就在这时，那个说真话的小男孩儿如期而至，终于将故事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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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男孩儿的扮演者，竟然是中共悍将彭德怀，这恐怕是猜一百次也猜不到的人物。因为彭德怀几十年来一直是军事干部，基本不过问政事，这会儿是挂着副总理衔的国防部长，主要工作还是负责部队。自朝鲜战场死磕天下第一的美军后，彭德怀在军内声望如日中天。资格最老的朱德年事已高，此时与世无争的挂着闲职，而年轻且骁勇的林彪从彭德怀入朝时就开始了长期病休，军政两不问。于是，彭德怀就当仁不让的成为了仅次于毛泽东的军队二号人物，国内折腾的一波三折一塌糊涂之际，掌军的彭德怀却没什么事，闲着也是闲着，1958年，就搞了个内斗，把向有不睦的刘伯承、粟裕给整下了台。
　　论年龄，刘伯承年长彭德怀6岁；论资历，刘伯承南昌起义的时候就是参谋长；论学历，刘伯承是世界四大军校之一的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彭德怀只是个讲武堂学历。学历高的人通常喜欢卖弄一下自己的理论功底，而学历低且个性强的人，却本能的讨厌对方用自己不懂的东西炫耀。恰巧，刘伯承一直是军队正规化的倡导者，而彭德怀的个性很强。
　　在战功卓著的彭德怀眼里，刘伯承就是个卖嘴的，而在老成持重的刘伯承看来，彭德怀指挥的战斗普遍缺乏技战术含量。如此一来，二人是很难成为朋友了，但在很长时间里，一直维持着表面的相互尊重。直到“百团大战”时的“关家垴战斗”，两个人才撕破脸皮大吵一架，时任十八集团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甚至威胁129师师长刘伯承“砍头不论大小”。两年多以后，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旧事重提，在他的《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中说：“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注99）因为彭德怀临机专断、自作主张发动“百团大战”，给八路军造成重大伤亡，把三年积攒的家底儿差点抖了光了，弄的毛泽东很不高兴，因此对刘伯承的报告大加赞赏。彭德怀虽然不服气，但还是做了检讨，和刘伯承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后来朝鲜战争，志愿军三兵团60军180师几乎全军覆没，七千余人被俘。咱们前面讲过，这个180师非常冤枉，彭德怀对这个师的批评和处理有失公允。不光如此，彭德怀还夹枪带棒含沙射影的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注100）刘伯承得知后，来了句：“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注101)，看见没，俩人较着劲呢。
　　再说粟裕，他不像刘伯承那么和彭德怀有渊源，非但没有太多交集，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粟裕的职位都远小于彭德怀，按理说很难有什么矛盾的。可偏偏这么巧，这俩人也有矛盾。问题最早出现在朝鲜战争时期，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不经中央军委，直接下命令调动前线部队回国，可把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气坏了，我不是你的通讯员。难怪彭总生气，我是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咱们有明文规定，武装力量归军委领导，像部队调动这样的大事，必须由军委决断，你个总长凭什么给我下命令？粟裕这事做的确实有些唐突，但也不是完全无理，因为中共的军队建设从黄埔军校起就师从苏联，而苏联军队的规定是，战时总参谋部直接向大本营负责，也就是说战时总参的权力与军委相当，这一点粟裕之前专门请教过苏联总长，所以就直接跟毛主席打了个招呼。这算是粟裕一个小小失误吧，毕竟没有明文规定，你凭什么擅作主张，照搬苏联啊。可在火爆脾气的彭总眼里，这绝对不是失误这么简单，根本就是粟裕自我膨胀，意欲争权，是建立个人势力，构建独立王国。
　　朝战后，天下太平，军队没有什么紧要的大是大非问题，要搁会处事的人，一起喝喝小酒、侃侃大山，再互相吹捧一番，什么梁子过不去？可偏偏两个人都是业务干部，就不会这虚头巴脑的玩意儿，而且性格上都极端自负，特别是彭德怀，有仇必报，根本就不懂得忍让，在战场上如此，对待同志也如此，除了朱老总，军队上上下下拿起嘴他就敢骂，所以两个人一起共事，非但没有摒弃前嫌，反而误会更深。
　　1957年下半年，大权在握又闲着没事的彭德怀，一手策划和实施了军内整肃行动，“反军事教条主义”的旗号下，揪出了一个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刘伯承、粟裕就在这时倒了霉。
　　刘伯承在中共夺取政权后，去南京办他的军校，用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做教员，轮训解放军高级将领，这一方面是继续他的军队正规化理想，另一方面，算是有自知之明，咱是一个职业军人，从小从军打仗，别的也不会，让他们年轻点的转地方吧，我就老老实实发挥余热，在军校校长的岗位上退休也就行了。可你想与世无争，奈何世事纷扰，不是自己能做的了主的。什么叫“军事教条主义”？不就是照本宣科吗？不上军校照哪个本宣啊，所以南京军事学院毫无疑问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当院长的刘伯承还想置身事外吗？无职无权的刘伯承选择了退让，乖乖的从青岛返回南京接受批判，老头倒也拉的下脸，写了个深刻检讨在千人大会上念，然后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职务，从此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退休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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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粟裕扣的帽子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粟裕虽然军衔低于刘伯承，但那只是资历的体现，论能力，粟裕已经有过淋漓尽致的展示了，况且现在重要的总长位置上。彭德怀给予了粟裕极高的重视，十大元帅他拉来了七个（朱德，刘伯承，徐向前没参加），加上黄克诚、谭政、萧华等一班大将上将，组成了“批粟梦之队”，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小会，中央书记处书记、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本来也够格元帅的邓小平主持了会议，会上陈毅、彭德怀、聂荣臻、邓小平、黄克诚发言最激烈，其他人是跟着陪绑的，说点浮皮潦草两不得罪的话而已。小会开完上大会，这是整人的基本程序，可情况却比批刘伯承困难的多，刘伯承那套军队正规化理论和战略战术在很多泥腿子将军眼里，确实有些教条，其次他自己毫不犹豫的做了深刻检讨，彭德怀也就放了他一马，不再深究。粟裕就不同了，毕竟年轻的多，修为远未达到刘老帅的地步，不肯承认错误，我一心为公，怎么就个人主义了？个人主义就个人主义呗，和资产阶级扯的上吗？而原来三野那帮老部下也有抵触情绪，本来嘛，粟总是三野的一面旗帜啊。傅奎清中将后来回忆说，华东局的同志都知道，粟裕二让司令，什么个人主义、野心家？根本不符合事实。其实，粟裕何止是让司令啊，55年授衔，人家还主动表示不要元帅呢。
　　于是三野众将心照不宣的保持静默，而四野出身的大将肖劲光和二野出身的大将陈赓甚至替粟裕鸣不平，这批判会还怎么开下去呢？这时候，原三野司令现在的外交部长陈毅站了出来，先是在下面分别找三野的将领们单独谈话，施加压力劝说他们批粟，又亲自在千人大会上做了定调讲话，大批个人主义。前有老领导陈毅引领，后有彭德怀、聂荣臻督战，三野众将开始向粟裕羞羞答答的开火，火力着实不够猛烈。比如张爱萍上将吧，他只说粟裕同志过去在华东胜仗打的多，是有些骄傲的。然后还不忘找补一句：总参千头万绪，总长不好当。事实上，除了极个别的，大部分都如张上将这样弹弹脑蹦拉倒。而且还有几个不知死的硬汉到了也不肯批粟。
　　比如上将叶飞，任凭你们说下大天来，我是就给你来个死活不开口，神仙难下手。还有一个中将陶勇，放牛娃出身，动员到他这儿了，答应的挺痛快，不就是大会发言批粟裕吗，好说好说，我家境贫寒，八代祖宗不识字。这扫盲班的水平哪写的出揭发材料啊，就麻烦首长秘书给我写一个，我来念就是。秘书还真就写了，陶勇还真就拿着稿子上了台，郑重其事的申明：“我文化低，识字不多，这篇稿子是xxx首长的秘书xxx写的。但这里笔划多的字实在太多了，怕念不好，错的地方，请x秘书补充……”。然后，陶勇的发言就被取消了。
　　最拉风的得算是中将王必成，他不拿讲稿，即兴开讲：我，王必成，奉命揭发大阴谋家粟裕。粟裕的大阴谋，有两点我体会深刻，那就是‘大’和‘谋’。济南战役未结束，粟裕就向中央建议打淮海大战，中央采纳了粟裕的意见，我们取得了决战淮海的胜利，提前两年解放全国。这个谋有多大，我是小人物，不敢评论，也没资格评论，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最清楚……粟裕阴的一面，我没有体会，请知情者揭发出来，让我们受教育！一个中将，公然和几个元帅叫板，勇气可嘉啊。与会的贺龙早年行走江湖，佩服的就是这种肝胆相照的仗义，于是给了王必成十个字评语：可信、可交，可深信、可深交！（注102）
　　区区几个硬汉自然是成不了什么气候，在肆虐的权力面前，个人总是渺小甚至是卑微的，大部分将军们情愿不情愿的站到了粟总长的对立面。批虽然“个人主义”远不如批“教条主义”成功，但结果是一样的，粟裕最后非常不情愿的做了检讨，然后离开了位高权重的总长位置，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闲职。也从此淡出了《风云百年》，这还真算不得什么坏事，因为接下来的文革，凡是被提及的人物，几乎都难有善终，粟裕能逍遥度过那匪夷所思的年代，最后混个寿终正寝，还真得感谢彭德怀呢。

宝宝寒

　　第七十六章
　　中共执政后，最喜欢的就是开会，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遇到事就召集一帮大领导开个碰头会，出个决议什么的，安排下面照着执行就是，优点就是快。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为“大跃进”鼓与呼，提出了1070万吨钢的指标，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狂潮，接着，1958年11月上旬，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下旬，武昌会议；1958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这么些个会议，中心议题只有一个：如何在不承认方向错误的前提下纠正方向错误。其实就是皇帝发现新衣有问题后，希望在新衣里面穿个背心裤衩、秋衣秋裤什么的，当然是穿的越多越好，但必须不能影响人们对新衣的判断。
　　比如说闹粮荒的问题吧，绝对不能说是粮食不足造成的，我们放了那么多卫星，怎么可能粮食不足呢？所以啊，一定要认定这是农民瞒产私分造成的，为什么会瞒产私分呢？是因为农民的觉悟还没达到共产主义的水平，既然如此，咱就别急于进入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多待一段时间嘛。公社也就别搞那么邪乎了，反正粮食都被老百姓自己分到自己家了，公共食堂解散了吧，生活资料还得归村民自己所有，再允许农民们自己搞个副业啥的。但“大跃进”还要坚持，只是我们稍微收一下，放慢一下增产的速度，比如钢产量吧，58年的任务是1070万吨，产量增的太猛，完成起来比较吃劲，1959年咱不能再不顾实际情况的增产了，就定个1100万吨吧。这个错误虽然改的羞羞答答，但总归是准备为那件传说中美丽无比的新衣做点找补了，可喜可贺。
　　1959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刘少奇顶替毛泽东成为了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顶替朱德成了副主席，朱德顶替了刘少奇成了委员长，周恩来继续当总理。国家主席是共和国的名义领导，根据外交礼仪，迎来送往的外事活动都得参加，毛泽东早烦了，哪有闲功夫扯这闲篇啊，候选人我不当啊，我只干有名有实的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就可以了。中国的人大就是这么其乐融融，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为了当个总统整的急赤白咧，大家你谦我让、你情我愿，最终没有落选的，只是换了换岗，就完成了给人民的交代。
　　转头就到了7月，大热天的得找个地方避暑啊，去年去的北戴河，今年就去庐山吧，庐山这地方虽地处亚热带，但山高谷深，具有鲜明的山地气候特征，夏季凉爽，每年7月到9月平均温度16.9oC，夏季极端最高温度也才32oC。是世界著名的避暑胜地。把老哥们们都调到庐山来玩儿一玩儿，放下工作、放松心情、带上老婆，过一段神仙般的日子。按照惯例安排个会，疗养为主，开会为辅，谁敢说我们公款旅游，整不死你。
　　庐山离井冈山只有四百多公里，可毛泽东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被安排住进了一栋优雅别致的别墅，名字叫“美庐”，一语双关，即是“美丽的房子”又是“美龄的房子”，不错，这栋美丽别墅原来的主人就是宋美龄，蒋介石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夏都官邸，时不时的就会来这里享受一下生活，门口“美庐”俩字还是蒋介石亲笔题的。想当年，蒋介石就是在这里，气定神闲的指挥剿匪。岁月匆匆，二十五年过去，那个被自己逼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狼狈逃出江西的造反青年，如今就站在这里，而自己却只能跑到遥远的台湾岛上继续指挥剿匪。
　　庐山会议的学名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扩大就把好多省部级官员也给扩了进来。别看为人民服务好些年了，但很多人和毛泽东一样，也还是第一次上庐山，自然而然要游游山玩玩水，老朋友老同事相互串个门拉拉家常，晚上也不闲着，今天组织个舞会明天安排个演出啥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大都带上了家眷，林彪更是将一对儿女林立衡和林立果带上了庐山，尽享公仆之乐。这种做法后来被延续下来成为传统，并且推而广之，好多普通公务员也可享受公款疗养旅游的待遇了，所以他们成为了社会主义体制的坚定维护者。会是从7月2日开始的，开的和风细雨、轻松愉快，毛泽东管这叫“神仙会”不无道理，议题还是之前那几次会的继续，就是进一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因为摔了一跤伤了腿，游山玩水的不方便，干脆就没上庐山。大家就这么悠悠然乐逍遥的过了十几天，可惹恼了一人，神马玩意儿啊，老百姓都吃不上饭了，你们一群道貌岸然的家伙还在这里你好我好的歌舞升平。

宝宝寒

　　发怒之人正是中共悍将，现如今军队二号人物彭德怀。咱们前面说了，彭德怀一直以来都是军事干部，别的工作没做过也不擅长，虽然挂着副总理衔，但做的还是军队的事。但作为副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种决策会议彭德怀基本都有份参加，北戴河会议鼓动“大跃进”，决议大炼钢铁，他也欢心鼓舞，举手同意。至于说地方上出的问题，他根本是不甚了了，工业农业的问题，彭德怀也是在那些纠左会议上才知道的。58年底开完了武昌会议，彭德怀回了趟湖南，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全程陪同。彭德怀和毛泽东都是湖南湘潭县人，是地地道道的老乡，彭德怀是乌石的，毛泽东是韶山的，现在都改成公社了，彭德怀这俩地方都转了转，因为在武昌会议上听说了基层农村的一些问题，所以看的比较仔细，而周小舟显然没想隐瞒，甚至就是想让彭德怀看到真相，所以彭德怀就发现这些问题，比武昌会议上说的要严重。接着彭德怀去了平江县，三十年前自己就是在这里发动起义，然后率部上的井冈山，这次回来可算衣锦还乡，可彭德怀根本无心去回味自己的峥嵘岁月，因为他收到了一张小纸条，是夹道欢迎的人群中，一个伤残老红军偷偷塞在他手里的：谷撒低，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鼓咙胡是湖南土话，意思就是鼓与呼。
　　这些老百姓跟着我们闹革命几十年，最后竟然问我“来年日子怎么过？”，由此彭德怀陷入深深的自责。之后西藏发生叛乱，彭德怀组织西藏平乱，加上湖南几个县的调查情况也不能代表全国，所以彭德怀这个经济门外汉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接着就以国防部长身份，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往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为期50天的寻访。但他心里始终记挂着这事啊，一回国，就找到黄克诚了解情况。
　　黄克诚是中共派系中最左右逢源的人物之一，他参加湘南起义后，跟着朱德上了井冈山；红军时期，在彭德怀任军团长的红三军团任职；红军改编后，他被安排到林彪任师长的115师工作；1941年，又被调到陈毅任军长的新四军；抗战结束后率部出关，再次归到林彪领导，在四个元帅帐下，他都功勋卓著。这次，把粟裕整下台后，同为大将的黄克诚就接任了总长职务。彭德怀找他了解情况，他就把知道的事情告诉了彭，现在各地饥荒严重，特别是甘肃，有的地方已经断粮，老百姓开始出来逃荒了。彭德怀一听就炸了，上庐山，好好把这事说道说道，我们共产党领导人民打下江山，却做到让百姓逃荒的地步，怎么对得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怎么对得起翘首以盼的百姓。
　　这次上庐山，彭德怀是憋着气来的，就等着看中央怎么解决基本民生问题。可来了才发现，这也不像要解决问题的样子啊。彭德怀在打朝鲜战争的时候，就看不惯后方这帮老爷们的做派，这次发现依然故我，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你们休闲娱乐可以，但正事总得干啊，如果不紧急刹车，还这么慢条斯理，明年老百姓怎么过的问题就大了。作为一个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彭德怀不能违背自己为民众谋福利的誓言，不能允许自己热爱的党，倾注一生心血的党一错再错、祸国殃民，作为一个现任的国家领导人，他不能辜负以那位残疾老红军为代表的百姓的期望，作为毛泽东的老乡和忠实部下，他没有理由看着他继续穿着那件根本不存在的新衣招摇过市。于是，彭德怀决定直言上书，经济我是不怎么懂，但老百姓饭吃不饱，我还是明白的。经济不归我管，但眼瞅着满街耗子肆虐，猫们养尊处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为国为民，就做一回拿耗子的狗又能如何？
　　彭德怀虽然暴脾气，但终归已经是六旬老人，自己要直接和毛主席唱反调，那还是要讲究些策略的。所以他没有在讨论会上重炮发言，而是奋笔疾书，写了一个后来被称作“万言书”的东西，于1959年7月14日，私下交给了毛泽东。这个“万言书”写的小心翼翼，和我们之前所描述的那位风风火火的彭大将军简直有些格格不入，在信的开篇，他先说“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之后，又不厌其烦的列举了大跃进的伟大功绩，说“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在做了这么些个铺垫后，彭总才切入正题说问题，说问题的过程中还一个劲的给安排下台阶，说“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大炼钢铁“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成绩确是伟大的”等等。

宝宝寒

　　如果彭德怀只是就前几次会议上已经认识到的基本建设过急过多，大炼钢铁瞎胡闹，农业生产出现混乱等问题就事说事，又写的如此谦恭谨慎，想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和之前的会议风气是吻合的，和之前的纠左路线也是吻合的。可彭德怀要想和他们吻合，就根本不用写这封长信，他既然写了，就要和他们不一样。所以，他在后面写道：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老头滔滔不绝，情深意切，句句在理，字字千钧，很难想象出自一个几十年统兵浴血的大将之手。只不过习惯性的给毛主席扣了一顶“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帽子似有不妥，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和资产阶级挨的着吗？
　　彭德怀虽然对于中共政权的建立居功至伟，但那都是不避艰险东挡西杀来的军功，脾气糙，肚量也不大，最关键的是他从来都算不得政治家。他6月底得到庐山会议通知后，曾经想让总长黄克诚替他出席，信也是庐山会议开了十几天后写的，所以说彭德怀对现行政策不满虽然由来已久，但写这封意见书，却非处心积虑。再说了，这么一封信，搁现在真算不得什么，网上升斗小民骂起来，比这痛快多了，而且只是私下和毛泽东的交流，也没去外边大声嚷嚷，你知我知的事。作为主席的老乡又是老战友，于公于私这么做都是没问题的，如果毛主席把教导别人的话用在自己身上，那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即使不想改也不想勉，反正吃也吃了、玩儿也玩儿了，原定的会议结束时间也到了，把会散了也就是了。可毛泽东想的似乎比咱们多了些，他先是通知一些在北京的领导同志立即上山，会议延期。林彪、黄克诚、彭真等得到通知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急忙启程，奔向了了这座风景依旧秀丽，但已经暗藏杀机的名山。而邓小平、陈云两个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依旧抱病没来。
　　林彪他们在路上奔波之时，7月16日，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加了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在会上印发，让与会者讨论，并在政治局范围内要求大家“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注103）。自中共建政之后，并没有按照自己之前宣称的政治主张行事，而是逐渐削弱了民主党派，使得党派监督几近于无，再经“反右”的疾风暴雨，不论是大小儒还是大小官，或真心赞同或明哲保身，总之毛泽东已经很难听到直截了当的批评。彭德怀这封措辞极其婉转的信，算是毛泽东近年来听到的最刺耳的声音了。所以他把意见书拿出来请大家看，一方面说明他很不习惯这样的批评，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很自信，他相信大家会站在自己一边，把彭德怀的错误言论打压下去。可问题是毛泽东并没有明确给这封信定性，只是让大家讨论，这同志们就摸不着头脑了，风向不定，墙头草也不敢自作主张啊。国家主席刘少奇，选择了最为稳妥的表达方式，他提出“成绩讲够，缺点讲透”，这八个字，充分体现了在权力中心浸淫多年的刘少奇十足的政治家风范，貌似千真万确，却又什么都没说，不管之后风往哪吹，都可顺势转向，同志们大都政治家好多年了，马上顺着刘主席的思路不疼不痒的打哈哈。

宝宝寒

　　彭德怀没有同盟军也没有论战的对手，政治家簇拥之中的他显的那么另类。终于，7月17日，黄克诚上山了。黄克诚也是彭德怀的湖南老乡，彭德怀的一些认识还是出访回国后，听了黄克诚的介绍才形成的，在这方面和黄克诚十分聊的来。所以黄克诚一上山彭德怀就来了，把那封意见书给黄克诚看。黄克诚看了后说，老总啊，你的意见提的是没错，我支持，但干嘛这么措辞啊，太刺激了。彭德怀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就没人敢提尖锐的意见，我就是要引起他们的重视。黄克诚说，有事你去和主席面谈呗，老哥们了，你写的哪门子信啊（注104）。其实彭德怀之前是想和毛面谈的，去了趟美庐，结果毛休息了，老头等不及，就写了这封信。
　　送走了彭德怀，周小舟、李锐和周惠又来到了黄克诚的住处，周小舟咱们前面提到过，就是那个陪同彭德怀视察的湖南省委书记，他也是湖南湘潭人，陕北时期曾是毛泽东的联络秘书。李锐时任水电部副部长，湖南平江人。周惠虽然是江苏人，但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黄克诚不仅是湖南人，而且在中共建政初期，身兼湖南省委书记，是周小舟的前任。所以几个人来拜会一下老乡兼老领导，也在情理之中。只不过，这也许不是单纯的礼节性拜访，几个人之前应该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所以到了老领导这里，直接就表明了态度，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而且感觉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注105）。这分明是请身兼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黄总长出头，彭总已经站出来了，你黄总再站出来，反响就大了。黄克诚有些犹豫，告诉几个人稍安勿躁后，就去找了李先念和谭震林。想当年，黄克诚是新四军3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是5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是6师师长兼政委，现如今李谭二人都已经是副总理了，黄克诚初上庐山，发表意见前想找老战友了解一下庐山的局势。
　　李先念态度明确的表示，现在的做法确实有些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可在谭震林那却吃了憋，谭震林是现行政策的拥护者，对黄克诚说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看我啊，你的思想受他影响了。黄克诚说这些想法我本来就有，我们俩不过是意见一致，谈不上受谁的影响。两个人军人脾气直来直去，根本也不屑于官场上那种面和心不合，既然话不投机，那就谁也别给谁留面子，谭震林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啊，这么来劲，我们请你上山是搬救兵的，是让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说少来，我不是你们的救兵，我是反兵。这么吵下去的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注106）。本来尚且有些犹豫的黄克诚，被谭震林这么一激，反而坚定了信念，他要站出来，与彭德怀并肩战斗。
　　7月19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开炮了：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基本建设原材料、市场副食品也紧张；党与群众关系受到影响；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人民公社嘛，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来说，不搞更主动；现在一些地方作风上有问题，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小组里也有一些支持彭德怀的声音，但都远不如黄克诚来的激烈和不留情面，大将罗瑞卿和谭震林站了出来，激烈的反对，几个人互不相让的吵了一通。
　　这时候，周小舟出场了。这个人物不简单，在高官荟萃的庐山上，他不过是一个后生晚辈。因为曾是毛泽东的秘书，所以比其他同级别干部更有机会接触到大领导。11日夜，毛泽东曾经召见了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周小舟因为和主席较熟，所以口无遮拦，告诉毛泽东“大跃进”时下面干部在说假话，并且毫不客气的指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看到主席谈笑风生并未生气，他又再接再厉，怂恿已经在视察湖南时被自己争取的彭德怀出头，之后成功游说黄克诚，终使这两个重量级人物站出来为民请命。可彭德怀、黄克诚说到底只是军方代表，调查研究不够，很多东西是道听途说，笼而统之高屋建瓴可以，总体来说还是形式大于内容，让他们拿具体数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就勉为其难。周小舟就不同了，他是具体工作的负责人，上来就用湖南省的实际情况，支持了彭德怀和黄克诚的论断，给予了二人观点以强有力的支撑，并且说，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从具体问题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都是有的，要分别讲（注107）。
　　彭德怀在提出意见的同时，还反复说成绩是主要的伟大的，可周小舟竟然说出了“失多于得”这样大逆不道的话，会场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随着支持彭德怀等人的声音逐渐增多，责难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7月20日，杨尚昆把头一天各小组的讨论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彭德怀打仗一辈子，大多数时间都是自己兼任政委，这恐怕和他不好相处的性格有关，而这个杨尚昆则是彭德怀军事生涯中唯一的政委，他在红三军团时期，跟彭德怀搭了一段时间伙计。红军时期的军团长军团政委活到建国，一个个都官高爵显，而杨尚昆此时却仅仅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听完汇报，毛泽东保持了不错的风度，大度的表示：1.有错不能一推了之，人人有错，首先是我；2.缺点确实没完全改正；3.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谈大的气就是要泄；4.要和那些激进的“左派”谈一谈。然而毛泽东的风度仅仅维持了一天， 7月21日风云突变。
　　庐山上的人都是人精，官场混迹多年，当然明白“神仙会”是开不下去了，但大多数人还在隐忍，他们可能是没有观点，也可能有观点但没立场，总之，即使当不成中间派，他们也不想过早的站队，他们乐的先观摩一下反对和支持“大跃进”的两派的争斗，并不急于进入战团。然而在两派相持不下之时，一个足够破坏这种平衡的人物站到了彭德怀他们一边，他就是淡出人们视线很久的前中共总书记张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