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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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缵绪大走“群众路线”，为了提高支持率，不惜四处撒网，重点培养。他每天有事没事，必到文庙后街的励进会办公室报到，跟留川将领们逐个“谈生意”，承诺只要自己能在军界跨上一小步，一定会拉兄弟们走一大步。
　　王陵基当然知道王缵绪都在干些什么，但他不屑为之，而且认为王缵绪不过是在枉费心机，白花力气：我看你也就那张比大地还深沉厚重的脸皮值点钱了，以为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就能胜过我，做梦的吧？
　　可是事件的进展表明，做梦的还是王陵基自己。
　　王陵基以为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压倒王缵绪是理所当然之事，却不知道这个世界一向都很现实。
　　除了封官许愿外，王缵绪还到处给王陵基抹黑，说他性情粗暴，刚愎自用，惯于排除异己。
　　公众人物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塑造出来的。经过王缵绪的东涂西抹，王陵基成了这样一个人：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
　　这是林语堂评价鲁迅的一段原话。用到鲁迅身上，是对一代文坛巨匠的恶意攻击，给了王陵基，也同样可以把他打扮成头上长角的怪物一个。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众人都去捧王缵绪了，没人理会王陵基，让“王老师”无形中陷入了“有微博，没粉丝”的尴尬处境。
　　在王缵绪还没有想到复兴社和康泽这条捷径之前，蒋介石对让谁当集团军总司令，其实都无所谓，反正都不是他的人，就看四川军界的民意如何：名额只一个，你们拥护谁，我就选谁。
　　悄没声息之中，王缵绪一点一点地拿走了本该属于王陵基的那份奶酪，成功地当上了集团军总司令。
　　王缵绪兴致勃勃地着手组建第二十九集团军，把留川部队中的大部分打包放在了一起。
　　竞争前的承诺还是要兑现的，关键是如何摆平。在这方面，王缵绪着实动了番心思，他把属于刘湘嫡系的许绍宗提升为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67军军长，把原属刘存厚的廖震提升为第44军军长，第二十九集团军就由这两个军组成。以下也全部按照原有职务升级任用，真个是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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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集团军于1938年3月开始正式组建，一个月后，王缵绪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代理省主席一职，当然不肯抛下这顶乌纱帽出川，于是便由副总司令许绍宗代理总司令。
　　第二十九集团军乘轮东下后，在鄂东担任守备。
　　1938年7月，第6师团杀入鄂东，与之交战的桂军和川军均为集团军建制，但即便如此，仍挡不住日军的凌厉攻势，以致太湖、宿松、黄梅、广济等四县都先后陷于敌手。
　　与此同时，第6师团因伤亡过大，也暂时失去进攻能力，只得一边在黄梅、广济休整，一边等待后方新兵补充。
　　黄梅、广济之后，即是长江上第二大要塞田家镇要塞，也可以说两县是田家镇的屏障，其作用犹如大、小关之于安庆。
　　鄂东属第五战区，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因患牙疾，由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代替指挥。白崇禧决定乘第6师团处于休整之际，大举反攻黄梅、广济，用以保障田家镇，这就是黄广战役。
　　反攻行动由川军和桂军共同承担，川军攻黄梅，桂军攻广济。
　　第6师团失去进攻能力，并不说明连防守能力也一并失去了。在黄梅外围，它设置了多层铁丝网和障碍物，火力配备甚为严密，还配有野炮支援，白天根本就接近不了。
　　川军遂改昼战为夜战，以“摸夜螺丝”的方式，发动奇袭，曾占领四座地堡，但天一亮，日军骑兵一冲，就顶不住撤了下来。
　　为了能攻下黄梅，许绍宗把集团军直属炮兵营都拉上来进行支援。这个炮兵营共有重迫击炮四门，算是川军最好的重型武器了，可实际上对攻坚的作用并不大，因为每门迫击炮仅配十发炮弹，根本就舍不得用，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打了五天，川军依旧没有攻下黄梅，桂军也未能拿下广济，中日双方在鄂东形成了对峙局面。
　　就这种以收复失地为目标的战役而言，对峙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失利，白崇禧发起的黄广战役未能收到实际效果，第6师团则乘机进行新兵补充，又部分恢复了进攻能力，随之而来，便是田家镇的沦陷。
　　田家镇失守后，日军海军陆战队得以越过这一要塞，在第五战区背后登陆，于是整个战区部队都面临着后路被切断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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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李宗仁已返回前线，急忙调许绍宗第二十九集团军前去阻击。
　　第二十九集团军奉命出发，其前卫部队893团于黄昏时分赶到登陆地点黄柏附近，恰与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大队狭路相逢。
　　黄柏有一座九狼山。大家都知道制高点的重要性，二话不说便展开了对山头的争夺，其实就是看谁第一个到达山顶。
　　四川尤其是川北多山，川军爬起山来个个飞快，一会儿便登了顶，而日军好不容易才爬到山腰，就再也爬不动了。
　　拂晓以后，大家都看清楚了状况。日军还在流着哈喇子仰头往山顶望，山上已经落下了弹雨——手榴弹雨。
　　川军守滕县时用的手榴弹为第五战区所发，一般情况下川军使用的都是川造麻尾手榴弹。
　　这种手榴弹系刘湘的重庆兵工厂出品，因其形状好似四川的大头菜，因此川军也就把它称为“大头菜”。“大头菜”并不像它的名字听起来那么好吃，尤其扔出去不会马上爆炸是其一大缺陷，地面作战时，日军常常还会捡起反掷回来。
　　到了山上，“大头菜”才有了销路。日军没法反掷，只能照单全收，不是肚子被胀破，就是双腿一软，跪倒在地。
　　“胀破”的是指挥登陆的大队长及一众日兵，在九狼山横躺竖卧，“跪倒”的是曹长荒木重知注等人，余部匆匆忙忙跑下山，在舰炮的掩护下，躲军舰上歇着去了，川军共缴获武器及各式军用品五百余件。
　　日军曹长荒木重知注在入伍前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学过汉语，能说两句夹生的中国话，这在关键时候救了他的命。当川军冲杀到眼前时，他双膝跪地，一挺歪把子机枪举过头顶，连声哀求：“大大的顶好，大大的顶好！”
　　战场上，这家伙孬的不行，说软话救小命，一下火线却又嚣张起来，竟然还以歪把子机枪的主人自居，别人一碰，就乱扑乱叫：“我的，我的，不准，不准！”
　　接着又嚷：“米西，米西。”
　　知道他饿了，要吃饭，众人就把正在吃的锣锅饭给他。谁料这哥们嘴还特别刁，一个劲抱怨：“不卫生，不卫生，面包的好！”
　　中国军人，有锣锅饭吃就不错了，还有面包，谁见过那洋玩意？
　　后来荒木重知注被送往重庆，仍不忘告川军一状，说川军“虐待俘虏”，不给他面包吃。那时刚刚才能抓到成批日军俘虏，对俘虏政策要求很严，严禁虐待，报上去后，军委会也没问清楚，就给第二十九集团军记了一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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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狼山之战是第二十九集团军出川以来打得最好，也最痛快的一仗，一个团打垮日军一个大队，即便战斗力较强的“中央军”都难以做到。此后军长廖震又亲率一旅，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光活捉的日本兵就有十几个，缴获战利品甚多。
　　这支原本处于二线的川军集团，终于出状态了。
　　继第二十九集团军之后，又一支集团军规模的川军出现在武汉会战的战场，领衔者赫然就是在竞争中失利的王陵基。
　　职场从来是如此无情，落选之后，墙倒众人堆，曾以励进会太上老师爷自居的王陵基已成孤家寡人，被川人再次奉送雅号：樟茶鸭子。
　　樟茶鸭子是一道著名的川菜，经过烹制端出来的鸭子肉质酥软，只有嘴壳还是硬的，以此比喻王陵基光说大话，实际“色厉而内荏”，到了见真仗的时候谁都搞不过，连王缵绪都能压他一头。
　　蒋介石忽然来电召王陵基去武汉面谈。
　　“樟茶鸭子”起初根本不敢去，追根溯源，他正是四川抵制运动的发起人，张群和顾祝同无法入川，可以说他是主要的罪魁祸首，现在老蒋不是要趁他落魄，来个秋后算帐吧？
　　忐忑不安之下，王陵基托人去找张群探听内幕。张群颇有政治家风度，未计较过往恩怨，透露他这一去，不仅绝无危险，蒋介石还将“有所借重”。
　　有了底之后，王陵基才飞赴武汉，战战兢兢地去谒见蒋介石。
　　以为就算要“借重”，谈话中免不了还是要牵扯到一点抵制运动，王陵基心里已准备好了能敷衍过去的理由，也准备老老实实交待情况，反正既到如此地步，就是被骂被打，都是活该了。
　　不料见面之后，蒋介石对此没有提及只言片语，反而温慰有加，再三说他对刘湘的部属会加以爱护，就像刘湘生前一样。
　　蒋介石甚至没有避讳和刘湘那种既有互助扶持，也有纠葛斗争的复杂历史关系，同时强调说，“中央”有时过于迁就地方，这对国家，对抗战都是不利的。
　　言下之意，希望王陵基不要像刘湘那样桀骜不驯，都到抗战阶段了，还整天想着内部斗来斗去。
　　最后，蒋介石寄语王陵基，要他想办法再组织一个集团军，一心一意出川抗战。
　　恍如眼前电闪雷鸣，王陵基完全惊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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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张群那里得知会“有所借重”后，他也曾翻来覆去地捉摸，推测蒋介石究竟会“借重”到一个什么程度。最高的奢望也不过是凑一个军，让他当军长，他从来没想到蒋介石竟然会像对待王缵绪一样，提升他为集团军总司令。
　　王陵基几乎都要哭了，当即誓以忠诚报答，并且还坦白说，以前因为刘湘是他的“主公”，所以只知有刘，不知其他，乃至于做出类似于抵制运动那样“桀犬吠尧”的事——桀的犬仅效忠于桀恶人一个，哪怕是干出朝着尧圣人怪叫那样的事。
　　谒见结束，王陵基立即回川组织军队，可是回川之后，他才发现这件事难度之大：驻川的正规川军大部分都进入了第二十九集团军，因为励进会的关系，麾下的保安团队也与自己若即若离，哪里还有多余人马可供编组。
　　大家都认为王陵基不可能再编出一个集团军，尤其是王缵绪，得知王陵基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直接被蒋介石任命为集团军总司令，那个羡慕嫉妒恨啊。
　　彼时王缵绪已获代理省主席一职，志得意满之余，表面上还得摆点姿态，因此一再声称要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欢送王陵基出川抗战。
　　王陵基听了，便说：“我老了，没有钱，没有兵，一个空的集团军司令能带多少人呢？”
　　王缵绪嘿嘿冷笑：知道自己不是这块材料，你还要去过那个官瘾？
　　一个人的荒野，常常就是另外一个人的主题公园。王陵基这么说，王缵绪反而起哄得更起劲了。
　　看来即便套上省主席的西装，王缵绪还是那个王缵绪，并没有变得更知性，他的目的，无非是要将老家伙推到阴沟里，好好地丢上一把丑而已。
　　王陵基哪能不识其中滋味，他当即拉下脸，让人责问王缵绪，认为王缵绪是嫌他，怕他留在四川捣乱，才急着要赶他走，带来的一句话是“王老幺（王缵绪）就这样要我走吗？叫他拿话来说！”
　　拿话来说，就是要钱要人的意思。王缵绪明知王陵基编不出军队，但又要看他笑话，就爽快地以省主席名义批了一笔出川军费——钱给了，至于人，对不起，我实在爱莫能助，只好您老自己想办法了。
　　王缵绪是绝不相信王陵基能搞出什么名堂的，私下里甚至扬言：“王老方如能编成一军，我就不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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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众人都小看了王陵基。王陵基虽然因自高自大吃过无数的亏，却并不表明他没智商，更不是一个政治白痴，在眼前似乎已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他突然小宇宙爆发，把军事指挥上的能量全都移植到了政治场上。
　　即便在王陵基带头一呼，率领励进会闹事的时候，能够真正掌控励进会的也不是他，或者说不是任何一个军人——刘湘在布局时几乎每一着棋都经过深思熟虑，他绝不会容许军权在手的人跟他争夺励进会。
　　刘湘在的时候，励进会唯其一人左右，他不在了，起实质性影响的还是刘湘的影子，也即刘湘的那些心腹谋臣，具体来说就是“甫系三老”再加一个傅常。
　　傅常在四川军人眼里，已成“叛徒”，就像垃圾被放进了垃圾桶，没人再搭理他了。剩下的便是“甫系三老”，潘文华能当励进会会长，可以说皆赖钟体乾护佑之功。
　　因潘文华被蒋介石调去阆中修大巴山工事，已入幕于潘文华的钟体乾和乔毅夫也不得不随同伴驾，离开成都，这样，睡诸葛张斯可就在励进会拥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发言权。
　　王陵基单刀直入，决定去找张斯可。
　　在与钟体乾、乔毅夫分道扬镳后，张斯可也契需通过实际行动，以借重于蒋系阵营，因此两人谈得很是投机。
　　之后，张斯可便在励进会内多方斡旋劝说，终于说动众人，率先将四川保安团还原为正规军。
　　保安团还嫌不够，张斯可又通过密商，把原属绥靖公署指挥的独立旅调了出来，一共是四个独立旅和八个保安团，终于凑足了一个集团军的编制。
　　第三十集团军能够成功编组，张斯可居功至伟，王陵基对此感激不尽，专门任命张斯可为军长，但张斯可只是政治场上的诸葛，既没有带过兵，也没有打过仗，因此并没有随王陵基出川，由副军长代理其进行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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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靠张斯可一张嘴编织起来的，第三十集团军的人心并不是很齐，约束力也不强。王陵基任命的四个师长，只有两人随其出征，另外两人都以患病为由请假留川，此外绥靖公署所属的两个独立旅又远在西昌，集中缓慢，所以王陵基很晚才得以率部到达前线。
　　此时正是前线急需兵力的时候，陈诚来一个是一个，赶紧把王陵基派上阵。
　　一打，出洋相了。
　　第三十集团军的兵力主要来自于保安团，其中大部分是川军缩编时退下来的官兵，既被缩编，当然应归入“老弱”之列，在未重新进行整训的前提下，骤然之间根本无法胜任这种大规模、高强度的战役。
　　各部纷纷败下阵来，仅在万家岭西南的麒麟峰阵地坚守了一段时间。麒麟峰山势险峻，不过山上仅能部署一个营，王陵基便将主力集结于此，采取轮换制，每天一个营，逐营替换，因伤亡过大，最后还是坚持不住退了下来。
　　刚出川就打了败仗，王陵基身上很是受不住，毕竟他和杨森一样，从前打仗都胜多败少。
　　王陵基一通大吵大骂，可又不知道该朝谁发泄才好，幕僚劝慰他说，算了，吵驾也没用，赶紧把现有防线固守住，先确保再不后退，然后寻机积极反攻才是正经。
　　王陵基觉得有理，遂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整理和训练，准备扳回局面。
　　整训需要时间，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随后的问题不是出在“小泥鳅”们身上，说来说去，还是“大块头”惹的祸。
　　第三支川军集团来了。
　　从徐州撤出后，孙震第二十三集团军人马不整，但前方作战又急需兵力。李宗仁便让孙震将尚能作战的部队，编成第124、125两师，前去参加大别山以北的信罗战役（信阳至罗山）。
　　第125师到达罗山县城西十里时，因不知城内虚实，师长王学姜命令部队就地扎营，他带上一名团长，两人打马先去察看地形。
　　中午走的，到傍晚还不见人回来，只是听到城门方向枪声密集。经过侦察，发现是日军正在进行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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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不得找师长，部队首先往前建立阵地，以阻击日军西进。前进过程中，电话兵沿途看到电话线便试线、呼叫，呼来呼去，猛不丁跳出一个声音，说话的人竟然就是“失踪”了的师长王学姜。
　　原来白天王学姜看完地形待要回身时，日军已经迂回上来，王师长避闪不及，只得退入罗山县城，进去之后才知道是座空城，于是拿起电话就打，凑巧便跟部队联系上了。
　　午夜过后，趁日军注意力转移，王学姜骑马出城，绕道回到了师部。
　　沿这一方向进攻的日军虽曾占领罗山，但一时无力分兵驻守，这才造成了一座空城，也让王学姜多了一段大难不死、绝处逢生的佳话。
　　因孙震有事回川，两师系由军长陈鼎勋指挥。陈鼎勋在得到王学姜的报告后，当晚便调整部署，将第124师推进至罗山附近的任岗，与第125师进行衔接。
　　日军增加兵力后，即从认为他们认为有空隙的地方发起进攻，但这个空隙正好被第124师补上，也因此第124师这一侧的战斗最为激烈。
　　由于一开始双方兵力都不是很足，尝试小部队进袭成为双方最为青睐的招数。第124师派小部队袭击日军营地，日军第二天便“投桃报李”，派先遣队迂回到川军右后背，攻下了小罗山高地。
　　小罗山高地下面就是第124师师部，在日军机枪的封锁下，师长曾苏元被关在屋子里出不去。情急之下，他打烂墙壁，才得以脱离危险。
　　脱险之后，曾苏元便请求“中央军”的战车防御营予以支援，用十二门战车防御炮对日军盘踞的山顶大庙进行轰击。
　　战车防御炮（简称战防炮）曾在台儿庄战役中建立殊勋，它专用于打坦克，打大庙当然更无问题。在炮火攻击下，日军被迫从大庙逃出，川军预备队乘势用轻重机枪猛烈扫射，从而一举收复了小罗山。
　　曾苏元其实打得很好，可是被迂回偷袭这件事，让他开始心有余悸：日军这一次派先遣队迂回，下一次会不会改用主力？万一真是如此，突前于任岗的那些部队可不就要被“包饺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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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苏元于是决定放弃任岗和罗山城，对军长陈鼎勋一讲，陈鼎勋当然不同意，随即派员督战，不许弃城后退。
　　川军里面的人事关系非常复杂，曾苏元原归孙震部下，如果是孙震在这里下命令，他不敢不听，就像滕县保卫战时，孙震给王铭章下达死命令，王铭章也没有任何价好还一样。
　　陈鼎勋却是跟着邓锡侯的，也就是说，曾苏元并非陈鼎勋的直属部队，他可以不听陈鼎勋的命令！
　　随着第124师擅自撤出罗山，第125师立显孤立，于是整个防线都被迫后移至小罗山，兵力分摊也更为单薄。
　　小罗山与信阳成同一水平线，日军很容易就可以穿隙而过，对信阳和武汉形成双重威胁。负责指挥信罗战役的胡宗南此前已将主力集结于信阳，在意识到日军可能从小罗山实现突破后，他即刻从信阳派出一旅主力，配属独炮团、战车防御营，在小罗山进行正面设防。
　　小罗山多湖，经过大规模的炮战，湖面到处漂浮死鱼，而在胡宗南的强力阻击下，日军的多次进攻均告失败。
　　武汉会战前，中国军队很少能抓到俘虏，即便偶尔抓到，也是一副打死都不开口的范。到武汉会战，抓俘虏就变得相对容易多了，这主要是因为迭次会战打死打伤了大量日军老兵，不得不以新兵进行补充，而新兵的武士道精神显然比不上老兵，思想也没那么顽固，特别是其中的学生，更是舍不得浪掷小命。
　　川军曾抓获几名日本兵，都是日本帝国大学的学生，参军不久就来到了中国。据其中一人招供，日军在信罗战役中的重点其实不是罗山，而是信阳，但在对信阳进行反复侦察后，他们发现信阳建有国防工事，而且胡宗南早就设重兵于此，既有坦克，又有大炮，并不易攻克，或纵使攻下，也需付出较大伤亡代价。
　　基于这些考虑，日方便把罗山作为了突破方向，川军退至小罗山，增加了其乘隙而入的机会。
　　不久之后，日军果然从川军一侧钻了过来，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胡宗南被迫撤出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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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罗战役的失败立刻使武汉外围危机四伏，基于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出现，蒋介石最终做出了放弃武汉的决定。
　　武汉大撤退，本来计划得很好，确定由徐源泉集团军掩护大军撤退，然后留守大别山，但徐源泉违抗军令，擅自后撤，从而使得撤退秩序一下子变得混乱不堪。
　　1938年10月17日，在冈村的严令下，仍在等待兵员补充的第6师团提前发动了进攻，结果轻而易举便得以快速西进，一个穿插就绕到了川桂两军身后。
　　许绍宗有烟瘾，当时还在床榻上吸鸦片，听到日军已绕到背后，并接近集团军总部，吓得把烟盒烟枪一扔，赶紧率总部及直属部队沿山间小道后撤，与各军的无线电联系也随之中断。
　　前线川军失去了与总部的联系，又得知后路被截，立刻陷入惊惶之中，各师秩序大乱，造成官不知兵，各不相顾，全都没头苍蝇一样地寻路突围，其中两个师长甚至丢下部队，只身逃回了四川。
　　危急之中，参加九狼山之战的893团所属步兵旅挺身而出，就地反击，才为撤退大军打开了一条救生的通道。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召集军事会议，对武汉会战进行检讨。会上，军法执行总监陈调元指责川军在会战中作战不力，影响了全局。
　　首先批评的是许绍宗，接着焦点就集中到了王陵基身上，说他不仅吃了败仗，后来拨两支“中央军”供其调遣，又不亲临前线指挥，以致贻误了战机。
　　因为没有经验，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总部与前线相距较远，情报不灵，“中央军”又不归他直属，所以他不是不去指挥，是没赶得上。
　　当然这些并不能成为免责的借口，王陵基由此惊惶不已，以为必受军法处分。
　　入暮之后，许多厕所和一些过道都贴出小标语：“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会场内外的气氛极为阴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