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宝宝寒

　　第七十九章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也许因为近现代的缘故，又或许特殊的身份地位的缘故，毛泽东的诗词传世量很大，其中虽不乏应景或嬉笑打油之作，但不得不承认，他是传世精品最多的古典诗词大家之一，又或者可以把“之一”去掉。毛的诗词霸气外露、豪情万丈，读他的诗词，决不能拿腔作调的朗诵，那样韵味全无，而要用评书贯口的方式“嘡、嘡、嘡”的崩出来才够劲。年轻时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被国军追杀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时他“雄关漫道如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跑了两万五千里刚能喘口气，他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全面胜利指日可待时，他“宜将剩勇追穷寇”，江山初定后他“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出品这首《咏梅》时，是1961年的12月，毛泽东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在继续，在十月份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奉苏联为核心，而与苏联决裂的中国被该阵营彻底边缘化，中国的外援基本被断绝，而国内的大饥荒仍在持续，毛泽东用一句“已是悬崖百丈冰”来形容世事艰难，没有了以往指点江山的王霸之气，缺少了惯有的大气磅礴，有的只是柳永式的气定神闲。他用腊梅的品格自勉，告诫自己也向世人宣告自己不气馁不服输，告诉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自己还站着没有被击倒。
　　只不过。依然站着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之前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他以自我批评的形式，公开承认了之前的经济问题和错误，从1960年10月到整个1961年，毛泽东的主要工作就是领导纠左，“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坚决扫除“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先出一个“农业十二条”再出一个“农业六十条”（《党史二卷》第十五章《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的全面调整》），条条虽然多，中心意思说白了其实就俩字——倒退，不论是政策还是做法，都往1958年甚至1957年以前退，大幅度的坚决的退。可制定政策容易，落实起来就麻烦了，你想啊，中共执政短短12年里，先是土改给农民分地，再以社会主义改造之名把土地收回，经济政策指东打西反复无常，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大跃进”、纠左、庐山会议停止纠左继续跃进、再纠左，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就没歇过，运动员们劳累还在其次，麻烦的是规则老是改来改去的，都闹不清怎么算犯规了，先是让大家“鸣放”，然后说这是引蛇出洞，弄的下面人都养成了一站二看三通过的习惯，风向把握不准前，通通不敢贸然行动，况且还有些基层干部心中充满了共产主义理想，对于以前的政策是真心支持的，导致这些条条推行起来着实有些难度。可是饥荒在蔓延，时不我待不能再等，于是，毛泽东来了个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亲力亲为，在他的率领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主抓经济的干部都下到基层，与工人、农民面对面的交流，听取意见的同时宣讲中央新的精神，连朱德都下去了。
　　刘少奇说：“食堂是勉强搞起来的，极不得人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蛮干了三年，一直不明白，这样的食堂早该垮台”，“现在人们对政策还不那么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所有制还不那么肯定。所有制不能侵犯，否则人们就不相信政策了。你可以拿我的，我也可以拿他的，都这样就拿乱了。必须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拿了要赔”。
　　陈云说，当前农民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农民最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吃饭还是吃粥”，要实事求是，要无所顾忌、左思右想，不要怕说右倾。
　　周恩来提出了包产到生产队，包活到组。
　　（以上领导人的发言均摘自《党史二卷》第十五章《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的全面调整》）
　　总而言之吧，就是告诉大家，咱们中央承认了之前的错误，现在要全力纠正，思想没转变的要转变，思想转变了但还瞻前顾后的，我们给你吃定心丸，你就放心吧，不会挨整的。

宝宝寒

　　一帮老头不辞辛苦，这通宣讲，时间没少费，也见到了些成绩，被大跃进搞乱了的生产秩序终于逐渐恢复。可是这种恢复却是缓慢的局部的，你想啊，毛泽东只是在高层做了浅尝辄止的自我批评，而这些位大员下到基层，也不过是羞羞答答的反思错误，加上那时候传媒远不如现在发达，几个顶级领导下基层的即兴讲话，哪那么容易广为传播啊，更别提广为接受了，《人民日报》没说话，谁能当真啊，就算你《人民日报》说了话，大家当不当真也两说。再说了，重建秩序和产出产品还是有个时间差的，何况粮食的生产周期本来就长，所以到了1961年底，虽然曙光在前，却不得不忍受黎明前的黑暗，中国的粮食问题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之前都人吃人了，之后局势再残酷，还能残酷到哪去，怎么现在倒成了最危险的时候呢？咱们前面讲过的，大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征购，征购的粮食有用于还账的，有用于援外充大头的，还有就是解决城市口粮问题的，所以之前再怎么困难，依靠着基层组织东拼西凑、挖地三尺、寅吃卯粮，城市的基本粮食供应还是保证了的，吃不饱但肯定饿不死，可进入到1961年后，已经做出了巨大牺牲的农民，再也没的可牺牲了。农村的饥荒在继续，从60年就开始紧张的城市粮食供应，终于发展到四处告急的地步，各地粮食库存都纷纷以天计了，连北京、天津、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都已经无法保证供应了。要知道，天下再也找不到中国农民这么好欺负的群体了，你连咋呼带吓唬的，还真就给压住了，没弄什么大事，再加上住的分散，有什么事也好掩盖，可城市如果没了粮食，那谁也不敢保证不出大的骚乱，之前历次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可大都不是普通农民啊。美国总统肯尼迪、苏联主席赫鲁晓夫以及他们各自的小弟们，早就对我们的“大跃进”冷嘲热讽了，连大穷国印度的尼赫鲁也敢对我们提出质疑，如果我们的城市再闹起来，把他们大牙笑掉了，那算谁的责任啊。
　　周恩来游走各处，以堂堂总理之身，行求爷爷告奶奶之实，可惜收效甚微。他在江西考察时，饭桌上，江西省的领导给总理敬酒，周恩来拿起酒杯就说，我喝一杯你们给我增调一亿斤粮食，我喝三杯你们给我三亿，总理这简直是在耍无赖了，却依然没用。软的不行，邓小平就来硬的，全年上调中央的粮食计划是60-70亿斤，这都11月份了，才完成20%，他能不急吗？1961年11月10日，在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邓小平大发雷霆之怒，严令他们落实今年的粮食征购计划。
　　可事实证明，任凭你们软硬兼施，底下人反正是软硬不吃。唯一的应急办法就是把几乎全部的外汇储备都拿出来进口粮食，可这能坚持几天，如果来年的夏收秋收还不能有好收成，谁敢保证“农民个个同仇，霹雳一声暴动”的事情不会发生。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给邓小平出主意，你这么吹胡子瞪眼也不是个事，不如咱把全国的地委书记都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你也别让我们往下压任务，就咱中央直接给大家做工作压任务。邓小平把这个建议跟毛主席一汇报，主席说干脆把县委书记以上的都叫来开个大会，没过两天，再次扩大范围，把重要厂矿的厂长书记都叫上了，经过两个月的筹备，这个后来被称之为“七千人大会”的中央会议在北京召开了。
　　自古以来，朝堂之上都是没有七品官的位置的，这次一声令下，数千县令浩浩荡荡进京师，实乃空前绝后的大事件。也没人告诉大家来汇报什么商讨什么，因为本来就是个临时动议的仓促应急之举，是直接压任务呢，还是先鼓劲再压任务，抑或让大家先反应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后再压任务，这些都没考虑好，只好先把人调来再说。大家普遍蒙头蒙脑，甚至有些惴惴不安，不知道批谁斗谁啊，毕竟吃不饱饭饿死了人，能说自己没责任吗？这总的来说还是相当兴奋的，毕竟到了首都，还能见到中央领导见到毛主席，对于绝大多数来自基层的代表来说，这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山西代表陈祥林，从一开始就做好了见风使舵的准备，准备两箱资料，想听成绩就汇报成绩，想听不足就说不足。在“反右”之后的中国政坛，这是一种政治生活常态，我们没有理由去怪风浪中见风使舵的艄公，要怪只能怪兴风作浪之人。此时此刻，敢于暗流涌动或惊涛骇浪中逆流而上者就成了英雄成了勇士。
　　照一般大会的流程，大会第一天总得先开一个大会，有个大会报告，给整个会议定个调，可时间太紧了，报告草稿转给毛泽东审阅时，离大会开幕就剩两天了，毛提议，这个报告咱也不经政治局讨论了，直接印发，大家一起讨论吧。所以等到11日开会的时候，大家人手一份报告草稿，分组讨论。这时的政治局常委共七个人，排序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不久之后，这七个人中就有三个被打倒，其中两个未得善终。
　　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有时叫中央局，有时叫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该群体成员被自己组织否定的概率之高匪夷所思，从1921年7月的一大到1989年6月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共47人入选该群体，分别是陈独秀、李达、张国焘、李大钊、蔡和森、高君宇、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项英、瞿秋白、彭述之、李维汉、李立三、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王明、博古、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陈伯达、王洪文、叶剑英、李德生、张春桥、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胡耀邦、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毛泽东那种被边缘化的经历，胡启立被撤职等小的波折不算的话，从来没有被否定过的，也只有李大钊、蔡和森、高君宇、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项英、李维汉、苏兆征、项英、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德生、华国锋、李先念、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等26人，就这26人中，还有李大钊、蔡和森、高君宇、苏兆征、项英、任弼时等五人是英年早逝。

宝宝寒

　　扯远了，继续开会。
　　这个大会报告草稿中，一个中心议题是批判“分散主义”，所谓“分散主义”是指损害集中统一领导的错误倾向。主要表现是违反民主集中制，特别是违反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对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指示和决定，采取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态度，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甚至进行抵制。
　　这可奇了怪了，七千人大会不是要解决粮食不够吃的问题吗？和“分散主义”扯的上关系吗？幼稚了不是，把扯不上关系的事情楞给扯上，就是政治啊，如果不光扯上，还编出一个漂亮的花式，那就是哲学啊。这“分散主义”是因，吃不饱饭是果啊，如果你们不是各行其是，不按中央的指示执行，何至于弄成现在这副熊样啊。一帮县令理论水平没那么高，“分散主义”这词也比较生僻，听着云山雾罩高深莫测的，但是否认真执行上级政策，心里还是有本帐的，应该说绝大多数地区绝大多数干部，对于中央的政策是处于盲从状态的，也许因为水平问题，没有做到位，但要说有意抵制，还真冤枉他们。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也知道中央这药方开的不对症啊，连头痛医脚都算不上，分明是头疼敲头，脚疼踩脚啊。
　　此时的刘少奇、邓小平并不知道自己之后的命运，正与其他常委一起深入各小组，拍胸脯打包票，告诉大家言者无罪，敢讲真话，刘少奇参加安徽组讨论时，话说的很重，说你们之前犯过什么错误，咱们都可以不追究，但是你如果敢在这里说假话，哪怕你30年党龄，照开不误。又要讲真话，又要批南辕北辙的“分散主义”，这岂不让人精神分裂吗。不过俗话说的好，世上无难事，只要豁得出去不要脸。安徽组就成功的找到了问题的切入点，通过痛批曾希圣，使这个两难命题迎刃而解。
　　这个曾希圣是正牌的黄埔毕业，以国民党员身份参加了北伐，年纪轻轻就已经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团指导员、汉口教导团军事队队长等职，作为国民党的青年才俊，本可飞黄腾达，可他却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毅然加入了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共产党，其胆识与对党的忠诚，苍天可鉴。红军时期曾希圣曾任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1932年参与创建中共中央军委二局，任局长，这个第二局就是中共的情报局，曾希圣也因此无可争议的成为中共情报工作的奠基者之一，在长期敌强我弱的险恶环境下，中共得以存活和发展，情报工作居功至伟，毛泽东曾经说过“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
　　曾希圣主政安徽已经多年，此公在“大跃进”中表现非常积极，不光坚持原则而且大义灭亲，时任副省长的张恺帆，是他在新四军时的老部下，就因为说了实话还赈济灾民，曾希圣毫不客气就给他来个处分，开什么玩笑，都大跃进了，哪来的灾？没有灾哪来的灾民？有这样铁面无私的领导，安徽“大跃进”的战果自然是极其辉煌，力压咱们之前提到的河南、甘肃，荣登饿死榜亚军。当然，这个榜单本身也缺乏权威性，毕竟权威机构对那几年到底有多少非正常死亡，一直讳莫如深，民间对这一数据的持续关注和热烈讨论，换来的只是权威机构置身事外的悠然自得。但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位列五强，当无大的争议。除甘肃外，其他几个地区历史上可都是雨水充沛、土地肥沃的富庶地区。拿安徽来说，地处长江、淮河中下游，长江三角洲腹地，地跨长江、淮河、新安江三大流域，世称江淮大地，五大淡水湖中的巢湖横卧江淮，平均年降水量高达1200mm，他曾希圣把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鱼米之乡，治理到哀鸿遍野的地步，从哪说都说不过去，在“大跃进”过程中，中央也纠过左，可他就是顶着不办，刘少奇说要开除他党籍，我看这都是轻的，判个渎职罪，关他十年八年也不为过。可问题是那么做都是紧跟党中央啊，如果一切行动听指挥有错，那这个组织还能维系吗？再说了，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1960年10月后，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由曾希圣兼任，所以山东省的灾难他也有份），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都没事，怎么就该曾希圣倒霉呢？
　　要说曾希圣的倒霉完全是自找的，他在“大跃进”期间，贯彻中央决定最积极最彻底最坚决，饿死些人根本不影响高层对他的信任，山东省一把手的位置都让他兼了，一下让他管两个大省，已经充分表明了高层的态度。可这个曾希圣非但不知恩图报，在中央指明的道路上继续折腾，反而觉的饿死人是自己的责任，觉的自己对不起农民，跟谁也没请示就自作主张，从1960年底开始，在全省推行“三自一包”，就是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重点是包产到户，说白了吧，就是分地单干，土地名义上还是集体所有，但使用权都归了农户自己，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责任田，其实对于农户本身来讲，和土改前给地主打工没有本质区别，就是换了个名，那会儿得交地租，这会儿得交公粮。
　　曾希圣胆子太大了，中央“纠左”是要把政策退到1958年“大跃进”以前，可曾希圣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直接就往土改之前退，将刚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农民一竿子给打了回去。这些个农民，本来就没什么共产主义觉悟，又面临着生死考验，本着给谁打工不是打，向谁交租不是交的小农思想，将“土改”时人人当地主的崇高理想抛到脑后，地是不是我的无所谓，让我自种自吃就行。看见没，这么一个与总路线针锋相对的政策竟然未遇任何阻力，轻而易举的被推行了下去。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种大踏步的“倒行逆施”，竟然换来了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仅仅经过了夏秋两个收获季，据安徽省对36个县的调查表明，施行责任田后平均亩产比上年增长了38.9%（刘长根著《万里在安徽》，新华出版社出版），不光饿不死还吃饱了。还出现了人员逆流动，一些城里的干部、教师、职工返乡种田去了。你说农民没文化素质低，你城里这些人，起码也受党的教育十年以上了吧，怎么也这样见利忘义呢？
　　曾希圣是1961年夏天，才跟毛泽东汇报责任田的事的，当时毛泽东路过蚌埠，在火车上召见的曾希圣。安徽搞这么大动静，保密是保不住的，可半年多的时间里，也没人拦着他，可以说中央是默许甚至是放任了他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听了曾希圣的汇报后，毛泽东说那你就试试吧。曾希圣很高兴，悬着的心也就平静了下来，毕竟之前只是默许，这次有了中央一号的首肯，刚开始搞的时候，也不知道结果如何，现在夏收已过，成绩斐然，曾希圣没了任何后顾之忧，甩开膀子在偏离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七千人大会”这会儿，安徽已经有90.1%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张海荣著《20世纪50、60年代包产到户变迁的政治学意义》，原载2004年12月《邢台学院学报》）。
　　当曾希圣从毛主席那出来时，主席的秘书田家英追了出来跟他说，主席说是试试，可不是同意啊。按理说，曾希圣作为一个资深的谍报人员，应该对各种信息都有敏锐的判断力，可这次也许是离开情报工作太久了，也许是和平时期太长了，又或者是被“包产到户”的胜利迷惑了双眼，总之，曾希圣忽略了这个充满了善意的忠告。他不知道，当安徽迎来大丰收的时候，他本人已经坐在了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如果曾希圣的分田单干没有成功，反正你跟谁也没请示没汇报，出了问题吃不了兜着走，是必然的肯定的毫无疑义的，这点曾希圣是有预见的。可真正的不幸在于，他成功了，成功的那么无可争议，这将至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于何地？至总路线和“大跃进”于何地？而这个后果有多严重，曾希圣完全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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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管怎么说，曾希圣的包产到户试点，先是得到中央默许，且大半年前就得到了中央一号的首肯，就算取得了点成绩，也是在中央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取得的，所有的媒体都在咱党的掌控之下，没有的说成有并不是难事，何况这种本就沾边的功劳，算在中央的头能怎么地？如果不是因为另外的事情，曾希圣也许真不会有事，他无意间成为了一群大佬争斗的牺牲品。
　　事情是这样的，会议上不是鼓励说真话吗？有个叫彭真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还兼着北京市委书记，是这次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他就提出来，有什么错误说什么错误，主席政治局常委都有错，不能主席就没错，或者有错不能说，主席的错要写进去。首先是我有责任，但主席也有责任，主席应该做检讨。毛主席是一座大山，一座大山挖掉几锹土不影响大山的伟大。话虽说的婉转，但意思还是说清楚了，就算你毛主席是座大山，咱们今天是不是也得挖几锹土啊。作为彭真的直接领导，邓小平对彭真的意见立即表示支持，主席说了，你们报告中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错误人人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咱们大家一起领导的嘛。毫无疑问，这就是鼓励大家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最高首长。周恩来马上打断，说责任都从自身找，别往别人身上推。
　　当时，政治局七个常委中，朱德和林彪原来是纯军事干部，不打仗了，也就基本赋了闲，朱德还算一直在党内高层挂名，而林彪是1958年才增补进常委的，对于经济工作他们从没插过手，而且也没有插手的欲望，要说责任肯定是找不到他俩的。邓小平这时候主要负责和苏联吵架骂大街，官方说法叫论战，经济工作照顾的较少，真正主抓经济工作的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其中，毛制定大政方针，由刘、周、陈去完成。毛对经济工作的直接介入，是从打倒“高饶”后开始的，刘、周相对保守稳健的做法被毛的激进政策所取代，而实践证明，这种激进的后果非常严重，因此毛泽东无疑应该为如今的大饥荒负主要责任，刘、周、陈、邓的责任也跑不了。可是，自从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中共党内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极坏的风气，就是拒绝批评一把手，特别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之后，对毛泽东批评的权力似乎只掌握在毛自己手里，他可以自我批评，但别人不行。这次邓小平、彭真跳出来，这真是想翻天，可这种企图却被万事小心的周恩来及时制止了。邓小平16岁在法国时候就跟着周恩来，现如今，能够力压许多元老而进入中共核心层，除了自己能力以外，周恩来的赏识与提携也是不能忽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的谨慎不是没有道理的，第二天陈伯达蹦了出来，直接向彭真开了火，指责他把责任推给伟大领袖。与会代表都是明白事理的，当即打住，无人敢批毛泽东。
　　陈伯达何许人也，没听说过啊，他怎么有这样的能量？其实，陈伯达还真算不得什么大官，不论是党内地位还是政府职务都不如彭真，更别说和邓小平比了。此时他只是一个顶着中央委员头衔的秘书，秘书根本就不是官衔，但其权力却往往很大，权力的大小主要是看给谁当秘书。董事长的秘书尤其是女秘书，不光可以当董事长半个家，混好了，还有晋升为小三儿的机会，而给中央首长当秘书，虽然不能当首长的家，但在地方干部面前，却有如钦差大臣，混好的也可混成一方大员。现如今的陈伯达，是毛主席的首席秘书，而且从延安时期一直跟到现在了，他说话的分量可想而知。
　　大会报告是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交由大会讨论的，大家讨论来讨论去，算是有了个终稿。这个终稿依然循了惯例，先是列举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成就这东西就像金庸笔下的武功，只要有想象力，总是能编出来的，所以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也就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然后指出了几点缺点，总结起来就是，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严重失调，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不适当的要求再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工业体系，对农业增产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广为诟病的对“分散主义”的批判并没有被删除。至于错误的原因，报告认为是几年来党的领导干部不够谦虚谨慎，没有贯彻民主集中制，妨碍了党及早的及时的发现和纠正错误。
　　这个报告总得来说还行，虽然以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找了些成就，但那不过是个充满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形式，不必在意。重要的是“大跃进”中的错误说清楚了，高举“三面红旗”从实际行动变成了口号，关于领导干部的问题，找的也比较准，没点名没点级别，那是艺术化的处理，就是说大家都可能有这样的错误，毛主席也没有被例外，这总好过把问题推到某个人身上吧，大家对号入座各自检讨自己，纠偏的效果肯定会有的。再说，这次少了层层转发的程序，中央直接向地方基层官员传达会议精神，贯彻应该也没问题。如果刘少奇按照流程，在大会上把这个报告一念，然后大家高高兴兴回家过年，曾希圣也许就没事了，可刘少奇偏偏没这么干。
　　全体大会是1月27日召开的，大家到北京都半个月了，这次终于能亲眼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诸位中央首长，那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起立鼓掌就干了十五分钟，那会儿鼓掌不能和现在一样斯文，那得像朝鲜人民见到金正恩一样充满激情，不仅得是好演员还得是好运动员，当个干部容易吗？好在建国初期这些个干部大都行过军打过仗，经历过艰苦的历练，要搁现在，不得累趴下三百五百啊。在这一片欢乐的海洋中刘少奇开讲了，说大会报告已经发给你们了，我也就不念稿了。这个问题可就大了，稿子那是经过精雕细琢的，甚至有时候还要集体审议通过的，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大会这样级别的领导讲话是必须要念稿的，唯有如此才能保证不跑偏，不独中国领导人，发布这类正式的文件念稿是世界惯例，你看美国总统动不动即兴演讲，那是现代科技手段，很多时候，是在观众看不到而他看到的地方安排了稿子的。可刘少奇这时候却要抛开稿子开讲，他要讲什么呢？大会之前，刘少奇把他的演讲提纲交给过毛泽东审阅，但给的很晚，大会就要开始了，毛泽东没有时间仔细审读，而且就是仔细审也审不出什么来，因为从提纲上看刘少奇也就是想就大会报告做些解释，所以毛泽东就同意了刘少奇这一反常的举动。刘少奇开讲后，就刹不住车了，一气讲了三个多小时，周恩来可以在小组会上喝止邓小平，却无法在全体大会的现场压住政治局排名高他一位的刘少奇，所有人都只能眼睁睁的看刘少奇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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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不是书面报告，就可以敞开来说，而不必咬文嚼字，不用遮着盖着，利用这个机会，刘少奇发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观点和看法。他认为我们经济形势非常不好，没有进步而是明显的退步。我们经常把缺点和优点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这是不对的，现在的情况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方，缺点的比例还可能更高。我们这几年的工作犯了严重的错误，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瞎指挥。至于“三面红旗”，我们暂时不取消先坚持着，因为很多事情还看不清楚，等个五年十年再说（摘自《党史二卷》第十五章《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的全面调整》），至于庐山会议，彭德怀给主席写信，提的意见也没错，错只是错在搞集团，里通外国了。并且重申，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我们的领导干部不够谦虚骄傲自满，听不进别人意见。在一个说真话需要勇气的时代，刘少奇的讲话堪称大胆，台下也很热烈，几分钟就一通掌声，比春晚相声还频繁，不管真嗨假嗨总之得表现出嗨，但讲到彭德怀时，下面鸦雀无声，就是再无政治警惕性的人，也听出了苗头不对。可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的彭德怀，无从了解刘少奇讲话的全文，只是听说了刘少奇对自己里通外国的评价，气愤不已，遂奋笔疾书，给中央写了八万字的信，就是后来的《彭德怀自述》（《凤凰大视野》之七千人大会始末）
　　刘少奇用三个小时时间将之前几年的工作做了全盘否定，比“庐山会议”时的彭德怀、张闻天调门要高了很多，并且非常情绪化的说出了“骇人听闻”的八个大字“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根本是假自我批评之名，把矛头直指毛主席，超越了批评而成为了批判。要知道，刘、周从一开始就是毛泽东激进经济政策的反对者，反对不成后也仅仅是成为了毛泽东经济政策的执行者，刘少奇在与毛泽东争吵时甚至说出过“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话。这些，普通与会代表虽然不甚了了，主席台上这些位可是心知肚明啊。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指挥若定大开大合，将一个个对手斩于马下，确实英明神武，可进城之后的毛泽东，却难以再现当年的风采，诗人的浪漫与豪情，无法弥补缺乏城市生活工作经历的软肋，战争年代的经验对于现实的问题毫无借鉴可言。这次邓小平、彭真提出追究毛的责任问题，并非偶然，因为毛泽东主导的“三面红旗”事实上的失败，不可避免的影响了毛在中共高层的威望，相反，长期在城市工作，且见识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周恩来和见识过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刘少奇，自进城后就显的如鱼得水，他们的经济主张虽然无法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却逐渐赢得了陈云、邓小平的支持，七个常委中有四个在经济政策上取得了共识，而朱德和林彪还是纯粹的军人，对于政治经济少有见地甚至少有兴趣，一个就是打哈哈，一个连哈哈都懒的打，毛泽东事实上已经被孤立，只不过周恩来还想在维护毛泽东光辉形象的前提下纠偏，而刘、邓却不满足于浅层面的修修补补，现在，刘少奇出人意料的发言，客观上使周恩来畏首畏尾的中庸无以为继，也将毛逼入了一个没有回旋余地的窘境。
　　刘少奇这次的放炮与庐山上的彭德怀有诸多不同，
　　1959年只是危机初显，很多事情尚可掩盖，而到了1962年，什么事都瞒不住了；
　　彭德怀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挂副总理衔的国防部长，而刘少奇却是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比毛泽东年轻五岁的他被广泛认为是毛的接班人；
　　彭德怀是私下里写了封意见信，公开还是不公开、什么时候公开、用什么样的方式公开，毛泽东有充足的时间考虑，可刘少奇这次是突然袭击；
　　庐山会议是高干会议，不管发生什么事，其影响都在可控范围内，而七千人大会，却注定了其言论将迅速扩大。
　　毛泽东失算了，建国后，他通过削藩将诸位统兵大将的兵权收归了中央，通过“反右”让民主党派彻底噤声，以雷霆万钧之力斩高岗、彭德怀于马下，果断坚决毫无拖泥带水，连为人谨慎，谦恭有加的周恩来他都有所戒备，可却偏偏忽略了刘少奇，这个人不仅谦恭，和周恩来相比似乎还多了些懦弱，能力不弱却没有周恩来那样的军方背景，在毛泽东坐稳一把交椅的过程中，此人居功至伟，把他排在第二位，是对他能力和忠心的肯定，也是对周恩来最好的牵制，可毛泽东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个看上去最没有威胁的人，却毫无征兆的强力出手了，力道拿捏精准，时机把握得当。按照原定计划，刘少奇讲完了话，走个程序通过他的书面报告，这个会就结束了，毛将失去自我辩解的机会，果真如此，毛泽东的错误就算被做实了，等待毛泽东的最好结果就是逐渐被边缘化，对具体工作实施干预的能力将迅速弱化。不要认为我是耸人听闻，中共的陈独秀、博古、王明、张国焘等，无不如此，似已成惯例。也许，这正是刘少奇想要的结果。
　　刘少奇高谈阔论之时，坐在旁边的毛泽东，平静如水、不动声色。几十年的枪林弹雨、腥风血雨，早已使他练就了“山崩于前不变色、海啸于后不动声”的沉稳，如果说当年的“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只是一种自我激励的话，现在则是他心理素质的真实写照。他要用最短的时间对自己的处境做出判断。刘少奇的言论不管多么刺耳，自己都无从反驳，因为他说的是真的，台下这帮人在卖力的给刘少奇鼓掌，很可能是真嗨而不是演戏，联想到之前邓小平、彭真的言论，以及周恩来在政治经济问题上与刘少奇通常一致的立场，毛泽东明显感受到了危险的临近。

宝宝寒

　　此时毛泽东可以选择什么也不做，反正也这把年纪了，主动退休于名于利都说的过去，可那样的话，他还是毛泽东吗？毛泽东从来不是愣头青，在实力不济的时候，他懂得隐忍，“打不过就跑”不会给他造成任何的心理负担，实在跑不掉了，接受招安也不是没干过，可以服软，但不能出局，只要不出局他就有翻盘的机会。毛的隐忍向来是引而不发，看似不发，弓弦却始终是拉满的，他就如机警的猎豹，可以长时间蛰伏，耐心寻觅合适的机会，一旦时机成熟，他出手果敢坚韧绝不拖泥带水，照死里打，打的敌人再无站起来的机会。
　　现在的局面，毛泽东对于把控形势并无把握，他不知道刘、周、陈、邓是否会联手，如果那样的话，其实力将远超庐山会议时的彭、张、黄、周，现在敌情不明，谁能成为自己的同盟军也不清楚，但毛还是迅速做出了一个决定，一个以退为进的决定，他建议延长会期，理由是同志们还有很多话要说，大家心里还有气，气不顺思想就无法统一，所以春节大家就别回去了，就在北京过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毛泽东需要时间，他需要时间去扭转突如其来的不利局面。对于你刘少奇的演讲我不发表一丝一毫的反对，还要让基层干部们广泛深入的提意见，帮助你落实会议精神，既然是纠正错误，咱就不藏着掖着。作为中央一号提出这样的建议，任何人都无法反对，所以会议延期了。
　　之后的出气会阶段，毛泽东一反之前的矜持，变的异常积极，直接将会议的主导权拿过来，对于之前几年工作失误的反思，比刘少奇还彻底，告诉大家要民主集中制，要谦虚谨慎听的进不同意见，一起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主动的将之前的过错揽了过来，“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你刘少奇不是没好意思点名吗？我自己点，绝不推卸责任。几年经济政策的失败，影响的主要是有知情权的上层官员中的威信，而对于广大基层干部来说，对毛泽东依然是高山仰止，而毛泽东勇于承担责任的表现，更让他们平添敬意。此招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柔中带刚，似乎是步步撤退，实则是以退为进，即稳定了在下层的威信，又使刘少奇无法再发起攻击。
　　有人会说，你是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啊，怎么满脑袋阴谋论啊，毛主席就不能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觉自愿的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吗？慢慢往下看吧，之后发生的一件件事情，将会证明我不是无端揣测。
　　会期的延长，对于毛泽东而言，分明是个守式，是在争取一个最不坏的结果，错误明摆着，那几个常委的态度也很清楚，想不承认错误是不可能的，根本也不指望有人能为自己说话，可这时，林彪斜刺里杀出，用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式杀入战团，使本来已经分外清晰的战局再次扑朔迷离起来。
　　林彪性格阴郁、木讷，不善交际，甚至恐惧迎来送往、吃吃喝喝。他的口才其实不错，但只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才会展现，在日常生活中，他甚是个拘谨的人，长期的战争生涯和那个稀里糊涂的枪伤，摧残了他本就不够强壮的身体，他没等毛泽东削藩，就主动交出兵权，过着闲云野鹤、逍遥自在、与世无争的退休生活，如今闭门谢客已历十余载。
　　林彪不苟言笑却极少动怒，除了年少时，和文强打过一架还没打赢外，我们再难看到此人发怒的记载，哪怕他率领四野横扫全中国的时候，我们也很少看到他训斥部下。他不拉帮也不结派，无门无派却又是所有的门派，历次党内斗争，他都置身事外，使得这个不善交际缺少情趣的萎靡之人，反而拥有不错的口碑和人缘。
　　林彪既不傲上也不辱下、特立独行、恃才傲物，对于自己的军事能力自负的紧，不论是把他从南昌带上井冈山的朱德，还是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谋得天下的毛泽东，林彪对他们的军事指挥才能都颇有微词。
　　林彪的傲气时时刻刻被他表面的低调谦和所笼罩，59年庐山会议，如果不是毛泽东临时抽调，他根本就懒得上庐山，上了庐山后，也不过是和大家伙一起起哄，参与了一场墙倒众人推的游戏，虽然站在毛泽东一边，但在一众高官中表现也未见得突出，让所有人都觉的这个曾经威风八面的林帅，如今已是可有可无。

宝宝寒

　　林彪是在1月29日的大会上发言的，他说现在的困难是特大自然灾害造成的，是连续性灾害甚至是毁灭性灾害造成的，和毛主席有什么关系？三面红旗是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必须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的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或者用“左”的思想，或者用右的思想干扰了他的缘故。我们工作中的一切失误都是因为我们偏离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路线。
　　林帅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只寥寥数语就立时将睁眼说瞎话的层级提升，指鹿为马之流已难望林帅顶背。刘少奇的即兴发言虽突然，却并不突兀，出现了大饥荒这么大的问题，国家主席检讨一下也算正常。可林彪这番话不仅突如其来而且出人意料，这几句话讲完，全场似乎有几秒钟静止了。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毛泽东，在总结发言中，他迅速及时的对林彪的讲话予以认可，林彪同志说的好。一个月后他批示田家英和罗瑞卿，林彪的讲话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林彪这篇得到毛泽东赞赏的胡话，虽不能根本扭转毛泽东在了七千人大会上的颓势，却无疑增加了对之前的经济问题纠错的难度，大家的揭批只能流于肤浅，肤浅归肤浅，总好过没有批评和无端赞扬。刘少奇披挂上阵，亲自督阵安徽组的出气会，将矛头指向了第一书记曾希圣，曾希圣没想到风云突变，到会场时才发现自己连座位都没有了，只能坐到门口。你曾希圣的错误造成了安徽大面积饥荒，深入揭批你，当然有利于将“大跃进”的错误摆到台面，加上曾希圣平时为人霸道，独断专行，得罪人不少，号召代表们批他阻力会小，安徽代表们也确实很卖力，但除了批他在大跃进时候的错误外，连包产到户一块也给批了，正如林副主席所说，安徽的困难，和你自以为是自作主张搞包产到户是很有关系的。刘主席让我们批曾希圣我们批了，林主席说错误在于违背毛主席指示，我们也找出真凭实据了，而曾希圣的政治生命却这么结束了，政治生命都结束了，生命的结束还会远吗？
　　七千人大会结束了，毛泽东的急中生智和林彪的挺身救驾，虽遏制住了对毛的进一步纠错，却无可避免的使刘少奇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掌控权，在2月21日主持的“西楼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不依不饶，说“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摘自《党史二卷》第十五章《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的全面调整》），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去了南方，对于刘少奇大刀阔斧的“复辟”，他只能听之任之，暂时失去了反击能力，接下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刘少奇率领陈云)邓小平开始一系列的卓有成效的改革，跌落谷底的经济终于被拉了回来。可毛泽东会认输吗？他会放弃心目中“天下大同”的理想吗？

宝宝寒

　　第八十章

　　1959年7月，宝安县来了一个新的县委第一书记，叫李富林，是一个出生在河北成长在山西的年轻人，此时尚不到36岁。
　　宝安县原来叫新安县，好大一片地方呢，后来鸦片战争和英国打仗没打得过人家，就签了个《南京条约》，把香港岛给割让了，没过几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又打输了，签了个《北京条约》，九龙半岛南部也给了英国人。按理说，我们愿赌服输，如此厚待你大英帝国，咱总该世代友好了吧？可是英国人那种没文化的暴发户心态特别严重，一点都不平和，净他妈瞎攀比，眼瞅着日本人打一场甲午战争，就抢走了台湾岛，心里马上不平衡了，接着法国人连仗都没打，以武力相威胁，竟然强租广州湾成功，英国人彻底按捺不住了，都是帝国主义列强，你们凭什么厚此薄彼？他们有枪有炮，难道我们没有吗？你们现在的做法有违公平原则，必须给我们补偿。我们要求再给我们点地方，就把九龙北部和新界都租给我们吧。不光如此，你们还必须保证不得将西南诸省的筑路、开矿独占权让与法国，向我们保证不割让广东和云南。大清政府哪能受这个气啊，义正词严的跟人家说，多给你们点地方没什么，但广东云南是我国领土，我愿意割给谁就割给谁，愿意割多少就割多少，这是我们的主权，还有啊，我们把九龙都给你们可以，但你们不能在九龙山上修筑炮台。英国人说少扯淡，李鸿章代表清政府说好吧，那就不扯了。就这样，新安县归英国人管辖的地区改叫香港，1913年，归中国管辖的部分就叫了宝安，1979年宝安升格为深圳市。
　　英国人的混蛋还远不止此，按理说，你把香港抢去了，该剥削剥削该掠夺掠夺，弄的民不聊生才是本分，可英国人偏不那么明目张胆，而是把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移植过来，把个小渔村治理的井井有条，这可是持之以恒打脸的节奏啊。其实这并非个例，近代大多数的殖民地都和香港类似，在新的宗主国的治理下，经济迅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毛主席不信那个邪，喊出了“赶英超美”的时代最强音，等新书记李富林到任的时候，人民当家作主的宝安正在生死线上挣扎，而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国际都市。为了缩小和香港的差距，大陆政府1956年就强行关闭了和香港的边民贸易，只要看不见先进的香港，香港的先进自然也就不存在，这真是一个充满了智慧光辉的英明决定。
　　可生拉硬拽的方式，终归难以平复两地巨大差距的鸿沟，这个李书记上任后就忙两件事，一是让更多的人吃饱饭，二是把那些想跑到香港吃饱饭的人抓回来。忙活了两年，吃不饱饭的人有增无减，往香港跑的人也逐渐多的抓不过来了。资本主义制度好还是坏，香港就在那里，共产主义伟大不伟大，宝安就在这里，脚长在老百姓身上，他们就是不顾你的阻拦，拼着命的投奔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被剥削被压迫是一件比留在宝安当主人要幸福的多的事情，真他妈没救了。
　　面对严峻的吃饭问题，李富林提出了一个政治极端错误的改革计划，叫作“依靠香港，建设宝安”。之前我们依靠苏联建设中国，苏联不光是咱老大哥，而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依靠老大哥理直气也壮啊。香港是什么？弹丸之地的英属殖民地啊，实施的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咱们去依靠他们，还要不要脸了？你李富林如果胆敢实施这一套，那就是公然给“三面红旗”抹黑啊。李富林的学历也就比扫盲班略高，属于解放初期典型的工农干部，哪想那么深远啊，人家香港比咱强那么多，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香港就吃香港呗。
　　计划报到省委陶铸那里，陶铸来了个不置可否，不公开支持，也不出言反对。这充分体现了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如果你成功了，是省委领导得力，如果你失败了或者上面怪罪下来，那是你李富林自作主张，吃不了兜着走吧。李富林当然明白其中的利害，但他不相信自己会失败，更不相信自己为人民谋福利，还能被上面怪罪，再说了，咱出身贫苦，16岁就跟了队伍打鬼子，历史清白的很，就算犯错误，大不了丢了乌纱帽，回太行山当农民去，还能怎么滴？所以，李富林将陶铸的沉默当默许，甩开膀子就开干了。
　　1961年起，宝安开始推行“三个五政策”，即：农民一个月可以去香港五次；每次可以带回五块钱的东西；可以带五斤重的物品。宝安与香港之间的“小额贸易”由此基本全面开放。以前被视为走私的物资，都变得公开合法了。这一下就搞活了，咱这边没粮食总还有其他资源，拿去跟香港人换钱换粮食啊，比如，宝安县委就批准向香港出口稻草换取化肥，化肥回来了，粮食产量不就上去了吗？宝安闹大了，省委不能再假装看不见，就发了个指示，说社员出港携带回来物品，只限于个人和家用，严禁贩卖和其他违法乱纪行为。这哪行啊，没有交换做基础，刚刚搞活的经济岂不又被作死，李富林来了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凡是从香港携带回来的物品可以赠送，但只限于三代之内的亲戚。今天你送我袋面，明天我送你筐鸡蛋，易货贸易不就公开合法了？那个三代之内的亲戚，约束也不是很大，中国农村都是聚群而居，相互之间盘根错节，大都沾亲带故的，公社干部睁只眼闭只眼的，大家就都是三代内的亲戚了。许多港商看到了商机，纷纷来到宝安洽谈业务，咱别五斤五块的了，咱做点大的呗。公社干部就害了怕，这地主资本家刚打倒几天啊，咱能和阶级敌人谈生意吗？李富林说有什么不能的，公社不敢接，县委接！给港商开边防证，让他们来去自由，让他们在县委进出自由。

宝宝寒

　　李富林的开放政策对解决宝安县人民吃饭问题，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逃港人数迅速被降了下来，在家能吃饱饭，谁愿意背井离乡呢。可李富林哪里料到，这个口子一开，香港的繁荣景象一传十十传百的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可他们却没有宝安人民一样的合法进出香港的权利，明的不行来暗的呗，他们开始了有组织的偷渡，反正就隔着一条不宽的海峡，冲过去难度不大。你想啊，咱们这都知道香港的繁荣了，香港能不知道大陆这边的惨像吗？明显富裕的多的香港人对这些偷渡客给予了极大的宽容，不光不报官，还帮他们躲藏和找工作，正好赶上香港经济突飞猛进，建设需求用工大量增加，港英当局乐的做好人，只要你逃过来，我就给你合法身份，这些获得合法身份的逃港人员没呆两天就往家寄钱了。
　　转头就到了1962年初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全省各地的逃港人员蜂拥而至宝安，加上这时候，国家大力调整虚高的工业生产定额，很多厂矿相继限产甚至停产，产生了大量的富余人员，不约而同的想去香港找出路。很快，小股部队迅速成长壮大，四到七月间，小小的宝安县迎来了十几万逃港大军。县公安局派人化装混入逃港人员聚集的梧桐山发现，有几百人在聚集，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其中有个大学生是总指挥，他号召大家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我们都不得退步，要用棍棒与他们搏斗，开枪也不后退，谁掉队咱打谁。人家不跟打游击了，而是声势浩大的武装冲关，这叫李富林如何抵挡的住？别说他了，连广东省委省政府都罩不住，直接惊动了周恩来，周恩来责令省委负责人到宝安现场办公，省委马上从广东各地调兵万余名开始堵截，拿着木棍的群众面对荷枪实弹的军队，肯定是冲不过去了。这时候，港英当局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不加限制，弹丸之地的香港瞬间就将会被难民潮摧毁，所以决定不当好人了，严格盘查，查明是偷渡的，马上拘捕遣返。这几个月一共遣返了五万多人，但即便如此，也有约6万人逃港成功。他们相比于内地幸福的多的生活，不断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内地人铤而走险，逃港事件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就没停止过。香港从二战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几十年间，一直是大陆人口的净流入地，人口由60多万激增至550万，其中接近85%人口是49年后的内地来港移民，或是这批移民在港出生的后代。
　　马克思在描绘共产主义蓝图的时候，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全民具备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觉悟，惟其如此，才能实现整个社会资源和财富由全体人民共同拥有、共同生产、共同享受，但他老人家却没有给出一个实现这一前提的办法。拿中国最广大的农民为例，他们就那么自私，你搞大食堂，他就给你胡吃海塞，你搞公社他就给你磨洋工，吃的时候怕少吃了，干的时候怕多干了，吃不饱饭了就出去逃荒，丝毫不顾及共产主义的脸面，丢人丢家里也就算了，还往殖民地跑，这可怎么办？这玩意儿说难是挺难，说简单也简单，广东省委于1963年初，宣布对港贸易为非法，全面开展打击“投机倒把”运动，你们如果觉得香港好，那只能心里想，如果你们想跑去香港，请你们去偷渡，决不允许明目张胆的说资本主义好话，否则对你们不客气。
　　和李富林的对外开放夭折几乎同时，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兰考，迎来了他们的新书记，叫焦裕禄。焦裕禄和李富林年纪相仿，文化程度也差不多，都想在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做出点实实在在的业绩。只不过，兰考的自然条件可是不比宝安，宝安再不济，起码是亚热带，粮食一年可以收好几季，兰考就不同了，这地方地处黄河故道，是个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之患的老灾区，“大饥荒”被政府说成三年自然灾害，当然是在逃避责任，但并非完全无中生有，这么大个国家，每年都得有些地方招灾，比如兰考吧，就真的有自然灾害。要说宝安和兰考唯一的相似之处，那就是老百姓都对共产主义失去了信心和耐心。他焦书记的工作可怎么开展呢？
　　兰考没有宝安的先天条件，焦裕禄也没有李富林那么胆大妄为，他只是一个规规矩矩的老实人，一个不辞辛劳的埋头苦干的老实人。但这，对于当年的兰考已经足够。兰考再不行，说下大天来，不就是风沙、内涝、盐碱地这“三害”吗？造林防沙、育草封沙、翻淤压沙，三管齐下，沙不就制住了。内涝，总比干旱强，好歹有水啊，咱就以排为主，排、罐、滞、涝、台、改兼施，舍少救多，舍坏救好，什么都不想丢，势必什么都得不到。盐碱地嘛，分清轻重，区别对待，翻淤压碱，开沟淋碱，打埂躲碱，再引进耐碱作物，以提高产量。这些个做法，没有太多技术难度，很多都属于常识的东西，之前却没人做。焦裕禄没有现在领导人必备的管理知识，他也没能力建立起更有效率的管理架构，但他可以冲锋在前身先士卒，一天到晚田间地头风里来雨里去的，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们，共产主义你们不信我信，无私你们做不到我做的到，我身为县太爷，都不坐办公室，我看你们谁还好意思不下乡。焦裕禄的方法很笨，笨到了无新意，但如果人人都和焦裕禄一样笨，也许共产主义真的是可以实现。焦裕禄曾说过，不把兰考治理好绝不离开，只可惜他在兰考只待了一年多，就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事实上他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一直是在拖着严重的病体下完成的，这更为他的努力涂抹了一层悲情的色彩。
　　自私是人的天性，正因为此，那些无私的人才会成为楷模和英雄。所以大庆油田钻井指挥部生产二大队大队长王进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司机班长雷锋也成为了时代楷模。这些英模中，雷锋的官职最低，名气却最大，毛主席还为其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事实上，学焦裕禄学王进喜都有难度，毕竟人家是在专业工作岗位上取得的成绩，学他们只能学精神，而雷锋就不同了，他的成绩大都是在本职工作之外取得的，做的事情都是些扶老携幼的简单工作，学起来自然得心应手，所谓“学雷锋”，可以简单为“做好事”。那个年代媒体单一，话语权集中，英模高大全的形象是十分容易树立的，不用担心穿帮不用担心打假，雷锋灯下（或者根本是大白天）打手电读书学习的照片，不会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人们也不会深究小学文化程度的雷锋是否能写出文采那么出众的《雷锋日记》，因此学雷锋成为那个持续时间最长，成果最显著的群众运动，在这个小个子青年精神鼓舞下，一辈又一辈的人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别人帮助。随着时代的变迁，焦裕禄这样的干部，人民已经不敢奢望，王进喜这样无私奉献加班加点不给钱的行为，已经不被政策法律所允许，所以官方更多的还是在每年的三月份号召大家学雷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到什么时候都不过时，可自从自媒体兴起后，广大人民群众也来了兴趣，你号召我我还号召你呢，你们官员们在日学和珅夜学西门之余，偶尔也学学雷锋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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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十一章 写中印之战和原子弹研制。
　　1962年11月20日，印度首都新德里乱成了一锅粥。有人主张撤离，有人主张迁都，有人号召全国人民拿起武器抵抗侵略，下手快的，甚至有人已经在广场上给一群胖大的妇女发枪了，可更多的百姓已经不管那套，拖家带口扶老携幼蜂拥逃出新德里，美国驻印大使在向华盛顿呈送的紧急电报上说：新德里出现了极度的惊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民族士气的瓦解。
　　时任印度总理叫尼赫鲁，执掌独立后的印度已经十多年了，这家伙最近这些年牛逼的不得了，其风头甚至盖过了他的前任圣雄甘地。人家实现了印度独立，却力排众议让印度继续留在英联邦内，人家实施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一方面培植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同时对私营经济特别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进行保护，使印度得以快速发展。周围哪国有事了，经常邀请他都过去调停一下。国内受拥戴，国际上有一号，实在是风光无限。就说那个万隆会议吧，就是尼赫鲁和印尼总统苏哈托等人撺掇的，原来世界不是让美苏欧洲统治的吗，什么事都是他们凑一堆儿开个会就决定了，总不能让这种局面一直进行下去吧。不如咱们也组织个会议，大家吃吃饭聊聊天，寻求共同利益发出共同的声音。你美国、苏联能拉帮结派当老大，咱可以邀请那些刚刚独立的、不入你美苏法眼的穷国小国参会，当个穷国领袖也是领袖啊。
　　万隆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55年，此时中苏还在蜜月期，虽然没有入华约，但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按理说是不符合万隆会议的参会标准的，华约北约各国也根本不屑于参加什么穷棒子聚会，可中国不一样啊，现在中国有两个政府，一个是龟缩在台湾的国民政府，要地盘没地盘要实力没实力，但人家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还被世界广泛承认，另一个是一直寻求代表中国，却尚未如愿的共和国政府。眼瞅着建国快六年了，共和国政府在亚洲只有八个建交国，其中三个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在欧洲除了那些个苏联小弟，就只有六个建交国，这六个建交国中还包括一个叫列支敦士登的国家，其国土面积大约相当于我国大城市铁岭的百分之一，全国人口有三万来人。最可怜的是非洲和美洲，一个和我们建交的都没有。这样的生存环境对于一个新生的政权来说，实在是太恶劣了。值得一提的是，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竟然也出现在了这次穷棒子会议上，让人感受到桑海沧田的快感，只不过十几年后，日本就跳出了这个圈子，二十年后，日本成为世界顶级经济强国，而穷棒子们却依然不屈不挠的保持着本色。
　　所以，周恩来要亲自兼任外交部长，亲力亲为的为共和国拓展生存空间。其中，和印度的外交合作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因为印度是是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外，第一个和中共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1950年4月就建交了，而促成这个合作的就是刚刚上任不到三个月的印度新总理尼赫鲁。而1954年，尼赫鲁访华，也成为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个外国首脑。当年北京的机关学校全部放假，100万市民从机场到宾馆夹道欢迎尼赫鲁，可见中国政府对于中印关系已经重视到了谄媚的程度。周恩来和尼赫鲁两个人在接触过程中，对对方都很认可，可以说相互欣赏，俩人见面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就像一对亲兄弟。在印度的率先垂范，中国才得以多了几个建交国。这次万隆会议的五个发起国中，有四个都和中共政权建了交，邀请中国就在情理之中了，这对于尚处于孤立当中的中共政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机会，而对于正在逐渐走向孤立的国民政府则不是什么好消息。于是，国民党特工事先将定时炸弹，安装在了中国代表团包乘的印度国家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该飞机在起飞后空中爆炸，中国代表团成员全部遇难。好在最重要目标人，中国代表团长周恩来临时改变了行程，从缅甸的仰光绕道前往了印尼的万隆，算是躲过一劫。
　　在万隆会议上，尼赫鲁作为组织者，给予了周恩来很大的帮助，使得周恩来的外交风采得以展现。在尼赫鲁的倡导下，万隆会议还通过一个和平共处十项原则，这个原则对于中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因为它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是1953年周恩来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来的。可当时中国的状况是人微言轻，所以真正推动这个几条进入万隆会议宣言的是尼赫鲁和苏哈托。这五项原则貌似面面俱到，实则无用至极。就拿“互不干涉内政”来说吧，这帮小国穷国本就没能力干涉别人，又怕大国强国欺负自己，就喊出了这么句口号，自以为聪明，人家美国、苏联可得拾你的茬啊。最可笑的是中国，先是输出革命，四面出击解放全人类，根本没把这条当回事，处处碰壁后，180度大转弯，抱定这一条不撒口，以身作则自说自话的践行之，结果别人该干涉还干涉，从不手软，咱把自己绑的严严实实，一方面宣称是“负责任大国”，一方面对国际事务极尽和稀泥和袖手旁观，岂不授人以笑柄。“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就更可笑了，你说这地是你的，我还说是我的呢，都哭着喊着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然后就打起来的事还少吗？你指责我违反“五项原则”，我还说你违反了呢。这不，尼赫鲁倡导了半天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根本没法避免战争，和他对阵的中国，也觉得抱着“五项原则”的知识产权没啥用，划定疆界最终不能靠嘴还得靠枪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