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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宝宝寒

[转帖] 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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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1-20 23:10:11 | 显示全部楼层
  当时报纸舆论对“威武大刀”的宣传不遗余力,确实有“炒作”且过度之嫌。那架势似乎只要长城守军人手一把钢刀,就不仅仅是守住长城,而是要越过长城去,立马把热河和东北三省全给收复了。更有甚者,还有人提出,要举着大刀,直捣黄龙府,到东京去“和诸君痛饮耳”。

  什么机枪呀,大炮呀,坦克呀,能砍的全给他砍掉。我们就只要带一口袋过去,回来时口袋里装的全是黑溜溜的鬼子脑袋。然后往一被砍倒的装甲车旁边一站,拎一口大刀,不要太上照哦。

  实际情形当然不是这样。

  相较于文化界名人,亲历战事的军政要人看得更为清楚。一直协助何应钦指挥作战的黄绍竑每次接见后方民众慰问代表时,都要对他们反复宣传:古北口那边打得如何激烈,25师的师长关麟征都打到负伤下场了。但不管你讲得如何口干舌噪,愣是没人听他的,也没人信,一转屁股,他们又跑到29军那里去了(当然,最乏人搭理的还是东北军)。

  其实当时长城抗战最激烈的战场确实在北古口,那里的日军堪称真正的精兵,火炮力量显然也要远超中线和东线。黄绍竑想来想去,觉得是报纸把大刀队宣传得太过了。据说他后来曾向《申报》的老板史量才提过意见,认为他们“把大刀队捧得天那样高”,是在演出当年粉饰义和团的老把戏。

  你们这么吹,是不是想让大家都觉得,有把大刀在手就能刀枪不入,跟日本人干仗也就能所向披靡了?

  史量才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我倒是想吹点新的(指中央军的胜绩),你有吗?

  没有。那不就结了,没新的,我们就只好吹点旧的了。

  其实,话里话外,史老板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你要真有料,我会不登吗?

  此时的古北口战场的确是没什么“料”。

  就在喜峰口和罗文峪的29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风光无限的时候,杜聿明却在古北口的南天门预备阵地上黯然神伤。

  这个世上,总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到现在为止,25师(关麟征师)已元气大伤,达到了伤筋动骨的地步。经三昼夜激战,特别是经历12日大溃退后,全师伤亡竟达4000余人,差不多占了这个师的三分之一强,其中最惨的是149团(王润波团),3000人打到只剩下5个人,也就是说整整一个主力团都被打没了。

  显然,再让他们支撑已是十分勉强,契需强援换防。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12日,一个重要人物到达前线。

  我们在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央军将领的合影中,可以看到大家都众星捧月似地围着一个人。他不仅坐的位置居中,在当时将官们的心中也确实称得上是真正的核心。

  很多年后,戴安澜在缅甸伤重弥留之时,仍念念不忘要以自己的功来抵他的“过”——后者在桂南战役中因指挥不力被撤职降级。

  这个人不是军政部长何应钦。他叫徐庭瑶(保定军校第3期),此时任临时组建的第17军军长。

  虽是临时搭建的班子,但班子下面的大小喽罗几乎全是他过去的部下,由此也可见委任者用心之良苦。

  他是戴安澜的老长官,是杜聿明的老长官,是郑洞国的老长官,可以说,当时中央军中相当一批能征善战的将佐均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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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1-21 22:59:23 | 显示全部楼层
  说起来,人才这个东西还真有点像种庄稼,肥料施下去了,眼看着一茬一茬地出来,但究竟哪一茬收成更好,有时候全凭天意。徐庭瑶毕业的保定军校第3期步兵科就称得上一个名符其实的“老虎班”,收获的谷粒以饱满者居多:除徐庭瑶外,还有“一二八”会战中的最高指挥官蔡廷锴、张治中,桂系三巨头中的白崇禧、黄绍竑。

  在这批了不得的同学当中,徐庭瑶指挥作战的特点可用三个字来形容:技术流。

  其打法追求细腻,不是打完一仗就算完,而是时时注意总结和归纳。别人打完仗,睡觉的睡觉,逛街的逛街,惟有他喜欢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捉摸,捉摸完了就写书,还不是那种空对空的扯淡书,而是真材实料的操作手册和论文。他的这种风格和习惯也影响到自己的部下,比如杜聿明、戴安澜、郑洞国,追根溯源,这些人都属于技术派的,相信坦克战车比光着膀子挥刀猛砍更有效果。也正是这群人,后来以徐庭瑶为首,组建了中央军中最早的机械化部队。

  跟东北军师以上军官都要隔着前线几百里路遥控指挥不一样,中央军里一般没有敢这样闭门造车的。徐庭瑶身为军长,跑得比小兵还要快,黄杰师刚刚离开北平,他人已经到了密云。

  到密云后马上给退守南天门的杜聿明打电话,了解部队状况。

  很快,黄杰(黄埔1期)就接到徐庭瑶下达的命令:加快前进速度,接替25师防务。

  在参加长城抗战的各师当中,黄杰师兵员最多,除了像关麟征师那样,有2旅4团外,还外加一个补充团,计17000人左右。不过,在武器上他们并不比后者强上多少。在火力配备上,黄杰师原来有重机关枪(配有重机枪连),却没有更适用的轻机关枪,到了北平后,他们才刚刚从军火库里领到,不料领到后更尴尬——都不会用。

  没有其它办法,只有请人现教现学,学了再用。

  接到命令后,黄杰师先头部队第4旅(郑洞国旅)行军速度骤然加快。

  对于前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旅长的郑洞国(黄埔1期)只要看一看一路往后飞奔的东北军溃兵就知道了,那就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有些糟。

  仿佛觉得气氛还不够吓人,又忽然冒出一位仁兄补充道:不是有些糟,是糟得很。

  这位兄弟不是别人,是郑洞国的黄埔一期同学严武,这时候正在黄绍竑的参谋团里当少将高参。

  正所谓同学不同命。虽然是一期出来的,严高参却基本上没怎么到前线去闻过销烟味道。他进黄埔,是由顾祝同、钱大钧这两个资深教官联名保荐的,一毕业,别人都扛着枪到前线拼命去了,他老兄却被派到苏联留学,回来后就进了委员长侍从室当参谋,这么一转眼,没几年肩上的牌子就换成了少将。

  太过分了!

  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包括严武的黄埔同学,郑洞国当然也不例外。

  老子们拼死拼活,多少回都差点在战场上翘辫子,一身伤疤,好不容易才混到旅长。你一枪没放过,眼睛一睁一闭就成了少将,这算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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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1-21 23:01:54 | 显示全部楼层
  其实当了少将的严同学也委屈得很。别看已经是少将了,那得看什么地方。在资历军阶一个比一个大的参谋团,他也不过就是个“小严”而已,要不然,“到前线去观察”这个苦差事,怎么也轮不到他。

  而且这位高参的运气十分欠佳,等他快到古北口的时候,正赶上25师大溃退,那场面着实难看,让人越看越心慌,越看越没有底气,只好匆匆地跑了回来。

  碰到正准备带兵上前线的老同学,免不了要再添油加醋一般,把前线的状况说得更糟一些,甚至劝郑洞国不用上去了,去了也没用,前线已无救矣——当然是言不由衷,谁都知道郑洞国军令在身,就算前线是火坑,他也得往里面跳。但不这样说,就没法解释:怎么别人往前,你往后。

  严武没想到的是,等他说了这番话后,郑洞国把胸脯一挺,头一昂,跑得更起劲了。

  你严武要是把前线说得风平浪静倒也罢了,现在咋呼得这么厉害,姓郑的倒偏要去见识见识,所谓刀山火海爷敢闯是也。

  在心里面,郑洞国又把严武给鄙夷了几把:别看你在苏联踱过金,大阵仗面前,还不照样会吓得尿裤子。

  什么少将,笑话!

  等郑洞国赶到密云,徐老爷子早就不在那里了。他已提前赶到石匣镇,并把第17军军部设在那里,而石匣距古北口也仅有三十里地。

  再跑,至3月12日午夜过后,终于到达石匣。郑洞国气也顾不上顺一口,便跑去拜见老长官。

  见了徐庭瑶以后,郑洞国才知道,严武的话并不完全在唬老同学,前线的情况确实是糟,糟得很。

  徐庭瑶一看到老部下,连客气两个字也没说,就命令郑洞国马上赶赴南天门,把杜聿明和25师给换下来,因为后者已经完全支撑不住了。

  天亮以前,必须完成接防!

  啥话也别说了,跑吧。

  此时已经是凌晨1点。

  3个小时后,郑洞国到达南天门。

  第25师代理师长杜聿明总算是看到亲人了。都是一期同学,没什么好计较的,所以接防工作完成得十分顺利。

  此时的战场形势对中国军队来说相当不利。

  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个人物,此人就是后来名气很大的“光头将军”刘玉章(黄埔4期),不过那时与郑洞国等人比起来,还是小卒子一个——旅下面是团,团下面是营,他是营长。

  作为基层军官,他看到的情况可能更客观一点。据他描述,郑洞国旅在向南天门急进的过程中其实是很狼狈的。由于是南方部队,一下子很难适应北方冷空气,加上又累又饿,一路上有许多人掉队(“落伍者络绎于途”)。

  很多营到达南天门时,连一半人还没有。他那个营算是不错,也只到了500来人。

  接防阵地后,刘玉章也是累得够呛。但他作为一营长官,自然不敢懈怠,只能先出去转一圈再说。

  巡视完后,他原本想坐在山坡上喘口气,不料竟睡了过去,而且一睡就是几个小时,醒来时天已拂晓。

  睡没有关系,但睡的环境却着实令人瞪目——外面风大得很(“朔风凛冽”),天又这么冷。

  除了佩服光头体魄超乎异常的强健,特别扛得住外,不得不说这“强行军”的确是够“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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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1-21 23:05:06 | 显示全部楼层
  营长如此,普通士兵更不要说了。

  刘玉章本人亦心有余悸:如果日军在这个时候发起连续攻击,部队几乎是肯定扛不住的。

  郑洞国当然也知道形势的严峻。

  可不是说过了吗,前面就算是一座火坑,他也得往里面跳。

  不过让大家都深感庆幸的是,古北口的日军却并未接着对南天门阵地发起进攻。西线无战事,一直延续至黄杰师师部和第6旅(罗奇旅)随后赶来。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一阶段的战事再认真盘点一下就会发现,日军在“巩固边防”上已经占有主动地位。

  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自3月中旬以来,三条线的主要关口大半都已掌握在了关东军手中。

  西线的古北口,由川原旅团所占领。

  中线的喜峰口,至少是服部旅团和29军相互对峙。

  古北口、喜峰口、冷口,长城三大关口,只有西线的冷口可以说仍在我手。

  黄光华在击溃米山支队,拿下冷口关后,一直不敢掉以轻心。

  毫无疑问,即将面对的肯定将是比米山先遣支队更强的敌手,如何轻松得起来。

  我不会下围棋,但我知道围棋棋手在下完棋后一般都有一个必经程序,那就是复盘。

  此时黄光华也在“复盘”,不仅“复”自己的盘,也在“复”对方的盘。

  米山先遣支队为什么会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溃退下去?

  轻敌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技术性因素是它缺乏坚固工事。如果工事足够坚固的话,至少可以把其火力优势发挥出来。

  不可否认,在做这番思考时,黄光华那种特有的“工兵思维”一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于是,在日军尚未重新发起进攻之前,他做了两件事:挖和搭。

  挖是挖战壕。地面的冻土和石头硬梆梆,用小锄子小铲子都难以搞定。不过黄光华到底是工兵出身的师长,马上就想到了用铁镐。没铁镐怎么办?到矿厂里去弄啊。一家伙就扛来了1万把,一人一把还嫌多。

  铁镐也不行,只能用一两天,到第三天就磨成了铁棒槌。没事,找铁匠,阵地上就升起炉子,磨了就去打,打了再来磨,循环往复,确保使用。

  搭是搭工事。黄师长的脑子是真好使,难怪一个工兵科的也能做到师长。这次他仍旧想到了矿厂。矿井里不是有支撑煤窑坑道的木头吗?现成的,都搬来,打鬼子嘛,没办法,只能就地取材了。

  差不多忙完了,关东军后续大部队也就到了。

  来的是服部旅团。

  服部不是把喜峰口和冷口都承包下来了吗?他的原定计划是先打喜峰口,再打冷口,这样按着顺序下来。不料喜峰口那里的29军十分坚挺,虽然拿下了一个老婆山高地,但要想再往前面推一推已经委实很难(29军的绕攻夜袭是很碜人的)。这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跳过喜峰口,指着冷口能帮他创造奇迹了。

  在冷口这里负责进攻的是服部旅团的另外一部分,一共两个大队:第25联队第2大队(鲶江大队)和第28联队第2大队(米山大队)。后者是原来的米山特遣支队的主体,此前已经吃过黄光华的亏了。

  3月19日,也就是铃木旅团在罗文峪受挫的第二天,服部旅团开始在冷口碰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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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1-21 23:10:28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到一个青龙县的地方时,他们和中国军队遭遇上了。

  这是隶属黄光华师第715团(林作桢团)的一支小股侦察部队。当时林作桢团驻扎于冷口以北十里的肖营子,为察明日军动向,便派了侦察队过来打探消息。

  双方这么一照面,都吃了一惊。日军走在前面的也是先头小部队,大家一般高,谁也不示弱,于是小块头便和小块头打了起来。

  这么打了两天,到3月21日,日军南下部队越聚越多,已经大大超过侦察队人数。侦察队这才知道对手来者不善,只得且战且退,掉头撤往肖营子。

  第二天凌晨,集结肖营子的700多名关东军向林作桢团坚守的马道沟阵地发起进攻。

  事实证明,在惊涛骇浪面前,最顶用的不是壮怀激烈的口号,也不是手拉着手的人海,而是坚固的壁垒。

  当天日军使尽了吃奶的劲,就是冲不垮冷口关的表面阵地。鲶江和米山两个人加一块,牙都快硌出血来了,也难以啃动“工兵师长”精心打造的工事。

  林作桢团的意志力也堪称坚强。在这一天当中,由于日军攻势一浪高过一浪,马道沟阵地曾一度陷落。但林作桢马上就组织反攻,一直打到晚上12点,连续两次反击,硬是把阵地又夺了回来。

  当时29军在喜峰口和罗文峪已经打出了名气,他们那套扬长避短的绕攻战法曾一度使日军抓狂。这一点,作为晋绥军的黄光华也想到了。

  就在林作桢团坚守阵地的时候,他从另外2个团中各抽出一个营,组成绕攻队,准备对日军实施两翼包抄。同时,他还跟林作桢说好,一旦绕攻队得手,后者就从正面发起进攻。

  这基本是照搬了刘汝明在罗文峪大反攻那晚的经验,可谓是看到就学,拿来就用。

  不过话又说回来。战术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其本身,而在于运用者。就比如一个简单的伏击,学问就非常大,各人用法各有千秋,用的好的可以以少胜多,全歼对方,用的孬的,被人家打个反包围都有可能。

  绕攻也是如此,你别看29军左一绕,右一绕,那也是有些经验,且动过点脑筋的。在这方面,要做得和他们一样好,还真不容易。

  29军的绕攻,一般都是晚上11点或12点的时候发起。黄光华派出的这支绕攻队出发前,大概没有充分考虑山地崎岖等客观因素和条件,结果部队走得太慢,直到凌晨5点左右才到达指定位置。

  这样一来,就不是夜袭,而是明袭了。更糟的是,正好赶上日军轰炸机也开始上班。天上的,地下的,都发现了他们。

  突袭变成了混战,效果大打折扣。

  有的人遇上这种事,首先不是检讨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而是怪所借鉴的人原本使用的战术就不高明。幸好黄光华不是这种人。第一次没搞好,第二次他就知道总结经验了。

  3月25日,黄光华再祭绕攻大(和谐)法,重新组织了一个由林作桢领衔的绕攻队。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成功了。

  绕攻队从萧家营子东侧高地绕过去,突入敌营。3个小时后,日军阵脚大乱,终被击退。

  至此,黄光华师“出乎意外的顽强”使服部旅团感到以现有兵力很难攻克冷口,遂停止进攻,等待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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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1-21 23:10:37 | 显示全部楼层
  冷口是保住了,但连接右翼的界岭口、义院口却丢了。

  说起来也不奇怪,因为如今扼守那里的正是原来丢失冷口关的万福麟军缪澄流师,而他们的对手是关东军混成第33旅团(中柯混成旅团)。

  中柯混成旅团的战斗力,那肯定比一个米山先遣支队又要高出不少,缪澄流当然更挡不住,很快就把这两个关口都交出去了。

  至此,关东军司令官武藤认为,该拿到的基本全拿到了(古北口、喜峰口、界岭口、义院口),想偷鸡的也没能偷成,加上己方军队已相当疲惫,需要休整,因此他下令暂时停止进攻,转而对已占领的关口进行防御巩固。

  你不打我,我也没力量打你,但气氛一点也轻松不下来。

  3月23日,乘着战事相对趋于平静,老蒋秘密来到北平。第二天,他在北平军分会办公地点,召集各方面高级将领开了一个军事会议。

  这次会议本为探讨战局,然而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它却决定了一个人后半生的大部分命运。

  当时的国内军事界,有“两个半”军事家的说法。“半个”是指小诸葛白崇禧,而能称得上“一个”的,分别是指蒋百里和杨杰。

  大家都知道白崇禧打仗确实有一套,至于蒋百里和杨杰,了解的人就不是很多了。不久前,还有一个听说过蒋百里名字的朋友特地来问我:你知道他打过哪些仗吗?

  我老实承认:不知道。

  但是这并不能否定蒋百里在军事上的成就。当然,如果我们能在他们军事家的头衔中间多加两个字就更容易让人看得明白了,那就是“理论”。

  没错,说军事理论家更为贴切。

  杨杰就是这样一个与蒋百里齐名的军事理论家。他曾担任过中央陆军大学校长、教育长,在国防建设和军事教育上均有相当建树。

  一开始,杨杰跟老蒋是跟得很紧的,也颇受后者器重。在中原大战等诸多战事中,他都给老蒋出谋划策,参谋当得很见水平。到长城抗战前,他已升任国民政府参谋部次长。

  不过话又说回来,理论有一套,并不表明实践操作同样在行;参谋当得好,也并不等于做负责人就能够完全称职。大家都知道的,三国马谡就是一个例子,让他做一个参谋甚好,如果让他在街亭那里独当一面,就等于是害了他。

  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下杨杰担任过校长的中央陆军大学(陆大)。

  在中国军事名校中,陆大不能忽略,但一直以来,大家似乎又都对它不是很了解,原因大概还在于这座学校出来的人才远远不及保定和黄埔。倒不是说老蒋这些军政要人对其不重视。正好相反,很重视,因为实际上陆大和黄埔一样,也算是老蒋的亲儿子,而且是北伐成功后才带起来(当然也有从别人那里抱过来养的嫌疑,毕竟该校的历史可追溯到清光绪)。

  当时有陆大资历,在进阶方面,并不比黄埔差多少。很多人本身已是军官,可是为了给自己踱层金,以利今后更快地升迁,也肯暂时离开军队,去它那里拿张毕业证。

  可是陆大办学很难说是成功的。它的宗旨是培养高级军事人才,但显然达不到保定军校那样的高度,而往下去,又比不上黄埔的简练实用。

  作为中央军的嫡系将领,陈诚就对陆大生颇不待见,至于理由,我们上学时就会背了——理论不能联系实际。

  按史料记载,这里面还不是一点事实依据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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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1-21 23:12:41 | 显示全部楼层
  陈诚的“土木系”下面有一个79军,军长是夏楚中(黄埔1期)。第二次淞沪会战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去陆大踱完金回来的吕姓兄弟回部队,夏楚中就让他当旅长。

  既然拿了文凭,就得给大家汇报一下学习成果,吕旅长不知道是套用了陆大教案上的哪一条理论,在根本没有认真调查分析的情况下,就下令他的那个旅冲上去和小鬼子死拼。

  勇则勇矣,结果却是要多惨有多惨,只一个晚上,他那一旅四个营就一个不剩,全拼光了。

  此情此景,把个夏军长心疼得差点没背过气去。自此,他就认为去过陆大的人脑袋都学僵化掉了,只会纸上谈兵,根本不懂实用战术,从此也再没敢重用过任何“陆大学子”。

  当然了,学生不行,不等于校长就一定有错,更何况陆大也不是一个能打仗的都没出过。比如卫立煌就是陆大第一期的。

  那么杨校长自己有没有“理论不联系实际”的毛病呢?

  这么说的人好象不多,但何应钦绝对应该算一个,他就一直认为杨杰眼高手低,言过其实,所以私下称他是“杨大炮”。与之相佐证的是白崇禧的说法,据这位“半”个军事家说,杨杰确实有学问,照着张地图,没一会儿,就能把一份完整的作战计划写出来,这功夫当时没几个人能及得上。不过他的缺点也同样突出,那就是过于急功近利,行军打仗时往往喜欢信口开河,夸大其辞。

  长城抗战打响后,老蒋让杨杰以参谋部次长的身份,兼任中央军第17军所在的第8军团军团长、古北口方面总指挥,那是很寄予了一点期望的。

  不料,“杨大炮”真正独当一面后,开头第一炮就哑火了。

  古北口失守,虽说其中原因错综复杂,但杨杰没能充分发挥其总指挥的作用是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作战时,基本上看不到杨杰的影子(在后方规划理论?),古北口前线就是关麟征师和东北军在那里独自作战,各打各的,最后稀里糊涂都败下阵来。

  老蒋这个人心机是很深的。表面上,他并没把古北口失利的责任归到杨杰头上,但你要说他心里真的不感到失望也是不可能的。

  也许,从那一刻起,杨杰并非主官之才这一印像已经初步在老蒋的心里有所萌芽了。

  应该说,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糟糕的是,很快老蒋对杨杰的人品也产生了怀疑。

  缘于杨杰在军事会议上的过激表现。

  上次古北口失守,杨杰自然也感到脸上无光,同时隐隐约约中大概也能察觉到老蒋对他的失望之情。

  别人可能还无所谓,放在他这样一个“著名军事家”身上实在有些让人受不了。

  正好这次老蒋来北平,杨杰便准备好好地打一个翻身仗。在会上,他语出惊人,要把长城抗战从守势转为攻势。

  如何攻呢,就是要诱敌深入。

  具体策略,是让黄杰师从南天门后撤到密云县以东,待日军尾追进来后,再在两侧配备2个军,同时出击,如此可一举歼灭日军主力。

  在杨杰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计策。“两个半军事家”嘛,不给大伙亮点绝的还行?

  但等他说完,与会众人皆面面相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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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1-21 23:14:14 | 显示全部楼层
  29军的宋哲元在公开演说中声称,可以通过“夜战近战策略”搞定日本人,那也就是当着群众的面说说而已。现在大家关起门来讨论战局,就不能再玩虚的了——“夜战近战策略”要是真的这么灵,喜峰口还不全是29军的天下了。

  这倒不是说杨杰的计不好,计是很好,但实行起来根本不可能。在座诸位都跟日军真刀实枪地交过手,关东军的战力如何,我们自己有多少料水,都一清二楚。两侧配的那2个军,如果是中央军或与29军相当的部队或许还能勉强一试,你把东北军放上去试试,别说2个军了,就是3、4个军,也没法歼灭日军主力。相反,更可能被对方一顿死揍,不仅“歼”不了人家,还会蚀掉老本,把平津直接给交代了。

  大家都知道“诱敌深入”行不通,但谁也不愿意站出来点破,只好任凭杨杰在那里“发炮”。

  说起比较虚的“妙计”时,杨杰很带劲,但具体到实际,他又强调北古口前线(现在是南天门前线了)相当困难,必须增援。

  接着,“大炮”又着力渲染了一下自己负责的前线是如何“相当困难”的,包括日军大批涌入,战斗异常激烈的情形。

  这里面有一大半当然都是“军事家”关着门自己在房间里“合理想像”出来的。

  到这时候为止,杨杰还不知道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老蒋难得到北平来,前线也没去过,你要是一对一地给他汇报工作,吹点牛或许还没问题。现在旁边坐着一个何应钦,他天天看前方战报,南天门那里究竟怎么回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从职务上说,何应钦又是杨杰的上级。当着老蒋的面,他自然不能认同部下的这种说法,于是当场就提出异议:南天门战事很激烈吗?不可能吧。据我所知,整个长城防线现在可都没有什么激烈战事。

  其实何应钦还算是一个比较温和宽厚的长官,话里面也留了台阶可下。这时候杨杰如果打个哈哈,支吾一下也就混过去了。可他那天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竟然来了一句:我刚刚从前线回来,怎么可能不知道那里的情况,当然是很激烈了!

  这下好,你信誓旦旦,大爽特爽了,可把别人给逼到绝路上去了。

  假设杨杰的话是真的,那何应钦的问题就大了。这不明摆着连你自己的下级都不如吗。

  虽是两人之间的争执,老蒋可一直在瞪着眼看呢:整个华北战局都交给你何应钦指挥,却连战场的基本情况都不知道,你究竟吃的什么饭,当的什么心?

  为了证明自己,何应钦一改老实厚道人的本色,当下就让人打电话给前线的徐廷瑶,询问南天门前线的情况。

  毫无任何悬念,徐廷瑶的回答是:前线很平静。

  杨杰顿时“满面通红,一言不发”。

  不久,老蒋下令,撤销杨杰军团长及古北口总指挥职务。

  据当事人黄绍竑后来回忆,杨杰与老蒋真正分道扬镳,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会议结束后,老蒋单独从前线把徐庭瑶叫到北平,问长问短,其实大意就一个:29军在喜峰口干得不错,打出了威风,你们是中央军,是嫡系,可不能给我丢脸。

  杨杰走后,古北口总指挥自然就变成了徐庭瑶。

  一个电话,算是暂时解除了老蒋对何应钦的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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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1-21 23:16:22 | 显示全部楼层
  既然“军事家”不起作用,只能靠老管家守大门了。他给以何应钦为首的北平军分会布置了任务,要他们一定要靠现有兵力“竭力抵抗”——给你们讲明了,指望再增加援军是不现实的。

  北平军分会现在由两个部长当着家。军政部长何应钦以代理委员长之职主抓军事,内政部长黄绍竑以参谋长之职在协助军事的同时,主抓政治。

  黄绍竑的后面还有一个从南京带来的参谋团,里面就包括郑洞国那个咋咋唬唬的老同学严武。

  这个黄绍竑颇不简单,他曾经是桂系的第三号强人,李宗仁、白崇禧过来就是他了。但是后来在中原大战时,由于追究失败责任的问题,跟前二位闹翻了,结果跟着老蒋做了小弟。

  民国的军人,就好象宋朝崇拜儒将一样,一说谁为“儒将”,即身价倍增。不过由于去清末不远,里面确实也有一些人的国学功底很深。老记者曹聚仁回忆他采访淞沪战役时,碰到过一位参谋长,侃起宋明理学来竟然头头是道,连一般读书人都知之不详的“鹅湖之会”也能讲出个子丑寅卯来。实际上,当时的程潜、罗卓英等人都善写旧体诗,黄绍竑不写诗,但会写词,而且据内行评判,已具有相当水准,端的是位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将才。因此之故,老蒋对他还是很赏识的。

  早在热河之战后期,他和何应钦就被老蒋双双派往北平,其中黄绍竑一去后就被点名担任北平军分会的参谋长。

  一开始,他听说仅仅是去给张学良做一个参谋长,还很不情愿。

  你要我一个中央的户部尚书去给地方诸侯当幕僚,也太丢份了吧。

  但这东西不能明说,革命不分先后,哪里还能再论什么贵贱。

  按照规矩(也算是一种潜规则吧),领导派职务给你,就是不想干,也得给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先。黄绍竑给出的理由,一是与少帅不熟,不好共事;二是自己所长在政而不在军,怕误事。

  老蒋什么人,黄绍竑肚子里那几根肠子,他还会理不清楚。一句话就打消了对方的顾虑:“北平军分会仍然是(属)我的名义,你就是我的参谋长!”

  那意思,你还跟着我干,而不是跟着诸侯干,一点都不丢面子。

  随后,老蒋又添了一句:何应钦以后要在那里主持,你可以协助他。

  何应钦是军政部长,如今也到北平“屈就”来了。听到这一节,黄绍竑终于答应北上,并在何应钦主持北平军分会后与其结成了一对军政搭档。

  自从老蒋在北平军事会议上定下调子后,这对搭档就知道今后的日子难过了。不给援军,还要能“竭力抵抗”,就是要勒紧裤腰带省着用,撑得一日是一日。

  两人赶紧商量,看用什么办法能“省着点花”。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缩短防线。

  当时东北军第57军(何柱国军)在山海关附近的石门寨担任防守。随着界岭口和义院口的失陷,它就像退潮后落在沙滩上的贝壳那样,实际上孤悬在外面了。

  何应钦和黄绍竑都认为这样比较担风险:无论是冷口还是喜峰口被日军突破,何柱国的后路都会被截断。与其如此,还不如提前把何柱国军撤到后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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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1-21 23:17:57 | 显示全部楼层
  北平军分会随即命令何柱国,除第115师(姚东藩师)和骑兵第3师(王奇峰师)留守石门寨外,其他主力全部撤至滦河西岸。

  应该说,此举不失为高明。虽然防线有所收缩,但撤至滦河西岸后,一来可以破坏滦河铁桥,以此为险加以固守,二来可以与冷口方面的商震军互为倚重,增强彼此的防御力量。

  然而事情非常蹊跷,军分会头天发布命令,第二天北平的日本报纸就把消息登了出来。

  这样一来,北平新闻界舆论大哗。这个消息军方连我们也蒙在鼓里,日本人却先知道了,难道说是日本人让军分会这么做的?

  你们是不是退让了,妥协了,投降了?

  何应钦也觉得相当不可思议,只好不停地跟记者做解释,打太极,声明这次军事调动纯粹是“战略因素”,而无半点“政治上的关系”。

  事后分析,泄密的原因无外乎两条:一是出了内奸,二是密码泄漏了(当然还是有内奸)。

  北平有汉奸特务,其实这个事早就有人提醒他们了。

  提醒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此前秘密抵达北平的老蒋。老蒋在召集军事会议的前一天深夜,就把何应钦和黄绍竑叫到他那里,告诉两人,根据可靠情报,老牌“中国通”、原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板垣已被日本军部任命为天津特务机关长,并正在平津四处物色内奸,以便配合日军南下。

  当时两人听了都大为紧张。因为“九一八”事变的缘故,板垣早就“名声”在外,大家都知道这厮跟土肥原一样是个大祸害,现在长城外面的日军攻得正紧,如果内部再被他这么搞一下,没准就要出大乱子了。

  见此情景,老蒋赶紧安慰他们,还没你们想像得那么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板垣到天津先找了段祺瑞和吴佩孚,结果两人都拒绝了。段祺瑞还被老蒋接回了南方。等于竹篮打水一场空,板垣忙了半天,什么也没能捞到。

  其实当初日本军部对板垣还是寄予厚望的。

  他们希望板垣这个策动“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的“大功臣”,能够再玩一把漂亮的,在关东军对热河作战时,利用中国国内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来个混水摸鱼,策动华北“自治”,复制一个和“满洲国”差不多的“华北国”出来。

  如此,则可在不越出裕仁天皇划定的“满洲国”圈圈的基础上,建立缓和地带,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想法是不错,关键是得找一个和溥仪一样的落毛凤凰出来。

  对此,板垣起初踌躇满志。以他“中国通”的经验,觉得这样的人选并不难找。起码有两种人可以入选,一是以前有过点名气,后来过了气又想东山再起的。这样的人,天津巷子里应该一抓一大把,都是以前当过“总理”、“司令”、“督军”,如今灰溜溜地在平房里做寓公的。你说要再建个新政府,而且给官给票子,还让他们当头,他们会不干?绝不可能。

  二是跟老蒋不是一块儿的,而这又可以分为好几种。板垣为此专门做了归纳,大致有三,曰:反蒋派、现状维持派、首鼠两端派。不管哪个派,只要你们跟姓蒋的不在一条船上就好办。我现在把华北交给你,帮助你把老蒋和中央的势力挤出去,你肯定求之不得啊。

  还等什么。抓紧时间落实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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