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草鞋军团（460）

　　在日机和通城留守部队的接应下，第33师团余部抛弃辎重，才得以逃回通城。第二十军尾追至通城，以后便担任通城以南防务，与通城日军形成对峙，原有的通山防务则移交给了友军。
　　侧面危机既除，长沙正面亦传来捷报，日军未至长沙，即行撤退，关麟征等主力部队撵在后面猛追，沿途颇有斩获。
　　这就是第一次长沙会战。战后，杨森被提升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集团军总司令。
　　对险境中转危为安，大难不死，杨森心存感恩，不仅感激救他的“杨家将”和子弟兵，更感激老百姓。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第二十军首次整体运用了一种伪装潜伏的方法，即当日军进攻时，部队化装为零，装扮成百姓隐蔽。等日军一通过，立刻化零为整，出其不意地从背后加以袭击。
　　这其实就是杨森在安庆从新四军那里“偷师”到的游击战术。游击战术必须扎根民众，依靠民众，换句话说，只有平时保护民众，关键时候民众才会掩护你。
　　早在安庆沦陷时，杨森就曾尽全力护卫市民撤退，并最后一个告别安庆。经过第一次长沙会战，他的这种认识更加深刻，也由此形成了颇具杨森特色的亲民风格。
　　某次，杨森从长沙回平江，因为天气太热，一路人困马乏，他就让卫士架起行军床，临时在街边露宿。
　　天还没亮，一阵轰隆隆的推磨声音便把杨森吵醒了，他起床循声一看，发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门前吃力地推着石磨。
　　杨森很好奇：“一大清早的，你在磨什么呀？”
　　妇女抬头见是个军人，便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凉粉嘛，天一亮就要挑出去卖，现在不抓紧磨怎么行。”
　　杨森反正也不急着赶路，就坐在地上和她聊起了天，问她家还有什么人。
　　妇女抹掉额头上的汗水，一指身边：“喏，就是这个伢子（长沙一带方言，指未成年小孩），她爹给鬼子飞机给炸死了。”
　　杨森一瞧，果然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使劲地帮她母亲推磨。
　　杨森立刻问道：“你这个小孩读书没有？你们的生活怎么过？”
　　妇女一脸苦笑地作答：“伢子倒是读书了，但是我一个人推不动这么大的磨子，只好叫他起大早来帮忙。要生活，怎么办呢，只好勉强对付着过日子就是了。”
　　杨森想了一想：“如果你把生意做大一些，钱赚多一点，就可以雇一个人来帮忙了。”
　　对方听后直摇头：“生意做大？我哪来那么多本钱呵。”
　　杨森告诉她：“我想借点本钱给你，就是不晓得你肯不肯要。”
　　只听嘎的一声，石磨停了，当母亲的睁大眼睛看着杨森，眼睛里充满了困惑，半晌才问道：“官长，你是在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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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61）

　　“我说的是真话，”怕人家以为自己是骗子，杨森索性表明了身份：“我不会跟你开玩笑，我是杨森！”
　　杨森的大名，平江没几个人不知道，妇女惊讶地嚷起来：“你是杨——总司令？！”
　　见杨森点了头，她这才确信不疑，搓捏着双手，满脸的恭维和感激，一时却不知说什么才好。
　　杨森很认真：“你算算看，扩大生意需要多少钱？”
　　“有——”，妇女不安地笑着，“有个一两百块钱也就尽够了。”
　　这种谈话让她显得有些过于紧张，在深深吸了口气后，又问：“杨总司令，你借钱给我，我是不是要写张借据给你呢？”
　　杨森如数摸出腰包，听到这句话笑了起来：“老实说，我这两百块钱是准备送给你的，我根本就没有要你还钱的打算。不过，如果你一定要还钱，那就等你赚到钱后再说吧。”
　　母子千恩万谢，收下了钱。
　　隔了几个月后，杨森路过这里，特意再次造访，发现她家房子居然翻新，而且开了一家凉粉店。
　　显然再不用挑担卖凉粉了。杨森一时高兴，想再照顾一下她家生意，便把随从都带进店来吃凉粉。
　　上前招呼的店老板并不是原来那位，而是另一个模样相仿，年纪略小的女人。听到随从称呼杨森的职位，她猛地一惊，立刻跑来询问是不是“杨总司令”。
　　得到确切的答复后，女老板兴奋地叫起来：“啊，你是我姐姐的大恩人，你还记得借钱给我姐姐的事吗？”
　　据其介绍，原来她姐姐拿钱扩充了生意，赚了钱，已经带着孩子搬到别处去了，这个店就盘给了妹妹。临走时，姐姐特意关照妹妹，假如杨森再来，一定要好好招待，并且归还那两百块钱。
　　杨森连忙推托说不记得借钱的事了，但女老板坚决不肯放他们走，杀鸡治酒，请他们吃饭，又坚持要把钱还给杨森。
　　杨森再三推托，她说：“借你的钱我们才能发达，你不许我们还，岂不是叫我们从此不得发达吗？”
　　听到这话，杨森才笑着把钱收下来。
　　在吏治方面，杨森一向开明激进。早在四川时，这位“蛮干将军”就有过修建马路、实施新政等让遗老遗少们连呼吃不消的举措，他在反封建和解放妇女方面，更是有如五四闯将，由于他的督促和严令，四川妇女才真正告别缠足陋习。
　　偏偏平江这个地方陋规还不少。有一年三八妇女节，杨森骑马来到平江县城，应邀参加庆祝大会。途中经过一座木桥，见一男子正手执竹鞭，狠狠鞭打一个小女孩，同时像使唤牲口一样喝骂：“你去不去？去不去？”
　　小女孩虽然掩面痛哭，但始终倔犟地一步不移。
　　杨森大怒，跳下马来，从男子手中夺过竹鞭，抛进河中，然后厉声质问：“你这是在干什么？”
　　男子打量了一下杨森，发现他是个高级军官，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不过说话时仍然理直气壮：“她是我妹妹，已经嫁了人，可是一到婆家就逃跑，三番五次。她婆家向我们要人，这个脸谁家丢得起，所以我父母让我务必把她押送回婆家。”
　　小女孩仅仅十一二岁的样子，杨森大为诧异：“你妹妹才这么小，怎么可以嫁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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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62）

　　再问下去，才知道这竟然还是平江本地风俗，女孩到十一二岁就要出嫁给“小丈夫”。
　　杨森实在难以理解这种奇风异俗，他问那哥哥：“你妹妹一再逃回娘家，是不是在婆家受虐待了？”
　　答案也不是，说婆家待“小新娘”还不错，只是女孩年幼离不开母亲。做哥哥的咕嘟着嘴：“嫁出门的闺女，赖在娘家不走，亲戚朋友都要说闲话的呀。”
　　女孩仍在嘤嘤哭泣。杨森实在不忍，就绕远路随兄妹两人走访其父母，又请他们去平江县城参加妇女节庆祝大会。
　　大会主席请杨森发言，杨森就把路上遇到的事情讲了一遍，并且说这种风俗很不好，他一定要下决心进行改良，这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妇女工作。
　　开完会，杨森直接和女孩的父母进行谈判，表示自己愿意出一千块钱，帮助他们的女儿继续求学，条件是必须二十岁以后才可以过门到婆家。
　　女孩父母同意了。杨森给女孩改了个名字，叫谢平节，乃纪念平江妇女节的意思，随后他便送谢平节上了学。
　　杨森亲自抓平江的妇女工作，俨然已成当地的“妇女之友”，但有一件事始终让他感到尴尬，因为这件事显然跟妇女解放这类新事物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可能具有双重性。杨森就是如此，他在外反封建，在家仍然很封建，老婆既多，又绝对容不得别人给他戴绿帽子。
　　杨森对此的辩解是：自古美女配英雄，普天之下，多妻的男子到处皆有，在某些教派，甚至把多妻作为一种教规哩。
　　杨森从不把多妻归入封建陋规，他说即便在平江，老婆比他多的一定还大有人在，他不希望外界老是围绕他的私生活炒来炒去——你们可以多报道报道我抓妇女工作嘛！
　　可惜的是，读者爱看的是八卦花边，媒体也要靠这些来提高发行量，谁关心什么妇女工作呢，于是翻开报章杂志，最热门最吸引眼球的依然还是杨森今天明天又娶了哪位姨太太，一来二去，连平江乡下人都知道杨森的老婆特别多。
　　某次杨森召集高级军官开会。开完会，他请军官们吃饭，通知上注明可携眷参加。当天，杨森开了二十多桌酒席，集团军司令部摆不下，干脆就移到了外面。
　　杨森本来有一位太太随军，照料其生活起居，但凑巧正好回了重庆，赴席的全是军官们的太太。这些太太要出入正式场合，给丈夫挣面子，因此个个都烫短发，穿旗袍，打扮入时。
　　平江风气闭塞，女人平时都是短衣长裤，哪里见过这种情景，于是轰动起来。军官和他们的太太在吃饭的时候，老百姓就站在周围看热闹，指手划脚，评头论足：“哎呀，不得了，总司令有二十多个太太呢，而且全都那么时髦漂亮。”
　　杨森面红耳赤，啼笑皆非，可又不便出面解释，只得装傻充愣，好象什么都没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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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63）

　　很快，卫士看到一些小孩也钻到桌底下，而且自下而上，偷看太太们的旗袍。
　　卫士们又好气又好笑，把他们拖出来讯问：“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小孩也不害怕，全都振振有词地回答：“是我姆妈叫我来看的，她说杨总司令的太太里面都不穿裤子！”
　　童言无忌，苛责不得。杨森和他的部下们面面相觑，困窘到不知所从。围观者见了哄堂大笑，随即都四散跑开了。
　　能让老百姓开你的玩笑，也说明你已经有了接近和融入民众的可能。
　　杨森经常骑马从平江去长沙，沿途百姓都知道杨森，有一户人家小孩病得很重，发着高烧，见杨森策马经过，就大声求助。
　　杨森不是学医的，医药官又不在身边，若抱到长沙吧，又怕抢救不及，杨森一时也束手无策。可是那家人把杨森当成了救命菩萨，好象杨森出现，就没有什么搞不定，这让他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充行家。
　　杨森先从皮包里取出几粒消炎药，给小孩服用下去，又让那家大人用热毛巾敷在小孩胸口，看到病情缓解，才重新启程。
　　杨森所用办法，不过是部队中的急救法，有没有效，他对之全无把握，可是正好长沙公务多，连住两天，方得以返回平江。
　　来回都是那么一条路，经过那户人家时，杨森的心情特别紧张。没想到那家人一听到马蹄声，便跑了出来，对之千恩万谢，说总司令的医道真高明，愣把我家没得救的小孩给医活了。
　　进屋之后，见小孩果然完全康复，已经能够下地行走。一家人连声感谢杨森的救命之恩，杨森如释重负，那个侥幸，犹如自己的命也让人给救了。
　　有了民众基础，才可以顺理成章地进行民众组训。
　　杨森在平江建立了民众组织训练委员会，自兼主任，接着又办了一所保甲长训练班，规定平江、浏阳两县大小乡镇，每镇必须选派男女中学生各一名，参加受训，训练期满后分发回乡担任保甲长。
　　学生们如期毕业，杨森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军装，先打扮起来再说。可是这些穿着军装的学生在回乡任职时还是碰了钉子，被人家毫不留情地赶了回来。
　　在湘北一带，保甲长早成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传到本人手里实在不愿担任，还可以像送礼一样移交给亲戚朋友，稀缺资源啊，哪里肯拱手相让给外人。
　　接到报告后，杨森把县长们召集到一起，打了个比方，说中央政府就像是一把伞，伞顶是一块缝合的绸布，完整美观，无懈可击，但伞的牢固绝不是因为绸布，而是下面的十几根铁支架在支撑着，那十几根铁支架就相当于中央政府的各部委。
　　再回到地方政府，杨森说连接伞把的变成了一根根细棍子，上重下轻，这是政令推行不下去的症结所在。
　　杨森的总结是：“没有老百姓的政府，正如没有部队的司令官一样，他能办得成什么事情呢？”
　　杨森发话，县长们不敢怠慢，可是地方势力太强了，县长下命令也没人执行，学生们逐保逐甲去点名，居民在原有乡镇保甲长的撺掇下，也往往采取不合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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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64）

　　杨森被迫再思良策。那时湘北疟疾流行，杨森想办法采购了一批奎宁，便试着拿去让学生发给所在区域的居民，有病治病，无病备用。奎宁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在民间珍罕到几如灵丹仙草一般，学生一到，群众都自发从屋里跑出来，争相前来领取。
　　不要急不要急，先排个队，点个名，再发药。
　　依靠奎宁这个开门钥匙以及大量琐碎的工作，年轻的保甲长们终于站稳了脚跟，两年之间，平江、浏阳的保甲全部编组完成，并与军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配合训练。
　　组训民众很重要，但民众毕竟不等同于军队，倘若军队本身不堪一击，那就等于把老百姓推到战场上去白白送死，所以要打好仗，还得练出强兵。
　　别人练兵主要是操典、射击和劈刺，杨森另加一项，是为体育。
　　杨森对体育情有所种，从小到大，乐此不疲。在他看来，就连武术也是体育之一种，如经常操练，既能强身健体，又可娱乐自遣。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杨森以后走到哪里，就把体育之风带到哪里。
　　“蛮干将军”时代，其实是杨森早期最辉煌的阶段。那时候，他的军队迅速扩充，军校也遍地开花，杨森精力过剩，每天忙完公务，必定还要抽出时间，到校场上去亲自练兵。
　　杨森实行的是“饥兵政策”，他发的那点军饷只够填饱肚子，训练之余，士兵们根本没有闲钱到街头消遣娱乐，军营生活又极其单调乏味，只能埋头睡大觉。
　　杨森一看，这样不行，时间长了要出事。为了调剂士兵的业余生活，防止他们闲极生变，杨森就出钱买来了一套放电影的器材，成立了一支电影放映队，在军中巡回放映。
　　士兵们大多数没有见识过这类新鲜事物，全都簇拥来看，因此开始很是轰动了一下，但当时电影片源很少，杨森又舍不得花大价钱去采购新片，全是一些陈旧的老电影，只能重复重复再重复。短暂的热闹之后，大家又都一哄而散。
　　杨森争于寻找新的文娱项目，同时他又有志天下，一心要统一四川，所以也时时在捉摸，如何才能练出更强的强兵。
　　两种需求汇合一处。有一天，杨森突发灵感，想到要大力提倡体育，其对象不是周围几个人，或是某几名部下僚属，而是整支军队。
　　从此以后，杨森便有计划、有步骤，大张旗鼓地在军队里面推广起了体育。
　　军中体育普及开来，情形果然大为不同。首先它花钱少，不需要太大的资金投入，无非是买些篮球、铅球或标枪之类，其次是玩不厌，每天打场球，第二天还盼着再来一场。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杨森本人就兴趣浓厚，他肯在这上面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
　　杨森专门在成都创办了一所体育学校，除充实教育设备外，还延揽国内外体育专才担任教授。杨森把他部队里所有年青力壮的军官，都分期分批地送到这所体育学校受训，其认真程度，一如在举办军校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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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65）

　　觉得部队体育水平上去了，杨森即以团营为单位，组织体育竞技比赛，并利用各种机会与民间高手们进行切磋。
　　杨森主川两年半，共举办了两次省运会，省运会的各项冠军几乎全部为第二十军选手所囊括。统一之战后，不管如此落魄，也不论行军何处，驻防那里，第二十军一定是球不离手。每到一个地方，他们也必定要和当地运动员开展友谊赛。
　　抗战时期，军中体育继续成为杨森独树一帜的练兵法宝。他在平江县城建起一座大型体育场，需要时用于集会，平常就供军队和老百姓举行各类比赛。
　　驻军平江的第一年，杨森便举办了平江军民联合运动会，第二年大发英雄贴，邀请湖南各学校派代表队参加。此后，平江一连举办了五次大型运动会，使得这座小县，俨然成为湖南省的体育中心。
　　在第二十军内部，体育训练逐渐与操典训练、射击劈刺并驾齐驱，成为练兵的第三大科目，而且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
　　别人练兵都是时间越长越好，杨森独不以为然。他认为，一名新兵要是认真训练，只消两个月就可以上阵打仗，时间拖得太长，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这两个月，一个月用来进行精神纪律训练，也就是出操，一个月用来进行纯军事训练，其时间分配为，每天早上射击劈刺，从下午到黄昏，就全部是体育锻炼，在提高士兵身体素质的同时，也借以培养其斗志。
　　杨森的这一做法曾引起很大争议，一些部下僚属都表示反对，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作战间隙的训练时间相当紧张，体育训练属于旁门左道，业余时间玩玩还可以，放到主课上来，这不是白白耽误时间吗？
　　杨森正色相告：“不然，体育这一科目，比什么都要紧。”
　　第二十军居于平江最前线，作战相当频繁。要打仗，自然就有伤亡，有时伤亡还很严重，这就需要尽快补之以新兵，一般的规律是，新兵越多，部队战斗力下降越厉害，这也是很多友军包括一些川军都畏惧作战的原因。
　　杨森不怕打仗。因为不管如何补充，第二十军的整体战斗力都没有太大的下降，不但如此，随着仗越打越多，具备更多作战经验的部队，在战斗力上反而还呈不断的上升趋势，
　　在这其中，体育练兵当然功不可没。
　　在发现自己指挥出现严重失误的那一瞬间，杨森曾经有过廉颇老矣式的惶恐，但这也就那么几分钟的事。
　　桥归桥，路归路，活着就得有点抗击打能力，这叫强人本色。
　　杨森当初攻占通山，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平江，但收复南林桥，让他有了意外发现，那就是打日军侧面或背后的破袭战，代价不高，收获很大。
　　军委会和第九战区总结第一次会战胜利的经验时，也提到，先前杨干才攻克南林桥，影响了日军运输系统，打乱了冈村的战略部署，使其不得不进行相应调整和准备，会战由此拖延了将近半年之久。半年时间，对于湘北的防御部署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杨森前后贯通，对破袭战、游击战、运动战与民众组训有了进一步认识和掌握。当然，所有战术究竟高明与否，靠的都不是纸上谈兵，而必须在实战中得到检验和进一步打磨。
　　第二十军身处抗战最前沿，机会从来不缺，这次试验的对象是通城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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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66）

　　杨森把副军长兼第133师师长夏炯唤上阵来。
　　夏炯喜欢打个人的小九九，乐衷于往上爬，早年便以“泸讲”首领自居，搞小团体，排斥其它军校的学员。除此之外，他在军中的声誉也不如杨汉域那么好，有“威有余，德不足”以及“为威不怀德”的恶名声。
　　从当团长旅长开始，每逢战争，夏炯就派几名卫兵扛着马刀随行。这些马刀都有用途，谁要是敢擅失阵地或临阵脱逃，以及临阵脱逃，夏炯就会毫不留情地砍掉他的头。死在他刀下的连排长和士兵不在少数，当然其中也不乏冤枉的，所以人称夏炯为“夏马刀”。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杨森认为夏炯还缺乏整合和统领第二十军的能力，然而与此同时，夏炯又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的人，你只要冷冻他一下，让他全神贯注地去指挥作战，就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夏炯最大的缺点，恰恰就是他最大的优点，那就是“威”。
　　真实的战场之上，并无多少人性存在的余地，流行的便是杀人不眨眼。据汤恩伯集团军的老兵回忆，有一次某连撤退时，丢失了一支步枪和轻机枪，没法向上交差。警戒中看到友军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落伍，正好手上端的是步枪和机枪。于是该连很客气地予以接待，并留他们住一夜再走。到了晚上，住宿的两人就被暗杀了，武器截留下来。事后这个连偷偷上报，上级不仅没有责备，还表扬：“有办法。”
　　看似不可理喻，但汤集团却以能打仗著称，连冈村都一度为之头疼不已，其中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就这个连来说，他们杀人成性，敌人杀，自己人也杀，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也许不适合做楷模，但只要用到合适的地方，那就是传说中的虎狼之师。
　　的确，夏炯没有“德”，刀下也有许多冤死之鬼，可人家夏马刀的威风确实是砍出来了，乃至于所到之处，无不闻风丧胆。有人甚至还借夏马刀的威风来吓唬人，特别是在战场上，如果支持不住了，只要喊一声“夏马刀来了”，众人立刻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地定在阵地上，死也不敢再往后退了。
　　夏炯奉杨森之命，率第133师与通山敌军形成对峙。通山日军大概从来没让人这么盯着看过，很不适应，当下便气势汹汹地派出一千多人马来冲击营寨。
　　夏马刀来得真好，一刀砍过去，把日军杀得大败。日军挨了揍还有些懵懵懂懂，摇摇脑袋又来碰硬钉子，紧跟着一刀，这下砍醒了，再不敢跑出来乱蹿。
　　看人不爽这件事还是烂在肚子里吧，免得出去找不是。
　　夏炯完全把通城当成了破袭战的试验场，他不断派部队夜袭通城日军，并伏击其运输车队。通城与附近大沙坪的日军相互依赖，夏炯就把两地的交通通信全部切断，省得你们眉来眼去，相互壮胆。
　　夏炯没来之前，通城日军的日子本来很好过，夏炯一来，日子超级难过。
　　事急矣，非得大家凑份子救命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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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67）

　　总部驻于岳阳的第6师团出面，将包括通城、大沙坪在内的周围四县日军抽调出来，凑成四千多兵马，配备以特种部队，对第133师所属的鄂南防区展开大扫荡。
　　战斗开始后，第133师所属的凤凰楼、阳台光阵地先后失守。激战至午后，薛岳给杨森打来电话：“凤凰楼、阳台光是第九战区的门户，限当晚二十四时收复两战略要地。”
　　又是限时，杨森将此命令转发夏炯。夏炯分配反击任务，将进攻凤凰楼的重任交给了陈德邵。
　　陈德邵是行伍出身，时任第399团副团长，此人胆大心细，在战场上能够见微知著，善于发现并牢牢抓住战机。在凤凰楼前，他很快便有了一个让他心喜的发现：日军主力正在搭设帐篷露营。
　　想想当天的天气真不错，不太冷也不太热，如此环境下露营，真是既惬意又放松，可就有一样，早晨的营养得加强，驴肉火烧加板肠。
　　陈德邵主动送营养来了。他集中十门迫击炮，对着日军炮兵阵地及露营区就是一顿猛轰。
　　打得正欢的时候，第二十军辎重兵团恰好送来大批迫击炮弹，于是便都可着劲地往炮膛里塞。
　　露营日军的福气好到像突然掉进米缸里的老鼠，平时哪有这么多炮弹奉送啊。炮击前还是花好稻好，炮击后顿成残花败柳。
　　炮战的同时，陈德邵挑选精干官兵，组织了三支轻装突击队，总攻即将开始。
　　突击队不是现在用，是晚上用。入夜之后，他们分成三路，由小道到达指定地点，发射信号弹后便冲入敌营。
　　日军白天大受刺激，正准备躺下来闭目养神呢，根本就没招架的心理准备，突击队呼啸而过，日军前哨阵地被歼灭百余人。
　　见突击队得胜，主攻部队乘机猛袭，经反复冲杀，于午夜时分将日军一举击溃。
　　夏炯棋先一着，已提前将第397团埋伏于凤凰楼北麓，为的是截断日军退路并阻击其援军。
　　陈德邵一面继续肃清固守凤凰楼的残敌，一面指挥十门迫击炮交叉发射照明弹、燃烧弹、榴霰弹，把个凤凰楼的山前山后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日军的一举一动皆清清楚楚。
　　前追后截之下，日军东奔西跑，自相践踏，蒙受重大伤亡。直到第二天拂晓，在通城日军炮兵的掩护下，其残部才得以摆脱追击围堵，逃入通城避险。
　　这时候，阳台光尚未攻下，陈德邵率部前往助战，亦迫使此处日军退出。
　　第133师经一昼夜激战，完全收复失地，并彻底粉碎第6师团组织的鄂南大扫荡。统帅部为此传令嘉奖，给有功人员论功行赏，颁发荣誉勋章。
　　因第399团在反扫荡中表现出众，军委会还特地派战地摄影队驻团拍摄了关于凤凰楼反击战的记录片。
　　通城日军指望组团扳本，结果是集体蚀了老本，士气由此一落千丈，躲在通城城内犹如惊弓之鸟一般，即使第6师团增派兵力协防，仍无济于事。
　　杨森与人为邻的规矩是，你不尊重我，我还尊重你，你最后还是不尊重我，我弄死你！
　　他以攻为守，对通城日军袭击袭击再袭击，日军不出城便罢，一出城，第二十军必然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之势，上去打把秋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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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68）

　　日子要一天天过，日军在城内度日如年，渐渐失去守城的信心和意志。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杨森纵兵而来，从通城东西两面进行夹攻，经一夜巷战，敲掉了守城日军的脊梁骨，通城被成功收复。
　　破袭战小有成就，杨森研究战术的兴趣也越来越浓。
　　自1940年起，苏联对中国实施军援，除向地面部队出售俄式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外，还派大批军事人员到各战区充当顾问，进行战术指导。
　　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总部也来了一位苏联顾问，名叫车尔卡日夫。
　　车尔卡日夫的军衔为上校，具备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能提出许多极有见的的建议。比如通常筑造掩体时，机关枪掩体的枪口一般是正对防线前方，车尔卡日夫说错了，枪口不应正对前方，而应正对侧面，这样才能以侧防火力来构成交叉火网，从而封锁敌方前进道路，敌方为此蒙受的伤亡也将更多更大。
　　杨森听后，大为赞赏，认为这位苏联上校一针见血，确有水平，马上按其建议进行改进。
　　车尔卡日夫在总部上课，杨森每次都亲自听讲，无论筑垒作业还是防空作战，均让参谋及时纪录，整理后印发各级军官学习，以提高军官们的战术意识。
　　苏联顾问的到来，对丰富第二十军的战术和打法很有裨益，但中日军力差距极大，火力方面仍是日方占据优势，苏联顾问的大兵团战术并不能完全照搬套。接下来的冬季攻势，便好好地给杨森上了一课。
　　大沙坪位于鄂南崇阳至通城公路上，位置显要，是日军的前进据点，对第九战区防线构成严重威胁，因此第九战区把攻占大沙坪作为冬季攻势的主要目标，共组织包括第二十军在内的七八个师向大沙坪发动进攻。
　　自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湘北公路和桥梁被战区完全破坏，日军的机械化特种部队固然无法南下，但自己的手脚也相应被束缚住了，各部的山炮及辎重车辆无法推进，已全部撤至后方衡阳搁置。
　　大沙坪与通城、通山等据点不同，日军在这里修筑了大小碉堡群。碉堡周围全部设置鹿柴与铁丝网。这样的攻坚战，纯步兵是无能为力的，可是又缺乏火炮支持配合，于是只能使用迫击炮。
　　迫击炮打步兵和阵地还行，却对付不了碉堡，无奈之下，战区采用了人浪战术，即每天出动一个师，作波浪式前进。
　　没接近碉堡之前，日军纹丝不动，一进入其有效射程，顿时拉出一道道炽烈的火网，冲锋部队几乎就是上去送死。
　　七八个师，每个师都遭受很大损失，弄得残缺不全，第二十军也不例外，只有第133师因有守备通城任务，未去参战才保得完整。
　　如此大的代价，要有所收获还差不多，实际情况是日军碉堡群毫发未伤，更不用说收复大沙坪了。
　　薛岳咋咋乎乎地组织攻势，到此也惟有偃旗息鼓，来个悄悄收场。
　　对杨森而言，这是一个反面教训，也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死打硬拼并非良策，适时运用破袭战等新战术，才能使自身拥有尽可能大的生存空间。
　　很快，这一结论将再次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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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69）

　　在日方战史中，查不到第一次长沙会战，取而代之的是“湘赣会战”。名字都不是随便乱取，而是有各有用意，据冈村宁次说，他在指挥作战前就没想到要占领长沙，不过是要消灭湘赣两省的第九战区主力而已。
　　冈村的“攻而不取”有其合理性，因为以日军当时的动员能力，确实还无法对长沙做到长久占领。
　　事情是这么个事情，道理也是这么个道理，让人为难的是，中方并不认可冈村的说法。
　　发现日军全面撤离湘北后，国民政府马上向国内外媒体发出通稿：“日军无法攻占长沙，即日已行退却。”
　　随后各种庆祝胜利的活动都来了，追击有功的各部队被予以表彰，甚至军委会还利用缴获的战利品，由一个营的参战部队重新现场演绎，拍了一部名为《湘北大捷》的电影，搞得冈村很没面子。
　　冈村有苦，但他说不出——如果不为攻长沙，仅为消灭战区主力，那么试问，你消灭没有？
　　没有，连影子都没看到，第九战区主力直到撤退追击时才现身，可那时已不是你消灭他，而是他要揍你了。
　　自武汉会战以来，冈村在日本前沿将帅中一直既叫好又叫座，他走到哪里，脚底下的闪光灯就追到哪里，涮涮地一片，那真是人见人爱，车见车载，风光啊。
　　到长沙，绊住了。
　　忙忙叨叨半天，还落一恶评，这点背的。日本人的思维有时很是机械，冈村不检讨自己战略战术上是否有所失误，却埋怨中方在宣传上不配合：你们说我要占领长沙，纯属诬陷！
　　冈村从上到下都是一副挨骗受气的样，一个劲对上级嚷嚷着要再攻一次，以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拿下长沙，或歼灭中方主力。
　　上级当然不会答应，组织一次大会战，所需人力物力惊人，以为是小孩玩家家哪？
　　过了没多久，冈村调任华北，第十一军司令官易人。新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蠢蠢欲动，颇有超越前任之心，可惜他的运气更糟，一出门便摔一大跟斗，在江西上高被打到鼻青脸肿，而踹翻他的对手正是长官部位于长沙的第九战区。
　　第九战区所部按任务划分，可分成两个类别，其一是“中央军”主力兵团，包括第七十四军、第十军等，特点是擅于正面攻防。其二是地方兵团，以杨森的第二十军为代表，惯于潜入敌后，破坏日军联络线和运输道路。
　　自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后，薛岳以主力兵团发起进攻，以地方兵团进行袭扰，行动活跃，越战越强，已逐渐成为第十一军的最大宿敌。
　　1940年3月，木下勇少将接任第十一军参谋长，上任伊始，他就感觉到武汉总部的气氛“普遍沉闷”。
　　与中国军队不同的是，日军幕僚一般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在有的部队，幕僚甚至能代替主官进行指挥。木下勇当时就认为，要使武汉总部的气氛由“沉闷”变成“明朗”，必须以战养气，也就是俗话说的，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