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草鞋军团（480）

　　第二十军士兵在战场上空看到一只日军军鸽飞过，抬手一枪，把这只倒霉的鸽子给打了下来。军鸽所携带的文件上显示，前线日军因缺乏粮弹，已被迫请求空投补给。
　　1941年10月1日，各师团奉命集体“反转”。
　　在第3师团攻占株州的当天，阿南即正式将此次战役命名为“长沙会战”，他认为自己已补冈村之憾：既击溃了第七十四军等战区主力兵团，又占领了长沙，你们总不会再有什么话讲了吧？
　　孰料日军一撤出长沙，中方就大力宣传：“长沙未被占领”，让阿南的良好感觉瞬间崩塌。
　　日军选择了利用夜间向北撤退，其撤退速度也十分快捷，但动向仍被中方所捕捉，此时由广东战区调来增援的粤军第七十九军、暂编第二军已经乘坐火车赶到，薛岳赶紧下令他们衔尾追击。
　　第二十军因处于日军后方，得以就近对日军展开阻击战，其中尤以陈德邵的第399团最为显眼，不仅歼敌最多，而且还跟日军争抢飞机投下的粮弹，战斗打得酣畅淋漓，毫无顾忌。
　　阻击之后就是猛追。
　　随着目标不断往前伸展，天空也在沿周边无限展开，优秀的川中子弟们在起飞，迎接一轮又一轮的历险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夏炯以第399团为前锋，撒开脚丫子一路狂飚，沿途不断击溃日军后卫掩护部队，最后直抵新墙镇以南。
　　陈德邵请来当地保长打探敌情，正说着话，一位农民进来报告，说日军就在他所在村庄附近宿营，帐篷搭在干田和干堰塘旁边，大概全累坏了，都四仰八叉地睡着觉呢。
　　这位农民自愿带路歼敌，保长向陈德邵证明，该农民曾经当过兵，所以胆子很大，忠诚度没有问题。
　　陈德邵当机立断，派第一营轻装前进，由农民引路，绕过日军警戒线，一俟插至日军背后，便发射信号弹。
　　信号弹一起，正面的第二营迅速开火，对日军实行南北夹击，揍得睡梦中的日军伤亡枕籍。
　　日军拼命挣扎，向第399团猛射毒气弹，试图以此阻遏对方的进攻。第二十军经过防空防毒训练，随身都带有防毒面具，及时戴上再战，只是进攻速度无疑就慢了下来。
　　陈德邵看到后，急忙集中迫击炮压制日军炮兵，同时团防毒排也及时跟上，标明毒区并及时进行消毒。
　　师部电话正好于此时接通，陈德邵向夏炯简单报告战况后，即询问后续部队是否已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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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81）

　　听说第398团到了，陈德邵马上向夏炯建议：由第398团进行掩护，帮助迫击炮部队占领镇东北高地，向日军露营区域射击。
　　夏炯拍案叫绝，如此一调整，迫击炮完全遏制住了日军的毒气战。
　　随着第397团的到达，全师合力展开围歼。激战至第二天早晨，日军向新墙河边撤退。
　　陈德邵早有伏笔，他让老百姓引路，派第3营在日军背后占领阵地，提前建立了第二层包围，给溃逃日军造成了更大伤亡。
　　在新墙追击战中，日军被打垮了一个联队，其东南扎营区域内，横躺着大批被击毙的日军军马，这些马相当于刚刚宰杀，第二十军全都拿去做了加餐庆功的食材。
　　除第133师全体官兵得以饱餐东洋马肉外，附近民众也都享到了口福，可见死马数量之多。
　　吃肉也不能忘记送肉的人，有的士兵调侃说：“这是鬼子用马肉给我们庆功呢。”还有的说：“咱们这是笑谈渴饮倭奴血。”
　　杨森与第134师位置靠后，等他们追到新墙河时，第133师已经在收拾满地的马肉，杨森很是满意。
　　让杨森不高兴的是，追击部队在新墙河边就被迫停住，原因是日军在河岸上留了一支炮兵，为掩护撤退，正拼命用排炮阻击，炮弹像暴雨一样飞过来。
　　正是追得无比起劲，得心应手的时候，突然来这么一出，犹如兜头浇来一盆冷水，让人好大不爽。可是不追的话又不甘心，杨森接到报告，急匆匆带上总部警卫排前去察看日军炮兵阵地的情形。
　　警卫排内部号称“特别支队”，因为排里全是排级军官，没有兵，为首者是杨森的二儿子杨汉烈。
　　杨汉烈毕业于黄埔军校，毕业之前，他写信给父亲，请杨森给他指条出路。
　　杨森很干脆，说那你就到我的第二十军来吧，同时还不忘叮嘱一句，同学之中，有那素质不错，而且交情也很好的，不妨一道带来效力。
　　杨汉烈果然带来了三十多位同学，全是年青力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杨森见之大喜，连同杨汉烈在内，一律任命为排长，但因为前方一直在打仗，来不及逐一安排，便临时留在身边担任警卫。
　　杨森在前沿察看之后，一时也没能想出更好的办法，于是决定返回与前敌指挥官们再定对策。
　　因为心里有事，他没有注意到“特别支队”没有跟着一道回来。
　　几个高层正在掩体里思考对策，忽然听到前线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与呐喊，随之而来，竟然有一种万马奔腾，地动山摇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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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82）

　　杨森一阵愕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一个传令兵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汇报说杨汉烈带人把日军的大炮拖了过来，前线部队乘机发起冲锋。
　　盗枪盗马，对于第二十军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但是再怎么跳跃性思维，杨森也想不到盗炮上去。况且他儿子年纪轻轻，刚刚军校毕业，又没打过仗，怎么可能？
　　杨森认为传令兵肯定弄错了，立刻沉下脸：“哪有这样的事情？”
　　传令兵一听急了：“真的，总司令不相信，请你亲自去看看。”
　　杨森三步并作两步，走出掩体，用望远镜一看，还真的，河对岸已无日军踪影，前线部队正在忙于进行强渡。
　　一直到晚上，杨汉烈和“特别支队”才返回总部。这些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胆子大到能包天，他们利用地形，悄悄地摸到日军炮兵阵地的右侧，先是猛地扑向一门放在最右边的大炮，然后三十多人一涌而上，挥舞马刀嘁哩咔嚓，用最短的时间，把几个日本炮兵全给剁了。
　　这些军校同学里面有学过炮科的，当下拖转炮身，装上炮弹，就朝日军的炮兵主阵地轰击，日军猝不及防，发一声喊全跑了。
　　当天第二十军越过新墙河，长驱突进，一直打到湘鄂边界才鸣金收兵。
　　在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各军中，以第二十军为最出色，杨森关键时候代替指挥，更是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尽管薛岳在战后又是出书，又是宣传，说会战胜利是他诱敌深入聚歼日军的结果，但心里非常明白，若没有杨森及第二十军，这一仗就败得太难看了。
　　会战之前，新墙河系由粤军中的王牌、“老铁军”第四军驻守，战后，薛岳对杨森说，像新墙河这样的防守任务，只有第四军和第二十军才能胜任，而现在，“只有第二十军才能守得往！”
　　杨森最重军人荣誉，对活多活少向来不计较，他认为这话从薛岳嘴里说出来，就是对他和第二十军的最高奖励，因此听后十分高兴，当即表示愿意接防新墙河。
　　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蒋介石召开第二次南岳会议，会上对杨森和第二十军则予以特别嘉奖，并特授杨森为陆军上将。会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还专程赶到长沙，对杨森进行了慰问。
　　杨森时年已近六十，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被授予军中殊勋，早在他三十多岁出任四川善后督理时，北洋政府即授之以森武将军称号，但是在杨森看来，二者不能等同，因为这个上将是他率部抵御外侮，历经血战才得来的，是真正的荣耀。
　　距离第一次长沙会战，已历两年之久，这位沙场老将还没有能够实现当初对女作曲家所许下的诺言，即打回上海，但是他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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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83）

　　经过两次长沙会战，杨森及其第二十军表现出的惊人潜力，引起外界极大关注和兴趣。军政部专门派出一支电影摄制组，就地驻扎于第二十军内，以官兵训练以及组织民众为素材，拍成了一部战争纪录片，并制作许多拷贝，送各战区和部队观摩学习，以便吸取经验，普遍实施。
　　事实上，杨森确实已形成一套适合第二十军特点的系统打法，基本要领是，当日军主力出现时，便隐身一旁，等日军主力通过后，再不停地对其后方进行袭扰，使日军防不胜防，疲于奔命，看你跟看定时炸弹一样。
　　这颗定时炸弹的完全起爆时间，即为对手的撤退时间。此时，要把集蓄的全部力量拿出来，毫无顾忌地进行侧击、尾击、伏击。
　　第五战区所属的王缵绪、孙震，因掌握日军“扫荡”规律，也常常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方法，但在最后取得的实际效果上，都无法与“杨森战法”相提并论。
　　民众组训也是“杨森战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军政部拍纪录片时，摄录了大量这类画面。
　　除了通过老百姓自发地刺探敌情、输送粮弹外，杨森还成立了各式各样的群众战地组织，比如妇女慰问队、担架队、情报队、搬运队——这个搬运队不是辎重兵那样的角色，而是帮着搬老百姓的东西，在战时它们的作用往往不亚于正规军。
　　通常部队作战时，都要建立担架兵，担架兵必须是年青力壮的士兵才行，这无疑要分去部分战斗力，但伤兵又不能不往后方送。杨森的办法是在民居设立紧急救护所和包扎站，由群众担架队就近抬送伤员，也就省去了担架兵一项。
　　一时之间，“杨森战法”在军中相当风行。有一次杨森回重庆，军政部还特地给他放映了这部片子。
　　各战区各部队的军师长、参谋长看过片子后，都学着杨森，从后方指挥所钻出来，跑到第一线去察看地形，并且逐个分析研究如何才能对日军展开破袭战。
　　大家都在研究，薛岳也在思考。
　　第二次长沙会战使杨森和第二十军迅速蹿红，薛岳却十分受伤。在南岳会议上，白崇禧以军委会参谋次长的身份讲话，说：“敌军此次窜犯，是自来自去。”
　　自来自去，就是来去自如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薛岳关于大胜仗的宣传。
　　薛岳与白崇禧素来不睦，他对白崇禧的这番讲评感到很是恼火，会后连续向蒋介石递交了几份辞职报告，并且愤恨地说：“再干，我就不是人！”
　　耍了一通脾气之后，老蒋在辞职报告上批了两个字：“慰留。”
　　身为职业军人，或许会头脑发热，或许会死要面子，但事后都会有一个相对较为客观的分析和检讨。薛岳也深知自己在指挥和判断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因此在重新设计保卫长沙的方案时，推出了一个新的战术，命名为“天炉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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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84）

　　第一次长沙会战，薛岳将主力兵团置于长沙，到了第二次长沙会战，则前移至汨罗江南岸，结果吃了大亏。这次薛岳又回到原点，不过他的旧瓶里还装了新酒。
　　从新墙河到长沙这一段，尽管不会再组织主力兵团截击，但沿途会用二线兵团进行不间断的侧击和包围，所谓“天炉”，就是通过侧击和包围让日军有坠入火炉，遭烈火焚烧之感。
　　从“天炉战法”的创意上，可以多多少少窥见“杨森战法”的影子，而在“天炉战法”中，驻守新墙河的第二十军也确实是其中的一大关键环节。
　　杨森不敢懈怠，自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就加紧对第二十军进行整补和训练——不先吃饱了，哪有力气减肥。
　　进入1941年12月中旬，湘北前线观察到日军调动频繁，接到侦察人员又得到了一份日军向乡公所强索苦力的文件——强索苦力是为了修筑道路，修筑道路是为了运输辎重，运输辎重是为了粮草先行。
　　薛岳判断日军将第三次进犯长沙，杨森也根据敌情和战区“天炉战法”的战略战术作了相应部署。
　　此时属第二十七集团军序列的共有三个军，杨森令第二十军守新墙河以南第一线，湘军第三十七军守汨罗江南岸第二线，在正面呈两线接力，而通城至平江的第一线转由滇军第五十八军把守。
　　这三个军的总体任务，就是给薛岳的“天炉”点起第一把火，给日军在“炉”内取取暖，升升温。
　　阿南即将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间隔第二次长沙会战仅两个月不到，这在军事上显得颇为反常，要知道前两次会战整整相差了两年，阿南曾在其间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如此急急用兵，与局势变化密切相关，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阿南有些近乎失衡的心理状态。
　　第二次长沙会战是阿南上任后的开山之作，从发动汨罗江南岸会战，到击溃第七十四军，这些战绩都让他扎足了面子和台型，太有腔调了。
　　可惜的是，后半段都让一个叫杨森的人给搅和了。
　　会战结束后，南京侵华日军总部的一些人背地里议论纷纷，都说“长沙会战不打还好，一打反而给予了中国军队以反宣传的材料，很为不利。”
　　阿南提交报告，说明这一趟他没白干，爱嚼舌头的那些人不屑一顾：成绩不一定是做出来的，但一定是要可以总结出来的，你就吹吧。
　　辛辛苦苦忙半天，原来自豪还停留在幻觉状态，阿南怒不可遏，老虎不发威，你当我病危！
　　阿南赴南京出席军司令官会议时，在会上大发牢骚，以致于会议就被他一个人给拖到了深夜。在日军将领中，阿南以沉稳著称，如此不寻常的举动，说明他心里已经有了浮躁之气，而这正是大战前所有指挥官都应力避之处，也是他的同行薛岳曾掉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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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85）

　　1941年12月7日，日本在珍珠港偷袭得手，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南进政策”成为热点。从东京到南京，日军内部流行着这样一种想法，即中国战场已成为次要战场。
　　第十一军似乎要被边缘化了，日本参谋本部一再暗示，要从第十一军调动兵力去南洋，第6师团等绝对主力皆在此列，这让阿南如坐针毡，憋足了劲想在调兵之前再打一场大仗，以便在挽回脸面的同时，增加自己的发言权。
　　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早已蓄势待发的日本第二十三军开始进攻香港。第九战区奉命将粤军第四军、暂编第二军调拨南下，以策应英军守卫香港。
　　得知粤军南下，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向第二十三军发出照会电报，探询是否要出兵进行牵制。
　　电报是白天发出的，第二十三军尚未回复，木下勇晚上怎么都睡不着觉，脑细胞高度兴奋，最后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决定不管第二十三军高兴不高兴，欢迎不欢迎，都一定要出兵作战。
　　阿南的浮躁明显影响到了他的部下，或者说相互影响。据木下勇在日记中记述，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时，他曾“深思熟虑”，但这次只用一个小时就作出了决定。
　　1941年12月13日，木下参谋长召集作战主任岛村等一众高级幕僚，大家达成一致，拟成作战大纲向阿南进行汇报。阿南也早就按捺不住，当即予以批准。
　　木下的这份作战大纲，主要针对杨森所指挥的三个军。因杨森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的抢眼表现，木下再不敢用第40师团这样的丙种师团去应付，启用的是第6师团，但后来仍觉得没把握，又把第3、第40师团的主力增加了进去，这样基本上已是一个师团对一个军。
　　开始都说的很好，出兵是为了配合香港攻势，牵制第九战区，但作战计划一经上级批准，阿南和幕僚们就动了“进攻长沙”的心。
　　牵制作战和大会战，准备期完全不一样，只能说人心里一旦有了坑，迟早都会把自己给套进悲剧的壳子里去。
　　1941年12月18日，汉口军司令部发生了一场不小的争论。别人尚可，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少将因直接分管后勤，对“进攻长沙”反对最烈。
　　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二见把前线军队抬了出来：“要进攻长沙，请问第一线的气氛是否一致，全体将士有无完成的信心？”
　　二见以为前线会支持他的看法，不料那些无脑武夫并不领他的情。部队还在集结途中，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中将第二天就抽空跑到军司令部，告诉木下参谋长：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副参谋长那是在瞎扯，我就愿意去长沙！
　　士兵们好了伤疤忘了疼，第3师团已在集结地公开扬言：“我们师团这次是开往长沙的。”
　　见内部有所分歧，阿南且不公开宣布“进攻长沙”，先打上一阵，看看效果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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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86）

　　第3师团情绪最高，但集结过程中便撞到霉星，由于粤汉铁路发生列车事故，未在开战的这一天完全集结到位，因此首发作战的仅为第6、第40师团。
　　1941年12月24日傍晚，两师团一东一西，第6师团强渡新墙河，对阵第133师，第40师团强渡沙港河（新墙河分支），对阵第134师，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新墙河河面宽度七十米，水深不足一米，到处皆可陡涉，加之当晚湘北下起大雨，夜雨笼罩下，能见度非常低，为日军强渡提供了掩护，但是第二十军的防守和作战能力仍让对手大吃一惊。
　　战前，杨森在防守上做了精心布置。所有便于陡涉的登岸地点，均埋有地雷，岸边架设有伪装的层层铁丝网。河岸阵地以各村庄为据点，用交通壕将它们连接起来，每座村庄里均建有砖石结构的厚实掩体。
　　第二十军以往在平江或通山作战，虽有重创第33师团等不俗战绩，但当时的位置和角色，只与足球场上的边后卫相仿，现在提到了前锋，想射门就射门，想妙杀就妙杀，何其过瘾，因此参战官兵斗志高昂，在强敌面前发挥出了较高水准。
　　日军战史在记录当晚的强渡作战时，多次用“顽强抵抗”四个字来对守军加以描述，这使日军在惊讶不已的同时，也感到十分棘手。第6师团长神田在山上督战，一连几个小时不肯下来，始终紧张地关注着战况的进展。
　　第二十军的顽强，当然并不能完全抵销力量对比中的弱势。
　　师团规模的日军一般火力极强，仅在单纯的步兵联队中，就含有多个重机枪中队和步兵炮小队，机枪中队只要往前一压，所编织出的浓密火力网，会让对手产生出一种阵地前全是机枪的感觉。
　　步兵炮更是进攻利器，活动起来异常灵活，可以随步兵移动而移动，并凭借直接射击方式，定点清除第二十军的掩体和机枪阵地。
　　在步兵联队后面，还有重炮配合，炮弹从点到线，从线到面，落到地面形成的弹穴密密麻麻，远远望去，就像在稻田里插秧。大炮小炮齐击之下，第二十军辛辛苦苦构筑的据点倾刻间便被击毁，
　　战争越是现代化，越得承认，人力终究不是火力的对手，血肉也难以跟炮弹相抗衡。在日军炮火覆盖下，官兵们钻在战壕里都会感到空气的灼热，难以抬头睁眼，连耳朵都得捂起来才行。这种情况下，即便在阵地上硬挺几个小时都非易事，更不用说用轻武器进行对抗了。
　　经过连续夜袭，河岸阵地终被突破，日军于深夜强渡成功。
　　在“天炉战法”的整体战略中，第二十军主要起诱兵作用，按理随时可以相机后撤，对于新墙河防线并无死守必要，但第二十军打惯了硬仗，听到要撤退，则普遍有一种失落和羞愧的心理，无须杨森下令，夏炯和杨干才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继续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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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87）

　　新墙河阵地属于双层复合结构，河岸阵地为第一层，自新墙河南岸至汨罗江北岸，还营建了纵深达十二里的据点式主阵地。
　　这些阵地以关王桥为中心，大多位于主要道路侧面及要点高地之上，周围还筑有一些分散的五角碉堡，目的就是控制交通运输线。
　　夏炯和杨干才做了分工，夏炯负责在主阵地外围据守，杨干才负责守住关王桥。为了节省兵力，两师都没有使用全军设防，而是采取了抽精兵据守的方式。
　　夏炯抽出的是第398团所属、原为团预备队的王超奎营。王超奎的规定任务是，以排为单位，占领九个据点，死守三天后，再到关王桥集合。
　　当日军进攻时，各排在据点内各自为战。日军急于攻破阵地，为扫清据点前的鹿砦障碍，竟不惜动用燃烧弹，经两天一夜的激战，守军伤亡过半。
　　第三天下午，王超奎见已完成任务，遂下令突围。副营长杨曦臣率领士兵占据后方高地进行策应，王超奎则奋不顾身，率先跳出外壕，与日军肉搏拼刺，以掩护部队后撤。
　　肉搏过程中，王超奎被日军机枪打中，受创三弹而亡。杨曦臣见状，急忙率部冲回，连着牺牲两名排长，硬将王超奎尸体抢了过来，然后且战且退。入夜后撤至关王桥时，全营已仅剩一百多人。
　　王超奎的尸体被运至师部，夏炯听完经过，当即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王超奎身上，并抚尸恸哭，在场者无不怆然泪下。
　　关王桥是第二十军在新墙河防线的最后根据地，日军也清楚其重要性所在。为稳固其后方交通线，投入一个联队，采用步、炮、工三兵种合作的方式，连续三天，从左右翼与正面对关王桥进行立体式强攻。
　　杨干才用于防守关王桥的是向文彬团，淞沪会战时出名的尖子部队。三天里，湘北天气非常恶劣，整天狂风怒吼，雨雪交加，战壕内的积水直没膝盖，尽管作战条件和环境异常艰苦，但向文彬团日夜奋战，一步不退。
　　日军曾攻入关王桥一角，向文彬率部几次反击，又把他们给推了出去。日军战史中承认，因遭到向文彬团的“顽强抵抗”，关王桥战斗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
　　因白天伤亡太大，日军便利用晚上发动袭击，对这种不靠谱的偷袭战术，向文彬的回应非常直接：不靠谱，就把你打成靠谱。
　　向文彬团始终坚守不动，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了在关王桥岸。日军费尽力气，仍毫无进展，只好绕过关王桥，径直南下。
　　在新墙河防线的激战中，第133师共有两名团长负伤，营连长各一人阵亡，第134师的伤亡也很大，“天炉”也因之达到了一定的温度和烈度。
　　1941年12月26日，杨森将第二十军主力予以收缩，撤入关王桥以东的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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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88）

　　日军于24日强渡新墙河，25日驻香港的英军便提出投降要求，香港遂告陷落。
　　这对阿南来说，却未必是好消息，因为牵制第九战区的意义已不存在，按照道理，第十一军该打道回府了。
　　阿南想来想去，实在不甘心。
　　多次给自己找麻烦的第二十军被赶到了一边，部队马上就要强渡汨罗江，长沙眼看指日可下，这时候匆匆忙忙回去，不仅会导致前功尽弃，而且等于又给中国人提供宣传的免费材料。
　　阿南决定不收兵，继续在岳州指挥作战。他为此找到的理由竟然还是“牵制”——香港虽已陷落，但第九战区向广东所派部队仍未撤回，在今后几天内，还有可能发起攻势，这种时候，千万松懈不得。
　　这一“牵制”，就又牵制到进攻长沙的主题上去了。
　　阿南对前景很是乐观，他从破译的薛岳密电上看到，防守汨罗江的是湘军第三十七军，这不过是一支二线兵团，要攻破其防线并不困难，长沙乃至株州“极易进入”。
　　作战主任岛村正在搜集和掌握第九战区后方的一些情报，他发现这次薛岳排出的实际是一个倒金字塔阵形：前方是二线兵团，后方却已出现一线主力兵团的影子。
　　岛村感觉不对劲，便改了调门，向阿南提出，进攻长沙需要慎重。
　　对幕僚们的突然变卦，阿南极为不满，晚上冒着风雪跑到作战主任室，拉着木下、岛村谈到深夜。
　　除了继续强调“牵制”的作用外，阿南还抛出了一句硬梆梆的话：“你们下不了进攻长沙的决心，是因为对于作战之道尚未理解之故！”
　　打仗是怎么一回事，你们这些做幕僚的怎么能懂呢？换句话说，你们的性感都比不上我的预感，还是站到一边，听我指挥吧。
　　见司令官发了火，木下、岛村赶紧附和，阿南的思想工作算是做通了。
　　按照阿南的要求，军参谋部将相关方案报请南京总部批准，回电让阿南大失所望，说是要不要进攻长沙，还需根据东京批示和广东方面的实际情况再定。
　　这帮官僚，决策效率真是要多慢就有多慢，全听他们的，你得上吊。阿南在日记中记下“不必消极”，“不必消极”的意思就是照自己的一套先做起来。
　　1941年12月28日，阿南重新下达攻击令。
　　此时因连日降雨，汨罗江的河水不断上涨，很多地方已不能徒涉，这让阿南有些着急，派出数架飞机前去进行侦察。起先云层较厚，侦察较为困难，到了下午，天气转睛，不下雨了，空中侦察也变得顺利起来。
　　阿南视为喜兆，由不得又高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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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89）

　　1941年12月29日，日军三个师团以徒涉、乘坐橡皮舟、架桥等方式，先后渡过汨罗江。对于在南岸防守的第三十七军，阿南非常轻视，认为“只有被我捕捉而已”，把对方当成可以随手擒来的小昆虫，准备加以围歼。
　　对于“败走”的第二十军，其后的第三十七军，阿南已经不在意了，他眼睛里全是长沙。
　　侦察机向阿南报告，残余的中国军队正在向长沙退却。特种情报已确实证防守长沙的部队是第十军，这是一支主力兵团，但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受到打击，目前兵力还能保持多少，成了一个未知数。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阿南决定独断独行，不再等待南京总部请示，他命令各师团朝长沙全力进攻。
　　这一天，作为“火炉底部”的长沙城也进入了紧张时刻。
　　从日军强渡新墙河开始，第十军便不分昼夜地加固工事，修筑地堡。通过新墙河、汨罗江两战，薛岳已经更清楚地看到，此次日军出动的兵力没有第二次长沙会战时大，且伤亡和疲劳比中方还大，因此也增强了一战而胜的信心和决心。
　　以往日军兵临城下，战区指挥所都会出城后移，这次薛岳仅将指挥所移往岳麓山，在长沙就近指挥守城战役。
　　原赴广东的第四军奉命立即回师，限时在株州集结。包括第四军在内，薛岳对所有赶来长沙参加会战的各兵团都有一个统一要求，即近者不得先到，远者不得迟到。
　　鉴于日方强大的电报破译能力，第九战区专门建立了通信中枢，长沙以南全部改用电话联系，这使得阿南始终无法完全掌握薛岳的兵力调动情况，以致于形成了长沙兵力薄弱的错误印象。
　　对进攻长沙，日军基层部队起初并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强渡汨罗江时，第一线官兵还大多认为：“这次作战是为了配合香港作战，到31日结束，随后便要反转。”
　　渡过汨罗江后，却并没有“反转”，反而有了继续南下的迹象，各师团对今后的行动毫无所知，普遍处于疑神疑鬼的状态，直到29日傍晚，收到阿南进攻长沙的命令，才如梦方醒。
　　三个师团当时的行军秩序是，第40师团拖后，第3、第6师团突前，其中第3师团担任左迂回，以便对第三十七军形成包抄后进行围歼，这是日军极为典型的迂回打法。
　　三个师团中，第3师团长丰岛与阿南的思路最为接近，阿南便把尝鲜的机会抛给了丰岛，下令由第三师团“迅速由捷径进入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