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尚未凝固的国家历史（系列连载）----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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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雄会皆大欢喜

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心情还不算太糟糕（南京临时政府没钱的日子也很难过），更没有认为革命失败。在南京同盟会员为他举行的饯别会上，孙中山明确表示：“解职并不是不理事，而是要投身于民生事业中去”。在当时的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革命已经成功，民权主义姑且交给袁世凯去尝试，而自己则想致力于民生主义事业。如此一来，三民主义也就顺利得到实现了。

在解职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开始环游各省，一路上考察各地实情并宣传他的民生主义。在几个月间，孙中山和胡汉民等人走遍大江南北，几乎遍及半个中国。这一次到全国各地的旅行考察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由于革命的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长期浪迹国外，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

在这段时间中，孙中山对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最感兴趣。在武昌的时候，孙中山就在演说中提出要建造长江大桥，将武汉三镇联为一体；6月中旬，孙中山在上海又提出一份修建全国铁路大干线的计划，并不辞辛苦的向各界宣传他的筑路主张。

在七月份后，北京的政局屡现危机，为了调停党争并稳定当时的局势，袁世凯向孙中山和黄兴伸出了橄榄枝，邀请这两位民国革命元勋前来北京晤谈，共商国家大计。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袁世凯甚至派程克、张昉作为专使，并让海军派出“海琛”号巡洋舰到上海护航迎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于袁世凯的盛情相邀，孙中山和黄兴也不能不动心，何况孙中山还想与袁总统谈谈他的铁路计划。8月2日，孙中山和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稍做准备便启程北上，并初定日期为8月17日出发。

袁世凯对这次高峰会谈非常重视，在他眼里，孙中山和黄兴虽然已经在野，但这两人仍旧享有崇高威望，特别是在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的参议员更是以孙中山和黄兴马首是瞻；要想化解目前的这场政治危机并确定各方认可的内阁总理的话，就必须要利用孙、黄二人的威望，共渡时艰。

对于袁世凯的邀请，同盟会中也分为了两派，稳健派支持孙中山、黄兴北上会晤袁世凯，他们认为这次会谈是英雄相见、巨头相会，既能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也是民国未来的发展之福；激进派则认为这是袁世凯设下的圈套，目的是借此羁索孙、黄二人，在此敏感时期，革命领袖更不应该深入虎狼之地。

就在这时，原湖北革命元老张振武被杀一事，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张振武，湖北罗田人，生于1870年2月，1905年前往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法，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加入共进会。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由于革命机关遭到破坏，张振武力主提前发动起义，并在随后的汉口、汉阳保卫战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指挥作用。

在武昌起义胜利后，当时坐镇武汉的主要军事将领为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和文学社的蒋翊武，人称“三武”。在“三武”之上，还有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他主要依靠立宪派支持，与这些革命党人存在很大矛盾。不仅如此，起义前进行通力合作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也出现裂痕，以至武汉的局势极为复杂多变。

1912年2月27日，武昌突然爆发“群英会”暴动，原因是一些被裁编的军人对时任军务部长的孙武等人极其不满，引发事端。这次事变虽然以调解而结束，但黎元洪却乘机将军务部加以裁撤，部长孙武、副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军被解除职务而改任都督府顾问。对于顾问这样的闲职，孙武和蒋翊武消极隐退，而张振武却心生怨愤，由此引发了同黎元洪的激烈冲突。事实上，张振武从一开始就看不起对这位从床底下抓出来的副总统，在黎元洪最初不愿投身革命的时候，张振武就曾主张将这位前协统杀掉。

张振武当时手里握有兵权，他掌握着将校团这样一支武装力量，这让黎元洪感到如芒在背。事实上，黎元洪打心眼里对这些带头起义的革命党人极度憎恶，而这时袁世凯也想乘机拉拢黎元洪，共同对付武汉的革命党人。

在袁世凯的亲信、参谋次长陈宦的策划下（当时黎元洪也兼任参谋总长，但他一直没有上任，事务均委托给次长陈宦），黎元洪决定与袁世凯合作，对这“三武”来个调虎离山之计，将他们弄得北京去。当年5月，袁世凯以“革命首义”的名义将“三武”召到北京，并封他们为总统府军事顾问官（又是闲差）。对此，张振武曾多次表示不满，他对陆军总长段祺瑞抱怨说：“难道我们湖北人就配做个顾问官耶？”

在张振武的一再要求下，袁世凯只好又封他为蒙古屯垦使加以敷衍。张振武当时四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也非常想建功立业，实实在在的做点事情，于是他接受委任后，非常认真的向袁世凯申请经费以开办专门机构。袁世凯这时哪里有钱，也就没有理会。张振武一怒之下便擅自回了武昌，并利用自己之前的势力公开设立屯垦事务所，还打算募集一镇精兵前往蒙古。为此，张振武向黎元洪提要每月拨给经费1000元，作为开办费。

黎元洪见张振武去而复返，本就十二分的不乐意，他见张振武又重新聚集他的旧势力，更是感到极大的威胁，于是决心除掉张振武。由于当时张振武和孙武发生矛盾，袁世凯特意派出湖北籍的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回武昌进行调解，在各方努力下，孙武、张振武和黎元洪都在表面上恢复了和气，而袁世凯趁热打铁，再次发来电报邀请张振武赴京。

8月初，张振武和亲信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多人随同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一起前往北京，由此走上了不归路。在临行之前，黎元洪还特意赠给张振武4000大洋作为旅费，双方和好如初，相谈甚欢，但一个阴谋却就此展开了。

《民国往事》：连载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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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振武抵达北京后，黎元洪向袁世凯发出一封密电。在密电中，黎元洪向袁世凯揭发了张振武的种种不法行为，并要求袁世凯将张振武就地正法。而在这时，张振武还在北京到处会客，与各界人士联络感情，为将来的事业打下基础。8月15日晚，张振武与湖北来京将领在六国饭店宴请姜桂题、段芝贵等北洋将领，以消除南北军界隔阂，化解之前战争的敌意。

当晚10点，酒阑人散，张振武在回旅杜途中被潜伏的军警拦截，随后被捆绑押解到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随后，军法处总长陆建章向他出示了黎元洪请求杀张的电报及袁世凯下令处决的军令。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张振武一下就蒙了，他向陆建章提出抗议，但陆建章表示军令如山，无法转圜。16日凌晨1点，也就是张振武被捕3个小时后，在没有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张振武被绑在军法处的木桩上吃了六颗花生米，成仁了。临刑前，张振武仰天长啸：“想不到共和国也如此黑暗！”

同晚，随同张振武一起进京的将校团团长方维也在旅馆被抓，并于凌晨在城外处决。

此事发生后，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时功玖、郑万瞻等人大愤，他们随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质问和弹劾。在这个事件中，感觉被袁世凯愚弄和利用的刘成禺愤怒的指出：“现在政府杀人之手续，基本和强盗行为没有区别。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今后凡是民国起义之元勋，都可以一一捕杀，任凭某人为帝为王矣！”

在参议员的弹劾和舆论压力下，黎元洪抛出张振武“侵吞公款”、“拥兵自卫”、“串谋煽乱”、“广纳姬妾”等十五大罪状，为自己洗刷罪名；而袁世凯则以退为进，承认事起突然、杀人手续不完备，并向参议员们一再致歉。由于参议院中各派力量互不协调，加上张振武自身也的确存在弱点和问题，最后使得质问和弹劾两案均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议，结果张振武被杀一案也就不了了之（关键是张振武当时已经是无门无派，没有组织支持）。

在张振武被杀后，很多同盟会员纷纷劝阻孙中山不可贸然进京，《民权报》当时还刊登了一副非常有意思的漫画，名字叫《行不得也，哥哥！》，只见画中的北京城头张开大网，正要捕捉北上的轮船。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仍旧力排众议，他对众人说：“无论如何，我也不可失信于袁总统。别人都说袁世凯不可靠，我倒也试试自己的眼光”。

孙先生以诚待人固然不错，但碰到袁世凯这样的权术老手，自然要受他愚弄！不过，不肯以诚待人而只顾玩弄权术，到最后也是要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谁又比谁更聪明呢？这是后话。

作为当时的权宜之计，同盟会经商议后决定让孙中山先行而让黄兴暂时称病，视情况而后定，以防袁世凯将两大革命领袖一网打尽。8月18日下午，在袁世凯的迎孙专使张昉与程克的陪同下，孙中山与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及魏宸组、居正等10余人登上轮船招商局的“平安”号轮船，而这时的码头上已经是人山人海，前来欢送的各界人士仍旧有劝阻孙中山北上的。

这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年轻漂亮的女同盟会员趁人不备，也随着孙中山一行混上了轮船。正当孙中山向送行的人群挥手时，她走到孙中山的面前，并突然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头，大声说道：“孙先生欲投身虎穴，我誓死反对！如果孙先生一意孤行，我就立刻开枪自杀！”正当大家惊慌之时，孙中山还算镇定，他急忙温言抚慰，百般开导，这位女志士才放下手枪，怏怏而去。

在“海琛”号巡洋舰的护送下，孙中山一行人乘坐“安平”号于8月22日下午抵达天津。在袁世凯的安排下，教育总长范源濂、工商总长刘揆一等人专程从北京赶来迎接，随后一行人乘花车专列离开天津、前往北京。

袁世凯给予孙中山的礼遇不可谓不高。等孙中山一行人抵达北京前门车站后，只见站台上早已耸起了高大炫目的彩棚，军乐队也奏起了雄壮的欢迎曲，而袁世凯的代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带着各部总长早在车站等候，加上参议院的议员及其工商界、学界、报界、外宾等各界人士，前来迎接的竟有万人之多。

当然，这都是出于袁世凯的精心安排，但你要说这时的孙中山一点都不感动，也不近人情。老袁在做人这一方面，还是极为圆熟妥帖的。

《民国往事》：连载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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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派出自己专用的金漆朱轮马车前去火车站迎接孙中山，这辆专车由两匹白色的骏马拉着，车上饰以黄缎，富丽堂皇，在人群中那是相当的耀眼，格外的引人注目。在前往迎宾馆的路上，只见街道上军警如林，马车经过之时，一个个都严肃认真的持枪敬礼，而被维持了秩序的路上也是人山人海，几近万人空巷，大家都争相前来一睹这位流传已久的革命领袖。

事实上，孙中山对于如此高规格的接待颇不自在，于是他打开车窗，向热情的人群频频挥手并一再举帽致意。当晚，等孙中山一行人安顿好之后，袁世凯便派遣高级官员将他们迎至铁狮子胡同总统官邸赴宴。在孙中山快要到的时候，袁世凯还亲自到厅下迎接，这也是袁世凯和孙中山的第一次会面。在孙中山的北京之行后，这二位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这次伟人间的握手，气氛还算热烈，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在晚宴上，袁世凯为孙中山亲自执盏，可谓是殷勤备至。在致辞中，袁世凯用一种非常诚恳的口气说道：“我盼望先生与克强（即黄兴）已经很久了，今天克强未与同行，不能共聆伟论，实在令人遗憾。所幸先生惠然肯来，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现在时局动荡，边警迭至，我又见识浅陋，能力有限，世凯谨代表四万万同胞感谢先生，还望先生不惜赐教、大力匡助”！

袁世凯的谦恭和马屁相当到位，孙中山自然也没话说，两人在席间相谈甚欢。令孙中山感到惊讶的是，袁世凯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识十分高明，与自己也很是合拍，几乎有相见恨晚之感。在宴会结束后，两人又继续探讨国家大事，一谈就谈到半夜，这才一一告别。在同袁世凯的交谈中，孙中山提出：“袁公任大总统十年，练兵百万；我则经营铁路，延伸二十万里。到那时，我们民国难道还能不富强吗？”袁世凯听后，连连点头---不管孙中山说什么，袁总统总是说好。

28日，袁世凯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并邀请了各部总长、参议院议长、在京的高级将领及其各界名流和满蒙王公作陪。席间，袁世凯在欢迎辞中说：“孙先生游历海外二十余年，此次来北京与我商议国家大计，各项政见初见端倪，大大有助于民国前途。孙先生这次来京，与我相谈极其诚恳，可见之前的谣传全是误会。民国由此更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

说道这里，袁世凯向孙中山举酒致敬，并高呼道：“中山先生万岁！”

盛情难却下，孙中山也起立作答：“今日承大总统特开宴会，备极嘉许，实在感谢。大总统富于政治经验，善于练兵，如今担任国事，实在值得国人庆贺”。说完，孙中山也高呼道：“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

前后两位临时大总统互呼“万岁”，使宴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打铁须趁热。在场面上做足了功夫后，袁世凯随后便与孙中山等人进行了数次秘密会议，其中的一个主要议题便是内阁总理人选的确定。由于陆征祥去意已决，袁世凯也不便勉强，这次他邀请孙中山和黄兴两人来京，其中的目的之一便是希望利用他们两人的威望，对内阁总理人选达成谅解，以顺利的解决组阁问题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

袁世凯提出的总理人选，是跟随他多年的亲信赵秉钧，也是当时的内务总长。

袁世凯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9月24日，临时参议院以69票赞成、2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顺利通过了袁世凯对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的提名。由此，组阁危机彻底化解，赵秉钧内阁也成为民国建立后的第三任内阁。

在袁世凯的盛情款待下，孙中山也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警惕。9月初，孙中山致电黄兴，敦促他早日赴京，以消除外界的各种谣传，促进南北统一。为维护稳定大局，黄兴与陈其美等人于9月6日离开上海，11日抵达北京。9日，黄兴还在途中的时候，袁世凯便宣布授予黄兴陆军上将的军衔（一同授衔的还有段祺瑞和黎元洪二人），以表示对黄兴的重视。同一天，袁世凯发布命令，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组织铁路总公司”，并极为慷慨的让交通部每月拨给办公费3万元，而且一切行政用人之权，政府概不干涉。

黄兴到北京后，袁世凯给予了与孙中山同样的接待规格。不过，黄兴显然要比孙中山清醒许多，他对于袁世凯的谬赞，却大多不置一词。等在北京安顿好后，黄兴与宋教仁等人投入了国民党的组建工作当中，令袁世凯颇为忌惮。

在三雄会后，袁世凯曾这样评论孙、黄二人：“孙中山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耳。黄兴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

在孙中山等人相继离开北京后，袁世凯发表了一份由自己拟定的共同宣言，在未经商议的情况下，署名却为袁、孙、黄、黎（元洪）四人。在这份宣言中，袁世凯以“四巨头”的名义提出了八大政纲，即：

一、立即取统一制度；
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
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海陆军人才；
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
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
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
七、迅速整理财政；
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各国承认之根本。

从表面上看，袁世凯的这八大政纲并无不妥之处，就像民国初立之时的各种幻想一样，它看起来是如此的美好，但真正实行起来，又会如何呢？

《民国往事》：连载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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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

二十一、南京留守处

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中积贫积弱，仿佛一幢千疮百孔的破屋，尽管有曾国藩、李鸿章等能臣勉强裱糊，但里面栋梁早已腐朽，因而革命党人并未动员多少力量，清王朝便轰然倒塌。

正如前文所说，清末举办新政耗费极大，虽然财政收入每年高速度增长，但仍旧不敷使用，每年的财政赤字高得惊人。当时北洋军军饷缺乏，隆裕太后是清楚的，但她不清楚的是，其实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也是囊中空空如洗。

打仗就是要花钱，没有钱就打不成仗，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当时袁世凯倒是提出让那些王公大臣们毁家纾难，捐献点钱出来，可是等隆裕太后发出懿旨后，那些主张的亲贵们也就没了声音。此所谓，“纾难人人之所欲也；毁家则人人之所不欲也”。事实上，北京城内的那些王府中，随便“毁”他几家，也够北洋军打上好几个月了，但问题是，谁愿意“舍小家、保大家”呢？清王朝混到这地步，还能不亡嘛？

俗话说得好，破坏容易建设难，不管是北京的袁世凯还是南京的革命党人，都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对袁世凯来说，问题还相对好一点，因为他可以继续沿用前清的政治遗产，可以在原有的机构上继续运作；但南京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完全是新生事物，白手起家，而且和原来的体制格格不入，几无生存之原土。

黄兴在赴北京之前，便一直留在南京处理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北迁后的遗留问题，而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各省民军的裁撤与遣散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驻扎在南京城内及附近地区的各路军队名目繁多且互不统属，如浙军、沪军、光复军、铁血军等，加上各地来到南京准备北伐的军队，数量达到20万以上。

这20万人，固然是革命的主力，但同样要吃饭、要发饷，还要发武器装备和日常补给，这每天的花费都不是小数目。当时孙中山之所以能够当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据说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众人以为他与外国政府关系良好，能获得外国承认并借得巨款而归。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孙中山只带回了革命精神。等到一切希望都成泡影后，那些满怀希望的人不免心生埋怨，“孙大炮”之名也就不胫而走。

由此，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窘状可以想象。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来，说军饷奇缺，要求拨给二十万元。孙先生批示拨给二十万。但等我拿着批条到财政部时，库中仅存十洋。”就这十块钱，还是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拨给的（当时支援了南京临时政府二千元）。

没有钱，孙中山、黄兴等人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日子简直就是度日如年。由于财政困难，民军普遍拖饷缺饷，每天来陆军部要钱的少则十几起，多则几十起，黄兴这个陆军总长当得可谓的焦头烂额，每日疲于应付。据当时的实业部长张謇估算，要维持南京临时政府的正常运转，每年至少需银一亿两。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孙中山等人也想了很多办法，如发行军需公债、发动南洋侨民捐款、向外国银行借款等，但筹集的经费杯水车薪，到手即尽。这时，南京城内外到处都是骚动的士兵，他们成群结队的嚷着要发放欠饷，几有哗变之势。

当时孙中山在私下谈话中也曾无奈地承认说：“倘若数日之内无足够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也将面临瓦解之命运”。没钱就不能办事，因此有人戏称孙大总统的命令非但出不了南京城，甚至连总统府都出不了。如此一来，孙中山当时非但不能发动北伐，就连临时政府都难以维持，也就只能与袁世凯进行妥协和议了。

换种角度看问题，不管袁世凯是不是篡夺了革命果实，但在孙中山卸下临时大总统一职后，想必他在遗憾的同时，也会感到一丝轻松。

在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随后北迁，这些搞政治的人拍拍屁股就走了，但南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民军并不能随同北上。

这个重担便落在了黄兴的身上。当时的民军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兵员良莠不齐，有的部队甚至军纪涣散，这让袁世凯极为头疼。因此他在任命内阁成员的时候，也发布命令委任黄兴为南京留守，想借黄兴之手来处理南京民军的裁撤问题，这可是个烫手的山芋。

《民国往事》：连载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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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实在是个忠厚人，他很爽气的接受了任命并通电称：“两江一带军队，维持整理刻不容缓。兴纵怀归隐之志，也断不敢置经手未完事宜于不顾，以负我军界同胞。”当时南京各驻军的情形也确实复杂，一些军官都自称革命有功，终日奔走于陆军部（现为南京留守处）索要军饷枪械，当然，有些人也并非是为革命精神，不过是为日后升官发财打下基础而已。

有意思的是，袁世凯给了黄兴维持与整理南京民军的权力，但却没有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袁世凯很狡猾，他并不想去得罪南京的民军，而是要借黄兴之手来加以裁撤，谁让你黄兴是南方军界的领袖呢？他这次就是要给黄兴出个难题，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来应付这个局面！

在和议告成后，南方的军队在事实上已经无用武之地，他们的数量是如此的庞大，已经超过了各省财政所能承受的范围；而这些军队的兵员素质又大多参差不齐，很多人根本就是为了吃饭而来，谈不上什么革命精神和政治素质。

当时《民立报》就曾批评说：“江南各地到处都是兵！军官的数量多如牛毛！陆军部不但不知道这些兵够不够用，就连有多少兵也不清楚！调查也没有办法，遣散也没有办法，要编制这些军队，又不好编这个不编那个。军队要求发饷，陆军部又不敢不答应。呜呼！长此以往，这些兵就足以让我们的国家灭亡！”

4月11日，驻南京的赣军和一部分桂军便因为欠饷而发生兵变，乱兵们在南京太平桥、白门桥一带大肆抢劫，影响极坏。事实上，这次哗变和2月底的北京兵变其实几乎雷同---你不发钱，我就抢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兵变发生的时候，黄兴正在上海公干，他得到消息后急忙坐夜车往回赶。等他回到南京的时候，天色已亮，兵变也被驻宁各部以十分残酷的手段镇压了下去。对此，黄兴何尝不感到负疚？当时在南京的一些部队，不仅军饷拖欠，而且供应也极其微薄，有的部队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兵变后，黄兴心中焦灼万分，他一再给北京政府发去电报，催问拨款：“万分火急。之前还可以靠军钞救济，如今只能坐困穷城！此间军队的伙食已经数日不能发给，今日数处竟然日仅一粥，每日索饷者几乎踏破门槛！危险情形，日甚一日，已有哗溃之势。二日之内如果无款救宁（南京），必有大乱！”

对此，袁世凯置若罔闻，他就是要把黄兴放在火上烤，要看黄兴的笑话。民军既然以革命精神而起，那就以革命大义解散嘛！不要说袁世凯当时确实没钱，就是有钱，那也不能给南方的革命党啊。

无可奈何之下，黄兴也只能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们自动离职，共济时艰，但这又谈何容易！尽管困难重重，但黄兴还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驻扎在南京苏皖地区的北伐军队缩编成5个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后来他出任安徽都督，将大半部队带去安徽；第二军军长徐宝山，归中央直辖；第三军军长王芝祥，其部队大部分遣返广西；第四军军长姚雨平，其部队由广东新军组成，其中一部分遣返广东，其他解散；第五军军长朱瑞，后来朱瑞出任浙江都督，部队由其带回浙江。另外还有一些江苏的军队，则由江苏都督继续整理。

在兵变发生后，黄兴对权位更加失去了兴趣，他不希望中国再次出现以武力角逐政权的流血冲突，而愿改之为和平的政治竞争。在与财政总长熊希龄闹翻后，黄兴在财政上已经是毫无办法，他不顾同盟会激烈派的反对，向袁世凯一再要求辞去南京留守处的职位，去意甚决。说句公道话，整理裁撤南京的军队真的让黄兴身心憔悴，已经是不堪重负。

对于这个结果，袁世凯早已料到。事实上，袁世凯就是要通过这种手段来消磨革命党人的斗志，因而当黄兴提出辞职后，袁世凯仍旧刻意予以挽留，直到6月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答应接手南京留守处，这才批准了黄兴的辞职。

黄兴卸任后，可谓是如释重负。当年10月，黄兴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途中正值他39岁生日。在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后，黄兴又回想起这十几年的革命生涯，他不禁感慨万千，并赋诗一首：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如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
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此时的黄兴，将届不惑之年，对他来说，革命已成昨日云烟。在经过多年居无定所、漂流海外的生活后，如今革命成功、民国初立，黄兴萌生出功成名就的退意，也属正常。久动思静，革命党人主动放弃军权，固然是情非得已，但革命者最终选择一条和平竞争的道路，岂非国家之幸、国民之福哉？！

不过，同盟会中的激烈派却对孙中山、黄兴等人功成身退的想法感到大惑不解，在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会谈后，元老级人物谭人凤大发感慨，说：“以前有人写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这两句正好应该送给孙、黄二人，不过一番款洽，竟然就中了袁世凯的圈套。孙中山还说什么愿袁世凯为十年总统的胡话，就连黄兴也立刻改变了论调，难道袁世凯真的有魔力吗？这些人怎么会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悟呢？真是奇哉怪也！”

《民国往事》：连载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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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组建国民党

清帝退位后，像黄兴那样看淡革命而转向和平的、有风度的政治竞争的人并不在少数，比如原同盟会员、光复会会长章太炎便公开声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将原来秘密的革命党组织改为合法组织，开展公开的政治活动。

事实上，章太炎的提议在当时的思潮中颇具代表性。在很多人眼里，清帝已经退位，“异族”统治也已结束，以后都是汉人间的事情，那不管是袁世凯也好，孙中山也罢，只要天下太平不打仗，为国为民求发展，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1912年后，在“革命党消”的呼声中，一场热火朝天的革命组织公开化和组党运动也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并在1913年国会选举前形成高潮。政党本是西方国家的舶来品，在中国历史上只听说过朋党，什么牛党、李党、清流党，一向便不是什么好名词，几乎等同于一帮利益中人相互攻伐以至于朝政乌烟瘴气的代名词。

革命党人素来倾心于西方政治文明甚至崇洋媚外得厉害，一贯视中国传统弃如敝履，自然不会有朋党相争之痼疾，因而引进西方的政党制度当然是革命成功后的当务之急。不出所料，那位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章先生也就成为了组党运动的急先锋。

1912年1月3日，章太炎联合前江苏巡抚、现江苏都督程德全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章太炎自任会长，程德全为副。江苏在清末新政中开化较早，特别是在国会请愿运动和立宪制度建设中更是表现突出，江苏的立宪派已形成团体，其中便有“实业状元”张謇等人。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后，张謇、熊希龄、程德全、唐文治等人也成为了会中骨干。

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就在章太炎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十天后，光复会的副会长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杀。虽然清末民初的刺杀事件层出不穷并被视为革命之手段，但革命党人自相残杀在当时却是极为罕见。令人痛心的是，主持这次刺杀事件的竟然是上海督军陈其美，而执行人则是后来鼎鼎大名的蒋介石。

光复会原本为江浙一带的革命党人组成，1905年并入新成立的同盟会，但由于原光复会的人员与孙中山等人屡起冲突，后来又从同盟会中独立出来，因此双方虽然同处革命阵营，却颇有嫌隙。至于这次的暗杀悲剧，历史学者大多推测为陈其美与陶成章因争夺浙江都督而酿发，这也可以算是革命党暗杀旧习之沉渣泛起。更为可叹的是，在陶成章被刺后，光复会也在无形中瓦解，从此后一蹶不振，臻于消失。

在陶成章被刺死之后，章太炎又在3月2日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并更加激烈的指责和斥骂同盟会。在他看来，同盟会是一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组织，这些人置国家利益与民族大义于不顾，在和议已成的情况下还想继续捣乱（革命），倘若这些人侥幸获得了国家政权，必定要排斥异己，血流成河，搞一党专制无疑。章太炎甚至在自己的谈话和通信中直言不讳的指出，他另搞其他政党就是针对同盟会的，而这一时期他指责孙中山乃至公开谩骂黄兴、陈其美等人是“土匪”，也几乎是家常便饭、张口就来。对于老同志章太炎的倒戈反向，同盟会的人也不免愤而反击，他们在报纸上大骂章太炎是个疯子，并放出流言说章太炎要拿枪打国务总理唐绍仪，他才具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和同盟会闹矛盾的还有武汉首义的那些革命党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当时在上海活动的几位武昌起义领袖如孙武、张振武等人都没有在临时政府中谋得职位，因而对同盟会、特别是黄兴等人极为不满。

在孙武等人看来，他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元勋，同盟会的孙中山、黄兴等人不过是外来的和尚抢了自己的功劳，可这些人连个陆军次长的位置也没有留给孙武，让孙武面子上极过不去。当时率军攻克南京的浙军司令朱瑞，他是光复会员，本就和同盟会有矛盾，等黄兴当上陆军总长后，朱瑞也不服从陆军部的指挥，还私下里蔑称黄兴是“汉阳败将”。后来，这批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团体叫民社，公推黎元洪为领袖，其中的成员还包括后来湖北的参议员刘成禺等人。在朱瑞率军回到浙江后，民社的势力也就在湖北和浙江掌握了军政大权。

除此之外，在民国初年活跃的政党还包括孙洪伊、汤化龙发起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原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成员）、清末旧官僚岑春煊组织的“民国公党”、参议员谷钟秀、吴景濂等人组织的“统一共和党”、陈锦涛、王宠惠等人发起的“国民共进会”、范源廉、黄远庸等人发起的“国民协进会”、黄群、籍忠寅组织的“国民公会”、温宗尧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此国民党非后来的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等，林林总总，前前后后，竟然达到数十家。不过，这些新立的政党或半政党组织彼此间分分合合，此消彼长，数月一变或者一月数变，成员甚至领袖也毫不固定，今日是此党，明日却成彼党，令当时的人为之目眩，也令后来的研究者为之头疼。

譬如后来在临时参议院中一时雄起的共和党，便是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和上文提到的国民党五个组织合并而来。说到统一党，原本是章太炎发起的，但由于他这个人脾气极大，一向孤傲难以合群，弄到最后党内很多人也不能容他，结果开党元勋章太炎反被排挤了出去，最后袁世凯的亲信王赓（即后来的大汉奸王揖唐）控制了统一党，章太炎反由一个组党的急先锋变成了一个无党分子，闹腾一场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看来文人和政客也是术业有专攻，非专业人士不能从事）。

共和党是1912年5月9日在上海张园正式成立的，副总统黎元洪被选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为理事，另外还选出干事54人，包括当时的知名人物熊希龄、范源濂、章宗元、蒋尊簋、朱瑞、庄蕴宽、吕公望、赵惟熙、杨增新、胡景伊、程德全等人，都加入了共和党的圈子。共和党大多由清末的立宪党人及旧官僚所组成，他们的政治取向是维护统一共和、支持中央集权主义，正好与袁世凯的想法不谋而合，因而被袁世凯利用来对抗同盟会。当然，共和党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虽然用国权主义抵制同盟会的民权主义，并在参议院中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作对，但其实也是想借助袁世凯的支持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待日后能够独立执政或者与袁世凯分享权力。共和党成立后，便在全国各地积极设立分部，其党员数量一度超过了10万人。

《民国往事》：连载四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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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各地组党运动如火如荼的形势下，同盟会也感到了莫大的压力。在开始的是时候，同盟会于3月3日在南京三牌楼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宣布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公开的政党。在组织上对外公开后，同盟会挟革命之盛誉，在各地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会员在数月间便增至十数万人，支部也遍于18行省，成为民国初年势力最大的一个政党。

迁到北京的临时参议院在经改选后，共和党因为合并党派而势力大增，同盟会在人数上已经不占参议院的绝对多数，而共和党更是借助袁世凯的势力，在很多事务上压同盟会一头。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向孙中山、黄兴提出改组同盟会，并打算像共和党一样，将其他政治主张接近的党派合并而入。孙中山和黄兴在辞去公职后，在政治一度消极，对宋教仁的主张既不反对，但也不是十分热心，因而让宋教仁得以施展手脚，对同盟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组织更新。

除了同盟会和共和党外，当时在参议院中占据一定议席的是号称“第三党”的统一共和党。这个党派也是由三个政团合并而来，其中的主要人物包括蔡锷、景耀月、彭允彝和谷钟秀、吴景濂等人。统一共和党在内阁风潮中也受到共和党与袁世凯势力的排挤，因而和同盟会走得比较近，最后双方都产生了合并的想法，增强彼此竞争力，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正式国会选举中获得优势。

但在改组合并问题上，统一共和党人并不想直接并入同盟会，而是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变更同盟会名义，二是废除民生主义，三是改良内部组织。事实上，统一共和党人并不希望自己是被吞并，因而主张不用同盟会原来的名号；而且，他们也不赞成同盟会过于激烈的主张，譬如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等。

在同盟会这边，当时最积极的是宋教仁、胡瑛、魏宸组、谭人凤、刘揆一等人，但也遭到了很多同盟会员的抵制，因为他们认为目前局势不稳，很容易被人乘虚而入并加以瓦解，而一些同盟会员对改变沿用了多年的同盟会名号也表示坚决反对，如蔡元培就表示“不能舍己从人，名称万不能改”。

这时，清末名臣岑春煊为首的上海国民公党在得知统一共和党和同盟会要合并的消息后，也派出代表到京参与合并谈判，但他们除了同意统一共和党所提出的三个条件外，又提出一条要求，那就是将同盟会纲领中的“男女平权”一项取消。

经过商议后，同盟会接受了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所提出的条件。 8月7日，北京的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共进会也派代表参加合并谈判。8月13日，这五党发布联名宣言，宣布新的国民党成立。由此，同盟会的名称便退出历史舞台，正式改组并更名为国民党。

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场面空前壮观，到会者足有2000人之多。在临时主席张继读五党合并及政纲的起草报告时，突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原来，应国民公党的要求，新成立的国民党将男女平权一条取消，参加大会的同盟会知名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听后十分气愤，正好主持合并工作的宋教仁就在这群巾帼英雄旁边，于是在话不投机的情况下，某强悍的女会员一把抓住宋教仁的头发，当场便是左右开弓奉送了几个大耳瓜子，令会场中的男会员们大骇不已。

不过，好在当时女权主义不甚发达，在随后的讨论是否在国民党政纲中补入“男女平权”一条时，张主席建议以举手形式进行表决，结果极少数女同胞们的玉手纤纤毕竟敌不过男会员的众多粗手，举手者远未过半数，“男女平等”也就暂时顺延。

合并后的国民党干部队伍空前强大，共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桑贡纳尔布九人为理事，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国民党内部又分总务、政事、交际、文事、会计5部和政务研究委员会，其中总务部有魏宸组、殷汝骊、任鸿隽等人；政事部有谷钟秀、汤漪、张东荪、沈钧儒、张耀曾等人；交际部有李肇甫、覃振、顾维钧；文事部有杨光湛等人；政务研究委员会有张耀曾、冯自由、吴铁城等。另外，大会还选出29名参议，包括胡汉民、柏文蔚、陈锦涛、李烈钧、张继、蒋翊武、唐绍仪、孙毓筠、谭延闿、尹昌衡、于右任、马君武、田桐等。

在改选结束后，孙中山来到会场并发表演讲，令会场气氛达到高潮。不过，此时的孙中山正醉心于他的铁路实业计划，因为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他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并表示自己不多问党务。

除了国民党、共和党等几个主流党派外，还有几个小政党也值得一提，比如江亢虎的社会党和徐企文的中华民国工党。这两个党派看起来似乎是要为工人阶级代言，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还是士大夫的俱乐部，只不过已经有结合工人、农民的意识了。从革命的波浪式发展模式来说，这两个党派开了后来国共两党发动底层运动之先河，特别是江亢虎的社会党，是最早引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概念的。

短短一年间，便出现了如此多的政党组织和活动，如果谁还要说中国人不会搞民主，那纯粹是污蔑，这民国初年还是搞得有声有色的嘛。不过，透过这光怪陆离的政治热潮，后面的隐忧也不容忽视。事实上，这些所谓政党的很大一部分其实难以称为真正的政党，他们的形态其实和历史上的朋党倒是一脉相传。

1912年8月的《真相画报》刊登了一副漫画，上面题了这么几句：“甚么子叫党，甚么子叫派，原本一夥人，也进谗言把他害；甚么子叫改，甚么子叫革，排挤与钻营，更比从前了不得。”早在1924年出版的《民国政党史》一书中，作者谢彬就一针见血的指出，民国初年的这些政党不是政见的结合，而是感情的结合、权势的结合甚至干脆就是金钱的结合，只不过老祖宗之前叫什么君子党、小人党，现在的人套了一个政党的名词。这些所谓的党派，无一不是中上层士大夫的俱乐部（包括国民党在内），他们毫无民众作为基础，也没有切实可行的党纲，很多党派对自己的党纲不甚了了，不过是作为点缀和摆设罢了。

另外，民国初年最混乱的便是跨党行为，当时有的人最多可以跨十几个党派，正如后来的内阁总理赵秉钧说的：“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说到这里，怀里揣着8个党证的赵秉钧摸了摸脑袋，对身边的人笑道：“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

在国民党成立后，赵秉钧出任了新的内阁总理，黄兴等人还积极的劝说新内阁成员全部加入国民党，就连大总统袁世凯也成了他们的拉拢对象。对于国民党的盛情相邀，袁世凯却不以为然（他也同样不懂什么党不党），他对国民党参议柏文蔚解释说：“诸位的党纲，我倒是很佩服，但要让各国务员全部是同党，我却以为大可不必呢。试想一国之间，政党甚多，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纷纷扰扰，争吵不休，于国于民，又有甚好处呢？”

话说回来，袁总统不懂民主政治，不懂政党运作，不懂有风度的对抗，这还真是个为人忽视的大问题呢。

《民国往事》：连载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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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宋教仁遇刺

按《临时约法》规定，国会选举应当在其施行10个月内举行。但在此之前，临时参议院需要先制定《国会组织法》和《国会选举法》，这样才能依法办事。8月3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三个法案，随即便向社会公布，着手准备国会选举。

对中国人来说，政治选举是新鲜玩意儿，但并不是第一遭。早在清末预备立宪的时候，清廷及各级政府已经搞过一次，不过那次是选举资政院议员和各省咨议局的议员，尚不能算国会选举和地方议会选举，最多只能算预演。

临时参议院这次制定的《国会组织法》以美国为范本，国会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其中参议院的名额为274名，具体分配如下： 1、每省10名，分别由各省议会选出；2、蒙古27名、西藏10名、青海3名，分别由其选举会选出；3、中央学会8名、华侨代表6名。这个名额分配既保证了各省的发言权，也照顾了蒙古、西藏、青海乃至学界、华侨的特殊性。众议院的名额则按人口比例主义，每80万人分配议员名额1名，总计议员596名，由各省组织选出。

饭要一口一口吃，民主也要一步一步来。民国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选，而是带有各种限制的，譬如年龄限制为21岁以上、居住期限为在选举区内满2年以上等。以上还是一般性的规定，最主要的限制在财产、教育和性别方面，其具体规定如下：

“凡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子，年满于编制选举人名册以前，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众议员、省议员权：1、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2、有价值500元以上不动产；3、小学以上毕业； 4、有与小学以上毕业的相当资格。”

除了这两个财产和教育限制外，女子也没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由此各省登记的选民在4000万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这同清末谘议局选举的合格选民比较，已经是增加24倍以上。实事求是的说，这个进步的幅度应不算小。

按计划，国会选举从1912年12上旬开始，到次年3月结束，各党派对此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早在国会选举的筹备阶段，各党派便已经展开了明争暗斗，好一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景象。

1912年10月，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鼓吹宪政的梁启超，这位著名的保皇派和享有盛誉的宪政启蒙主义者，终于结束了十几年的海外流亡生涯，返回国内。梁启超的归来，给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制造了不小的变数。众所周知，早在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人便在日本、南洋、美洲等地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尽管梁启超因寡不敌众而败下阵来，但他的改良主义宪政学说仍旧吸引了众多立宪派官僚和中上层士绅的关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指导清末宪政试验的基础理论。

在回国之前，梁启超致信袁世凯，为之分析了民国初年的政治形势。梁启超指出，此时国内的政治力量分为三派：一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军政官僚实力派；二是由清末立宪派改组而来的改良派（其中又隐然尊奉梁启超为领袖）；三是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派。在梁启超的规划中，第一派不搞政党，第二派组成政党，第三派改造成政党。

换句话说，第一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力，第二派组织政党来与第三派在议会中展开竞争。更直白的说，就是第二派帮助第一派来牵制革命派，以便第一派顺利执政，这也可以算是别出一格、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

梁启超的想法，其实认为中国当时不适合立即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而是希望袁世凯先推行开明专制，用改良主义的道路逐步推进体制革新。为此，梁启超还写了一个指导意见名叫《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这个商榷书后来也成为了共和建设讨论会的指导纲领。

共和建设讨论会是由孙洪伊、汤化龙等人发起的一个党派，其中又以清末的立宪党人和旧官僚为主。1912年8月，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国民协会等几个团体合并成民主党，在梁启超回国后，民主党又与共和党及从共和党中分出的统一党组成联合战线，准备在国会选举中共同抗衡声势浩大的国民党。当然，这种弱党间形成的结盟，在政党斗争中也是常事。

《民国往事》：连载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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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的政党力量对比而言，即使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联合，也敌不过国民党的势力。尽管革命党的两大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刻意淡出政坛，但代理党务的宋教仁却异常积极，他在10月中旬后离开北京南下，前往各省布置国民党的选举事宜。在宋教仁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各地的选举动员会都开得非常成功，特别是宋教仁的演说更是极具魅力，吸引了诸多的民众前来听讲。

前来聆听宋教仁演说的除了国民党员、新闻记者和普通民众外，也混杂着袁世凯派来的探子。每次宋教仁演说完毕，袁世凯总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国民党的动向。有一次宋教仁在演说中称：“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政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中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宋教仁的这段话，倒是深刻揭示了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的真谛，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也可以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但话虽然这么说，要真正操作起来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譬如袁世凯在听到这段话后便很不高兴，他愤愤的对身边的幕僚说：“噫！宋教仁还想组建政党内阁吗？何相逼如此之甚也！”

说到底，袁世凯不但对什么国会、什么立法权、什么政党内阁毫无概念，就连监督政府都视为离经叛道之事，这也是传统的专制政治所无法理解的事情。看来，教育领导在民国初年可真是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大总统不知道什么是民主和选举，下面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譬如说竞选，各政党除了集＝会演讲、宣传政见外，更多却是倚仗地方机构和行政手段来控制选举。譬如在湖南选区，国民党便在选举前将各县县长大多调整为国民党员，选区的监督也全部委派国民党员担任，结果共和党在湖南惨败，从国会议员到省、县议会，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例数当选。湖南是这么搞的，江西、广东、湖北这些由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也是如此。其他党派也不甘落后，譬如统一党就利用河南都督张镇芳的关系，要求张镇芳支持该党在河南的选举，无论使用什么手段，也决不能让国民党取胜。

由此，民国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出现了各种“怪状”与“丑闻”，譬如拉票、抢票、毁票，还有什么金钱贿买，甚至暴力威逼与胁迫等等，也就不足为怪了。总而言之，各种手段是无所不用，无奇不有，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稍微厚道的说，初次选举出现这些乱象实在不算新闻，何况一些乱象早在清末宪政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即使是现在，很多国家和地方的选举丑闻也是层出不穷，更别说一百多年前初尝民主的中国了。要怪，只能怪选票是个好东西。

在宋教仁和诸多国民党员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参众两院的初选和复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在众议院的596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269席，占45．1％，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为 154席，只占25．7％，；在参议院的274个席位中，国民党获123席，占44．9％，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为69席，占25．2％（其他均为跨党和无党派人士）。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虽然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绝对优势，但他们所占的议席数已经是远远超过了其他政党，即使共和、统一、民主三党联合，也不足以相抗衡。

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感到十分的激动。在他看来，胜利的曙光已在眼前，组阁的梦想即将实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如今快一百年过去了，有时候回头想想，宋教仁所迷恋的选举胜利何尝不也被后人所迷恋并迷信着，但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它只是一个幻想，或者说是个幻象。

在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辞职后，同盟会曾想把宋教仁推出来做内阁总理，但参议院的议员们却在私下里议论说：“太少！太少！”宋教仁出生于1882年，当时未满32岁，若不是孙中山和黄兴此时在政治上消极的话，以他的年龄和资历当然不能出头，而在同盟会之外，宋教仁自然无法和孙中山、黄兴的声望相比。

事实上，宋教仁所热衷的选举政治本身就充满了矛盾：他一方面想和袁世凯调和，另一方面又想与袁世凯争权；一方面放弃了军事，另一方面却又想争夺政权，这在一个沿习千年、以武力为后盾的专制国家中，这如何能办得到呢？宋教仁以为只要有一部《约法》，藉着《约法》中规定的“责任内阁'之空名，加上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政党，便足以对付袁世凯的军政力量，岂非是漠视传统和现实的书生之见？要知道，大凡中国的专制者，依仗都是赤裸裸的武力，又有几个把法律当一回事？

宋教仁也许忘记了，在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之所以放弃了与袁世凯的争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和袁世凯的军事力量相抗衡，这才不得不依靠袁世凯的力量迫使清帝退位。在革命时期用武力尚且不能达到的目的，又怎能在袁世凯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时候再用和平的、选举的方式夺回来呢？这也未免太天真浪漫、太不现实了吧。

《民国往事》：连载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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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当时的消极，一来是他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时期的财政窘境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阴影，二来也可能是他在潜意识中认识到，既然革命党人打不过袁世凯，那就只好信任并将政权让给他，以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等到国家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到时再用合法的手段进行竞争。

这种“先经济、后政治”的思想，孙中山曾在给宋教仁的信中透露过：“如今不管是谁来执政，都不可能采取什么重大的措施，获得很大的成就。因为国家内部的力量越来越枯竭，外来的压迫和侵略越来越紧逼，这绝对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如果只是从政治上开药方治疗，只会越弄越乱，每况愈下而已。一定要从根本着手，发展国家的物质经济，使人民的生活富裕起来，国家的形势巩固不动摇了，政治才能活动开来。”孙中山当时那个“大铁路计划”，恐怕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1913年2月，宋教仁辞别母亲和妻子，在长沙、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演说、游历一番后回到上海，并准备在3月20日乘火车前往北京。宋教仁所到之地，往往要发表演说，其中也不乏抨击袁世凯政府的言辞。当时有人劝他不可过于锋锋芒毕露，以免不测之险。宋教仁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我这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既无夙怨，也无私仇，光天化日的政客竞争，又怎么会有如此卑劣残忍的手段？”

宋教仁毕竟年轻阅浅，也未免太大意了，他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当时以袁世凯为代表）过分的轻视，此所谓“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真是为后来者留下了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3月20日晚十点左右，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沪宁火车站准备北上。由于当时很多当选的国会议员也都从上海出发，因而车站还特设了议员休息室，宋教仁等人便先在那里稍作休息。议员休息室里的气氛是热烈的，每个人的情绪都很高昂。正当大家兴高采烈的谋划着民国未来的美好蓝图时，火车的汽笛突然“呜呜”响起，提醒火车已经到站，旅客们赶紧上车。

从议员休息室到检票口不过数十米，两三分钟即可走到，但此时却突然下去了小雨。在大家的簇拥下，宋教仁与黄兴在前面并排走着，一路上还说说笑笑，但当他们快走到检票处的时候，斜刺里突然窜出一条黑影，说时迟那时快，只听“砰”地一声枪响，走在队伍前面的宋教仁表情痛苦，他扶着身边的铁栅栏，忍着痛叫道：“我中枪了！”

紧接着，又是两声枪响，这次的子弹却弹在地上，并未伤人。在大家的一片惊呼中，凶手却身手敏捷，还没等到巡警赶来，此人已经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之中，一下就跑没影了。遭此变故后，欢乐的气氛为之一扫而空，夜色也紧张得换了一个面孔，在细雨茫茫中，街灯也显得更加的昏暗。

等到大家镇定下来后，却发现宋教仁已经歪倒在地上，手还紧紧的捂着受伤的腰部。当同伴们找来汽车送他去医院的时候，血已经流了一地。很快，宋教仁便被送到附近的铁道医院，经医生的检查，宋教仁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

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致宋教仁于死地。

外科医生赶到后，随即对宋教仁进行手术，在费劲周折后才将其体内的子弹取出，但此时已经太晚。手术后的宋教仁脸如白纸，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呻吟着对陪护的于右任口授遗嘱，说有三事还需同志相助，一是将他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的书籍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是他家中一向贫寒，老母尚在，希望在他死后请黄兴及各位故人代为照料；三是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他为念而放弃责任。

言毕，宋教仁痛苦至极，他一会双手抱肩，一会合成十字，似乎有说不尽的苦况，旁边一班送死的友人，也都为之恻然落泪。在经过第二次缝肠手术后，宋教仁的伤情更加恶化，他还呻吟着说：“我为了调合南北，费尽若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捱到3月22日凌晨四点，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围侍下，宋教仁终于在辗转苦痛中气绝而亡，年仅三十二岁。临终前，宋教仁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框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

宋教仁在游杭州西湖时，曾口占五绝二首，一曰：“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徐寻屈曲径，竟上最高峰”；二曰：“村市沈云底，江帆走树中；海门潮正涌，我欲强挽弓”。

倘若两首诗的最后一句合并，便是“竟上最高峰、我欲强挽弓”，这就颇有点不祥的味道了。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宋教仁太年轻的躯体，可能真的无法承当如此大的雄心壮志。在他即将到达政治生命的顶峰时，黑暗的陷阱却早已布下，宋教仁刚刚三十二岁的生命之火和无数人为之激动的宪政理想也随之无情熄灭。

时代的巨浪，将这位年少英雄推上了政治的浪尖，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无可抗拒地死亡，虽说这是宋教仁的宿命，但又何尝不是无数国民的宿命呢？

《民国往事》：连载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