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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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1）


　　在军事会议上，冯玉祥主张独立最为坚决。这让陈宦放下了心，认为自己宣布独立后，就算袁世凯要报复，只要有冯玉祥护卫左右，就没什么可怕的。
　　1916年5月22日，陈宦在成都宣布四川独立。这一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直接击穿了袁世凯早已脆弱不堪的心理防线。
　　袁世凯忧愤成疾，随即发布命令，将陈宦撤职查办，其遗缺由川军将领周骏继任。
　　尽管早已是穷途末路，但老袁的出手仍保持着他一贯的狠辣，他没有动用曹锟的北洋军，是因为他知道，仅凭四川将军这根肉骨头，就足以驱使周骏拼着命去争去抢。
　　接到任命，周骏果然呼地就跳了出去，用不着任何人来催他逼他。一路上，他连口号都想好了，叫作“川人治川”——我周骏是四川本地人，你陈宦是外地人，我当然比你更有资格做四川的一把手。
　　熊克武的蜀军在时，蜀军是川军中的王牌，蜀军被灭，周骏师就成了川军第一，其实力胜过刘存厚师。
　　周骏自东而西，向成都杀来，其部浩浩荡荡，犹如一条长蛇，把大路都给塞满了。在其身后，则是曹锟奉袁世凯之命，专门拨出的军备车辆，同样是源源不断，络绎不绝。
　　周骏打蔡锷没有积极性，打成都，积极性比谁都高。这阵势吓坏了陈宦，急忙让冯玉祥组织防御。
　　他万万没有想到，冯玉祥给予他的答复是：“我要走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冯玉祥却要率兵回陕西。至于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老领导是死是活，他不管。
　　此前陈宦毫无防备，假如冯玉祥一走，他能用于成都防守的，就只有一个卫队团，无论如何挡不住周骏。
　　陈宦后悔不迭，反对帝制派的刘一清、邓汉祥是“联蔡反袁”的倡导者，现在事情搞成这样，二人也不免心中有愧。
　　商量之后，刘、邓便代表陈宦，一起去见冯玉祥，恳求他能再作考虑。可是不管他们如何声泪俱下，冯玉祥都不为所动，只是强调：“四川人排外难斗，我若与周骏作战，遍地皆是敌人，将防不胜防。”
　　听冯玉祥这意思，似乎是担心四川民众不支持他，刘、邓急忙说：“四川人反对袁世凯，可以说完全一致。周骏奉袁之命来犯成都，乃是全川公敌，川人绝不会帮助他们。”
　　冯玉祥缓和了口气：“你们说这话有什么根据？”
　　有门了。为了让冯玉祥坚定信心，刘、邓建议立刻召集一个扩大会议，请冯玉祥倾听一下民众呼声。
　　冯玉祥点头同意。
　　回去后，刘、邓便从成都各界民众中召集了三百代表，聚会于成都皇城（皇城实为清代科举贡院，此时为军政府驻地）。
　　开会发言时，一众代表都表示，周骏助袁西犯，乃是川人的奇耻大辱，请冯旅长一定要积极布防，“灭此朝食”。
　　冯玉祥显然是被打动了。他厉声说：“我起初不知道你们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要回北方，现在清楚了。我冯玉祥虽粗知大义，也明白保卫地方乃军人的责任，即便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
　　众人闻言大受鼓舞，正要鼓掌，却听到冯玉祥又来了一句：“不过……一般士兵知识有限，如何才能激励他们，尚望各位先生多多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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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锣鼓听声，听话听音，代表们马上读懂了冯玉祥的意思，就是要钱要物嘛。
　　有人便问：“请教冯旅长，究竟需要多少数目？”
　　冯玉祥嘿嘿地笑了起来：“各位先生都很高明，这个不用我说了吧。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我怎么好说数目呢。”
　　看来胃口不小，恐怕陈宦都不一定拿得出。会场上沉默了一会，但随即就有人慨然允诺：“只要冯旅长去打周骏，你们的粮饷，陈宦将军负担不起，我们四川人负担，马上就去发动凑集。”
　　冯玉祥见状，神情十分激动，他高声说道：“周骏要是打得过来，把我冯玉祥的鼻子割了！”
　　这句话一出，会场上立刻掌声雷动，莫不称快。
　　当晚，成都各界民众便购买了猪牛羊肉、面粉、大米等物资，全部送交冯部，此外，又赠现款二十多万。
　　陈宦以为，这下事情应该妥妥的了。不料冯玉祥钱物到手，照旧传令部队向城门开去，准备离开成都。
　　竹杠就是这么被敲出来的。陈宦想不到的是，他自己已经够虚伪了，还有人比他更虚伪，自己已经够不要脸了，还有人比他更不要脸，尤其令人惊诧的是，这个人在做这些事时，毫无任何愧疚之感，仿佛理所应当。
　　在老奸雄袁世凯的“传帮带”作用下，说北洋体系在权奸方面人才辈出且青出于蓝，那真是一点都不过分。比如，陈宦就成功地蒙住了袁世凯，而冯玉祥还超过陈宦，他完全可以把陈宦耍到团团转，乃至于被卖之前还在帮着对方数钱。
　　即便是以腹黑著称的人物，当落到这般可怜境地时，其情感也与普通人无异。
　　陈宦愤怒极了，他决定最后再找冯玉祥谈一次。
　　冯玉祥来了，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后面跟着一个营的卫兵，还有几十人的手枪队。
　　刘、邓陪着冯玉祥去陈宦的卧室，卫兵和手枪队当然就不能跟过去。
　　见冯玉祥进门，陈宦一拍桌子：“冯玉祥，我从前清到现在，始终是扶持你的。开军事会议，你主张独立，可独立后你又要带兵走，你这是什么用意？”
　　说到这里的时候，陈宦真是悔恨万分：“我告诉你，我七十四岁的老母，现在就住在皇城，我一家人情愿死在这里，我是不走的……”
　　未等陈宦说完，冯玉祥突然往地上一倒，然后伏地痛哭：“我冯玉祥并无别意，是恐怕打不过那个周骏，请陈将军千万不要误会。”
　　对冯玉祥的出尔反尔，坑了财物就跑的行径，负责联络的刘、邓两位幕僚，比陈宦还要恨的深。尤其刘一清，早就在陈宦的卧室周围安排了伏兵，预备在卧室门口将冯玉祥杀掉，然后由陈宦自兼北洋旅的旅长。
　　他们借故把陈宦喊出来，告知此事。不料陈宦大发脾气，说你们如此搞法，会将北洋旅逼上梁山，导致叛变。
　　陈宦这么说，一半出于谨慎，一半则是受到了冯玉祥连哭带诉的影响。
　　男儿有泪不轻弹，想想一个统兵成百上千的大男人能跟小孩子一样满地打滚，而且哭得跟个泪人似的，那一定有外人不能了解的苦衷和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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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苦衷，就能劝慰，有委屈，就可以排解，陈宦相信，只要给冯玉祥一点时间考虑，他会留下来的。既然如此，又何必把事情做到那么绝呢。
　　他不知道，冯玉祥的这个动作，今后将成为冯部上下的经典之作，如果你见惯了，一点都不会感到稀奇。归根结底，在虚伪做作这个圈子里，陈宦还远远称不上是超一流高手，他所擅长的，也不过是在上级面前拍拍马屁，或者是说点上级想听爱听的话。
　　什么叫超一流高手？必须做到连奥斯卡影帝都叹服的地步，陈宦你还嫩得很哩。
　　幕僚们要上刀斧手，陈宦坚决反对，还说：“如果你们要杀冯玉祥，我就先杀你们二人。”
　　刘、邓面面相觑，只得作罢。依靠逼真演技，冯玉祥成功地逃过了一劫。
　　在陈宦的卧室里，冯玉祥虽没见到刀光烛影，但那三个人进进出出的神情，已被他猜到了大半。回去后，他就向陈宦发出通牒，限其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成都，否则就开炮轰击皇城。
　　陈宦这才明白，他又走出了一记昏着。
　　一场鸿门宴，使项羽成了“竖子不足与谋”的典型，可是古往今来，究竟又有多少人比他更聪明呢？
　　1916年6月25日，陈宧被迫逃出成都，经绵阳、重庆至汉口，从此远离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冯玉祥接着也跑了，离开时，他又搂草打兔子，把成都的军火库给清了个空。按照他的命令，冯部把大部分行李扔掉，每人都至少携带步枪子弹五百发或炮弹两颗，冯玉祥自己也背了两颗炮弹，后来觉得负担实在太重，找川甘边区的土匪帮忙，才把枪弹运到汉中。
　　此君既不用打仗，又得了如许多的实惠，真正是赢家中的赢家。
　　枭雄、英雄、奸雄，冯某跟这些类型都不像，甚至你都难以用一个纯粹的好人或坏人来对他加以框范——只能说，出来混的都得有点道道，这也算是乱世中的生存哲学吧。
　　1916年6月27日，周骏率部进入成都，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加了四川将军的冕。
　　然而这被证明不过是一场空欢喜。二十多天前，袁世凯已经病死，袁世凯一死，他的委任状也就失去了任何效力，更主要的是，旁边早就有人虎视眈眈。
　　陈宦在宣布四川独立前，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依靠冯玉祥，二就是向蔡锷求援。求援得到了同意，但直到陈宦离开，滇军也未开入成都。
　　滇军有滇军的打算。
　　唐继尧在发给滇军将领的密电中，就毫不隐讳，说护国之役胜利后，四川军政大权不论属于何人，滇军都必须留在四川，而不能撤回云南。
　　如此做的原因之一，便是军费开支庞大，唐继尧既不肯削减滇军的一兵一卒，就一心想着蹭四川人的油，拿川资来养他的滇军。甚至在停战谈判期间，唐继尧就急不可耐地计划出兵成都，只是在蔡锷的劝阻下，才暂缓行动。
　　唐继尧属于那种鼠腹鸡肠，做不了大事的人，该他出牌的时候死不肯出，那心眼儿小到只有三寸大，不该他出的时候瞎出，全然不管这样是否会师出无名，会不会带来恶劣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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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锷与唐继尧的区别，在于他更顾大局，知道掌握时机与火候。用一句俗话来形容，就是他比较“讲政治”，过去即便是“侵滇”“侵川”，他都能找到最合理的名义和理由。
　　陈宦求援，如果不答应的话，陈宦自然就下不了决心独立，蔡锷不能不答应，但他答应之后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就是敷衍了事。
　　倒是蔡锷的参谋长说了句实话：“我们做渔翁不好吗？”
　　如果蔡锷帮助陈宦把周骏赶走，那陈宦就站稳了，滇军究竟能从中得到什么额外好处呢？地盘还是人家的，最多不过像第一次“侵川”时一样，弄点慰劳费，然后该回哪还回哪。
　　鹤蚌相争,渔翁得利，滇军这些人的算盘，就是要借周骏之力来逐走陈宦，等陈宦走后，滇军再来打周骏，然后川督之位就是他们的了。
　　滇军做好了出击准备，可惜不是为陈宦预备的。周骏一入成都，滇军马上就打了过来。
　　袁世凯倒台之后，周骏的“四川将军”已然是名不正言不顺，再说他又哪里是蔡锷的对手，所部节节败退。
　　见势不妙，周骏赶紧给蔡锷发去一份电报，作躬打揖，称自己是接受了袁世凯的“乱命”，现在马上就把位子给腾出来。
　　从成都退出时，周骏手下仅剩得几千人马，用仓惶两个字都不能形容他的惨样。更可怜的是，沿途地方对他的态度，有如看到过街老鼠。虽然还不至于人人喊打，但起码没人肯予以收留，都唯恐惹火烧身——蔡锷的护国军追过来，能不把当地打得乱七八糟吗？
　　想想这周骏也真够倒霉的。他的人生几乎就跟赌博一般，头一把赢了一堆筹码，可还没来得及乐一乐呢，转眼之间就又输到了血本无归。
　　后来有人对周骏说，你带着这几千残兵，能往哪里去，哪一个省又会容得下你，难道这些四川子弟都跟着你饿死不成？不如把部队留下来，独自进京去找个活路吧。
　　周骏想想有理，就把残兵交予地方，然后在百余名手枪兵的掩护下，出川进京。进京后，他果然混了个跟胡景伊一样的“闲职将军”，虽然是聊以度日，但总算没有窝窝囊囊地死在乱军之中。
　　1916年7月29日，蔡锷进入成都，此时他已被新一届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同时这也标志着护国运动的尘埃落定。
　　对四川人来说，湖南籍的蔡锷能够做他们的一把手，委实是件好事。所谓到哪座山头唱哪支山歌，蔡锷督滇，要维护云南及滇军，如今督川，自然只会向着四川，而以蔡锷“护国英雄”的威望和军政才能，又有谁敢跑上来捋老虎须？
　　从蔡锷留下的善后方案来看，也是以四川为中心，然后联络滇黔，形成西南三省通力合作的局面。
　　如果这个方案能够顺利实施，自辛亥革命之后，这个“天府之国”将得到很长一段时间的稳定和安宁。
　　可是天不遂人愿。因劳累过度，导致蔡锷喉疾加剧，病情越来越重。1916年8月8日，他去电北京请假后，离成都东下，远赴日本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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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行前，四川军民对之依依不舍，蔡锷亦感慨良多，他动情地说：“我查阅了四川的档案，年赋税达数千万元，以前真不知道四川会如此富庶，此地确实是西南重心，实大有可为。”
　　蔡锷又说，我原来想到中央去，现在也不想去了。自己虽然多年奔波，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假如能早来四川，一定可以多做出点事情，可惜现在又病疾严重，不得不走了。
　　蔡锷寄语川中父老，等他治愈后，将早日回川理政，然而仅仅三个月后，他就因医治无效而病死于日本。
　　没有了可定乾坤的英雄，巴蜀大地注定难以逃脱混乱的怪圈，也将继续被血与火所熔铸。
　　蔡锷出国之前，推荐了两个人分别代理四川军政，其中一人是他的参谋长罗佩金。
　　罗佩金毕业于陆士第六期。他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当年蔡锷在广西屡不得志，就是罗佩金慧眼识英才，想方设法将蔡锷调到了云南，并甘居其下，从而促成了一位栋梁之材的脱颖而出。在罗佩金识拔过的人才中，甚至还包括当时尚为小字辈的朱德。
　　除了眼力好之外，罗佩金也很有谋略。他在滇军中向有“智囊”之称，云南起义时，真正能控制滇军，并发挥主导作用的，不是蔡锷，而是罗佩金。
　　在发起护国运动之前，蔡锷曾让这位参谋长帮他制定作战方案。罗佩金拟定的方案是“先实后虚”，即让护国军以剿匪为名，向四川发起进攻，在拿下重点城市后，再宣布云南独立。蔡锷出于种种考虑，将方案改成了“先虚后实”。
　　应该说，两种方案各有优缺点，蔡锷讲的是政治，罗佩金着眼的是军事，若仅从军事角度而言，罗佩金之计实有奇兵效果。
　　滇军要出师云南，却被孔方兄卡了脖子。又是罗佩金一咬牙，将祖上几代人积攒的家产都拿出来抵押，才贷来了军饷。
　　护国运动结束后论功行赏，蔡锷排第一，罗佩金居其二是没有问题的，也因此被誉为“护国中坚”。
　　可是生活永远不会这么富有逻辑，它就象俄罗斯方块，稍不留神，就会放错位置。
　　罗佩金天生是做军师，摇鹅毛扇的材料，却并不是一个统帅之才。当这样的人被放错位置时，也就意味着悲剧离他不远了。
　　身为四川督军，他的立场还站在云南那一边，不仅思维模式和唐继尧如出一辙，而且仍像是唐继尧的参谋长，唐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唐继尧需要罗佩金做的，无非还是蹭四川的油，来养云南的兵。他前期不肯多投入兵卒，后期已经进入停战谈判，却大举增兵，导致护国之役结束时，滇军已先后入川达十二个营，除损失掉两个营外，还剩下十个营。
　　不打仗了，滇军理应大部撤回云南，可是实际上一个没走。之后罗佩金又从云南大批招兵，加上原先的十个营，编足了两个师的驻川滇军。
　　这些从云南招来的新兵都是徒手兵，也就是空着两手跑到四川。罗佩金一声令下，把四川兵工厂半年所生产的枪支全取出来，用以武装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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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兵工厂是西南唯一兵工厂，据说其规模仅次于汉阳兵工厂，生产设备均系进口，能仿造德式步枪，拥有日产五十支步枪的生产能力。自罗佩金督川后，这家兵工厂便成了滇军的定点军火库。
　　滇军的装备原本很差，多为杂色枪，射程好一些的，是清末从国外购进的洋抬枪，到现在都已经陈旧。罗佩金于是干脆把十个营滇军的武器也换成了清一色的川造，真个是不拿白不拿。
　　罗佩金似乎从来不把自己当成四川的父母官，他对自己的定位，一直是一个外来户。在他的影响下，滇军官兵也变得越来越狂妄骄横，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征服者，把四川人当作了被征服者。
　　罗佩金在成都设立卫戍司令部，每天派滇军巡查队在成都的各条街上巡查。巡查队的架子十足，且分外骇人，属于让你看一眼就魂飞魄散的那种——
　　排在第一列的只有一个士兵，这个士兵双手捧令箭，令箭一尺多长，箭头用油布包着，呈箭头形，油布上则写着朱红大字：“令”。
　　在持令箭的士兵身后，跟着两个士兵，他们手里拿着短军棍，再往后面去，才是一队排成两行的士兵，每个人都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样。
　　知道的，是在巡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清末官员出巡了。
　　事实上，滇军巡查队可比清末官员凶多了。从四川警察到川军，见到令箭一律要行最高军礼。行礼也就罢了，巡查队员瞧站岗的警察不顺眼，便以敬礼不标准为由，拖下来就是一军棍，有时还要饱以老拳，弄得值班警察都不敢上街执行任务，见到巡查队就远远跑掉。
　　军人同样不愿自惹麻烦。川军官兵上街时一般多换便衣，如果是穿着军装，便坚决不去滇军控制范围，以求彼此相安无事。
　　警察和军人都是如此，川民境遇可想而知。当巡查队耀武扬威开过时，街道上的小商小贩及行人避之唯恐不及，撞上动作稍慢，让道让得迟的，还得结结实实挨上一顿打骂。
　　渐渐地，入驻者们成了这座城里无人能够加以约束的阎王爷。甚至于一般的滇军士兵也在街上仗势欺人，吃饭买东西不给钱，那是家常便饭，有时警察看不惯，要上去制止，也会遭到暴打。
　　滇黔两军的服饰跟川军不同。滇黔军的军帽边沿一圈都是红色，而川军则一律灰色，四川人因此形象地把滇黔军称为“红边边”，川军称为“灰边边”。
　　想当初，蔡锷率滇军进入时，成都曾经万人空巷，人们扶老携幼，争相赶来领略其风采。那时的滇军也因护国运动之功，而一改从前的“滇寇”形象，成为一支川人感谢和崇敬的英雄部队。可是没想到时间不长，他们就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红边边”再也不受欢迎了。
　　罗佩金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身边所潜伏的危机，在“护国中坚”的荣誉已渐渐失色的情况下，还以为自己仍拥有对各军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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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3月，罗佩金召集各军将领在成都开会，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落实北京政府的编遣决议，对在川军队进行缩编。
　　此时的驻川军队，川军是五个师，滇军是两个师。按照北京政府给出的办法，川军要缩为三师一旅，滇军要缩为一师一旅。
　　虽然都是缩编，但滇军加上附属的特种兵，仍合两师之数，实际没多大损失，川军挨刀却是一点价都没得还。
　　在待遇上面，两军也相差很大。其中，滇军被列为“国军”，享有中央政府军队的待遇，川军则被列为地方军。仅就军饷一项，川军就要比滇军少三分之一，而且川军番号还是“暂编”，一个暂字，就意味着前途未卜，上面随时可以把你这个编制予以取消。
　　这个办法显然对川军十分不公，毕竟在四川的地盘上，川军是主军，滇军是客军，但罗佩金原本就存有私心，老是想着要“强滇弱川”，这样的裁军办法对他来说，正求之不得。
　　之前，罗佩金只是象征性地把川军五个师的编制报了上去，北京政府自然是不同意。
　　好，这是上面不同意，不是我不给你们报啊，罗佩金于是例行公事地召开了裁军会议，并在会上强制推行北京方案。
　　未出所料，川军各师师长都叫苦连天。罗佩金把脸一板，不由分说：“总之，川军加起来不能超过三师一旅。实在不行，就砍掉特种兵，只保留纯步兵，。”
　　当罗佩金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没留意到，墙角处有一个人正在嘿嘿冷笑。
　　护国战争结束，感到最为失望和气愤的，是罗佩金的陆士同学刘存厚。
　　刘存厚最早发动阵前起义，除负责联络陈宦外，还投入对曹锟的作战。后来周骏逃离成都，又是刘存厚第一个率部入城。在蔡锷到来之前，是他负责代理军政事务，维持地方秩序。古史中有“先入关中者王之”的说法，刘存厚隐隐然也有了这种期盼。
　　刘存厚认为自己绝对有资格称王，当然如果蔡锷要来做这个王，他愿意让贤——蔡锷抵达成都时，刘存厚曾带着众人到市口迎接，那时他对此并无多少抵触情绪。
　　问题是蔡锷又多病多灾，很快就被迫赴日就医。走之前，蔡锷保荐罗佩金为四川督军，保荐黔军驻川负责人为四川省长，里面竟然没他刘存厚什么事。
　　刘存厚仅仅得到了一个川军第一军军长的虚衔，其实他能统领的，仍然只是原先那个师。
　　敢情工蚁一样折腾半天，都是为你们这些外地人忙活的？
　　刘存厚最早在云南新军中任管带（营长），是蔡锷和罗佩金的部下，也参加了云南起义。不过那时候蔡、罗对他并不重用，导致刘存厚混得很不得意，没多久就回了四川。
　　在护国战争中，尽管刘存厚很是卖力气，但蔡锷对他的态度依然如故，曾以作战不力为名，要将他的部队并掉，后来虽未实行，却被刘存厚发现了，从此便开始有意识地保持与滇军的距离。
　　现在一无所获，刘存厚更加断定，这是蔡锷、罗佩金对他一贯轻视、疏慢的结果，自己要想出人头地，这些人就是拦路虎，绊脚石。
　　蔡锷在，肯定是斗不过蔡锷，可是对罗佩金，我难道就没有斗过他的希望和可能？
　　看出了刘存厚的心思，一个部下趁机进言：“军长，你以为四川这个僵局就无法打开吗？我看会起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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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存厚见他话中有话，忙追问有何破局之法。
　　此人说道：“依在下看来，你军事上没有问题，现在身边缺的就是一位才智卓越、长袖善舞的谋略之士，所以政治上常处劣势。若能有高士相助，何愁大事不成？”
　　刘存厚一拍大腿：“你说的是啊，可我究竟到哪里去找这样的高士呢？”
　　部下要的就是这句话：“所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正有一人要推荐给你。”
　　部下要推荐的人，名叫吴莲炬，任职于贵州，他与刘存厚还有一面之缘。刘存厚喜出望外，当即让这位部下帮助联系，并预先汇去旅费，请吴莲炬务必入川相助。
　　吴莲炬应邀秘密到达成都，见面后，两人连谈三天。
　　当刘存厚问吴莲炬，有什么办法制约罗佩金时，吴莲炬呵呵笑了：“罗佩金早已身处险境，只不过他自己还糊里糊涂罢了。”
　　吴莲炬的这番话甚合刘存厚的胃口，可是话不能光捡痛快的说，除了“是什么”，刘存厚还非常想知道“为什么”。
　　治蜀不力，民心向背，诸如此类，都可算成是罗佩金的“险境”，但说句老实话，在现实生活中，它们都只是附加条件，或者说是事后给失败者定罪时的点缀，刘存厚要听的可不是这些，吴莲炬并非纸上谈兵的书生，所以他要说的也不是这些。
　　他要说的，首先是京城的政治内幕。
　　“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由两个人执掌政权，也就是总理段祺瑞和继任总统黎元洪。段祺瑞这个人个性倔犟，一贯主张以武力平定南方，黎元洪则成名于武昌起义，他对南方革命党人多有掩护。两个人名为搭档，实为对手。”
　　“段祺瑞人称段合肥，乃北洋元老，掌握实权，黎元洪人称黎菩萨，没有力量，不过是泥菩萨一个。”
　　吴莲炬对刘存厚说：“这就是大势所向，你今后一定要看准大势，跟着段祺瑞，以北洋军人为友，才能稳操胜券。”
　　讲了远的，才讲近的，这次吴莲炬提到了一个过往的著名人物——尹昌衡。
　　“想那尹昌衡有平定西藏叛军，经略川边之功，可他后来为什么会遭人暗算，以致滚鞍落马？无它，全在拥兵取忌故也。罗佩金督川后，将驻川滇军一下子扩充到两个师，这是在重蹈尹昌衡的复辙！”
　　听到此处，刘存厚几乎有茅塞顿开之感。高人啊，你怎么会把世事看得如此透彻呢。
　　吴莲炬继续往下说。
　　“罗佩金是国民党员，论派系阵营，属南方革命党人。据我推断，罗佩金督川，黎元洪或许会偏袒此君，却绝非段祺瑞所喜。你只需以政略指导战略，如此如此，伺机行动，将来发展当不可限量。”
　　吴莲炬的“如此如此”，包括了外拥中央，内固实力等多条谋略，几乎就相当于三国时诸葛亮提供给刘备的“隆中对”。
　　刘存厚不是刘玄德，可他也有像皇叔那样称雄巴蜀的念头，当下听得兴奋不已，用手抚着吴莲炬的肩膀连声说：“老兄高论，实获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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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演义还是史实，刘备都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在这方面，刘存厚颇有相似之处。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做“一个龙门子养不活一个讨口子”。这是四川话，“讨口子”是指叫化子。意思大致是说，即便是叫化子，也不能只朝着一家富户要饭，得逛千家门，吃千家饭。
　　与之相应，刘存厚还有一句妙语：“下棋要多走闲着”，也就是得广结人脉。在刘存厚的人脉资源库中，陆士六期的同学全部在列，捡出其中有名的，就有唐继尧、李烈钧、阎锡山等人。此外，还包括前上司胡景伊，虽然不在四川，但刘存厚并没有断绝过与他的通讯联系。这就是刘存厚的处世哲学，或者叫做多面外交。
　　胡景伊身挂闲职，还能蒙过去的老部下这么看得起，自然会尽力替刘存厚说话，可惜人微言轻，始终起不到什么明显效果。
　　不过刘存厚还有重磅棋子没有使用。他要派一个人，以驻京代表的名义前去北京，并通过这个棋子进行活动，以完成“隆中对”中最重要也最关键的一条：“外拥中央”。
　　既然是孔明那样的人物，就得享受孔明那样的待遇，刘存厚聘吴莲炬为军部高等顾问，每月赠舆马费千元，并拨付活动费两万。
　　吴莲炬在成都停留了五天，五天后即行北上。刘存厚也真跟刘备待诸葛亮那样，恭恭敬敬地送到郊外，然后才握手告别——如果说古今有什么区分，大概也就只有将鞠躬改成握手了。
　　吴莲炬走后，刘存厚便一条条落实“隆中对”中的方略。
　　吴莲炬说要多方宣传，刘存厚就创办了一份报纸，叫作《四川新闻》，作为自己的喉舌。此外，他还拨出一笔专用经费，让人给京津沪渝的大报按月送去津贴。这些钱他并不白给，别人的好处能拿，地方军头的好处是能随便拿的吗，以后你敢再说他一句坏话试试？
　　如何内固实力？宣传很重要，延揽“贤豪”也不可少。
　　刘存厚依计从四川朝野招揽了一大群人，分别聘为顾问或参议，并每月给以高薪。这些人或者给刘存厚出谋划策，或者帮他在四川议会中进行鼓吹。
　　当时四川的党派中，除了国民党外，还有共和党和进步党。刘存厚本身属于共和党，所招揽的政客也以共和党这个圈子为主，但他并不拒绝进步党的加入。
　　四川进步党人中，以张澜为风头最劲。因为盛传罗佩金与刘存厚有隙，张澜特地从川北赶到成都，表面上是调停罗刘矛盾，实际也是为了预测一下风向，看看罗佩金对他的态度。
　　大家都读古书，那里面，谋士们为投所谓“明主”，可不就要这样察颜观色？
　　张澜在川中是一个忽视不得的人物，可是他偏偏就被罗佩金给忽视了，而且是严重忽视。
　　罗佩金言谈举止都骄横不可一世，以为张澜不过一普通政客，对其不屑一顾，哪有一丝一毫礼贤下士的味道。

宝宝寒

　　草鞋军团（49）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张澜在罗佩金这里碰了壁，便转身去找刘存厚。刘存厚将张澜奉为上宾，一如对待吴莲炬。
　　张澜不同于吴莲炬，吴莲炬仅靠一张嘴和一个头脑，张澜情况特殊，非一般客卿可比。刘存厚当着张澜的面许诺，在驱逐滇黔客军后，除他自掌军政外，一定会将民政一职委于张澜。
　　在此情况下，张澜决定“择主而事”，帮助刘存厚击败罗佩金。
　　如果你对三国演义足够熟悉，完全可从中找到类似桥段：张松原来想把西川献给曹操，可孟德公不鸟他，刘备倒是把张松当个人物，于是张松便把西蜀地图献给了刘备……
　　张澜“献出的地图”有足够丰厚。由于他在进步党中讲话极有份量，使得进步党与共和党得以联手，同时张澜与川军第三师的师长私下关系极铁，而第三师实际是进步党所依恃的武装力量，这又提高了刘存厚在川军中的地位和号召力。
　　不但如此，张澜还告诉刘存厚，他会给同为进步党的梁启超、蒲殿俊等人发电报，争取这些京城中的“意见领袖”也支持刘存厚。
　　梁启超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单弱文人，蒲殿俊乃丧失权柄的空头政客，可谁又敢小觑他们的能量——袁世凯没把梁启超当回事，结果一个护国运动弄到身败名裂。
　　笔杆子和嘴皮子，有时候一点不比枪杆子逊色。刘存厚深知其中份量，所以赶紧将这一情况通过电报告知吴莲炬。
　　电报是个好东西，可是也容易泄密。刘存厚使用的是密电形式，他每月给绵阳电报局发放津贴，并派亲信长驻该局，为的就是便于跟吴莲炬联络。
　　却说吴莲炬到京城后，第一个就拿着刘存厚的亲笔信，登门拜访了他所说的“重磅棋子”，即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一：靳云鹏。
　　若论刘存厚与靳云鹏的瓜葛，倒也说来话长。清末时，靳云鹏任云南省军事幕僚长。蔡锷、罗佩金等要策划起义，便派当时还只能算小弟的刘存厚打入靳府进行刺探。
　　刘存厚本来是带着使命前去，犹如“地下党员”，但时间一长，反而被靳云鹏给说动了。
　　靳云鹏并不嫌刘存厚身份低微，反而常常主动和他商讨时局，并且出语惊人：“现在的北京朝廷（指满清政权）皆重用皇室亲贵，这些人昏庸无知，看来迟早是保不住了。我不反对革命，可是像孙文（孙中山）那样空喊革命，不过是一场空。以后的政权不管是君主或是民主，还是掌握军权的人说了算。”
　　刘存厚并非熊克武那样的革命党人，参加起义，说穿了无非是不甘寂寞，想趁机干出一番事业。
　　靳云鹏看出了这个小年轻的心思，对他说：“你是一个纯粹军人，听我的话，抓住军队，将来自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其时靳云鹏的地位之高，连云贵总督都要对之避让三分，他的推心置腹和赏识器重，差点把刘存厚感动得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伯乐啊。
　　刘存厚一直认为蔡锷和罗佩金瞧不起自己，现在感到靳云鹏识才用人的眼光远在蔡锷之上，跟着他是有奔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