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八道楼子失守，黄杰当然责无旁贷，这是毫无疑问。但把板子都打在他一个人身上似乎也有些欠妥，至少作为南天门军事总指挥的徐庭瑶也得担上一点。总体而论，南天门一战，反映了当时即使是中国军队最好的军事主官，与日军相比，在战术运用和机动性方面也有不小差距，并不止于一个八道楼子。

　　接着咱们再说到那个“警戒连”。杜郑二位言之凿凿，认为该连是因为聚众赌博，防守疏漏，才被日军晚上摸了营。杜聿明更是形象，说是徐庭瑶发火，要黄杰务必把八道楼子重新夺回时，有人还在旁边开了句玩笑话，言称“因赌博失守，是不是也要用赌博来收复呢？”这就算是坐实“因赌误事”了。

　　但黄杰师战后自己动手写的材料却否定了这一细节（看来有时候亲自动动笔还是很有必要的，关键时候能帮自己“辨诬”啊）。

　　按照黄杰师的记载，大概原先日军是想进行夜袭的，不过那天晚上正好天降大雪，路不好走，山不好爬（穿布鞋也不一定管用，最好是穿雨鞋），所以他们换到第二天早上进攻了。

　　夜袭肯定是误传，赌博，他们认为更没这回事。依据是日军早上5点半开炮的，中间打了好几个小时才出动步兵进攻，一大清早的，又是连轰带打，我们的官兵怎么可能再有闲情逸志坐下来赌博呢。

　　鉴于杜聿明和张洞国其时都不在八道楼子上面，误传的可能性的确很大。但据我所知，赌博这个事，即使发生在中央军里面也不并不奇怪，所以赌博误事的说法并非全无影子。

　　因为咱不能把这些军队跟老八路比，前者的军纪绝对做不到后者那么严明。

　　陈诚的“土木系”怎么样，那是老蒋手下中央军中的“嫡系的嫡系”，再没比他们更“中央”的了。照赌不误！

　　据说陈诚部有一个主力师，下面聚赌的竟然还有团营长，结果有个刚上岗的旅长就去抓。应该说，陈诚部队的军纪还算是比较严的。那几个团营长也不敢在军营里公开赌，而是跑到一个旅馆里去玩了两把。旅长跑过去的时候，这几个家伙早已闻风而逃了。可是因为逃得太急，外面的衣帽都没来得及拿走。旅长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的衣帽全都抱走了。

　　这下好，人虽走脱，“皮”却没有了。没脸回部队啊。几个团营长就哭丧着脸去找师长求情。师长便把旅长找过去，告诉他：衣服还他们吧，训一顿就够了，难道你还真能撤他们职不成。

　　这个旅长新来乍到，气势很盛，领导说话都不给面子，就是要跟“歪风斜气”做坚决斗争，铁了心要把几个参赌的给赶走。结果，最后走的不是“赌徒”，却是他自己。

　　打仗的时候自然不比往常。但南天门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消停了，黄杰也不能天天到八道楼子来视察，碉楼里没什么事做，晚上赌两把绝对有可能——至于会不会影响到第二天早上作战，这个谁也说不准，但不管怎样，起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八道楼子的防守的确有疏漏之处，否则也不会让日本人钻了空子。

　　总之，南天门丢了，其实没什么好叫屈的，说白了，这就是当时双方真实战力的反应。

　　可是有一个人怎么也想不通，他就是刘戡。

　　（500）

宝宝寒

　　在黄埔一期生中，刘戡向以争强好胜著称。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一个萧乾（不是当作家的那位）。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正值苏区红军鼎盛之时，没几支部队敢跟红军硬碰硬，独有这个萧乾不避不走，带1个师（第11师）与主力红军5个军团相抗，最后当然是顶不住，一个师三分之二的人都被打没了。不过他这个已经是创奇迹了，当年中央军整师整师被红军吃掉的都不在少数，更何况以一对五，能跑回来就算有本事的了。然而萧乾一回去就辞了职，原因是打了败仗，他实在“受不了”。

　　刘戡也有如此“恃勇骄傲”的性格。在他心里，自然是认为自己在这三个师中是最好的，然而现实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中央阵地让黄杰师守着，甭管怎么说，人家都守了那么久，就是南天门战役开始后，黄杰蹲在这里的时间也要长得多，可是落到自己手里，几个工事的方位都还没搞熟呢，就给弄丢了，这算怎么个事。

　　等着瞧，咱们重新来过。

　　刘戡憋着一口气，在大小开岭忙前忙后，准备跟川原再见高低。

　　南天门战役打完，第17军从军长徐庭瑶到刘戡等师级长官，再到普通官兵，可以说没一个满意的。事情明摆着，虽然口口声声说日本人也被打死了“5000”，但谁都清楚，这里面水分是很大的。退一万步说，就算你真的打死了这么多鬼子，最为关键的南天门不也丢了么，你还能说这一仗不惨吗。

　　然而有一个人很满意，还不是普通人。

　　谁？

　　南京的老蒋。

　　在南天门丢掉的那一天（4月28日），老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此役或足以挫寇氛而振革命士气乎也”。

　　毫无疑问，老蒋的情绪这么好，南天门那个“杀敌5000”的战果和兴隆之战获一小胜是其重要的兴奋点。比之于29军、晋绥军、东北军这些杂牌军队，自己的嫡系人马总算是可以交代过去了，起码没有一触即溃，这不还在南天门那里跟日军缠斗着吗（当然是“南天门以南”了）。

　　同时，他这时候又多出了一个希望，那就是中日秘密谈判终于出现了一线曙光。

　　时过境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虽然还在执行当中，但那个交涉的对象已经既非国联，也非英美等第三国，而变成直接与日本打交道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国联。至此，国联就再也靠不着了。要命的是，就在那一天，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却下达了向滦东进攻的预备作战命令，华北形势很快急转直下。

　　“国联交涉”的路断了，华北战场又很难有取胜的可能，老蒋只得尝试通过各种渠道与美、英、法等列强大佬碰头，希望它们能出面调停一下。但很不幸，人怕凶，鬼怕恶，这句话真的一点不错。国与国之间其实也是如此。

　　（501）

宝宝寒

　　外交部长罗文干是“一二八”事变爆发当天履任的，他对列强的这种“势利眼”看得最为清楚。据他说，在战役进行当中，只要轮到中国军队在前面打胜仗，英法大使馆就会不停地打来电话，约他过去谈一谈（也就是要求居中调停），态度不知道有多好，感觉倍有面子。相反，日军占了优势，那就得你去求别人了，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傻呆呆地在人家大使馆里坐等, 等个个把钟头, 都不带理你的！

　　长城抗战打到现在，战况不言而喻。别说让你等了，列强们干脆把自家大门都关了起来。因为这毕竟不是日英同盟那个时代了，就算是西方大佬们，也已看出眼前的东瀛早非吴下阿蒙，而是彻彻底底地长成了一只不听约束的亚洲恶虎，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惹得起的。于是，这些国家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没一个愿意这个时候跑出来自找晦气的。

　　英国更好，堂堂“日不落帝国”，看到日本关东军如此凶猛，竟然还看起了日本人的脸色，不仅不帮中国人说话，还低声下气地提出想组团到东北去和日本共同“开发资源”，当即被日本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

　　如此一来，“第三国交涉”的道路就被堵死了。剩下来的只有从先前中国最不愿意的“直接交涉”这条路上想想办法。

　　在与日本直接交涉，或者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谈和的问题上，当时的党政军两巨头蒋汪是意见一致的，不过出发点却有非常微妙的差异。

　　为什么说蒋汪呢，因为后面那个汪又回来了。

　　自从和张学良闹翻辞职后，汪精卫先去上海，随后就以赴欧洲养病为名出了国。当时，热河战役刚刚结束，面对如此北方大省在短期内全部沦陷的事实，人们又想起了老汪下课前的预言，结果在舆论偏向上使他优势尽显，国民党内也出现了一片要求他回国主政的呼声。

　　见自己声价涨了上去，久经宦海的老汪自然很是得意，趁势开出价码，声称张学良必须辞职，否则他就不回来了。

　　等到张学良正式通电下野，汪精卫面子里子都有了，也就高高兴兴地回来继续当他的行政院长。不过，人是回来了，思想却变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汪精卫是“卖国贼”，汪派就是投降派。可是大部分人可能并不了解的是，其实原先的老汪还属于标准的“主战派”，说起如何跟日本人干仗，那也是一套又一套，蛮像那么一回事。当然，这正符合民国时候的特点，即武人多喜论政，文人更爱谈兵。老汪枪把子都没摸过，更没上过战场，可是最初也和普通国民一样，开口闭口就是要打一下再说。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会战，甚至到热河战役前，他都坚定地认为可以与日一战。

　　在民国政坛上，汪氏给人的印象就是“变色龙”，其政策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忽高忽低，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他刚开始在国民党内是以左派面目出现的，言必称联俄联共，那句著名的口号“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出去”就是他第一个喊出来的，可是宁汉分立后不久，眼见共产党失势，没多大一会，他就又摇身一变成了最坚决的右派，对共产党喊打喊杀，势不两立。又比如，蒋汪胡三国大战，汪胡本来是联盟，然而在他看到蒋介石有可能东山再起后，却连招呼都不打一下，就果断地抛开了胡汉民，与老蒋站到了一边儿。

　　（502）

宝宝寒

　　汪精卫的这种多变特性，一方面，固然是其适应政坛风云变化，最大程度上获取政治利益的策略选择，但另一方面，也跟其既偏软却又易于冲动的性格有关，某些时候，甚至可用一句“墙头草，见风倒”来形容。

　　即使在回国复职之前，老汪仍然认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其要旨还在于坚决抵抗，因为“不抵抗势必影响对日外交”，他也深知“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抵抗愈得力，则交涉愈有希望”的道理。可是回了国，亲眼见到与“一二八”会战时已迥然不同的战争局势后，他的立场马上就发生了明显变化，逐渐从主战向主和转变。

　　汪精卫当然不会去前线，了解前线战况的方式是通过战报。

　　这是一份第17军从南天门前线发来的战报。

　　引起老汪注意的不是上面“杀敌5000”的渲染和描述，而是他发现那里真实的战况，其实与他原来的想像相去甚远。

　　原来华北不是上海，华北战场也不是当年的淞沪战场，这里有的是日军上次没拿出来或未充分使用过的长管重炮和坦克。

　　战报中称，南天门一线工事经一个多月时间的精心打造，本来预计可以守至少2个月，然而被日军重炮一轰，不到10天（实际为一周，7天），就连工事带泥巴，全给炸翻了，甚至有“连人带枪，全被淹没”的事发生。

　　自此在汪精卫脑海里一直翻腾着的，就是战报中那句触目惊心的话：“人来的是阵阵的炮弹，我去的是一堆堆的血肉！”

　　不在一个层次啊，这仗可如何打法呢。

　　这还只是从书面得到的间接印象，很快就有到过前线的人跑回来告诉他：现实更加可怕。

　　汪派骨干陈公博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苦笑录》，其中记载了他当年作为实业部长，在长城抗战中后期到华北慰问劳军时的所见所闻。

　　他倒没有亲眼看到日军炮弹如何厉害，而是发现平津似乎早已换了主人，战役尚未结束，日军却俨然已经成了这里的胜利者。

　　在北平，尽管已宣布全城戒严，但驻在当地的日本军官却可以拿着通行证，来去自由。

　　这还不算什么，毕竟当时中日并未绝交，就算戒严了，日本公使馆的武官们说他们呆在屋里不习惯，需要出去转转，你也得给他们发通行证。

　　让陈公博感到最不可理解的是天津卫。

　　当时担负天津守备任务的是东北军大将于学忠。他要往滦东输送部队和军用物资，就必须通过天津西面的塘沽。按理说这是绝对的军事机密，可是塘沽驻扎着日本华北驻屯军，他们的宪兵每天站在车站前，拿着本子做记录，部队来往的番号和数量全都记得清清楚楚。

　　到滦东情况不妙的时候，于学忠为了加强防守，在天津周围建造了几道防御工事，结果给天津租界里的日本人（当然也是华北驻屯军）知道了。这帮家伙提出来，他们一定得进去“参观”一下——理由？我们皇军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

　　于学忠屡次推托，最后被逼得实在没办法，只能让几个参谋陪着日本人去“参观”。

　　在当时的陈公博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

　　进攻，添多少兵人家了如指掌，防守，连建个工事都毫无秘密可言。这难道就是报上连篇累牍宣传的“正在不断打胜仗”的华北前线吗？

　　于是，陈公博真的只能“苦笑”了。

　　（503）

宝宝寒

　　实际上，这时候国民党大员中有“无法抵抗”想法的已不在少数，只不过以汪为首而已。

　　与汪精卫相比，老蒋并非是“怕”，而是另有打算。

　　蒋汪胡，当年国民党内的三个顶级强人（或曰三个冤家），各有各的性格特色。胡汉民爱钻死胡同，一点开不得玩笑。汪精卫是能言善辨，舌头上面能生莲花，但往往心口不一，很容易改变主意。老蒋给人的印象则是“威”，喜怒不形于色，口才也谈不上好，然而几乎没有一个部下不怕他的。据说当年晋见他的将领中，有的因为紧张万分，竟然内衣湿透，还有的当面应付过去了，临走时却由于精神再也支撑不住，冒出众目睽睽之下滑倒在地的糗事。

　　我不知在哪里还曾看到过一则关于老蒋的秩事，说某次他的座机在空中遇险，众皆失色。然而蒋始终镇定自若，就象没事人一样，继续在座位上看书，直到警报解除。当然，你要说这是做秀也可以，不过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如此做秀，一般人恐怕还是难以做到的。

　　这样的人，又是枪林弹雨里面过来的，很难设想他会如汪精卫那样，被对手“阵阵的炮弹”所震慑。毕竟，对他来说，“死人的事”是常有的，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实际上，自四月中旬滦东第一次大溃败后，蒋介石就想方设法，准备调集尽可能多的部队，以组织何应钦当初部署的第三防区。

　　先后接到征调令的共有4个师，包括李生达第72师、梁冠英第32师、上官云相第47师、冯钦哉第42师。

　　但这并不表明老蒋认为这一局他能赢。

　　华北前线的战况进行得究竟怎样，打仗打了大半辈子的老蒋怎么可能比没当过一天兵的老汪更糊涂呢。他也知道就算是大力宣传的29军，也只是在勉力支撑而已，长城防线终究是挡不住关东军攻势的，华北战事基本败局已定，滦东一线的首次崩溃、南天门失守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明证。

　　另一方面，在两广不仅不愿意帮他在江西战场上担责，甚至还可能抄袭其后路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孤注一掷，再从江西调出精兵北上与日军决战。要知道，当时的中央红军正处于历史上最强悍的时期，吃掉老蒋中央军的个把师都只如儿戏一般。罗文峪战役结束后仅仅2天时间，老蒋所倚重的嫡系的嫡系，也可以说是中央军中精锐的精锐——陈诚第11师（即猛人萧乾指挥的那个师）就在江西战场上被红军近乎全歼，与11师同遭厄运的还有另外2个主力师。陈诚闻讯当即引咎辞职，对中央苏区的所谓第四次围剿至此也以完败而告终。老蒋受打击之重无以复加，私下哀叹不已，称“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你只要看看老蒋准备充实华北第三防区的那4个师的成色就知道了：李生达是晋绥军的，那是托了阎锡山的面子从山西“商借”的；梁冠英原来是冯玉祥的部队，后来投过来的，标准的杂牌军；冯钦哉是杨虎城的部下，也戴着杂牌的帽子。这里面就只有一个上官云相，好歹是从浙江调来的中央军。

　　（504）

宝宝寒

　　说来说去，这时候的老蒋，实在是很难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打已经变成了没有办法，而且十分勉强，最好是能让他重新回到原来“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路上去，这样他才能多多少少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

　　当然了，这都是私底下的肚皮官司，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老蒋可不是这样的，那是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不死不休的抗日意志的。

　　罗文峪战役一结束，他就亲自在河北保定接见了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等29军的首脑人物，并予以盛情款待。言谈间，他像个追星族一样，对拿大刀砍鬼子脑袋的“八卦”十分感兴趣，问这问那，乐得跟什么似的（“神情欢愉，面有喜色”）。

　　就连南天门打成那个惨样，他不是还认为可以“挫寇氛而振革命士气”吗？

　　其实啊，这都是做给老百姓看的。因为老蒋非常清楚，如果公开承认现阶段打不过日本人，要跟“小日本”谈和的话，就等于是像“九一八”后那样，把自己放到火上去烤，而这种蠢事，他蒋某人是绝不会再去干了。

　　当时的国内舆论，别说谈和了，只要不在一线的，几乎没多少人认为长城抗战会输，还以为我们在前线都干得很漂亮呢——不是还有说要举着大刀杀到东京去的吗？

　　退一步说，就算不漂亮，咱都得跟小鬼子拼个鱼死网破，哪怕打烂一个华北都在所不惜。这个观点不是光老百姓有，连外交部都是这么想的。

　　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啊。在这方面，老蒋深谙“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道理。长城抗战打到一半，他和汪精卫两人都已在暗中策划“直接交涉”了。

　　“交涉”不可能他们两个亲自去，何况张口闭口“要把长城抗战进行到底”的老蒋还得避嫌，所以得找口风紧，能办事的。

　　照理，办外交应该由外交部出面。但当时的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对此实行根本性抵制，既使在日本退出国联，同时又找不到第三国调解的情况下，他依然公开发表谈话，表示绝不会就中日问题进行直接交涉。

　　这位兄弟可不是这么说说而已，他真是这么做的。

　　“一二八”会战期间的中日谈判，为什么中国政府出面的始终是一个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就因为外交部的老大罗文干反对谈判，他认为没什么好谈的，要干就干到底，打到日本把东北归还给我们为止。

　　老蒋喊他去商量外交事宜，他不敢当面直接顶撞老蒋，就冲着一旁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发飚：你都不出兵去打，还让我办外交，人家都不肯见我，办什么外交！

　　何应钦秉性温和，不擅骂仗，一时间被他呛得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老蒋则只有低头沉默不语。

　　罗文干肯高高兴兴地去办外交，就只有一个时候，那就是第5军和19路军打了胜仗，老外主动给他打电话邀他去的时候。

　　可这样让人赏心悦目的机会能有多少？何况此一时彼一时，现在长城抗战的局面早非淞沪会战时能比。

　　（505）

宝宝寒

　　到长城抗战的中后期，胜仗几乎全是人家的，败仗全是我们的。

　　要说这位罗兄，外交能力还是相当强的。他是英国牛津大学荣誉班毕业的，并获得过法律硕士学位。留学期间，时年不满二十岁的罗文干曾在全英英语演讲比赛中获得第二名，当时震动英伦三岛——英国人不可能不惊讶，打个比方，这就好象我们现在举行全国汉语演说大赛，结果亚军竟然是英国老外，那你也得把眼睛给瞪圆了，不能不怀疑这老外的真实国籍和身份。

　　不过，罗文干的能力再强，一口伦敦音再标准，到中日需要“直接交涉”时也全无用处。说到底，他和国内的宋子文，国外的顾维钧一样，属于外交部原来的正宗——英美派是也，平时打交道的都是英美外交家，而日本人的思维和做法跟英美人完全是两码事，英美派对此既不了解，也不擅长，就更不用说坐下来谈了。

　　除了罗文干为首的英美派，当时外交部能出面跟日本人交涉的外交人才寥寥无几。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高宗武，此时尚未进入外交部。

　　罗文干的部长位子没法动，他本人又说服不了（这位连请外国使节调停都认为丢面子，拖着不肯去做），那就只有绕开外交部，另想它法了。

　　当时遍视朝野，除外交部外，有资历有能力办这件事的也有好几个，但在全国抗日声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况下，这几位都不愿出头。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别的事情或尚可一试，惟卷入这个是非旋涡，则不是声名扫地，就可能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怎么办呢？

　　老汪向来是有激情没办法，办法只能靠老蒋继续去想。

　　既要熟悉日本那边的情况，又要被日本人认可，既要有能力，又要有资历，既要敢参与谈判，又要有点能替他老蒋背黑锅、跳火坑的精神，一时半会，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

　　难啊。

　　想来想去，老蒋终于想到一位，他决定请这个人出山。不同以往的是，这个即将出来替他背黑锅的人，是他的结义兄弟，而这个兄弟，并不是随随便便递个兰谱过去就算数的那种，跟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那样的“场面兄弟”更不是一码事。

　　好几年前，我到浙江莫干山去旅游，曾经在一处别墅群的旁边吃饭。那座别墅群的建筑风格十分特别，问过导游，才知道是一座民国建筑群，国共名人都曾在此居住，这里面，有我们的共和国主席，自然也有老蒋——就好象庐山那样，能用于避暑的好地方就那么几个，所以大家伙只好扎堆了。

　　我说过，既然是旅行团，一般都与个人兴趣无缘。包括我在内的一行人像例行公事一样地被导游牵着，在山里面转了几圈，瞻仰了一下铸剑界的劳模夫妻干将莫邪后就打道回府了。至于那座建筑群，再也无人理会或者问起。

　　往往细节的精彩，就这样从我们手掌间缓缓流过去了。

　　（506）

宝宝寒

　　我现在知道，莫干山的别墅主人，不光有老蒋，还有他的义兄，那个似乎早已被历史尘埃所完全掩没的人——黄郛。他住过的房子，叫做白云山馆。

　　如同干将旁边有一个莫邪一样，黄郛旁边也有一位神仙眷侣，她叫沈亦云，而白云山馆实际取自夫妻两人姓名中各一字（黄郛字膺白）。

　　如果熟悉民国史，你就会知道，这位沈夫人亦是当年难得的奇女子。

　　张鸣先生在《历史的底稿》中，曾提到过民国有一个“巾帼英雄”——唐群英。她是鉴湖女侠秋瑾的死党，辛亥革命时期，曾加入杭州女子敢死队，风光一时无二，而这支女子敢死队的队长即为沈亦云。

　　唐群英为什么这么有名，因为她和另一个女子敢死队的“虎将”沈佩贞曾经一道扇过宋教仁的巴掌，还砸过报馆，闹过参议院，三天两头能登上报纸头条。

　　与这两位相比，沈亦云要安静得多，也没有什么出格之举。但她的很多见解远远超出了所谓妇人之见的框范，为当时一般的政客文人所不及。

　　她说，民国说到底，其实不过是被两部小说所支配。北方的袁世凯读的是《三国演义》，就知道耍奸谋弄权术，而南方的革命党人读的却是《水浒传》，一不满朝廷便揭竿而起，患难时兄弟结义，稍弄出些眉目却又马上互相猜疑。

　　沈亦云的话没有错，当年在她带领下排满争女权的女英雄们后来尽入此间窠臼。唐群英泯然众人，而沈佩贞则干脆到袁大总统下面混了个差事，在民国新闻中也慢慢地蜕变成了类似芙蓉姐姐一样的人物。

　　两本书一个民国，一切都如同春梦一般，曾经的革命理想，已经了无痕迹。在看穿这一切后，她便和她的夫婿黄郛隐居莫干山中，从此轻易不愿过问政事，并拒绝和热衷于内战的一切人士来往。

　　这个沈夫人，我总把她设想为《射雕英雄传》中黄蓉那样的女子，秀外慧中，绝顶聪明，能洞察世间一切，同时又能轻轻放下，不亦奇哉。

　　然而这一对神仙人物却终究没能和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他们隐退江湖，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应义弟老蒋之召，黄郛还是下山了，从此，他以病弱之躯担天大之责，最后累死方休，身后却毁誉参半，莫衷一是。

　　想当年，老蒋和陈其美（又名陈英士）、黄郛在上海桃园三结义，陈黄为兄，蒋为弟。老蒋还特铸剑两把，分赠二位兄长，上刻“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当时黄郛做梦也不会想到，此后他竟然真的要帮着这个义弟尝“甘苦”并一直尝到死。

　　年轻时候的老蒋曾声称，如果让他大哥陈其美办党，二哥黄郛办政，他自己搞军事，则天下可大定矣。

　　黄郛的夫人沈亦云说得真是一点没错，民国人物大致都是这样看问题的：兄弟几个分分工，跟料理家务一样，就把“天下”给盘下来了。

　　这样的“理想”当然永远不可能实现，老大陈其美死得最早，老蒋还没真正发迹时就被袁世凯给剌死了，失去了帮他尝“甘苦”的机会。

　　（507）

宝宝寒

　　老二黄郛也是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曾在北洋政府做过摄政内阁总理，政治和外交经验都很丰富。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被复出后的老蒋委任为南京政府第一位外交部长。

　　他是民国“改订新约运动”的最早发起者，所谓“改订新约”，其实就是王正廷“革命外交”政策的前身。但是很快，他就中了招。一个济南惨案，全国民怨鼎沸，老蒋到处拉人顶过，权衡半天，还是决定拿自己的义兄开刀，实施“丢马保车”的办法，把黄郛的外交部长职务给免掉了。

　　济南惨案发生时，黄郛又是发电报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又是要求国联制裁，还尝试找各国列强进行调解。外交上能用的手段他都用了，到头来却招来一片骂声，似乎他才是该案真正的罪魁祸首，实在是冤枉至极，却又无处可以申诉。

　　人还在，心却死了一大半。

　　他和夫人沈亦云决意隐居山中，潜心学佛，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此间，包括老蒋在内，多次邀其重新到政府内担当要职，都被他婉言谢绝。

　　然而这次，他拿着老蒋发来的电报却踌躇起来，拿起又放下。

　　老蒋对他这位义兄的个性可以说了如指掌，早在热河战役打响之前便不停顿地给莫干山中的黄郛发电报。在这些电报中，他并没有直接提出要黄郛出山助他，而是将其和驻日公使蒋作宾的往返电文抄录给对方看。

　　这都是当时中央一等一的顶级机密。老蒋这么做，除了不把义兄当外人以外，就是要让黄郛了解华北形势的危急程度，同时将他的疑惑摆到黄郛面前：究竟该如何处理华北问题。

　　蒋大使是主张对日直接交涉的，在日期间曾尝试与日本政要进行接触，但他的做法遭到了外长罗文干的坚决反对，只好被迫中止。

　　当时正是国联交涉的紧要关头，蒋介石虽然暗里支持蒋作宾，希望给自己留个后手，但表面上他对内对外都不敢这么说，而是断然否认有关他支持直接交涉的说法，斥之为“谣传”。

　　华北问题如何处理，老蒋肚子里也有一份答案，但他偏要装出一副懵懂未解的样子，可怜巴巴地望着他的义兄。

　　黄郛的心被完全搅乱了，他不得不放下佛经，陷入思考：怎么办？

　　他第一次给老蒋复电，阐述了自己的主张。

　　黄郛认为，华北问题与东北问题完全不同，后者或可等待，前者却决不可等，在军事用兵、国联干涉、它国调停等各种手段都用尽的情况下，万不得已，必须进行直接对日交涉。

　　因为东北以前向称关外，“素为中央势力所不及”，钱税均不交付中央，与国家的关系事实上并没有后来人们想像的那么密切，因而可以暂时以不承认为敷衍，等待国联或者其它机会再行收复。

　　华北平津你丢掉试试看，那就意味着中国丢掉了一个工业原料的主要产区，绝大部分铁路，占全国第二的关税收入（指天津），足以覆盖北方，影响南方的学术文化中心（指北平）。

　　如此，国家今后还有何机会可恢复元气？所以华北“决非东北可比”，得失相当关键，只要稍有办法，就要积极尝试同日本人交涉，以达到停战保全华北平津的目的。

　　老蒋被说得频频点头，对，太对了，可是你也知道现在这种环境和条件，直接交涉，我找不到人干啊。

　　话挑明了，路留给了黄郛选择。

　　（508）

宝宝寒

　　老二黄郛也是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曾在北洋政府做过摄政内阁总理，政治和外交经验都很丰富。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被复出后的老蒋委任为南京政府第一位外交部长。

　　他是民国“改订新约运动”的最早发起者，所谓“改订新约”，其实就是王正廷“革命外交”政策的前身。但是很快，他就中了招。一个济南惨案，全国民怨鼎沸，老蒋到处拉人顶过，权衡半天，还是决定拿自己的义兄开刀，实施“丢马保车”的办法，把黄郛的外交部长职务给免掉了。

　　济南惨案发生时，黄郛又是发电报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又是要求国联制裁，还尝试找各国列强进行调解。外交上能用的手段他都用了，到头来却招来一片骂声，似乎他才是该案真正的罪魁祸首，实在是冤枉至极，却又无处可以申诉。

　　人还在，心却死了一大半。

　　他和夫人沈亦云决意隐居山中，潜心学佛，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此间，包括老蒋在内，多次邀其重新到政府内担当要职，都被他婉言谢绝。

　　然而这次，他拿着老蒋发来的电报却踌躇起来，拿起又放下。

　　老蒋对他这位义兄的个性可以说了如指掌，早在热河战役打响之前便不停顿地给莫干山中的黄郛发电报。在这些电报中，他并没有直接提出要黄郛出山助他，而是将其和驻日公使蒋作宾的往返电文抄录给对方看。

　　这都是当时中央一等一的顶级机密。老蒋这么做，除了不把义兄当外人以外，就是要让黄郛了解华北形势的危急程度，同时将他的疑惑摆到黄郛面前：究竟该如何处理华北问题。

　　蒋大使是主张对日直接交涉的，在日期间曾尝试与日本政要进行接触，但他的做法遭到了外长罗文干的坚决反对，只好被迫中止。

　　当时正是国联交涉的紧要关头，蒋介石虽然暗里支持蒋作宾，希望给自己留个后手，但表面上他对内对外都不敢这么说，而是断然否认有关他支持直接交涉的说法，斥之为“谣传”。

　　华北问题如何处理，老蒋肚子里也有一份答案，但他偏要装出一副懵懂未解的样子，可怜巴巴地望着他的义兄。

　　黄郛的心被完全搅乱了，他不得不放下佛经，陷入思考：怎么办？

　　他第一次给老蒋复电，阐述了自己的主张。

　　黄郛认为，华北问题与东北问题完全不同，后者或可等待，前者却决不可等，在军事用兵、国联干涉、它国调停等各种手段都用尽的情况下，万不得已，必须进行直接对日交涉。

　　因为东北以前向称关外，“素为中央势力所不及”，钱税均不交付中央，与国家的关系事实上并没有后来人们想像的那么密切，因而可以暂时以不承认为敷衍，等待国联或者其它机会再行收复。

　　华北平津你丢掉试试看，那就意味着中国丢掉了一个工业原料的主要产区，绝大部分铁路，占全国第二的关税收入（指天津），足以覆盖北方，影响南方的学术文化中心（指北平）。

　　如此，国家今后还有何机会可恢复元气？所以华北“决非东北可比”，得失相当关键，只要稍有办法，就要积极尝试同日本人交涉，以达到停战保全华北平津的目的。

　　老蒋被说得频频点头，对，太对了，可是你也知道现在这种环境和条件，直接交涉，我找不到人干啊。

　　话挑明了，路留给了黄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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