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一条路，继续在山中悠闲安逸地生活下去，此时的黄郛已经五十多岁，身体并不好，既不太能出去实际也不需要出去，多年沉浮宦海的积蓄也足够夫妻二人在山中衣食无忧。

　　但老蒋无疑希望他选择的是另一条路，这条路一眼望不到头，崎岖艰险，困境重重，前面未知数实在太多。

　　同时过往的教训，也再明白不过地提示他：这可能是一个比办济南外交时更大更深的一座火坑。

　　黄郛夜不能寐，思虑再三，迟迟做不了决定。等听到古北口既失，长城一线风声鹤唳，他终于站了起来。

　　下山。即便真的不可为之，也要故且一试。

　　消息传出，知道内情的亲戚们皆来劝阻。

　　大家一致得出的结论，就是黄郛肯定在山里念佛把脑子给念坏了。

　　傻瓜都知道，这次出山，只会有过，不会有功，眼前不是可能不可能，而是明摆着就是一个深得没底的大火坑。

　　史册上记载的此类例子还少吗？远的不说，近代的李鸿章，去订一个《马关条约》，被日本剌客的子弹打得血染官袍，情急之下竟不惜利用此伤与日人在签定条约时讨价还价。结果怎么样，仍然惹来一世骂名。在国人眼中，签个条约甚至比甲午海战的失败责任还要大！

　　那李鸿章说起来，毕竟还是负责任的国相，官位在身，难辞其咎。你黄郛这算怎么回事呢，这种差使，别人躲还来不及（包括那些本应“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中央大员们），你却硬要睁着眼睛往火坑里面跳！

　　为做官享福吗？以前让你去你不去，偏挑这种时候，真是脑子秀逗了。

　　为兄弟情分吗？你顾及，别人未必顾及，事情万一搞砸，还不是一样会把你推出去当替罪羊。

　　黄郛沉默了一会，长长地叹了口气：这些难道我不知道吗？我很清楚的，可是现在国家到了这种紧迫的地步，我能够只为自己考虑吗？（“我岂不及此？第国事危迫，覆巢之下，宁又完卵！”）

　　我相信，只要上天真的眷顾我，是一定能够帮国家把这件事情办成的（“天若恋予，当不虚负此行也”）。

　　这一次，沈亦云坚定地支持了自己的丈夫，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如果套用老蒋的句式来说，黄郛此行责任重大，“非仅为弟，更兼为国”。尽管她的妹妹和妹夫都为之不解，认为大姐“平日颇能规过，此次甚偏袒姐丈”，但沈亦云仍然一“偏”到底，随黄郛下山，且从始至终，均相伴左右。

　　未来之路绝非坦途，必荆棘丛生，泥泞满地，黄郛深知这一点，因此下山后行事时时处处都非常谨慎小心。

　　首站，他来到上海，找的第一个人是日本公使馆驻沪代办、武官辅佐官根本博（陆大34期）。

　　有的人可能以为老蒋把黄郛请下山，是由于他与日本人额外有一腿，其实并不是这样。

　　黄郛与日本的渊源，只是早年在那里留过学（就是老蒋呆过的那个振武学校），又在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实习过一段时间，所谓认识人，也仅限于东瀛的一些思想自由人士，而且都谈不上深交。

　　（509）

宝宝寒

　　下了山后，他同样两眼一抹黑，不知道找谁好，就连见个根本博，都得带上自己的名片。

　　那么根本博为什么肯与他接触呢？

　　一直以来，黄郛都有一个很特别之处，那就是他虽然属于老资格的革命党人，但却始终拒绝加入国民党。即使应老蒋所请，短期出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时，他的身份也还是非国民党员。实际上，他从未真正进入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权力中枢。

　　作为一个当时尚无官职在身的民间人士，又不是国民党员，双方谈起来可不涉及根本政策，彼此进退的余地自然就要大上许多。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驻华公使是有吉明。他跟前任重光葵一样，在对华政策上算是比较清醒一点的人，主张见好就收，抢了热河后就赶紧回家点钱，因此跟天皇裕仁的想法颇有契合之处。

　　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也认为有必要跟中国政府“直接交涉”一下，可是罗文干主持的中国外交部却不愿意给他这个面子，再看看中国民间的舆论，也是喊打喊杀，没一个肯善罢甘休的，便又只好把这件事给放下了。

　　现在出来一个黄郛，此人过往在中国政坛的声誉一向很好，尤其据说很守信，从不干“忽友忽敌”、“朝三暮四”的事。

　　你还别说，虽然日本政客自己的名声在外面糟得可以，却很在意别人的信用，时时刻刻都惟恐对手也同他们一样搞欺诈这一套。

　　简单来说，黄郛之所以能担当交涉之责，并不是他跟日本政府有什么很深厚的关系或瓜葛，而是在那个特定时期，他是“政府可以相信，敌人可以接受，惶惶不定者与相安”的不二人选。

　　经过一系列的互相试探，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19日，双方终于进行了第一次秘密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黄郛特地把曾任上海市市长的张群叫上，和根本博面对面一块谈。

　　这次见面，虽然只是就中日局势泛泛而谈，并未涉及华北停战问题。但于中日实现“直接交涉”而言，却已算是一个破冰之旅。特别是在此前，关东军通过发动滦东战役，第一次尽取滦东，中方劣势尽显，长城一线的平衡局面被完全打破，能在此时开始接触，对老蒋来说，意义非同一般。

　　有意思的是，正好这一天裕仁接见真崎，提到了关东军“违旨”越过长城作战的事，随后武藤便不得不把部队撤往长城一线。

　　但随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华北局面瞬息数变，武藤很快又通过“内部关系”拿到了天皇准许其入关作战的旨意，随即发起南天门战役。

　　现在看来，老蒋在日记上写下的那句话，实在有很多自我安慰兼安慰他人的成分在里面，因为他心里是实实在在很清楚的：南天门战役败了，还败得很惨，如今的长城防线，除中线喜峰口日军兵力不强，29军又有两下子，所以尚能一守外，东西线均成了“楼脆脆”。

　　（510）

宝宝寒

　　现在既然黄郛已帮他同日本人建立了秘密的沟通渠道，那就要赶紧利用。

　　这回出马的不是黄郛，而是军政部次长陈仪。

　　如果说黄郛与根本博开的还是普通的民间茶话会的话，以军政部大员身份出场的陈仪就要进入正题了，那就是希望赶快启动停战谈判。

　　4月27日，陈仪和根本博见面，前者提出中日双方是否有停战谈和的可能。

　　当时南天门中央阵地还未失守，但关东军司令部却已通过侦察机得到了岛村大队在兴隆被围困的消息。

　　“皇军”此时“军容正盛”，根本博当然不好意思明说要中国军队给他撤退或者解围，只好用旁敲侧击的手法，暗示陈仪：只要你们从南天门后撤，同时解除对兴隆日军的包围，停战就有希望。

　　陈仪回去，马上跟北平的何应钦进行联系，看他的态度。

　　何应钦没说什么，转过身就让南天门的刘戡继续加强防守，兴隆的萧之楚继续加强进攻。

　　如果我们守的守住了，攻的攻下了，凭什么要停。

　　但是到4月29日，情况不对了，守的没守住，攻的也没能攻得下来。

　　南天门方面，刘戡师把中央阵地给丢了，只好撤到以南的预备阵地。

　　兴隆方面，密云道路在第27军主力参与防守后，倒是固若金汤，再也不怕日军抄袭了，但兴隆县署却始终攻不下来。

　　有人说，这是何应钦把主力调走的结果，但事实上，后来参与围攻县署的仍有2个步兵团和1个山炮连。光从兵力上来看，他们要远远超过县署里面的日军，但问题是这时候的岛村残部既无枪弹匮乏之忧，又退无可退，绝望之中迸发出的能量也着实不容小觑。面对这种情形，如果我们一味硬攻，便都只能白白牺牲于日军枪口之下了。

　　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围而不打，困死他们。

　　但随着时间的延续，这个条件也在丧失。日军三路援兵越来越近，特别是南天门战役结束后，正面的川原旅团和在承德看家的铃木旅团都可以腾出手支援了。

　　事到如今，围困县署的那2团1连再不撤，就得被人家围起来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应钦赶紧命令萧之楚把兴隆的留守部队撤至墙子路一线，加固工事，以防日军援兵集结后发动进攻。

　　果然，一眨眼的工夫，不仅原先安排好的援兵如期而至，包括铃木旅团谷义联队在内的第二批援兵也到了兴隆。

　　如果晚撤一会的话，鹿死谁手，还真是很难说清楚的一件事。

　　何应钦下达撤围命令后，就告诉上海的陈仪：南天门退了，兴隆撤了，你快去跟日本人讲条件吧。

　　于是，陈仪又找到根本博，告诉他，你提的条件我们这边都答应了，可以开始停战谈判了。

　　根本博也不傻，他发了个电报给关东军司令部，核对情况是否属实。

　　武藤一接到电报就来了气。

　　如果兴隆撤围还有那么一点影子的话，南天门那边算怎么回事，是他们让给我们的吗？否，是我们关东军自己打下来的！他们不让也得让。

　　（511）

宝宝寒

　　这时候，由于关东军撤出了滦东，中国东线部队又重新越过滦河，暂时“收复”了滦东大部地区。

　　因此，武藤提出，要我停下来不打也可以，但条件不是那个早已过时的南天门。只有中国军队西线退到密云，中线退到遵化以西的平谷、玉田，东线退到滦河西岸，大家才有得谈。

　　根本博收到武藤的回电后，如此这般跟陈仪一说。陈仪把话又带回来，大家一商量，都觉得日本人既然如此表态，那就是有商有量的意思，这样我们进可与之再打，退可与之谈判，华北应保无虞。

　　老蒋当时所认为的秘密谈判所出现的“曙光”就是指的这束“光”。

　　可是这束“光”并没能维持多久，确切地说，仅仅3天。

　　关东军在南天门一停下来，那个做特务不行，对打仗却热情有加的板垣又跳了出来。他人在天津，耳朵却伸到了上海。根本博与陈仪谈话的内容都被他知道了，于是急得大叫，并立即给武藤发了个电报过去。

　　这次当然又是拿他的“华北策反”说事。

　　据板垣说，他负责的华北反蒋活动已处于“饱和状态”，就等“点火”的机会了。

　　这种关键时候，你们却要停战议和，在前线“欲行妥协”，实在是“荒唐无稽”得不行。

　　末了，这位兄弟还旧事重提，不无抱怨地指出，以前关东军从滦东撤退的时候，就曾经造成“反蒋意志沮丧”的严重后果。现在南天门打赢了，同志们的士气才刚刚鼓起来，这回你们要是又准备歇摊不干的话，那后果可就更加严重了。

　　让板垣没想到的是，武藤在接到板垣的电报后，却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激动，还挺反感。

　　滦东那档子事不提也就罢了，提了就让他生气：你以前不是说“宋哲元预定4月21日在平发难”吗，我打南天门，就是为了配合他“发难”的，但他现在人呢？

　　武藤把两份电报摆一起，一份是根本博的，一份是板垣的。

　　听根本博的吧，不甘心，听板垣的吧，又觉得不靠谱，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两天之后，他收到了第三份电报，这份电报却使他眼前一亮。

　　这是北平的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辅佐官永津佐比重（陆大32期）发来的。他的态度很明确：此时停战绝对不合时宜。

　　照永津的说法，何应钦虽在华北接替张学良主持军政，但并不能真正做到对各派军队协调一致，地方与中央仍有相当大的矛盾，现在只要大军在外面一逼一压，其内部一乱，我们就可以从中做文章了。

　　武藤何等老谋深算，他马上领会了永津的用意。

　　鉴于板垣在他心中的份量已经大大降低，前者提出的那个“谋略为主，武力为辅”的计策自然也相应贬值。

　　太笼统，太不知所云了，只有永津说得对，就是要谈和，也要迫他们和，就是要内变，也需要施以必要的外压（“外以迫和为主，内以策动为从”）。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3日，武藤下令，关东军越进关内，全线进攻！

　　（512）

宝宝寒

　　随着华北战场干戈再起，老蒋眼前关于停战谈判的“曙光”又一次熄灭了，他不得不重新面对前方胜无把握，后方交涉无门的窘境。

　　此时的北平上空，早已是阴云密布。

　　自从老蒋秘密来北平开过那次军事会议后，何应钦和黄绍竑就常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呢？

　　说起来还香艳得很——北平的一个交际花家里。

　　大家不要把他们想得太龌龊，我可以打包票，他们两位虽然不一定能做到像柳下惠那样坐怀不乱，但关键时候还是经得住考验的。

　　尤其是何应钦，据民国时候的笔记上说，别看这位老兄在战场上号令三军，威风八面，其实在家里有“季常癖”。

　　何谓季常癖？我讲个典故你就知道了。

　　北宋年间，有个叫陈慥的人，他跟苏东坡等人是好朋友，众人经常聚在一起谈兵论武吹大牛。吹到极至处，陈慥忘乎所以，拍着胸脯，一副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势。不料吹着吹着忘了时间，连外面的天是不是已经黑下来也不记得看了（“谈空说法夜不眠”），结果就有人在隔壁房间捶墙头骂山门了，而且还骂得很凶。

　　大家再回过头来看这位陈先生，早已是面无人色，浑身颤抖，连手杖都吓得掉在了地上，眼神傻呆呆的，直如死人一般（“拄杖落地心茫然”）。

　　快撤，刚才还气宇轩昂、指点江山的一帮人顿作鸟兽散。

　　搅局的这位就是陈慥的老婆，而陈慥字季常。

　　和其他宾客一样落荒而逃的苏东坡，对陈慥老婆的凶悍和陈慥的可怜神态记忆犹新，回来后就给分别冠名，一谓“河东狮吼”，一谓“季常之癖”。

　　苏东坡是名人，但名人也爱八卦，不同的是，名人八卦出来的东西更易出名。在这里，苏名人无意中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秘密：谁说旧社会只有妇女才深受压迫，受压迫的多了，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

　　我们尊敬的何部长不幸忝居其中，而且他的“季常癖”着实非常严重。

　　知道他当时有一个什么外号吗？

　　全国怕老婆会会长。

　　据说其家风之严，甚至堪与明朝的戚继光比肩。

　　这么一个人，你就是借他一百零一个胆，也不敢在外面胡来。

　　那这位要说了，前方打得死去活来，形势如此紧张，他们两个军政首脑，偏偏整天钻一交际花家里，究竟意欲何为？

　　答曰：办军国大事呢。

　　我一点都不开玩笑，何黄两个人真是这么干的。他们就在交际花家的客厅里，跟东北军的，29军的，晋绥军的，方方面面的代表打交道，联络感情，商量问题。

　　因为老蒋的军事会议一开完，两人就明白了，接下来的重点，不是怎么指挥打仗，而是怎么把大家拉到一起，团结起来，以确保内部先不出问题。

　　乱由内起，患由自出，这个道理他们比谁都懂，何况华北这个地方本来就错综复杂，在中原大战之前，中央的势力从未能够企及，中原大战之后，实际上也没能伸得进来。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把聚会的场合放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那是由民国时候特定的氛围决定的。我可以告诉诸位，这就是那时最上档次的社交场合。要谈感情，拉关系，这里比办公室有效得多。

　　（513）

宝宝寒

　　确保华北稳定，除了“内结骨肉之恩”外，还要外托军事之利。

　　后面这一点比较难，因为从南天门和冷口滦东传来的战报一天比一天难看，也一天比一天让人心情沉重。

　　怎么办呢？

　　何黄二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两个字：做秀！

　　摆点样子给大家看，让外界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悠闲，多么的放松，也间接地透露出前线的战况是多么的理想。

　　说干就干。

　　两人先是去打高尔夫。

　　不过这东西不太符合军人的习惯和喜好，也不易传达出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所以很快就不玩了，转向打猎。

　　打猎好，只是地方难找。偌大一个北京城，人很多，能打敢打的野兽却没有多少。或许以前郊区里很多，但打了这么多天仗，也早就被吓跑了。

　　实在没法，两人只好跑到颐和园，去打了几只野天鹅。没想到的是，被他们开了几枪后，原本成百上千的野天鹅就都飞走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本来想展现一下大敌当前仍气定神闲的英姿，不料英姿没摆好，却破坏了生态平衡，真是晦气到家了。

　　这些野天鹅大概也知道北平今非昔比，从此将面临刀兵之祸，所以才一去不复返了吧。

　　随着前线节节失利，何黄的日子更加难过了。

　　何应钦下令北平全城戒严，但正如陈公博在《苦笑录》中所说的那样，再戒，也戒不了城里那些飞扬跋扈的日本武官。

　　日本武官在北平城里横冲直撞，哨兵当然要盘问和干涉。一来二去，把这些家伙问烦了。其中一个竟然带着全副武装的日本护兵，跑到居仁堂，当着面威胁何应钦，声称如果不“礼貌地对待”他，后果会很严重。

　　何一谦谦君子，从来没有想到过堂堂外交人员会是这样一副德性，简直跟强盗没有什么区别。但他知道现在前线作战不利，远不是能够惹事生非的时候，因此压下火气，采取了忍让的态度，一面解释道歉，一面要求驻城官兵以后尽可能不要惹这些人。

　　前面无法支撑，后面援兵不继，何黄日日如坐针毡，哪里还能再顾及日本武官们的过分言行。

　　局外人如陈公博者，又岂知当局者之难哉。

　　但至少南京的老蒋是知道的，而且他已断定仅靠何黄二人，已撑不住华北局面了。

　　早在陈仪在上海与根本博初步接触时，南京政府方面就讨论了这一问题，并酝酿协助或者接替何黄的人选。

　　当时出台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是起用已居上海的段祺瑞，第二方案是起用山西的阎锡山，第三方案就是起用刚刚出山的黄郛。

　　老蒋采纳了第三方案，实际上这也是他早已在心中敲定的一个方案。

　　段祺瑞一北洋老翁，年纪一大把，如何能让他出来主持这么繁重艰难的使命，而且这趟差不比寻常，非常敏感，也是素重名节的段所不一定能接受的。

　　至于阎锡山，你把华北大权交给他，他倒一定很乐意，问题是对内，其它山头派系不一定服他，对外，他有国民党员的身份，官方色彩太浓，日本人又容易挑剌。

　　最好的人选还是义兄黄郛。

　　（514）

宝宝寒

　　对老蒋的这一决定，素来拿不定主意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也眼前一亮，立即表示全力支持。

　　就在5月3日关东军再次下达攻击令的这一天，南京政府宣布即将成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简称北平政整会），任命黄郛为该会委员长，代表中央政府全权负责华北政务及对日交涉。

　　把黄郛请出来，最初的目的是要通过他，绕过“榆木脑袋”似的外交部，同日本进行“直接交涉”，为什么现在又要让他主管政务呢？

　　不是老蒋偏私，想捡个肥缺给自己兄弟，而是这活在当时没人愿干。

　　因为大家都清楚，作为华北政务负责人，以后的很大一块任务就是要应付日本人，这应付起来可不是一天两天，一周两周，而至少是一年两年，是个人都得被折腾死。

　　不说别的，一个北平市市长的乌纱帽，老蒋送了半天都没能送得出去。起先他要黄绍竑来兼任，可对方只愿打打零工和短工，不愿服这种一眼看不到尽头的“苦役”。

　　没办法，再找丁文江。

　　丁文江是地质学家，不过他在研究地质结构之余，却对“文人论政”有特别的喜好，曾经写过“假如我是张学良”、“假如我是蒋介石”等雷人文章，对这些军政巨头和风云人物评头论足，指指点点，在当时的华北知识界名躁一时，风头直逼胡适。

　　现在真的蒋介石找上门来了。

　　我说你也不要假如不假如了，直接让你做北平市市长，肩起“张学良、蒋介石”都为之发怵的责任，让你尽情地过把瘾，怎么样？

　　丁文江一听扭头就跑。

　　科学家会武术，流氓都挡不住，可我不会武术，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一网撒下去，一个上当的没有。老蒋只好把这份苦差事又交给了他那任劳任怨的义兄。原本他还希望黄郛来个一肩挑，把华北的党政军务全部接过去，但黄郛很明白分寸所在，明确自己并非国民党员，不能管党务，且何应钦已负责军务，所以只接受了政务的任命。

　　黄郛当然知道即将面对的这副担子有多重，一个华北政务，一个与日谈判，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都是能要人命的差使。尤其是后者，自从武藤给了底之后，根本博就咬死不放，表示如果中方不答应关东军要求的停战线，所谓停战谈判连门都没有。但另一方面，这时候的老蒋和何应钦都还对刚刚展开的华北战事或多或少抱有一点希翼，他们认为应该维持原状，不能再往后退了。

　　夹在中间的黄郛左右两难，加上南方舆论对谈和反应强烈，他只好先停在上海不动，等北方有了消息再说。

　　其实在内心里，他何尝不愿意听到或者看到奇迹的发生呢。

　　可是奇迹，真的会从天而降吗？

　　武藤这次下令出击，不比以往，是下了点狠心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给华北中国守军以“铁锤的打击”，彻底挫败对手“挑战的意志”。

　　（515）

宝宝寒

　　到此时，他已完全看穿了中国守军的薄弱点，柿子先朝软的捏，因此一出手就从东线开始。对于他来说，这么做还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那就是关东军第一次从滦东撤出后，中国军队又回来了，并一直推进到北戴河一带，这就叫做“对皇军的挑衅”。

　　反正理由都是他自个编的，怎么说都可以。

　　为此，他这次着重加强了东线力量，配合熊本师团作战的，除服部旅团外，还有专门从东北抽调过来的宇都宫师团第28旅团（干贺旅团）。

　　中国滦东守军本已失去长城险关，在平原上更无法抵御，所以没几下子，刚刚“收复”的失地就又丢了。

　　熊本师团5月7日完成全部作战准备，正式向滦东发动进攻，仅用两天时间，就使中日两军再次恢复到了隔滦河对峙的状态。

　　南天门这边，弘前师团一看熊本师团的人这么有种，顿时也气焰大盛，马上行动起来。

　　5月10日，天还没亮，弘前师团就出动了。

　　川原上次是靠什么拿下南天门的？夜袭。

　　师团长西义指挥时，照搬照套，又伸脚踏进了同一块水塘。

　　他出动了500人，在火炮支援下，向南天门以南的预备阵地发动了一次试探性进攻。

　　没搞定。

　　刘戡的“气焰”也很盛，蹩足了劲准备把场子扳回来，德造枪械一齐上，结结实实揍了他们一下。

　　不过，我已经说了，这是试探。因为厉害的在后面。

　　紧跟着，川原旅团、铃木旅团各出一个主力联队，兵力增加10倍，重拳出击，带着风声呼地一下就抡了过来。

　　这次进攻，日军一反常态，拿出了一副人生不混出头就决不甘心的狠劲出来，摆着密集队形，光着个脑袋拼命朝阵地冲。

　　如果仅仅是排着队往枪口上撞，那叫傻蛋，有多少都不够咱们机枪扫的，但他们除了有飞机大炮外，还有一件致胜利器，那就是在南天门战役中屡试不爽的坦克。

　　冲锋的时候，鬼子兵都躲在坦克后面，我们的德国毛瑟和捷克机枪再好，也只能打在钢板上，而他们却可以猛不丁地跳出来把我们给撂倒。

　　刘戡师2个团固守，但在日军的人海战术加钢铁打击下，几个小时之内就被打残了。

　　还有1个团，再上。

　　打到下午，只剩下三分之一，两个军事主官：团长受重伤，副团长当场战死。

　　刘戡已经杀红了眼。在没有预备队可派的情况下，干脆把身边的卫生兵、辎重兵、炊事兵这些平常用不着打仗的“杂役兵”都组织起来，带着他们往前冲，指望能收复失地，但此时败局已定，任凭你再勇也无济于事了。

　　笔架山阵地陷落，已失去作战能力的刘戡师后退10里，进入了下一道预备阵地。

　　得亏徐庭瑶的预备阵地筑了整整6道，要不然还真不够使的。

　　在日军夜袭中再次败北的刘戡悲愤难当，如果说上次是没有准备，这次算是准备充分了，但仍然是一天解决问题。

　　他拔出手枪，指向自己的脑袋。

　　（516）

宝宝寒

　　对于真正有荣誉感和自尊心的军人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强大的对手面前怎么努力也扳不回龙头。

　　我这个还叫德械师呢，仗打成这样，以后有何面目再苟活人世？

　　刘戡的参谋长早就注意到了师长精神恍惚，大概要寻死的人事前多多少少都是有点预兆的，因此早有预防，和其他人一起，一把将刘戡手里的枪抢了过去。

　　接下来当然得劝。虽然俗话说得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我们中国的老俗话太多了，正的反的都有，这不还另有一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

　　经大家如此一哄，刘戡想想也对，自己的一百多斤留着还能再打鬼子，这才不寻死觅活地闹腾了。

　　难题又抛给了第17军军长徐庭瑶，刘戡师眼看不能再打了，得换人。

　　所谓换人，有什么人可换？无非还是把三个师再重新倒腾一遍。

　　徐庭瑶一看各师情况，最早残掉的关麟征师此时正在北平郊区休整，黄杰师则正在往密云这边行军，本来也是要进行休整的。

　　休整补充计划提前结束，通知两师：前线十万火急，全部回援。

　　晚上，郑洞国在走夜路。

　　他们这个旅落在后面，可歪打正着，最早接到指挥部的鸡毛信。

　　二话不说，拔足飞奔。

　　匆匆忙忙赶到阵地，把早已歪的歪，倒的倒的刘戡师换下来，气还没匀上一口，弘前师团就追过来了。

　　这是5月11日的中午，郑洞国带着刚刚还在急行军，其实也很疲惫的2千之众，抵挡日军5千人马，打了几个小时后，眼看又要顶不住了。

　　此时罗奇旅还没跟上来，郑洞国同样面临着没有预备队可派的窘境。

　　拼了。

　　郑洞国奋身而起，甩掉上身军装，穿一件白衬衫，挥舞着手枪，带着身边最后的一个特务排，哇哇叫着冲到了第一线。

　　这个镜头虽然很是励志，但也太容易招子弹了。不过还好，郑洞国比关麟征的运气要好多了，子弹穿来穿去没穿到身上来，而且很快，此举的积极效应也出来了，所谓兵随将转，郑洞国这一发狠，官兵人人奋勇，一场血战，总算又熬到了天黑。

　　如是者连斗两天，弘前师团晚上袭，白天攻，像吃了龟鳖丸似的，精神好得不得了，而且兵力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强。

　　黄杰师和关麟征师这时先后回援到位，一左一右，然而仍然挡不住日军的凌厉攻势，没别的办法，只能且战且退。

　　先退7里，再退6里，又两道预备阵地没了。

　　至此，作为预备阵地核心的大小开岭已被日军完全控制。

　　战斗进入了第四道预备阵地：石匣。

　　徐庭瑶发现日军这次进展之所以如此神速，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坦克部队发挥了作用，因此专门在石匣部署了炮兵阵地，用以进行压制。

　　这支炮兵部队的骨干力量是独立炮兵第4团，团长为孔庆桂。

　　孔庆桂是保定军校第三期炮兵科的，对炮兵这一行堪称专家能手，连当时一般的黄埔将领都对他很是尊敬，称之为“孔老师”。后来抗战全面爆发，进入保卫大四川的最紧张时期，孔庆桂在六战区做炮兵指挥官，干得相当出彩，甚至把宜昌的日军飞机场都给轰掉了，弄得日机一度都没法飞重庆去空袭。

　　有了这位专家在前面指导，中国炮的准头好多了，日军的推进速度也不得不慢下来。

　　（517）

宝宝寒

　　说句实在话，如果不是我们的炮兵在石匣不停地打炮，咱们连前面那两天都可能坚持不了了。

　　等到步兵一退入石匣，炮兵阵地离日军近了，当然也离危险更近了。

　　中国炮已成日军心腹之患，非铲除不可。

　　在百武俊吉大尉的指挥下，日军战车第一中队也用上了夜袭这一招，他们利用92式重型装甲车速度快疾的特点，绕过步兵，突然对左侧突前的炮兵阵地进行了突袭。

　　炮兵自身没有多少防卫能力，在敌坦克的冲击下损失惨重。炮兵第4团第9连全体尽没，拥有的4门野炮悉被摧毁。

　　右侧的中国炮兵阵地也噩运连连，虽然未遭坦克的突袭，却因专心炮击，位置基本未变动，结果给对方的炮兵给盯上了，咣嚓咣嚓一顿打，野炮也立马瘫下去3门。

　　可怜我们的炮兵部队一共也没几门炮，剩下的又要顾头又要顾脚，既防坦克更防大炮，当然打得不爽了。

　　趁这机会，日军坦克摇头摆尾，又神气上了。

　　到5月13日中午，吃力最多的左侧黄杰师的防线已大为动摇。

　　徐庭瑶预感到第4道也守不住了，急命杜聿明，从其部队中分出一个旅向左后侧称动，以便在黄杰师背后8里处的第5道预备阵地设防，将前者接应出来。

　　调整很快，可是没有日军进攻的速度快。

　　杜聿明的这个旅还没完全进入阵地，越打越亢奋的百武俊吉，就带着他的坦克中队，穿过石匣，直接对该阵地发动攻击！

　　由于伤亡剧增，当夜，两师不得不放弃石匣和第5道阵地，继续后撤。

　　这时候整整六道预备阵地，只剩下了最后一道——密云以北的九松山预备阵地。

　　经历前面五度守关后，第17军继南天门战役后再遭重创，伤亡达4000余人，一半的部队打没了。

　　五道预备阵地战斗之激烈，还有一个人可以作证。

　　此人就是我们前面屡次提到的光头刘玉章。

　　这位老兄所在团不是被徐庭瑶要回来修预备阵地的吗？阵地修完后，他们这个团就守在预备阵地上，任务有一半是做督战队，防止有怕死的溜后面去。

　　结果刘玉章第一个看到的是刘戡师。

　　刘光头虽然写得一手好文章（看看他的自传就知道了），现实生活中却是个名符其实的火爆脾气。在他看来，谁退都行，刘戡师不能退，因为他们先前“服装整齐，武器精良”，德械师嘛，怎么能如此不经打呢。

　　依他的性子，最好是当众把刘戡本人也给拦住了，然后断喝一声：给我上去打鬼子！

　　那你倒看看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刘戡师人形都快打没了，而且是奉命撤下去的，你冲他着什么急，发什么火啊。

　　果然，刘戡师到底还是和他的老部队黄杰师换了防，郑洞国顶上。

　　别埋怨了，跟着一起打吧。

　　亲身这么一打，光头不再说怪话了，原来鬼子是真的太凶猛，难怪连德械师都扛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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