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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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10）

　　陈诚听后极为感动，两人的友善关系由此也可见一斑。
　　王陵基找到陈诚，得知他的来意，陈诚态度很明确：“当前要增加编制，事实上有困难。”
　　有困难，就是直接给打了回票，第三十集团军不可能升为甲种军。
　　没办法，军饷紧张，决定了编制也十分紧张，想升甲种军也可以，要么你得有云南滇军那样深不见底的背景，要么就得拥有第七十四军、第十军那样的战斗力。
　　王陵基苦着个脸，别提有多懊丧了：都说梦想可以照进现实，谁知还是现实粉碎了梦想。
　　陈诚本身是从战场上历练出来的，对带兵很有心得。
　　他给王陵基分析了一下第三十集团军的状况，说你为什么指挥时老是觉得不能得心应手呢，不全是缺乏装备，或兵力不足，主要问题还是兵多将少。
　　第三十集团军的兵有四万多，将只有二十几个，用二十个将指挥四万兵，等于一人要指挥两千人。用陈诚的话来说，“是有些不好”。
　　陈诚给王陵基支了一招，让他跟王缵绪学，不扩反缩，主动裁去一个军，编成三个师的军，多下来的师由总部直辖。
　　陈诚说，所谓甲种军，不就是三个师的军编制嘛，你首先在编制上就符合了甲种军的要求，这样战将也够用了。至于人员和装备，以后可以再慢慢补充。
　　王陵基回去后经过反复研究，认为陈诚的这个办法可行，于是便电请蒋介石批准，如法对第三十集团军进行了缩编。
　　不知道是不是借了陈诚的吉言，此后王陵基好运连连。他所在区域原来设有湘鄂赣边区，集团军改编后不久，那个总指挥便另调它职，空出来的职务由王陵基兼任，这样王陵基实际成了湘鄂赣边区的军政一把手。
　　军政一把抓自有它的好处。薛岳身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还要再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他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当年曾国藩能够平定太平天国，就由于以军事统帅而兼民政，可以收到军民合一，无往而不利的功效。
　　各人有各法。杨森以自己培训的学生涉入民政，不兼等于兼了，王陵基没找到这个窍门，而原来的边区总指挥又与他不和，这就比较麻烦。自从得以军政合一后，边区的专员、县长都纷纷来向他这个边区总指挥请示汇报，部队的粮饷补充，不过是开个口的事，相比以前，就要容易多了。
　　边区指挥部本身负有袭击日军后方的任务，因此还配有直属武装队，其武器比正规军还好，王陵基就利用职务之便，干脆将指挥部的所有人员和武器都并入了他的集团军。
　　现在再一看，虽然没有拿到甲种军的编制，但无论粮饷还是武器兵员，都增加不少。真是听君一席话，少转多少圈，王陵基乐得合不拢嘴，私下对幕僚们说：“路子走对了。”
　　王陵基此后把精力都放在了几个师上面。先前的四个师，番号前都有个“新”字，称“新某某师”，一听就是新编的三四流部队。王陵基很想把“新”字去掉，换成正规编制番号，既脸上有光，得到补充也更方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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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11）

　　给蒋介石打了报告，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蒋复电，说正规编制番号都满了，没有多出来的，等有机会再行更换。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发来了一个第三十四师的番号，王陵基倒为难起来。
　　僧多粥少，手心手背都是肉，给哪个师好呢？
　　按战功，应该给新十五师，该师参加上高会战，受过表彰。按顺序，又应该给新十三师，哥几个，它排最前面，而且在麒麟峰战役中，这个师是主力，比其它三个师都打得好。
　　平时要捡一个得力的师出来都难，等到分鱼肉了，却发现四个师都还有些长处，番号给哪个师都会有话说。
　　四个师的师长眼巴巴地看着王陵基，王陵基便说，反正今后都要陆续更换，三四五六，取其中吧，就新十四师了。
　　新十四师换成第三十四师。王陵基望子成龙，没想到龙却成了虫，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失街亭”的部队，正是韩全朴所指挥的第三十四师。
　　王陵基先斩“马谡”，再对第三十四师进行调整，从上面的军长，到师团长，全部予以撤换。
　　集团军缩编后，第三十四师的兵员得以充实，师部的一班新人也颇有卧薪尝胆，重整河山的劲头。
　　师长、参谋长召集连长以上军官开会，出台制度，严禁吃空缺。全师自己种菜，自己养猪，自办剧团，自创工场，工场内分工齐全，有铁工、鞍工、缝纫、印刷各组，以此减少公费开支，改善官兵生活。
　　不吃空缺，兵员就可以接近定额，而生活改善，官兵士气上升，在作战训练方面就有了积极性。
　　王陵基从前最犯愁的是部队不济，没有第二十军那样的精兵强将，第三十四师率先补上了这个缺。由它担任第一线守备，王陵基也用不着像以前那样牵肠挂肚了。
　　1942年5月，日军向邻近的第三战区发起攻势，浙赣路一带战火纷飞。第九战区长官部发现武汉区域的日军调动频繁，于是通告全军，认为日军有大举进犯长沙之势，需加紧准备，随时参加会战，驻守武宁最前沿的第三十四师也收到了类似通知。
　　第三十四师从师到营，都有相应情报网络，各级情报人员带回的情报也基本一致，即日军在不断增加，只是何时增加及增加多少，还未查明。
　　因师长已去重庆办事，其职务临时由参谋长刘新甫代理。刘新甫是个很有头脑的幕僚长，除了加强警戒外，并没有将这些情报原封不动地报上去，原因是他觉得其中有诈。
　　时值五月，正是梅雨季节，湘鄂赣边区河流较多，由于洪水暴涨，平时可以徒涉的，现在已不可能，平时用木船四五分钟就可以渡河，此时要两三个小时才能横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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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12）

　　木船大多数已由第三十四师提前控制，据刘新甫掌握到的情报，事前当面日军也未征集木船，就是通常使用的橡皮舟，也只有四艘，载不了多少人。
　　就算过了河，沿途道路已被破坏，泥泞深陷，日军行动起来也非常困难，负重马骡更无法通行。历次长沙会战，日军都刻意避开这一季节，就是这个原因。
　　刘新甫派情报人员进一步侦察，发现对面据点之敌其实并没有实质性增加，防守力量显得捉襟见肘，哪里能投入进攻。
　　可是为什么先前的情报又都认为大战在即呢？
　　吊诡的是，各级情报人员收集情报的渠道和来源都不相同，按照道理，内容肯定会有所差异，然而所有内容就像新闻发布会的通稿一样，有着惊人的一致，这就太奇怪了。
　　刘新甫一番研判，得出结论：这是敌伪组织故意传出的假情报，为的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进攻长沙是假，掩护和增援浙赣会战才是真。
　　刘新甫正要将他的判断报给王陵基，王陵基的电话已经打了过来，开口第一句话就是：“知不知道要打仗了？”
　　“失街亭”已经给老王留下了心理阴影，他虽然也不太相信日军会出兵长沙，但见第三十四师毫无动静的样子，又生怕该师恢复过去的孬种样，话语中便有些急了。
　　王陵基说，集团军总部奉薛岳之命，特地在平江附近设立了指挥部，且他已获知第三十四师当面之敌出现变化的情报，“你们为什么一点不报？”
　　听刘新甫如此这般解释了一遍后，王陵基便不再追问了，但仍撂下话来：“出了事你要负责！”
　　两三天后，所传敌情烟消云散，日军施的果然是烟幕弹。王陵基自此肯定了第三十四师的侦察和独立判断能力。
　　第九战区情况缓和之后，也计划派兵策应第三战区。薛岳让王陵基派一个团，王陵基就把活交给了第三十四师。
　　别人派一个团都不情不愿，第三十四师却是希望能全师出动。理由是，一个团太少，折腾不出多大战绩，若是一个师开过去，指不定能抱回个金娃娃。
　　第三十集团军的四个师，一个师随总部驻修水，另两个师正在后方进行整训，因此从王陵基到薛岳，都把第三十四师的请求给驳了回去。
　　第三十四师即照前令办理，派出一个主力团，配属工兵营、情报队、电台等特种部队，组成以集团军番号命令的攻击队——第三十攻击队，进入了浙赣战场。
　　除第三十集团军外，其它集团军也都派出了类似的攻击队，任务是深入敌后，对日军进行袭击，破坏、截断其后方要道，以策应第三战区作战。问题是，每个攻击队都只有一个团，且属各自集团军总部直接指挥，难以协调，在刘新甫看来，此番出师，难以建功，于是他忍不住又以个人名义向战区长官部提了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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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13）

　　刘新甫说，应以有力部队向南昌日军进行攻击，使其首尾不能兼顾，假若日军回应不及，那就乘机收复南昌。如果它转而应战，便得到了策应第三战区的目的，这比派攻击队挠痒痒要实际多了。
　　建议很有可圈可点之处，无奈薛岳从来不是一个从谏如流的人，连长官部幕僚长的意见都很少能听得进去，更不用说基层的师参谋长了。他的回复是，刘新甫的建议乃危险行动，不符合战区作战精神，所以不能采用。
　　打仗哪有不危险的，刘新甫的担心得到应验，第三十攻击队出击后，确实战果不大，不久便归还建制。
　　经过这次经历，第三十四师给了外界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一年，经军政部、长官部、集团军总部、军部分别点验，一致认为第三十四师成绩较好。
　　一笔写不出两个王，说起王陵基，总是要提起王缵绪。
　　从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起，有很长一段时间，第九战区都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反而周围战区战事频繁，第三战区的浙赣会战甫一结束，第六战区的战车又隆隆开动。
　　这时王缵绪正好从五战区调到六战区，原先负责的大洪山防务移交给了孙震，并被蒋介石特升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
　　在大洪山打游击是件公认的苦差事，在甩掉这个包袱的同时，还能升上一级，在别人完全称得上是双喜临门，可是王缵绪却叫苦不迭。
　　陈诚交给他的防守区域太多了，涉及一江一湖（长江南岸及洞庭湖西岸），第二十九集团军是个缩编成“师团制”的部队，这么一摊，兵力少到可怜。
　　王缵绪不停地向陈诚抱怨，想分掉一些防务。为了说服陈诚，他还搜肠刮肚，搬出了古兵法语录：“敌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败必然”。
　　听听，“其败必然”，不是我怕苦叫累，是守不住哇。
　　陈诚把王缵绪召来六战区，就是要摊活，若是有多余人手，会把你找来吗？
　　陈诚不答应，王缵绪只得硬着头皮前去布防。
　　王缵绪的运气真的很差，以前他在大洪山，日军三天两头去扫荡，规模常常多到超过一个师团，现在到了六战区，这里又成了日军攻击的重点，好象跟着来一样。
　　1943年2月，第十一军逼近第二十九集团军所守的江湖防线。陈诚知道王缵绪实力不济，便给了一道命令，谓之“坚决抵抗，不准反击”。
　　日军出击后，仅仅几发炮弹，就把第二十九集团军位于长江南岸的指挥要塞给打掉了，接着突然抢渡长江，攻陷了百里洲等阵地，一直到月底，才退回长江北岸。
　　王缵绪自然认为是他成功收复的结果，但事实上，日军只是主动撤退而已。
　　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许多逃出战场的日军官兵出现精神失常的症状，只能与大批伤兵一道向后方转运，相对战败而言，这种情况对日军造成的刺激更大，曾一度令第十一军陷入低谷，直到新任司令官横山勇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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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14）

　　横山勇有战术专家之称，他吸取前任阿南的教训，不做好充分准备决不轻易出击，而一出击必使出“牛刀杀鸡”战术，即用几倍于对方的兵力来发起进攻。
　　日军奇袭百里洲，号称是要进攻常德，其实是为了牵制九战区部队，率先攻占洪湖。
　　洪湖一役，横山勇一下子动用了五师一旅团，比几次长沙会战使用的兵力都多！
　　虚实结合，以多打少，从此成为横山勇标签式的打法，也使他屡屡得手。
　　1943年3月2日，横山勇完全控制洪湖，实现了他的第一期作战计划。接下来该王缵绪真正着急了。
　　1943年3月8日，在经过短期休整之后，日军大举渡江，向洞庭湖西岸发起进攻，目标直指第二十九集团军据守的石首、华容。
　　一周后，目标达成，横山勇仅留一个联队守备，其余部队全部奉令返回原驻地。随着一期期计划的实现，日军士气也迅速得到恢复。
　　王缵绪都给打懵了。“坚决抵抗，不准反击”，说的是不要到防区以外去反击，现在防区都丢了，再不去抢，可就要被打屁股了。
　　1943年3月16日，第二十九集团军发起全线反击，预定撤回的日军只得延期撤退，回转身来再与川军作战。
　　王缵绪亲率总部直属团到达安乡，实施靠前指挥，但几番冲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不能收复失地，至多形成拉锯状态。
　　很快，横山勇又卷图重来。
　　1943年5月5日，第十一军整体出动，这次其出击规模增加到七师一旅团。
　　第二十九集团军抵敌不住，安乡等地几天之内便告失守，王缵绪也只得跟着部下一道向后“转进”。
　　只有一支部队是例外。
　　武汉会战后期，第二十九集团军曾陷入大溃退，及至到后方整训点阅时，大多已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许国璋旅就从那时候开始脱颖而出。
　　在撤退过程中，许国璋始终保持着对部队的指挥和掌握，虽然全旅伤亡人数也将近百分之三十，但由于沿途收容了许多脱离原队的散兵，补充了缺额，使得该旅成为集团军内最完整的建制。
　　没有平时严明的军纪，良好的纪律教育，以及带兵官的身先士卒，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许国璋因战功晋升为师长，旅也变成了师。在这场被称为滨湖之战的战役中，许国璋独守津市，他亲临前线，一面指挥作战，一面严令部队掩护居民撤退，并规定师部卫生队的担架，必须先抢救负伤居民。
　　有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自然安心：“许师长都在第一线，我们还怕个啥。”不少人甚至感动到流泪。
　　当日军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时，许国璋挥舞马刀，号令全军：“为国捐躯是军人的本分，今日当决一死战，敢有退后者，我必手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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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15）

　　滨湖之战结束，王缵绪“其败必然”的预言真的得到了应验：除津市外，川军所驻守的洞庭湖以西几乎所有要地都先后陷落了。
　　滨湖各县为第六、九战区接合部，军事上划归六战区，行政上则属湖南，一直是第九战区的著名粮仓。一区嫁两夫，薛岳对此一直不大爽，丢了滨湖之后，他更是气急败坏，大骂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不力，孙连仲请他接济军粮，他就在电文上批道：“你丢了我的粮仓，我哪里还有粮给你！”
　　孙连仲是指挥不力，王缵绪是作战不力，薛岳直接给王缵绪挂去电话，说：“你那个赵师长，听见日本鬼子来了就跑，据说把帽子都跑丢了，叫啥话！”
　　薛岳所说的赵师长是第149师师长赵璧光。王缵绪换了个战区，本想把心情换成轻舞飞扬，结果却是鸡飞狗跳。羞愤之下，他只得学着王陵基挥泪斩马谡，把赵璧光等一干责任人员全部撤职审办，第149师也干脆改为后调师，人枪统统拿去补充了其余各师。
　　让王缵绪庆幸的是，横山勇在滨湖之战后并没有继续穷追，好歹放了他一马。
　　不是横山勇要留下“剩勇”，而是人家有更高的目标，所谓滨湖之役亦不过是虚晃一枪。紧接着，日军便挥师向西，往宜昌方向猛插，于是有了石牌战役。
　　石牌战役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得轰轰烈烈，在抗战史上可以浓墨重彩地书上一笔，可惜它跟王缵绪基本没有关系。
　　有关系的是五个月后的另一场会战，即常德会战，又称常桃会战（常德至桃源）。
　　1943年11月2日，横山勇再施虚实结合战术，明攻石牌，暗取常德，当孙连仲意识到这一点时，留给他部署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孙连仲采取了与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相仿的战术，即以第七十军所属“虎贲师”守常德，以王缵绪在滨湖至常德这一段进行节节抵抗。
　　从孙连仲所布阵法来看，王缵绪的角色和使命毫无疑问就相当于杨森，可惜的是杨森只有一个，第二十军也只有一支。
　　第二十九集团军开始打得尚可，还从日军手中缴获了三艘机帆船，但随着日军强渡澧水，防守阵形立刻就被打乱了。
　　当日军迫近位于桃源的集团军司令部时，王缵绪身边已无守备部队，他顿时手忙脚乱，赶紧下令往常德两边的山区全线后撤。
　　都撤到山里面去了，只有许国璋与师部被日军截击于常德附近的陬市，并陷于三面包围之中。
　　1943年11月20日，激战一天后，许国璋清点身边官兵，连幕僚在内已不足两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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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16）

　　他激励部属说：“我们被三面包围，后面又是深不可测的沅江，既无渡船，气候又冷，与其当俘虏被侮辱杀害，或落水淹死，不如为国奋战而死。”
　　言罢将剩下的人分成两队，他与副师长各领一队，乘夜进行突围。许国璋手持步枪，冲在前面，途中连中两弹，兵员也所余无几，但仍没有能突得出去。
　　许国璋受伤后失血过多，引起昏迷休克，卫士以为他已阵亡，便将其抬到一座草房里。
　　正在这时，有两个渔民驾着船从沅江上驶来。他们本已离开，为川军浴血奋战的情景所感动，又临时返回接送幸存者。
　　许国璋的“尸体”也被送到一座农家小屋暂放，等待天明启渡。许国璋醒来后，从卫士嘴里得知军部已全军覆灭，不由失声痛呼：“我是军人，应该战死沙场，你们准备把我运送到对岸，是害了我呀！”
　　语毕又昏厥过去。再次醒来时，他乘卫士不备，拔枪自杀。
　　第二十九集团军提前丧失了屏障作用，虎贲师在常德孤家奋战，可惜整个战局与长沙会战时已不能相比，最后，虎贲师整整一支主力精锐近乎耗尽，常德失陷。
　　虎贲不是盖的，第十一军在常德同样遭遇了空前伤亡，横山勇无心呆在常德，随后便率军撤退。这时第六、九战区增援部队赶到，王缵绪率军趁势跃出，随同追击，但战果寥寥，原先丢掉的滨湖地区也一个都没能抢回来。
　　从争夺川省主席开始，王缵绪和王陵基这“二王”就成了一对欢喜冤家，往往其中一个丢了钱包，另一个马上就能捡到皮夹子，王陵基派兵杀到。
　　上次浙赣会战派了一个团，如刘新甫所料，未能有多大斩获，这次常桃会战，薛岳和王陵基都下决心要派出有力部队。王陵基没派第三十四师，派的那个出援总能有所建树，曾在上高会战中一鸣惊人的新十五师。
　　人们对旅行有这样一种定义，说它是把你从自己活腻的地方移到别人活腻的地方。新十五师的特性就是对“旅行”情有独钟，有时在家里看上去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可是一出远门就特别兴奋，活脱脱一个军中“背包客”。
　　新十五师星夜兼程，到达预定战场后，出手便来了个拦腰截击。那种杀气和不羁的眼神，分明是要将对手往活腻的方向赶。
　　“背包客”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日军被紧追不放，很多抢劫物资也被迫抛弃。第十五师虽然参加常桃会战的实际时间不到三天，但获得了战区长官部及友军的一致赞赏。王陵基十分满意，对师长以下的官兵都给予了奖励。
　　王陵基笑，王缵绪快哭了。
　　日军此次进兵，烧杀比以往更加凶狠，桃源县城全部烧光，沿途集镇村庄也多被焚之一炬。这一带曾是陶渊明笔下的桃源胜地，以往经历的战争较少，居民不像其它地方那样知道早早闻风而逃，因此死伤惨重。在常德陬市附近，中国军民的尸体已将道路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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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17）

　　老百姓亲眼目睹，认为驻于该战区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打得糟糕透顶。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当然不可能给王缵绪补充损失，王缵绪又丢掉了川省主席职位，也无法再从四川弄到人枪，他的处境，比以前在第五战区时还要难过。
　　王缵绪是秀才，秀才能想出秀才的解决办法。
　　集团军注定保不住了，其中第六十七军军长又因为盗卖军粮被停职查办，王缵绪便来了个丢卒保帅，壮士断腕。
　　他把集团军、第六十七军的编制全部砍掉，仅保留第四十四军，裁撤掉的各师和多余人枪全部并入该军。
　　王缵绪肯这么自觉地痛下杀手，素出蒋介石意料之外，当然没有不批准的道理。
　　蒋介石也知道王缵绪在第六战区不得人心，所以又调他出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四十四军随同前往。
　　又搬家了，连搬三次，这一次应该算是最妥贴的。全国各大军区，第九战区毫无疑问实力最强，傍着这棵大树，王缵绪认为再不会像以前那么狼狈了。
　　他自己出川时的那股雄心壮志已灰了大半，所有希望都留给了儿子——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
　　丢卒保帅的整个过程，犹如是一次子承父业的交接班。王缵绪在向长官部报到后，便决定只身返回四川，以便可以腾出位置让儿子放手干事业。
　　启程之前，王缵绪去向友人辞行。王缵绪虽来长沙没几天，但前清秀才的光茫很给他挣了把脸，薛岳的参谋长赵子立闻名敬慕，特地将自己闲来写的诗词曲文集送给王缵绪，请他指教，由此两人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说说知心话。
　　当王缵绪向赵子立辞行时，赵子立眉头紧皱，心事重重。
　　自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第九战区除派兵参加浙赣、常桃等战役外，本身并没有大的战役发生，但就在最近一段时间，赵子立通过情报发现，长江航运突然出现了运输频繁的迹象，湘北日军大量抓捕民工，且禁止中国人通行。
　　赵子立作为薛岳的幕僚长，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的计划制定，他判断日军正在向湘北集中兵力，并且这次集中的兵力，比前三次会战还要大得多，可能要打通湘桂与越南的交通。
　　向薛岳报告，薛岳不信，而且态度异常执拗，说：“自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后，敌人不敢再攻长沙了！”
　　赵子立为此很着急，他请王缵绪回川时务必向蒋介石进行报告，以免耽误大事。
　　王缵绪连连点头，一回重庆，他就赶紧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赵子立的推断不错，日军确实在部署一次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战役，名为“豫湘桂会战”（又称一号作战），其战场从北向南，首先与之相关的川将是李家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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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18）

　　自邓锡侯回川，孙震南下后，李家钰便成了坚持北方抗战的唯一川将，指挥过的典型战役是著名的“六六之战”。
　　时间是1939年6月6日，驻扎山西的日军分成九路，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意在切除中条山这条身边的“盲肠”。
　　日军对中条山发起过数量频繁的扫荡，“六六之战”是最为激烈的一次。第四十七军被包围在平陆县以北，日军从两师阵地的接合部插入，直攻其军部，差点把李家钰的老窝都给端了。
　　李家钰被迫撤往山中，但昔日二线川军第一名的交椅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坐的。他很快还以颜色，趁日军集中力量攻击其一个师的空隙，派另外一个师猛攻日军侧背，予敌以重创，从而扭转了整个战局。
　　此后，李家钰又以连为单位，分派六支小部队乘夜绕袭敌后，搅敌了对方阵脚，使日军天明之后不得不向后溃退。
　　小李飞刀，不发便罢，发必中！
　　“六六之战”以反扫荡取得胜利而告终，根据伪军“内线”提供的情报，日军战后召开追悼会，仅收集的骨灰罐就有一千七百余只。
　　中条山抗战是李家钰一生中最辉煌的阶段。这一战结束不久，他便得以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仍兼第四十七军军长，并奉调南渡，担任黄河防务。
　　中条山是在日军眼皮子底下耍把戏，过的是刀口舔血，成天担惊受怕的日子，河务就不一样了。第四十七军除偶尔派在八路军中受训过的游击队北上，渡河对日军进行突袭外，四年之内，就没有打过什么大仗。
　　对战将而言，这并不是好事。
　　李家钰变了，以前他是一头冲出去就会嘶咬的猎豹，现在开始安于现状，不求发展，甚至是得过且过。
　　他像当时很多驻河南的部队一样，同样吃起了空缺。军委会每年要派点验组，到部队点验部队数目，轮到第四十七军点验时，各部队都不满额，就采用“走马灯应点法”，互借兵员，凑数应点。
　　点验大员不是傻子，不可能完全看不出来，但李家钰通过盛筵招待兼厚礼相送的办法，把点验大发给打发得妥妥贴贴——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双方皆大欢喜，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种“中国式潜规则”，李家钰早就领会了其中诀窍，只不过以前他多少是被迫的，为了抗战需要不得不如此，如今跟这些已全不搭界，倒更像是一个小富即安的土财主在尽量鼓足自个腰包。
　　有一次，一位新闻记者到第四十七军访问，采访一位炊事班长，问他对抗战的感想如何。
　　这位炊事班长的话听来很是让人心酸：“要是能给我们发套棉衣就好了。”
　　每年冬季部队棉衣的补给，都被层层盘剥，到伙夫已经没有了，这些话都是有感而发。
　　受访的炊事班长不是别人，就是在中条山抗战时，那位抡起扁担杀敌的战斗英雄。
　　冬季无衣，冷的不光是身体，还有一颗颗曾经火热滚烫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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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19）

　　除了吃空缺，还有人做得更离谱。第四十七军副军长罗泽洲就利用送壮丁的方便，私自将鸦片烟运到前线贩卖，结果被人告发，经李家钰出面说情，才得以保释回川。
　　想这罗泽洲，当年也是一条好汉，其悍勇直追杨森、李家钰，最后蜕变到这种样子，实在有些悲哀。
　　有人终于看不下去了。李家钰的幕僚长魏粤奎足智多谋，在山西作战时，不但能出奇谋制胜，而且善于协调上下级关系，团结部属，第四十七军每次失利，都是他协助李家钰收拾残局，重振士气。
　　魏粤奎主张积极求战，以优势兵力消灭敌军，然后积小胜为大胜，在战争中获得发展。这是杨森走过的道路，也被证明是成功之道。
　　可惜李家钰听不进去，他满脑子都是满足现状、求全自保的思想，魏粤奎的作战建议多遭冷遇。
　　魏粤奎规谏无效，便离开部队，回了四川。魏粤奎走后，李家钰对之念念不忘，说：“我身不长，我貌不扬，然而意志坚定，钱短情长。”
　　李家钰想的还是情谊，他完全没有领会到幕僚长的良苦用心。
　　豫湘桂会战开始之前，第一战区长官部其实早就获得了日军要发动攻势，进兵中原的情报。
　　1944年3月中旬，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在洛阳召开紧急会议，军长以上将领尽皆与会。会上，有人出据了庞炳勋的一份密电。
　　庞炳勋曾是台儿庄会战时的英雄，他久在华北抗战，兵败后走投无路，被迫投降了日本人，但暗地里仍不断向一战区递送情报。
　　庞炳勋在密电中说：“敌人已计划四月发动攻势，望早准备。”
　　日军要进攻河南已经确凿无疑。李家钰发表看法说：“我们的兵力虽然强大，但在配备上没有重点，而且一切部署都要经过上级决定后才敢行动，这样遥控部署，就失去了灵活性。”
　　李家钰建议，与其待敌来攻，不如先发制人，用飞机轰炸北邙山桥头堡，并继之以佯渡，以进行牵制，这样日军被动，我方主动。
　　李家钰说了一通，别人也高谈阔论地比划一番，可会议最后还是开成了一个务虚会，整个部署没有丝毫变更或加强，倒是谈到了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应该如何迅速向后方转移。
　　李家钰所提的轰炸桥头堡，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提这建议的当然也不止他一个。会后，统帅部答应调派飞机，但轰炸之前必须由地面部队搜集防空情报，可是包括李家钰在内，谁也没做这件事情。所谓轰炸云云，只能流于清谈。
　　北邙山桥头堡系日军在黄河铁桥南端占领的阵地，如同中条山之于山西日军，它同样是第一战区的一块“盲肠”。在这么长时间里，都无法将之顺利切除，河南各军的临战状态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