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据刘玉章自己说，他在指挥作战的时候，嘴里就没闲过，除了喊口号，振奋士气外，就是不断地向团长呼叫增援。

　　团长很够意思，果真不断地给他添援兵。

　　第一天，增了2 个连。第二天，又增了2 个连。

　　增到最后，团长一看，就剩下自个这个光杆团长了。

　　可刘玉章还在要人。

　　团长实在无兵可派，只好向兄弟部队求救，从那里又拉来2个连，给了这个很牛的营长。

　　刘光头那里还有一个迫击炮连，加一块，前后共有11个连，都给他这么一个营长指挥，简直创纪录了。

　　两天之后，除了迫击炮连长位置稍居后，还安然无恙外，10个连长非死即伤，没一个完整的。

　　要增援的部队卖力，自己就得先豁得出去。刘玉章本营的一个排长跑回来向他报告，说自己的一个排都打完了，如今就剩了他一个。

　　光头把眼睛一瞪：那你不是还站在我面前吧，去，打完为止！

　　本来打仗这么疯狂，疯到死都是有可能的（窃以为叫他刘疯子似乎更确切一些），高潮时候，鬼子打了一黑枪，他右臂中弹，从山坡上滚落，血流满身。

　　团长闻讯后，一面令刘玉章继续带伤指挥，一面找其他营长前去接替。

　　听到前面10个连长全倒了，连刘玉章都挂了彩，那被点名前去接替的营长腿都软了。

　　团指挥所离前线没多少路，可这位仁兄硬是走了5个多小时，直到战场上枪声已经渐渐沉寂，才姗姗来迟。

　　光头固然猛不可当，但也足见其时战场之惨烈，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现在又轮到何应钦发愁了。

　　第17军三个师伤的伤，残的残，再不调到后面去补充，根本就没有力气跟小鬼子玩了

　　侧背还有一个萧之楚，把他拉上去吧。于是，第26军星夜换防九松山阵地。

　　九松山后，就是密云，也就是到了先前日本人提出，而老蒋和何应钦都觉得“要价”太高的那个停战线。

　　那么，这条线现在还有效吗？

　　何应钦很想知道，因此他急电上海，让黄郛再探一探日本人的口风。

　　这些日子里，黄郛在干什么呢？

　　其实他一天都没有闲着。在宣布即将成立北平政整会的第二天，他就通过根本博，见到了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本人。

　　对黄郛出线，有吉明是很高兴的。

　　在这之前，他甚至已答应黄郛的要求，对日本在中国的报纸媒体发布新闻统制令，要求凡围绕北平政整会的事情可以报道，但不得在评论中出现诸如“中国政府态度缓和”、“这是直接交涉的第一步”一类明显剌激中国外交部和民众的字眼。

　　黄郛同样知道有吉明的心思，因此，在这次会面中，他流露出了一旦北上主持政务，会跟日本“有话好好说”的意思。对于有吉明至为关心的满洲问题，黄郛不答是，也不答否，只是说这个事情双方到时可以再谈。

　　对于这个表态，有吉明相当在意，别说以前了，就现在，对于坐下来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满洲等问题，中国外交部都从未松过口。

　　黄郛虽然不代表外交部，但毕竟已是中国政府正式任命的华北政务负责人，王命在身，且向来说到做到，在有吉明，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外交突破。

　　要谈，就要跟这样的人谈，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大打出手。

　　（519）

宝宝寒

　　说实话，对于参谋本部和关东军以战逼和的方式，有吉明本人是相当不认同的。他认为这样蛮干，只会把中国逼到不惜与之同归于尽的地步，最后搞得华北一地鸡毛，不可收拾，反而影响“满洲国”的“国境”安全和日本的既得利益。

　　和黄郛见过面后，有吉明抑制不住兴奋，当下就给自己的上级领导——外相内田发电报，说了黄郛一大堆好话，建议外务省对黄郛予以全力支持。

　　日本外务省对国民政府派员北上主持政务这件事，起先是很不乐意的，原因是以前的华北政权由东北军掌握，自从张学良下野后，名义上处于空白，而日本政府一直心怀叵测，他们从对华分而治之的目的出发，宁愿华北与中央对立，由其扶植的傀儡政权或至少地方独立政权控制，以便于他们可以从中操控和挑唆。

　　有吉明这一吹风，使内田的态度出现了松动：虽然都是中央任命的，但此“员”非彼“员”，既然你说黄郛这人比较上路，那就让他来吧，我们不反对。

　　日本政府笑脸相迎，黄郛却不笑，也不走。我该说的都说了，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表示一下。

　　他问根本博：是不是我们的军队按照你们设定的停战线，撤到密云，你们就可以停止进攻了？

　　根本博有了前面跟陈仪交涉的经验，怕再有变化，就去问关东军，让他们拿一个权威的说法出来。

　　武藤随口答了一句：支那军队只要退到我们炮兵打不到的地方就可以了（“日军守备区域炮程不及之地”）。

　　黄郛一估算，密云应该算在“炮程不及之地”，因此，在何应钦来询问时，他便按照这个说法进行回复。

　　战事不利，何应钦已没有多少可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听说原定的停战线仍然有效，马上就表示同意，并敦促黄郛尽快北上。

　　看到停战已有可能，何应钦又催得甚急，5月15日，黄郛终于坐火车北上，前去天津。

　　从此，他踏上了一条真正的艰险之途。

　　尽管国联干涉和第三国调停，在当时都已频于绝望，但在越炒越热的国内舆论环境之下，和日本人发生直接交涉甚至停战谈判，仍然是相当一部分国人所不能认同的。

　　一些“爱国团体”甚至公开声称，谁要敢参加中日谈判，谁就是卖国贼，那是一定要修理的。

　　两天后，火车抵达天津站，车尚未停稳，就遭到了袭击。

　　一颗炸弹被扔在车里，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冲着黄郛来的。幸亏他早年也指挥打仗，动作尚算敏捷，没有伤着分毫，但是他的卫兵和几个无辜的旅客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下马威。

　　喊一声阿弥陀佛吧，如果就这样被当成“汉奸”给挂了，那可太冤枉了。

　　来接站的是时任河北省主席的于学忠。他现在坐困愁城，天天都指盼着有高人指点，能帮他走出困境。黄郛到天津，对于他来说真有如久旱逢甘露，一接到家里，连客套都顾不上，就急着问中央有什么解困的办法，同时再三表示，只要中央拿出解决华北问题的办法，他一定坚决服从。

　　此时的华北战场形势，比黄郛原来在上海预想的还要糟得多，简直可以说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520）

宝宝寒

　　在收到黄郛从上海发来的回电后，何应钦认为与日本已经交涉成功，就着手将部队撤到密云以南的怀柔。

　　有人说，我们为什么要撤，不是还有一个萧之楚第26军和最后一道预备阵地吗，为什么不跟日本鬼子再拼一把？

　　那拼完怎么办，莫非平津就不守了。何应钦的算盘是，一方面按照停战条件，可保证日军不再穷追不放，另一方面怀柔北部也有山地，在防守上并不是全无凭恃。

　　5月15日当天，徐庭瑶在接到何应钦关于撤退的命令后，开始有组织地撤退部队。随着萧之楚第26军最后撤离九松山，南天门以及南天门以南的六道预备阵地，至此全部失守。

　　部队的撤退总是伴随着浓浓的悲情。在大部分物资转运密云后侧的怀柔后，尚有几百袋大米来不及运走。

　　此时，怀柔城里的大部分老百姓都已逃离，为了不把粮食留下资敌，第17军负责断后的部队准备一把火全部烧掉。

　　浇了煤油正准备点火，有个看庙的老道跑来，双膝跪下，要求当兵的不要烧。

　　因为城里还有几个死也不愿离家的老人，万一点起火没法控制，他们也没有能力救火，人遭殃还是小事，可密云城也许从此就要毁掉了。

　　是啊，仗打输了，可是留下来的人还要活着，逃走的人还可能再回来，这座城市还需要继续延续它古老的生命，给他们留一点希望吧。

　　部队最终没有点火。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人道，战争越残酷，越显其珍贵。

　　两个多月的时间，第17军（也包括部分东北军官兵）的忠骨遍于古北口和南天门附近，因部队匆匆撤离，根本来不及掩埋，又是一位出家人站了出来，他是一位看庙的老和尚。

　　这位法师带着徒弟们以及当地乡亲，捡拾烈士遗骨，从远处背来好土（本地多石少土），遂建成一墓，这就是著名的“肉丘坟”。

　　据说夜深人静之时，附近村民常能从这里听到喊杀之声不绝如缕，又说后来曾有一队日军晚上经过此处，竟绕坟一夜无法走出，或曰鬼迷路，最后不得不跪下磕头后才得以回营。

　　对这些说法，我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尽管我并不迷信。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不亦壮哉。

　　作为整体的古北口战役虽然失败了，但精神不灭，徐庭瑶和他的一班弟子们从此卧薪尝胆，徐图自强，若干年后，从他们中间，不仅走出了一批抗倭名将，还诞生了中国数得着的机械化铁甲兵团。

　　也许耳边还会响起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爸爸的草鞋》。

　　我以前只把它当成单纯的校园歌曲，其实不是，因为第17军的官兵当年正是这样穿着破烂的草鞋，夜泊青纱帐，天明山海关（泛指长城关口），不断“启航”的。

　　虽然后来他们几乎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承受了太多的“半世纪漂泊的沧桑”，然而我敢断定，“山海关”永是他们梦中最值得追忆的所在。

　　（521）

宝宝寒

　　撤出密云后，何应钦转而以北平为中心，重新部署防守阵形。

　　第17军大部分屯守怀柔、顺义一线，进行休整和补充，独抽出刘戡师担任北平城防任务。

　　这些部队皆为疲惫残破之师，实际无法立即投入作战。

　　幸好还有一个棋子。

　　这就是黄绍竑先前通过“又骗又吓”的方式，把孙殿英顶上去，从而换过来的傅作义第35军。

　　傅作义从独石口脱身出来后，一直蹲守在怀柔西南的昌平，此时奉命东移顺义——他和萧之楚一前一后，作为北平之屏障，萧之楚负责防守怀柔北面山地，他则防守顺义牛栏山。

　　既然自己已经撤到了停战线外面，何应钦理所当然地认为日军也应按照约定停止进攻。

　　当时的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分三个地方，上海和北平都各有一个公使馆，天津则有一个总领事馆。

　　何应钦便派原任南京政府参谋部厅长的熊斌去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找到辅佐官永津，表示已按日方要求将部队撤到密云以南，希望对方也能按照承诺，通知关东军停战。

　　所谓停战的口头约定，是上海公使馆的根本博、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与黄郛共同说好的，此时黄郛尚在赴天津的路上，有没有这回事，永津只要发个电报给根本博或者武藤，确认一下就知道了。但这家伙真不是个东西，他看出中国军队已处于全面颓势，才不管你们有没有什么口头约定呢，马上就给武藤发了一个相反意思的电文，告诉他，现在中国军队真的不行了，不乘这个时候来个“宜将剩勇追穷寇”还等什么。

　　武藤现在很听这个永津的话，而且他自己对脱口而出的那个停战线也后悔不已，觉得又吃亏了。

　　计划不如变化快，如今他所谓的“炮程不及之地”，可再也不是什么密云了，而是北平。在他看来，密云本来我伸手一捞就能捞到的，要你们撤什么撤。

　　正好永津给他来了这份电报，他也就顺水推舟，揣着明白装糊涂，命令部队马不停蹄，继续向前推进。

　　欲壑难填，得寸进尺，言而无信，忒不地道，即使你把这些词汇统统都搬出来，用来形容日本人，仍然会觉得不够用，也难怪他们自己学了汉字，还要再创日文。

　　武藤这时看到西线守军虽然主动撤退，但并非溃退，且步步为营，很有章法，判断其仍有一定的抵抗能力，便转而从东线策动进攻。

　　东线和中线现在如何？

　　比西线还要惨得多。

　　早在第17军苦苦支撑第二道预备阵地的时候，滦河防线就已经被熊本师团击破了。

　　当时，日军从滦河上游的迁安出发，渡过滦河，从第29军和王以哲第67军的结合部位一穿而过，其主力绕至喜峰口侧后，对29军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

　　第29军匆忙御敌，两面抵挡，顾左顾不了右，顾前顾不了后，坚持到5月15日，不得不向西撤退。

　　在武藤再次发出进军令后，本来已稍事停息的熊本师团又继续开始追击，而仅仅两天的时间，两军情形又大不相同，基本表现为：狠的更狠，差的更差，直至各自的极点。

　　（522）

宝宝寒

　　在熊本师团方面，依旧一团杀气，如狼似虎，而中国守军，却已是军心动摇，战斗意志大不如前。

　　这正是失败的前兆，是信心崩溃的标志。每个久经战阵的军人都能察觉得出来，因为它就刻在每一个精疲力竭且频临绝望的士兵脸上。

　　至此，滦西也和滦东，和当初的古北口大溃退一样，出现了可怕的大崩盘情景：各军纷纷后撤，已组织不起任何有效的抵抗。熊本师团有如在行军散步，一天之内，就尽取遵化、丰润一线。

　　平津以东顿时门户大开。

　　此时何应钦正组织北平防御，黄绍竑就决定亲赴天津，以部署津东（即天津以东）防御。

　　在路上，黄绍竑看到了一股又一股的难民潮，一问，都是从津东逃过来的，而且逃离的原因着实把他给雷倒了：老百姓要避的还不是打过来的日本鬼子，而是从滦东溃退而来的部分东北军。

　　从难民嘴里，他还听到了东北军溃兵说的一句脏话，据说就是这句话把老百姓都吓跑了。原话我就不说了，因为实在很不文明，黄绍竑当时也没整明白，是老百姓给他解释的，大概就是一个民女都不能放过的意思。敢情鬼子还没有三光，他们要先三光了。

　　其实当初随少帅入关时的东北军尽为其精锐，虽说外战未必能占到多少优势，但国内打打也还可以，要不然西北军和晋绥军也不会吃他们的亏。然而人的精神和意志是最容易被消蚀的，他们在平津繁华地这才呆了几年，不仅作战能力一落千丈，军纪也颓唐到了下作的地步，难怪要连地方杂牌部队都看他们不起了。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有极少数东北义勇军中的害群之马搀杂于内，他们原本就是胡子一类的土匪，未经严格整训和改造，部队正常作战时尚能维持，一旦溃败就难免原形毕露，做出害民扰民的事来。

　　黄绍竑的心立刻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他见多识广，知道战败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出现这样兵败如山倒的残破局面。

　　等他赶到天津城，准备与防守宁河、宝坻一线的东北军联系时，才发现竟然无法联系。

　　原因是东北军预先在那里根本就没有构筑什么象样的阵地，只是临时征了一些民工，随便挖了点壕沟而已。

　　你要他们学徐庭瑶，正正经经地拉几条电话线，怎么可能？

　　没有电话，也没有通信兵过来，前线的确切状况，连于学忠都糊里糊涂。

　　兵不堪用，民心大失，杂乱无章，混乱不堪，如此情景，连神仙见了都未必有办法，更别说一个单枪匹马的光杆指挥官了。

　　黄绍竑只得打马回营，到了北平就对何应钦说：津东看来是守不住了。

　　听了黄绍竑的话，何应钦也是眉头紧锁，不过直到这时为止，他犹不甘心，因为他认为津东一线仍有人可用。

　　但是这个希翼很快就化为了泡影。

　　在随后召开的北平军分会军事会议上，出席会议的大部分将领都对目前的战局失去了信心，表示部队实在守不住了，维持防线已经不能够以天算，而只能以小时计。凄惶之态，溢于言表。

　　对这些，何应钦早有预料，他现在只关心一个人的表态。

　　29军的宋哲元。

　　（523）

宝宝寒

　　大难临头，所有地方部队都可以瘫下去，但只要29军还能站在那里，津东仍有保障的可能。

　　让他没想到的是，如今连宋英雄也扛不住了。

　　宋哲元说，他的部队没比大家伙好哪里去，抵抗亦只能以小时计。

　　没错，29军刚开到喜峰口的时候，仗确实打得漂亮，人也精神，但经过这么长时间，部队打的又都是实实在在的硬仗和苦仗，战斗骨干损失太多，且得不到补充和休整，部队已疲弱不堪，特别是滦河溃败之后，士气更是一撅不振，现在甚至到了指挥不动的境地。

　　“进时如虎，退时如狗，此时如绵羊，驱之不动”，这就是宋哲元对自己部队的评价。

　　听他说完，众人都傻了。

　　出人意料的倒是冷口作战时颇受非议的商震32军。大概是先前保了本（2个师没上阵），溃退时竟然独立支持了一天，堪为各部队战绩之冠！

　　会议一开完，何应钦的心也一沉到底。

　　谁能挽救危局？先找政府。

　　一份份加急电报发往南京，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危急，危急，危急！

　　收到电报，老蒋大为紧张，额头上的青筋都快暴出来了。

　　虽然他曾把解决华北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义兄黄郛身上，但同样做了两手准备。

　　四月底，在原来征调四路兵马的基础上，他又把主意打在了“一二八”淞沪会战的功臣、视作宝贝一般的样板部队——首都近卫师第87师和88师身上。

　　本来想把第88师整师调上来的，后来改成从两师各抽一个旅，作为总预备队。

　　现在事急了，得赶紧催，前面4个师，后面2个旅，你们快点！

　　来是一定会来的，不过快不了。至5月上旬，冯钦哉第42师才到达北京通州，总预备队驻防河北保定——在何应钦呼叫救兵的时候，他们还在路上赶得气喘吁吁呢，没办法，我们的机动效率向来如此。

　　有一点何应钦很清楚，在援兵到达之前，他必须守住北平，否则这些增援部队对扭转战局来说都无异于杯水车薪，毫无意义。

　　那么靠自己的力量，北平能守住吗？

　　起初，何应钦认为能。

　　在他看来，就算天津已无法可想，至少北平还是能守一守的。毕竟这么多人马，再疲再弱，也不等于家养的Hello Kitty，只要拿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来，依凭北平城墙及外围工事之险，再支持两天，等待老蒋的援兵到达是完全有可能的。

　　然而他没有考虑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时候，仗打到这个份上，各军早已是信心大失，这个信心里面，其实很大一部分就包含着对最高指挥官的信心。

　　现在强调客观原因，说日军力量多强多强都不济事了，大家只看主观的，你有没有指挥好。什么黄埔军校总教官、军政部长、北伐名将，在败仗面前，说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都没用。

　　将帅的威信是在战争中树立的，这句话没错，但不全，应该是——将帅的威信是在胜仗中树立的。

　　（524）

宝宝寒

　　何况这些军队，不管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原来都跟你何应钦没有什么瓜葛。赢了好说，输了，谁听你的？

　　开始是地方军不听调动，你让他往左，他偏往右，你让他往右，他偏往左。

　　军事会议上，何应钦为了部署北平防守，指示宋哲元：你把部队集中到北平东首的通县去。可是宋哲元认为不对，我应该到北平东南的廊坊去嘛，日军攻下天津后，肯定会从那个地方打过来。这个我比你懂。

　　何应钦愣了愣，又命令傅作义，你们集中到北平北面的高丽营去。没想到同样碰了软钉子，傅作义说，其实我最好撤到北平西南的长辛店去，然后哪里出现状况，我就打到哪里，可收万全之效。

　　敢情全都是高人，算了，你们来指挥我吧。

　　当初少帅的苦恼，如今也转给了何应钦，只不过一前一后而已。

　　对何应钦来说，最痛苦之处远不仅限于此。

　　刘戡师负责北平城防，要督修城防工事，结果北平的日本人也跟天津一样，非要缠着看不可。刘戡不让，说谁要看，就给他一枪。

　　这个事情给何应钦知道了，他怕刘戡真的开枪伤人，把停战谈和的路给彻底堵死，就让人带话给刘戡，叫他不要乱来。

　　没想到刘戡不卖帐，当下就带着自己的参谋长去找何应钦，颇有点上门兴师问罪的味道。

　　何向来有儒将之名，对部下也都很宽厚，对着怒气冲冲的刘戡，起先也没发作，而是耐心地跟他讲，日本人一定要看你就让他看吧，但是绝对不要开枪。

　　何应钦大概的意思是，你可以领着他们看，至于他们能看到什么，或者不能看到什么，一切均可以自行掌握。

　　应付办法跟天津的于学忠其实是一样的。

　　可是刘戡似乎根本不愿意给长官台阶下，坚持说：绝不可能！

　　“日本人一定要看，我就以死相拼。”

　　就是这句话，把何应钦给惹火了，说的话也就很不客气：这时候倒来劲了，那你为什么不在古北口死呢，非要跑到北平来死？

　　这位何部长可能是真急了，千不该万不该，你怎么能提这个茬呢。要知道，古北口（实际是南天门）一役是刘戡的死穴，人家是为之气得要自杀过的，当着第三者的面（注意，还有一个参谋长在旁边），揭这种伤疤，不是要他的命吗？

　　果然，刘戡不听犹可，一听腾地就跳了起来。如果说前面“以死相拼”之类还有点在领导面前撒撒骄的意思的话，这回他可是真被剌激得要抓狂了。

　　当下就听得他啪地一拍桌子，由于用力太足，桌上的茶杯都翻掉了，水洒了一地。

　　刘戡涨红着脸大叫：北平不是我要来的，是你命令我来的，我不怕死，也从来没有怕死过。

　　末了，还觉得不够份量，反击得不够有力，又补充一句：你允许日本人看工事，这是汉奸做法，我坚决反对！

　　不得了，给领导上纲上线了，被斥之为“汉奸做法”的何应钦当场愣在那里，一时半会都没回过神来。

　　（525）

宝宝寒

　　部下的部下（中间还隔着一个徐庭瑶）竟然拍着桌子骂长官，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事，这是真的吗？！

　　好半天，他才哆嗦着嘴唇，问刘戡：假如现在你是北平军分会的代委员长（国家的军政部长都不提了），我是你手下的一名师长，我用这种态度对待你，你做何感想？

　　其实刘戡也就是一火暴性子，情绪上来控制不住，一拍完桌子，马上就知道自己做得确实太过分了。

　　你这不是欺领导忠厚又是什么。

　　对面换了蒋校长，你耍这种态度，马上把你拖出去剁剁碎喂狼狗都有可能。

　　可是当着自己参谋长的面，刘戡又不甘心服软，何应钦一说话，他也没敢再回嘴，立刻低着头溜掉了。

　　这件事让何应钦非常伤心，他深感大势已去，堂堂军政部长，北平军事首脑，非但指挥不动地方军，连中央军里的一个小小师长都可以随便朝自己发飚了，这个北平还如何守法。

　　自己守，守不住，指望援军，又远水解不了近渴，看来还是得找黄郛。

　　后者在天津屁股还没坐热，就被何应钦喊到了北平。

　　黄郛抵达北平后，第一件事就是约见报界，提出中日可以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商讨一个“和平解决办法”。他的用意，一方面是为了稳定北平的惶惶人心，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向日本人喊话，借此打开进行“直接交涉”的通道。

　　然而，一个外交部突然取得的“胜利”，却打乱了黄郛的全部步骤。

　　外交部在继续向国联告状（尽管无效）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走调停之路，但是英美都不愿做这个“恶人”，最后美国被缠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才答应给个声援。

　　5月19日，即黄郛抵达北平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宋子文联合发表一份公报。公报要求日本在华北的“敌对行动”，应当“立即停止”。

　　对于国内舆论来说，这无疑是打了一剂强力剂，大家又兴奋起来，认为无需对日本采取缓和态度。

　　但实际上这种隔着大洋的吆喝只是起到反作用而已。

　　日本外务省的“积极派”又占了上风，说你看你看，怎么样，中国人明着说要跟我们直接交涉，面对面谈，背着我们还不是去找了老美，可见他们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毫无诚意。

　　外务省的老大内田随即也动摇了。

　　我们应该知道内田骨子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他进入内阁当外相开始，就是个有名的投机上瘾的货色，“军服外交”也好，焦土外交也罢，说穿了都是在做戏给他的国民看。

　　热衷于做戏的人往往都是不爱干实事的，内田也是如此。有吉明主张与黄郛进行直接谈判，他没有理由表示反对，也就点点头，但实际上在他的内心里，更认可的并不是政府与政府之间通过谈判光明正大地解决问题，而是看军部和关东军的脸色办事：不管你们是想军事进攻，还是暗地里“搞搞新意思”，反正不得罪你们，让大家都说我“爱国”，我就成功了。

　　（526）

宝宝寒

　　等到黄郛真的北上了，双方就要准备坐下来停战谈判的时候，他脑子里忽然激灵一下，想到，这可不好，现在军队打赢了，我却公开支持和谈，轻者影响仕途，重者就可能得罪军方或民众哇，被划进“非国民”行列都有可能。

　　正好美国发表公报，外务省和军队反对停战谈判的声音都很激烈，这小子就趁势来了个装聋作哑，把接洽黄郛的事扔给了北平公使馆。

　　北平公使馆原来有两个头，大头是驻华公使有吉明，他常驻上海，北平基本上是不来的，二头是参事官矢野真，此时同样不在北平，真正管事的是一等书记官中山详一。

　　中山书记官想要“建功立业”的心理跟他下面的永津差不多，都是喊打喊杀类型的。某种程度上，永津的思路就是他的思路，永津的做法也就是他想要的做法。因此，这哥们索性也玩失踪，让永津这个有陆军背景的辅佐官在那里上蹿下跳做了主。

　　永津拿着那份公报，干脆让黄郛吃了闭门羹。

　　日方态度的骤变，让黄郛始料不及，慨叹“既往工作尽付流水”，政整会“已无工作余地”。

　　谈判谈不了，麻烦事却一大堆。

　　日本天津驻屯军也上来插一脚，公然要求中国平津方面给他们准备车辆，声称要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派500名日本兵到北平来护侨。

　　这还不算最麻烦的，更棘手的是没钱。

　　聚集在平津周边的各式部队，虽然能打的几乎没有，但人却不老少，他们可一个个都是张着嘴要吃饭的，如果没有足够的钱粮来维持，只会使华北形势雪上加霜，更加纷乱不堪。

　　原先在上海时，行政院长汪精卫曾亲口答应黄郛，可筹措600万资金至华北，但等黄郛到了北平，这笔钱却打了水漂，财政部根本拿不出钱来。

　　原因在于财政部的钱，很一大部分是要靠借的，否则无法用于周转。可是华北战端一开，天津危险了，作为政府还款的担保之一——天津海关税收自然就危险了，金融界担心政府还不了钱，便不肯再购买政府债券。政府债券卖不出去，钱就借不到。如此一来，别说给黄郛拨钱了，就是其它部队的粮饷和大部分公务员的工资也成了问题。

　　既无钱又找不到关系的黄郛，自言到北平后的这些日子，难过得简直令外人无法想像（“危疑震撼．不可言喻”）。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和何应钦一起天天开会，和蒋汪频发电报，商讨对策，以致到了“日夜筹谋，席不暇暖”的地步。

　　形势一天比一天紧迫。

　　关东军在武藤的指挥下，离北平越来越近。外围守军一路后退，萧之楚26军毕竟实力有限，没能挡得往弘前师团的攻势，被迫从怀柔撤出，剩下傅作义35军直接面对日军的冲击。

　　至5月22日，日军北到顺义，东到通州，南到香河，已经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其中，顺义附近的弘前师团，距北平仅仅只有五十里路。

　　（527）

宝宝寒

这一天，关东军飞行队飞临北平上空，他们飞得很低，连机身上的日徽标志和驾驶员都看得一清二楚，气焰十分嚣张。

    当时北平城里尚无防空警报，9架日机呜呜地飞过北平上空，事先一点预警没有。何应钦和黄绍竑都是听到飞机发动机的声音，才从居仁堂里跑出来的，可是因为没有防空洞之类的掩体，情急之下，只好像小朋友躲猫猫一样钻到院子里的假山山洞里去。

　　北平城里有几门高射炮，便对空放了几下，没打着日机，却把英美使馆的外交官召来了。这些人怕得要命，责怪中国人说：飞机不是没投弹吗，你们这么干，日军会报复的，真扔几颗下来，谁受得了啊。

　　不过也不是所有老外都这么怕事，有一个老外此前跟日军作战的激情就比谁都高。

　　这位不是别人，是老蒋聘请的德国军事总顾问佛采尔（另译魏采尔或费而采）。

　　那时候的德国顾问很有意思，都不是由政府出面请的，而是由老蒋以个人名义雇来的高级打工仔，或称洋教头。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财，他们替东家干起活来都极富敬业精神，十分卖力。

　　“一二八”淞沪会战时，佛采尔听说把第5军，特别是第87、88两个师都调上去打，而且还有相当伤亡，急得差点跟军政部长何应钦拼命。因为在他看来，这两个近卫师是他一手一脚训练出来的，那是准备日后给他打造德械军团做种子用的，里面哪怕是一个小兵都碰不得，更别说死那么多人了。

　　德国顾问不仅帮老蒋训练德械部队，作战的时候也参与部署和谋划，但在这方面他们所起的作用并不像后来人们想像的那么大。

　　倒不是洋教头们有水分，事实上，这些人原来在德国军界都拥有非常高的资历。佛采尔本人就曾担任过德国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作战处长，后者被奉为德国军神，是一战时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问题是德国顾问一般来中国的时间都很短，对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军队的实际状况不了解，还以为是他们国内呢，不知道指挥室的情况和部队的实际状况往往脱节严重。

　　再高明的战略战术，底下的人太菜或者不配合，上面的意图也难以实现。就好象我们现在的那几个“国脚”，你就是把希丁克、卡佩罗这些“神奇教练”全召过来，都未必能有多大起色。

　　这个道理中国人都很清楚，所以杨杰“杨大炮”当初把他的“妙计”刚刚端到桌子上来时，众人就都偷偷地笑了。

　　根本行不通嘛，蒙老外还差不多。

　　你别说，佛采尔就被“蒙”住了。在防守宁河、宝坻一线的东北军再次被日军击溃后，佛采尔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根据情报判断，日军主力还没有上来，相反，东北军的番号却非常之多，也就是说，己方数量远远超过对手，怎么会守不住呢，他不明白，就来问黄绍竑。

　　（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