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草鞋军团（520）

　　当时一战区的部队分成两部分，任副司令长官的汤恩伯领一部，他这一部全都是“中央军”，其余部队则全是所谓的地方杂牌，因害怕遭到汤恩伯的“吞并”，都不肯隶属于汤恩伯，便由蒋鼎文负责节制。
　　蒋鼎文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在各军中只相当于起一个捏合剂的作用，就好象南京保卫战时的唐生智一样。换句话说，与会的各位起劲，他才能起劲，与会的各位不起劲，他也没法起劲。
　　来开会的这些人其实都不太起劲，提了一堆意见，预设的执行者也并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汤恩伯。
　　李家钰曾从别人那里听到过一句话，这位兄弟也是个杂牌，而且是个自认水平一般的杂牌，他说：“要是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如汤恩伯、胡宗南他们，要钱，要武器，不管要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们。如果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蒋委员长怕他们捣乱，也要给他们一些好处。”
　　说完这番高论，此人苦笑着看了看李家钰：“只有我们这些人，既非嫡系，又不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所以办法就很少。”
　　要放在以前，李家钰注定会一梗脖子，用战绩来说话，或者就像在山西抗战那会，你不补充，我就甩乌纱帽不干了。可是他现在早已没了这个心气，因此心有戚戚。
　　李家钰此后跟部下谈话，动不动就把这番话搬出来，那意思，就是认定自己是杂牌部队，愿不愿意发钱发武器，那是你的事，我反正是甘心当当配角了。
　　开完洛阳会议，李家钰没有做什么大的动员，第四十七军也缺乏战前应有的那种兴奋感和紧张感。
　　李家钰套用的还是主配角理论，他说：“总之，这个战事，要看汤恩伯的戏。锣鼓打响后，看他怎样唱。他部队大，办法多，也容易建功。我们不过是这个戏的配角而已！”
　　1944年4月18日夜晚，日军在中牟渡河。渡河时，河防哨兵正聚集在哨所内赌博，连对方何时登陆上岸都不知道，结果来不及抵抗，大部分被刺刀捅死。
　　日军在中牟渡河后，集结于黄河西岸。从北邙山过来的日军也随之扩大，最后汇集一处，朝中方阵地冲杀过来，汤恩伯亦调兵遣将，与之打成一团。
　　对于一战区来说，这是出击的最好时机。汤恩伯已经吸引住日军的注意力，其它各集团军完全可以乘日军立足未稳，或迂回，或包抄，使背水一战的日军陷于被动。
　　实际情况是，李家钰等几个集团军始终坐视观望，看汤恩伯一个人在那里演戏。李家钰派人给长官部挂了个电话，让上面派飞机来炸桥头堡，但有关的防空情报还是提供不出，飞机当然也派不出来。
　　良机与中方擦肩而过，指挥河南会战的冈村宁次却弯腰捡了起来。这位以儒雅著称的东瀛名将，在武汉会战和随枣会战中曾与汤恩伯有过多次交锋，深知汤恩伯所部乃第一战区“精锐的中核兵团”，因此战役开始后第一时间便着手寻找和打击汤恩伯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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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21）

　　在确认汤集团的准确位置后，冈村出动了被称为“虎师团”的战车师团和骑兵旅团。
　　这么多坦克和骑兵全从黄河铁桥上开过来。如果第一战区能早一点对黄河铁桥采取行动，或袭阻破坏，或空军轰炸，决不致如此。
　　兵法有云，不知天时地利，不可为将。冈村非常善于按照地形排兵布阵，要知道，在基本无险可守的平原之上，坦克和战马具有天然优势，若以集团化形式出现，更可以说是所向披靡。
　　冈村采取闪电战的突袭方式，利用坦克骑兵，一个晚上便截断了汤集团的后路。汤恩伯措手不及，他的集团军还未完全部署占领阵地，就陷入了可怕的慌乱之中。
　　当日军包围并进攻汤集团时，其它兵团仍然不予支援，眼睁睁地看着汤集团主力被各个击破，然后败退伏牛山区。
　　除掉汤恩伯之后，日军立即向战区长官部所在的洛阳实施迂回，坐镇洛阳的蒋鼎文这才感到震惊，赶紧组织刘勘兵团用以御敌，同时请胡宗南紧急派兵来援，准备在洛阳与日军决战。
　　1944年5月7日，为免长官部被包围，蒋鼎文乘坐由洛阳开出的最后一列火车，撤往新安县。
　　李家钰的集团军总部在古村，距离新安不远，他即刻赶去新安谒见蒋鼎文，发现这位战区长官完全成了一只热锅里的蚂蚁——住在新安城附近的一座窑洞里，全天候守着一架电话，自叫自接，调度各军。
　　长官部的幕僚插不上手，只好对李家钰说：“请司令劝一劝蒋长官，他太细致了。如果把电话安在我们窑内，最起码也可以帮他接一接电话。”
　　人在拼命，命却在笑。蒋鼎文忙到半死不活，形势并没有丝毫好转，日军很快又从白浪渡口实施强渡。守渡口的是河北民军，乃抗战以来在河北募集的流亡壮丁及难童，既无正式编制，也没有一定粮饷，哪有多少战斗力，渡口很快便遭敌突破。
　　蒋鼎文闻听消息，即派两个师前去堵截，打了一整天也没有能将登陆日军驱逐出去。
　　白浪渡口在新安以西，可对新安形成包抄之势。蒋鼎文此时在战略指挥上已经完全乱了方寸，决策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担心新安被围，他又撤往卢氏，原来准备在洛阳附近与日军决战的各兵团也相继西撤。
　　随着河防的崩溃，日军仍然在从各个渡口不断抄袭而来。
　　1944年5月11日，李家钰突然接到蒋介石从重庆直接打来的长途电话。蒋介石在电话中告诉李家钰，新安以东还有许多部队没有撤下来，蒋鼎文走后，需要李家钰就近照料，也就是再抵挡一下。
　　紧接着，蒋鼎文通过新安县府发来密码命令，要李家钰抽调主力阻击从渑池南渡的日军。
　　李家钰这才蓦然发现，主角早已退场，可是活还得由人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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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22）

　　友军都在溃退，这个时候军心士气最为重要。李家钰把全军师、团长召集到古村开会，说：“我们南渡以来，吃了河南老百姓四年的饭，现在不能见了日本人就跑。否则，怎么对得起老百姓？”
　　李家钰随后加重语气：“日本人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来了，我们就同他们打，别的部队怕落在后面挨打，我不怕，我愿殿后！”
　　勇气又回到了李家钰身上，他派吴长林团前去迎敌。吴长林团出发前，李家钰手书一纸：“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
　　渡河日军见吴长林团赶到，抢先占领了云梦山顶。
　　云梦山不算陡峭，但有一大段斜坡地段，日军把机炮往制高点一架，可以控制整个战场。
　　李家钰知道这是一块硬骨头，便把团长吴长林叫到身边。吴长林外号“吴茬胡”，李家钰对他说：“吴茬胡，平时你常说天不怕地不怕，今天就要看你表演。你必须拿下云梦山，堵住日军前进，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后撤，否则拿头来见！”
　　吴长林领命，立即部署仰攻，李家钰则亲临前线督战。
　　川军以营为单位，实施波浪式进攻，伤亡很大。当他们冲进日军一线阵地，并展开肉搏战时，一个营仅剩百余人，给日军一个反攻，就不得不退下山来。
　　进攻时，吴长林睡在地上，拿着电话大声吼叫，以激励士气。在他的鼓动下，官兵们啃了两口干巴巴的锅盔（即大饼），又继续向山上猛冲。
　　相似的场面再次出现，虽然攻入日军阵地，但还是站不住脚。其中一个连伤亡殆尽，连长左臂负伤，仍与日军军官拼死肉搏，终因受伤力弱，被一劈两半，场面惨烈之至。
　　到入暮时分，吴长林团仍未能攻下云梦山，而后续日军却越来越多。
　　李家钰所说的拿下云梦山，只是为了激励官兵。一天过去，为新安以东的大部分部队争取到了撤退时间，任务已经完成。
　　他随即下令给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宗昉，允许吴团后撤。
　　吴团撤下来后，李宗昉让军需带着现款去慰问受伤官兵，并监发、登记造册，还再三叮嘱，如果发现有人克扣，一定要记下来，按军纪处分。
　　发放抚恤金时，有个军需官跑去向李宗昉报告，说钱快发光了。李宗昉听后大骂：“军部那么多钱，怎么发得完？又不是叫你们掏腰包，你们心痛什么？去，按规定金额发！”
　　云梦山一战，吴团战死四百人，受轻重伤的也有五百。有个连长断了一条腿，拄着根树枝走到李宗昉跟前，哭着对他说：“军长，我不要钱，我要打日本人。不要看我腿断了，我还可以打仗，死我都要死在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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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23）

　　李宗昉连忙安慰他：“好兄弟，不要紧，我们不会丢下你不管。后方设有卫生所和野战医院，你下去好好养伤。”
　　在确证云梦山难以攻克后，李家钰已与吴团分开，率总部越过新安，这时他突然得知孙蔚如集团军还在新安以东。
　　孙蔚如与李家钰曾同在中条山作战，一个是集团军司令，一个是副司令，李家钰于是又下令给彭什复团，命其占领阵地，掩护孙蔚如集团军安全通过。
　　战局继续恶化。
　　1944年5月13日，李家钰总部与第四十七军的电话联系忽然中通。第四十七军军部原在新安，说明日军可能已占领了那里。
　　李家钰不敢停留，急忙继续往西南后撤。
　　豫西局面十分糟糕。陈诚后来在主持总结河南会战的败因时，归纳了“四不和”，首项便是军政不和。
　　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河南军政当局是个完全失败的班子，他们平时互相攻讦，互不卖帐，甚至日军那边已经发动进攻，地方上还是置大局于不顾，不仅不能主动站起来协助军队作战，反而处处掣肘，成了军队崩溃的催化剂。
　　军政不和又影响到军民不和，这一情况就集中地反映在豫西。
　　豫西民风彪悍，有尚武好斗的传统，各个村寨皆人自为战，俨然是一座座小的独立王国。他们对中日两军不分亲疏，一律抗拒，尤其是中国军队在向豫西后退时，由于缺乏兵站补给，一些军队触犯军纪，更与当地百姓形成尖锐对立。
　　进入豫西山地之后，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还是货物辎重，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亦不放过，甚至发展到围击部队，枪杀官兵。
　　汤恩伯先被“洗劫”了一把，连电台都被地方民团抢去，经县长出面交涉，才予发还。接着又轮到地方集团军，李家钰先遣的部分行李也被抢夺一空，这大大加剧了撤退的困难。
　　1944年5月15日，第四十七军主力部队追赶上来，与总部会合，其中彭什复已经阵亡，吴长林团也伤痕累累，成为名符其实的残部。
　　天下着雨，部队淋成了落汤鸡。李家钰站在麦地旁，默默地收容部属。
　　他对官兵们说：“兄弟们，我们在云梦山打了一场硬仗，如果我们不打那一仗，恐怕一战区所有部队都得当日军的俘虏，所以吴团的牺牲，是有代价的。”
　　日军仍在身后紧追，李家钰命令主力部队占领阵地，就地掩护各友军后撤。他亲自留下来进行部署，包括阵地应建在何方，机炮如何架设，掩体怎样挖掘，都一一指点。
　　宝刀已钝，但李家钰仍不失大将风度，举手投足间，依稀可见当年临危不乱、沉着善战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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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24）

　　参谋长张仲雷率总部先行，走到一处叫菜园的地方，迎面一山挡路，山上人声枪声鼎沸，有很多人朝下面喊道：“到这边来干事吧，如果不愿意，那就把枪放下，我们放你们过去。”
　　换成古代，这番话的意思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欲从山前过，留下买路财。
　　遇到山贼了！
　　这其实是流蹿豫西的一股伪军，乘着第一战区溃退，跑出来招纳人马，收缴枪支，扩充自己的势力。
　　在幕僚长这个位置上，张仲雷远不及他的前任魏粤奎，一时间应变无策，惊惶不已。总部人员全都钻到一座壕沟内，只能坐以待毙。
　　有胆子大一些的，就让直属特务连先占领高地警戒，等待李家钰前来定夺。
　　山上伪军不知虚实，也不敢轻举妄动，两边就这么僵持着。
　　一个时辰后，李家钰完成部署，坐滑杆赶到。问明情况后，他面带微笑地说了一句：“这点小问题有什么不好解决的。”
　　特务连全部枪上刺刀，往山上扑去——你们不是要缴枪吗，我们连枪带刺刀一块奉送。
　　山贼，草寇耳，哪里禁得起这种场面，胡乱放了阵枪，便作了鸟兽散。
　　李家钰前后清道。除孙蔚如尚落在后面外，他和刘勘、胡伯翰等所率的各集团军，都涌入了一座名叫宅延的山村。
　　此时军队数量仍相当之多，把村子里各个角落挤得满满当当，有的部队插不进去，只好到村外田野露宿。
　　将领们聚在一起，开了个临时会议，均认为这么多部队挤在一路，争先恐后，一旦遇到敌军，哪怕是小股部队，都会进退无方，应该选一个人出来进行临时指挥。
　　与会者公推李家钰领衔。李家钰豪气顿生，承诺率军殿后，以免走时彼此发生混乱和拥挤。
　　各军与蒋鼎文已失去联系，走当然要继续走，但怎么走，往哪里走，都还是一头雾水。于是李家钰又领着众人一道确定撤退路径。
　　刘勘表态要率部去卢氏找蒋鼎文，愿意傍南行军，胡伯翰是所属集团军的副司令，总司令为高树勋，他要去找高树勋。
　　高树勋集团军除了河北民军外，只有胡伯翰一个军，因此胡伯翰说：“别人的总司令都是抬着走，我家的总司令得背着走，他只有这么一点资本呀！要是我不早点回去，他睡觉都不安神，会疑心我要拖走他的队伍呢。”
　　高树勋的集团军总部在北边，于是胡伯翰选了傍北走。
　　一南一北选完，中间的路留给了李家钰。有了这样的分工，第二天撤退顺畅许多，三军分道扬镳，各奔其所。
　　在豫西山地，沿途村民坚壁清野，有钱也买不到一粒米，又逢天雨泥泞，川军官兵食不裹腹，跌倒摔跤的不少，人和枪炮均满身泥糊，艰苦之状，难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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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25）

　　自出川抗战以来，李家钰曾多次遭逢挫败，然而以这次最为狼狈。他在与官兵谈话时忍不住痛哭流涕：“我李家钰一生身经百战，未有丢盔弃甲之惨状，今后有何面目见蜀中父老？”
　　尽管人困马乏，川军仍坚忍行军，沿途无一落后者。宅延分手后的第四天，有人给李家钰送来一份情报，情报的提供者是高树勋。
　　据高树勋说，日军一部已在陕县渡河。
　　陕县就在李家钰的前方，李家钰接信后没有犹豫，仍下令按照既定路线前行。
　　1944年5月20日，李家钰到达沟南村。沟南是一座真正的山村，民居并非平地建起，全是依山坡筑成的三四层窑洞，可是川军却有一种归家的感觉。
　　李家钰曾在陕县担任河防，民意基础不错，连沟南村都有与李家钰熟识的村民，征购粮食要比其它地方容易得多，这也是李家钰虽然接到情报，但并没有马上对路线进行更改的主要原因。
　　当然疑虑还是有，高树勋就在陕县附近，李家钰已派参谋前去联络，以进一步打探消息。
　　在李家钰离开沟南时，参谋快马返回。高树勋通过参谋告诉李家钰，日军不仅在陕县渡河，而且已由百余人增加到千余人，刻下正在与他激战。
　　要说日军渡河，李家钰可能会信，敌情突然严重到这种程度，李家钰不信。特别是宅延会议时，胡伯翰那番得要背着高树勋走路的话，让李家钰都怀疑高树勋是否有那个能力和胆气，敢跟千余日军激战。
　　李家钰对部下说：“高健候（高树勋的字）这封信恐怕不准确，因为敌人绝不可能如此迅速。我看，他们这样说，是为将来好报功。”
　　李家钰传令下去，连日行军，官兵疲劳至极，要好好休息整顿，“连着吃两顿饱饭再走！”
　　不幸的是，高树勋并没有说谎。他激战不是要去报功，而是渡河日军太多，追得太急，不战一下的话，根本脱身不得。
　　李家钰的轻敌，让他和川军陷入了一个更大困境。
　　1944年5月21日，李家钰得到最新情报，高树勋败退，日军距他的驻营地仅有十里之遥。
　　李家钰猛醒过来，决定提前开拔，其行军序列为抬轿式，即作战部队前后护驾，李家钰率总部居中。
　　日军从北而来，自然要往南撤，但行不多远，日军射来数发炮弹，正打在南行的路上。李家钰一看，又临时改变路线，将向南改为向西。
　　参谋长张仲雷觉得不妥，追问为什么不继续往南走，李家钰回道：“没得路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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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26）

　　修改路径没有问题，问题是修改之后，既未立即飞告前卫部队，也没有派出新的前卫搜索前进，“轿子”直挺挺地就往西面去了，所有机关人员、军官家属、大小行李都在里面，一路浩浩荡荡，而直接担任护卫的仅一个直属特务连。
　　事后李家钰的一些部下幕僚感到疑惑不解，不明白这位拥有数十年征战经验的大将，怎么会走出如此昏着。
　　心里一乱，动作必然走样，也许只有用命中注定来解释了。
　　越过一座山坡，参谋长回头南望，发现南面山头上有一支部队，队形密集，且全部穿着草黄色军装。
　　他扭转头问李家钰：“怎么，这山头上有密集部队？”
　　李家钰随口回答：“是蕴长的队伍。”
　　蕴长是李家钰的弟弟李家英的字，也就是先发的前卫部队指挥官。参谋长颇为不解：“蕴长在行军，为什么队形如此密集？恐怕不对吧。”
　　他向卫士要来望远镜，说：“总司令，我们看看再走。”
　　李家钰很不耐烦，气冲冲地说：“不要看，不要看，凭命！”
　　幕僚长不得力，让事事不顺的李家钰时有孤掌难鸣之感，尤其当他想起魏粤奎的时候，对张仲雷更是有些没好气：你的胆子也太小了，一伙山贼都可以让你哆嗦，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上一上刺刀便可以把他们全吓跑。
　　然而李家钰错了。日军不是伪军山贼那样的乌合之众，这时候，谨慎一点绝没有错。
　　对面山头上的，并不是李家英部，而是高钟勋的集团军，他们在山顶上占领了阵地，准备等日军追上来时，好好地揍它一顿再走。如果李家钰能主动上去联系一下，就能从中得到掩护。可惜他不听张仲雷的规劝，一头撞进了罗网。
　　走了一会，远离了高钟勋部队，总部背后突然响起枪声，不过这显然是追敌，有主力部队殿后，李家钰并不担心，只是紧接着前面也响起了浓密的机枪声，表明一前一后都出现了敌情。
　　总部前面连一个兵都没有，气氛骤然变得紧张。
　　李家钰立即从警卫连调出一个尖兵班，并且告诉他们，遇到日军不要使用手枪，因为一般野战部队很少配备大量手枪，这样会暴露目标，让日军发现这是集团军总部。
　　李家钰不知道的是，日军早就盯上了他，不过跟手枪没有关系。
　　日军情报周详，掌握中方高级指挥官的很多特征。李家钰个子矮小，身着黄呢将军服，脚蹬长统马靴，又坐着滑杆，想不暴露都很难，哪里用得着开手枪。
　　李家钰自己蒙在鼓里，不知化妆，包括张仲雷这些随行人员在内，也不进行提醒，真是大家都在死神面前“凭命”了。
　　又走了一段路，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众人放下心来。于是找了个老者做向导，着手攀爬秦家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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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27）

　　李家钰已从特务连增添了一个尖兵排上来，并由总部的一位上校参谋担任尖兵排长。按照尖兵部队的一般规则，尖兵班应在尖兵排之前，并且分开搜索前进，但这位上校参谋缺乏相关经验，只凭个人勇敢，拿着地图，带着尖兵们一路往前，竟忽略了必要的搜索环节。
　　上坡时，山腰上有几个当地老乡在喊：“你们是哪支部队的？你们来不得，上面已经有敌人了。”
　　李家钰一行并不在意，仍一股劲地往上爬，队伍中甚至还有人说这是老百姓怕军队要粮食，所以拿敌人来吓唬我们。
　　总部爬上一座山坪，即发现右面麦地里有人在移动，且听到有枪声，而这时尖兵已经通过。张仲雷吩咐随行的一名谍报兵，让他侦察一下，看移动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是老百姓，还是日本人。
　　谍报兵跑去一看，全是戴钢盔的日本兵，服装整齐，且做着很好的伪装，每个人头上都插着麦子，看到他出现后，嘴里“啊啊”地乱叫，向他招手。
　　谍报兵不看则可，一看大吃一惊，急忙跑回来报告。
　　李家钰知道大事不好，从滑竿上跳下后，一面指挥少数武装人员分两路抢占阵地进行掩护，一面示意大家下山，自己也甩步疾走。李家钰走路很快，张仲雷落在后面，卫士催促他快点走，张仲雷急了：“都已经看见钢盔了，还跑得脱么？你们走得快，就快些走，不要等我！”
　　没走多远，歪把子机枪的声音就响了起来。此前，日军早就在秦家坡设下埋伏，之所以把尖兵排放过，是为了捕捉后面的大鱼。
　　总部是一支毫无战斗力的杂乱队伍，以无任何实战经验的机关和勤杂人员为主，而且多数徒手，遭到伏击后，立刻惊恐万状，各自向后奔逃。秦家坡上，子弹如雨，炮弹、手榴弹的声音撕心裂肺，响彻山谷，山下道路也被日军机枪所封锁，逃生已无路，人们纷纷倒毙在血泊之中。
　　李家钰的目标无疑最为显著。日军伏兵里面有专打指挥官的殂击手，一枪便击中李家钰的肩膀。李家钰忍痛坐在地上，掏出钢笔和日记本，准备写下一纸命令，让后卫部队跑步赶上迎敌，但殂击手紧接着又发一枪，正中李家钰的头部，李家钰唉呀一声倒在地上。
　　李家钰阵亡之后，总部武装人员才得以抢占阵地，但他们没有重武器，随身仅扛了一架俄式机枪。又因枪弹不在一处，这架机枪还无法发射，只有靠几把步枪勉强还击，加上高地裸露，很快便伤亡一尽。最后除去被俘者，整个总部遭到全歼，上至集团军总司令，下至士兵，仅生还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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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28）

　　在总部之后的第四十七军特务营同样踏进了伏击圈。参加伏击的日军很多穿着便衣，营长以为是与河北民军发生了误会，还用棍子挑起雨衣，向日军喊话，说不要弄错了。
　　话音刚落，一排机枪子弹扫过来，他被当场打断双腿，及时滚下高地后才得以幸免。
　　李宗昉督军后行，此时也已经上山，前面浓密的枪炮声起初让他不知所以，一旦弄清状况，赶紧组织反击，但是攻不过去，在山上又无法立足，只得退下来，先站住一道山梁再说。
　　那是一个死角地带，可以固守。李宗昉再次率部向秦家坡冲击，日军居高临下，早就以机枪组成火力交叉网，把道路给完全封锁住了，即便使用人海战术也无法奏效。
　　李宗昉听幸存者说，李家钰已经受伤倒地，更加着急。在多次反击失败的情况下，悬重赏组织了一个五人敢死队。
　　入夜之后，敢死队以夜色为掩护，爬上秦家坡，把尸体抬了回来。
　　检验尸体，李家钰不仅肩部和头部中枪，其他地方也布满枪眼，连左脚掌上都有七个机枪弹孔，说明李家钰被打倒后，还遭到了机枪的疯狂连射。
　　撤离战场后，李宗昉宣布了李家钰战亡的消息。得知这一噩耗，第四十七军官兵无不痛哭失声，尤其是那些从四川内战起，就追随李家钰一路南征北战的老兵，更是哭得死去活来。
　　李家钰是中方在河南会战中战死的最高级别将领，这一战日军由豫中攻到豫西，如入无人之境，日军的长驱直入和河南各军的大溃退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照。战后，蒋鼎文被撤职，汤恩伯亦受撤职留任的处分。
　　河南会战只是豫湘桂战役的第一阶段，更大规模的攻击还在后面，而且重点就在长沙至衡阳一线，包括薛岳的参谋长赵子立在内的一些人已经看出端倪，唯有薛岳本人不当回事。
　　从第九战区以往的经验来看，眼下确实不是一个打大仗的季节。
　　三次长沙会战，全是在秋冬之交。这是因为那时候稻子已经收割，水田干涸，湘北平原成了一望无际的荒野，没有隐蔽，毫无遮挡，更适合于步骑兵大踏步开进。
　　时值五月，水稻刚刚插过秧，幼苗尚未扎根。若从稻田通过，行军之难可想而知，所以说就算是打仗，也得隔开好几个月才会展开。总而言之，从通常的规律来看，这绝对不是日军发动攻势的最佳时段。
　　早在浙赣会战时，刘新甫推断日军不会在初夏时节进攻长沙，这是依据之一。当时薛岳倒是以为会爆发第四次长沙会战，为此还做了准备，结果是虚惊一场。
　　狼来了的故事听久了，一定会让人神经麻痹，何况这个故事已经重复了两年，听者差不多连耳朵都生出了老茧。
　　狼的身影仍在不断出现，杨森很快也搜集到情报，证实武汉第十一军确实在有所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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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29）

　　在湘鄂边境的蒲圻车站，谍报人员发现，日军正大量集中，铁路两旁，军火粮草堆积如山，同时第二十军侦察到，日军新近在前线增设了许多小型电台。
　　杨森把杨汉域及其他幕僚召集一处，经过研判，都认为日军无事不登三宝殿，有进犯长沙的模样，因此不断将相关情报送往战区长官部。
　　杨汉域因公到长沙，又受托专门向薛岳面陈。薛岳不能像对待自己的参谋长那样随便打发，便给杨汉域作了一番分析。
　　除了现在正是雨季，湖南的稻田、堰塘都蓄满了水，地形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外，薛岳的另一个依据是，自从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军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需同时用兵，兵力必然分散，而海空军力量又十分薄弱，无力南侵。
　　事实上，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依据。薛岳对日本人鱼死网破的决心还是雾里看花。他不知道，为了发起一号作战，日本动员兵力达到五十一万，在日本陆军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史无前例。日俄战争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奉天会战，那一战日军也是倾其所有，但与一号作战相比，兵员数量上仍是望尘莫及。
　　杨汉域前脚刚走，王陵基又派人送来情报，这次更为详尽具体。
　　第三十四师有一个骆湘浦团，负责守备赣鄂交界，与鄂南的日军相对峙。团长骆湘浦经常派员深入敌后，侦察敌情，他也侦知了鄂南日军征集民夫、运屯粮弹的情况。
　　为进一步摸清真相，骆湘浦特地派谍报员乔装小贩，揣着他的亲笔信潜赴武昌，密访伪武昌县长刘立藩。
　　骆、刘同为日本士官生，骆是学长。王陵基在组建第三十集团军时，骆湘浦是总部军官大队大队长，刘立藩则是总部侍从副官，两人混得很熟。后来一块参加武汉会战，刘立藩请假到武汉去探亲，但直到武汉沦陷仍未销假，实际上已误入歧途。
　　谍报员见到刘立藩后，递上骆湘浦的亲笔信，骆湘浦在信中以朋友的身份规劝他：德意日败局已定，为个人前途着想，应该立功补过，犹未为晚。
　　刘立藩读信后，很受触动，当即感谢骆湘浦的忠告，并在复信中附上一张武汉地图，上面详细标明了日伪机关、军营、仓库、飞机场所在地，以便中国军队派飞机轰炸，或派游击队袭击。
　　刘立藩证实，日军在武汉大量征集民工，近期南犯之势已成。除此之外，他还提供了一个有关日军南犯时将进行战术调整的重要线索。
　　这些情况与后来发生的事实完全吻合。抗战胜利后，刘立藩被武昌法院拘捕，本应以汉奸罪处以重刑，由于王陵基及时去函证明他有立功表现，遂减为三年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