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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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30）

　　王陵基第一时间便将刘立藩获得的情报上报，可惜的是，同样未能引起薛岳的重视。
　　薛岳不作为，但是挡不住前线关于日军要进犯的情报一天天增多，风声也越来越紧，杨森发现，第十一军中竟然出现了关东军的番号，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说明日军此次调集兵力之多，也间接显示了未来战役的规模，而此时第二十军在力量上却有所削弱。
　　自从第二十军担负防守新墙河的责任之后，便有了防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的困扰。此前，第九战区曾拨来一个暂编师，但这支暂编师系游击队编成，不光武器陈旧，兵员不足，纪律也很松驰。士兵又全都是平江人，平时携枪回家，发饷时才返回军营领饷。师长更好，索性住在长沙办事处打牌吃喝，平时经常不在部队，所以根本谈不上训练，战斗力极差。
　　有这样的部队在身边，不仅起不到作用，还可能拖后腿。军长杨汉域报请长官部更换，薛岳将暂编师调长沙附近整训，代之以新编第20师。
　　事有不凑巧，军委会的新规定接踵而至——凡三个师的军须抽调一个师回川接收新兵，第二十军正在此列。
　　说是抽一个师，当然不用全师都去，只需军官和少数士兵即可，其余兵员可用以补充另外两个师。杨森为了团结新20师，便暂时撤去第134师编制，将留下的兵员缩编为两个团，分别补充新20师和由军部直接掌握。
　　这样在编制上，第二十军仅剩下两个师外加一个辎重兵团，杨森将原本派到敌后打游击的部队也临时撤回，以加强防御。
　　将官方面，同样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地震。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夏炯又去找了薛岳，而薛岳的处事方法也未有半点改进，事先不与杨森商量，就给蒋介石发去电报，保夏炯升任第二十军军长，原军长杨汉域则调升到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任副总司令。
　　杨森听到风声后，急电让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到军政部进行查询，果然确有其事，委任状刚刚才办好，只是尚未发出。
　　作为第二十军的“家长”，杨森当然不容许有人破坏“家规”，搅乱秩序，于是赶紧和军政部长何应钦商量，将委任状予以搁置不予发表。
　　这件事过后不久，第二十军内部发生了一件事：夏炯私自派工兵连长将泊罗江上的粤汉铁路桥梁撤除，卖给了桂林厂商。
　　杨森正为夏炯两次玩阴招，谋夺军职而窝火，当下查处后上报蒋介石，请予撤职。
　　夏炯是薛岳未来用以更好地控制第二十军的重要人选，将夏炯打入冷宫，等于是间接地扇了薛岳一巴掌，也由此加深了薛岳和杨森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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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31）

　　1944年5月27日，横山勇指挥第十一军汹涌南下。
　　选择这一天出击，日军志在必夺。往前倒溯三十多年，1905年的5月27日，东乡平八郎麾下的日本海军击败了俄国舰队，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一举奠定胜局，以此开启了日本国运。在日本人的皇历中，它绝对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
　　三次会战，都是选的秋冬之际，然而三次都收效甚微，这使横山勇总结出，秋冬无所谓，也不是一上来就非得坦克大炮加骑兵不可，足够数量的步兵师团同样能达到目的，关键是要对症下药。
　　症结就是杨森第二十军。
　　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每次进攻长沙，第二十军总是能给予日军相当大的打击，尤其是后两次会战，日军吃的苦头最多，这次要想取胜，必须先除去这块绊脚石。
　　日军渡过新墙河后，第二十军即以不变应万变，利用既有据点和阵地进行抵抗，逐次对其进行杀伤、消耗和迟滞。
　　与河南会战时的军民不和不同，在地方政府的安排下，湘北民众进行了很彻底的坚壁清野，他们挖毁公路，破坏桥梁，埋藏粮食，然后离村疏散。
　　参与作战的日军部队中，第3、第40师团都经历过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搜遍村村寨寨，只能找出两只甘薯聊以充饥的惨状，眼前的景象，犹如当年一幕的重演。
　　日军在湘北感受到了浓烈的抗日气氛，历次会战中的尴尬正扑面而来。
　　不过横山勇对此早有预料，而且已备下了“药方”，这就是刘立藩曾经提供的那最后一条重要线索。
　　第十一军拥有多达8个师团的庞大兵力，可谓要罗刹有罗刹，要妖精有妖精，这使横山勇的排兵布阵变得游刃有余。
　　与历次会战中的孤军深入，径直往长沙推进不同，此次横山勇采取了广阔正面进攻的战术，他将众多二线师团部署于中央，实施纵深推进，战斗力最强的两个骨干师团，第3、第13师团则被部署在外侧。
　　他摆出的新阵势自有其独到之处：二线师团形成纵深后，立即进行钳形交叉攻势，即对每一个地区，都穿梭般地来回攻袭，尽力缩小第二十军的活动范围和空间。
　　薛岳既不相信第四次长沙会战会爆发，当然也就不会去认真对待和研究这条宝贵的线索，然而它正是横山勇用来打垮薛岳和杨森的一大法宝。
　　新20师据守新墙河第一线，这毕竟是一支新老混杂的部队，在日军强大兵力的攻击下，率先支持不住，节节溃退，只得由第133师对之进行临时收容，两师合二为一。
　　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起初还没有敌情估计到如此严重，只感到仗越来越打，其灵活快捷的特点也受到很大限制，当下决定采用压轴的最后一招：往平江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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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32）

　　尚未来得及抽身调头，日军突然迂回到师部所在的关王桥附近。幸亏担任警戒的搜索连及时发现后迎头痛击，这才使得指挥系统没被端掉。
　　第二十军沿着撤退路线，分别占领要点，阻击后再逐步后撤，因此撤得有条不紊。不过当接近 平江时，还是被吓了一大跳。
　　这里的日本兵同样到处都是，并不比新墙河以南的主阵场少，军部直属的辎重兵团正被一股日军缠住，脱身不得。
　　第二十军抢先以主力占据附近高山，将这股日军压迫在山谷内进行攻击，激战至晚，终于成功将辎重兵团解救出来，并抓住了几名日军探子。
　　对探子的审讯结果，让众人不寒而栗——第二十军已经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
　　横山勇显然认真研究过第二十军的作战特点。他发现第二十军的活动规律是，会先守新墙河，再守关王桥，最后退至平江，并随时保持侧击姿态。
　　他之所以要将骨干师团列于外侧，就是要压制第二十军的侧击，使之在平江无法立足，同时趁势进行包围。
　　在第二十军身后，是从新墙河追来的第68师团，前面，是从平江东面抄来的第3师团，两个师团一东一西拉网，南面的汩罗江北岸还停留着一个师团，专门负责从南向北兜底。
　　如果不是东西之间隔着数十里的山地，如果不是第二十军撤退中的队列始终保持不乱，这个网早已可以将其完全罩住。
　　根据探子的交代，日军正在前往长寿街的方向抢修公路，以加固包围圈，说明那里仍有隙可钻。
　　经过商议，第二十军决定分成三个纵队，从傍晚开始突围。当越过公路时，恰与日军车队遭遇，第二十军便捎带着拿它当了下酒菜，共烧毁敌汽车三辆，缴获了许多战利品。
　　日军增援部队闻讯赶到，随即发起攻击，结果虽然大部队越过了公路，但第133师搜索连和野战医院被截在了后面。
　　第二十军各部向来都具有极顽强的求生能力，到了第二天晚上，在搜索连的掩护下，野战医院的伤病员们也得以转危为安。
　　可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跳出的只是第一层包围。
　　在平江以东，还有第13师团，其攻击目的地为长寿街，这相当于构成第二层包围圈。
　　一旦长寿街被日军完全控制，就意味着幕阜山区的大门将向第二十军提前关闭，全军被包围后只有覆灭一途。
　　在第二十军陷于第一层包围的同时，第13师团已按联队分成左中右三路，向长寿街齐头并进。
　　危急时刻，王陵基挺身而出，倾全力对日军进行侧击。他的第一反应倒不是为了接应第二十军，而是阻止日军南下，减除对长沙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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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33）

　　在王陵基的指挥下，所属新十三、新十五师在长寿街一带层层抵抗，加上天降大雨，使得第13师团的中路联队落到了其它两路的后面，进攻序列再也无法维持平行状态。
　　第13师团长见状，把中路联队长一顿好骂。这哥们被骂急了，鼓起余勇，拼着命往前冲。
　　转眼杀到南楼岭，按照日本人的一般作战程序，先要进行侦察，再实施攻击，但因为着急赶路，联队长连这个也免了，第一时间便命令山炮兵进行轰击：叫挡着我，这回非得让你们五步之内没有芳草，十步之内立马消停不行。
　　山炮打得欢畅，山头上的“中国兵”被炸死炸伤不少。最后冲上去一看，傻眼了，全是自己人。
　　原来左路联军进展较快，在与新十五师激战后，已提前占领了南楼岭，可还没顾得上庆祝，便被中路联队轰了个稀里哗啦。
　　第13师团未能提前控制住长寿街，给第二十军带来了生机，但他们显然也无法再停留在长寿街，只能继续撤往东面山区。这时他们才知道，总部和军部都曾遭第3师团围攻，平江已经失陷。
　　在前两次长沙会战中，第二十军都是消耗日军后再转移到平江以东，然后借机进行侧击，这成为薛岳在三次会战中的定海神针，现在的情况完全改变。
　　换句话说，横山勇消灭第二十军的计划虽然落空，然而他还是最大程度地解除了后防上的障碍和威胁，可以心无旁骛地进攻长沙了。
　　即便日军大兵压境，薛岳还固执地要复制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的那个“天炉战法”，一成不变地在长沙外围与日军进行决战。
　　参谋长赵子立婉言相劝，认为日军自第三次长沙会战吃了亏后，必然要思考对策，若再在长沙用“死架子”打人，将难以取胜。
　　赵子立建议，应且战且退，让日军往长沙以南再深入一段，将其战线拉长。这是一个拉橡皮带的原理：拉得越长，带子必然越薄弱，超过极限，就要绷折。与此同时，守军可以争取到更为宽裕的时间和兵力，到时战必有成。
　　薛岳根本听不进去。
　　不仅幕僚长有不同意见，薛岳的上司白崇禧也主张放弃长沙，固守衡阳，在湘桂或广西境内与日军决战。
　　薛岳不仅不听，还发了火。
　　在日军将帅中，虽然因个人性格和各自思考角度不同，决策中也时有争吵，可主要还是就战言战，中国国情不一样，于是这种争论往往都会超越军事的范畴，回到最让人头疼的派系内争上去。
　　白崇禧属于桂系，薛岳属于粤系，而且两人素不相能，薛岳也从不把白崇禧这个上司当上司。
　　白崇禧给薛岳打电话，薛岳怒容满面，放下电话嘴里还骂骂咧咧；“丢他妈！我就不去给广西看大门，不在湖南打，把部队都拉到广西——他家里去，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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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34）

　　第四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赵子立去谒见白崇禧，白崇禧不等赵子立说完，就用手一敲桌子插言说：“当时我就很反对在长沙决战，荒谬，荒谬！你知道，薛伯龄（薛岳的字）是不听我的话，委员长当时也没个一定的主意。”
　　都说蒋介石喜欢插手前线军务，但前线打好了，他也犯不着老去指手划脚，尤其是对薛岳这样经验极其丰富，个性又极强的大将。事实上，四次长沙会战，蒋介石都全权交给薛岳指挥，除了要兵给兵，要将给将外，基本未有太多干涉。
　　对战将的使用，很多时候只有事后才知道对不对，“小诸葛”白崇禧言之凿凿，可是抗战中经他手指挥而能大获全胜的战例，实在是太少了，你说老蒋究竟是该信白崇禧还是信薛岳？
　　赵子立不过是薛岳帐中一幕僚，他让王缵绪给蒋介石带话，说“薛岳要误事”的报告，当然更不可能起到太大作用。
　　1944年6月上旬，除第二十军被隔断于山区，一时无法南返外，王陵基等部都已应召云集于长沙周围，薛岳仍旧要用“死架子”打人，以力保长沙。
　　薛岳不知变化，横山勇却已经上上下下将对手研究个透。
　　从战略意义上，第九战区可以被一切三段，为前进阵地、主阵地和核心阵地，横山勇将它们分别比喻成“厚皮地带”、“果肉地带”和“核心地带”。
　　在三段阵地上，薛岳安排的兵力呈梯形状上升，即由弱到强，横山勇由此也拟定出不同的战术。
　　“厚皮地带”的范围从汩罗江北岸到浏阳河一线。薛岳调动的兵力较少，主力为王缵绪的公子王泽浚所领衔的第四十四军。
　　在这一地带，横山勇使用的战术是局部歼灭战，你弱我就一点点把你吃掉。
　　打歼灭战，横山勇的前提是对方会死守到底，孰不知王泽浚哪里会死守到底，老爸就留下这么一点产业，一下子挥霍掉，那不是败家子么？
　　王泽浚守不住就走，各要点先后为敌所破，日军如愿攻陷浏阳。
　　到了“果肉地带”，渌江以北的萍乡。
　　薛岳的防守兵力逐渐增多，在阵地构筑、指挥体系、后勤供应等方面也趋向于完备，也就是说盾牌骤然加厚，其中参与守卫萍乡的，是第三十集团军所属第三十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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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35）

　　第三十四师如今已成为王陵基麾下的绝对主力。军委会曾组织过一次全国陆军总校阅，校阅组在讲评中，对第三十四师给予很高评价，特将其由乙种师升为了甲种师。
　　编制升级，待遇也跟着水涨船高。第三十四师不仅增加兵员，还换发部分武器，装备了美制报话机，师增加了特种部队，包括迫击炮营、战防炮连、防毒连等。
　　对第三十集团军而言，这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从师到军再到整个集团军，都大受鼓舞，求战的热情非常之高。
　　1944年6月10日，第三十四师奉命向萍乡开拔，以阻击日军。作为前卫的骆湘浦团率先赶到萍乡县城附近，日军也正好拍马赶到，尖兵连与之遭遇后，双方立即交火。
　　团长骆湘浦登上高地观察，发现交火区域地形不佳，没有争夺的价值，便决定以尖兵连为掩护，在大道两侧的南北高地建立阵地。
　　大部队刚刚展开，日军即动用山炮对高地进行射击，山炮射程一度延伸到了团指挥所。随着炮弹纷纷落下，骆湘浦身边的副官当场被炸到血肉横飞。
　　骆湘浦判断这是日军发起全线进攻的先兆，果然前线的枪炮声十分激烈。一个小时后，守军顶住了敌人进攻。
　　能顶住就是好样的。第三十四师师部进驻萍乡，将另一个团推往前线，在骆湘浦团右侧占据高地，计划转守为攻。
　　三军士气高昂，身在一线的骆湘浦也摩拳擦掌，但是战局突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反转。
　　你盾坚了，对手的矛也会利。横山勇在主阵地使用的是大兵团急袭战术，来势既猛又快。薛岳将滇军第五十八军拨归王陵基指挥，资在助其一臂之力，不料第五十八军战斗不利后害怕被歼，急急向后撤退，日军乘隙而入，让第三十四师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
　　第三十四师毫无防备，一时秩序大乱，师部在退出萍乡城时，都没顾得上给前线的骆湘浦下达指示。
　　在前后受敌的困境下，骆湘浦自行率部突围，追上师部后，又奉命担任后卫。
　　日军紧随而至，骆湘浦选择了一处叫梨树坳的山头作为防御阵地。
　　梨树坳山不高，坳口两侧荆棘丛生，这样的地形，敌我双方均难以发挥火力，相对而言，对川军还更有利一些。
　　骆湘浦指挥重机枪连对准坳口正面，两侧荆棘区则埋伏了密集的步兵，他预计日军为避免伤亡，一定会想办法穿越荆棘。
　　喝酒不吃菜，个人有所爱。川军擅长的是攀藤过溪以及在山上躲猫猫，日军则是劈刺术厉害，若是空旷地带后玩拼刺，几个人往往都拼不过他一个，因此骆湘浦要求绝不能让日军顺利穿过荆棘。
　　不出所料，日军从正面进不来，真的派出一股兵来钻荆棘了。
　　荆棘有刺，只能伏在地上爬行，川军乘机冲入，以多打少，把这股敌兵刺得七零八落，狼狈而逃。
　　梨树坳是个小型阻击战，第三十四师所取得的有形成果并不大，但败逃之中还能回头一击，也让王陵基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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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36）

　　前进阵地、主阵地先后失守，等于长沙周围的两座大门已经洞开，薛岳看出大势不好，为此惶恐不已，坐卧不宁，然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薛岳依岳麓山建立炮兵阵地，对日军进行迎头炮击，成为会战的一大致胜因素。
　　横山勇此次吸取教训，在正面攻击的同时，专门动用一个师团，渡过湘江，迂回到岳麓山之后，向岳麓山发起猛攻。
　　薛岳计不及此，完全没提防到日军会从背后偷袭，山上的防守兵力配备不足，岳麓山也很快失陷。
　　长沙城与岳麓山仅一水之隔，日军占领岳麓山后，对长沙形成瞰制之势，长沙再难固守。
　　1944年6月18日，长沙失守，从第九战区到中国统帅部皆大为震憾。
　　蒋介石打算放弃粤汉路，移重兵于湘西，并调薛岳至湘西指挥，以守住湘桂路，确保重庆的安全。
　　薛岳接到电报后没有动弹，说：“我不去给重庆守大门。”
　　薛岳身为粤系军人，自有他的一套算盘，他要屯重兵于湘南，以便不让日军打通粤汉路，威胁到粤系军人的团体利益。
　　蒋介石拗不过薛岳，只得同意他移兵湘南。
　　现在进入了横山勇划分的第三段，即“核心地带”，其目标主要是衡阳。
　　横山勇预料对手将以重兵坚守衡阳，因此计划以主力发动奇袭，薛岳则急忙调兵部署于衡阳以东，以掩护衡阳之侧背。
　　王泽浚第四十四军奉调茶陵，接到薛岳的命令，他起初回电说，力量不够，不如坚守待命。
　　薛岳勒令必须南下，王泽浚只好率部开拔。其实他的力量还是够的，虽然在长沙外围战中略有伤亡，但新近收容了一支从长沙溃出的贵州部队，共有一千多人，补充到各团之后，兵员很足。
　　在前往茶陵的途中，王泽浚得知杨汉域率第二十军也正开赴同一目的地，而且双方将在一条道路上汇合行进。
　　四川内战时期，王缵绪是杨森的部下，后在统一之战中反叛了杨森。父辈的恩怨对王泽浚的心理颇有影响，他不太愿意与杨森的部队为伍，唯恐遭其暗算。
　　王泽浚便以两军同行，会发生拥挤，乃至被敌机轰炸为由，避道而行。这样一来，便落在了后面，薛岳随之取消原令，让他们抢占茶陵以北的攸县。
　　王泽浚采用的是惯常行军方式，这里要防备，那里要警戒，瞻前顾后，层层推进。他不知道，横山勇在“核心地带”采取的是奇袭战术，一上来就对衡阳外围的各外围据点展开拼命争夺，兵贵神速，哪容得你这么磨蹭来磨蹭去。
　　第四十四军不仅没能抢占攸县，其军部还被日军围困在茶陵与攸县之间的丘陵地带，幸而那里地形复杂，日军运动不便，未敢大胆进攻，加上主力部队紧急救援，王泽浚方得以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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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37）

　　王泽浚回过神来后，日军已经占据攸县县城，再也攻不下来，只得请准薛岳，将部队撤到茶陵以东进行整顿。
　　平江失陷后，杨森的总部和杨汉域的军部都到了湘南，但它们又不在一处。第134师编制撤销时，有一个团划归军部直属，所以军部也具有一定战斗力，一度在醴陵与日军进行激战。
　　不久，杨汉域与被阻隔于幕阜山区的第二十军主力取得联系，第二十军沿军部指定的路线南下，归还建制。
　　杨森所在的总部丢失了无线电台，无法与薛岳取得联系，同时在后期，两人的私人关系也出现了诸多微妙之处，所以薛岳便不再过问杨森的下落，而直接将第二十军划归同为粤系军人的欧震指挥。
　　“老帮主”杨森不知死活，统领换成了欧震，从杨汉域到普通士兵，都明白自己所处环境不佳，非拼命硬干不足以图生存，当王泽浚还在犹豫，不知选哪条路走好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茶陵。
　　杨汉域指挥经验丰富，他下令陈德邵团先行。陈德邵一面派尖兵搜索前进，一面致信当地专员，请其预先提供百艘木船供部队渡过茶陵河，过河后还要沿路准备菜饭，粮钱照付。
　　陈德邵团轻装行军，路上又有现成的交通工具和饭食供应，于是得以按时到达茶陵，并沿公路布防于城西的黄沙铺。第二天，杨汉域率第二十军主力陆续赶到。
　　即便这样，还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新20师一直是第二十军的短板，他们负责守备城北，布防未完，日军便在茶陵河北岸进行炮轰，致使其后卫部队未来得及破坏浮桥，日军步兵趁势过河。
　　为它生，为它死，不过就是想进入茶陵城，杨汉域懂得对手的心思，所以也没怎么上前为难，很快就将日军让进了城。
　　进了城，比在空旷地带上好打多了。官兵们在街头巷尾穿梭来去，瞅准空子就从日军背后冒出来狠捞一把。
　　这是城里的游击战术，用不着死守任何固定位置和地点，杨汉域只需牢牢守住一个地方足矣，那就是城内的军火仓库。有了军火仓库，第二十军打起来极有底气，手榴弹和子弹一完，回头跑几步去拿一下就行了。
　　双方逐街逐巷展开争夺战，枪炮声和手榴弹的声音昼夜不绝于耳，入城的日军进去一批消失一批。
　　日军还没意识到中了杨汉域的诱兵之计，见久攻茶陵不下，又派一部绕到黄沙铺，企图从西面包围茶陵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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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38）

　　黄沙铺是高地，杨汉域巴不得这帮人去呢。陈德邵团早已奉命等候多时，当即集中迫击炮猛轰，同时施以迂回攻击战术。
　　连战两日，日军受创溃逃。
　　迎客时热情，送客时也应该一样隆重，这才是真正的待客之道。陈德邵随后猛追，趁日军渡河撤退之际，集中火力“下饺子”，被当场打死、淹死的日本兵达到两百多人。
　　城西得胜之时，城东战斗又燃战火。杨汉域见陈德邵那边已腾出空当，便调他率两营驰援城东。
　　日军正在城东构筑工事，陈德邵所带的迫击炮再显神威，日军骤遭炮击，立时逃散。
　　陈德邵要与杨汉域的军部建立电话联系，可是电线不够，便悬赏通信兵去找电线。通信兵在城内一通乱找，意外地在一座仓库里发现了大批有刺铁丝和迫击炮弹。
　　陈德邵喜出望外，将铁丝和迫击炮弹全部搬到城东阵地。铁丝网一拦，炮弹又尽够着用，日军再次反扑时，川军打得游刃有余。
　　陈德邵越战越勇，茶陵内外，俨然已没什么他摆不平的了。
　　欧震在茶陵河岸边设了一个警卫营，因挡不住日军的进攻，欧震就直接抽调陈德邵团前去救援。
　　陈德邵如法施行，把全团的迫击炮都移过去，仍然是炮击加迂回的一套，打得日军犹如是小怪兽见到了奥特曼，扭头就跑。
　　杨汉域在茶陵的各个区域推广“陈德邵经验”，所有防御阵地都构筑了铁丝网，后面放上迫击炮，加之连战连捷，士气高涨，日军一筹莫展，不得不弃城而去。
　　在增援衡阳的各军中，第二十军是极少数能够抢占城池还能守住的部队，这也使得日军始终没能够从外线对衡阳形成完全合围。
　　第四次长沙会战和衡阳之战，一般合称为长衡会战，但是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的还是衡阳之战。
　　守卫衡阳的方先觉第十军，属于能攻善守的一线兵团，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固守长沙的即为这支劲旅。相比长沙，衡阳的防守地形也更为有利，天然的障碍外壕，搭配预设的野战工事，有易守难攻之效。
　　第十军众志成城，打得十分顽强，一沟一壕，一堡一垒，皆反复争夺。很多士兵负伤或患病后，仍坚持作战，决不肯轻易退出阵地，即便一时被迫退出，也会自动再冲杀上来。
　　中日两军的尸体盈街累巷，根本没人有时间去掩埋，事实上也掩埋不了，导致整个城市尸臭熏天，血凝满地。抗战胜利后，从衡阳地面收集到的将士头颅，即达万余颗。
　　第十军如此拼命，是因为他们相信，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能将敌人打退，这次也一样，而且各路二线兵团正从外线涌来，衡阳里面打得越狠，外围将包得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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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39）

　　可这只是一厢情愿，由于薛岳此前在判断和决策上接连出现重大失误，二线兵团早已疲惫不堪，又无生力部队继续加入，兵力完全处于劣势，怎么还可能完成包围？
　　薛岳早无能力复制辉煌，他所能做的，只有竭力援救衡阳城内的第十军。
　　1944年8月上旬，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与滇军第五十八军，受薛岳之命，合力围歼醴陵之敌。
　　第三十集团军可以算得上是二线兵团现状的范例。自第四次长沙会战以来，这支部队南北转战，东奔西跑，为时两月，其间连基本的休息时间都得不到。
　　时值暑夏，部队伤亡病患既大，又无法取得任何大一点的有形战果，即如第三十四师，士气也不免受到极大挫伤。
　　浩浩荡荡出来一趟，总不能空着手回去，起码得把轧不平的帐给轧平了。王陵基重新整顿，将部队缩掉三分之一，以充实兵员，保证实际战斗力。
　　在湘东转战期间，骆湘浦团救助过一个从醴陵逃出的汉剧社。这个汉剧社原在武汉演出，武汉沦陷后，他们不甘做亡国奴，撤到醴陵等地继续为军民演出，及至醴陵陷落，再次逃出，已是彷徨无计，面临散伙危机。
　　骆湘浦见汉剧社有三十多人，生旦净末丑俱全，便与剧社负责人商量，愿意暂时由团部供应剧团伙食及开支，并雇民夫为剧社搬运服装道具。剧社随后勤部队行动，有机会就为全团官兵及当地居民进行演出。
　　一个唱戏班子都有饿死不当亡国奴的骨气，孰论军人。接到出击命令后，骆湘浦团十分踊跃，再次作为第三十四师的前卫主力进至醴陵城东，以接替滇军第五十八军阵地，掩护该军主力对醴陵进行包围。
　　滇军走时没有留下人移交阵地，时将入暮，骆湘浦闻讯，亲自到前线察看地形。
　　滇军有一个军，骆湘浦只有一个团，兵少阵地宽，又是夜间匆匆接防，于是他决定抢占八里坳高地，并以固守坳口大道为主，团部及直属连队就地驻扎在坳口后面的一座小村落里。
　　命令传达之后，就听到八里坳大道前传来枪声。有人提出，团部地点的设置太靠近第一线，一旦有变，缺乏回旋余地，应后退另选地点。
　　骆湘浦这时也觉得团部选址有些轻率。战场之上，指挥所不宜太过靠前，这是常理常规，但他认为，现在是夜间，枪声就是敌军窥测动静的预警，如果指挥所突然闻声后移，极可能动摇军心。